當我們關注及批判美國的種族或黑白歧視時，是不是捫心自問，自己有否種族或膚色歧視的情結？以下是四件我親身經歷的事：

第一，三十多年前，跟領導由紐澤西搭公車到對岸的紐約曼哈頓，我倆坐在門邊等著開車。司機是一壯碩、大肚、五十出頭白人，穿著制服及戴帽。司機頭偏向我，用手指了指前方，一副不屑的表情，撇著嘴，嘴角迸出了一句「中國人」，我往他手指方向看，一位六十左右亞洲婦人，兩手各提著裝滿東西的袋子，很狼狽的正趕往我們的巴士。

當她蹣跚的上車時，坐在門旁的我們夫婦同時起立，我還伸手扶她並幫她將物品放妥，此時我不經意看了司機一眼，他的臉一直紅到脖子。這位亞洲婦女跟我講了一些話，我沒聽懂，也許是上海話或廣東方言，但也可能是越南話或東南亞任一種語言。

第二，在紐約中國城，我因剛到美國，時差影響睡不著，一大早逛街，發現有賣中餐的忙碌小店，沒人排隊但擠成一堆，紛紛跟賣方點要的食物，我眼見若不跟著擠和喊，不知何時會輪到我，於是就用我的標準國語點餐，當著服務生小姐的面喊了兩次，她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動氣大喊第三次時，她白了我一眼，面如寒霜，喃喃的說了一句類似「中國人不會說廣東話」。那一天讓我情緒大受影響，看到中國同胞再也不那麼興奮及感到親切了。

第三，1988年返大陸省親，來、回皆經香港，在香港有地陪安排。除了被他騙了不少錢，花幾百塊美金買了鄧小平都吃的龍鳳草磨成的粉之外，見識到港人對剛開放進入香港的大陸同胞的鄙視，即使都是講廣東話。

第四，台灣的朋友在美國一個很不錯的新社區買了新房，沒想到不久隔壁搬來一個黑人家庭。朋友說，他為此悶悶不樂，覺得很嘔。

有天他在後面院子優閒的看報喝咖啡，突然一個橄欖球飛到他的草坪，接著，一位三十餘歲黑人青年一面笑著跟他打招呼一面進入撿球。美國一般住宅有前院、後院，通常是沒有牆或圍籬的。朋友勃然大怒，站起來指著那位黑人青年大罵美式粗話，並威脅下次再進入就會拿槍射擊。黑青年連聲抱歉悻悻然離去。隔了一段日子，朋友聽社區人說，那位黑青年是當地新上任的檢察官。

結論：世界上到處都有族群歧視，或許沒有美國那樣厲害而鬧出人命，卻是非常普遍。族群平等，每個人都該從自己做起。

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合著《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2018)，探討民主實踐所面臨的問題和挫折，如何導致民主的終結，最後建議解決之道。書中尤其著重於美國的民主實踐。

以前民主制度曾終結於軍事獨裁、法西斯、暴力革命等，有比較顯著的事件或徵候；近幾十年，民主的消亡多半不那麼明顯，因為民主的銷蝕是漸進的、隱匿式的，即使政權已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兩位作者希望能及早察覺民主正被銷蝕，而提出四個獨裁行為的指標：拒絕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遊戲規則、否定政治對手的正當性、容忍或鼓勵暴力及願意剝奪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川普在就任總統之前即已呈現符合這些獨裁行為指標。

川普這樣民粹的政治素人以前不可能當選總統，因為主要政黨的總統提名都取決於政黨內大老和重要公職人員的密室協商，密室協商雖然不民主，卻能排除可能傷害民主的極端候選人。1960年代底的反越戰劇烈衝突改變了政黨提名的遊戲規則，完全以符合民主的黨內初選決定政黨的總統提名，政黨擔任民主制度守門員的功能於是大半喪失了。

民主制度順利運作的關鍵，除了不違背憲法，政治人物還必須遵守兩項不成文規定：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互相容忍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對手的正當性，承認對手跟我們同樣愛國，不把對方當作叛亂者，即使對方可能在觀念及政策執行上跟我們有極大差異。制度性自制意味著，避免執行符合法律條文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狠招，來擊垮政治對手，因為這種行為雖然合法，卻可能危害民主制度。近幾十年來，共和與民主兩大黨是愈來愈不互相容忍與自制。(台灣的兩大黨也很類似)

過去美國兩黨之間的互相容忍與自制，其實相當程度建立在種族排斥和不民主上。自1860年代南北戰爭後，原來相當衝突的共和黨(主要在北方)與民主黨(主要在南方)逐漸在種族隔離和犧牲少數民族投票權上獲得共識，使種族平等議題退出政治討論重點，雙方於是有了相近的意識形態，而軟化了黨派敵意，因此能夠互相容忍與自制。

直到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美國才完全民主化，這卻導致了美國社會趨向兩極化。支持少數民族權益的民主黨與反對的共和黨從此確立了他們的立場，兩黨的選民結構也逐漸重組，最後變得壁壘分明難以流通。兩黨間互相容忍與自制的不成文規範於是愈來愈削弱，使政治幾乎無法運作。

兩位作者對美國政治的剖析相當精闢，然而他們建議的解決之道卻有點令人失望，不過是呼籲兩黨互相容忍與自制，及調整組織、擴大支持陣容之類，以克服基於種族和宗教的兩極化。

過去擁有壟斷地位的白人近年因白人占比下降而逐漸失去其壟斷地位，使很多白人不滿和不安，這些白人(多信仰福音派新教)主導著共和黨，使共和黨趨向極端，是美國兩極化的主因。在貧富差距擴大之下，要抒解中下階層白人的不滿和不安，絕不容易。正如書中引述：「世界上從未建立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達成沒有特定種族團體占多數、政治平等、社會平等與經濟全民共享。」美國會是第一個例外嗎？兩位作者期望是，但很沒把握。

李登輝於2020年8月14日舉行大體告別式，隊伍由北榮出發，首站前往濟南教會，再從教會出發，繞「總統府」一圈，再至二殯進行大體火化，李登輝回首「總統府」，未見蔡英文、賴清德送行，呂秀蓮稱蔡、賴：「未盡該有儀節」。

蔡英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受聘為國安會諮詢委員，待遇比照政務委員，但又以政大教授名義向國安會申請「兩國論」研究案經費262萬元，蔡也因為「兩國論」在政壇「嶄露頭角」，堪稱名利雙收。李登輝是蔡英文步入政壇的恩人，蔡難逃薄情之議。

蔡英文顯得薄情，其他獨派政客對李登輝之死，也未有如喪考妣般的表演，悼念之言虛、悼念之情假，這也是「未盡該有儀節」。「民主先生」、「臺獨教父」之哀榮竟然如此草率，這是台灣政客現實薄情性格的呈現。政客吝於表演哀情，也是因為民間對於李登輝之死，表現得冷漠不在意，這種冷漠不在意，是出自內心，無虛情假意表演之必要，這一點與政客愛表演是截然不同的。

22歲之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22歲之後曾短暫為共產黨員，少年篤信佛教，受妻子曾文惠影響又改信基督教，在「基督教聚會所派」「臺北市召會」受洗，登上政治高峰後又改宗「基督教長老會」，曾經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又成為「台獨教父」，稱退休後要去山地傳教，卻至死眷念政壇，言行不一與善變，是他給人的印象。

提到蔣經國大家會想到十大建設、梅花餐、解嚴、開放報禁、開放黨禁、開放大陸探親。而提到李登輝大家會想到戒急用忍、南向政策、高爾夫球證，以及六次修憲擴大總統職權，且無需向任何人、任何單位負責。李登輝對於台灣既然無實質貢獻，台灣人民對李登輝死亡後的冷漠態度，已經為李登輝的歷史評價給了不及格分數。

新冠疫情造成兩岸之間很多不便，甚至侵害人權。例如，達學齡的「小明」至今不能回台，想來台灣念大學、研究所的陸生也還不能入境，相關的家庭、大學都高聲疾呼開放，不過似乎是狗吠火車，執政當局就是推拖到底。此外，兩岸的對飛班機大減，只能抵達對岸的5個城市，加上入境需要多日的隔離檢疫，這些幾乎實質上阻斷了「三通」中最重要的「通航」。所有這些有必要嗎？兩岸的疫情真有這麼嚴重？

台灣抗疫非常成功，因為台灣人很有戴口罩防疫的共識，而且全民健保讓醫療體系步調一致地嚴守國境和精確疫調。然而陳時中為了保持戰果是否太保守？為何不多做一些篩檢？台灣幾乎沒有疫情，因為太保守，長時間自我限制，使經濟像有疫情一樣受損。而台灣若多做一些篩檢，就能及早讓國際社會相信台灣很乾淨，可以放心交流，也有益於台灣經濟。

新冠疫情雖然最初大爆發於武漢，大陸到4月初武漢解封時已經控制住了疫情。大陸龐大，本土或移入的病例不可能完全杜絕，4月之後，北京、黑龍江、新疆等地都曾出現零星的疫情。一旦一地稍有疫情，中央立刻調動大量醫療資源投入該地進行全面檢疫和疫調(這是大國能集中資源的優勢)，加以民眾的自我防疫配合行動，兩、三週内就能清除該地的疫情，因此4月之後至今，大陸的疫情在世界上屬於最輕微的。台灣若大量檢疫，其染疫比例未必就低於大陸。

4月以來，兩岸的疫情都很輕微，剛開始台灣主事者或許擔心對岸的疫情有可能捲土重來，4個月後的現在還擔心什麼？當初武漢爆發嚴重疫情時，台灣對大陸減少航班和交流，合情合理。現在兩岸的疫情都已大減，台灣卻仍對待大陸如重疫區。有何道理？唯一說得通的解釋在於政治，蔡政府刻意藉疫情阻擋兩岸的交流。在減少兩岸交流的原則之下，達學齡的「小明」當然不能回台，而想來台灣念書的陸生當然也不能入境。

恢復兩岸的正常交流，對台灣是有益無害的。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受害最重的是航空業和旅遊相關行業。若兩岸的航班和交流可以大致恢復正常，例如若乘客有合格的健康碼或近期的檢疫證明就能免除隔離，此時大陸剛好有疫後對旅遊的報復性需求，不是立刻可以解台灣航空業和旅遊相關行業的燃眉之急嗎？不僅如此，大陸是最先脫離疫情復甦的唯一大經濟體，目前台灣的產品不針對大陸市場還能針對誰？蔡政府總怕台灣經濟過分依賴大陸，等台灣經濟先度過疫情難關，再想如何減少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吧。

台灣幾乎沒有疫情，其經濟卻像有疫情一樣受損。大陸早已控制住了疫情，蔡政府卻因為反中情結，藉疫情阻擋兩岸的正常交流，對台灣是有害無益。蔡政府不明令阻擋兩岸交流，卻藉疫情暗中阻擋兩岸交流。這就像蔡政府不公開主張台獨，卻暗中進行台獨，是一樣的。明著做一套，暗中卻做另一套，以避免在野黨和人民的監督和批評，這様的政府實在不入流，夫復何言？

中國大陸崛起威脅美國的霸權，美國自然想要壓制中國，加以即將總統大選，美國的民族主義反中情緒於是高漲。在此氛圍下，川普政府一方面惡整華為、TikTok、微信等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另一方面，推出一些支持台灣和香港民主派的法案，又派出衛生部長象徵性的訪台。

大陸不想升高中美衝突，多半不直接反擊美國的敵對行動，卻以軍機多次迫近台灣發出警告，並在香港迅速實施國安法。香港政府最新的動作是昨天以違反國安法，逮捕了黎智英、他的兩個兒子及一些同謀手下。黎智英案造成港台的大震撼。

川普的反中動作有利於他落後的選情，因此他很可能還會繼續採取一些新的反中行動。有些人甚至預測，川普可能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如黃岩島，發起有限的攻擊；攻擊是有限的，因為川普只想博得聲威和選票，不想導致中美大戰。筆者相信川普不會這樣做，因為主動動武跟惡整中國企業不同，會受到國際的嚴厲譴責，未必有利於川普的選情。此外，中國有可能對美國的軍事基地，如關島，以飛彈還擊報復(也是有限的攻擊)，美國要如何因應？升高反擊嗎？兩個核武大國是不能輕易動武的。

黎智英是著名的媒體大亨，他幾乎是公開地勾結美國，曾在媒體上呼籲美國支持香港的反政府活動。黎智英曾被逮捕但很快獲釋，因為他的行為當時無法可管，現在香港有了國安法，他多半無法再逍遙法外，雖然他的強大律師團仍會與港府鬥法周旋到底。港府逮捕黎智英，就像美國以損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了不少與大陸有合作研究計畫的在美科學家(多數是華裔)，國家安全總是高過科學研究、新聞自由等等。港府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搜索他的媒體王國，當然是企圖瓦解他的反中媒體，並且趁機敲山震虎，警告民主派不要違反國安法，看來是會收效的。

台灣不像香港有黎智英案那樣震撼。蔡政府全面倒向美國，美國報以口頭上的強力支持，讓一些獨派非常嗨，趁機在媒體和網路上鼓吹制憲建國，此時大陸的軍機多次迫近台灣，自然製造了緊張氣氛，不過明眼人多看穿，兩岸目前只是虛張聲勢，双方都不願擦槍走火。美國口頭上支持台灣，實質上敦促台灣購買昂貴的武器裝備。台灣既要投靠美國，只好做冤大頭買單了。兩岸緊張恐怕讓投資台灣卻步，台灣是得不償失啊。

香港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其同伙，震撼港、台兩地。簡單說，中美對抗，双方都把國家安全擺第一，不管是否真正為害國家安全，就優先以國安法侍候。小老百姓改變不了大局，只能明哲保身。若是挺獨反中，就別去大陸、香港吧；若是親中反美，就別去美國吧。台灣也有國安法律，但是不像中、美強勢(也沒強勢的能耐)，異議者因此還能苟活。算是台灣的優點？

當年鄧麗君去世，筆者其實也不算是她的粉絲，但還是感到惆悵。記得當時是午飯的時候，在餐廳電視聽到這個消息，感嘆之餘就說了一句「這個女人，贏得十億個掌聲，紅遍亞洲，真正的天后呀。」旁邊一位同學聽到後，竟然翻了白眼，很不屑地說：「阿本你這麼會說，那乾脆去幫她寫墓誌銘好了？」

這突如其來的嘲諷，當時覺得很突兀，接不下去。因為這些又不是我所原創的，都是一直以來許多人對鄧麗君的肯定與評語。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這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態？

後來，多年後，鳳飛飛女士也去世了。同樣地，我不是粉絲，但是仍然感到很遺憾，又一個天后早逝了。當天，竟然鄭弘儀這些人開始在電視上，以及其他幾個報紙上，開始拿這兩位真正的天后做比較。各種莫名其妙的話出現，甚麼：「外省人的鄧麗君，台灣人的鳳飛飛」、「屬於外來政權塑造出來的明星」、「外省權貴的女星，台灣勞工的女星」…..各種奇怪的論述，讓人看了目眩神迷。但是，我終於懂了當年那個同學為什麼那樣說鄧麗君。

真是夠了，連這也能搞成省籍鬥爭，這些人的仇恨真的已經塞滿心中，是無可救藥的。你們難道不知道，當時眷村裡，鳳飛飛的歌迷很多嗎？楊麗花的歌仔戲是外公、外婆每天傍晚必看的。鄧麗君更是橫跨台、陸、日、韓、東南亞，甚至是世界各個角落。而你們這些人呢？對這島做了甚麼好事嗎？

不過，最該反省的其實就是人民自己。這種低級的挑撥、分化，竟然還會有效，多年下來讓這個島沒有寧日，他們吃香喝辣，你們到底得到了甚麼，除了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子孫越來越慘，有爽到嗎？該說甚麼？活該吧好不好？

協商民主，也譯為審議民主，是被看好的一種民主新範式，其英文原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根據劍橋字典，deliberative的意思是決策時有仔細的思考和討論。deliberative並無審查、審核的意思，因此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為審議民主，不如譯為協商民主，而更淺白的翻譯可以是討論式民主。政治學總是基於一些難懂的哲學性理論，本文不談理論，僅介紹協商民主的實務。

目前主流的民主方式是選舉投票，只管收集民意，不管收集來的民意是否有意義。假使人民根本不了解選舉投票所針對的政治問題，這樣的選舉投票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因此只是形式或程序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為了達到實質民主，協商民主主張要有「正式機制」讓人民討論和了解政治問題，然後才選舉投票。

形式或程序民主在選舉投票前，也可能對政治問題有討論，但那是非正式、可有可無的，而且政黨對政治問題多半是宣傳其主張，而不是中立客觀地討論。為了改善這樣的弊病，協商民主因此強調「正式機制」，以實現中立客觀地討論政治問題。

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所有人民一起來討論政治問題(即使透過網路)。協商民主於是主張挑選出少部份民眾，可稱為參與者，來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然後彼此進行詳盡的討論(包括質疑)，並把討論過程透過電視或網路視頻讓盡量多的人民觀看甚至參與討論；參與者並且可以在討論完後，對政治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進行偏好投票。一般人民觀看這些討論過程並參考參與者的投票結果，於是能充分了解這政治問題而最後據以投票，因此實現實質民主。

協商民主的實踐包括挑選參與者，安排場所和時間讓參與者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安排討論會的場所、時間和視頻錄製，以及提供參與者報酬等。這些都須有明確的規範，就是所謂的「正式機制」。國家可以設立獨立中立的委員會來安排這些事項(類似台灣的中選會，但功能較複雜)。

上述事項中最關鍵的是如何挑選參與者。為了使參與者能代表一般人民，隨機抽籤是常用的方法；參與者的意願會影響討論的品質，因此可以從自願者中隨機抽籤選出參與者，但須避免政黨推出大量自願者而壟斷參與者；若選定的政治問題有較高的專業難度，可以對參與者和自願者要求某些專業門檻。

協商民主的理論興起於20世紀後期，進入本世紀逐漸有較多的實踐試行，即對少數選定的政治問題，執行上述的挑選參與者、公開討論等等，但至今沒有國家把協商民主運用於大部份的政治問題。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2016) 列舉了5個協商民主的實踐例子，分別舉辦於加拿大(2例)、荷蘭、冰島和愛爾蘭(如下列3圖)。書中還主張，在政治制度中應該多以抽籤取代選舉(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

很多人都受到電視影片的影響，以為希臘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奴隸，完全就是受苦受難，被壓榨，甚至於虐待的一個階層。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準確，因為奴隸分成很多種，在古代西方社會中所負的責任以及做的工作不盡相同，當然待遇差別也很大。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角鬥士，這當然就是一種，所負責的是血腥的打鬥表演，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時候，所謂的奴隸所做的工作跟一般羅馬的平民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士農工商等等各種行業都有這些人與平民肩並肩一起從事相同的工作，而且在經濟上面所領的待遇也差不多。甚至在法律上不能任意傷害奴隸，主人也一樣；如果殺害了奴隸，一樣要受法律制裁並且賠償主人。

其實很多奴隸都是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員。大家可以想像羅馬共和國後期消滅了地中海東部幾個希臘化國家，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在內。這些戰爭的勝利讓羅馬帝國俘虜了大量的希臘人當作奴隸。而這些希臘人在羅馬帝國從事什麼行業呢？答案是學校的老師、各城市的工程師、帝國政府的翻譯….，簡單說希臘人在當時的羅馬社會是知識分子，擔任的都是腦力工作居多。另外，共和國末期的元老院終身議員加圖，他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農業志」，是我們今天研究西元前1世紀後期羅馬帝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史料，主要是談到如何經營商業化的農場，而其中就提到這些被他買來到農場工作的希臘人，大多熟悉各種農業知識而且具備專業技能，也是經營農場的重要成本支出。

奴隸與羅馬帝國的公民的差別是在於公民資格。簡單說，羅馬的公民有各種的政治權力，包括擔任帝國的公職，競選各省或者各城市的議員，當然也可以投票，而且理論上也有資格直接向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投訴意見或者公開批評以及發表各種主張。是作為一個帝國公民該有的基本公民權力以及尊嚴。

那奴隸呢？奴隸沒有上述的公民權，也就是說只能接受所有目前的制度，沒有任何參與或者改變的權力。剛剛說過他們可以有自己的財產，同樣要繳稅與公民的稅率也一樣，也可以娶妻生子或者結婚嫁人，有自己正常的家庭。奴隸確實可以自由買賣，但是擁有專業技能或者擔任比較高階工作的奴隸價格是很貴的，一般人買不起，因此往往一輩子就跟一個主人很少買賣。但是，出賣勞力的當然就不是這樣。

談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希臘羅馬時期的奴隸制跟現在美國的一個制度很像？是的，就是綠卡。…..你有財產，要繳稅，可以有家庭，但是沒有公民權力。你不能投票，不能參與帝國的政治，言論自由常常也受限。簡單說就法律來講，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你的存在只在於你的經濟上的貢獻，並不是因為你是這個國家理論上的主人之一。

很多人拿了綠卡生活在美國，還歡歡喜喜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同胞炫耀。我常常會覺得有點可笑，因為你不過就是西方古代奴隸的一個變種。古代羅馬帝國的奴隸可以變成公民通常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與公民結婚，主要是女生嫁給公民。第二個是有人出錢或者你自己存錢，向帝國買到公民權力。第三個是你去當兵，為帝國賣命打仗，幾年之後如果不死，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公民了。這也不是跟今天美國要從綠卡升格為公民幾乎一樣？

好好當一個中華兒女吧，不論你生活在台灣或者大陸，做自己最好。這一次的全球性傳染病等於把歐美的面皮給撕破。生了病連病床、呼吸器都沒有，甚至於只能在床上等死，你真的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天堂嗎？

任何的事情其實都有它的歷史脈絡，不會是偶然出現的。我們如果能夠掌握這樣的脈絡，就可以把我們現今人類社會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的密碼一一破解。而且當有天你看穿了，就會覺得既可悲又可笑。

我不認識徐永明，但因為當年同是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他在進入政治圈前，常上媒體政論節目，就讓我注意到他。多年後，他曾擔任立委，又擔任時代力量黨主席，似乎相當風光。不料日前他卻捲入了醜陋的SOGO大案，被控收賄而交保，並因此退出時代力量。涉入SOGO案的多是政壇老鳥，烏煙瘴氣，不令人意外。徐永明和時代力量屬於政壇新秀，這麼快就腐化，特別令人扼腕嘆息。

台灣人自從民主化之後，總覺得政治應該比較清明，貪污收賄事件應該逐漸減少，但是實際上三次政黨輪替似乎並沒有達到減少貪污的效果，原因為何？多黨民主體制可以防止貪污其實是一種迷思，看看亞洲的許多民主國家，如印度、泰國、菲律賓等，貪污都很嚴重，就很清楚了。

平心而論，民主對於防止貪污是有利有弊，好處是在野黨和媒體會監督執政黨，使執政者不敢公然貪污，但是選舉民主也產生貪污的動機，卻是迷信民主的人常忽略的。

看看台灣政治，要參選縣市長、立法委員或縣市議員等，至少要花費上千萬的競選經費去宣傳、打廣告和辦活動，遠比當選以後的薪水和選舉補助款(政府根據參選人得票數予以補助)多得多，當選的這些公職人員不借機貪污，如何能划算？如何有錢參加下次選舉？過去的陳水扁、馬英九不大花錢就擁有超高人氣，是極少數的例外啊！

另一方面，選舉總有人落選，落選者，包括其核心支持團隊都立刻失業，除非家有龐大資產，落選者其專業就是政治，如何謀生？其團隊如何謀生？常見的方式是由財團或企業支助認養，等落選者下次選舉當選，自然會對支助的財團或企業感恩回報。

由於以上兩點，選舉民主很難不淪為金權政治，而貪污終難以禁絕。不過為了避免敵對政黨或媒體揭發，政商關係會愈趨隱密，而貪污手法愈趨高明而已。徐永明和時代力量要弄錢，屯積糧草，以備未來的選舉，可算情有可原？只是政治新手，手法粗糙，一下就露了餡！

歐美的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制定了許多法律，以規範選舉經費和政商關係，台灣在這方面還在起步階段，因此對金權政治幾乎毫無免疫力。即使未來能複製西方先進的法律，成效如何仍是疑問，因為借鏡西方經驗，財團的強大律師團幾乎是無往不利、無法抗衡的，永遠能替金權政治護航。歐美政治看似比較清廉，其實很多貪瀆被掩蓋在「合法」的政治獻金底下。

民主不能保證清廉。反之，不民主卻仍有可能清廉。蔣經國時代是一黨威權統治，算不上是民主政治，但是相對於民主化後的幾任政府，卻是比較清廉的。新加坡雖有民主選舉，但是長期一黨獨大，常被西方視為不夠民主，但是政府的清廉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前幾名。香港也是沒有民主卻相當清廉的地方。

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因此多半淪為金權政治。知識分子想搞政治，千萬要再思三思啊！徐永明曾任職中研院，擔任立委也頗有表現，看來擁有不錯的學術和政治能力，現在他捲入SOGO弊案，難免纏訟多時，無論結果如何，他的政治和學術之路恐怕都走不下去，人生的精華時光就此虛耗，可悲啊！

李登輝終於在國民黨兩蔣專制統治下，脫穎而出，不論其出身如何，他的精華時光和尊榮以及老年的優渥生活，在台灣直到他的過世，應該都無人能出其右。罵他罵的兇，批判得再怎麼嚴厲，都僅僅是反映那句話：「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一種弱者受騙、被玩弄或受欺壓後的痛恨心態。

三國時，司馬懿服侍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晚年發動高平陵之變，奪取曹魏的政權。李登輝服膺的日本德川家康有傳世名言「遇事要麼拍拍你的肩膀一笑了之，要麼暗暗地下定狠心，二者必居其一。」又有知名的「杜鵑如果不啼叫，就等待它啼叫。」就像司馬懿，李登輝終於等到了！包含台大教授、政務委員、首都市長、省主席、副總統外，當了中華民國12年總統和中國國民黨12年主席，若說他不是國民黨培養的，吃國民黨奶水壯大的，連他自己都不會接受的。而現在活著的國民黨人，即使批判他，也徒增自取其辱而已。

鄭成功在明朝北京淪陷後18年的1662年率大軍攻台趕走荷蘭人，鄭成功在一年後過世，他生前有心願也有計畫進攻已被西班牙人占據的呂宋島（今菲律賓）。即使率清軍攻台的叛將施琅大敗鄭軍後，鄭軍仍欲率敗軍遠走，進攻馬尼拉，趕走西班牙政權取而代之。也就是台灣鄭氏王朝至少有兩度要南下進攻曾為大明附庸國，有眾多華人聚居的呂宋。

跟鄭成功因明亡率兩萬五千大軍趕走荷蘭人來台不一樣，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次日凌晨佔領總統府，而蔣介石在1949-1950年間是大規模的有計畫的把近兩百萬軍民撤遷來台。效忠蔣中正的政府，沒有所謂軍事進攻佔領台澎金馬的問題，因為1945年台灣已經光復，國民政府已有部分組織、機構及接收人員在台。

鄭成功英年早逝，傳了三代由大明的南明王朝餘緒變成了「東寧王國」，第二代鄭經，與大清談判書信中曾有「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跟第二代的蔣經國的「三不」像不像？

蔣中正的「勿忘在莒、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跟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礙於美國勢力無法成就，但也因為美國勢力，中共七十年來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是嗎？

鄭氏王朝在台短短21年，由大明、南明、明鄭改為「東寧」，跟已轉型為「中華民國台灣」，延續「中華民國」的政權，何其相似？兩造的最終命運，最大差異及關鍵性影響，在於美國勢力的介入，及中共政權是否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則殆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