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今天表示，請國人放心，面對各項侵擾與認知操作，國安團隊與國軍始終緊密合作，即時研判最新情勢，全面確保國家的安全。

只要中華民國不會被獨派人士偷樑換柱，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來保衛台澎金馬，我始終對兩岸關係很放心。

賴清德總統還說：「軍民一心捍衛國家主權。」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該主權涵蓋大陸在內，因此，除非《中華民國憲法》是個災難，否則賴清德總統只要提到主權，是否就表示希望我們團結一心來捍衛中國？

畢竟，基於憲法，國軍就是中國軍，當賴總統要軍人確保國家安全時，就會將我們的軍隊稱作「國軍」。這本來屬於理所當然，但，記得聯兵三營換裝戰車（M1A2T）的成軍典禮，現場官兵的左臂上，不是都掛著「台軍」（TAIWAN ARMY）的徽章？

因此，賴總統一人有兩個面具。按此脈絡，回應賴總統，面對共軍環台軍演，我堅決支持台軍出發給予迎頭痛擊，國軍與共軍是兄弟關係，按兵不動保持觀察即可。不要人家正在海上穿梭，台軍只是派戰車在路上奔馳，這樣呼嘯來呼嘯去，搞得我很亂。

賴政府愈來愈獨裁，是所謂的民主式獨裁。民主式獨裁是如何被納粹合法玩出來的？這是你不可不知的歷史事實。

1932年11月德國國會選舉後，威瑪共和國已長期陷入政局癱瘓。面對內閣頻繁更替與社會動盪，總統興登堡希望建立一個「穩定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以下稱「小鬍子」）雖被興登堡依憲法任命為德國總理，但其所領導的納粹黨並未取得國會多數。

當時德國國會共584席，納粹黨僅佔約34%（196席）。依《威瑪共和國憲法》，任何憲法層級的法律——包括後來決定德國命運的《授權法》——都必須在至少2/3議員出席，且出席者中2/3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方能通過。

《授權法》的核心內容，是允許政府在不經國會審議的情況下，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等同於讓行政權凌駕立法權之上。這對仍存形式民主的威瑪共和國而言，無異於制度性的自我解除。

反對派仍在，法律還卡著

在1932年的國會中，左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約20%（121席）；德國共產黨則為第三大黨，佔約17%（100席）。兩黨均明確反對《授權法》。只要這些議員能正常出席並投票，納粹便無法跨過2/3的憲法門檻。

於是，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小鬍子立刻要求解散國會，並將新一輪選舉定於 1933年3月5日舉行。
然而，他並未打算把勝負完全交給選民。

橫空出世的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距離國會改選僅剩七天，德國國會大廈突發大火。納粹政府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共產黨策劃的革命行動」，並成功在社會上掀起強烈的反共恐慌。

隔日，政府發布《國會縱火法令》，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大幅限縮公民自由，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並開始大規模拘捕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大量國會議員因此被關押、逃亡，無法出席即將到來的關鍵表決。
至此，反對派在「法律仍存在」的情況下，已被實質噤聲。

程序魔術：讓被關起來的人「在場但沉默」

小鬍子很清楚，僅靠恐嚇與逮捕仍不足以確保《授權法》通過。因為若大量反對派議員被視為「缺席」，國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可能無法達到憲法規定的2/3法定門檻，導致表決無效。

於是，在表決前一刻，由納粹掌控的國會議長戈林（Hermann Göring）強行更改議事規則，作出一個極具「創意」的程序定義：
凡是被認定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議員，一律視為「已出席」，但其投票結果計為「棄權」。
這意味著：
被納粹逮捕、逼迫逃亡的議員，在計算法定人數時「算數」，但在計算贊成或反對票時「不算數」。他們被程序性地假裝坐在議場裡，卻永遠無法發言，也永遠無法反對。
政府先把你關起來，然後在法律程序上假裝你在場；人數因此合規，反對聲音卻被徹底消音。

《授權法》通過，民主只剩外殼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納粹黨確實獲得43.9%的選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仍未取得過半，更遑論2/3多數。
真正讓《授權法》通過的，並非選民的全面授權，而是以下幾項同時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議員被非法排除
社會民主黨遭到恐嚇與孤立
中間派政黨在壓力與政治交易下妥協
國會程序被徹底扭曲
在形式合法的表決中，《授權法》通過。從此，國會仍然存在，憲法仍然掛在那裡，但立法權已實質死亡。

從總理到元首：事後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依威瑪憲法，總統職位應另行處理，但小鬍子卻推動法案，宣布總統職權「暫停」，並與總理職權合併，由其一人兼任，成為國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這一做法明顯違背威瑪憲法的權力分立精神，但隨後又透過公投「追認」，使其在形式上再次披上民主外衣。
至此，納粹德國正式成形。

結語：不是坦克摧毀民主，而是程序

希特勒確實是透過民主制度上台的，但納粹德國的誕生，並非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是民主在恐懼、程序操弄與權力妥協中逐步失衡的產物。
當選舉仍在、法律仍在、議會仍在，但反對者已無法發聲；
當制度的外殼完好無損，內容卻早已被掏空——
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去年底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今年1月賴總統公佈實施，卻指示民進黨立委51人聲請釋憲。司法院設大法官15人，現在出缺7人，只剩8人。其中的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前两天宣告《憲訴法》修正案違憲，立刻失效。這違憲宣告有效嗎？

若這違憲宣告有效，這5位大法官就能同樣判決立法院通過的任一法案違憲，亦即可以推翻立法院通過的所有法案，簡直成為立法院的太上皇！

我們說這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因為他們的人數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根據現行的《憲訴法》，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因此這5位大法官的自行評議《憲訴法》修正案違憲，根本是無效的。即使認為現行的《憲訴法》有違憲之虞而不遵從，總要遵從修正前的《憲訴法》，修正前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2/3以上的現有大法官參與評議，因此至少6（>8*2/3）位大法官才能形成「憲法法庭」評議釋憲，這5位大法官仍然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

這5位大法官主張現行的《憲訴法》違憲，他們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現行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很可能導致因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就像現在只有8位大法官就無法釋憲），違反了憲法賦與大法官釋憲的權責。他們也是以此為理由辯稱不得不以5人形成憲法法庭釋憲。

其實現在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的原因是大法官有7人出缺，因此解決的辦法應該是補足大法官人數，而不是降低組成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人數；立法院代表民意通過的法律是很神聖的，當然需要很多大法官參與評議並且絕大部份有共識，才能判決其違憲，所以現行的《憲訴法》並不違憲。

大法官出缺無法補足，是因為賴總統獨斷獨行，不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憲法規定「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立意就是總統須與立法院協商大法官人選，現在在野黨是立法院的主要政黨，總統就須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賴不與在野黨協商，逕自都提名親綠人士，自然都被在野黨否決，造成大法官7人出缺。這明顯是賴的錯，5位大法官卻硬拗，反而怪罪於《憲訴法》！

朝野要如何協商大法官人選？筆者建議：綠推薦3位大法官，藍白推薦4位大法官，大致符合双方的得票率，總統就提名這7位大法官，立法院也同意任命這7位大法官，15位大法官就都補實了，於是可以依照《憲訴法》組成憲法法庭執行釋憲了。

麻煩要胡說八道之前先去翻一下《憲法訴訟法》好嗎？三位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怎麼會是讀者投書呢？你什麼時候看過讀者投書需要依法跟判決一起公告及送達的？

依照《憲法訴訟法》，由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三位大法官提出的「不同意見書」本身是有效的，他們是在憲法法庭對《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作成判決後，對該判決合法性提出質疑的法律意見，主張因憲法法庭未依法定人數（10人）合法組成，多數（5位）大法官作成的判決應為無效，此與判決的效力問題有關。

3位大法官的立場與理由

人數不足導致判決無效：他們認為《憲法訴訟法》明文規定憲法法庭需至少10位大法官才能作成判決，但當時在任大法官僅8人，因此5位大法官的判決因欠缺審判權限，自始不具法律效力。

法律的拘束力：修正後的《憲法訴訟法》是有效的法律，對大法官有絕對拘束力，不能以“程序自主權”為由，自行決定不適用法定人數要件。
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三位大法官主張，解決憲法法庭無法正常運作的困境，應是補足大法官缺額，而非自行放寬法定人數限制。

多數大法官的立場

為了維護憲政運作與人民的救濟權利，多數大法官認為憲法法庭可就《憲法訴訟法》的效力進行審查，並在人數不足下（當時僅8人，排除迴避後實際參與5人，並未達到法定最低10人）宣告該修法違憲失效。

結論

這三位大法官提出的是對多數判決的反對意見，並非無效的意見書本身。
問題的癥結在於憲法法庭的組織合法性與判決的法律效力，這在台灣憲政體制中引發了關於權力分立與程序正義的重大爭議。
這份不同意見書本身是憲法法庭內部意見分歧的展現，其內容指出多數判決可能因程序瑕疵而無效，這本身是一項有效的法律意見陳述。

其實，直到很久後，我終於琢磨明白：臺灣漢人中，會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自稱，來自這群人始終不願意被「土斷」，他們始終惦記著自己的故鄉，從生至死都堅持家族賦予自己的祖籍。因此，如果有人說「臺灣有著族群問題」，這是指先來後到的人，只因從大陸而來的時間點不同，產生不同的群體認同，因共同生活在臺灣從而產生的人際摩擦；但，當有人開始反過來主張「臺灣不再有族群問題」，大家全都是「臺灣人」，這裡面隱藏著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當人徹底承認自己已經「土斷」，就此落地生根於斯土，這意謂著其與大陸的故鄉不再有任何關係，沒有情感的牽掛，這反而會引發嚴重的國族認同危機，這就是為何當前會出現有漢人卻對外聲稱自己屬於「南島語族」的怪論。

讓我們先來講一段歷史。話說永嘉五年（311），匈奴漢趙政權攻陷洛陽，西晉滅亡，大量原本世居於中原的士族攜家帶眷南遷江左，史稱「永嘉南渡」，從此東晉立國於江南，首都建康（今天江蘇省南京市），這導致本來的人口結構、田地配置與制度格局都被打亂，同一片江南，同時存在本來設立的「土郡」（本地的行政區），還有暫借行政區居住的「僑郡」，意即不只有本來長年就住在這裡的「土著」，還有大量說「自己是哪裡來」，該地點不屬於這裡，沒有被登記造冊或很難具體管理的「僑民」。東晉朝廷面對維繫政府運作的根本問題：如果不知道某人從哪裡來，就不知道他該向哪裡納稅，更不知該讓誰服兵役或服勞役，有效統治就變成問題。

因此，東晉採行「以居土為斷」，包括兩回咸康土斷，庚戌土斷與義熙土斷各一回，意即不再問你從哪裡來，而是問「你實際住在哪裡」，從中決定戶籍歸屬與稅役義務的事宜，後世常混淆這兩件事情：土斷的目的旨在解決「國家的問題」，意即面對「土郡」與「僑郡」的隔閡，不再虛設有如空中樓閣的「僑郡」，全部都變成「土郡」，如此纔能真正有效統治；但，土斷本來並沒有要解決「個人的問題」，對大量的南渡士族與其僑民而言，「我是某州某郡人」的記憶並不會因此消失，他們只是在國家戶籍上被重新安置了，這在當時就實質變成「吳姓」與「僑姓」的認同差異，這種認同差異直到「江左士族」全部消失纔徹底結束，但這背後蘊含的「郡望認同」就此變成後世「祖籍認同」的起點。

從東晉開始土斷，中國歷史就清晰浮出兩種不同的「你是哪裡人」，國家關注於戶籍；個人關注於祖籍，兩者共同讓東晉人活出現實與理想交織的人生，如果戶籍與祖籍一樣，那就是「吳姓」；如果戶籍與祖籍不同，那就是「僑姓」，大家都是東晉人，但有的人本籍始終只是會稽郡人，這就是戶籍與祖籍結合；有的人戶籍在會稽郡（家居），祖籍在琅邪郡（本居），這就屬於有兩種認同的人（會稽人與琅邪人）。這種現象到宋明時期，家譜與宗族的意識興盛，大家開始強調家族的起源，即便家族早已遷徙數百年，其遷居前的原始地點依然被寫入家譜，甚至掛在祠堂變成「堂號」，就此變成家族共同「想像的故鄉」，這就是自我敘事與家族記憶的起點。

按照這個脈絡來看，由於原住民由大陸遷來臺灣的時間甚早，其本籍始終就在臺灣省，屬於最徹底的臺灣人；閩南人、外省人與客家人的戶籍與祖籍不同，除戶籍屬於臺灣人外，還會稱自己的祖籍是來自哪裡，譬如閩南人會自稱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或「福建省漳州府漳平縣」，漳州與泉州的地域意識對閩南認同很重要；外省人則來自大陸各省，但與閩南人早在明鄭時期已來臺不同，外省人來臺主要在臺灣光復到政府遷臺後，祖籍的記錄與書寫都會保留民國行政區畫，該區畫甚至不見得與大陸當前行政區畫相同，譬如祖籍會直接寫「南京市」而不是「江蘇省南京市」，因南京市不只是直轄市，更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這種記錄與書寫都帶有濃郁的情感認同。

客家人來臺主要在清朝康熙中後期，其源頭像是「一花開五葉」：（一）廣東省嘉應直隸州系，主要來自梅縣，再包括當時興寧、平遠、蕉嶺與五華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嘉應州程鄉縣」；（二）廣東省潮州府系，包括當時大埔、豐順、饒平與潮安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潮州府豐順縣」；（三）廣東省惠州府系，包括當時海豐與陸豐這兩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勝惠州府海豐縣」；（四）福建省汀州府系，包括當時長汀、上杭、永定、武平與寧化這五縣，譬如祖籍會自稱「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五）江西省贛州府系，包括當時南康、安遠與會昌這三縣，這些客家人來臺人數不多卻確實存在，譬如祖籍會自稱「江西贛州府南康縣」。

當我在民國一百０七年（2018）十月十六日聽到賴清德在行政院長任內接受民進黨立委蔣絜安質詢時強硬表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閩南人，我是台灣人！你要注意，你不能說我講得話就是閩南語，我母親講得話就是臺語。」我突然首度反向意識到：豈止是外省人，生活在臺灣，還認同自己是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的同胞，不只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因為不只外省族群認同自己來自大陸各省，閩南族群根本不生活在閩南，客家族群始終認知自己是客家，自稱「閩南」與「客家」都是在隱喻著生命的飲水思源。臺灣漢人全都是有祖籍的人，只要人還對故鄉有眷念，這種「不忘故國」的情懷，就不會支持臺灣獨立的意識型態，更是在選舉中會支持中華民國的基本盤。

當民國八十一年（1992），經由李登輝總統做出決策，政府修正《戶籍法》並經立法院通過，廢除本籍（這裡就是指祖籍）的登記，從此國民身分證不再有該欄位，李登輝總統的目的在於想發展出一種「新臺灣人」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再讓臺灣人的認知僅侷限於傳統意義的「本省人」（意即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還包括意圖接納「外省人」到臺灣人群體內，這種政策措施自然有其效果，不只開一扇門，讓多數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開始只自覺是臺灣人（不只不是外省人，更不是中國人），並讓部分閩南族群開始「忘記祖籍」，當前年輕人中支持臺獨者主要都來自這兩大族群，甚至大有發展成「臺灣民族」的傾向，只有絕大多數的客家人始終堅持不忘本，牢記自己來自中原。

因此，任何臺灣人只要還願意承認自己的族群是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這就表示其堅持「拒絕土斷」，我就會說：「這些人都是臺灣漢人的硬骨頭！」「拒絕土斷」不是指拒絕臺灣的戶籍制度，臺灣擁有全球罕見極其便利的戶籍制度，譬如本來戶籍在新竹市的人，除帶身分證外，只要再帶水費單或電費單來證明有居住的事實，下午就能入籍宜蘭縣；「拒絕土斷」的真正意義是指「不忘祖籍」，只要我們始終飲水思源，不只牢記自己的祖籍，更跟故鄉保持聯繫，我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果大陸人想瞭解臺灣人面對「文化中國」的態度，不需要探問其支持國民黨、民進黨或民眾黨，而該去問其「出身背景是哪個族群」，如果是漢人，接著問其祖籍，答得上來者，就知道其是否認同文化中國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八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藍白立院黨團提出賴總統彈劾案，把賴清德比作袁世凱：
藍白提出賴總統彈劾案 轟如袁世凱危害民主憲政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生，在朝鮮屢屢挫折日本的陰謀，在山東剿滅拳匪保護鐵路、洋人以及傳教士，後來建立中國新陸軍，辦了中國第一間真正的陸軍官校，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理工大學，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女子高級學堂，建立第一間中國市議會，建立中國的警察制度，建立中國的軍醫制度，建立中國空軍的雛形，其他如辦外交、平息辛亥革命之後的動亂，而他所培養的文武百官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骨幹。他一生建功立業，只是可惜晚年鬼迷心竅，再加上國內勢力與列強的勾結，最後晚節不保，死於非命，還受到歷史無情的批判。

他的確有九個老婆，其中三個是朝鮮人。但是他這九個老婆中有六個被他送出國留學，三個讀到大學畢業，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逆天的成就。他早早就不許家裡的女人纏足，女孩年齡到了就一律送進學堂讀書，與男孩完全相同。

他在遺囑當中自嘲「為日本除一大敵」。他的確是當時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最大障礙！他的死也預告中國在未來將四分五裂，也讓日本人更容易動手。

其實，他固然開歷史的倒車應該被譴責，但是他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人物。後人能夠客觀給予一個歷史定位，其實是必要的。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不會提上面這些事，弄到好像他這一輩子除了想當皇帝之外都沒有別的事了，簡單說就是沒有人幫他說話，一直到最近這20年左右狀況才有所改善。

看見他到今天竟然被跟一個無能無德的昏君放在一起，也真是替袁宮保感到難受！

乍聞「在野獨裁」4字，劉杯杯還真愣了一下；在野也能獨裁？

兼修政治學與文學的劉杯杯忍不住要來說文解字一下：
在野指的是，政黨、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未掌握正式國家統治權力的狀態。
而獨裁則指的是，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統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單一政黨、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並得以運用國家暴力壓制反對者的狀態。

這兩個狀態在邏輯上根本不相容，因為：
獨裁必須具備實質統治權，制度性或暴力性的強制力，以及排他性的最終決策權；而在野的本質恰恰是沒有行政權，也無法單方面動用軍警、司法等國家暴力機器。

能將這兩個水火不容的概念合併在一起來說，還真是得具備相當的創造力跟幾分幽默感；因為說在野的政治勢力獨裁跟控訴還在門外的人非法佔屋，或是說一個還沒上駕駛座的人超速行駛是一樣的道理。

那麼為什麼還要這麼說？

首先，這說法隱含的意思是，就算現在不是，但在野勢力若取得政權之後，就會獨裁，因為在野勢力反民主，有威權傾向，所以是個危險且不具正當性的政治存在；說在野政治勢力獨裁就是要事先排除其發言，否定其在野監督的正當性，更將正常的反對行為視為破壞民主。
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將預測性的指控包裝為既成事實，以及將自我的價值判斷偽裝成政治實況的描述。

再從｢矛盾修辭」(Oxymoron）的概念來看。
在文學上，矛盾修辭的用意是將兩個在邏輯上互相衝突的概念並置，以創造張力，強化修辭效果，或傳遞隱含的意義。
像是「甜蜜的負擔」、「公開的秘密」、「活死人」、「震耳欲聾的寂靜」、「理性的瘋狂」等等辭句，其目的都是為了強調某種特殊情境或情感的複雜性。

而在政治語言上刻意用矛盾修辭顯然就是有意利用語義衝突來製造認知震盪了，其真正功能並非表達或定義，而是用話語定錨（framing）來對在野勢力貼上反民主的標籤。

或有論者曰，這只是修辭，並非事實，但人類的行為通常是受語言框架所左右的；就跟「良性通膨」，「自願加班」，或「彈性凍薪」這種辭句的運用一樣，重點不在真實性，而在於讓聽者在一瞬間產生某種情緒反應。
只要是良性，通膨有啥關係？只要是自願，加班哪是重點？只要是獨裁，在野也會。

這種說法的可怕處在於，經過重新的定義讓語言產生通膨與貶值；當獨裁一詞被過度擴張使用之後，真正的獨裁與威權行為就會被稀釋，如果在野也是獨裁，那獨裁就不再是一種需要極度警惕的政治狀態，而只是一種用來形容討厭對象的形容詞。
久而久之，當掌握權力的人行為越界，要開始獨裁的時候，民眾早已彈性疲乏，失去了對獨裁所有的警覺。

烏克蘭與俄羅斯都屬於斯拉夫民族，這兩個國家曾經共同隸屬於位於基輔的羅斯大公國，在蘇聯時期兩國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崩解後，烏克蘭的東部和南部始終居住著大量的俄裔烏克蘭人，其中在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幹斯克兩州俄語人口佔絕大多數。西元二０一四年烏克蘭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因廣場革命流亡到俄羅斯，同一時間，除俄羅斯併吞烏克蘭境內其聲稱本屬於自己的克里米亞半島外，新成立的烏克蘭親歐派政府開始使用烏克蘭語來替換俄羅斯語在烏克蘭的優勢地位，烏克蘭軍隊並對烏東地區的俄裔烏克蘭人發動長達八年的攻擊，而後這兩州自行宣佈獨立，從而引發頓巴斯戰爭。

從西元二０一七年開始，三十三名烏克蘭議員向烏克蘭國會提出一份新的國家語言法案，計畫將烏克蘭語提升成生活和工作中唯一使用的語言，如果違法使用俄羅斯語將被罰款，多名俄裔烏克蘭議員強烈批評該法案其實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俄語的大屠殺」，其用意是在消滅俄語，實施「語言上的種族滅絕」，該法案於兩年後公佈並實施。

西元二０二一年烏克蘭國會更通過《烏克蘭原住民權利法》，將俄裔烏克蘭人排除在原住民外，無權獲得各種有關文化、經濟、教育和語言的權利，他們不能創辦使用自己語言的大眾媒體，不能建立自己的學校，更不能從國家財政預算中獲得補貼，來資助有關其族裔的社會、文化或機構。這意謂著全烏克蘭境內佔該國人口比例百分之十八的俄裔烏克蘭人不只不具有與烏克蘭族同等的權利，更不具有少數民族的資格，該法案被視作原住民須「在烏克蘭以外沒有形成本民族的國家形態」。然而，被該法案視作原住民的克里米亞人、克里姆恰克人和卡拉伊姆人，除克里米亞人（其實是韃靼人）已經被俄羅斯佔領外，克里姆恰克人和卡拉伊姆人都是某種猶太人。這種偏袒猶太人的措施讓烏克蘭人的國族認同變得四分五裂。

俄羅斯政府數度指控烏克蘭在其控制的西頓涅茨克和北盧甘斯克對俄裔烏克蘭人展開種族滅絕，企圖斬斷其族裔認同，然而，不論其如何強烈譴責，都沒有改變俄裔烏克蘭人的悲慘處境。因此，從西元二０二二年二月爆發的俄烏戰爭，對俄羅斯而言，其源頭是烏克蘭人對境內俄裔烏克蘭人的迫害甚至屠殺。美國川普總統從就任開始，就數度批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聲稱是烏克蘭「開始這場戰爭」。不論我們是否同意川普的說法，其背景原因就在此。臺灣社會各大媒體幾乎對這種現象幾乎不做任何報導，全面倒向英美媒體的說法，藉此表達自己站在「民主陣營」來對抗「極權陣營」的強烈鬥志，如此不只無法釐清問題的複雜性，更使得自己因留戀於該說法，不知不覺正在邁往烏克蘭的後塵。如果烏克蘭真是個尊重民意的民主國家，佔比百分之十八的俄裔烏克蘭人何至於會被迫害到面臨種族滅絕的處境？

佔有臺灣社會總人數超過百分之十二的外省族群，不只包括當年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族群（這些人可稱作「典型外省人」），還有長期由金門與馬祖來臺生活的「離島外省人」，更有大陸與港澳來臺生活「新興外省人」，不論是「典型外省人」、「離島外省人」或「新興外省人」，從解嚴到現在，面對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的臺灣閩南人，臺灣外省人常在彼此交融的生活中，同時面臨各種被排擠的處境，尤其當兩岸關係逐漸惡化，外省族群動輒成為被霸凌的對象，這就能解釋在賴清德總統公布十七條策略，將對岸視作「境外敵對勢力」後，外省族群從三名陸配被驅逐出境開始，就持續因各種緊縮措施，面臨著「身分降級事件」。

臺灣社會並沒有族群撕裂的本錢。從正面的角度來觀察：閩南族群並未全部被「大閩南主義者」把持政權的民進黨給徹底收編，甚至民進黨內的有識者都不見得認同撕裂族群的作法，因此，提倡立基於中華文化本色的「古典閩南文化」，來抵抗當前甘於自我殖民的「戀殖閩南文化」，其實是喚醒閩南族群深層覺醒攜手拯救臺灣社會的絕佳辦法。但，從負面的角度來觀察：如果古典閩南文化在臺灣徹底消失，臺灣閩南人與臺灣外省人失去心靈交織相依的文化臍帶，使得外省族群被霸凌的現象加劇，最終如果導致外省族群無法在臺灣安身立命，轉而效法俄裔烏克蘭人向俄羅斯求救的往事，這會帶給臺灣社會極大的災難性後果。

殷鑑不遠。不論我們樂見與否，這半年來內政部、陸委會與教育部各項收縮性措施中，讓我們看出「臺灣外省人的禍福」，意即這一族群能否獲得平安且尊嚴的生活，已經浮上檯面，變成最鮮明的兩岸和平指標。比較可悲的現象：臺灣還有相當比例的輿論聲音，根本不承認臺灣社會有外省族群的存在。現在「新興外省人」首當其衝，陸配本人被強制要求取得在大陸除籍證明文件，港澳人士申請定居並換取身分證的期限已從一年延長到四年，甚至有臺商的孩子在南京出生後兩歲被抱回臺灣，只因「未入本國籍滿二十年」，已年滿十八歲卻不能報考國防醫學院，這都是當前政府對待具有「中國背景者」刻意採取的行政防範措施。

當我們覺得這些事情「與己無關」，只要我不是來自大陸或港澳的同胞，或者我沒有出生在大陸，就不需要憂慮或掛懷這些事情，其實更要注意：當這些措施不斷擴張解釋下去，只要跟大陸有任何來往，都將無法掙脫「中共同路人」的罵名與制裁，這不只包括臺商、臺生或臺師會深受其害，未來只要從事各種學術交流或文化交流，都將置身在深層恐懼中。當閩南語已經被當前政府公布成「臺語」，並常被拿來檢視是否屬於「臺灣人」的依據，這意謂著外省族群已面臨被邊緣化的處境。不要忘記德國基督宗教信義宗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所寫並被刻在石碑上的〈懺悔詩〉，族群的和解共生始終是臺灣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