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2026年了，還把1950年代艾森豪那位昏庸的老人所提出的骨牌理論當神主牌，這不是蠢，那就是故意愚弄大家。

骨牌理論主張不在越南打仗，將來就要在加州打仗。結果這種事情從未發生，美國卻白白犧牲了幾萬美國青年，而且大都是出身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幫美國權貴送死。

1975年越戰結束了，寮國與高棉的局勢也都穩定了，越南與高棉有衝突，但沒有擴散到中南半島之外，骨牌理論證明是冷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持殖民利益所偽造出來的理論。

到了2026年還有人扯，誰若拿下台灣，旁邊的國家就會倒楣，這就是呼應了冷戰時期西方帝國主義的骨牌論點。

香港是英國主動歸還給北京的，柴契爾很聰明，知道港九問題如果只處理新界，置香港島於不顧，必然衍生更多問題，英國無力對應這種局面，務實地將過去掠奪自中國的香港主權，歸還北京，才是長治久安之道。港澳回歸就是收回中國的領土主權，但僅只於此，並未擴及其他地區。

北京除了在朝鮮半島，與美軍、南韓打了一仗，後來與印度（1962年）、越南（1979年）打了有限度的戰爭，除此之外，可有境外戰爭嗎？沒有。

兩岸問題，是中國內戰分裂的問題，外國要介入，那是誰也擋不住，但是介入中國內部的兩岸問題，是否符合其本國的自身利益，代價有多高，才是真正的思考重點。

台灣並不是那個聖杯，人人都要來爭搶。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未來，由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找到合理的方式解決，以最小的代價解決，這才是正道。

228事變的爆發和鎮壓，造成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及其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產生了挫折與離心，長期傷害了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大多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而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終於通過對內戰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與新的歷史、社會理論的探索，建立了明確的社會階級立場，轉而擁護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肯定中國大陸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迅速投入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反帝、反內戰、反腐敗運動。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新中國。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則針對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全面展開一場秘密的政治大逮捕。與此同時，美國策謀台灣與中國分斷，阻止大陸對台灣的流亡潮，扶植親美反共的所謂「台灣自主分子」；或由美國直接佔領台灣；或經國府同意以聯合國名義佔領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並在這些條件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台灣。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干涉中國內政，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世界兩極對立的結構形成。歷史的進程改變了軌道。台灣與大陸在短暫五年的復合之後再度分隔。

1951年，美國違背1942年華盛頓會議「決不單獨與徳、日、義軸心國媾和」的宣言，在兩岸中國均未獲邀參加的情況下，簽定了《舊金山對日和約》，刻意模糊處理台灣主權歸屬，製造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2年，在美日威脅之下，台北國府接受了以這個帝國主義條款為基礎的《中（台）日和約》。
1953年，韓戰的停戰談判展開。

1954年，台北國府與美國簽定所謂的《中（台）美協防條約》。台灣被納入美國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體系，台北國府在大量美援之下，鞏固和發展了「一個反共、親美的資本主義化的基地政權」。台灣與大陸的分隔，也因為美國霸權的干涉而固定化與長久化。

就在這個歷史階段，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而重新獲得美國有條件（不准「反攻大陸」）庇護的蔣介石政權，在全島展開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在「反共」的「神聖使命」下，一整個世代（不分省籍與性別）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工人與農民，紛紛被冠上「匪諜」、「潛匪」、「共匪同路人」、「資匪者」的「紅帽子」而鋃鐺入獄。據估計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仆倒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後來就在國民黨當局刻意加以掩蓋扭曲的政治控制下逐漸失落了。在嚴厲反共的社會氣氛下，為了生存，大部份當年倖存的受害者也都刻意遺忘那段被侮辱與被傷害的歷史記憶。這樣，在反共社會的台灣，再加上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洗腦，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隨著歷史的進程成為台灣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因此，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50年代受難者們的價值觀，也就更加不能被當代台灣的一般民眾所接受。那段不契合當代意識形態主流的歷史也就漸漸地不被人們所知。台灣社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2)

美歐一向以其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自豪，似乎成為世界各地的主要政經模式，但其實有很多例外，如所謂的「特區」。《黑暗資本》（[1]）介紹世界各地的很多特區，書中說全球有超過5400個特區，因此被稱為碎片化的資本主義（英文標題Crack-Up Capitalism）。

『「特區」是被一個國家劃分出來的飛地，不受一般的規範限制。在這些「特區」的範疇內，國家下放一般的徵稅權力，讓投資人高效地自行決定規則。「特區」是準境外的概念，制度上隸屬於母國，但又與母國截然不同。』特區有百百種，比較有名的有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對外貿易區、避稅天堂等等。我們熟悉的香港和新加坡都被視為特區。書中介紹了很多各地的特區（在特區總數中當然是少數），但並不著重其成效如何，大概是各有優劣吧？

有少數人，主要是資本家和一些學者，質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模式。這些人認為，美歐的資本主義大多被民主制度所框限和束縛，因此無法達到高效率；他們於是主張極端的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並且要逃離民主制度和政府的規範。這些人被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以區別於一般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有些人更激進一些，就被稱為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他們都主張小政府，甚至無政府，政府的功能/服務盡量交給私人企業，個人因此不繳稅，但付費給提供服務的私人企業。自由意志主義學者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1974）、傅利曼（1976）。

一般的國家幾乎都不符合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要求，他們於是常找機會建議各國的執政者，在國內區隔出「特區」，以發展符合他們要求的高效自由市場經濟。

『特區到處都有，但和大力鼓吹者不同調的是，特區看來並沒有創造出脫離國家政體的自由島嶼，反而是國家政體把特區當成達成自身目標的工具。』所以作者的結論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要脫離國家的約束是不實際的，資本主義還是要在國家政體內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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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名意指，黑暗資本和自由經濟似乎構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這歪曲了本書的主旨，進入特區的資本未必都黑暗，而書中根本沒有提及，眾多的特區和居少數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是否構成民主社會的威脅。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行不行？還很難說，但沒有政經制度是完美的，包括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此外，書中出現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大多是美國的資本家和學者，他們都堅決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的工會制度和二次分配等機制，這大約是美國非常貧富不均的部份原因。

[1] Quinn Slobodian《黑暗資本：自由經濟，是如何變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平安文化，2025。（Crack-Up Capitalism: Market Radicals and the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Democracy, 2023）

愛潑斯坦的淫穢亂倫、金錢往來、無法無天的300萬件檔案公佈，雖然涉及川普的部份，悉數抹黑遮掩，但引起全球的轟動，不亞於2006 年澳洲人阿桑奇（ Assange）建立的WikiLeaks ，一個跨國的揭密平台專門公開政府、軍事、企業等機構見不得人的機密文件。

英美道貌岸然的人物，至少包括美國政界的川普、克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安德魯王子，科技界的比爾蓋茲、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企業界的馬斯克、貝佐斯，都去過蘿莉島。

美國現任商業部長盧特尼克（ Lutnick），曾於 2012 年在愛潑斯坦的蘿莉島上，與其共進午餐，並共同簽署合約投資一家科技公司（Adfin），他與愛潑斯坦有長期的商務往來及郵件聯繫；目前他正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均有強烈呼聲要求他辭職下台。

美國前任商業部長雷蒙多（Raimondo），曾於 2012 年帶家人前往愛潑斯坦的蘿莉島，共進午餐。

美國前任財政部長薩默斯（Summers），他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及財政部長期間，與愛潑斯坦有密集的郵件往來與會面紀錄。

前英國駐美大使及商務大臣曼德森（Mandelson），他與愛潑斯坦關係密切，甚至在愛潑斯坦被判刑後仍維持聯繫；他目前正因文件涉及的內容接受調查，並已辭去相關職務。

英國的坎貝兒（ Campbell），知名模特兒，她的名字出現在愛潑斯坦的私人聯絡簿小黑書及飛行紀錄中。

英國的傑格（Jagger），滾石樂團主唱，同樣出現在愛潑斯坦的私人通訊錄中。

英國的布蘭森（Branson），維珍航空公司集團創辦人，他曾邀請愛潑斯坦帶後宮來他的島嶼造訪；布蘭森事後聲明，僅限於商業場合接觸。

澳洲媒體大亨梅鐸（Murdoch）名字，出現在愛潑斯坦的小黑書聯絡簿中；愛潑斯坦的小黑書記錄了超過 1,700 名聯絡對象，其中包括多位媒體高層。

法國的布魯內爾（Jean-Luc Brunel）是法國知名模特兒經紀人，被控是愛潑斯坦的共犯，負責為其物色年輕女性；他在 2022 年於法國監獄中自盡。

義大利的卡普托（Caputo），義大利政治家，前歐洲議會議員，其姓名出現在愛潑斯坦的近期解密名單中。

西班牙的阿斯納爾（Aznar），前西班牙首相，文件紀錄了他與妻子曾收過愛潑斯坦寄送的包裹。

挪威前首相雅格蘭（Jagland）涉及愛潑斯坦的文件，其中有許多金錢往來，並已遭到挪威警方正式調查，罪名為嚴重貪腐，並要求挪威外交部撤銷雅格蘭的外交豁免權；挪威國會也因文件牽涉多名外交官與政治人物而啟動外部調查。

挪威的王儲妃梅特瑪麗特（Mette-Marit），她與愛潑斯坦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間有上千次郵件往來，內容涉及度假行程與診所預約；她已對此公開致歉，並表示深感後悔。

斯洛伐克前外交部長萊恰克（Lajack），在文件中揭露他曾與愛潑斯坦討論美女及政治會面，而引咎辭去國家安全顧問職務。

日本的伊藤穰一（Joi Ito）曾任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主任，他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多次與愛潑斯坦接觸，並接受了愛潑斯坦為 MIT 提供的 52.5 萬美元捐款，以及為其個人投資基金提供的 120 萬美元，伊藤穰一曾邀請愛潑斯坦訪問 MIT；事件曝光後，已於 2019 年辭去 MIT 及多個基金會職務。

日本其他可能涉及的人士，及網路上流傳的一些日本名單，大多屬於商界名人，如索尼（Sony）或軟銀（SoftBank）的高管，但他們通常是曾經與愛潑斯坦有投資及企業的業務往來。

中國方面，首先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優秀非凡的女兒金刻羽，她的前男友Lawrence H. Summers（前哈佛大學校長，前財政部長）去過蘿莉島；加上她最近爆出投資失利的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3UZVRv0c0I）。

馬雲與一名女性合影，出現在一張編號 EFTA01612005 的照片中。
達賴喇嘛在愛潑斯坦電郵紀錄中顯示，愛潑斯坦一直試圖透過中間人（如麻省理工學院的 Joi Ito）聯繫達賴喇嘛，希望能在蘿莉島安排一次有趣的晚餐或會面。
柳傳志（聯想 Lenovo的老闆） 去過蘿莉島（僅為議論紛紛的傳說）。

美國涉及許許多多的政府官員，科技界、媒體界的領袖、精英，都去過蘿莉島，卻毫無道德檢討、法律懲處。美國社會只把愛潑斯坦案300多萬件檔案，當成社會花邊新聞，許多人深挖研究，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這是美國道德的徹底淪喪。

近年來，「中等國家的危機」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顯學。加拿大總理、法國總統先後公開呼籲中等國家必須團結，歐洲多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戰略定位。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個更深層結構變化的結果——世界正在快速離開以規則、制度與多邊合作為核心的秩序，重新回到以力量、利益與壓迫為主導的強權時代。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變化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格外切身。

什麼是「中等國家」？
所謂中等國家，並非單純以人口或經濟總量劃分，而是指那些在科技、經濟、制度與國民素養上已達高度發展，卻因體量、地理或安全環境的限制，無法單獨決定自身命運的國家。
歐洲多數國家、日本、韓國、加拿大、新加坡，甚至台灣，都屬於這個範疇。它們往往擁有不錯的科技實力與治理能力，卻必須在大國之間周旋，仰賴外部秩序維持安全與繁榮。
問題在於，這個「外部秩序」正在瓦解。

強權回歸，秩序退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對盟友施加關稅壓力，甚至逼迫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這些事件都清楚顯示：過去被包裝為「規則維護者」的大國，正在越來越赤裸地追逐自身利益。
對小國與中等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1940年的法國，直到戰前仍普遍相信德國不敢動手；烏克蘭在克里米亞遭併吞後，也曾期待俄羅斯就此止步。歷史反覆證明，對強權意圖的誤判，往往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中等國家真的能團結嗎？

加拿大與法國所提出的「中等國家團結論」，在方向上並無錯誤，但實際操作卻面臨三重困難。

第一，利益結構高度分歧。
台灣科技強、軍事壓力大；法國軍事自主度高，但能源與安全仍需美國支撐；加拿大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製造業與國防能力有限。這些差異，使得中等國家很難形成一致的戰略優先順序。

第二，文明與意識形態差異。
歐洲與北美尚能共享相對一致的價值觀，但若將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甚至土耳其納入其中，對死刑、人權、威權治理的看法便出現巨大落差。這使得「價值聯盟」在實務上充滿裂痕。

第三，缺乏公認的核心領導者。
英國自顧不暇，德國背負戰敗國原罪，法國立場搖擺，日本外強中乾，加拿大受制於美國地理與經濟壓力。誰有資格、也有能力領導這個集團？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歷史的回聲：上世紀的警訊

類似的困境，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就已出現。保羅・甘迺迪在《霸權的興衰》中指出，一戰後的英、法表面仍是殖民帝國，實則外強中乾；日、德、義則在內外壓力下走向極權化，最終以戰爭收場。
今日的中等國家，所面對的能源壓力、關稅衝突、地緣風險，與當年並非全然不同。不同的是，這一次沒有殖民體系可以榨取，也沒有尚未開發的世界可以轉嫁成本。全球化的紅利正在消退，強權開始重新計算「誰能被犧牲」。

後殖民世界的中等國家困境

二十世紀初的英法，至少還能仰賴殖民地維持金融與原料供應；今日的中等國家卻身處一個高度競爭、彼此牽制、資源緊繃的後殖民世界。能源、糧食、關鍵礦產、半導體、航道與數據，全部被重新納入國安框架。
這意味著，中等國家不再只是「選邊站」的問題，而是是否會被迫承擔強權衝突的成本。烏克蘭是最慘痛的例子；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的無力反應，也已讓歐洲各國心知肚明：即便是盟友，在關鍵時刻也可能被強迫讓渡主權與利益。

台灣：小型文明體的現實處境

台灣在這個結構中，既不是旁觀者，也無法自外於風暴。台灣擁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業、穩定的社會制度與成熟的公民文化，卻同時承受極為沉重的地緣政治壓力。
美國不會對台灣手軟，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力也不會停止。這並不是情緒性的判斷，而是結構性的現實。

對美國而言，台灣是戰略資產，也是談判籌碼。軍售、科技合作、供應鏈重組，從來不是慈善行為，而是利益交換。當美國自身財政赤字高企、產業競爭力下滑、內部政治極化時，向盟友與夥伴施加壓力，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一點，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已經感受得非常清楚，歐洲各國也正在重新計算代價。

而對北京而言，台灣問題牽涉的不只是領土與民族敘事，更是政權合法性、歷史敘事與大國地位的象徵。即便短期內不採取激進行動，長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壓力也不會消失。

換言之，台灣所面對的，並不是「選錯邊」的風險，而是無論站在哪一邊，都必須付出代價的現實。

中等國家的生存策略：不是對抗，而是延緩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若一味以道德姿態自居，或將希望寄託於某個大國的善意，都是極其危險的。歷史一再證明，小型或中等政治體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正義是否站在自己這一邊，而是能否延緩衝突、分散風險、爭取時間。
戰國時代最弱小的韓國，並非靠軍備競賽生存，而是在申不害任相期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在列強之間維持微妙平衡，換取十餘年的和平發展。南宋之所以能延續一百五十年，也並非因為軍事強大，而是善於拖延、轉移重心、等待國際結構變化。這些經驗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對中等國家而言，時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成熟的公民社會，才是最深層的安全保障

軍事、防務、外交固然重要，但對台灣而言，真正決定命運的，仍是內部的制度成熟度與社會韌性。一個動輒以情緒取代理性、以誅心代替討論、以道德壓迫掩蓋現實成本的社會，是無法在風暴中站穩腳步的。
1940 年的法國，並不是輸在武器，而是輸在集體判斷的崩潰；烏克蘭的悲劇，也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整個安全假設被推翻的結果。今天台灣若要避免成為下一個被犧牲的對象，就必須深化制度、強化科技與經濟競爭力，培養能承受壓力、理解代價、願意面對現實的公民文化。

在沒有規則的世界裡，守住自己的文明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規則快速崩解的時代。強權不再掩飾自身的貪婪，秩序不再提供保證，盟友關係也變得充滿條件。
在這樣的世界裡，台灣既不能自亂陣腳，也不能自我感動。更成熟的做法，是對外保持務實、低調、堅忍，對內持續強化制度、教育與公共理性，在夾縫中爭取呼吸的空間。
這條路很辛苦，也很不浪漫，但歷史告訴我們：文明之所以能延續，往往不是因為勝利，而是因為撐得夠久。
台灣能否做到，沒有任何人能給出保證。但至少，我們應該清楚自己正站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萊爾校長在記者會上很自豪的說「日本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8兆台幣、韓國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4兆台幣、我們才8千多億啊！」

萊爾校長會說謊，但數字不會說謊。有錢上供美國爸爸？怎麼不拿這些錢來照顧人民？這邏輯就像就像所有人都拿 iPhone 16 Pro Max，但身價上億的富豪是拿零花錢的零頭買的，一般人是打工一個月薪水買到的，然後跳出來說「富豪跟我花差不多的錢欸！」

日本GDP約13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26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8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7%，GDP的1.3%。

韓國GDP約59兆台幣，年度總預算16.7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4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8.4%，GDP的2.4%。

台灣GDP約2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3兆台幣，國防預算8,000億台幣+特別預算1,562億台幣，約佔總預算的31.8%，GDP的3.8%。

以上數據均已用兩套以上的AI核實過，這結果鶄蟾羆們已經不知道怎麼抝，就說人家把1.25兆特別預算都算在同一年，不是哦！不是這樣子哦！

人家早就把1.25兆分成8年，所以每一年是1,562億，8,000億本來就是今年的國防預算。就算只算那8,000億的國防預算，這樣也佔了總預算的26.67%，GDP的3.2%啊！

萊爾校長這群鶄蟾羆們的數學是于北辰教的嗎？

地理大發現使歐洲的進步逐漸加速，終於迎來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的大突破，導致全球富（強）國與窮（弱）國長期明顯的區隔。直到21世紀，很多窮國逐漸脫貧，現在中國和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於是大幅縮小了。

二戰後，富國形成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如G7、北約；冷戰後，窮國大致以中俄為首，卻沒有形成明顯的集團。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導致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

富國的經濟成長停滯因為其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而人力成本高於窮國。然而富國的政客為了選票，不願承認經濟停滯的真正原因，而總歸咎於窮國的不公平競爭、來自窮國（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搶走工作等，富國因此加緊壓制窮國，使窮國更加艱苦，而不得不勉強反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或鬥爭於是加劇。富國加緊壓制窮國的實例包括：以北約東擴逼迫俄羅斯，造成俄烏戰爭；企圖壓制中國的半導體和電動車產業等。

川普也有上述的富國思維，但又認為美國可以獨大，及很多富國長期占美國的便宜，他因此對很多富國課徵高關稅，逼迫富國增加軍費自我防衛，並聲稱要併吞加拿大、格陵蘭。川普的言行當然破壞美國與富國的關係，使部份富國轉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如最近有多位富國元首造訪北京，而富國集團的壓制中國電動車產業出現不少破口，如中國電動車在歐洲的銷售超過預期、加拿大開始進口中國電動車。難怪中國大陸網友笑稱川普為「川建國」。

美國與富國集團的裂痕會持久和擴大嗎？應該不會，最多只是在川普的任期內。富國集團形成於二戰後，已歷時80年（部份富國甚至在二戰前即已結盟），受到美國的支助而能在戰後很快復興，又在美蘇冷戰時與蘇聯集團對抗並獲勝。這長期合作的經歷使富國集團不太可能瓦解，至少在川普卸任後就會重歸於好（但未必事事聽命於美國），富國集團容忍美國對以色列的袒護和對委內瑞拉、伊朗的不當行為，就是徵兆。

川普使富國集團離心離德，確是「川建國」。近幾年中國大陸面臨房地產崩盤、外資大量撤出和工業產品削價競爭，正是最脆弱的時候，川普暴走造成富國集團不團結，未趁機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有了喘息和恢復的時間，因此能夠度過難關，浴火重生。

富國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導致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這狀況特別考驗各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富國大多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國家由富裕轉為不富裕，容易滋生民怨、貧富不均、政黨惡鬥、民粹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等等，使富國的國家治理非常困難，民主制度甚至瀕臨失敗（美國為例）。對比之下，中國的經濟雖然不如以前強勁，卻穩定增長，社會也相當安定，其國家治理看來優於富國，並且很可能長期持續。

在剛結束的日本大選中，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國會席次一舉突破修憲門檻。這個結果，不只是政黨輪替或施政路線的延續，而是意味著日本在制度上，首次真正具備了「改寫戰後國家根本方向」的能力。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修憲這件事本身，而是修憲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轉向。

如果日本真的依照高市早苗的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重新承認軍隊、戰爭權與全面的集體自衛，那麼這不只是一次法律調整，而是一場對戰後日本立國精神的根本否定。

日本為何能在戰後重新被世界接納？
這是一個殘酷卻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

二戰結束時的日本，是一個徹底戰敗、道德破產、軍事瓦解的國家。侵略亞洲、軍國主義橫行，使日本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一個追趕西方的近代國家，變成亞洲最具破壞力的戰爭機器。
而戰後日本能夠重新站起來，靠的不是經濟成長本身，而是一個清楚而堅定的承諾：
日本不再以武力作為國家存在的手段。

《和平憲法》第九條不是附屬條款，而是戰後日本所有制度、外交、經濟與文化的道德基礎。正因為日本放棄戰爭權，世界才願意讓它重新融入國際體系；正因為日本不再擁有軍隊，日本的科技、工業與貿易才能被視為非威脅性力量。

日本真正的國際地位，來自「道德特權」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遭受過核武攻擊的國家。廣島與長崎，使日本擁有全世界最無可辯駁的和平發言權。
這不是情緒，也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一種歷史現實。
正因為日本曾經發動過戰爭，也曾付出最慘烈的代價，日本才最有資格對世界說：戰爭不值得。
這種資格，不是靠軍力換來的，而是靠放棄軍力換來的。

修憲，真的能讓日本更安全嗎？

支持修憲的人往往會說：國際環境變了，中國崛起、俄羅斯擴張，日本不能永遠依賴美國。這些判斷本身未必全錯，但問題在於：手段是否會毀掉目的？
如果日本選擇用「成為正常軍事國家」來換取安全，它同時也會失去作為和平典範的道德高度，失去亞洲去軍事化象徵的正當性，也會失去戰後秩序守成者的信任基礎。
更現實地說，日本一旦走上軍事正常化道路，將立刻被捲入東亞的軍備競賽。屆時，日本不再是「特殊的日本」，而只是另一個被大國博弈吞噬的中等強權。

那麼，日本轉向，對台灣是利還是害？

這是台灣社會最常被簡化的問題。
不少人直覺認為：日本軍事正常化，代表台灣多了一個強大的盟友。但這種看法，忽略了台灣真正的戰略位置與結構風險。
對台灣而言，最有利的日本，不是一個重新武裝的日本，而是一個高度可信、低威脅、具有道德高度的日本。
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在台海議題上發揮穩定作用，正是因為它不是軍事威脅者，而是秩序維護者。如果日本修憲、重新擁有戰爭權，它將立刻被中國、韓國、甚至東南亞重新定義為潛在的軍事風險。
屆時，日本對台灣的任何支持，都將被放在「軍事對抗」的框架下解讀，反而更容易成為升高衝突的藉口。
換句話說，日本越像一個「正常軍事國家」，台灣反而越容易被捲入大國的正面衝突。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降溫器」，不是「加速器」

台灣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軍備競賽，而是時間、穩定與空間。
而戰後日本，正是東亞少數仍能發揮降溫效果的存在。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憲法，它不會讓台灣更安全，反而可能讓東亞失去最後一個真正具有道德約束力的穩定力量。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它還剩下什麼？

日本沒有資源優勢、沒有能源自主、人口老化嚴重。真正讓日本在全球體系中保持高度影響力的，從來不是軍力，而是制度可信度、技術能力與和平形象。
如果放棄和平憲法，日本不會變成「更強的日本」，而可能變成一個失去道德光環的亞洲強權，一個被鄰國重新警惕、甚至防範的國家。

歷史的弔詭在於：恐懼常常讓人親手毀掉自己

高市早苗的勝選，代表的是一股真實存在的民意焦慮。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

在恐懼中改寫國家根本，往往不是勇氣，而是短視。
戰後日本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在於它選擇了一條違反強權邏輯的道路。這條路讓日本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製造者，也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承受者。
如果今天的日本，因為焦慮而主動放棄這條路，那不只是政策轉向，而是對自己戰後身份的否定。
而那個代價，恐怕不只日本要承擔，台灣也會被迫一同承擔。

這個憲法是麥克阿瑟送給戰敗日本國的禮物。
憲法第九條，約束了曾經侵略亞洲的日本，不可以發動境外戰爭。
憲法第九條其實讓日本減少了許多無謂的軍備支出，對於日本的復興有很大的助益。

隨著美國力量的式微，1990年代美國在中東發動波灣戰爭後，日本被國際（特別是美國）強烈批評「只出錢、不出人」，於是被迫提出PKO案，這是繼1960年代的安保事件後的政治爭議，通過此案後日本自衛隊可以出兵海外，但僅能是聯合國維和任務。

日本的極右派法西斯成員，幾十年來，一直藉著「正常國家」的偽稱，想要推動廢止憲法第九條，但是都沒有成功，安倍晉三生前也想要改，但沒改成，就被人打死了。

高市早苗更重要的議題，應該是解決日本內政問題，提振日本經濟，復興日本產業，不該是搞憲法第九條。

廢除憲法第九條，這個幕後一直有美國的影子，美國當年急著簽《舊金山和約》，除了要結束戰爭外，最重要的就是日本重新武裝，分擔美國的壓力，因為當時有韓戰背景，美國無法在日本太多駐軍，又擔心蘇聯會偷襲日本，需要日本恢復武裝，建立自我防衛力量。

日本用自衛隊名稱，就是為了避免亞洲其他國家的疑慮，美國其實盯著日本很緊，尼克森與北京發展關係過程當中，對於反霸權這件事情，就不只是針對蘇聯，也把日本是否可能在亞洲成為軍事霸權，提出了討論。

在日本社會內部，如果憲法第九條那麼重要，自衛隊的招募就不會那麼困難了，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日人對於戰爭的慘痛記憶逐漸淡去，大概只有到廣島，看到原爆紀念館，才能提醒大家戰爭的恐怖。

日本是否要廢除「和平憲法」，其實無損於日本的自我防衛，可是一旦廢除了，難免讓外界疑慮，這是日本要擴大介入海外軍事衝突的陰謀，而這個陰謀的幕後，當然就是美國複製《舊金山和約》的經驗，需要日本強化扮演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的角色。

日本境內有那麼多美軍基地，這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那些基地真的是生雞蛋無，生雞屎多；是穩定亞太的力量，亦可能變成引發亞太衝突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