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關係陷入冰封、台海波濤洶湧之際，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問大陸，並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接見，無疑投下一枚震撼彈。有人稱之為「破冰之旅」，有人斥之為「抱大腿」，更有人在民調數字中尋找唱衰的證據。然而，若僅以一時的選舉民調或政黨好感度來評斷這趟行程的歷史意義，無異於見樹不見林。本文試圖從更深的歷史脈絡——國民黨左派精神的傳承與異化、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自我革命、以及當前國民黨內部的路線鬥爭——重新審視「習鄭會」所標誌的兩岸關係可能轉折。

一、歷史的伏筆：左派精神從大陸到台灣的曲線延續

國民黨左派的傳統，可追溯至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廖仲愷、宋慶齡、鄧演達為代表的左派力量，主張通過國共合作實現民族獨立與社會公正，將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置於一黨一派私利之上。這條精神脈絡在1949年後分為兩支：一支在大陸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形式成為參政黨；另一支則跟隨國民黨撤退來台，在白色恐怖與威權轉型的夾縫中蟄伏。

在台灣，這條左派精神的傳承並未中斷，而是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民族認同優先於政體符號」的價值排序。從邱念台到連戰，從洪秀柱到鄭麗文，這批政治人物的共同特徵是：他們不執著於「中華民國」的法統符號，而是將「中華民族」作為終極認同。洪秀柱敢於說出「統一是終極目標」，鄭麗文公開表示「我是中國人」，連戰開啟2005年「和平之旅」——這些行動的本質，都是讓政體符號服從於民族復興的大義。

這與傳統藍營（如馬英九時期的「不統、不獨、不武」）形成了根本區別。後者將「中華民國」框架視為不可動搖的底線，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模糊、迴避的態度，實質上走向了「維持現狀」的無限延長。而左派脈絡的政治人物，則試圖超越國共內戰的歷史傷痕，在民族層面上尋求和解與統一。

二、現實的考驗：鄭麗文與黨內右派的正面對決

鄭麗文自2025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便與黨內所謂「右派」勢力展開了激烈鬥爭。這股右派力量主要由兩股勢力構成：
一是延續李登輝「台灣優先」思維的派系，主張在兩岸議題上保持模糊；
二是親美保守派，擔憂過度親中會影響對美關係。這兩股勢力的共同點，是對兩岸議題採取保守、迴避的態度。

鬥爭的主要戰場有三：

第一，路線之爭。右派主張繼續馬英九時期的「不統、不獨、不武」，而鄭麗文則堅持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正式寫入國民黨黨章，明確表達兩岸同屬一中。她的邏輯很直接：「若國民黨不敢碰兩岸，穩死。」在民進黨不斷推進「台獨」議程時，模糊只會讓國民黨邊緣化。

第二，人事鬥爭。2026年3月底，被視為鄭麗文重要副手的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遭馬英九辦公室前核心幕僚金溥聰「出手」趕出馬辦，被解讀為親美派對親中派的逆襲。一時間黨內傳出「鄭麗文恐怕幹不久了」的耳語。

第三，軍購議題的角力。黨內有人主張同意9000億元新台幣的「特別軍事預算」，與國民黨中央敲定的3800億版本形成巨大反差。鄭麗文嚴正駁斥「以軍購作為兩岸交流交換條件」的傳言，強調兩岸交流的基礎只有「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面對這些壓力，鄭麗文展現了相當的政治意志。她明確表示「北京我去定了」，並在訪陸前夕赴慈湖向蔣介石謁陵，強調「希望國共內戰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給予支持，稱此行是「開路、避險、保平安」的重要契機。

三、民調的迷思：如何看待「在野會面」的效益？

反對者最常提出的質疑是：國民黨民調創新低，在野會面無實質效益，甚至譏諷為「乞丐抱大腿」。我們必須正視這些批評，但也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2026年3月民調，國民黨好感度從1月的34.4%下降至28.3%，確實處於低點。但同一時期，民進黨好感度也下降0.3%，民眾黨更暴跌5.0%。這波下滑與立法院軍購預算攻防、總預算審查僵局等整體政治環境有關，並非單一事件所能決定。

更重要的是，根據《Yahoo奇摩》超過4.6萬人的網路投票，44.2%看好「鄭習會」，高於不看好的32.3%。換句話說，即使在野會面，仍有相當比例的民眾認為有其價值。那麼，「在野會面」的效益究竟何在？

第一，政治效益：在年底「九合一」選舉前，國民黨需要向選民證明其具有管理兩岸風險的能力。當民進黨執政下兩岸觀光中斷、交流限縮、台海兵凶戰危時，一個能夠重啟對話窗口的在野黨，並非毫無價值。

第二，戰略效益：前立委郭正亮分析，大陸將「習川會」安排在鄭麗文訪陸之後，是「接哏」鄭麗文提出的「兩岸和平選擇」訴求，向美方傳遞「兩岸有和平選項」的信號，同時也抑制了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

第三，社會效益：廈門大學學者張文生指出，鄭麗文喊出「我是中國人」，讓多年來被壓抑的台灣主流民意「打破了沉默」。事實上，台灣民眾對「中華民族」認同高達72.8%，甚至過半民進黨支持者也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這股力量長期被綠營的話語霸權所壓制，鄭麗文的路線正是試圖將這股沉默的力量轉化為政治行動。

四、大陸的自我革命：統一的說服力來自治理效能

任何對兩岸關係的嚴肅討論，都不能迴避一個根本問題：統一對台灣民眾的吸引力何在？這不僅是民族情感的召喚，更是治理效能與生活方式的比較。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但也出現了「四風」問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部分黨員幹部在富裕後丟棄了艱苦樸素的傳統，追求奢靡生活，引發民眾不滿。中共高層對此有清醒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從「八項規定」到反「四風」，再到十八大後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大陸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

這場自我革命的意義不僅在於內部廉政，更直接影響台灣民眾對「統一」的認同。一個清正高效的治理體系，是「兩岸命運共同體」說服力的基石。若大陸能持續通過法治化手段遏制特權、縮小貧富差距，將強化「民族復興」相對於「政體爭議」的吸引力。反之，若內部奢靡之風蔓延、腐敗橫行，則正好被「台獨」勢力用作「民主VS專制」的宣傳彈藥。

因此，大陸的反腐與作風建設，與鄭麗文在台灣推動的「民族認同優先」路線，實質上是在不同場域回答同一個問題：一個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政治力量，如何保持理想不異化、如何贏得並守住民心？

五、未來之路：從「孤臣」到「共識構建者」

鄭麗文當前最大的困境，在於她的路線在台灣內部面臨「上下不靠」的結構性壓力：綠營將她妖魔化為「投降派」，傳統藍營則質疑她挑戰了「中華民國」的神主牌。她的主張帶有某種「孤臣」或「理想主義」色彩——這與當年國民黨左派在白色恐怖下的處境，在精神氣質上確有微妙呼應。但「孤臣」心態能否轉化為有社會基礎的政治行動？這是接下來最值得觀察的關鍵。

我們認為，這條路線若要成功，需要在三個層面上同時推進：

第一，激活兩岸共同歷史記憶。左派精神中的「反帝反殖」、「社會公正」等價值，是兩岸共同的歷史遺產。通過建構超越意識形態的民族敘事，可以弱化統獨爭議的對抗性，讓更多台灣民眾認識到，統一不是「被併吞」，而是民族復興的應有之義。

第二，以融合發展替代制度之爭。經濟上，通過閩台融合示範區、兩岸共同市場等機制，讓台灣民眾實質受益；社會上，擴大台胞參政、就業、教育等「同等待遇」，使「命運共同體」可感可觸。這可以逐步消解「政體優劣」的抽象爭論，轉向對民生福祉的具體關注。

第三，區分「反獨」與「促統」的階段性策略。當前台灣民意仍以「維持現狀」為主流。可以先聚焦反「台獨」底線，團結藍綠溫和力量，再通過文化、經濟紐帶逐步擴大統一認同，避免「孤軍突進」。

六、結論：民族復興框架下的歷史抉擇

「習鄭會」的意義，不僅在於國共互動的再啟，更在於它標誌著兩岸關係可能從「維持現狀」的被動困局，轉向「追求統一」的主動探索。

對大陸而言，需要以治理現代化證明統一後的制度優越性，讓「民族復興」不僅是口號，更是可感可知的生活現實。

對台灣左派精神傳承者而言，需要將「孤臣」情懷轉化為社會動員能力，在民生議題中積累認同基礎，讓「我是中國人」不再是被打壓的禁忌，而是堂堂正正的價值選擇。歷史已經證明，左派精神的生命力在於超越一時一地的政治算計，立足於民族整體利益與社會公平正義。今日兩岸需要的，正是這種格局與智慧。

鄭麗文的實驗才剛剛開始。前方的路必然崎嶇——民調的起伏、黨內的鬥爭、綠營的追殺，都將是嚴酷的考驗。但正如她自己所說：「國民黨若不敢碰兩岸，穩死。」同樣，兩岸關係若永遠停留在模糊與迴避之中，只會在對抗的漩渦中越陷越深。

唯有當「中華民族復興」成為兩岸民眾的共同願景，政體符號的爭議才能找到動態解決的彈性空間。這不僅是鄭麗文的挑戰，也是所有關心兩岸命運的人的共同命題。

鄭麗文自去年10月當選國民黨黨主席，至今將近半年，並且即將出訪中國大陸。鄭很有活力，也能言善道，頗能吸引媒體的關注，她因此能夠宣揚她的「親中」兩岸路線，而訪陸也是在彰顯其兩岸路線。綠營當然極力批評鄭的兩岸路線，而即使藍營中，也有一些不大贊同的聲音，為何如此？

簡單說，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回歸馬英九主政時期及之前，國民黨的兩岸路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及「親美、親中」並行，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強調兩岸對話與和平，並與民進黨的「反中」「台獨」直球對決。

部份藍營人士不大贊同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因為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怕會被抹紅而丟失藍營的選票，因此輸掉11月的市縣長和市縣議員選舉。這些藍營人士是過慮了，11月的選舉屬於地方性選舉，主要關心地方事務，與「親中」「反中」的意識形態沒多大關係。

台灣實行選舉民主，政黨的目標是勝選執政，鄭麗文宣揚她的兩岸路線和「親中」意識形態，有助於國民黨贏得2028總統大選嗎？

總統大選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两方面，總統候選人團隊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和其意識形態，而後者尤其重要，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意識形態重要的證據可見於：國民黨的施政一向優於民進黨，譬如：建立台積電、實施全民健保、與對岸簽署ECFA等；民進黨則致力於「反中」的意識形態和「去中國化」措施；結果民進黨贏得最近3次總統大選。

早期國民黨的板塊遠大於民進黨，當時台灣人相當「親中」，甚至很多人自許為「中國人」。在李登輝和民進黨的長期灌輸下，台灣人不再那麼「親中」，而同步的國民黨的板塊逐漸縮小，現在已稍小於民進黨。國民黨與「親中」幾乎劃上了等號，因為國民黨的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台灣人的祖先也大多來自大陸，國民黨只有宣揚「親中」才能擴大其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安定力量。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

有些人認為，鄭麗文與盧秀燕的兩岸路線似乎有差距，恐怕有路線之爭，不利於2008盧參選總統。其實國民黨這樣的大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鄭、盧目前可說是各有所司而分進合擊之，鄭顧意識形態，盧顧施政能力/成績，都是總統大選需要的。宣揚「親中」和出訪大陸有潛力擴大國民黨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但也有風險，譬如失言而被抹紅，由鄭去衝鋒，即使出師不利，也幾乎不損害盧參選總統。

有這麼一位教授，曾經被國民黨提名參選台北縣長，結果被多數台北縣民拒絕而落選。這位教授拍了個短視頻，宣稱政府不令人害怕就是好政府，渠稱舊金山市容骯髒，與政府好壞無關，美國政府不會讓人害怕。
一位學養豐富的教授，怎會有如此膚淺觀點，令人驚訝。

美國搞選舉政治搞了幾百年，選舉其實就是講究詐術，騙到最多人投你票，就勝。美國政客知道如何欺瞞人民，讓你不會害怕，但危險始終存在，只是不讓你知道，這樣的政府就是民主典範嗎？

美國決定軍事侵略越南之後，非常謹慎的調動兵力，海空軍在中南半島多是原本就在派駐海外的兵力，調動美國本土軍隊，會牽動社會觀感，所以總是一個營又一個營的出發，民間起初都感受不到軍事動員的影響，因為將龐大的動員，切割成小單位了。直到棺材一具又一具的運回本土，青年開始收到徵兵召集令，這下百姓知道害怕了，害怕一個政府犧牲青年，滿足華府政客的野心。

美國百姓也不知道，CIA在美國本土從事各種活動，監控異議人士，甚至竊取異議人士的醫療檔案，美國百姓也不知道CIA在全球搞政變，暗殺與美國不同調的各國領袖。

直到美國國會開始調查，才知道美國人民始終生活在各種威脅之下，更不要說跑去越南打仗送死這種事情，為了建立美國在越南的殖民政權，多少美國青年枉送性命，美國百姓是因為不知道，才不害怕，等到感到害怕，就開始反彈了，美國國會逼著政府結束戰爭。

西方國家標榜民主先進，其實是詐騙先進，他們讓被統治的百姓不感覺到害怕，不是因為沒有害怕的事情，是不讓百姓知道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政府就設定了機密，不允許人民知道政府的內幕，民主國家人民不害怕，不是真的不害怕，是不知道害怕。

這位台大教授甚至隱喻台灣人不會害怕，民進黨政府是好政府。台灣人被政府嚇到去大陸旅遊交流，都要戒慎恐懼，這個政府怎麼會是好政府？甚至對於來到台灣的陸配，帶有歧視的態度。只要不是民進黨背景，都可能受到迫害，這樣還不知道害怕，那就真是奇怪了。

選舉落敗的台大教授，把史大林的死，都拿來嘲諷一番。人民害怕蘇聯政府，但蘇聯自10月革命以來，受到內戰以及美、英、法、日等國支持的反蘇聯政府勢力的威脅，因此這是個充滿猜疑的政權，蘇聯的制度有其本身的問題，列寧這些人為了理想，主張必須極權，是可以辯論的，但是西方國家與日本對蘇聯的侵略，這更是讓莫斯科對外界抱持懷疑與猜忌的主因。

蘇聯讓人民害怕，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生存，西方國家或所謂民主國家並不是不會讓人民害怕，而是用欺騙與隱瞞的方式，讓人民不知道害怕。
極權國家赤裸裸讓人民害怕，民主國家是用詐術讓人民不知道害怕。

當川普以總統之尊公開宣稱「核心戰略目標已接近完成，我們已經贏了」，那通常代表——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怎麼贏。
這場戰爭，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
不是結束，
而是——開始尋找結束的方式。

這類「勝利宣言」從來不只是對外喊話，更是一種時間管理。
對內，它壓縮輿論空間，讓「為什麼還沒停火」這個問題失去發酵的土壤；
對外，它測試對手底線——看伊朗是否願意在這個敘事框架下，接下「被動收場」的位置。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說了什麼，而是——說話的時機。
當海上的兩棲遠征軍仍在航行，當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仍維持待命狀態，當交戰雙方空中打擊節奏沒有明顯降溫，當區域內的變數（包括以色列）仍在各自推進時，「戰略已達成」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訊號。
它代表的，不是戰場已經收斂，
而是政治層面，已經開始為「如何收手」預留空間。

這也對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如果目標是「佔領」，那現在談勝利還太早；
但如果目標是「讓某些東西失去功能」，那麼——
某種程度的「勝利」，確實可以被提前宣布。

所以這場宣言真正的意義，或許不是在告訴世界「戰爭快結束了」，
而是在告訴所有參與者：
結局的框架，已經有人開始動手寫了。
至於最後會寫成停火、拖延，還是更大的升級——
不取決於誰說自己贏了，
而取決於，誰還握著最後那張不能退的牌。

真正的強者，會在戰場上結束戰爭；
只有急著離場的人，才會先在鏡頭前宣布勝利。
如果戰略真的完成了，就不需要說服別人；
如果還需要反覆強調「我們贏麻了」，
那通常代表——真正的結局，還沒準備好。

現在最大的變數不是戰場，而是白宮的麥克風。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次發言會不會把今天的「勝利」直接推翻。
如果一場戰爭的進度，要靠總統每天出來「更新版本」，
那問題通常不在戰場，而在「有人還不知道該怎麼收場」。

中日關係最早的證物，是東漢初期漢光武帝劉秀頒賜給倭奴國使者的印章「漢委奴國王」，一直到唐朝初期，中國稱日本為倭國。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全面學習唐朝制度、律令、佛教、建築、服飾，文化上高度仰慕大唐，稱為大唐天朝。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 （Perry）率領四艘黑船軍艦抵達日本，日本幕府無力抵抗，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失去了司法及關稅自主，幕府內部崩潰，認為必須接受西方。1853–1877年是明治維新的時代，堪比清朝的洋務運動。在木戶孝允、坂本龍馬、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的領導下，日本明治維新成功，成為強國，中國洋務運動失敗，依然羸弱。

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東亞近代史的巨大分水嶺，它不只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而是清朝衰敗的正式宣告，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強國認證。接著1900年八國聯軍，日本出兵最多，辛丑條約日本獲賠最多。跟著1931年中國對日抗戰，300萬官兵、3000萬人民遭受殺戮，中國被大日本帝國踩在谷底。

1945年8月美國在廣島、長崎分別投下一顆原子彈，日本8月15 日對外宣布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正式簽署降伏文書。美國用核子武器瓦解了大日本帝國。

不久小日本帝國又在經濟上興起，尤其是汽車業、電子業超越美國。1985年日本GDP到達美國的33%，是德國的兩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圓大幅升值100%，從240兌1美元升到120兌1美元， 日本經濟崩潰，失落至今四十年沒有起色。美國用金融武器瓦解了小日本帝國。

從此日本成為美國最忠誠的附庸國，忠誠度比北約國家更高。在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實施出口管制後，日本隨即配合，對中國限制出口多項關鍵半導體材料與設備，包括光刻機、光刻膠、清洗液、塗佈顯影、矽晶圓等核心製程物資。美國全面制裁俄羅斯，日本第一個跳出來跟進猛烈制栽，斷絕了油氣能源、汽車產業、軍工產業、金融銀行、半導體、精密設備、航空零件及造船設備。

日本儘管對美國卑躬屈膝，轉過頭來對中國的嘴臉卻永遠不屑。中國的GDP在 2010 年超越日本，如今2025年約為日本的 4.5 倍，成為日本眼前的龐然大物，但是日本仍然視中國為落後國家。中國強大的陸海空軍直逼美國，日本始終認為還是1894年的滿清政府、1937年的國民政府，不堪一擊，仍然祈盼著自衛隊能夠重溫1894年甲午戰爭的舊夢。

二戰以後中日關係雖有起伏，其實兩國無論政府或民間關係，都算不上友好。如今日本的右翼軍國主義再起，依附日美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加上擁有強大的民粹支持，日本企圖積極掙脫和平憲法。軍費已經增加到GDP的 2%；配置了美製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並部署自製的長程巡弋飛彈（12式增程型）；在南鳥島裝置了導彈，在西南諸島一直到離台灣僅有110公里的與那國島都裝置了導彈；推動改變非核三原則；派出1000名官兵與菲律賓加強軍演，並與德國的防長勾搭結盟等等。一切以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為戰略目標。

終於高市早苗擔任首相後，迫不及待的在 2025年 11月 7日的國會答詢中，公開講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被外界解讀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可以出兵」。如此公然干預中國內政，中國不再忍讓，立即嚴厲反擊，並引用聯合國憲章中存在允許對二戰戰敗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敵國條款，大規模禁運2005種軍民兩用物資及稀土相關技術與材料，制裁了40家日本軍工企業，其中20家立即生效，20家嚴密觀察；勸阻中國的赴日觀光客及留學生，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加上中國戰機以雷達鎖定闖入演習區的日本戰機，中國海警驅逐闖入釣魚台海域的日本漁船瑞寶丸。日本自衛隊軍官村田晃大持刀闖入中國駐日大使館，企圖刺殺中國外交官；日本浪人常在街頭衝撞毆打中國遊客等一系列事件；日本把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降級為「重要鄰國」，日本人仇中反華的心態及軍國主義民粹的情緒都達到了高峰。

日本這個缺乏資源、能源、糧食的島國，經濟低迷了40年，重要的產業僅剩汽車製造、觀光旅遊、動漫視頻以及精密器材。但是汽車製造固守在燃油汽車，押注在氫能汽車，都被中國的電動汽車逐漸取代。尤其最近美以侵略伊朗的戰爭，引起全球石油價格動盪暴漲、油源恐慌，更帶動中國電動汽車的全球銷售，接近600萬從業員工的日本汽車已經江河日下。觀光旅遊受到中國遊客大量減少，營業收入降低了40%，如果長期堅持，日本的觀光產業從此一蹶不振。日本除此之外已無支柱產業，精密數位車床被中國逐漸取代，僅剩半導體產業的零星設備及精密材料領域依然執牛耳，但中國正在逐步擺脫對日本的依賴，首先中國要削弱日本的經濟實力。

中國已經禁運了2005種軍民兩用物資材料，制裁了40家日本軍工企業，其中20家立即生效，20家嚴密觀察。正在考慮擴大稀土出口限制，包含稀土元素、永磁體、關鍵礦物等，這將衝擊日本軍工產業及經貿關係。以中國的工業體量，中國可以完全脫鉤日本，日本卻必須仰賴中國，中國有能力打垮日本經濟。

大和民族特別崇拜強者，殘酷欺凌弱者。因為美國用核子武器、金融武器兩次打敗日本，如今在日本駐軍5.5 萬人，日本對美國的恭順、諂媚也達到極點。日本的首相一個不如一個，比起大日本當年的伊藤博文、東條英機，如今的高市早苗訪問美國，奉獻730 億美元投資，對川普卑躬屈膝，稱讚川普是最有能力治理世界的領袖，讚美他的兒子聰明英俊，和川普攬腰牽手入懷，個人在白宮恣意起舞。如此喪失國格，令人側目的日本，讓人唏噓不已。

在日本軍事活動增多的背景下，中國憑藉成熟的軍事力量與完善的預警能力，維持必要的防衛部署，即足以防範類似突襲珍珠港的風險，確保戰略安全。除了防衛戰略，中國必須維持軍事威懾，加大攻擊戰略，敢於動用強大武力。只因為中國未曾在軍事上輾壓過日本，造成今天日本對美國恭順，對中國傲慢。高市早苗以後的日本，緣盡於此，中國必須持續經濟制裁，敢於不惜開戰，才能壓倒日本的狂妄，馴服日本，讓日本習慣中國回到大唐天朝的時光。

這次的伊朗戰爭始於美國和以色列突然發動斬首空襲，炸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和多名政軍領導層，然後双方就展開多輪的空襲攻擊，伊、以當然都是空襲的目標，伊朗的飛彈和無人機打不到美國本土，就攻擊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美國可說是一軍事基地帝國，有何優勢和劣勢？伊朗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有何影響？

《基地帝國的真相》（[1]）是少有的，介紹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書，筆者當年讀完後寫下文摘《美國基地帝國的真相》，選錄部份如下：

「根據最近公佈的數字，官方統計，美軍目前在全美五十州及華府特區之外仍有686個「基地位置」(base sites)。」「基地太多了，連五角大廈本身都搞不清楚真正的總數。依我的估算，800個上下跑不掉。」「如果我們把住在這些基地的所有部隊及其眷屬，以及基地文職職員及其眷屬統統算起來，超過五十萬名美國人以海外基地為家。」

「美國維持海外軍事基地的花費是天文數字，而且很難精確估算。五角大廈每年會向國會報告「海外費用摘要」，例如2012年的總額是226.7億美元，然而作者在書中列舉許多漏列的項目，根據作者的保守估算，海外軍事基地這一年的實際花費至少約1687.7億。」

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基地，因此能把軍事力量投射到任何地方，要打哪裡就打哪裡，如攻擊伊朗，這是其他國家，包括中、俄，都沒有的優勢；若沒有軍事基地提供後勤補給，即使有強大的艦隊、戰機，艦隊、戰機也走不遠，只能在國境附近巡弋。不過，建設和維護大量軍事基地的花費非常高，如上述。

美國擁有很多軍事基地，雖然是其優勢，這次戰爭顯示也是其劣勢。軍艦、戰機是機動的，不容易被飛彈和無人機擊中；但軍事基地是固定不動的，很容易被擊中，即使有反飛彈系統也防不勝防。軍事基地裡面通常會存放一些備用的武器和軍需物資，而大型的軍事基地裡面甚至有速食店、運動設施、購物中心、醫院、學校等，就像一個「小美國」。這次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受到多輪的空襲，損失一定相當大。而且鄰近伊朗的軍事基地失去功能，美國的艦隊、戰機等只能從較遠的軍事基地獲得後勤補給，補給線越長，成本就越高。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都座落於與美國友好的中東國家，伊朗空襲這些軍事基地，難免也炸到軍事基地外的鄰近地區，造成這些中東國家的損失。這些國家原以為，容納美國的基地能夠獲得軍事保護，現在卻被美國連累而遭受池魚之殃，而川普還提出要這些國家分攤軍費。這些中東國家恐怕會重新評估是否要與美國走得那麼近，於是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1] David Vine《基地帝國的真相－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八旗文化，2019。(Base Nation：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2015)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就像一杯水滿了，正不斷溢出填滿了落後之地，西方不解兵形象水，欲抽刀斷水，結果不言而喻。

當下美、以氣勢凌人，但早在幾年前伊朗已準備面對美、以蠢動了。在這輪衝突當中，伊朗展現出的反制分量，正是其反制裁戰略的現場驗證。這幾年中國為伊朗，已構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反制裁體系，而且關鍵作用正在被充分驗證。

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套成熟的霸凌公式，就是先在金融上封殺，再在物流上封死，最後在民生上拖垮，三步連鎖反應下來，很多國家很難扛住。而中、伊合作架構，剛好在這三個環節，築起了防火牆，逐一擊破。

首先，伊朗已有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道，徹底繞開了美元體系。美國慣用的手段，凍結海外美元資產、切斷金融往來。但當伊朗的核心貿易不再依賴美元路徑，這一招就沒了殺傷力，金融窒息的邏輯就失效了。

第二個關鍵，是物流維度。中國已打通中亞陸路通道，為伊朗創造了暢通的物流。美海軍可威脅海路，但無法切斷其陸路生命線，讓伊朗的原油出口、民生必需品進口，即便在局勢緊張時，依然能夠維持運轉。

第三點，則是民生維度。中、伊協議裡關於糧倉建設、藥品與日用品穩定供應的安排，是一層底線防禦。西方過去干預他國，常常先製造民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而當基本生存物資有長期保障，外部制裁就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社會失控，大幅增加了伊朗的抗壓韌性。金融不被卡死、物流不被封死、民生不被拖垮，美國落伍的制裁組合拳，在這套體系面前，效果被大幅壓縮。

這次局勢，是去美元化合作模式的實測。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用本幣結算、陸路互聯，用不受第三方金融霸權左右的平行世界與現有國際體係並行。也就是中國正在新興的平行世界引領全球走出單極世界、殖民世代，用真全球化取代西方的偽全球化。

對於眾多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防禦性佈局樣本，在面對貨幣與地緣風險時，如何提前築起自己的安全邊界。

這場戰爭，表面上在炸中東。但真正被消耗的，可能根本不在戰場上。
當油輪開始繞路、保費開始暴漲，有些國家的代價，才正要開始計算。當飛彈劃過夜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爆炸點，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在火光之中，而在油輪、保險單與航道風險的陰影裡。

而當這些看似「金融化」的成本開始浮現，一個更深層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戰場在中東，但壓力，正在精準地向東方擴散。

軍事戰略圈中一直有種說法，認為這是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戰爭。表面上是美國與伊朗的軍事衝突，實際上卻在系統性地消耗中國。這種說法不再只是陰謀論，因為市場訊號與物理打擊正同時發生。

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的風險被重新定價，全球航運業迅速進入高度緊繃狀態。一艘價值約3億美元的超大型油輪（VLCC），單次航行保費已從戰前的60萬美元跳升至數百萬美元等級。更關鍵的是，當沙烏地阿拉伯試圖透過延布（Yanbu）與東西向輸油管來「繞道」分散風險時，相關節點卻反而成為打擊目標。

這讓問題不再只是航道是否可用，而是「替代方案是否仍然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更直接的手段開始顯現——不只是封鎖，而是讓所有繞行選項同時失效。
這是一把「硬斧頭」：它不只封鎖了海峽，更物理性地粉碎了所有試圖繞行規避風險的希望。

然而，當物理封鎖與風險上升同時發生時，另一種更隱性的工具也開始浮現。
在這柄硬斧頭劈開舊秩序的裂縫中，另一把「軟刀子」正悄無聲息地切入。

當西方船隻因為拒保與天價成本而止步於海峽之外時，德黑蘭卻對特定的8個國家遞出了橄欖枝——只要石油貿易改用「人民幣結算」，便能換取通行特殊航道的安全保證。這不再只是能源供應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交易定義權」的政經突襲。

問題不在於油「有沒有」，而在於油「能不能安全地運到」，以及「用什麼貨幣買到」。對一個有四成以上原油進口需經過荷莫茲海峽的龐大經濟體而言，這是一場結構性的壓力測試。原本帶有折價優勢的伊朗原油供應雖受阻，但透過這把「人民幣結算」的軟刀子，部分獲准通行的船隻正沿著伊朗沿岸的影子航道，在美元體系的窒息區外獲得一線生機。

於是，一條新的現實逐漸浮現：能源不再只是供應問題，而是被重新包裝成結算與體系競爭的一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產線之外展開——那是庫存與貨幣的雙重博弈。外界普遍估算，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可支撐數月進口需求，但在這場「硬斧頭」與「軟刀子」的配合下，每一桶被消耗的庫存，背後都隱藏著一場去美元化的豪賭。

不過，如果只把這場戰爭理解為針對單一對象的戰略行動，仍然無法解釋另一個更現實的變化。

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專門針對中國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美國或許能承受一時的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失控且長期化、甚至讓美元霸權在能源市場邊緣化的中東戰爭。當法國等北約盟友公開拒絕為這場戰爭護航，反映出的是盟內對戰略成本與金融風險的不同判斷。

真正正在發生的，並不是單點對抗，而是多方在不同成本曲線上的重新排序。

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核心不在於「打擊誰」，而在於「誰能撐得更久」。

當這場戰爭進入第20天，博弈已不僅僅停留在保險單與人民幣結算上。隨著以色列轟炸伊朗的南帕爾斯氣田，以及伊朗報復性襲擊卡達的LNG設施，這場衝突開始從「流通層」向「生產層」延伸。

換句話說，問題開始從「油能不能運出」，轉向「油還存不存在」。

當這些位於源頭端的設施遭到破壞時，供應鏈本身的穩定性開始動搖。大型能源設施所依賴的關鍵設備高度專業化，一旦這些核心組件損毀，其修復週期往往以年為單位，遠超地緣政治能提供的緩衝時間。

這使得能源市場的風險，從原本的「物流中斷」，進一步轉變為「供給能力下降」。即便航道恢復通行，如果產能尚未修復，市場仍將長期承壓。

於是，這場戰爭同時在兩個層面施壓：一端是航道與保險構成的流通壓力，另一端則是設施破壞帶來的供給壓力。

當能源同時在流動與生產兩端受限時，危機的性質也隨之改變——它不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整個能源體系是否仍能維持運作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種更隱性的博弈同步展開。航運成本上升、風險增加，使得結算方式與貨幣選擇成為新的競爭場域。能源不只是商品，更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當交易方式改變，權力的分配也隨之重組。

於是，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與金融市場之外展開——那是庫存、供給與結算體系的三重博弈。

最終，所有這些層層疊加的變數，仍然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但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單一方向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

美國或許能承受短期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長期化、且可能削弱美元在能源市場地位的衝突；而其盟友體系內部，也開始出現對戰略成本的不同判斷與分歧。

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是不是在打中國」，而是——真正正在發生的，是一場關於「戰略耐力」的極限競賽。

當戰爭同時影響航道安全、能源供給與結算體系時，所有依賴能源運作的經濟體，都被納入同一個風險網絡之中。問題不再只是誰能打贏局部衝突，而是誰能在長時間的不確定性中維持自身體系的穩定。

當這場戰爭無法快速結束，誰的國力，會先在保險單與儲油槽的此消彼長中被消耗殆盡？是守著高昂保費與美元信用的西方，還是正試圖在斷裂的傷口上，用人民幣縫補出一條新的路徑的東方？

時間，才是這場戰爭裡最昂貴、也最殘酷的資源。
當戰爭開始消耗時間，它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勝負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為此共同付出的代價。

而真正殘酷的地方在於——
這場代價，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最近一段時間，國際媒體又出現了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畫面。
Donald Trump在公開場合，以帶有明顯輕蔑意味的語氣評論日本，甚至用偷襲珍珠港（Attack on Pearl Harbor）作為比喻，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進行挖苦。

如果只是單一事件，或許可以視為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問題。但問題在於，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
過去這兩年，加拿大、德國、丹麥、烏克蘭，都曾在公開場合或政策操作中，成為類似對待的對象。語氣或許不同，但本質相同：用帶有戲謔甚至羞辱意味的方式，對待傳統盟友。
這其實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現象。

一、這不是失言，而是一種風格

很多人會把這類發言當成「口誤」或「失言」，但如果觀察其一貫性，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穩定存在的風格。
這種風格的特徵很明顯：
• 把盟友當成可以公開施壓的對象
• 用非正式甚至帶有嘲諷的語氣進行溝通
• 強調利益交換，而非價值或制度連結
簡單來說，就是把國際關係「去制度化」，轉為一種更接近商業談判甚至個人互動的模式。
在這樣的邏輯下，盟友不再是長期合作的夥伴，而更像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對象。

二、日本的不滿，其實並不難理解

以這次事件來看，日本方面的不滿，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在涉及中東戰爭這類重大軍事行動時，傳統上，美國會與主要盟友進行一定程度的事前溝通。這不只是禮貌問題，而是戰略協調的基本要求。
即使最終決策仍由美國主導，至少也會讓盟友有時間進行政策與安全上的準備。
但這一次，日本方面的感受，很明顯是被排除在決策之外。
而當這樣的不滿，被回應為「珍珠港」式的戲謔時，其實已經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關係本身受到傷害。

三、短期有效，長期有代價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並非完全沒有成效。
在某些情況下，強硬甚至帶有羞辱性的談判方式，確實可能迫使盟友在關稅、軍費分擔或市場開放等議題上做出讓步。
這也是為什麼這種風格在短期內，往往能被支持者視為「有效」。
但問題在於，國際關係並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種長期結構。
盟友之所以願意配合，不只是因為壓力，更因為信任與預期。
當這種關係被反覆以「公開施壓」的方式處理時，信任會逐漸被侵蝕，而合作的成本也會上升。

四、美國秩序的核心，其實是「可預測性」

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建立並維持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只是因為軍事與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
可預測性。
盟友相信：
• 美國的承諾具有穩定性
• 美國的政策具有一定連續性
• 美國在重大決策上會考慮盟友
這種信任，使得一個龐大的同盟體系得以運作。
但當政策風格轉向高度個人化、情緒化，甚至帶有即興色彩時，這種可預測性就會下降。
而一旦可預測性下降，盟友就會開始調整自己的行為。

五、盟友不會反抗，但會重新計算

這一點非常關鍵。
大多數盟友，不會因為幾次言語羞辱，就立刻與美國決裂。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各自的安全利益。
但他們會做另一件事：
重新計算。
例如：
• 是否需要降低對單一盟友的依賴
• 是否應該強化自身防衛能力
• 是否需要在某些議題上保持距離
這種調整，不會立刻顯現，但會逐漸累積。
長期來看，這其實比公開衝突更具影響力。

六、真正的受益者，未必在現場

恐怕高興的，就是北京了。
這其實點出了問題的另一個層面。
當美國與盟友之間的信任出現裂痕時，其他大國並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只需要觀察與等待。
因為國際政治中，有時候最有效的策略，不是進攻，而是讓對手自己削弱自己的結構。
這並不意味著某一方「勝利」，而是整體秩序開始出現鬆動。

七、結語：風格，也是戰略的一部分

國際政治從來不只是實力的競爭，也是風格與制度的競爭。
一個強權，可以透過壓力取得短期利益，也可以透過穩定關係獲得長期優勢。
問題不在於哪一種方式「對」或「錯」，而在於選擇之後，願意承擔什麼樣的後果。
當盟友開始被當成可以公開羞辱的對象時，這不只是一種語氣的改變，而是整個國際關係運作方式的轉變。
而這種轉變，往往不會立刻顯現其影響，但在時間的累積之下，可能比任何一次談判的得失，都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