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

【譚兵讀武EP140】陳儀之死三大謎團　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盼解228民怨？

這一期的【譚兵讀武EP140】講到陳儀之死與三大謎團，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非常精彩。讓我們進一步瞭解228事件以及陳儀將軍這個人。我略加補充如下：

陳儀將軍遭到蔣介石手諭批示槍決可也，和他的民族主義、性格剛烈，勸說湯恩伯放棄沒有意義的保衛上海戰，卻被湯恩伯賣師求榮報告了蔣介石，早期福建省主席任內得罪了軍統的毛人鳳（陳儀處決了抗戰時期棄職逃亡的軍統金門縣長鄺漢，以及在福建籌建軍統武力的張超），拒絕寫道歉信或悔過書給蔣介石等等，都是促成了被槍決的命運。

蔣介石格局低下，用人只講愚忠，不講才幹，不講愛國，像陳儀將軍這樣難得的將才，竟落得「槍決可也」。難怪成不了大局大事，敗落台灣，擁抱美國生存，形成今天台灣甘為美國鷹犬對抗中華民族的漢奸政權。

我對陳儀將軍十分尊崇，他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台灣原有兩支接收台灣的武力，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但是陳儀將軍把台灣人想成是中國同胞，不覺得需要兩個軍的武力部隊鎮守台灣，同意讓這兩個軍於1946年調回大陸參加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力空虛，不幸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島內沒有部隊維持秩序，任由228歹徒燒殺打砸，漫延全島，局勢不可收拾，最後大陸緊急派出21軍來台鎮壓暴徒。如果陳儀將軍能夠有防範之心，留住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就不會有228事件，所以許多事冥冥之中都是宿命。

陳儀將軍是中國極少數日本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因為成績出眾，各科学習成绩均是第一，因此深得日本教官的青睐，娶了日本教官的女兒。也因為娶了日本妻子，在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許多在台灣的日本人想保住財產留在台灣，不願意回到千瘡百孔的日本，就組團向陳儀的日本妻子求情，陳儀就沒有執行當時日本人全部遣返日本的國家政策，包庇了約二三十萬的日本人，改名換姓，冒充中國人，留在台灣，造成今天民進黨台灣人有許多是日本人的後裔，媚日舔日的惡形惡狀。

陳儀將軍不但是湯恩伯的恩師，是陳儀亟力栽培提拔湯恩伯，官至上將的恩人，湯恩伯還是陳儀的女婿，這樣的親密關係竟然出賣了恩師、恩人、岳父，人性的醜惡真是不可思議。陳儀將軍1950年67歲行刑以後，湯恩伯在1950年企圖脫逃日本，被蔣介石拉下飛機。1953年經友人協助，舉家遷居東京。1954年，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院治療胃疾時逝世，享年54歲。

再補充三支駐防台灣軍隊的悲慘命運：

62軍，1945年由越南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南部的日軍及裝備，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參加國共內戰，在平津戰役中受到重創，部份部隊在北平隨傅作義投降共軍，其餘的一路敗退海南島，被共軍韓先楚全殲。

70軍，1945年由大陸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北部的日軍及裝備，因為軍容不整，在基隆下艦登岸時讓兩萬多台灣的歡迎民眾失望。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徐州，參加國共內戰，在淮海戰役中被全殲，1949年在江西重建第70軍，未幾參加廣東戰役，在英德再次被殲。

21軍，1947從上海緊急開赴台灣，在基隆高雄分別登岸，弭平了228事件。1947年再調回上海參加上海保衛戰。1949年上海保衛戰失敗，全軍被殲。

最後，【譚兵讀武EP140】一再提到毛森，他是軍統的高幹，毛人鳳手下的紅人，當時擔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後來來到台灣，因為和蔣經國不合，1968年全家移居美國。他有兩個留學美國的兒子，毛河光是地球物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是研製人工鑚石的專家，我在美國見過他；毛漢光是歷史學家，曾任職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現代的政治動亂有政治意識的主義之爭，馬克思的「宣傳鼓動」與美國的「顏色革命」都是透過意識型態的洗腦，以煽動人民推翻政權的典型例子。因此人民造反的政治動亂，是不能以物腐而後蟲生之類的陳腔濫調，依照古代民不聊生的「官逼民反」作為唯一模式來解釋。

光復時台灣的青少年從幼童一直到青年，都是日本對台灣的治理上了軌道之後所成長的人，對中國歷史文化與日本先前統治的兇狠殘暴都一無所知。思想都是在鄙視中國、崇拜日本，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皇民教育下洗腦長大。他們的心理格局就鑄造定型，根深蒂固了。

中共現在明白了香港的暴亂是青少年在反中親英的教材所誘導出來的，新疆暴亂也是毒教材所滋生，近來又爆出了小學教材被慕洋犬竄控，植入病態觀念毒害幼童心靈的嚴重後果。

從這些透過教育操控思想的實例，這下子中共應該可以由此聯想到二二八發生後，國民政府聲稱原因是：「台胞青年在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的影響下，受人煽惑而妄動盲從的叛亂」，此言非虛吧？

台灣光復時並非「全民歡慶」，二二八事件也並非「全民皆反」，當時的青少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大都對日本戰敗如喪考妣，光復對他們有何「歡慶」可言？二二八之時起而暴亂的台灣人也就僅是這些學生和軍人。

二二八如果是「官逼民反」，那應該是全民起義，怎麼會只是那些學生和軍人在作亂？其他的人不但連一點精神鼓勵和物質支援都沒有，對他們還避之唯恐不及，這與當時在大陸各地發生的「民變」相同嗎？

二二八發生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X那，於人類毫無損失」，二二八之時反的就是整個中國。到現在台獨歌頌日本殖民，凡是中國元素都反，厲行「去中國化」，這些反中思想從何而來？根源都是出自日本的奴化教育和皇民化的思想改造。

因此從教育對思想和心理的影響來分析，再證諸自幼受日本殖民教育長大的台灣人（即李登輝那一代）的言行表現，足證國民政府指稱二二八是受日本奴化的青年的暴亂，並非出於推諉掩飾政府錯誤的官方立場，而是認真追究責任，經過嚴肅的調查所得的事實。

雖然顏色革命的出現晚於二二八與台獨思想的開始，它們都是透過意識型態的洗腦，以煽動人民推翻當時的政權，本質上並無不同。

台灣藍營的人大都是不分年齡的把所有台灣人歸為一體，把熱烈歡慶光復的情境都看成是愛國同胞，是以認為必然是先有民怨的累積，才有二二八的爆發。鼎鼎大名的二二八研究學者王曉波就認為二二八純粹是官逼民反，更別提對二二八毫無研究的一大票國民黨頭面人物了，馬英九就是突出的典型代表。

在是非與正義的思想力量上落了下風，國民黨就跟著台獨的節奏宣稱要「永遠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追悼、反省、道歉、紀念…，失去民心也失去自己的黨魂。面對有目標、有動力、齊心協力的民進黨，就像國共內戰之時士氣渙散的國民黨，重蹈了在大陸離心離德、土崩瓦解的覆轍。

中共則一直封閉僵化在國共相爭時期反蔣的二二八宣傳八股，把事變中極少數的反蔣愛國的左翼人士視為代表整個二二八的屬性。事實上左翼份子為數不多，勢單力孤，除了起了搧風點火的作用之外，在二二八是完全被邊緣化，毫無作為可言。

加上蔣介石是殘暴腐敗的政權，已經是大陸人根深蒂固的成見，而且對不了解日本殖民台灣史的大陸人看來，崇日反華的皇民心理太過逾越常情常理，超乎一般人的經驗之外，難以想像。官逼民反就成了發生二二八與台獨的唯一合理解釋。

時至今日，台獨的皇民嘴臉暴露無遺，中共竟然還是完全看不出或是不提二二八的皇民漢奸本質。最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新華社發表的文章，對二二八的定義是：「反對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台灣同胞光榮的愛國愛鄉傳統」，「就是官逼民反」，「是台灣同胞的愛國正義行動」，最可笑的是這句「所蘊含的，是台灣同胞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

今年2022年台盟主席蘇輝在二二八座談會上，依然宣稱二二八是：「台灣人民反抗當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台獨利用「官逼民反」「中國人迫害台灣人」的二二八悲情，並且惡魔化中國，建立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來凝聚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向心力。中共美化二二八是「全國同胞反抗專制腐敗政權的愛國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根本是表錯情的丑表功。

二二八就是皇民復辟的叛國運動，中共、國民黨以「官逼民反的起義抗暴」紀念二二八，就是讚美台奸、歌頌漢奸！等於承認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國、共絲毫不自覺這是在一面反台獨，一面卻為台獨加油打氣，成了助長台獨意識的幫兇。

大概因為選舉快到了，最近又有很多人出來回憶或者是聽說自己的親戚朋友當年遭受二二八或白色恐怖。

很奇妙的，這些人大多非常年輕甚至有些是八年級以後，不但他們的父母並沒有經歷過，甚至連他們的祖父母當時都只是小屁孩，結果今天他們自己卻能夠活靈活現，說的好像是身歷其境一樣。

記憶的確是可以製造的，而且在大腦中的強度甚至會跟自己親自經歷的差不多。這就是為什麼，柯文哲一說到比自己出生還早9年就去世的阿公，當年被國民黨抓去警察局審問的事情就會痛哭流涕；我們的天主教聖騎士陳建仁更棒，親自見證了在他出生前4年就已經發生過的二二八事件，而且還說得眉飛色舞、栩栩如生，表情非常自然，讓人無法懷疑其真實性。

這一點也不奇怪。當年納粹德國時期，一堆德國人都出來回憶自己遭受過猶太人的壓榨，要不然是破產，要不然是男人的老婆被猶太人給搶走，要不然是女人年輕的時候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好獻身給猶太人老闆。反正突然之間，所有的德國人都被猶太人給壓榨過，只要是猶太人就跟魔鬼一樣可恨，每個德國人似乎都有一段非常可怕的回憶，講起來也都是痛哭流涕。

但實際上，想要給猶太人壓榨，還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你沒有相當的財富以及社會程度，還真是沒資格給猶太人壓榨！最後，就是歇斯底里地把猶太人送入毒氣室，只剩下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就好像1950到6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是類似如此。突然間憶苦思甜，好像所有人都當過佃農，每個人都被地主階級給壓榨過？沒有被壓榨過似乎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新共和國的國民？結果，就是一團又一團血腥，連結十年浩劫的破壞。

上述當年德國與中國大陸的狀況，就跟戒嚴之後，尤其是最近這20年的台灣完全相同。好像只要親朋好友之中沒有經歷二二八事件就沒有資格當台灣人？前述的聖騎士更妙，自己的老爸明明是國民黨的走狗，幫忙國民黨在地方上喬事情，最後一路爬到縣長，全家都受到國民黨的照顧提拔，結果竟然可以在腦海中建構出一段感人肺腑的受迫害家族故事。您說，是不是很讓人感動？

這種荒謬的故事今天在台灣又上演，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難受。或許，這就是人類吧？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主義認為，每個人類都該有一種理性與節制的靈魂，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

不說了，越說越悲哀。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