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嘉南大圳是曾任朝鮮憲兵司令官陰沉的明石元二郎任台灣總督時建築的；這位被山縣元帥，批判為『可怕的傢伙』的高官；早在1895年隨近衛師團征討台灣時就注意到台灣的資源；1898年，當乃木意圖把台灣出賣給列強時，他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南巡中南半島與台灣，提出「台灣意見書」，反對改變對於我島宰制的態度，認為應該「吝惜人權，不輕施與」。

明石初任台灣總督時為1918年，已在噍吧哖事件之後。該一被稱為南部陰謀事件的大案，被起訴者達1957人，事件中被殺的日警與日人達五十多人；而日人之死者，多死於致命的鎗傷，但另外多受竹槍的刺傷，少者二十餘刺傷，多者四十餘刺傷；事件後，我南台先民死傷數難計；但是根據查訪可見我台南廳農業人口，在該年中消失了二十多萬人；許多人家沒有男丁，乃有日警自外地找來男子，裝入麻袋，送往缺丁農戶者。。。

明石要如何繼續宰制此大革命後的社會，八田與一不過是明石總督手下的工具；八田就在這片大地上設計出了嘉南大圳；其中以美好的夢想開始，許給民間供水充足的諾言，引起民間的支持；事實上，水量絕對不足，只能三年輪灌一次；但是此為官方主持（1920年動工、1930年完工），所建設大圳乃成為官方所有的大圳；所有農民由於供水關係自然不能不受官廳擺佈。

而其中最狠毒的是，本區的土質含沙量高，和桃園大圳一樣，都不適合開闢水路；故該大圳完成之後，很容易淤積，時常需要疏濬，形成了我島民所謂「大圳咬人」和「大圳吃人」之類的悲劇。。。記否，我島著名的農村曲。。。淒涼的歌聲。。。

以為嘉南大圳多好，三年供一次水，又常淤積，
還有該區是我島地震頻發的區域，地震也常破壞水渠，需要修護。
就所知，自從該圳建成之後，
南台灣高雄一帶官方也曾提出水利計畫，
但就都被知曉該工程實績的農民們阻止了。

大家不相信嗎？請自行查看1931年前後的「台灣新民報」，其相關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與其後的新聞──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對二層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具體化，正在蒐集一切材料，擬先做陳情書提出」，台灣新民報，1932/3/26。
另外，在當年的台灣民眾黨的運動中，就有一項是反對嘉南大圳的提案。台灣民眾黨當年為何要反對呢？請大家一定要查考。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退休教授張文亮在臉書狂讚該系的創系系主任、一百年前來台的杉村鎮夫教授：

『他來到台灣，即認為龍安坡經由排水處理，是適合居住的所在，也以精準測量，推動台北的排水工程。
許多教授也聽他建議，前來築屋，例如改善台灣柑橘的先鋒田中長三郎，蓬萊米的育種者磯永吉，台灣植物病理的開啟者松本巍，台灣畜種學之父山根甚信，氣象學主任白鳥勝義，台灣昆蟲學之父素木得一等，皆住此處。
他們是當時的學術菁英，對台灣貢獻重大。他們居住之處，稱為「昭和町」，屬於昭和初期的新建地，現在稱為「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他在1932年建造排水路，降低地下水位，使土地更乾。1935年，工程完成，這是改善台北市都市環境的重大建設。』

文中提到的龍安坡是現在大安區的一部份，現在的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一帶，日本來台的台大教授都住在這裡。杉村鎮夫教授完成這裡的排水工程，主要就是嘉惠這些日本來台的教授。

類似上述的例子恐怕不少，請看當年台灣民眾黨對日本殖民者抗議的史料，如是說──

『反對台北市敷設電車──1928年，台北市發表以二百三十萬元預算敷設市營電車的計畫。因為路線劃定極為偏頗，惹起市民的反感。據民眾黨的調查，路線集中在日人居住的地區，即城內至古亭區一帶及中山北路至圓山一帶。台灣人密集地區的大稻埕及萬華全無路線，當時台北市人口只有二十一萬左右，絕大多數又是台灣人。這樣叫多數台灣人出錢建設電車，來供少數日人利用，當然不能使台灣人心服。民眾黨。。。召開對策委員會，除發表反對聲明外，又計畫舉行演講會，展開熱烈的反對運動。但遭官憲彈壓，不但傳單被沒收，講演會開不成，連重要幹部蔣渭水、吳海清等十餘人均被拘押。』〈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晚報，頁389，〉

可以呼應證明當年史料真相的，請看日人「台北市史」中的紀錄──

『內地人過窮困生活之貧民，比較少，但台灣人卻相當多，兩者均係在社會上慘敗之落伍者……而台灣人之貧民則在艋舺、大稻埕之台灣人街，且散居於各方面。但貧民群均集中於此處或彼處，因而貧民部落便能立即分辨，其極為不清潔，所發散非常難聞之惡臭，破爛汙穢之衣物，瘦削之身體，傾斜破落之屋內等，任何人要踏進去均不得不躊躅一番，其狀態比起內地貧民窟或貧民部落來，乃有超過數倍之不清潔與悲慘之程度。』

史實就是：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多是為殖民者設計的，當時的台灣人大多享受不到。張文亮教授對杉村鎮夫教授的稱讚恐怕是過譽了！張大教授還把多位日本來台的教授捧得極高，您跟他們領域不同，是憑什麼？只是西方學術界膜拜殖民的近代性，就要跟著膜拜嗎？

蔡孝乾的叛變，確實使中共在台灣的組織系統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台灣省工委會作為中共建構「台灣省黨部」的預備機構，原本負責在台灣發展基層組織、滲透行政體系、聯絡知識分子與青年力量。蔡孝乾作為最高負責人，其投向國民政府後的供述，使整個工委會幾乎全盤瓦解，骨幹被捕、地下網絡被清除，某種程度上，確實象徵着中共在台灣的政黨體系建設遭到摧毀。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工委會的毀滅，並不等於中共在台情報能力的瓦解。原因在於台灣省工委會負責的是「群眾組織與政治工作」，其主要任務並非高階軍事情報。真正掌握專業情報系統的，是中央社會部（後併入中央調查部）內的李克農體系，以及他領導的「隱蔽戰線」專業情報人員。這一群人並不隸屬省工委，而是直接受中共中央與華東局、華南局等地下情工渠道指揮。他們運作的重點，不是組織大眾運動，而是滲透、策反、長期情報布建。因此，蔡孝乾叛變雖然重傷「組織線」，但並未觸及「情報線」。國民政府即使全面收網，也抓不到被刻意分層隔離、深度掩護的真正情報員。

李克農系統的情報員仍留在台灣的軍中、情治體系、港口、機場及外圍關鍵部門，形成了若干「點狀」高價值滲透。此種滲透，不追求大量人脈，而追求精準、穩定、位置關鍵的少數人。例如軍官、測量人員、飛行相關單位、後勤人員、甚至與美軍合作的通訊支援者。

到了 1950–1960 年代，美國與中華民國合作執行深度偵察任務，包括：
黑蝙蝠中隊（空軍34中隊）：夜間沿海滲透、空投特工、電偵任務
黑貓中隊（空軍第35中隊）：駕駛 U-2 高空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
這些行動完成度高，但也極度敏感，而中共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其行動動向，有幾個層面：

第一，台灣端資訊並不完全封閉。
無論是飛行前準備、油料補給、航電測試、作戰命令下達，都會經過若干層級的人員，而李克農體系的「點狀」滲透正是盯住這些節點。這些情報員多是 1946–1949年間早已被滲透好的軍方或技術人員，並未被蔡孝乾的叛變波及。

第二，台美之間的合作在初期存在訊息外溢。
美軍顧問組、協防司令部與台灣空軍之間有大量協作，指令、機務紀錄、甚至通訊設備的使用方式都可能被側錄。李克農體系的情報員利用這些交叉點蒐集資訊。

第三，中共地面雷達與空防逐漸建成。
特別是 1960 年代後，大陸導入蘇聯提供的雷達、地對空飛彈（尤其是 SA-2），讓黑貓中隊的飛行逐漸被鎖定。每一架 U-2 的起飛時間、航線方向、甚至目的分析，都能與台灣端的情報相互印證，使中共的攔截行動愈來愈精準。

第四，「隱蔽戰線」從不倚賴單一情報來源，而是多源交叉驗證。例如：
台灣軍中、機場或後勤端的情報
香港、澳門的交通線側錄
大陸內部雷達與偵測資料
國際新聞、外交活動的分析
外國記者、商人帶來的碎片情報
這些訊息被李克農體系整合後，中共對台灣空軍行動具有高度預判能力。
於是，黑蝙蝠的低空滲透逐漸變得危險；黑貓的U-2任務從1962起相繼被擊落，甚至常常是剛入境不久就遭鎖定，形同「甕中捉鱉」。

換言之，雖然蔡孝乾的叛變摧毀了中共在台的「政治組織」，但真正致命的「情報網絡」仍完好無缺。李克農系統以高度專業化、點狀部署、長期滲透的方式，使得台灣在冷戰前期的高敏度軍事行動，無可避免地暴露在中共的掌控之下。這種情報優勢，甚至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初美中和解為止。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要評價老蔣總統，必須言之有據。幾乎看完了他全部的日記，以及大量使用他的相關檔案來撰寫學術論文，我應該有資格對他做出評價。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公開多次肯定，長期反對他的一些地方軍人，包括張發奎、白崇禧等人也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堅強地領導這個落後而且分裂的國家，挺過了侵略者的打擊，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東北與新疆，1945年，他只好忍痛在與史達林談判中放棄已經被蘇聯實質上佔領20年以上的外蒙古。但是，他的11段線南中國海海域劃分，為中國贏得了370萬平方公里的藍色疆土。抗戰勝利，中國收回了台灣、澎湖與東北，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地位明顯提升。不但是世界抵抗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與軍隊付出重大犧牲，而且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這個，是鴉片戰爭之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所無法想像的。

與共產黨的鬥爭最終失敗，原因非常複雜，當然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充滿結構性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自己也有許多觀念上與做法上的局限，再加上幾個關鍵的事件處理不好，用人不當，最終讓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失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他帶領下的台灣在這80年的時間中，卻得到了中國4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繁榮、進步，在他執政的期間不但將大陸上10幾所優秀的大學、大批的學者與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的中央研究院成功遷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寶物也成為台灣的鎮國神器。而修復與擴建水利設施、給予婦女公平的人權、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建立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擴張高等教育，奠定了今天台灣的生存以及面貌。這一段發展經驗，對未來兩岸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

積善人家慶有餘，他在台灣與海外子孫昌盛，或許是老天爺給他的一種回報吧。旁邊這位美少女，是他的曾孫女，他的子孫們大多相貌堂堂。

我們沒有必要去偏愛哪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刻意的抹黑，不能根據事實來說話，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叫做愚蠢，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就是邪惡。

蔣渭水（1890-1931）反殖民，創建臺灣民眾黨（1927-1931），左傾、親中華文化，若復活於今日台灣，會不會被民進黨或深綠輿論抹紅為「中共同路人」？

一、蔣渭水的三個「高風險特質」

1. 中華文化立場明確
蔣渭水尊崇中華文化，反對日殖文化統治，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同根。若他今日公開講「台灣根在中華文化」，很可能就會被某些人懷疑為「統派」、「大中國思想殘餘」。

2. 左傾、親勞工、反資本主義
他晚年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勞工運動、土地改革、反壟斷，這些如果出現在今日，會被企業媒體攻擊，民進黨也未必歡迎，尤其是現在的民進黨在施政上偏向中間偏右、與資本界深度合作。

3. 民族統一情懷
他在反殖民時代主張「台灣回歸祖國」，這種話語在今天說出口，不用談到中共，光是提到「祖國」兩字，就會被某些政治光譜當成「紅線踩踏者」。

他批評台灣資本壟斷，挺工會反財團
→ 民進黨政府與既得利益者可能會迴避他、邊緣化醜化他。

他講出「兩岸一家親」、「兩岸統一是未來趨勢」
→ 網路立刻爆炸，媒體狂轟，深綠輿論會說他是中共同路人，即使他反對專制也沒用。

二、「抹紅」不會是普通人，是民進黨操控輿論風向與網軍文化

現今台灣輿論場某些區塊高度意識形態化，凡是：
主張中華文化
主張兩岸和平交流
主張民族統一但反專制
批評資本主義或現行政權
都可能被斷章取義、貼標籤、扣帽子。
就像現在有些老左派、知識份子，即使他們反共也親中華文化，一樣會被貼成紅。

總結：

如果蔣渭水活在今天，帶著他中華文化情懷 + 左翼思想 + 民族團結觀念，復出政壇，很可能會被誤解或標籤為「中共同路人」，特別是當他的話語觸碰了台灣當代日本總督府民進黨的意識形態紅線。不僅蔣渭水，當年的知識份子，如賴和等，放在現在也是民進黨眼中的中共同路人。

翻開《眷村》雜誌，我很難想像：還有一本雜誌願意特別紀念一江山戰役與大陳撤退七十週年，詳細探討這場戰役前後中華民國的軍事與外交，還有王生明司令如何用自己與部屬的壯烈犧牲，換得國軍在大陳島的全面安全撤退。

當王生明在戰爭前幾天回到臺灣，拿到蔣中正總統頒發的英雄獎章後，接著得知要儘快趕回一江山，他如常吃完妻子烹調的家常菜，飯後卻臨時提議，想和妻子柳淑輝女士和獨子王應文到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相片。

柳淑輝女士知道這張照片是「生死訣別」的最後合影，但是夫妻倆在攝影室內不敢有一絲捨不得的情感，王夫人默默強忍悲痛，讓丈夫選擇為國盡忠，於是彼此都沒有在言語中點破，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充滿著沉重與靜默。

訣別那天，王應文在學校上課，王生明突然跑到學校幫兒子請一天假，要兒子陪父親搭公車到基隆港搭船返回一江山，父子倆在車上相伴，父親話中有話，一再告誡：「你以後讀書要比現在還用功。」並要王應文要好好聽母親的話。

公車抵達基隆軍港碼頭，王生明帶王應文上中字號登陸艇和部隊叔叔伯伯打聲招呼，看看還有時間，堅持要陪兒子在軍港旁邊的公車站牌等車，當時天空下起大雨，父子倆都沒有帶雨具，王生明從口袋拿出一條手帕打結蓋在兒子頭上。

王應文不太瞭解父親的舉動，笑著對父親說：「這手帕怎麼能擋雨呢？」或許對王生明而言，這是此生最後傳達對兒子的關愛。當公車駛進站牌，王應文首度看見父親泛著淚光，他隔著車窗看著父親站在站牌前，細雨中，不停揮著手。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戰役爆發，共軍轟炸機投擲超過五百枚重磅炸彈空襲，並發射五萬餘發的砲彈，把一江山炸成焦土，三天的戰役中，國軍千餘名守軍悉數陣亡，最後有名有姓的烈士計有九百三十一人。

王生明司令遭共軍團團包圍時，他最後跟長官的通訊：「現在敵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裡有一顆給自己留下來的手榴彈，我王生明絕不會給國家丟人！」臨死前，他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接著拉開手榴彈引信當場自炸身亡。

我很難想像，事隔七十年了，我竟然噙著淚，顫抖著手指，翻閱著這本《眷村》雜誌。雜誌中還紀錄著隨政府來臺的大陳人後續發展，包括大陳習俗在這些村落裡如何獲得保存，他們如何繼續操著浙江台州話跟長輩講話，內容極其珍貴。

這期雜誌紀錄著一群在外島用生命保衛住臺灣的人。我看完不禁很遺憾，當前有些大陳人已經忘記自己先人如何艱苦來臺的往事，在政府工作，卻強悍霸凌著跟自己相同族群的人，這會讓我產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荒謬感。

這期雜誌還有楊儒賓教授寫的〈黑水溝悲歌〉、張啟疆先生寫的〈八二三炮戰〉與我寫的〈鳳城鎮上的孤兒〉，更有王壽來先生寫有關陸小曼習畫的故事，世間已經很難看見如此充滿細膩質感的雜誌，值得你買一本來收藏。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日本殖民台灣是如何開始其序幕的？時當清廷積弱，寡婦孤兒秉政之際；1895年，李鴻章與板橋巨商林維源書中如此描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

日清馬關條約中確實呈現了上述「棄地全人」的內容；那是日方公開同意了該約第五條那所謂──「割讓土地的居民能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及遷移，條約批准2年後該地的居民將被視為日本國民。」；看來真是頗人道的。
怎知道當年的史實真相，該所謂的「自由賣掉與遷移」，只是公開的文字而已；實際上，日方另有計畫將我島民逐出海島的所謂「台灣島嶼攘逐策」，並且要將大批日人移民我島的政策。我島嶼四面是海，且內山早有會馘首的「生番」盤踞，在此陰謀之下，我島民處境實在可悲。

履約之際，據稱當年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曾依據職責擬出統治意見書，將當前的治台方式分為三案，第一為「悉數放逐出島」，二為嚴禁陋習，三為「放任我島民」；水野所推薦的乃是「放任我島民」之第三案；請總督由中抉擇定奪，結果該重要簽呈因始終未獲總督裁示，竟被擱置而一直未獲簽；據稱當時的現實是「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軍民間自然衝突不斷，在軍方攘逐殺戮之下，我先民流離傷亡者慘重。

台北、三角湧、大嵙崁溪大屠殺

「府城內有台北府、淡水廳等之衙門……市街規模廣大，絕不似清國一般市街，大街寬有六間，雖狹處猶有二間……家屋概為二樟造作，絕不見清國風之污穢，有七、八個電燈照耀滿城，亦有公共馬車和人力車在通行市街，稍似上海之居留地。」
「台北以南10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6萬人無家可歸。……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內藤支隊……我軍攻打三個小時，仍不見地人退卻。此時，只見三角湧〈三峽〉方向火光沖天，想必是山根支隊在攻擊敵人。於是我軍奮勇向前，攻破敵陣。二十四日，向海山口〈新莊〉方向前進，……支隊殲敵三、四百人，擊傷敵人無數，燒毀房屋千餘間。我軍僅有乃木中尉等三人負傷。」
「松原支隊……恰逢砲兵來進行砲擊，敵人敗走。二十三日繼續搜索賊兵。此次大掃蕩歷時四天，殲滅敵人數百，燒毀房屋數千，……事後，三角湧附近數里內，不見人影。」。

1896年1月，「宜蘭大屠殺」

時人曾如此紀錄其事：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城中有土著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台灣之迎日軍者，無甲乙科人，亦無士籍。……惟李望洋刓無廉隅，不去亦不陷。當全台未有剪髮時，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由宜蘭北至西南，暴徒爭攻屯軍。」
當時，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而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裡。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雲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

嘉義大莆林首富簡精華，以種植甘蔗發家，為本區擁有民兵的大地主；甲午戰後，受徵召而曾組抗日武力；眼見日軍強大，不可勝，乃生降意；1896年7月，日軍來到大莆林，簡掃街奉牲以迎，不料日軍猶強索婦女二百人，簡豈能應；索求不獲，日軍竟然強暴其族婦女六十餘人；簡恨而盡出資財號召當地義勇，共同抗日；抗日三猛的柯鐵，即入其麾下。
「戰後談台灣史的人，都稱讚台灣人堅決勇敢地反抗。台灣人所以會拼命反抗，是日本軍紀異常敗壞之故。有駐進村莊的日本軍，雖然接受村長全家總動員的款待，還要調戲村長的太太，也有把年輕女性綁在長凳上，演出集體強姦的惡行。在埔里的老百姓，一聽到日本軍要來了，就統統逃往山裡面躲起來，只剩下一些行動不便、害重病的父老及留下來照顧的家人，日本軍一來，不由分說地拖出去『試刀』，任意宰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趕走日本官民於城外，於是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一隊……攻南門；一隊從水尾鳥牛欄攻西門；一隊……攻北門；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次大屠殺，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良心未冺地發出嚴厲批判，其描述稱，「……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無辜，……使討匪戰爭適得其反，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主要的因素是雲林廳長的惡意謊報。使父被殺、母被害、妻被姦、兄被戮、骨肉離散、天人相隔，民眾悲憤達到極點……」；導致國際間交相指責，因而，不只是天皇下達了「一視同仁」的聖旨，並且還「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南部的蕭壟街事件與阿公店大屠殺

6月，近衛師團由北而南，攘逐殺戮陰謀早已展開；北部慘況南傳帶來威懾與放逐效果；10月，乃木師團才由南而北，民間知強弱多避之，慘事較少；但日軍暴虐，慘案仍時有發生。例如，蕭壟街事件〈1895.9〉與阿公店大屠殺〈1898.11〉即是。
「下午三時，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隊來到溪畔……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於是亂槍齊放……約20分鐘，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在了18輛牛車。」
阿公店大屠殺之發生在兒玉總督時期；官方描述稱「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決定軟硬兼施的作戰方式，為了爭取民心，絕不能重蹈雲林屠殺事件的覆轍……嚴格約束部隊……即使在民家發現抗日份子，也不能焚毀民家洩恨。抗日嫌疑份子應先徵求地方行政官首長意見，如無積極證據，應立刻釋放。疑犯應送交臨時法院秉公處理……」；但並無提出如何約束部隊的證據，而後僅自圓其說稱──
「這一次討伐，台灣方面損失，戰死者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焚燒民房全毀者2,783戶，半毀者3,030戶……使無辜民眾損失慘重。……總督府公報自圓其說：『一連串戰火，民眾不願將房舍做抗日軍的防禦物而主動焚毀，或要求日軍焚毀。』……」
該事件的官方說詞沒有提出約束部隊之證據，只能說是可疑，但是討伐中，我居民如何能夠找到日軍要求焚毀自宅，以及如何知道自宅即將成為抗日軍的防禦物？難怪日本學者對其說法，也有「說詞荒唐至極」的批判。
有洋人傳教士不忍而投書國際媒體，才受到外界重視，但因其並未如「雲林事件」造成洋人死亡與對外貿易中斷，總督府僅循「雲林大屠殺」模式撥出一萬元賑濟本地區「災民」，事態並未鬧大。
然而，由上述民間的巨大損失與公開的死亡人數達兩千多人的情況看，該案最後被送交臨時法院的抗日嫌犯竟然只有144人，其最後受起訴的則只有51人，真是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因濫捕、濫殺而死，又有多少死亡人數，其親族可能為了避免株連之禍而隱匿……

所幸，該攘逐陰謀在1896年7月，因日軍攘逐我先民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干涉，才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我島上總人口據估計已「消失」了近百萬人──四面臨汪洋、內有馘首生番的島嶼，「消失」意味的是怎樣的結局？〈此人口數據的研究，將另文處理〉
如此的「消失」，在日本學界的處理，竟然是不提大屠殺之前我島上有多少人口，僅強調在1896年11月18日，日方關於「台灣與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公告日起算──即「雲林大屠殺」鬧成國際慘劇之後四個多月後，官方才開始接受我島民的申告，稱可攜財產，無關稅離開我島；當年總計自該公告起到1897年5月8日，我島民申告獲准離台者僅有4500人~6500人；我島留日學者多抄襲該數字，接受「離台者少得令人意外」或「日本政府……沒有採取積極要求居民退出台灣的積極政策」之類說詞。

當年的史實是，1897年1月，民政局長水野遵宣示日本治台方針，宣布「此日之後，所有台灣人民皆歸日本國籍。屆時我總督府對該人民，不分彼我，一視同仁，愛護如同子女，必能共用太平之樂。」
1897年2月16日，在「台灣新報」社論上乃有公開如此表示──「決定當地人之去就，即在今年五月……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之強硬議論，不料卻由『一視同仁』之宏謨而結束成為過去一場夢。」；顯示出當年原來天皇對於當局有應該「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年史實，根據被日本學者指為「不諳政治」的乃木總督描述是「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以及「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與「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至1897年初，他更明白在其對官民諭告中承認當年的史實是：「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然而，我們今天出版的故事書上卻是如下地這樣寫著──這群王八蛋啊。。。我想破口大罵。。。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

《故事臺灣史：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
作者｜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2019/09/30
當西方國家開始攻打中國，連帶讓臺灣也開放港口，走向新的發展。
1895年中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更決定了臺灣半個世紀的命運。
為什麼日本非得臺灣這個邊陲小島不可呢？原來，這和日本的野心有關……

臺灣人的命運

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簽定的《馬關條約》重創清帝國經濟，除了要賠給日本2.3億兩白銀（大約是兩千多億臺幣），日本更積極爭取臺灣等土地，以及清帝國內地貿易優惠和通商港口的開放。
對於擁有臺灣統治權200多年的清帝國，雖然「統治」了臺灣，在管理上卻多讓人民自己先出力開墾，官方再去設置行政單位，少有清廷出錢出力的重要建設。或許對清帝國而言，遠在南方外海的臺灣，治理起來挺麻煩的。直到後來有外國人來攻打臺灣，一次是1874 年日本人引起的「牡丹社事件」，另一次是1884 年法國出兵基隆，這兩次戰役讓清廷察覺外國對臺灣有野心，這才開始認真治理臺灣。不過對清帝國而言，本土上各種內憂外患都比臺灣這個位於南方邊陲的小島更加重要，這個小島其實沒什麼好掛心，失去也不覺得可惜。

中國、日本，要選哪一邊？

雖然《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裡頭卻有一個相當人性化的條文，那就是第五條「住民去就決定日」。條約中提到，從1895 年5 月8 日到1897 年5 月8 日這兩年內，臺灣居民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留在臺灣，如果不想成為日本帝國的一份子，可以把財產全部賣掉後離開。
條約簽訂批准後兩年內如果還沒有離開，就視為日本臣民。這是歷史上臺灣人民第一次擁有主動權，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日本政府還滿開明的。
不過，後來到底有多少人離開臺灣呢？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當時大約有六千人離開，只占臺灣人口的0.25%而已，這些人多是因為在中國擁有財產，才選擇回到中國。而其他留下來的人，從此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