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變的爆發和鎮壓，造成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及其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產生了挫折與離心，長期傷害了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大多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而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終於通過對內戰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與新的歷史、社會理論的探索，建立了明確的社會階級立場，轉而擁護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肯定中國大陸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迅速投入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反帝、反內戰、反腐敗運動。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新中國。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則針對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全面展開一場秘密的政治大逮捕。與此同時，美國策謀台灣與中國分斷，阻止大陸對台灣的流亡潮，扶植親美反共的所謂「台灣自主分子」；或由美國直接佔領台灣；或經國府同意以聯合國名義佔領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並在這些條件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台灣。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干涉中國內政，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世界兩極對立的結構形成。歷史的進程改變了軌道。台灣與大陸在短暫五年的復合之後再度分隔。

1951年，美國違背1942年華盛頓會議「決不單獨與徳、日、義軸心國媾和」的宣言，在兩岸中國均未獲邀參加的情況下，簽定了《舊金山對日和約》，刻意模糊處理台灣主權歸屬，製造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2年，在美日威脅之下，台北國府接受了以這個帝國主義條款為基礎的《中（台）日和約》。
1953年，韓戰的停戰談判展開。

1954年，台北國府與美國簽定所謂的《中（台）美協防條約》。台灣被納入美國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體系，台北國府在大量美援之下，鞏固和發展了「一個反共、親美的資本主義化的基地政權」。台灣與大陸的分隔，也因為美國霸權的干涉而固定化與長久化。

就在這個歷史階段，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而重新獲得美國有條件（不准「反攻大陸」）庇護的蔣介石政權，在全島展開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在「反共」的「神聖使命」下，一整個世代（不分省籍與性別）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工人與農民，紛紛被冠上「匪諜」、「潛匪」、「共匪同路人」、「資匪者」的「紅帽子」而鋃鐺入獄。據估計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仆倒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後來就在國民黨當局刻意加以掩蓋扭曲的政治控制下逐漸失落了。在嚴厲反共的社會氣氛下，為了生存，大部份當年倖存的受害者也都刻意遺忘那段被侮辱與被傷害的歷史記憶。這樣，在反共社會的台灣，再加上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洗腦，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隨著歷史的進程成為台灣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因此，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50年代受難者們的價值觀，也就更加不能被當代台灣的一般民眾所接受。那段不契合當代意識形態主流的歷史也就漸漸地不被人們所知。台灣社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2)

管仁健，山東莒縣人，跟眾多廢物外省二三代一樣都是綠畜寫手，更是山東之恥。而這垃圾自然也是貶低劉銘傳的，曾寫出『管仁健觀點》蔡正元錯了！劉銘傳不是「台灣鐵道之父」』的垃圾文章。

一、打臉「劉銘傳鐵路是廢物、被日本人全拆」

管主張：長谷川謹介全拆重建，劉的建設毫無遺留。
真實史實：日本人僅因「貨運載重」考量改建了坡度較大的基隆—桃園段。楊梅以南到新竹的路段，日本人沿用了整整 20 多年（直到 1920 年代才因擴張需求改線）。如果真的是管所說的「亂七八糟、不能用」，極度追求效率的日本人絕不可能讓這條「廢路」運作 20 年之久。

二、打臉「火車比轎子慢、要人推」

管主張：引用日本殖民當局宣傳，指清代火車是笑話。
真實史實：吳德功的詩作「辰發午即至」提供了 1890 年代的實測數據。從新竹到台北僅需 4 小時，這在當時是任何轎子、牛車甚至馬車都無法企及的革命性速度。管文刻意引用日軍「暴力超載12節貨車」導致的癱瘓特例，來取代長年的穩定運轉事實，是極其不專業的史觀操作。

三、打臉「坡度與規格是技術低劣」

管主張：劉銘傳選線錯誤、坡度過陡是技術無知。
真實史實：
戰略選擇：劉銘傳選的是「最短路徑」與「軍事官道」，這在 1880 年代是為了保衛主權的精準眼光。
技術雙標：日本人嫌棄劉銘傳的坡度（47.6‰），但日本人後來蓋的阿里山鐵路（62.5‰）坡度更誇張。這證明坡度不是「不會蓋」，而是「成本與目的」的考量。管文無視劉銘傳在缺乏資源下完成的「主權建設」，卻跪求殖民者的「剝削規格」。

四、打臉「日本建設是台灣現代化起點」

管主張：長谷川謹介才是真正的鐵道之父。
真實史實：日殖鐵道是「剝削網絡」。其目的是切斷兩岸貿易、將資源單向運往日本。這種「降級現代化」（窄軌、輕軌、服務殖民者）在國府官員眼中，其品質與格局遠遜於上海、南京等大都會。

五、劉銘傳鐵路已經具備完整的信號與通信系統，這套系統在1890年代是與國際同步的先進規格：

1. 鐵路信號燈的設置
「臂板信號機」與燈號：劉銘傳當時從英國與德國引進了臂板信號機（Semaphores），這種信號機在白天透過臂板的角度、夜間透過煤油燈的顏色（紅、綠）來引導列車前行或停車。
許多抹黑劉銘傳的說法（如管之流）常暗示清代火車是靠「肉眼看前面有無障礙」，但事實上，劉銘傳在台北、基隆、新莊等車站都設有信號管制，確保列車進站的安全，這在吳德功詩中提到的「旋轉任自如」中也隱含了調度有序的技術背景。

2. 電報調度系統（Telegraph Dispatching）
電報與鐵路同步：劉銘傳在興建鐵路的同時，也鋪設了全台第一條電報線路。當時的鐵路調度並非盲目行駛，而是透過電報進行車站間的聯絡（Block System）。
技術規格：這種「電報閉塞」技術在當時的英國也是主流，確保同一區段內只有一列火車，大大降低了對撞風險。這說明劉銘傳鐵路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現代化思維，並非日本人宣稱的原始。

3. 日本人的「隱惡揚善」
接收清單：1895年日軍接收鐵路時，接收清單中明確包含了電報機、信號標誌與相關的調度手冊。
史觀抹殺：日本人在後來的宣傳中，將這些信號系統的功勞全數歸於1900年後的改建工程。他們刻意不提劉銘傳早已建立了這些標誌，營造出一種「日本人教台灣人看燈號」的文明開化假象。

4. 吳德功詩中的「科技美學」
吳德功在詩中提到「敏捷勝奔馳」、「便捷兼爽利」，這不僅指速度，更指運行的流暢度。如果缺乏信號標誌與調度系統，火車在單線鐵路上必然會頻繁待避、混亂不堪，絕對無法達到「辰發午至」的高效率。

《台游追紀》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江亢虎 於1935年出版的台灣遊記。

1. 批判殖民教育與漢文廢除

江亢虎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文化侵蝕。他指出：
漢文衰落：他憂心日本政府推行的國語（日語）教育導致台灣青年逐漸遺忘母語與漢學傳統。
僑校受壓：他特別關注當時台灣的僑校教育，批評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限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
地位落差：他觀察到台灣人與日本人在社會地位、公職機會及薪資待遇上的極大不平等。

2. 外銷優先

大量優質的台灣米與砂糖被運往日本本土，台灣農民雖然辛勤耕作，自己卻往往只能吃番薯籤或劣質米。
專賣制度：日本總督府壟斷了鴉片、鹽、樟腦、菸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獲利，這些建設產出的財富絕大部分回流到日本國庫或日本企業手中。

3.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不對等

江亢虎觀察到，儘管日本設立了學校，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完全不對等：
階級限制：台灣子弟多數只能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則就讀設備較好的「小學校」。
升學天花板：台灣人很難進入法律、政治等核心治理領域，多被引導至醫學或農業等實務領域，目的是為了培養便於殖民統治的工具人，而非真正的領導人才。
有建設無權利：台灣人即便具備高學歷，也難以在總督府中擔任高層職位。這種「有形的現代建設」掩蓋了「無形的政治奴役」，台灣人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無法決定自己家園的未來。

4. 建設品質的「虛有其表」

江亢虎在書中提到，日本的建設往往追求表面上的統一與觀瞻，但缺乏實質的精細度。他觀察到：

材料與質感：
相較於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古蹟或精細建築，他認為台灣的殖民建築（如某些公家機關或宿舍）顯得單調且缺乏文化底蘊，甚至有一種「臨時性」的感覺，像是為了統治而快速搭建的「盆景」。

設施的「區域失衡」：
他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極度不完善，因為其分佈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功利性：
城鄉落差極大：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電力、自來水、洋樓）幾乎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區域或大都市中心。
廣大農村的荒廢：廣大的農村地帶除了與糖業、林業相關的運輸系統外，基礎設施極其簡陋，品質與大都市天差地遠。這證明了日本並非真心要建設台灣，而是只建設對殖民掠奪有利的「孤島」。

與「滿洲（東北）」的強烈對比：
江亢虎當時已觀察到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力道遠勝台灣。
建設規格低落：他認為日本在台灣的鐵路多為窄軌，車廂狹小，與日本在東北打造的高規格準軌鐵路和現代化重工業體系相比，台灣的建設顯得規模狹小且「品質次一等」。
功能單一：他批評台灣的建設品質被侷限在「農業供應」層次，缺乏能讓地方長期繁榮的重工業與科技研發基礎。

江亢虎特別批評教育設施的品質。雖然有公學校，但設備與師資遠遜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這種「不完善」的教育體系，在他眼裡是故意將台灣人的智識品質壓制在低水平，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供應

5. 城市規模與氣度（氣象）的落差

「盆景」與「大都」之別：江亢虎認為當時的台北雖然整潔，但與上海、南京等具備國際規格的現代大都市相比，顯得格局狹小、氣象侷促。他在書中描述台灣的城市更像是「殖民地的樣板」，缺乏像近代上海那種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文化深度。
建設品質的「廉價感」：江亢虎觀察到日本在台的公共建築雖然整齊，但相較於上海租界或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首都計劃」中那種宏偉的、結合東西方美學的永久性建築，台灣的建設顯得較為單一、功利，且多為因應統治需求的「次級品」。

6. 工業規格的「次等化」

窄軌 vs 準軌：當時台灣的鐵路系統多採用「窄軌」，這在江亢虎等文人眼中，是技術與規格上的落後。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幹線及日本在東北（滿洲）建設的鐵路多為「標準軌」，規格更高、運載力更強。

重工業缺失：日本對台灣的定位是「農業台灣」，因此建設集中在糖廠、水利等民生輕工業。而當時中國大陸大城市（如武漢、瀋陽）已有較具規模的鋼鐵與機械工業，江亢虎認為台灣的建設缺乏長遠的產業主體性。

文化建設的貧乏：江亢虎強烈批評日本在台建設「重物輕人」。雖然有硬體設施，但缺乏像北大、清華或中大那種具備深厚學術自由與人文底蘊的最高學府。他認為這種「閹割版」的建設品質，是導致台灣文化建設、漢學傳統與現代學術不如大陸都市的核心原因。

7. 識字率的真相：不具深度的「工具人教育」

數據假象：日本宣稱的識字率，大多是指能聽懂簡單日語指令、書寫假名的程度。江亢虎批評這種教育是「斷根教育」，台灣人雖然「識字」（日文字），卻失去了閱讀漢文古籍、傳承民族文化的能力。
品質低下：公學校的課程以勞作、簡易計算與日語為主，缺乏科學精神與人文思想。這種「低標識字率」只是為了方便日本工廠管理台灣勞工，與當時中國大陸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發展出的高等學術與全才教育相比，品質極其低劣。

8. 公共衛生的真相：為了「殖民者」而建設。

防疫大於醫療：日本在台推廣公共衛生（如滅鼠、防治瘧疾），核心動機是擔心傳染病會波及來台的日本官員與軍隊，並確保台灣勞動力不會因為瘟疫而崩潰。
資源分配極端不均：
硬體落差：現代化的自來水、排水系統主要覆蓋在日本人聚居的「城內」或「新市鎮」。
醫療門檻：雖然有醫院，但高昂的費用與文化隔閡，讓廣大底層台灣農民生病時仍只能依賴傳統草藥或神明。江亢虎觀察到，台灣民眾在衛生觀念上並未真正「現代化」，而是被動地活在殖民政令的管制下。

9. 與中國大陸城市的對比

缺乏尖端實力：當時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等機構，其醫療研究水準是國際級的。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生僅停留在基礎的環境清理，缺乏深度的醫學研究與國民體質的全面提升。
社會素質的斷層：江亢虎認為，大陸大都市的現代化是自發的、與文化並行的；而台灣的現代化是被強加的、品質低劣的，這導致台灣人在表面整潔下，內在的知識體系卻是破碎的。

江亢虎在遊歷後曾流露出，台灣像是一個被精心管理但毫無生氣的「模範農場」，而朝鮮與東北更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次帝國中心」。這種「建設不完善」的本質，是因為日本從未打算在台灣建立長久的工業基礎，只是想榨取其農業剩餘。
事實證明：直到二戰末期因應南進政策，日本才開始在台灣發展輕金屬等工業，但那時的技術規格與朝鮮、滿洲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嘉南大圳是曾任朝鮮憲兵司令官陰沉的明石元二郎任台灣總督時建築的；這位被山縣元帥，批判為『可怕的傢伙』的高官；早在1895年隨近衛師團征討台灣時就注意到台灣的資源；1898年，當乃木意圖把台灣出賣給列強時，他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南巡中南半島與台灣，提出「台灣意見書」，反對改變對於我島宰制的態度，認為應該「吝惜人權，不輕施與」。

明石初任台灣總督時為1918年，已在噍吧哖事件之後。該一被稱為南部陰謀事件的大案，被起訴者達1957人，事件中被殺的日警與日人達五十多人；而日人之死者，多死於致命的鎗傷，但另外多受竹槍的刺傷，少者二十餘刺傷，多者四十餘刺傷；事件後，我南台先民死傷數難計；但是根據查訪可見我台南廳農業人口，在該年中消失了二十多萬人；許多人家沒有男丁，乃有日警自外地找來男子，裝入麻袋，送往缺丁農戶者。。。

明石要如何繼續宰制此大革命後的社會，八田與一不過是明石總督手下的工具；八田就在這片大地上設計出了嘉南大圳；其中以美好的夢想開始，許給民間供水充足的諾言，引起民間的支持；事實上，水量絕對不足，只能三年輪灌一次；但是此為官方主持（1920年動工、1930年完工），所建設大圳乃成為官方所有的大圳；所有農民由於供水關係自然不能不受官廳擺佈。

而其中最狠毒的是，本區的土質含沙量高，和桃園大圳一樣，都不適合開闢水路；故該大圳完成之後，很容易淤積，時常需要疏濬，形成了我島民所謂「大圳咬人」和「大圳吃人」之類的悲劇。。。記否，我島著名的農村曲。。。淒涼的歌聲。。。

以為嘉南大圳多好，三年供一次水，又常淤積，
還有該區是我島地震頻發的區域，地震也常破壞水渠，需要修護。
就所知，自從該圳建成之後，
南台灣高雄一帶官方也曾提出水利計畫，
但就都被知曉該工程實績的農民們阻止了。

大家不相信嗎？請自行查看1931年前後的「台灣新民報」，其相關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與其後的新聞──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對二層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具體化，正在蒐集一切材料，擬先做陳情書提出」，台灣新民報，1932/3/26。
另外，在當年的台灣民眾黨的運動中，就有一項是反對嘉南大圳的提案。台灣民眾黨當年為何要反對呢？請大家一定要查考。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退休教授張文亮在臉書狂讚該系的創系系主任、一百年前來台的杉村鎮夫教授：

『他來到台灣，即認為龍安坡經由排水處理，是適合居住的所在，也以精準測量，推動台北的排水工程。
許多教授也聽他建議，前來築屋，例如改善台灣柑橘的先鋒田中長三郎，蓬萊米的育種者磯永吉，台灣植物病理的開啟者松本巍，台灣畜種學之父山根甚信，氣象學主任白鳥勝義，台灣昆蟲學之父素木得一等，皆住此處。
他們是當時的學術菁英，對台灣貢獻重大。他們居住之處，稱為「昭和町」，屬於昭和初期的新建地，現在稱為「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他在1932年建造排水路，降低地下水位，使土地更乾。1935年，工程完成，這是改善台北市都市環境的重大建設。』

文中提到的龍安坡是現在大安區的一部份，現在的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一帶，日本來台的台大教授都住在這裡。杉村鎮夫教授完成這裡的排水工程，主要就是嘉惠這些日本來台的教授。

類似上述的例子恐怕不少，請看當年台灣民眾黨對日本殖民者抗議的史料，如是說──

『反對台北市敷設電車──1928年，台北市發表以二百三十萬元預算敷設市營電車的計畫。因為路線劃定極為偏頗，惹起市民的反感。據民眾黨的調查，路線集中在日人居住的地區，即城內至古亭區一帶及中山北路至圓山一帶。台灣人密集地區的大稻埕及萬華全無路線，當時台北市人口只有二十一萬左右，絕大多數又是台灣人。這樣叫多數台灣人出錢建設電車，來供少數日人利用，當然不能使台灣人心服。民眾黨。。。召開對策委員會，除發表反對聲明外，又計畫舉行演講會，展開熱烈的反對運動。但遭官憲彈壓，不但傳單被沒收，講演會開不成，連重要幹部蔣渭水、吳海清等十餘人均被拘押。』〈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晚報，頁389，〉

可以呼應證明當年史料真相的，請看日人「台北市史」中的紀錄──

『內地人過窮困生活之貧民，比較少，但台灣人卻相當多，兩者均係在社會上慘敗之落伍者……而台灣人之貧民則在艋舺、大稻埕之台灣人街，且散居於各方面。但貧民群均集中於此處或彼處，因而貧民部落便能立即分辨，其極為不清潔，所發散非常難聞之惡臭，破爛汙穢之衣物，瘦削之身體，傾斜破落之屋內等，任何人要踏進去均不得不躊躅一番，其狀態比起內地貧民窟或貧民部落來，乃有超過數倍之不清潔與悲慘之程度。』

史實就是：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多是為殖民者設計的，當時的台灣人大多享受不到。張文亮教授對杉村鎮夫教授的稱讚恐怕是過譽了！張大教授還把多位日本來台的教授捧得極高，您跟他們領域不同，是憑什麼？只是西方學術界膜拜殖民的近代性，就要跟著膜拜嗎？

蔡孝乾的叛變，確實使中共在台灣的組織系統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台灣省工委會作為中共建構「台灣省黨部」的預備機構，原本負責在台灣發展基層組織、滲透行政體系、聯絡知識分子與青年力量。蔡孝乾作為最高負責人，其投向國民政府後的供述，使整個工委會幾乎全盤瓦解，骨幹被捕、地下網絡被清除，某種程度上，確實象徵着中共在台灣的政黨體系建設遭到摧毀。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工委會的毀滅，並不等於中共在台情報能力的瓦解。原因在於台灣省工委會負責的是「群眾組織與政治工作」，其主要任務並非高階軍事情報。真正掌握專業情報系統的，是中央社會部（後併入中央調查部）內的李克農體系，以及他領導的「隱蔽戰線」專業情報人員。這一群人並不隸屬省工委，而是直接受中共中央與華東局、華南局等地下情工渠道指揮。他們運作的重點，不是組織大眾運動，而是滲透、策反、長期情報布建。因此，蔡孝乾叛變雖然重傷「組織線」，但並未觸及「情報線」。國民政府即使全面收網，也抓不到被刻意分層隔離、深度掩護的真正情報員。

李克農系統的情報員仍留在台灣的軍中、情治體系、港口、機場及外圍關鍵部門，形成了若干「點狀」高價值滲透。此種滲透，不追求大量人脈，而追求精準、穩定、位置關鍵的少數人。例如軍官、測量人員、飛行相關單位、後勤人員、甚至與美軍合作的通訊支援者。

到了 1950–1960 年代，美國與中華民國合作執行深度偵察任務，包括：
黑蝙蝠中隊（空軍34中隊）：夜間沿海滲透、空投特工、電偵任務
黑貓中隊（空軍第35中隊）：駕駛 U-2 高空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
這些行動完成度高，但也極度敏感，而中共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其行動動向，有幾個層面：

第一，台灣端資訊並不完全封閉。
無論是飛行前準備、油料補給、航電測試、作戰命令下達，都會經過若干層級的人員，而李克農體系的「點狀」滲透正是盯住這些節點。這些情報員多是 1946–1949年間早已被滲透好的軍方或技術人員，並未被蔡孝乾的叛變波及。

第二，台美之間的合作在初期存在訊息外溢。
美軍顧問組、協防司令部與台灣空軍之間有大量協作，指令、機務紀錄、甚至通訊設備的使用方式都可能被側錄。李克農體系的情報員利用這些交叉點蒐集資訊。

第三，中共地面雷達與空防逐漸建成。
特別是 1960 年代後，大陸導入蘇聯提供的雷達、地對空飛彈（尤其是 SA-2），讓黑貓中隊的飛行逐漸被鎖定。每一架 U-2 的起飛時間、航線方向、甚至目的分析，都能與台灣端的情報相互印證，使中共的攔截行動愈來愈精準。

第四，「隱蔽戰線」從不倚賴單一情報來源，而是多源交叉驗證。例如：
台灣軍中、機場或後勤端的情報
香港、澳門的交通線側錄
大陸內部雷達與偵測資料
國際新聞、外交活動的分析
外國記者、商人帶來的碎片情報
這些訊息被李克農體系整合後，中共對台灣空軍行動具有高度預判能力。
於是，黑蝙蝠的低空滲透逐漸變得危險；黑貓的U-2任務從1962起相繼被擊落，甚至常常是剛入境不久就遭鎖定，形同「甕中捉鱉」。

換言之，雖然蔡孝乾的叛變摧毀了中共在台的「政治組織」，但真正致命的「情報網絡」仍完好無缺。李克農系統以高度專業化、點狀部署、長期滲透的方式，使得台灣在冷戰前期的高敏度軍事行動，無可避免地暴露在中共的掌控之下。這種情報優勢，甚至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初美中和解為止。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要評價老蔣總統，必須言之有據。幾乎看完了他全部的日記，以及大量使用他的相關檔案來撰寫學術論文，我應該有資格對他做出評價。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公開多次肯定，長期反對他的一些地方軍人，包括張發奎、白崇禧等人也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堅強地領導這個落後而且分裂的國家，挺過了侵略者的打擊，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東北與新疆，1945年，他只好忍痛在與史達林談判中放棄已經被蘇聯實質上佔領20年以上的外蒙古。但是，他的11段線南中國海海域劃分，為中國贏得了370萬平方公里的藍色疆土。抗戰勝利，中國收回了台灣、澎湖與東北，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地位明顯提升。不但是世界抵抗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與軍隊付出重大犧牲，而且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這個，是鴉片戰爭之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所無法想像的。

與共產黨的鬥爭最終失敗，原因非常複雜，當然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充滿結構性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自己也有許多觀念上與做法上的局限，再加上幾個關鍵的事件處理不好，用人不當，最終讓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失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他帶領下的台灣在這80年的時間中，卻得到了中國4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繁榮、進步，在他執政的期間不但將大陸上10幾所優秀的大學、大批的學者與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的中央研究院成功遷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寶物也成為台灣的鎮國神器。而修復與擴建水利設施、給予婦女公平的人權、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建立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擴張高等教育，奠定了今天台灣的生存以及面貌。這一段發展經驗，對未來兩岸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

積善人家慶有餘，他在台灣與海外子孫昌盛，或許是老天爺給他的一種回報吧。旁邊這位美少女，是他的曾孫女，他的子孫們大多相貌堂堂。

我們沒有必要去偏愛哪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刻意的抹黑，不能根據事實來說話，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叫做愚蠢，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就是邪惡。

蔣渭水（1890-1931）反殖民，創建臺灣民眾黨（1927-1931），左傾、親中華文化，若復活於今日台灣，會不會被民進黨或深綠輿論抹紅為「中共同路人」？

一、蔣渭水的三個「高風險特質」

1. 中華文化立場明確
蔣渭水尊崇中華文化，反對日殖文化統治，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同根。若他今日公開講「台灣根在中華文化」，很可能就會被某些人懷疑為「統派」、「大中國思想殘餘」。

2. 左傾、親勞工、反資本主義
他晚年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勞工運動、土地改革、反壟斷，這些如果出現在今日，會被企業媒體攻擊，民進黨也未必歡迎，尤其是現在的民進黨在施政上偏向中間偏右、與資本界深度合作。

3. 民族統一情懷
他在反殖民時代主張「台灣回歸祖國」，這種話語在今天說出口，不用談到中共，光是提到「祖國」兩字，就會被某些政治光譜當成「紅線踩踏者」。

他批評台灣資本壟斷，挺工會反財團
→ 民進黨政府與既得利益者可能會迴避他、邊緣化醜化他。

他講出「兩岸一家親」、「兩岸統一是未來趨勢」
→ 網路立刻爆炸，媒體狂轟，深綠輿論會說他是中共同路人，即使他反對專制也沒用。

二、「抹紅」不會是普通人，是民進黨操控輿論風向與網軍文化

現今台灣輿論場某些區塊高度意識形態化，凡是：
主張中華文化
主張兩岸和平交流
主張民族統一但反專制
批評資本主義或現行政權
都可能被斷章取義、貼標籤、扣帽子。
就像現在有些老左派、知識份子，即使他們反共也親中華文化，一樣會被貼成紅。

總結：

如果蔣渭水活在今天，帶著他中華文化情懷 + 左翼思想 + 民族團結觀念，復出政壇，很可能會被誤解或標籤為「中共同路人」，特別是當他的話語觸碰了台灣當代日本總督府民進黨的意識形態紅線。不僅蔣渭水，當年的知識份子，如賴和等，放在現在也是民進黨眼中的中共同路人。

翻開《眷村》雜誌，我很難想像：還有一本雜誌願意特別紀念一江山戰役與大陳撤退七十週年，詳細探討這場戰役前後中華民國的軍事與外交，還有王生明司令如何用自己與部屬的壯烈犧牲，換得國軍在大陳島的全面安全撤退。

當王生明在戰爭前幾天回到臺灣，拿到蔣中正總統頒發的英雄獎章後，接著得知要儘快趕回一江山，他如常吃完妻子烹調的家常菜，飯後卻臨時提議，想和妻子柳淑輝女士和獨子王應文到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相片。

柳淑輝女士知道這張照片是「生死訣別」的最後合影，但是夫妻倆在攝影室內不敢有一絲捨不得的情感，王夫人默默強忍悲痛，讓丈夫選擇為國盡忠，於是彼此都沒有在言語中點破，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充滿著沉重與靜默。

訣別那天，王應文在學校上課，王生明突然跑到學校幫兒子請一天假，要兒子陪父親搭公車到基隆港搭船返回一江山，父子倆在車上相伴，父親話中有話，一再告誡：「你以後讀書要比現在還用功。」並要王應文要好好聽母親的話。

公車抵達基隆軍港碼頭，王生明帶王應文上中字號登陸艇和部隊叔叔伯伯打聲招呼，看看還有時間，堅持要陪兒子在軍港旁邊的公車站牌等車，當時天空下起大雨，父子倆都沒有帶雨具，王生明從口袋拿出一條手帕打結蓋在兒子頭上。

王應文不太瞭解父親的舉動，笑著對父親說：「這手帕怎麼能擋雨呢？」或許對王生明而言，這是此生最後傳達對兒子的關愛。當公車駛進站牌，王應文首度看見父親泛著淚光，他隔著車窗看著父親站在站牌前，細雨中，不停揮著手。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戰役爆發，共軍轟炸機投擲超過五百枚重磅炸彈空襲，並發射五萬餘發的砲彈，把一江山炸成焦土，三天的戰役中，國軍千餘名守軍悉數陣亡，最後有名有姓的烈士計有九百三十一人。

王生明司令遭共軍團團包圍時，他最後跟長官的通訊：「現在敵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裡有一顆給自己留下來的手榴彈，我王生明絕不會給國家丟人！」臨死前，他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接著拉開手榴彈引信當場自炸身亡。

我很難想像，事隔七十年了，我竟然噙著淚，顫抖著手指，翻閱著這本《眷村》雜誌。雜誌中還紀錄著隨政府來臺的大陳人後續發展，包括大陳習俗在這些村落裡如何獲得保存，他們如何繼續操著浙江台州話跟長輩講話，內容極其珍貴。

這期雜誌紀錄著一群在外島用生命保衛住臺灣的人。我看完不禁很遺憾，當前有些大陳人已經忘記自己先人如何艱苦來臺的往事，在政府工作，卻強悍霸凌著跟自己相同族群的人，這會讓我產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荒謬感。

這期雜誌還有楊儒賓教授寫的〈黑水溝悲歌〉、張啟疆先生寫的〈八二三炮戰〉與我寫的〈鳳城鎮上的孤兒〉，更有王壽來先生寫有關陸小曼習畫的故事，世間已經很難看見如此充滿細膩質感的雜誌，值得你買一本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