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叛變，確實使中共在台灣的組織系統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台灣省工委會作為中共建構「台灣省黨部」的預備機構，原本負責在台灣發展基層組織、滲透行政體系、聯絡知識分子與青年力量。蔡孝乾作為最高負責人，其投向國民政府後的供述，使整個工委會幾乎全盤瓦解，骨幹被捕、地下網絡被清除，某種程度上，確實象徵着中共在台灣的政黨體系建設遭到摧毀。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工委會的毀滅，並不等於中共在台情報能力的瓦解。原因在於台灣省工委會負責的是「群眾組織與政治工作」，其主要任務並非高階軍事情報。真正掌握專業情報系統的，是中央社會部（後併入中央調查部）內的李克農體系，以及他領導的「隱蔽戰線」專業情報人員。這一群人並不隸屬省工委，而是直接受中共中央與華東局、華南局等地下情工渠道指揮。他們運作的重點，不是組織大眾運動，而是滲透、策反、長期情報布建。因此，蔡孝乾叛變雖然重傷「組織線」，但並未觸及「情報線」。國民政府即使全面收網，也抓不到被刻意分層隔離、深度掩護的真正情報員。

李克農系統的情報員仍留在台灣的軍中、情治體系、港口、機場及外圍關鍵部門，形成了若干「點狀」高價值滲透。此種滲透，不追求大量人脈，而追求精準、穩定、位置關鍵的少數人。例如軍官、測量人員、飛行相關單位、後勤人員、甚至與美軍合作的通訊支援者。

到了 1950–1960 年代，美國與中華民國合作執行深度偵察任務，包括：
黑蝙蝠中隊（空軍34中隊）：夜間沿海滲透、空投特工、電偵任務
黑貓中隊（空軍第35中隊）：駕駛 U-2 高空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
這些行動完成度高，但也極度敏感，而中共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其行動動向，有幾個層面：

第一，台灣端資訊並不完全封閉。
無論是飛行前準備、油料補給、航電測試、作戰命令下達，都會經過若干層級的人員，而李克農體系的「點狀」滲透正是盯住這些節點。這些情報員多是 1946–1949年間早已被滲透好的軍方或技術人員，並未被蔡孝乾的叛變波及。

第二，台美之間的合作在初期存在訊息外溢。
美軍顧問組、協防司令部與台灣空軍之間有大量協作，指令、機務紀錄、甚至通訊設備的使用方式都可能被側錄。李克農體系的情報員利用這些交叉點蒐集資訊。

第三，中共地面雷達與空防逐漸建成。
特別是 1960 年代後，大陸導入蘇聯提供的雷達、地對空飛彈（尤其是 SA-2），讓黑貓中隊的飛行逐漸被鎖定。每一架 U-2 的起飛時間、航線方向、甚至目的分析，都能與台灣端的情報相互印證，使中共的攔截行動愈來愈精準。

第四，「隱蔽戰線」從不倚賴單一情報來源，而是多源交叉驗證。例如：
台灣軍中、機場或後勤端的情報
香港、澳門的交通線側錄
大陸內部雷達與偵測資料
國際新聞、外交活動的分析
外國記者、商人帶來的碎片情報
這些訊息被李克農體系整合後，中共對台灣空軍行動具有高度預判能力。
於是，黑蝙蝠的低空滲透逐漸變得危險；黑貓的U-2任務從1962起相繼被擊落，甚至常常是剛入境不久就遭鎖定，形同「甕中捉鱉」。

換言之，雖然蔡孝乾的叛變摧毀了中共在台的「政治組織」，但真正致命的「情報網絡」仍完好無缺。李克農系統以高度專業化、點狀部署、長期滲透的方式，使得台灣在冷戰前期的高敏度軍事行動，無可避免地暴露在中共的掌控之下。這種情報優勢，甚至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初美中和解為止。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要評價老蔣總統，必須言之有據。幾乎看完了他全部的日記，以及大量使用他的相關檔案來撰寫學術論文，我應該有資格對他做出評價。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公開多次肯定，長期反對他的一些地方軍人，包括張發奎、白崇禧等人也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堅強地領導這個落後而且分裂的國家，挺過了侵略者的打擊，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東北與新疆，1945年，他只好忍痛在與史達林談判中放棄已經被蘇聯實質上佔領20年以上的外蒙古。但是，他的11段線南中國海海域劃分，為中國贏得了370萬平方公里的藍色疆土。抗戰勝利，中國收回了台灣、澎湖與東北，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地位明顯提升。不但是世界抵抗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與軍隊付出重大犧牲，而且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這個，是鴉片戰爭之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所無法想像的。

與共產黨的鬥爭最終失敗，原因非常複雜，當然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充滿結構性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自己也有許多觀念上與做法上的局限，再加上幾個關鍵的事件處理不好，用人不當，最終讓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失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他帶領下的台灣在這80年的時間中，卻得到了中國4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繁榮、進步，在他執政的期間不但將大陸上10幾所優秀的大學、大批的學者與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的中央研究院成功遷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寶物也成為台灣的鎮國神器。而修復與擴建水利設施、給予婦女公平的人權、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建立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擴張高等教育，奠定了今天台灣的生存以及面貌。這一段發展經驗，對未來兩岸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

積善人家慶有餘，他在台灣與海外子孫昌盛，或許是老天爺給他的一種回報吧。旁邊這位美少女，是他的曾孫女，他的子孫們大多相貌堂堂。

我們沒有必要去偏愛哪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刻意的抹黑，不能根據事實來說話，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叫做愚蠢，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就是邪惡。

蔣渭水（1890-1931）反殖民，創建臺灣民眾黨（1927-1931），左傾、親中華文化，若復活於今日台灣，會不會被民進黨或深綠輿論抹紅為「中共同路人」？

一、蔣渭水的三個「高風險特質」

1. 中華文化立場明確
蔣渭水尊崇中華文化，反對日殖文化統治，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同根。若他今日公開講「台灣根在中華文化」，很可能就會被某些人懷疑為「統派」、「大中國思想殘餘」。

2. 左傾、親勞工、反資本主義
他晚年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勞工運動、土地改革、反壟斷，這些如果出現在今日，會被企業媒體攻擊，民進黨也未必歡迎，尤其是現在的民進黨在施政上偏向中間偏右、與資本界深度合作。

3. 民族統一情懷
他在反殖民時代主張「台灣回歸祖國」，這種話語在今天說出口，不用談到中共，光是提到「祖國」兩字，就會被某些政治光譜當成「紅線踩踏者」。

他批評台灣資本壟斷，挺工會反財團
→ 民進黨政府與既得利益者可能會迴避他、邊緣化醜化他。

他講出「兩岸一家親」、「兩岸統一是未來趨勢」
→ 網路立刻爆炸，媒體狂轟，深綠輿論會說他是中共同路人，即使他反對專制也沒用。

二、「抹紅」不會是普通人，是民進黨操控輿論風向與網軍文化

現今台灣輿論場某些區塊高度意識形態化，凡是：
主張中華文化
主張兩岸和平交流
主張民族統一但反專制
批評資本主義或現行政權
都可能被斷章取義、貼標籤、扣帽子。
就像現在有些老左派、知識份子，即使他們反共也親中華文化，一樣會被貼成紅。

總結：

如果蔣渭水活在今天，帶著他中華文化情懷 + 左翼思想 + 民族團結觀念，復出政壇，很可能會被誤解或標籤為「中共同路人」，特別是當他的話語觸碰了台灣當代日本總督府民進黨的意識形態紅線。不僅蔣渭水，當年的知識份子，如賴和等，放在現在也是民進黨眼中的中共同路人。

翻開《眷村》雜誌，我很難想像：還有一本雜誌願意特別紀念一江山戰役與大陳撤退七十週年，詳細探討這場戰役前後中華民國的軍事與外交，還有王生明司令如何用自己與部屬的壯烈犧牲，換得國軍在大陳島的全面安全撤退。

當王生明在戰爭前幾天回到臺灣，拿到蔣中正總統頒發的英雄獎章後，接著得知要儘快趕回一江山，他如常吃完妻子烹調的家常菜，飯後卻臨時提議，想和妻子柳淑輝女士和獨子王應文到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相片。

柳淑輝女士知道這張照片是「生死訣別」的最後合影，但是夫妻倆在攝影室內不敢有一絲捨不得的情感，王夫人默默強忍悲痛，讓丈夫選擇為國盡忠，於是彼此都沒有在言語中點破，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充滿著沉重與靜默。

訣別那天，王應文在學校上課，王生明突然跑到學校幫兒子請一天假，要兒子陪父親搭公車到基隆港搭船返回一江山，父子倆在車上相伴，父親話中有話，一再告誡：「你以後讀書要比現在還用功。」並要王應文要好好聽母親的話。

公車抵達基隆軍港碼頭，王生明帶王應文上中字號登陸艇和部隊叔叔伯伯打聲招呼，看看還有時間，堅持要陪兒子在軍港旁邊的公車站牌等車，當時天空下起大雨，父子倆都沒有帶雨具，王生明從口袋拿出一條手帕打結蓋在兒子頭上。

王應文不太瞭解父親的舉動，笑著對父親說：「這手帕怎麼能擋雨呢？」或許對王生明而言，這是此生最後傳達對兒子的關愛。當公車駛進站牌，王應文首度看見父親泛著淚光，他隔著車窗看著父親站在站牌前，細雨中，不停揮著手。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戰役爆發，共軍轟炸機投擲超過五百枚重磅炸彈空襲，並發射五萬餘發的砲彈，把一江山炸成焦土，三天的戰役中，國軍千餘名守軍悉數陣亡，最後有名有姓的烈士計有九百三十一人。

王生明司令遭共軍團團包圍時，他最後跟長官的通訊：「現在敵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裡有一顆給自己留下來的手榴彈，我王生明絕不會給國家丟人！」臨死前，他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接著拉開手榴彈引信當場自炸身亡。

我很難想像，事隔七十年了，我竟然噙著淚，顫抖著手指，翻閱著這本《眷村》雜誌。雜誌中還紀錄著隨政府來臺的大陳人後續發展，包括大陳習俗在這些村落裡如何獲得保存，他們如何繼續操著浙江台州話跟長輩講話，內容極其珍貴。

這期雜誌紀錄著一群在外島用生命保衛住臺灣的人。我看完不禁很遺憾，當前有些大陳人已經忘記自己先人如何艱苦來臺的往事，在政府工作，卻強悍霸凌著跟自己相同族群的人，這會讓我產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荒謬感。

這期雜誌還有楊儒賓教授寫的〈黑水溝悲歌〉、張啟疆先生寫的〈八二三炮戰〉與我寫的〈鳳城鎮上的孤兒〉，更有王壽來先生寫有關陸小曼習畫的故事，世間已經很難看見如此充滿細膩質感的雜誌，值得你買一本來收藏。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日本殖民台灣是如何開始其序幕的？時當清廷積弱，寡婦孤兒秉政之際；1895年，李鴻章與板橋巨商林維源書中如此描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

日清馬關條約中確實呈現了上述「棄地全人」的內容；那是日方公開同意了該約第五條那所謂──「割讓土地的居民能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及遷移，條約批准2年後該地的居民將被視為日本國民。」；看來真是頗人道的。
怎知道當年的史實真相，該所謂的「自由賣掉與遷移」，只是公開的文字而已；實際上，日方另有計畫將我島民逐出海島的所謂「台灣島嶼攘逐策」，並且要將大批日人移民我島的政策。我島嶼四面是海，且內山早有會馘首的「生番」盤踞，在此陰謀之下，我島民處境實在可悲。

履約之際，據稱當年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曾依據職責擬出統治意見書，將當前的治台方式分為三案，第一為「悉數放逐出島」，二為嚴禁陋習，三為「放任我島民」；水野所推薦的乃是「放任我島民」之第三案；請總督由中抉擇定奪，結果該重要簽呈因始終未獲總督裁示，竟被擱置而一直未獲簽；據稱當時的現實是「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軍民間自然衝突不斷，在軍方攘逐殺戮之下，我先民流離傷亡者慘重。

台北、三角湧、大嵙崁溪大屠殺

「府城內有台北府、淡水廳等之衙門……市街規模廣大，絕不似清國一般市街，大街寬有六間，雖狹處猶有二間……家屋概為二樟造作，絕不見清國風之污穢，有七、八個電燈照耀滿城，亦有公共馬車和人力車在通行市街，稍似上海之居留地。」
「台北以南10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6萬人無家可歸。……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內藤支隊……我軍攻打三個小時，仍不見地人退卻。此時，只見三角湧〈三峽〉方向火光沖天，想必是山根支隊在攻擊敵人。於是我軍奮勇向前，攻破敵陣。二十四日，向海山口〈新莊〉方向前進，……支隊殲敵三、四百人，擊傷敵人無數，燒毀房屋千餘間。我軍僅有乃木中尉等三人負傷。」
「松原支隊……恰逢砲兵來進行砲擊，敵人敗走。二十三日繼續搜索賊兵。此次大掃蕩歷時四天，殲滅敵人數百，燒毀房屋數千，……事後，三角湧附近數里內，不見人影。」。

1896年1月，「宜蘭大屠殺」

時人曾如此紀錄其事：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城中有土著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台灣之迎日軍者，無甲乙科人，亦無士籍。……惟李望洋刓無廉隅，不去亦不陷。當全台未有剪髮時，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由宜蘭北至西南，暴徒爭攻屯軍。」
當時，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而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裡。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雲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

嘉義大莆林首富簡精華，以種植甘蔗發家，為本區擁有民兵的大地主；甲午戰後，受徵召而曾組抗日武力；眼見日軍強大，不可勝，乃生降意；1896年7月，日軍來到大莆林，簡掃街奉牲以迎，不料日軍猶強索婦女二百人，簡豈能應；索求不獲，日軍竟然強暴其族婦女六十餘人；簡恨而盡出資財號召當地義勇，共同抗日；抗日三猛的柯鐵，即入其麾下。
「戰後談台灣史的人，都稱讚台灣人堅決勇敢地反抗。台灣人所以會拼命反抗，是日本軍紀異常敗壞之故。有駐進村莊的日本軍，雖然接受村長全家總動員的款待，還要調戲村長的太太，也有把年輕女性綁在長凳上，演出集體強姦的惡行。在埔里的老百姓，一聽到日本軍要來了，就統統逃往山裡面躲起來，只剩下一些行動不便、害重病的父老及留下來照顧的家人，日本軍一來，不由分說地拖出去『試刀』，任意宰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趕走日本官民於城外，於是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一隊……攻南門；一隊從水尾鳥牛欄攻西門；一隊……攻北門；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次大屠殺，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良心未冺地發出嚴厲批判，其描述稱，「……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無辜，……使討匪戰爭適得其反，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主要的因素是雲林廳長的惡意謊報。使父被殺、母被害、妻被姦、兄被戮、骨肉離散、天人相隔，民眾悲憤達到極點……」；導致國際間交相指責，因而，不只是天皇下達了「一視同仁」的聖旨，並且還「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南部的蕭壟街事件與阿公店大屠殺

6月，近衛師團由北而南，攘逐殺戮陰謀早已展開；北部慘況南傳帶來威懾與放逐效果；10月，乃木師團才由南而北，民間知強弱多避之，慘事較少；但日軍暴虐，慘案仍時有發生。例如，蕭壟街事件〈1895.9〉與阿公店大屠殺〈1898.11〉即是。
「下午三時，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隊來到溪畔……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於是亂槍齊放……約20分鐘，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在了18輛牛車。」
阿公店大屠殺之發生在兒玉總督時期；官方描述稱「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決定軟硬兼施的作戰方式，為了爭取民心，絕不能重蹈雲林屠殺事件的覆轍……嚴格約束部隊……即使在民家發現抗日份子，也不能焚毀民家洩恨。抗日嫌疑份子應先徵求地方行政官首長意見，如無積極證據，應立刻釋放。疑犯應送交臨時法院秉公處理……」；但並無提出如何約束部隊的證據，而後僅自圓其說稱──
「這一次討伐，台灣方面損失，戰死者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焚燒民房全毀者2,783戶，半毀者3,030戶……使無辜民眾損失慘重。……總督府公報自圓其說：『一連串戰火，民眾不願將房舍做抗日軍的防禦物而主動焚毀，或要求日軍焚毀。』……」
該事件的官方說詞沒有提出約束部隊之證據，只能說是可疑，但是討伐中，我居民如何能夠找到日軍要求焚毀自宅，以及如何知道自宅即將成為抗日軍的防禦物？難怪日本學者對其說法，也有「說詞荒唐至極」的批判。
有洋人傳教士不忍而投書國際媒體，才受到外界重視，但因其並未如「雲林事件」造成洋人死亡與對外貿易中斷，總督府僅循「雲林大屠殺」模式撥出一萬元賑濟本地區「災民」，事態並未鬧大。
然而，由上述民間的巨大損失與公開的死亡人數達兩千多人的情況看，該案最後被送交臨時法院的抗日嫌犯竟然只有144人，其最後受起訴的則只有51人，真是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因濫捕、濫殺而死，又有多少死亡人數，其親族可能為了避免株連之禍而隱匿……

所幸，該攘逐陰謀在1896年7月，因日軍攘逐我先民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干涉，才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我島上總人口據估計已「消失」了近百萬人──四面臨汪洋、內有馘首生番的島嶼，「消失」意味的是怎樣的結局？〈此人口數據的研究，將另文處理〉
如此的「消失」，在日本學界的處理，竟然是不提大屠殺之前我島上有多少人口，僅強調在1896年11月18日，日方關於「台灣與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公告日起算──即「雲林大屠殺」鬧成國際慘劇之後四個多月後，官方才開始接受我島民的申告，稱可攜財產，無關稅離開我島；當年總計自該公告起到1897年5月8日，我島民申告獲准離台者僅有4500人~6500人；我島留日學者多抄襲該數字，接受「離台者少得令人意外」或「日本政府……沒有採取積極要求居民退出台灣的積極政策」之類說詞。

當年的史實是，1897年1月，民政局長水野遵宣示日本治台方針，宣布「此日之後，所有台灣人民皆歸日本國籍。屆時我總督府對該人民，不分彼我，一視同仁，愛護如同子女，必能共用太平之樂。」
1897年2月16日，在「台灣新報」社論上乃有公開如此表示──「決定當地人之去就，即在今年五月……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之強硬議論，不料卻由『一視同仁』之宏謨而結束成為過去一場夢。」；顯示出當年原來天皇對於當局有應該「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年史實，根據被日本學者指為「不諳政治」的乃木總督描述是「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以及「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與「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至1897年初，他更明白在其對官民諭告中承認當年的史實是：「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然而，我們今天出版的故事書上卻是如下地這樣寫著──這群王八蛋啊。。。我想破口大罵。。。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

《故事臺灣史：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
作者｜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2019/09/30
當西方國家開始攻打中國，連帶讓臺灣也開放港口，走向新的發展。
1895年中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更決定了臺灣半個世紀的命運。
為什麼日本非得臺灣這個邊陲小島不可呢？原來，這和日本的野心有關……

臺灣人的命運

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簽定的《馬關條約》重創清帝國經濟，除了要賠給日本2.3億兩白銀（大約是兩千多億臺幣），日本更積極爭取臺灣等土地，以及清帝國內地貿易優惠和通商港口的開放。
對於擁有臺灣統治權200多年的清帝國，雖然「統治」了臺灣，在管理上卻多讓人民自己先出力開墾，官方再去設置行政單位，少有清廷出錢出力的重要建設。或許對清帝國而言，遠在南方外海的臺灣，治理起來挺麻煩的。直到後來有外國人來攻打臺灣，一次是1874 年日本人引起的「牡丹社事件」，另一次是1884 年法國出兵基隆，這兩次戰役讓清廷察覺外國對臺灣有野心，這才開始認真治理臺灣。不過對清帝國而言，本土上各種內憂外患都比臺灣這個位於南方邊陲的小島更加重要，這個小島其實沒什麼好掛心，失去也不覺得可惜。

中國、日本，要選哪一邊？

雖然《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裡頭卻有一個相當人性化的條文，那就是第五條「住民去就決定日」。條約中提到，從1895 年5 月8 日到1897 年5 月8 日這兩年內，臺灣居民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留在臺灣，如果不想成為日本帝國的一份子，可以把財產全部賣掉後離開。
條約簽訂批准後兩年內如果還沒有離開，就視為日本臣民。這是歷史上臺灣人民第一次擁有主動權，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日本政府還滿開明的。
不過，後來到底有多少人離開臺灣呢？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當時大約有六千人離開，只占臺灣人口的0.25%而已，這些人多是因為在中國擁有財產，才選擇回到中國。而其他留下來的人，從此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人民。

黃痿漢這尾變色龍又開始變色了？可是看來這尾變色龍的歷史與邏輯都不太行耶？表面上裝出一副「客觀還原歷史」的樣子，實際上卻在替日本殖民洗白。

首先，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是一場侵略戰爭。沒有清軍與日軍在朝鮮半島與黃海血戰、沒有北洋艦隊潰敗、全軍覆沒，哪來的《馬關條約》？所謂「李鴻章在下關春帆樓簽字」被迫將台灣、澎湖割讓，放棄藩屬國朝鮮，這本身就是日本軍事侵略的結果。把「割讓」從侵略背景中抽離，硬說「日本不是全面侵略，只是接受清廷割地」，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其次，黃痿漢刻意淡化當年台灣人民的反抗。日軍是「和平接收」澎湖列嶼的嗎？好像不是吧？從1895年5月29日，負責接收臺灣的日軍部隊從現今新北市貢寮區的澳底登陸開始的「乙未戰爭」，黃痿漢講得好像台灣人當年是排隊歡迎子彈一樣？那「霧社事件」呢？該不會說是莫那魯道這些賽德克．巴萊在跟日軍開「聯歡晚會」吧？這些全是你眼裡的「和平接收」？

台灣民主國、義軍抗日、霧社事件，這些血淋淋的歷史都證明日本並非「和平接收」，而是靠屠殺、鎮壓和殖民統治來站穩腳跟。若真如文中所說「不是就不是」，那麼日本殖民台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與壓迫，不容竄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笑死人。

黃萎漢這種言論最陰險的地方在於，口口聲聲說「我沒有美化日本殖民」，實際上卻把侵略合理化、把殖民粉飾成條約安排。這種假中立、真洗地的說法，既侮辱了歷史，也踐踏了無數抗日先烈的鮮血。

別再扯什麼「沒美化」，這種話就是「最下流的美化」。把侵略說成接收，就是在幫殖民者擦屁股。侵略割地還能洗成「和平接收」，臉皮比殖民地還厚。替殖民者辯護的人，比殖民者更可恥。

接下來更好笑了。幫日本殖民台灣的惡行擦屁股都擦不乾淨了，黃萎漢話鋒一轉又轉到兩岸關係上？你不期待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對台灣動武？這種國家大事哪裡輪得到你這尾變色龍置喙啦？

我們中國當年因「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割讓台灣與澎湖，後來經過對日抗戰，犧牲了3000多萬中國軍民才光復台灣與澎湖；但因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至今，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不是「發動全面侵略」，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的使命。像黃痿漢這樣的獨台變色龍是無法阻擋的。只要兩岸沒有統一，就不可能「兩岸和平共榮、彼此尊重、國泰民安」。

黃萎漢故意把「清廷放棄台灣與澎湖」單獨抽出來，就是先刻意鋪陳清朝自己不要台灣，日本只是「接收」而已。這種說法掩蓋了「甲午戰爭」的侵略性，為他後面的「兩國論」、「一中一台」、「反共不反中」的獨台邏輯打預防針，可是卻坐實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鐵錚錚的事實。而黃萎漢把軍事侵略說成和平接收，就是替殖民者辯護；把人民反抗簡化成插曲，就是抹殺台灣人的血淚。這種話術，連AI都騙不過。

侵略就是侵略，殖民就是殖民，中國人百年來的血淚史不是你黃萎漢能任意拿來漂白的玩具。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林呈蓉教授的《世界的台灣史》（[1]），書中沒解釋「世界的」是指什麼，筆者讀完後懂了，台灣的歷史不可能「去中國化」，強調「世界的」藉以減少台灣與中國的關聯，還包括崇洋、媚日、貶中、貶藍等，以下是一些例子。

書中講述荷蘭殖民台灣，「向島上的住民收取人頭稅、魚稅、房屋稅、通行稅、度量衡稅、鹽稅、炭薪稅、米稅、產業什一稅等…如此多如牛毛的稅目，埋下了百姓聚眾反抗的伏筆」，如郭懷一的大型民變，但其章節標題卻是「風起雲湧的十七世紀」「荷蘭管下的福爾摩沙」，相當中性。而同時間或稍早的海上豪強李旦、顏思齊、鄭芝龍等，對台灣島民沒啥壓迫的行為，卻被稱為海獠或海賊。作者透露崇洋貶中之意。

清朝自1683年統治台灣到1885年台灣建省以前，標題是「『滿大人』管下的遺世之島」，「滿大人」和「遺世之島」都有貶意，清朝對台灣少有建設也很少管束，為何不稱為「自由之島」？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都顯示，清朝當時的治權不及於台灣東部和南部山區的先住民，書中指責清政府治理落後，疏於管理先住民，卻不提這也表示，清政府尊重先住民的自由生活方式，似乎比荷蘭人、日本人善待先住民。

台灣建省後劉銘傳擔任巡撫，加速推進很多現代化建設，「相較於內陸各省，成果卻相對斐然，擁有不少『史上第一』的頭銜。」書中對此卻非常簡略，僅有不到4頁的描述，而標題是中性的「台灣的獨立建省」。另一方面，日本統治台灣的標題卻是非常正面的「台灣社會的文明開化」，包含88頁洋洋灑灑的內容。作者真是厚日薄中啊！

當時日本是比中國進步，但是如書中所述，日本實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台灣的現代化其實很有限，而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造成台灣民生極為困苦，不少台灣人死於戰場。書中竟無一言之譴責，真是媚日至極！

作者把二二八事件完全歸罪於行政長官陳儀、國民黨政府和國軍。這事件已有極多不同觀點的議論，超出本文的範圍。筆者僅指出書中所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的第一條：「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處理委員會及兵隊共同保管…」兵隊何所指未說明，要武裝部隊解除武裝，武器交由非官方的處理委員會保管，幾乎是處理委員會奪取兵權；當時國共開始內戰，台灣又有不少左派人士，處理委員會奪取兵權是否居心叵測？陳儀和國民黨政府大約因此採取極端處置。

[1] 的台灣史只講述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二戰後到2000年，台灣一直是國民黨執政，也是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書中只有17頁簡略介紹這段經濟發展史，並且不提國民黨。作者看來是故意要淡化國民黨的貢獻。

作者留學日本，因此培養出崇洋、媚日、貶中、貶藍的意識形態嗎？真是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

[1] 林呈蓉《世界的台灣史》玉山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