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自從一1978年中共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提出之和平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依中共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地區（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統一主權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具體來說，就是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當時)大陸十一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曾說，這是在馬克斯主義理論寶庫中找不到，在中外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

其實就筆者所知，近似「一國兩制」的概念及經驗，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只是有程度之差罷了。至於其可行性是否適用於今天，恐怕先得看看中共如何在1997年以後對待香港，1999年對待澳門，才能下斷語。在此之前，只要台灣稍安無噪，以逸待勞，對中共至多只需「姑妄聽之」，再觀後效。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先例，要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以後所實施的「一國（北魏）兩制（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為典型。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在東漢三國時代，仍只是一個小部落，直至拓跋珪建國北魏（又名後魏、元魏、拓跋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兼併四國部落，國勢日益強盛，統一北方。

拓跋跬佔領中原後，敏銳地意識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因此他並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倒退地實施(北魏的)奴隸政策，卻容許中原地區繼續實施封建制度。就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個世紀的「一國兩制」政策，封建制的優越性、進步性，終於壓過奴隸制，迫使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實行更澈底變革的漢化政策，北魏從而成為強盛、統一的封建制國家。

歷史上第二個實施「一國兩制」的是契丹族的遼朝，遼與北宋對峙時，國勢十分強大，宋朝不得不採和親納幣、俯首稱臣之政策，以維持兩國相安無事，迄今西方人稱中國除了CHINA（秦）外，就是CATHAY（契丹），可見其一斑。香港英資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CATHAY AIRLINES），直譯可稱「契丹（中國）航空公司」。

遼朝除了原領有之東北、內蒙外，還統治原為中原轄地的山西、河北，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由於轄區有大量漢族，以致其政治制度採「兩元政治制度」，即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主番事，南面官治漢人。質言之，即以契丹人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而以漢人的政治制度來統治漢人，包括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至於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50年至1959年間的西藏，雖然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國兩制」，中共也多絕口不提，其實先不論西藏問題之激化原因與責任歸屬，就中共解放大陸初期，的確對西藏是採取寬大、放任政策，這對身負社會主義優越性，拯救並解放世人（世界革命）的中共而言，實屬極大之自制及忍讓。

1950年中共建國，至1959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有十年左右，中共完全放任西藏保存農奴制、政教合一、喇嘛教信仰，以及地主剝削、壓迫、殘害農奴，若非演變至慘不忍睹，嚴重惡化，相信中共還有可能繼續尊重西藏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及文化制度，換言之，這十年是中共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卻矢口不提西藏經驗，主要是害怕此一失敗經驗引發不好聯想及反宣傳。其實真正瞭解西藏現代歷史的人，應該不會未經深入瞭解即妄加批判，亂扣帽子才是。

據近日報載，有鑑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形勢對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愈來愈不利，以及台灣島內台獨聲勢日益囂張，以及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統一方式的抗拒，中共官方權威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正醞釀推動更加務實靈活的對台政策，除了務實推動兩岸交流外，也主張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中，尋求妥協，擴大共同點，擬出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來打開統一僵局。

針對此一務實而不僵化的走向，吾人期望在堅持和平手段原則之下，海峽兩岸能共同坐到談判桌前，彼此殫精竭慮，互信互諒，為兩岸人民尋求一個能造福兩岸人民，並願意接受的可行模式，切忌以大吃小或夜郎自大，以致生民塗炭，禍延子孫，願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敞開胸懷，高瞻遠矚，展現高度之政治智慧，立千秋志業。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

名作家范疇今早在聯合報發表《「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對於此文，筆者有深為認同的部份，也有頗不贊成的部份，因而在此說說我的見解。

范先生的文章大致有兩個重點。其一，「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筆者很認同這部份，並且要進一步說，台灣每兩年就有一年是選舉年(分別選舉總統/立委和縣市長/縣市議員)，因此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朝向兩極化，這是台灣的多元化相當膚淺的主要原因。

范先生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批評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並且說「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而台灣要多元化，才能對抗大陸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很難同意這部份。范先生沒在文中明確定義何謂原教旨主義，我也不想糾纏於此定義，寧願探討該文的主題－多元化。

大陸不多元化嗎？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制度無疑綜合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多元化嗎？旅居海外的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潮》，詳細闡述六四後二十六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論、儒學治國論、新民主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大陸有這麼多不同的政治思潮，不多元化嗎？隨便打開大陸電視，看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表演者，以及介紹少數民族的節目，看來遠比少數民族在全人口中的占比要高，這不是多元化嗎？

多元化的概念很簡單，但是要具體判定不容易。就上述三點比較台灣和大陸，台灣不如大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不像大陸有那麼多政治思潮，也不像大陸有那麼多少數民族的表演空間，大陸似乎比台灣更多元化吧！大陸既然有多元化，根據范先生「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可以反證大陸不是原教旨主義，也與獨裁、極權、集權不是一家親囉。

范先生看來很重視多元化，而反對兩極化。可惜他本身就陷於兩極化裡，他完全肯定多黨政治，而完全否定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他文中所述，台灣的政黨鬥爭導致兩極化和膚淺的多元化。多黨政治呈現這樣的缺點，范先生怎能完全肯定它？如上述，大陸並非不多元化，范先生怎能完全否定一黨專政？更別提大陸四十年來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中共的一黨專政不是沒有缺點，但哪個政治制度沒有缺點？像范先生這樣極端化的反共思想難免促進政治的兩極化，實無益於台灣的多元化。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

從去年底開始，台灣就充斥大量選舉活動和新聞，政治人物此起彼落宣佈參選縣、市長或縣、市議員，而藍、綠兩大黨則在各地逐漸展開黨內初選和初選民調的競爭，現在黨內初選逐漸完成，正式的競選活動將更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直要熱鬧到11月底，選出縣、市長和縣、市議員為止。

台灣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和立委、中央級別的選舉，也每四年舉行一次縣市長和縣市議員、地方級別的選舉，而兩種級別的選舉交錯開來舉行，於是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規模選舉。每次大規模選舉從政黨內部逐步初選，到最後正式投票，歷時約需一年。每兩年選一次，歷時約一年，台灣大約一半的時間都在選舉。不僅選舉歷時長，台灣每個政黨的主要工作就是選舉，即使不在選舉期間，從臉書就能感受到，每個政黨天天都在拓展人脈，為政治人物開發未來的選票。

大陸也有選舉，主要包括基層選舉和各級人大代表選舉，大陸的選舉影響層面小，選舉自然不像台灣熱絡。大陸的共產黨不花工夫選舉，主要在做什麼？

在大陸的書店，我看到許多共產黨的教育訓練書籍，從最基本的如何做一個共產黨黨員，到如何擔任基層黨委(基層黨組織委員)，最高到如何擔任縣委書記(縣的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因此出版許多書籍，來教育及訓練其黨員和各級基層幹部治理國家，至於高層幹部，因為是少數，有另外專門的進修學院，提升他們的治國能力。

大陸約有八千萬共產黨黨員，只有少部份是國家的公務人員，支領國家的薪俸，其他大部份則分佈在民間各行各業。雖然多未支領國家薪俸，共產黨仍相當程度能協助治國。以2008年北京奧運的一則新聞為例，大陸為了防備恐怖份子發動恐怖攻擊行動，動員了千千萬萬的北京「大媽」，深入各個角落擔任偵防的工作。共產黨先動員大媽們裡的共產黨員，透過她們再動員千千萬萬的一般大媽，顯示共產黨的基層教育訓練是頗有成效的。

除了教育訓練，大陸以競爭提升治國能力，中央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省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省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同樣地，省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縣、市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縣、市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

大陸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台灣政黨的主要工作卻是選舉。這大概是必然的，在台灣，若選不贏，就不能執政，談治理國家不是白搭？因此選舉遠比治國重要，每個政黨都是選舉第一，治國政策則是隨口胡吹的，難怪上台執政之後，常一無是處。治理國家不容易，需要有專業，「中國模式」致力於治國專業，而類似台灣的西方民主國家則致力於選舉專業，術業有專攻，因此各有所長，大陸治理國家似乎越來越好，而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擅長選舉，選到變成民粹了！

根據大陸知名文史作家葉永烈先生所寫的──《錢學森和他的老師們》（中國教育報／2011年12月12日刊出）一文中指出，錢學森曾親筆寫下一份珍貴文件，回憶在一生中給予他深刻影響的人，總共17位，分別是：

父親錢家治———寫文言文；

母親章蘭娟——愛花草；

小學老師于士儉——廣泛求知，寫字；

中學老師董魯安（於力）——國文、思想革命，

俞君適——生物學，

高希舜——繪畫、美術、音樂，

李士博——礦物學（十級硬度），

王鶴清——化學（原子價），

傅仲孫——幾何（數學理論），

林礪儒——倫理學（社會發展）；

大學老師鐘兆琳——電機工程（理論與實際）、

陳石英——熱力學（理論與實際）；預備留美，

王助——經驗設計；留美，

Theodore von Karman（馮․卡門——著名德國空氣動力學大師）；

與──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

或參見──葉永烈：《走近錢學森（修訂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另外中國大陸在1999年慶祝建政50周年紀念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在人民大會堂授予或追授給──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傑出貢獻的科技專家。這些獲獎的23位中國科學家均被稱為「兩彈一星元勛」。

據說當時原本預計由錢學森上台代表受獎人員致答詞，但因錢老身體不適而改由有中國氫彈之父稱號的于敏上台致詞。不過在《傳記文學》457期（2000年出刊）上，由王奐若先生所寫的《中共火箭飛彈之父錢學森感念三位哲人》一文中，卻寫的是，當時（仍）是錢學森先生坐在輪椅上致詞，而錢先生在發言中還特別提到三個他最感謝的人，第一是俞大維先生、第二是吳大猷先生、第三是翁文灝先生。依中共當時的頒獎錄影紀錄來看，王先生所寫的不是事實，因此文中所提到的發言也應該是後來捏造的。但至於錢學森有沒有在其他場合說過類似的話，或許就需要更多的資料來佐證。

前幾年，習近平主政之後，大陸發生了多起有關人權的事件，包括一些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被約談、拘留，有些還被起訴，以及專賣大陸政治禁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老闆與職員突然人間蒸發，据信是被大陸越界拘押了。這些事件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大多「雷聲大雨點小」，當事人可能起初被控以重罪，最後卻或者無事釋放，或者被輕判、緩刑等。即使如此，大陸境外的媒體自始就對這些事件大肆批評，認為是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和大陸人權的倒退。

上述事件頗不尋常，中共施政執法一向有一致性，很少如此雷聲大雨點小，更不會因境外媒體的批評而輕易改變執法。不過境外媒體可不管這些，在起初雷聲大時就大肆批評，等後來雨點小時就淡化處理甚至不予報導，反正境外媒體一向對大陸政治沒有好感，認為大陸人權倒退是其一貫立場。筆者從媒體看到上述事件雷聲大雨點小的發展過程，心中頗疑惑為何會這樣而不得其解，直到最近讀了林中斌和元樂義合著的《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才發現看來合理的答案。

政治事件的解讀時常各有立場各說各話，讓我們先看看主要作者林中斌的政治立場。林中斌現為退休教授，是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專家。他居留北美廿九年，平生從未參加國內外任何政黨，卻曾擔任陳水扁政府國防部文職的軍政副部長(2003到2004年)。從其簡歷看，林教授是立場大致中立的學者專家，絕不是親中共人士。

《撥雲見日》有一小節《反腐暗流》，敍述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之後，許多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他們對習無力公開反抗，但選擇暗中阻擾以拖待變」，其方式包括「官媒失誤」、「棒殺形象」、「外交扯腿」、「順勢暗算」、「巧布陷阱」和「官員怠政」。在「順勢暗算」項下，反習幹部打著紅旗反紅旗，藉維穩之名，在2014年逮捕下獄高瑜、浦志強等(高瑜是知名異議人士，而浦志強是著名維權律師)。在「巧布陷阱」項下，則解析銅鑼灣書店事件，越界逮人是「抹黑習近平的陰謀，而且令習百口莫辯」。

一般人，包括筆者，只能讀到媒體新聞的表層報導，只有像林中斌教授這樣層級的戰略專家，才能獲得各方的內部資訊，因此林教授對於上述事件的解析看來是頗有根據的。涉及貪腐的反習幹部故意製造事端，因此起初顯得雷聲大，等到習近平(或其親信)介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顯得雨點小了。

大陸前幾年發生的多起人權事件原來是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在反習搗蛋，故意製造事端，這顯示大陸的司法仍有被操弄的空間，法治仍有待改善。不過台灣也好不到那去，馬英九自總統卸任以來，已經被控訴一、二十條罪名，也是司法被政治操弄，馬被控訴的罪名至今都不成立，看來最後也會雷聲大雨點小，兩岸的法治真是如出一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