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衛生下水道簡史 | 賈忠偉

◆1896年秋,日本聘英國人巴爾頓(W.K.Burton,1856~1899,又譯為:巴頓、伯特)調查臺北市下水道改良計畫,他主張採用明溝,理由是:(a)臺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b)臺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速度快、(c)臺北與歐美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在交通量低時,明溝尚不易肇至危險)、(d)市中舊有鑽水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汙水之用,新加坡就有此例(當時新加坡為英國殖民地),結果良好。(e)糞便可以糞桶及水肥車收集供肥料。(f)抽水馬桶尚未使用(由於當時房屋多將廁所另築於屋外,並採出糞坑式廁所,由人工收水肥挑運至郊外當作肥料之用,故排入下水道之家庭污水污染量濃度較低,且由於污水量少而河川水量豐沛(因上游尚未構築水庫),因此不影響河川自淨能力造成河川污染)。最後日本人基於財政考量,採納巴爾頓的建議──即明溝排水。

最初臺北市的污水和雨水是由明溝引至城北後再放流入淡水河,並設置閘門,以防颱風天或大雨時河水回(溢)流造成市區積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為改善城內及艋舺地區環境衛生,總督府開始設置暗渠(涵洞)下水管線,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下水排水系統,之後隨著市區發展,逐年有所增建。

日據中期,日本曾計畫於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設置六處污水處理計畫用地,以配合排水幹線,將收集之污水於排入河川前先行處理再排放,以避免污染河川。可惜此六處處理廠計畫用地,迄光復時仍未開闢建設。

巴爾頓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當時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1896年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臺灣各地衛生工程調查與設計,因此被人稱為「臺灣自來水之父」。但巴爾頓因酷熱過勞,只在臺灣待了半年就感染瘧疾而回日本,兩年半後去世。之後的工作就由巴爾頓的學生──浜野弥四郎(1869~1932)接手,他先後策劃建立了臺北、基隆、臺中、臺南的貯水池和上、下水道工程,在臺工作時間長達23年,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城市的醫生」。

日本人投降後的1967年,臺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時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兼任臺北市工務局長的王章清先生(1920~2011)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所有城市均採用上述──雨水與汙水明溝合流排放方式。這種情形在低密度人口的小市鎮只要有自來水,是可行的。但像臺北市這個位處於亞熱帶的大都市(即使在日據時期,臺北市的人口規畫也到達60萬人)來說,這種明溝式(或暗渠)的合流系統,很容易成為蚊蟲與病菌的溫床。因此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應該採用雨水與汙水分流的系統,這就是俗稱的:「衛生下水道(Sanitary Sewerage)」。而臺灣第一座汙水處理廠──迪化汙水處理廠即在王章清先生的建議下於1976年開工,1980年完工啟用。當時臺北市汙水下水道之接管率約為36%。到2026年1月為止,臺北市門牌戶數汙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已超83%,穩居全臺第一。

參見--

(Ⅰ)《都市計畫的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64~70。

(Ⅱ)內政部營建署:《污水處理廠設計及解說(110年版增修訂)》(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從嘉靖倭患到今日台海:歷史鏡鑑與民族抉擇 | En Chen

歷史從不重複,卻總在循環中叩擊現實。當日本政客高市早苗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的狂言,當賴清德以「臺獨工作者」自居鼓吹分裂,歷史的幽靈再次浮現——五百年前肆虐東南沿海的「倭寇」,與今日臺海畔的「謀獨」鬧劇,竟構成了一面令人心驚的隱喻之鏡。

一、嘉靖倭患:內外勾結的千年毒瘤

16世紀的嘉靖年間,中國東南沿海陷入血火交織的倭患。倭寇之禍,絕非簡單的海盜劫掠。史載「真倭十之三,假倭十之七」,以王直、徐海為首的中國海商勾結日本浪人,將海禁政策下的民間貿易需求扭曲為武裝走私網絡。他們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年,倭寇便攻陷臺州、溫州等十餘城,焚燒房屋三萬餘間,擄掠人口逾四十萬。

明軍初期因衛所制腐朽、指揮混亂而節節敗退,直至戚繼光以「鴛鴦陣」橫掃倭寇,俞大猷率水師封鎖海疆,才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的鐵血,終結了這場持續兩百年的危機。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家軍在台州府花街之戰中,以「狼筅開路、長槍刺殺、短兵補刀」的戰術大破倭寇,斬首三百餘級,救回被擄民眾千餘人,成為冷兵器時代協同作戰的經典戰例。

但歷史的吊詭在於:倭寇之亂雖平,其根源卻未徹底消除——海禁政策造就的畸形貿易生態,始終是懸在沿海百姓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二、賴清德「謀獨」:歷史邏輯的現代複刻

今日臺海局勢,與嘉靖倭患竟驚人相似。賴清德之流以「臺獨」為旗號,實質是外部勢力與島內分裂勢力的合流:

歷史敘事的重構:民進黨當局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將「皇民化運動」包裝為「現代化進程」,卻對日據時期臺灣同胞被強徵為軍夫、遭細菌戰殘害的血淚史閉口不談。2026年3月,賴清德在「臺灣地區領導人直選30年」研討會上,仍鼓吹「兩岸互不隸屬」,甚至將「臺獨」包裝為「民主選擇」,試圖以「民主」為分裂披上「合法」外衣。這種行徑,與嘉靖年間中國海商為利益勾結倭寇的「假倭」邏輯如出一轍。

地緣博弈的工具化:日本政客將臺灣問題與「存亡危機」捆綁,賴清德則借「民主」之名行「謀獨」之實。二者皆以民族主義為幌子,實則將臺灣民眾推向戰火邊緣。正如戚繼光痛斥「倭寇之禍,根在貪腐與懦弱」,今日臺海危機,根源亦在分裂勢力與外部干預的沆瀣一氣。

鐵證如山: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強令臺灣同胞改用日式姓名、參拜靖國神社,甚至將臺灣青年編入「臺灣混成旅團」參與侵華戰爭。而賴清德當局近年推動的「去中國化」課綱,竟將日本殖民時期美化為「臺灣現代化黃金期」,全然無視65萬臺灣同胞因抗日犧牲的史實。

三、歷史與現實的本質分野

必須清醒認識:倭寇是外部侵略的暴力符號,而「臺獨」是民族內部分裂的毒瘤。二者的本質差異在於:
1. 性質之異:倭寇之亂是武力刼掠,而「臺獨」是政治背叛。
2. 代價之殊:抗倭戰爭以軍事勝利捍衛主權,而「臺獨」挑釁將引發臺海全面衝突。
3. 歷史定位:戚繼光平倭被尊為民族英雄,賴清德若敢觸碰紅線,必將被釘上歷史恥辱柱。

法理鐵證:1945年《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載日本須歸還竊取的中國領土,聯合國2758號決議更以壓倒性多數確認「一個中國」原則。賴清德鼓吹「兩國論」,實為對國際法理的公然踐踏。

四、鐵血規則:從抗倭到捍臺的啟示

嘉靖抗倭的勝利,源於三大鐵律:

以戰止戰:戚繼光「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決絕,證明唯有雷霆手段方能懾止侵略。今日,解放軍「圍島」演習已形成常態化震懾——2025年12月,「正義使命-2025」演習中,海軍艦艇編隊、空軍戰機編隊首次大規模穿越所謂「海峽中線」,火箭軍發射的常規導彈首次穿越臺島中央山脈上空,命中臺島東部外海目標,充分展示了解放軍對臺島及其周邊的強大火力懾壓能力。

民心為本:浙江百姓冒死支援戚家軍,印證「得道多助」的永恆真理。今日,兩岸經貿合作已成為連接兩岸同胞利益的紐帶——2025年上半年,兩岸貿易額達1477.8億美元,同比增長11.4%,臺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達41.5%,半導體產業超60%產能依賴大陸市場。ECFA框架下的兩岸經貿合作,讓臺灣同胞共享發展紅利,使「謀獨」失去社會土壤。

制度革新:隆慶開關化解海禁矛盾,證明開放與治理並重才是長治久安之策。今日,大陸持續推出「31條措施」「26條措施」等惠台政策,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基礎。

結語:歷史的鏡子與民族的脊梁

從倭寇肆虐到臺海波濤,歷史反覆驗證一個真理:民族的團結與脊梁,永遠是最堅固的盾牌。當賴清德之流重蹈「假倭」覆轍時,中國人民已做好萬全準備——我們不懼挑釁,更不畏戰爭,因為身後是五千年文明積澱的磅礴偉力,是14億人捍衛主權的鋼鐵意志。

正如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所言:「正心術,明紀律,嚴賞罰,此三者為治軍之本。」今日中國,既有「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雷霆手段,亦有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春風化雨。歷史的車輪終將碾過一切分裂圖謀,而中華民族的復興,必將在淬煉中迎來新的巔峰。

由謊言與謠言製造的本土悲情 | 賈忠偉

一,葛超智~台獨悲情謊言的美國代言人!?

【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之p136~137】

Crisis Behind the Scenes?

It had been obvious from 1941 to 1945 that the Chinese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al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island economy, and that our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island had directed Chinese attention to it and stimulated interest in the spoils. T. V. Soong was in wartime Washington occasionally, and his agents and lieutenants kept him well informed. It required some little time after the surrender, however, for word to spread through Chungking, Nanking and Shanghai that in Formosa China had indeed inherited “Treasure Island."

The only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in prewar Formosa had been a $25,000,000 bond issue floated by J. P. Morgan and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dams and power stations at Sun-Moon Lake. The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d surveyed the power potential and upon White reports the Morgan Company had agreed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Late in World War II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 V. Soong (then Foreign Minister) was approached for assurance that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Formosa would be respected in the event of 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Be that as it may, Soong had prepare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Surrender at Taipei;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J. G. White Corporation had a team based at Taipei to check the power situation and report on industrial potential.

Nothing long remains secret in China; we must presum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econd White Survey report were fairly widely known early in 1946. The Government moved from Chungking to Nanking on May 1. About that time I was in Shanghai and found myself wined and dined by a number of major bankers and businessmen eager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Formosa. Questions and comments clearly reflected a keen but new interest in the island, its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current problems under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由陳榮成翻譯的:《被出賣的台灣》之p149~150】

幕後的危機?

事實很明顯,在1941~1945之間,支那人對台灣經濟的財富與其複雜性沒什麼了解;是美國對台灣的研究引起了支那對台灣的注意,終於刺激了他們分贓台灣戰利品的興趣。大戰期間,宋子文偶然會到華盛頓來,他的爪牙和手下讓宋子文對台灣的情形很清楚。不過終戰後的支那,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後,在重慶、南京、上海,才慢慢發覺原來他們劫收的台灣是個「金銀島」。

戰前台灣的大宗外國投資只有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為日本植民政府發行2500萬元公債,用以建造日月潭的第一個水庫和發電廠。原來由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先做測量,並把發電的潛能作成報告,再寫成白皮書交給摩根公司,以促成這件工程。在二戰末期,宋子文是支那(重慶政府)的外交部長,可能是美國方面要他保證,萬一台灣的主權易手,美國在台灣的投資不受侵犯。這並非不可能。假設事實確是如此,那麼宋子文在台北早已有了準備。難怪幾天之間,懷特公司就派了一組團隊去台北調查電力情形,並提出工業潛力的調查報告。

【但在林蘭芳教授所寫的:《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民國 102年3月),p87~135),對於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來台則是照樣描述的】:

……(二)外籍工程師

在台電重用留用日人的同時,美方電力技術大廠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懷特公司)的工程師來到台灣,重估日本人留下來電力設備與諸種復興建設的規劃,可視為戰後復舊工作與規劃的技術指導者,他們也是美國工程師協助中國電氣修復事宜中的一環。資委會與懷特公司,雙方早在戰爭結束前不久的1945年6月22日就開始接觸,而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月後的9月20日簽訂合約,同年11月16日的書信往來,確定懷特公司工程師要在台灣工作。到1946年12月10日,該公司經理Gano Dunn提交資委會駐美辦事處文件,表示其成員已到台灣實地觀察並完成分析報告,調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備,以確立12萬KW供電的要求。關於懷特公司成員戰後在台灣的活動,依資委會的機關誌有以下的記載:(1)資委會美國顧問工程師一行5人,於1945年12月間飛赴台灣視察 電氣事業設備情形,並將協助計劃修復事宜。(2)1946年2月資委會為計劃發展大規模電氣事業,已編好「向美國訂購大型汽輪發電設備規範」一種,又為適應是項事業需要,續向美國J. G. White公司添聘電氣工程專家3人,其中1人已到台灣,另2人正待船來華。(3)1946年5月美國懷特公司電力專家3人前往台灣考察,並於4月5日轉往華北一帶工作。(4)再據1946年6月的報導,資委會為加緊復員及發展全國電氣事業,前在美洽請懷德(J. G. White)公司派顧問工程師一批,來華協助,該工程師等於1946年1月間曾赴台灣作初步觀察,在台工作次第完成,除Adkins及Snethlary二君仍暫留台灣,協助完成台灣天冷、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外,其他各員均已陸續返滬轉平,分往華北各地考察。

至於懷特公司工程師的實際工作,根據劉晉鈺、黃煇寫給資委會電業處長陳中熙的信函指出:美國懷特公司工程師5人,由孫運璿陪同視察台灣全島電力設備已完成,經會商今後工作計畫,台電要求其離台前完成下列2項工作:(1)第2期(1946年底止)20萬KW之修復計畫及所需之材料設備及人工等之詳細工清單及概算。(2)已進行中尚未完成之水力發電工程,如烏來、霧社及天冷(現為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等善後辦法及大甲溪整個開發計畫工程上及經濟上之審查……

……至於台電所借重的外籍工程師中,除美籍工程師外,德籍工程師主要是針對火力發電所的部份,如德籍工程師 Beyer,1948年他在台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對北部、高雄及松山三所火力發電所做詳細檢查,留有報告,於1948年 9 月2日搭法輪返德。而台電北部火力發電所發電機故障,亦由德籍工程師來台修復。1935年興建的北火,火力發電機是德國AEG電氣公司製作,經多年使用,機件故障,後商洽原製造廠家,同意派該公司德籍工程師阿爾明‧哈逖許 (Armin Hardisch)趕於1952年3月中旬以前來台協助修理事宜,估計留台四個月。亦有從日本來台的外籍工程師,如英籍工程師楊格(B.A.Younger),任職於日本橫濱東洋巴伯葛株式會社(Toyo, Bahooch kabu-shiki Kaisai),於1952年 8月間來台,主要目的是與台電從事技術性商討……

結論: 想要看看葛超智他所私藏的文件與檔案!

看完《太平年》的微感想―两岸該有的思考 | 陳復

過年五天時間,利用休息時間,一口氣把大陸最新拍攝的歷史劇《太平年》四十八集全部看完了,這部戲極其考究,對白充滿著文言文,劇情卻極其緊湊,編劇能操作如此複雜的歷史,讓數十個角色都能立體呈現,不只注意到五代(梁,唐,晉,漢,周)的制度變化,甚至注意到大宋、南唐與吳越的衣冠風格各異,還呈現出後世罕見的「插手禮」,看完當能填補社會大眾對「五代十國」的認識空白,並能深刻體會到戰亂帶來的悲歡離合。

這部劇提供給我一大啟發:五代紛亂,君主更換頻繁,然而政治秩序依舊能維持,有賴於馮道這類的「公務員」,兢兢業業恪守職責,不管最高層的政治鬥爭如何慘烈,儘可能在行政層面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再者,十國中,只有吳越國能保境安民,歷來君主都能關懷民生,守住一片淨土,讓百姓過著富庶的生活,更來自大家都遵循建國者錢鏐臨終遺命「子孫善事中國」的政策,甚至始終不自外於中國,一直與中原王朝保持緊密連結的關係所致。

還給天下太平,這是數代人的心願,從後周世宗柴榮開始,已經逐漸穩住昏亂的王朝,開始向外經營,最終當宋朝建立,趙匡胤展現王者氣象,杯酒釋兵權,終止軍人干政惡習,卻滅掉南唐,準備徹底一統江山時,錢弘俶同樣基於保境安民的思維,不願意吳越子民陷於戰火流離中,主動表示未來願意「納土歸宋」,放棄自己國王與其錢氏家族的榮華富貴,直到宋太宗時徹底完成此一壯舉,這種無私的胸懷與氣魄,真是不簡單。

比起《沉默的榮耀》反映出劇組對當年臺灣社會的生疏,《太平年》這部歷史劇拍得符合情理,在歷史的空白處填補深具慧心的內容。大陸拍攝歷史劇常有其政策性的意義。
臺灣要思考:自己想效法南唐,搞到生靈塗炭,金陵盡付於大火,不得不在屈辱中被統一;還是想效法吳越,最終和平回歸一統,共享太平盛世?
大陸則要思考:自己已經是「大宋」,懂得偃武修文,尊重天下讀書人,值得讓吳越國歸附,彼此共飲太平年的一杯酒嗎?

大陸推動統一的戰略升級 | 盛嘉麟

自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保護台灣以後,兩岸不斷有軍事摩擦,台灣就是美國握在手上制約中國統一的王牌、在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一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兩岸才暫時停止了對抗衝突。

這時中國被美國玩弄於手掌之上

中美的關係正常化是建立在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
1972年的《上海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認知(acknowledge)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

1979年的《建交公報》,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出所有在台駐軍,美國民間和台灣民間仍然繼續保持商務、文化和其它非官方關係。

但隨後美國就開始玩花樣,同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在斷交之後,用來維持雙方實質關係。確保美國與台灣的經貿、文化、人民往來不會中斷,美國持續提供台灣防衛能力(即對台軍售)以維持西太平洋的穩定。

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美國與中國就對台軍售問題達成的政治文件,主要內容包含,美國對台軍售不超過中美建交時的數量、美國逐步減少對台軍售數量、美國不尋求長期對台軍售。

但隨後美國就開始玩花樣,同年美國雷根總統向台灣傳達六項保證,不會終止對台軍售、不會與北京協商對台軍售事項、不會在兩岸之間斡旋調停、不會修訂《台灣關係法》、不會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尊重台灣自主決定兩岸關係的權利。

這時中國大陸無力推動統一

李登輝 1995年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中國大陸極力抗議,在美國國會強力施壓下,克林頓總統最終允許李登輝訪美。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前夕,中國大陸舉行大規模軍演與飛彈威嚇,克林頓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周邊,同時蒙蔽GPS衛星定位,使飛彈試射失敗。中國大陸明白武力統一的戰略尚處於軍力不足的層次。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以後,積極推動經貿、發展製造業,漸成世界工廠,極力擴建陸海空軍、北斗定位系統、高超音速導彈。2008年之後,全力投資鐵路、公路、機場、水壩等基礎建設,開發綠色電力,研發半導體及太空科技,厚植國力。

這時中國大陸推動統一恐受國際制裁

2022年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Pelosi)不顧中國大陸抗議,擅訪台灣,這是中美關係40年來最具衝擊性的事件,引發中國大陸大規模的軍事反制,讓台海局勢進入新的危險階段。中國大陸展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海空軍演習,包括封鎖式軍演、抹除海峽中線、飛彈射擊越過台灣上空、海巡船執行船檢等等。這時美國雖不敢干涉,但是繼續對台軍售,武裝台灣,夥同盟國在貿易科技金融領域聯合制裁中國。

2024年珠海航展,中國空軍新型隱身多用途戰機殲-35A首次亮相,能更靈活地執行不同強度的作戰任務;世界上首款雙座隱身戰機殲-20S正式展出,具備更強的多任務管理與無人機協同作戰能力;這標誌著中國成為繼美國後,全球第二個同時裝備兩款隱身戰機的國家。2025年第三艘航空母艦,具備電磁彈射能力的福建號入役,配備著艦載戰鬥機殲-15T,電戰機殲-15D以及預警機(空警‑600),戰力強大。同年第六代戰機殲36及殲50試飛亮相,中國的戰機已經領先世界。

2025年九三大閱兵,展現全新的軍種架構,第四代的地面作戰裝備、新型第四代主戰坦克(具備高性能的信息感知與自動化打擊能力)、多型超音速與新型戰略核飛彈、無人化與智能化的戰場構思、定向的雷射與微波反無人機武器,展現了世界大國的威懾力。

這時中國大陸推動統一時機完全成熟

川普2.0任期開始,擴大全球關稅,哀鴻遍野,盟邦散失。而對中國的關稅則經過多次交鋒、暫停、調整與五輪談判,美國取消10%芬太尼關稅、暫緩24%對等關稅一年。中國同步調整反制措施,雙方維持脆弱的一年期停火,美國沒能單方得逞。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2022年起6900億,5750億,4750億,一路下滑到2025年3350億美元;從2022年佔中國全球貿易總額11%,一路下滑到2025年僅佔5.2%,而2025年正是中國進出口貿易最亮麗的一年,貿易順差達到史無前例的1.2萬億美元。這時證明中國的國際貿易全球暢旺,並不依賴美國,美國的經貿力量不足撼動中國。

川普2.0除了全球強徵關稅、杯葛貿易,並且勒索盟友大筆資金,如歐盟6000億、日本5500億,韓國3500億美元,必須投資美國。繼而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 (Maduro),擊殺伊朗政軍領袖哈梅內伊( Khamenei)、帕克普爾( Pakpour)、納西爾扎德(Nasirzadeh)。並且企圖擴張領土,號稱要併吞格陵蘭、加拿大,接管巴拿馬、古巴等。種種倒行逆施,使得全球倒回叢林世界,各國心生恐懼。

於是最近幾個月,就有印度、朝鮮、韓國、泰國、法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西班牙、愛爾蘭、芬蘭、烏拉圭等國家的領袖連袂訪華,反映了各國在美國已經靠不住,動盪的國際環境中,希望藉由加強與穩健的中國對話,來確保自身的發展空間與經貿穩定。中國也希望與美國的盟邦建立良好的經貿關係,不至於將來推動統一時受到西方群聚的制裁。

此外,中國已經建立了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與香港、阿聯酋、泰國組成的 mBridge(多邊央行數位貨幣平台),用來讓各國央行之間直接用 CBDC(央行數位貨幣)進行跨境支付,越過SWIFT。中國已經與超過 40 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簽有本幣(人民幣)交換協議,總規模約 6030 億美元左右,主要目的是支持雙邊貿易、降低匯兌成本、提供流動性、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金磚國家目前的共識是推動本幣結算、貨幣互換、跨境支付系統等可以繞過美元的合作,中國在這些活動中都是主要國家,希望確保足以抵擋美國金融霸權的金融制裁或迫害。目前中國已經無懼於美國的軍事威脅、經貿制裁、科技制裁、金融制裁以及聚眾制裁。這時中國推動統一的時機完全成熟。

仍然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平統一

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聲量愈加強大,開始要求維護二戰的戰後國際秩序、嚴格要求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兩岸統一是中國內政、要求美國謹慎處理對台軍售。以前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經常拿台灣說事,中國大陸只能一再抗議,如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說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中國大陸不再停留在抗議上,而是直接動手制裁了日本40家企業,嚴格管控稀土及其它1000種軍民兩用物資的出口禁運。這只是前菜,如果高市早苗繼續挑釁,制裁的規模及尺度必定擴大。中國大陸的戰略轟炸機、055海軍艦隊經常在日本海演習,環繞日本四島。這時中國大陸完全足以推動統一,不再擔心美國可能發動的國際制裁。

即使2026年中國大陸在軍事上、經貿上、科技上、金融上,都不畏於美國的制裁阻撓,美國誠信流失,看來也叫不動他的盟國聚眾制裁,中國大陸推動統一的時機完全成熟,還等待什麼呢?這時中國大陸希望戰略再次升級,更上一層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平統一,這給台灣的賴清德最後緩和兩岸情勢,降低島內抗中情境的最後機會;這或許是進入最高戰略層面和平統一國家的機會,我們也許要稍等一段時間。

《戀殖亡台論》自序 | 徐宗懋

通常在寫歷史論述文章時,我努力提供大架構,舉證史實,建立論述的脈絡,盡量避免涉及時政的人事物,因為後者可能把文章的格局拉下來,降低了深度,也削弱的價值;儘管如此,這本書是我的例外,原因是談到台灣「戀殖」現象時,主要是涉及到具體的文化政策和對象,從他們的表現來談戀殖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的要觸及具體的人事物,或是還包含了許多具體細節,如此論證才有可信度。

事實上,我寫這成本書的動機,正是被過去兩年具體的人事物所觸發的,而且我參與其中,寫了很多批判文章,這本書主要就是這些批判文章的集結。
第一就是針對公視影集《聽海湧》;
第二就是「公民團體」推動大罷免,影視圈和文藝圈一些帶頭的人的言行;
第三就是比較韓國和台灣的軟實力的消長,剛好2025年6月我參加了首爾國際書展,親身領受了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用金錢圈養的文化獨裁,對此有深刻的感受,我把文化觀察和親身的經驗相互結合。
最後,就是針對電影《大濛》消費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強烈批判,同時也分享我參與具體案例的經驗。
因此,許多文章我都是用第一人稱來書寫,以加強真實感和現場感。

以上這些事情雖然涉及的題材不同,但都具有一項共通性。也就是民進黨政府揮霍納稅人的公款,用圈養的方式,製造了戀殖與白色恐怖樣板戲產業鏈。這項政策正把台灣帶向無根、無智、無品的失敗社會,我決定出版這本書,就是希望留下這個階段的時代見證,同時也提供有關當前台灣戀殖現象更廣大的歷史和文化評析。

《戀殖亡台論》基本資料:
尺寸:21 x15 公分
頁數:約300頁
字數:約15萬字
定價:700元
優惠價 600元

北伐百年祭―回望北洋政府、北伐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 En Chen

今年,我們迎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100周年。百年前,黃埔子弟整裝出征,縱橫南北,統一分裂的中國;那場歷史性的軍事與政治行動,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也為全民族的現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礎。

近日,因賈永婕身世而引發的歷史討論,再次提醒台灣社會:對北洋政府及民國初年的歷史認識,仍存在不少斷層。長久以來,「北洋政府」被簡化為軍閥混戰、黑暗腐敗的象徵,但歷史從未只有單一版本。北洋政府雖然政局動盪,但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憲政嘗試、國會運作、新聞自由及思想開放,為後來的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這段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與進步性。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達成「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合作不僅是革命力量的整合,更是全民族對抗地方軍閥、追求統一與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國共兩黨共同建立黃埔軍校、推行軍隊黨化與政治教育,不僅強化了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力,也培養了後來抗戰與建國的儲備人才。可以說,這段合作為中國抵禦外侮、實現民族自強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北伐的成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它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全民族追求統一、政治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歷史性嘗試。北洋政府的憲政探索、國會運作,國共合作的政治整合,都是後來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重要準備。理解這一歷程,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的複雜性:沒有簡單的黑與白,只有多元力量互動下的歷史脈絡。

今年的賈永婕事件,反而成為台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化、理解北洋政府多面性以及國共合作歷史意義的契機。它提醒我們,歷史教育不是選擇性地記憶,而是要直面真實、承認複雜、從中汲取智慧。

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歷史,認清多元而進步的歷程,才能在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保持定力。北伐百年、北洋憲政、國共合作,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核心經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回望過去,汲取力量,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與科技的崛起,更是歷史自覺、文化承接與民族凝聚力的綜合實現。百年北伐的精神、國共合作的進步性,仍將激勵我們邁向民族復興的光明彼岸。

延後攤牌:小型政治體的生存智慧 | Friedrich Wang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場域裡,「攤牌」這兩個字經常被提起。有些人主張早日攤牌,認為模糊只會讓風險累積;也有人主張堅持現狀,認為時間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冷靜思考:攤牌究竟是什麼?延後攤牌又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這樣一個小型政治體而言,攤牌從來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結構問題。如何在「生存」與「尊嚴」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不對稱力量的現實下爭取最大空間,這是一場長期的歷史考驗。

一、什麼叫做攤牌?

攤牌,並不一定等於戰爭。
攤牌的本質,是把模糊狀態轉化為不可逆的明確狀態。
兩岸目前的局面其實是一種高度模糊的結構:
• 主權問題未解,但實質分治已久;
• 國際地位半明半暗;
• 安全承諾存在,但刻意保持戰略模糊;
• 統一與獨立都不是立即選項。
這種模糊狀態並非軟弱,而是一種刻意維持的戰略空間。一旦攤牌,模糊將消失,局勢會迅速進入不可逆的軌道。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失去模糊空間,往往意味著失去彈性。

二、情緒化攤牌與制度化攤牌

歷史上的衝突,多數發生在情緒與誤判交織之下。民族情緒高漲、領導人權威需要鞏固、國內壓力尋求出口,這些因素都可能推動快速而激烈的決策。這種攤牌往往是軍事化的、短時間的、成本不可控的。

相對地,制度化攤牌則完全不同。
它意味著,即便未來要解決問題,也必須透過長期政治框架完成:
• 多層級協商
• 民意授權
• 制度設計
• 國際環境配合
• 風險可估算的過程
制度化並不保證完美,但它降低了不可控性。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是「是否攤牌」,而是「在什麼條件下攤牌」。如果攤牌發生在軍事最不對稱的時刻,那將是災難;若攤牌發生在政治條件成熟、成本可估的環境下,則至少保有談判的主動性。
因此,延後攤牌本身,並不是逃避,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三、小型政治體的生存邏輯

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大國擁有塑造秩序的能力,小國則擁有調整時間與空間的能力。
小國的優勢從來不在於硬實力,而在於:
• 彈性
• 韌性
• 時間管理
• 場域轉換

台灣的戰略核心,不是擊敗對岸,而是改變決策發生的時間與場域。只要能把重大決定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台灣就保有生存空間。
時間並非中性的。時間會改變人口結構、經濟實力、科技形態、國際聯盟與權力平衡。延後十年,可能意味著更成熟的產業布局、更穩固的防衛體系、更明確的國際支持網絡。
這種延後,本質上是在等待結構改變。

四、生存與尊嚴的雙重命題

台灣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同時維持生存與尊嚴。
只談生存而忽略尊嚴,會讓社會長期處於心理壓抑狀態;
只談尊嚴而忽略生存,則可能導致不可逆的風險。
真正困難的戰略,是既不屈服,也不冒進。
這種平衡,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足夠的防衛能力。
防衛不是為了打贏,而是為了讓對方知道成本不可承受。只要戰爭成本被普遍認知為過高,衝突就會被壓低到政治層面。

第二,穩定的內部制度。
民主社會的優勢,在於決策可修正、權力可更替。只要制度運作穩定,外部壓力就不易轉化為內部失序。

第三,克制的政治語言。
政治動員若過度民粹化,將提高誤判風險。成熟社會的特徵,是在強烈意識形態中仍保有理性空間。

五、北京的結構考量

若從對岸的角度觀察,其實同樣存在延後攤牌的誘因。
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經濟轉型、人口結構變化與地方財政壓力。這些問題需要穩定環境。對外高風險軍事行動,並非必然選項。
若北京將重心放回內部治理與民生改善,對台政策自然會偏向長期競爭,而非短期決戰。
冷和平的可能性,並不來自善意,而來自成本計算。
只要戰爭風險大於政治收益,理性選擇便是延後。

六、美國因素與戰略收縮

美國未來十年的角色,也是一個重要變數。
即使美國進行全球戰略調整,其影響力未必消失,而是轉化為槓桿式存在:在關鍵時刻介入,但平時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
這意味著,台灣更需要自我韌性,而非單純依賴外部保護。
外部支持永遠不會完全等於安全保障。
真正的穩定,來自自身制度與防衛能力。

七、延後攤牌是否等於問題不解?

有人會質疑:延後十年、二十年,問題難道會自動消失?
答案是:未必消失,但性質可能改變。
歷史上許多主權爭議並非被徹底解決,而是在時間中被轉化。經濟整合、制度演變、國際秩序變動,都可能重塑問題本身。
延後攤牌,不是凍結歷史,而是給歷史更多變數。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時間本身就是資源。

八、我們正在寫歷史

台灣所處的位置,確實罕見。它既不是典型的大國附庸,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小國,而是一個高度經濟發展、制度成熟、卻面臨主權爭議的政治體。
如果能在長期壓力下維持穩定、避免戰爭、守住制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經驗。
也許未來的人會回頭看這段時間,認為這是一種少見的文明韌性實驗。

結語:真正的勝利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勝利,不是擊敗對岸,也不是在國際舞台上宣示情緒性的立場。
真正的勝利,是讓重大決定發生在自己準備充分、成本可控、制度穩定的時刻。
延後攤牌,是一種風險管理;
把攤牌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是一種智慧;
在生存與尊嚴之間取得平衡,是一種成熟。
歷史不一定會給我們理想答案,但它會給我們時間。
而對小型政治體來說,時間,就是最大的戰略資產。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企業制裁 | 盛嘉麟

由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025 年 11 月 7 日,發表干涉中國內政的不當言論(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
經過中國多次抗議,並無效果,反而變本加厲,囂張跋扈,復活軍國主義,
中國當時立即宣佈,對日本的稀土等2005種軍民兩用產品的制裁限制。
中國前幾天(2月24日)特別制裁了20家日本企業,這項行動是自 2025 年末以來,中日關係惡化的又一重大升級,
2026年以後,中國開始展現強國的硬度,不再容忍宵小國家侵犯中國的勾當。

企業名單
1 三菱造船(Mitsubishi Shipbuilding)/軍艦與潛艦製造
2 三菱重工航空發動機 (MHI Aero Engines)/戰機發動機研發
3 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統 (Kawasaki Aerospace)/軍用飛機與導彈
4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衛星、火箭與太空軍事
5 IHI 航空宇宙事業本部/噴射發動機與空間設備
6 日本制鋼所 (JSW)/火砲、坦克砲管與鋼材
7 三井造船 (Mitsui E&S)/海軍輔助艦艇與後勤設備
8 日本航空電子工業 (JAE)/導航系統與導彈感測器
9 NEC航空宇宙系統/軍事通訊與雷達電子
10 富士通國防系統 (Fujitsu Defense)/網絡戰與軍用指控系統
11 東芝基礎設施系統/防空導彈控制系統
12 小松製作所國防事業部 (Komatsu)/裝甲車與軍用重型機械
13 大金工業國防事業部 (Daikin)/彈藥與化學防護裝備
14 島津製作所航空設備部/駕駛艙顯示器與光電設備
15 住友精密工業/起落架與精密液壓系統
16 日立造船/國防部水中偵測與海軍相關技術
17 明電舍 (Meidensha)/軍用發電機與動力測試
18 日本製鐵 (Nippon Steel) /特殊鋼部裝甲材料與高強度合金
19 古野電氣 (Furuno Electric)/軍用雷達與聲納導航
20 橫河電機 (Yokogawa) /航空電子部航太測試儀器與控制組件

制裁措施
禁止出口:中國境內的出口經營者,被禁止向這些實體出口「兩用物項」(即兼具民用與軍用潛力的技術或物資,如特殊鋼材、強磁材料等)。
禁止轉移:禁止任何境外組織或個人,將原產於中國的兩用物項提供給這些實體。(長臂管轄)
活動中止:所有正在開展的相關交易活動必須立即停止。

中方強調
這項制裁僅針對「20家少數日本實體」。
以上20家受到制裁以外的企業,另有20 家企業被列入觀察名單,購買關鍵物資都需要經過更漫長且嚴格的審核。
不會影響正常的中日經貿往來,誠信守法的日本企業毋須擔心。
中方也對日本進口的 二氯矽烷(用於晶片製造的化學氣體),發起反傾銷調查。

反白色恐怖運動 | 藍博洲

歷史終究是無法湮滅的。時間到了,石頭也會說話。

1993年5月,就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被整個社會有意無意地遺忘時,50年代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被判十二年徒刑)歷經數十年尋找,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亂葬崗的竹叢下偶然發現當年被槍決卻無人收屍的二哥的墓塚,並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共同投入,初步挖掘清理出201個當年被槍決卻無人認領的墓塚。該會隨即在立法委員林正杰與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外景隊積極協助支援下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傳達三點基本立場:

一是希望社會大眾因此有機會些許體會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

二是強調這些犧牲者當年是曾經有血有肉,滿懷著新中國新社會的期望和信心的血性善良、不分籍貫與性別的同胞,但是,他們背負的歷史課題尚未總結,熱烈追求的社會正義、國家統一與人民幸福的理想更未實現。然而,驅使他們走上不歸路的嚴峻現實尚未改觀,侮蔑,迫害,剝奪他們寶貴生命的權力機器、支配體制,以及混淆是非,顛倒假真的支配者理論,仍然控制著社會。他們的悲願和牽念必定使其難以真正安息。

三是呼籲學者發揮學術良心與人民大眾切身關懷,共同支持,喚起執政者真誠反省,不要讓真實的歷史遭到淹沒;不要讓任何一種社會勢力出於自私的立場或策略的理由而扭曲真實,假造歷史,愚弄民意。

其後,該會又在立法院舉行反50年代白色恐怖公聽會,由會長林書揚代表,向有關單位提出反白色恐怖運動的五點要求:
1. 應及早開放並公布過去政治案件處理檔案。附帶死刑者下葬地點。
2. 對冤案、假案、錯案應予賠償。
3. 對法外迫害(如對刑滿者、不起訴者任意拘留、監禁)應予補償。
4. 應即停止對前受刑人及其家屬的特別管制和歧視性待遇。
5. 應暫停六張犁公墓的遷移計劃,並撥地建塔安靈。
同時主張此一運動以「廢除國家安全法」做為終極目標。

1993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規定,每年在原馬場町刑場與六張犁公墓舉行春、秋兩季的追悼大會。與此同時,該會持續在省議會、立法院向省主席、行政院長、國防部長提出請願書,要求政府繼228事件處理辦法之後,應著手研究50年代政治案件的善後處理辦法。

1997年,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邀請日、韓、沖繩三地的反戰運動團體一百三十人來台北參加春祭。該會也支持參與了四地反帝、反霸權的人民和平運動團體先後在台北(1997)、韓國濟州島(1998)、沖繩那霸市(1999)、韓國光州市(2000,光州事件二十週年)共同主辦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論壇活動,編輯論文集,收錄各國各地區大約相同性質的白色恐怖政治的研究報告。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