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次大戰和抗日戰爭結束80週年，中國大陸即將舉行九三大閱兵，作為主要的紀念活動。大約覺得中國有針對性，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自然造成中國的不滿。這不是單一事件，隨著中國逐漸崛起，中日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因為有一些根本的難處。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幾乎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改革開放以後，大陸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戰的歷史，並且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了關於抗戰的紀念館。不過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中共一直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因此對抗日戰爭雖有紀念活動，並不熱烈和張揚。習主政後才特别重視抗戰的歷史和紀念活動，既藉機加強國內的愛國主義，也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時反法西斯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苦難的頂點，也是國運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因此中國大陸紀念抗戰是理所當然的，並無意針對當年的侵略者日本。然而日本不這麼想，日本當年造成中國千萬軍民的死傷和所有人民的苦難，即使1972年中日建交後兩位首相和明仁天皇都曾向中國表示歉意，並且提供了40年低利貸款和一些醫療支助等作為補償，日本還是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而加以報復，而中國現在展示壯盛軍力，更讓日本忐忑不安。這是日本近年大幅擴充軍備、與中國關係不佳及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的主要原因。

中日關係的另一難處是釣魚台列嶼。就地理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台灣；就歷史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中國；但美國在戰後卻不合情理的把釣魚台交給戰敗國日本。台灣弱小，不敢怎麼樣；中國大陸就時常派遣軍機、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造成中日關係的緊張。春秋時代有「二桃殺三士」，美國則是「一列嶼殺中、日」，夠聰明也夠狠毒！

中日關係的最大難處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也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而美國決定軍事介入，很可能的方式是由駐日美軍就近攻擊中共的軍艦、軍機和登陸台灣的部隊，這樣中共當然會反擊在日本的美軍基地，而本土受到攻擊的日本勢必捲入戰爭。美國遥遠未必會受到很大損傷，但是日本成為美國的擋箭牌，絕對會受到重大損傷！

中日關係的難處在於：日本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報復；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日本極可能捲入，成為美國的擋箭牌，而受到重大損傷。筆者誠懇建議日本，應該全力促成和實現两岸和平統一，這樣就能避免「台灣有事」，也就不會「日本有事」。若如此，其他中日關係的難處都微不足道了。中日關係若改善對雙方都好，而對日本更重要。

中國歷史上承平久了，人口過多，造成糧食不足；社會動亂，兵荒馬亂，使人口銳減之後，糧食、人口又趨於平衡。依照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理論，一治一亂，朝代更迭，屢試不爽。近代中國在1942年發生河南大饑荒餓死災民200萬人，即使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當時的人口增長率超過2%，人口激增，再次糧食不足，在1958–1962 發生的三年大饑荒餓死災民2,000萬人。饑荒幾乎是中國揮之不去的傷痛記憶。

面對貧窮饑饉，1978年中國啟動經濟改革開放，希望提高經濟生產。1979年提出一胎化政策，強制執行節育，希望扼制人口增加。雙管政策的成功，漸漸把中國帶進豐衣足食的境地，擺脫了貧窮饑饉。但是1995年美國著名的環境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了《誰來養活中國》一書，認為中國僅擁有全球約7%的貧瘠耕地，卻要養活全球約25％的人口。布朗提出警告，中國可能無法自給自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對世界糧食市場造成巨大壓力，將是世界的災難。所以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中國人關心的議題，也是西方人渺視中國的惡意憂慮。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不足，灌溉缺水，糧食不足，依賴進口，永遠是中國的短板；西方的智庫學者不時會沾沾自喜的提出，即使中國是工業大國，以糧食作為武器就可以餓垮中國的理論。

想不到最近加拿大數位媒體公司「視覺資本」(Visual Capitalist)，根據《自然·食品》期刊的最新研究數據製作出來的報告，「世界上糧食自給率最高的50個國家」。報告把食物分成7類：水果、蔬菜、豆類、澱粉、肉類、魚類和乳製品，每一類都以各國供應量的百分比來顯示，100%就是自給自足，大於100%就是有剩餘可供出口，小於100%就是不夠吃需要進口。依此算法，中國水果 153%、蔬菜316%、豆類108%、澱粉179%、肉類301%、魚類154%、乳製品29%，中國有6類糧食供應過剩，糧食自給自足率名列全球第三。

糧食自給率最高的前50個國家，除了中國、俄羅斯，沒有一個G7發達國家，讓人驚訝。原來《自然·食品》期刊提供的數據只是根據各國各類糧食的最終供應量來比較，沒有深究支撐糧食最終供應量背後所需要的進口額度、肥料生產、運輸條件、倉儲設備及農業科技，僅憑最終供應量不能論斷一個國家的糧食狀況。

儘管中國糧食產量連年創新高，中國每年仍然進口大量糧食。在2024年進口大豆130億美元、玉米80億美元、小麥35億美元、稻米20億美元、高粱10億美元。如果包括肉類、水產品、油料、豆類、蔬果等，美國農業部估計中國進口糧食總值達到 1,400 億美元，顯示中國糧食的供應量仍然依賴進口支撐。

評估國家糧食狀況的完整架構，必須考慮以下的項目——
農業產量：這是最直接糧食的指標。
肥料自給率：這是影響農業產量的基礎。
畜牧產量：這是最直接肉、魚、蛋、奶的指標。
飼料的自給率：這是影響畜牧產量的基礎。
農業用水：灌溉水源及渠道系統。
農業能源：農業機械及糧食運輸儲存所需的能源。
土地資源：維護耕地面積，防止其它產業侵占耕地。
土壤質量：防止土壤汚染、品質退化及沙漠化。
農民勞動力：人口高齡化與城鎮化可能削弱農業勞動力。
糧食儲備：糧食安全的倉儲量，以及存糧損耗。
農業科技：品種改良、基因改造、病蟲防治。

2024年中國農業產量巨大，稻麥穀物主糧保持在 98%、各種食油60%，依賴進口。
肥料自給率很高，氮肥磷肥除了自給自足，還有出口，複合肥料自給率 97%。唯有鉀肥自給率58%，依賴加拿大、白俄羅斯、俄羅斯、以色列進口。
牧業產量，牛肉自給率 73%，進口補充 27%；豬肉、家禽、羊肉等自給率90%。
飼料的自給率很低，雜糧穀物20%，嚴重依賴進口；大豆15%，高度依賴進口 。
農業用水的灌溉水利建設發達，中國的耕地灌溉率為 51%，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19%，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灌溉大國。 農業能源也沒有問題。
中國規定的耕地保有量底線是18.65億畝，其中永久基本農田15.46億畝必須用於糧食生產，不得轉為非農用途，目標是穩固穀物底線自給率 95%，這是保障土地資源與糧食安全的戰略基礎。
中國4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退化，保護耕地的策略包括：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防止過度墾殖，減少使用化肥、增加堆肥有機肥，防止耕地酸化、鹽鹼化、重金屬污染，並修復耕地。2022年開始實施全國土壤普查，瞭解全國的耕地狀況，保障土壤質量。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36畝，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40%，所以人口高齡化與城鎮化都不影響農民勞動力。
中國的糧食安全倉儲量規模極為龐大，具備應對重大糧食危機的能力。全球各國平均糧食儲備量約可支撐 2～3個月，富裕國家達到6個月，中國的糧食安全儲備體系完整，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支撐一年基本糧食供應，貫徹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策略。中國的儲糧技術，包括低溫儲存、空調儲藏、智能監控等，處於世界較先進水平。但是中國仍面臨糧食損耗與浪費過多的問題，尤其在運輸、加工、餐廳浪費與鋪張消費等環節，有待改善。
中國的農業科技，在品種改良、基因改造、病蟲防治等都處於全球第一方陣。如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開發的雜交稻米比正常產量增加30%，中國擁有約2億畝荒廢的鹽鹼地，具備種植鹽鹼稻米的潛力，開拓以後，足以供應約8,000萬人的需求。

糧食安全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不是僅憑加拿大一家大數位媒體公司「視覺資本」以7種糧食的供應百分比，把中國列為世界第三，可以概括。中國在穀物生產、肥料生產、農業灌溉、農民勞動力、糧食儲備、農業科技處於先進有利的地位。但是畜牧生產、飼料供應、耕地面積、土壤質量、人口過多、餐飲浪費等條件都處於劣勢地位。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西方智庫提出以糧食作為武器就可以餓垮中國的理論，不可小覷。中國的糧食安全絕非高枕無憂，仍須積極努力。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網路上不少人討論中共的思想管控，認為這幾年越來越嚴，因此對老習迭有不滿。

我覺得首先應該澄清一點︰中共並沒有「箝制思想」，即沒有人因思想而入罪，但確實有限制言論自由。有人因發表「不當言論」而失掉工作，或有些言論無處可以發表，這使很多人不能一吐為快，因而感到鬱悶。對中共的這種做法，要不要「同情地理解」？就看你對中共及中國的處境了解有多深。

我的看法︰因為從五七反右到文革的「史無前例」，這一連串的衝擊對中國社會（尤其學術界）的傷害太大了，既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又是相互牽扯敵我難分，成為一筆爛賬，難以廓清事實，更難以療傷止痛。目前採取的辦法，就是讓時間來淡化它，不刻意去面對、去談論。因為如果開放討論，很多人心中的冤抑憤恨將被重新點燃，則各派人馬永遠爭吵不休，且有可能帶來另一場社會動蕩。所以，有心人應當會注意到，在一些領域，中共不止封殺右派言論，也封殺左派言論。其宗旨就是「不爭論」。因為一旦「言論自由」，勢必掀開瘡疤，對社會影響、經濟發展不但有害，甚且有「不可控」的危險。

至於不涉及那段歷史的言論，為什麼也有緊縮的趨向？（就是言論市場全面收緊，但最近又稍有放寬。）我認為這與「打貪反腐」有密切關係。

打貪反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絕大多數的人都低估了它的難度。想想看，反貪腐若是玩真的，就至少動了數千萬人的蛋糕，而且這數千萬人，多數都是有一點社會影響力的。你想他們會樂意嗎？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怎麼辦？只有一招最好用︰「把水攪渾」。如何攪法？就是傳佈各種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消息啊！所謂的「惑亂人心」，讓你反腐反不下去。看看歷史上的反腐運動都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有多少是半途而廢，狼狽收場的？就可思過半矣。（我雖然不研究歷史，但是我知道一些歷史故事，也愛看歷史小說，用心看就會懂的。）更何況在十多年前，大陸的貪腐之風空前嚴重，還記得「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這句話嗎？若要認真反腐，那更是空前的困難。

為了將反腐「進行到底」，只好嚴控言論市場。但如此一來，又傷及知識份子、文藝人士、新聞工作者等等這一群體的利益；因為這些搖筆桿的人，是最需要自由的。如今自由受限，肯定是一肚子怨氣，於是出現各種「陰陽怪氣」。這群人本是中共要團結的對象，結果搞到了對立面，這對中共很不利，中共會不知道嗎？但有什麼辦法？凡事得有個取捨，如果反腐是第一優先，那這群人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一讓。但這樣的結果，又會給反腐工作（以及其他政務）的推動增加阻力，成為一個弔詭的現象。這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我並不是說中共做得就一定對，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如果現在由我執政，我可能也必須要繼續這樣做，只是在做法上，會更求細緻一些，以求得平穩過渡，讓時間去解決問題。（以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來說，要更細緻一些，就不知道要開多少的會，花多少的錢，而收效還不一定。更何況，站在中共的立場，有些話又不好明說，與我們旁觀者不同。）因此，從這點來說，我是對大陸執政黨的困難，的確抱以「同情地理解」。當然，我對大陸學者文人的「陰陽怪氣」，同樣也抱有「同情地理解」。

我也希望海外的文人學者，能更加的「旁觀者清」，在深入的認識之後，從而有更多的「同情地理解」；若能進一步來個「理論創新」，提出更為切實合理的建國良方，那當然就更好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不是所謂的「民主選舉」可以解決的。如果只會說些民主自由的八股，一味地偏聽偏信，義憤填膺，就不免所見未周，有失公允了。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今天是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的日子。

自19世紀以來，亞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日兩國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中國淪為列強宰制的次殖民地，在內憂外患之中走向共和，經歷軍閥割據後，國民政府在艱難之中進行三民主義建國大業。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效仿歐美帝國主義，經歷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對於日本的強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勸日本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非西方霸道的鷹犬，但日本高層對此不予理會，而繼續無止境地擴張，終究對日本和亞洲釀成大禍。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發生，使日本加速對外侵略以掠奪更多原料和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於是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以東北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國際聯盟的軟弱無力，更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國民政府採取安內攘外的國策加強國防準備，如中德合作訓練陸軍、建立現代國防工業、資源委員會的重工業規劃等，西安事變後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共識。日本不希望看見中國強大，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造成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面中日戰爭。

抗戰初期，日本企圖以現代化部隊迅速屈服中國，但國民政府的三項準備，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建設持久抗戰的大後方基地、維持西部國際交通線、將日軍主作戰線從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使日軍愈深入內陸，進攻愈加困難，消耗愈多兵力、資源而無重大進展，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淖。

日本為脫離中國戰場的困境，於是展開軍事南進以掠奪東南亞資源、封堵國民政府西南交通線，從而與英、美衝突加劇，在珍珠港事變後捲入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戰線愈拉愈長，兵力、資源日益消耗，生產力愈加落後於同盟國，從而在中、美、英、蘇的夾擊下走向敗亡，最終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大意義，
第一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條件得以配合日本《降伏文書》履行，使中國收復戰前失去的東北、台灣、澎湖，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第二是中國經由持久抗戰的勝利、反侵略的貢獻為國際社會所肯定，從而重新成為世界大國，鼓舞亞洲其他民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深刻改變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
第三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為二戰結束後的自主發展提供一定的基礎。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民族復興，抗戰打出了空前團結的中華民族，也打出了東亞稱雄的世界大國，並在戰後捍衛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平穩定，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健中道的正能量。

經歷八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以及與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日本則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受美國支配的雙重困境，部份產業的競爭力開始被中國和韓國超越。大陸政府和大部份理性的中國人並不仇視日本，仍希望敞開雙手，和日本一同促進亞洲的和平發展；但也希望日本正視侵略歷史，掃除一切軍國主義因素，與亞洲鄰國真誠友好，奠定世界和平繁榮的根基。

復興中國和亞洲、實現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歷史使命，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當下任重而道遠，考驗著亞洲各國的政治智慧。

江油事件，是今年7月22日發生於四川省江油市的霸凌事件，一名14歲少女遭到同儕連續辱罵、踹打、撕扯衣服，8月2日傳到網路上後引起喧然大波。江油市公安局在8月4日接獲通報處理，已將全部涉案人召集到案，對加害者處以治安處罰，責成監護人嚴加管教，並送往有關機構進行矯治教育。

但引起爭議的，正是霸凌視頻中加害者撂下狠話：
「你覺得我們怕你嗎？又不是沒進去過。」
另一人還囂張說：
「都進去10多次了，沒20分鐘就出來了。」
何謂「進去多次又很快出來」？有民眾懷疑，加害者可能有特殊關係，才敢如此蔑視公權力，也認為對加害者的處罰不夠。於是霸凌風波擴大演變為維權事件，受害者的父母跪下來請求地方當局伸張正義，大量市民也上街請願，要為受害少女討公道。

有許多境外反共人士（例如八炯）認為，這代表大陸人民對中共體制的怨氣，是反共革命的好時機。

但究其實際，青少年霸凌也是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常見的問題，台灣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去年新北市一所國中發生學生用彈簧刀攻擊同儕，造成對方傷重不治的霸凌案；美國也發生過多次青少年持槍到校園殺人的案件。如此這根本不是所謂的反共問題，而是青少年成長的教育心理學問題。

從更深層的社會分析來看，必須根除在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之下盲目追求名利，認為自己有權有錢有背景，就可以對弱者為所欲為的歪風，才能真正解決青少年霸凌問題。

「在大陸亂講話會不會有事？」這是很多台灣人常常問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很抽象，如果在大陸住過一段時間你就會知道，中國政府對不同階層的標準其實不一樣。

舉例。筆者在湖南認識一位單親媽媽，就是開店做一些小生意，算是有一點錢，在抖音上面跟筆者抱怨「習近平上台之後，老百姓越來越窮！」，「大概都被底下的人貪污走了！」結果，抖音被停用一個禮拜。只有這樣嗎？是的，只有這樣，一個禮拜之後恢復，這個事情已經過了一年多了，她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影響。其實，她過去也常常有類似的抱怨，但是好像也都沒事。所以，這種升斗小民抱怨生活質量下降，或者沒賺到錢，最多就是這樣給予一些警告而已。很多人認為這樣就會被抓去關，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至於的。

但是面對知識分子就不太一樣。另外一個例子，在重慶的一位大學老師，常常在上課的時候稱讚他做過訪問研究的日本、台灣、新加坡這些東亞地區各方面都比大陸進步，因為沒有經歷過大陸的一些運動，所以對傳統文化保護的也比較好。另外，他強調西方三權分立的優越性，認為大陸應該要學習。結果，先是被停職一個學期，本來有風聲說可能會被解聘，但是他運氣還不錯，被學校領導壓下來，所以後來又回去上課了。但是，以後想要申請什麼項目、計劃，基本上應該是很難了。

所以，對待知識分子與對待一般小老百姓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小老百姓幾乎天天在抱怨，只要不公開造反或者反對社會主義，大部分不會有什麼大事。可是，對知識分子的防範就很嚴密，因為影響比較大。這，可以說是共產黨一向的警覺。

中共在本質上是不接受什麼批評的，他要的只是你的服從，這個狀況其實跟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朝廷大同小異，說白了就是喜歡歌功頌德「厲害了我的國！」、「我們遙遙領先！」等等。有的時候也會裝出願意聆聽其他黨派或者海外人士的意見，但是那是給你面子，你千萬不要以為他就會聽你的意見，如果不適可而止，那就走著瞧吧。若能把這些底線摸清楚了，其實也不過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而我們也可以反問：今天台灣的綠色政府接受批評嗎？會不會把你罷免掉？甚至於乾脆把你抓進去？美國在911之後，你還能公開說支持塔利班嗎？哈佛等幾個頂尖大學因為允許反以色列的言論，現在弄到連留學生都不能收。言論自由這個東西，其實是一種浮動的標準，並不是鐵桿不變的。

但是您不要誤會，筆者是信仰自由主義的，所以對這樣的言論尺度特別敏感。還記不記得，在台灣有一個外省人爭取過「百分百的言論自由」，結果是把自己燒死了。你還記得嗎？他會不會對現在台灣的言論自由感到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