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系統性顛覆，這是歐美心中的臆想還是夢魘？如果看美國、歐盟、德國等政客發言，就會看到他們經常說中國是合作夥伴、競爭對手和系統性對手，有的說得比較隱晦，美國人基本上則毫無顧忌。那什麼是制度性對手呢？

就是在經濟體制上有差異。中國已經有成熟的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也是以公有制為底座的市場經濟。為什麼說中國有成熟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而歐美他們宏觀調控做不好呢？因為中國的經濟底座是公有制的。

一、作為經濟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國土和礦山的公有制底座，讓中國的基建更加高效和便捷。在2022年，高速公路美國為10.6萬公里，我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經達到了17.1萬公里，考慮到中國的車道數量和品質，中國現在高速公路流量是美國兩倍還多。全世界10個地鐵最長的城市有9個在中國。全世界10大集裝箱碼頭有7個在中國，而中國高鐵則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來都多。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建。

二、同樣作為經濟三大要素的資金，中國最大的銀行、證券和保險公司都是國有為主的。一聲令下、考核指標一下，銀行就需要有效的支援中小企業等等，乃至降息/加息的規矩執行。這讓中國金融風險低，避免美國人這十多年來就冒出兩次金融危機的問題。

三、中國均衡的普遍服務，比如電網的村通、電信的村通、公路的村通，水電氣和電信在城市不會因為富人或者窮人就給你差別對待，實行的是普惠均等型服務。雖然一些國企壟斷、世襲和裙帶等被詬病，但是在做普遍和靠譜服務他們是給力和用心的。

四、糧食存儲、能源、鋼鐵、鋁、黃金、軍工等經濟命脈形企業也是國企為主。外面煤炭和油氣貴了，國家讓國內不要過分漲價，外面鋼鐵便宜了，國家讓不要太多產能、壓產能等。這些辦法讓經濟不會大起大落造成巨大的波動，減少控制CPI和經濟發展的難問題。歐美為什麼難以宏觀調控，沒有這些基礎性企業怎麼調控？我們說電費、油費、電話費多少就多少，歐美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

五、巨大的市場能力，將爆發巨大能量。美國人這絞殺中國，那絞殺中國，但是發現中國企業基本不會像其他國家一樣，都是立馬跪倒求饒，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市場就是個巨大的市場，沒有美國市場大不了活差點，但是不影響獨立自主。這大為減少歐美他們那種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的態度。

六、中國有一個巨大而獨立的產業鏈，這個產業鏈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以前歐美就是靠市場和科技產品出口這兩個大棒來嚇住發展中國家。但是有了中國這個資源巨大的購買方和工業品的供給，歐美對很多國家開始發現力不從心，比如對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的絞殺，對方就是抗到底。

七、中國有統一高效的管理系統。歐美發現越來越難以和中國競爭了。他們內部的擰麻花是個高成本系統，有他們的長處，但是弊病也越來越明顯。比如美國軍工聯合體把美國送上好戰必亡的路子，互相否決造成一事無成等。而中國在新世紀冒出的新產物都抓住了機會，比如新能源、新能源車、移動互聯網、移動商務、5G、AI、雲計算等。

對方眼睜睜看中國高速前進而望塵莫及，那種恐慌是發自內心的，因為他們終將失去那種恃強凌弱、盛氣凌人的權力，乃至靠剪刀差過舒服日子還到處當教師爺的生活。這就是在美國人操縱下G7想方設法要阻攔中國發展的根源，但是大潮是擋不住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非他們所能控制。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德國之音》以及《法蘭克福時報》前兩天有一篇報導說，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不是已經到達了一個高峰？言下之意就是指中國的經濟成長，未來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如此高速前進。但是同一時間這兩家媒體也承認，德國對中國的投資在最近這三年屢創新高，並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如果以最近這30年的曲線來看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在最近這5年之內的確是明顯趨緩。當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疫情，但是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與整個全球的景氣，以及中國大陸本身的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調整有關。簡單說，中國的經濟是與整個世界的經濟與市場趨勢加以連動，不可能有完全例外的表現。

中國大陸以龐大而且廉價的勞動力，在80年代之後的30年之間創下了可觀的成長。隨著中國大陸城鎮化在2010年代之後逐漸完成，居民的儲蓄率日漸增加，1980年代中期之後出生的大陸人基本上都在比較寬裕的生活中成長。這使得過去那一種完全靠著低廉的工資來維持的製造業必須要轉型。

最近這20年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包括手機、通訊設備、精密機械、汽車、航空等等都有很好的進展，在世界各領域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大陸的產業升級與轉型或許目前還不能說完全成功，但是總的來說仍然取得很好的成績。但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的各種封鎖與制裁，的確對中國大陸的產業升級發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這篇報導最後很清醒地指出：世界各國應該要注意，如果中國的產業升級最後並沒有達到目標，那麼經濟發展陷入瓶頸，導致國內社會動盪的結果，就是北京有可能對外使用武力來轉移內部壓力。

事實上，中國的30多年來快速成長給東亞各國都帶來很好的外溢效應，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東亞地區的成長。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東亞各國家與地區應該用持平的眼光觀之。相反的，歐美國家在東亞地區掀起了軍備競賽，製造彼此之間的矛盾，才真的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最近媒體時常報導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不佳，包括抗疫的清零政策損害經濟、房地產商資金斷鏈留下很多爛尾樓、長江流域出現罕見的高溫旱災造成缺水缺電等等。當下的中國經濟是不好，然而今年全球都籠罩在高通膨和經濟不振的陰影下，中國的經濟算差嗎？讓我們比較當前的中美經濟。

首先看看今年的經濟數據。中國第一、二季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分別是 4.8% 和 0.4%，上半年總體經濟增長2.5%。美國第一、二季的GDP成長率分別是 -0.9％ 和 -1.6%，上半年的總體經濟增長尚未公佈，但連兩季經濟負增長，上半年必定也是負增長。中國的經濟數據雖然比過去差，但是比美國仍然好蠻多的。

大陸在年初設定的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是5.5%左右，而上半年實際實現的經濟增長僅2.5%，確有很大落差。這大約是媒體關注報導的主要原因。大陸第二季的GDP成長率只有 0.4%，主要是因為包括上海在內的一些城市抗疫封城所導致。大陸過去的抗疫表現太優異、環境仍很乾淨，不像歐美老弱病之人多已染疫犧牲，而活著的人很多曾染疫、有抗體，因此大陸仍須堅持封城清零政策，以免瘟疫蔓延全國，很可能造成幾十萬、上百萬人染疫死亡。無論如何，以幾個百分點的經濟損失換取挽救幾十萬、上百萬人的生命，還是非常值得的。

大陸經濟走弱的另一主因是房地產產業的大幅降溫。大陸的一些房地產商，如著名的恆大集團，的債務相對於其資產是太高了，形成有危害的經濟泡沫，因此自去年開始，大陸政府對這些房地產商收緊銀根，不再放貸，以避免它們繼續擴大債務。這些房地產商急需現金償債，於是挪用了其預售屋建案的購屋民眾的繳款，但是卻不繼續其建案，而形成爛尾樓。爛尾樓損害購屋民眾的權益，當然需要合理的解決，然而大陸主動戳破其房地產的經濟泡沫，卻是好事，經濟泡沫消除了，其經濟發展才能更健康、更上層樓。

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負增長的原因顯然是高通膨，以及為了對抗高通膨的加速升息。為何有高通膨？首先，過去兩年世界各國都大量印鈔發錢，以拯救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尤其美國竟增加印發了約4萬億美元作為紓困之用，自然造成貨幣貶值和高通膨（參見《自說自話，加印鈔票，荒腔走板的國家》）。其次，美國主導北約東擴，壓縮俄羅斯的安全空間，導致俄羅斯發起俄烏戰爭，造成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的高漲，推高通貨膨脹。

俄烏戰爭對於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的影響，對中、美應該是差不多的。然而中國的通膨遠比美國低，由此可知，美國高通膨的主因是它前兩年的印鈔紓困，而俄烏戰爭只是次要的原因。美國的抗疫政策不僅造成百萬人民染疫死亡，還導致高通膨和經濟負增長，真是一無是處！

今年全球經濟普遍不振，中、美也不例外。中國上半年經濟增長2.5%，仍優於美國的負增長。中國經濟的走弱是為了降低疫情的蔓延，減少人民染疫死亡，以及戳破房地產的經濟泡沫，都有其追求的目標和合理性。長江流域的高溫旱災，是無法預料的黑天鵝，其影響有多大，目前還難以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