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大多數台灣人不知道淄博在哪裡。它在山東省的中部，膠濟鐵路的中心點，過去是煤礦與工業中心，是清朝末年德國人建造出來的城市。

大家都比較知道青島，一般都忽略了青島只是出海口，而工業生產中心在淄博。因為環境的污染，以及生產成本的不敷，這個城市的重工業在這個世紀之後逐漸走向沒落。所以，這個城市跟大多數的北方城市一樣，慢慢淡出大家的眼光。

這一次淄博燒烤會在短短幾天之內大紅，原因眾說紛紜。最浪漫的說法是有一群大學生放假到那裡窮遊，被當地的老百姓招待吃烤肉，覺得暖暖的人情味，所以把這個城市在網路上好好宣傳了一番，尤其是烤肉，結果意外大紅，一時之間成了中國烤肉中心。必須要稱讚淄博的領導群。他們敏銳的嗅覺抓住了這次的機會，橫向聯繫大量的網紅，製作各種視頻以及節目，把這個城市的烤肉好好介紹了一番，結果就造就了中國新烤肉之都。

更重要的是領導班子好好整頓了烤肉產業。這個整頓不像過去一樣干涉這不行、那不行，做什麼都要提心吊膽，而是加強輔導各烤肉攤的服務態度、肉類品質、以及推出各種新的口味花樣。這段時間去過的人告訴筆者，整個城市彬彬有禮，包括各烤肉攤以及大多數的酒店，服務態度都非常好，這一點跟過去比較粗獷的北方城市完全不一樣。而且，完全沒有像過去大陸一些知名的景區一樣，紅起來之後就任意宰客人，弄各種的坑讓客人上當花錢，而是繼續保持平價的水平，大家來到這裡，坐在露天的烤肉攤，或者是邊走邊吃一串，享受著晚風，看著抖音上面的相關節目，幾乎去過的人都說彷彿回到了那個二十幾年前樸實無華、上進的大陸，大家又想起了那一段奮發向上的時光。

其實烤肉並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幾乎只要準備一些工具，人人都可以做。所以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產業，但是仍然可以透露出三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一個平淡無奇的烤肉怎麼會大紅？很簡單，就三個字，不折騰。大陸最近這七八年，政府越管越多，可是越管越不到位。事實上，中國老百姓有一種能力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就是會把自己的生活過好，不需要給予太多的幫助或管制，就讓老百姓自己打算自己搞，很快就能夠立竿見影。可是最近這幾年剛好相反，擺攤不准，小生意限制，銀行裡提款稍多一點就還要經過審核，疫情之下這不准去那不准許，現在連公務員跟老師只要出這個城市都要事先報備申請。請問這樣子搞下去，市場經濟要怎麼活絡得起來？這一次，淄博的市政府頭腦清醒了，順著現在工作不好找的趨勢，就讓老百姓的燒烤攤來替這個城市做新的招牌，政府只提供各種的幫助，而不是去管這不行那不行。果然，效果非常可觀，成為全國消費的焦點。

第二，平價的燒烤大紅，這有什麼意義在裡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大陸，要上高檔的飯館才有面子，中國人的面子工程在大陸過去至少20年中可說是淋漓盡致。所以穿衣服要名牌，開車要高檔，身上必須珠光寶氣，房子必須五房三廳起跳。去路邊吃燒烤？那完全是農民工的行為，其實有點丟臉，所以實在不值得宣揚。而現在經過疫情三年，目前經濟的元氣還很虛弱，但是卻在觀念上讓許多人清醒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買大房子？生活開心就好為什麼非開名牌車？如果生病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有小錢就先享受。其實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代表大陸人的觀念往後現代靠攏了。

第三，所以衍生出來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窮了，所以去吃燒烤嗎？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錯，但是不要被表面所誤導，這是許多台灣人在評價大陸事物的時候常犯的錯誤，就是總是拿台灣的概念來想當然爾。沒有錯，大陸官方都自己公布這一次五一長假，全國旅遊的人數比起2019年疫情之前實際上還增加了20%，但是每個人平均消費卻減少了將近一半。這代表什麼？代表大家口袋裡的錢的確變少，但是即使如此也都願意花錢出去玩。不一定要住高檔的酒店，也不一定要花大錢享受，家人朋友在一起，每個人十幾串烤肉，喝兩瓶啤酒，一樣是一個溫馨時光。所以，消費力比較弱，是疫情之後所造成的結果，也是消費者心裡已經改變了，經濟總是起起伏伏，這種心態才是最重要的，未來中國的產業必定會有一番新的震動。

看台灣新聞，真是讓人吐血：因為大家吃烤肉，所以中國的經濟不行了？那筆者就請問，台灣連續兩季經濟負成長，這樣的經濟很行嗎？核心產業都被挖走了，大陸的貿易優惠也快要停了，台灣以後怎麼活下去？好像自己很厲害一樣。

筆者對大陸的經濟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憂心，尤其是在產業的結構以及製造業的外移問題上，但是對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從來不會有什麼疑問。過去含辛茹苦存錢就為了買房買車的這種消費已經過去了，大家手上有點錢就吃吃喝喝，過好日子，這樣的平民消費型態將成為主流。總體來看，真的不需要對中國的經濟太過悲觀，未來依舊可期。

馬前總統您好，我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台胞中醫師。2008年及2012年曾回台投票給你。

我自幼生長在台灣，四十歲後才來到上海，至今十餘年。

在這裡，我參觀過洋山港不止一次，也搭乘高鉄數次，深知它們的便利。如我這一代民國五十多年出生的台灣人都該很清楚，這其實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鉄路網」的計劃。我人住在浦東，每天劃一劃手機，就能買到東北産的大米或山東的花生油，不消幾天就能送上門。這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説的「貨暢其流」。

您現在也看過了洋山港，也搭乘過了大陸高鉄了，應該明白我的感受。

每當我前往上海市的孫中山故居時，都會在心裡默禱向他報告：「您老人家的夢想計劃，現在都實現了！」雖然，是用了跟當初預想的不大一樣的形式。數年前當我聽到習主席說出「我們是孫中山精神的正統繼承者」時，心裡真的很高興。

我從來沒入過任何黨，充其量只是個欽佩孫中山先生的仰慕者。

在台灣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分裂出新黨，然後又分出了親民黨。雖説是分家，但也沒有敵對到不能談和合作的地步。
畢竟原本都是一個團體，景仰追隨過同一位精神領袖。
回顧歷史，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人微言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
但幾百萬藍營選民裡，有類似我這種看法的，肯定也不會少。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很多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爭相研究中國是如何辦到的。中國的發展龐雜多端，要掌握到重點頗為不易，中研院院士朱雲漢出版《高思在雲》（[1]），在書中簡潔清楚地指出中國成功的三個主要因素，非常中肯，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朱院士不愧是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

中國能夠迅速崛起，最獨特的優勢是它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從1949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土地和工業資本都國有化或集體化，這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資本。一個貧窮的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金，窮國的人民只能勉強糊口，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餘錢可以投資基礎建設。中國因為都市土地都是國有，地方政府靠「土地批租」，即轉讓土地使用權，就能籌措到發展基礎建設的資金，而且隨著都市的發展繁榮，土地批租的價格會水漲船高，於是能籌措到更多的資金，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此外，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能夠把資源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目標上，而其政治體制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可以達到社會最底層，因此執行力非常強。

中國非常大，大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也可以是巨大的優勢。中國善用它地大人多的優勢，是它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首先，大才能夠有「規模經濟」，有些關鍵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例如台灣不可能建立高鐵產業，中國有市場和規模，已經打造出世界一流的高鐵產業，近年開始外銷到其他國家。其次，大市場有磁吸效應，世界的前五百大企業幾乎都搶著進入中國，希望搶占成長市場的有利位置，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有談判籌碼，要求外資答應某些對中國有利的條件，例如移轉某些技術或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等。其三，因為大，中國產業可以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內部就能形成「垂直分工」，先利用沿海的有利條件，等沿海的成本升高，再遷向內陸，像接力賽一樣，延長經濟成長的高峰期。

中國快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充分掌握「後發優勢」，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先進國家的資本，採用和借鑒先進國家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但可以視情況跳過先進國家當初發展的某些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因此進步可以非常非常快。例如，在一些偏遠地區建置有線電話可能很困難，於是一舉跨入建置無線與數位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服務業還沒有充分市場化，但是網路金融卻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中國一開始是模仿，現在逐漸能夠創新，掌握後發優勢和全球化，先成為「世界工廠」，現在再成為「世界市場」。

雖然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仍低於美國，其每年的經濟增量已經超越美國，取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上述的三項優勢仍然持續，因此中國被看好，還會繼續中高速成長相當長的時間，成為所謂的「新常態」。

[1]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遠見天下文化，2015。

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歷經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努力，不斷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道。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足資後人緬懷效法。

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了豐厚的資金與技術，他們挾其船堅炮利到處掠奪、擴張。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同受西方強權威脅，於是雙雙尋求自救之道。日本1868年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隨1889年頒佈君主立憲的憲法後，遂告一段落。明治維新後，日本前後於1894-1895年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中國與俄國，奠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較之日本，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尤其歷史文化悠久深厚，要實施現代化，必須固有文化、制度騰出空間來，接納新的文化、制度進入中國。

筆者經常思索，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努力，卻一再失敗呢？其中固有種種因素，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不如日本歷史文化淺，包袱輕，要放下，吸收新事物不難。是重要原因。

中國從1894/95年甲午戰爭起，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止，被現代化後的日本，整整欺負了五十年。而今日本雖已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侵犯中國，但借助美國的勢力，仍在釣魚島，甚至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蕞爾小國的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扮演著中國的小徒弟，竟敢爬到師父頭上來“拉屎拉尿”，此令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能不奮發圖強，加速致力國家的現代化嗎？

談到現代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仿效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這個觀念，長期以來無人提出過異議。中國從清末起，就不斷有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戰前主要是歐洲的德、法等國和近鄰的日本，戰後則漸改為去美國留學為主。基本上哪個國家富強先進，就往哪個國家去學習。日本雖不如歐美先進，但因文化相近，距離不遠，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學的人也不少。臺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幾乎一半以上都去了美國。

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幾乎是整個民族的共識，無人會提出異議。然而最近中共在其二十大上卻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不但提出了現代化，還強調了中國式，而非西式，更不是日式、美式的。這有何新意呢？既然如此，中國還需要再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嗎？學術，尤其是自然科技，本無意識形態、國界的區分，在誰手裡就為誰服務。然則何以還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呢？

戰後美國，通過吸納外國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政策，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國最尖端的人才，為美國的發展、富強效力。人才比金子還珍貴。文革後的大陸提出，科技是最大的生產力，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此不但吸引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回國，還吸引了不少外國科技人才到中國服務，這頗像美國戰後“楚材晉用”的做法。

科技猶如工具，本無意識形態與國界的區分。戰後的美國就是利用了此一觀念，吸收各國人才為其效力，出謀獻策。通過此一政策，美國確實快速地強了大起來。不幸的是，美國強大後，尤其成為超級獨霸後，卻利用其實力欺壓剝奪較落後的國家、地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留在美國，為美國服務的外來族裔的國家和地區。

最後，容筆者嘗試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下個定義。首先，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是帝國主義的，那是有害無益，不足取的。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與國情，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其次，它是為世界和平，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的。         

中共的二十大剛閉幕，世界各地跟中國有關的股票多有不小的跌幅。如何解讀？二十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都與習近平關係密切，被稱為習家軍。習家軍應該會比現在的執政團隊更忠實地執行習的意志，而習被評斷為重視國家安全超過經濟，因此中國未來的經濟不被看好，導致中國概念股大多下跌。習家軍真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嗎？

習被評斷為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大約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習堅持動態清零和封城的抗疫政策。動態清零比全面躺平抗疫哪個對經濟傷害大，很難說。對於被封城的城市，其經濟損失是很大，但需要封城的城市總是少數及短時間，而其他的大部份地方，大部份時間都少有疫情，經濟活動可以正常運行，因此總的看，動態清零未必比躺平抗疫對經濟傷害大（更別提後者的很多染疫者可能有後遺症，影響其生產力）。譬如台灣現在是躺平抗疫，每天仍有幾萬確診染疫，自然造成很多人不敢上餐廳聚餐，難免影響經濟；而大陸沒封城的大部份地方，確診染疫數極少，人們自然可以正常上餐廳聚餐。

躺平抗疫與動態清零可說是自由與生命的取捨。除了中國實行動態清零抗疫，所有其他國家幾乎都實行躺平抗疫。美歐先進國家已經染疫死亡太多人了，非要在經濟上扳回顏面不可，因此堅稱，動態清零比躺平抗疫對經濟傷害更大。但經濟數據卻不支持這說法，譬如：中國今年前三季的經濟增長是4.8%、0.4%和3.9%，美國前三季的經濟增長是 -0.9％、-1.6%和2.6%，而美國的通膨比中國高得多。

其二，習近平信仰社會主義，實行共同富裕、消除絕對貧窮、戳破房地產泡沫、打破網路平台壟斷市場等等干涉自由經濟的政策。美歐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比社會主義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因此不看好習家軍未來的經濟政策。其實自由經濟會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習以社會主義政策，調整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短期雖然不利於大企業和股市、房市，長期卻有利於均衡穩定的經濟發展。美歐的批評真是短視啊！

其三，習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國家安全多於經濟發展，因此習家軍被評斷為不重視經濟。獨霸世界多年的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等，企圖全面壓制中國的崛起。中國面臨這樣巨大的威脅和挑戰，習著重國家安全是必然的，卻不表示他不重視經濟。影響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因素不就是經濟實力嗎？有經濟實力，才能有軍事實力，才能有國家安全。習家軍怎會不重視經濟？

美、台媒體宣稱，習家軍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大半是例行的唱衰中國，加上一向偏愛資本主義而看扁社會主義。這能造成中國概念股的短期下跌，卻改變不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