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台灣早在20多年前就想要自製潛艦，直到2014年才開始正式規劃，並於2016年編列預算正式啟動「潛艦國造」。建造中的潛艦原型艦目前在泊港測試，後續還有半年的海上測試，預計將在今年11月交艦。國防部已經規劃為期14年的造艦計畫，編列總預算2840億多，目標要建造7艘潛艦。潛艦國造的目標當然是保衛台灣，主要政黨沒人敢反對，但是國造的潛艦真有用嗎？

國造的潛艦屬於海鯤級潛艦（建造中的原型艦就被命名為海鯤號），是柴油動力潛艦，可說是劍龍級潛艦的稍加改良版。我國已有兩艘劍龍級潛艦，就是購自荷蘭1987、1988年交貨的海龍艦和海虎艦。海軍已有使用海龍、海虎的經驗，並且海鯤級潛艦都使用世界上已有的成熟技術，採取大部份（如艦體）自製，而沒有能力自製的「紅區裝備」向外國採購的保守方式，因此國造潛艦只要不過度貪腐和顢頇無能，應該能夠完成其任務。我們也假設海鯤級潛艦能夠如期建造完成。

潛艦國造的目標是保衛台灣，台灣四周都是海，都需要海軍的保衛，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保衛台灣海峽。中共若要登陸攻占台灣，以兩棲登陸艦和各型船艦穿越台灣海峽是最節省時間，也最少曝露於台灣的防禦火力的方式，海鯤級潛艦能夠潛伏在台灣海峽海面下，伺機突襲穿越台灣海峽的中共登陸船艦嗎？很難做到，因為台灣海峽的大部份區域都太淺了，水深只有幾十公尺（鄰近高雄的一小部份是例外，深達1,000公尺），根本不適合潛艦的操作和潛伏。

台灣海峽造成潛艦的天然限制，在其他海域雖然沒有這樣的天然限制，海鯤級潛艦面對中共準備多年的反潛武力仍是相當艱難（[1]）：
一、解放軍在沿海早已完成佈置海底的音響監聽網路，可以監控海底和海面的各式船艦，包括潛航中的潛艦。
二、解放軍的空中反潛武力數量已具備相當大的規模，並在技術上頗有精進。
三、解放軍海上艦隊的反潛能量已有指數型的增長，在艦隊船隻數量與反潛偵測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中國大陸的造艦能量已經超越美國，台灣現在才潛艦國造是太遲了，大陸早已潛艦國造多年，自然知道柴油動力潛艦的弱點，也已經建構起有效的反潛裝備和反潛海空武力，海鯤級潛艦將花費大筆預算，但是很難抵抗對岸的反潛戰力，對於保衛台灣恐怕是功效甚微啊！

若兩岸衝突，台灣的海軍是最危險的，而潛艦又是海軍中最危險的。大陸很不想打登陸戰，因為登陸戰會使國土台灣成為廢墟；而寧願打海戰，因為海戰幾乎不損害台灣的生產力，卻能給台灣巨大的壓力，當年清朝收復台灣，就是施琅打敗台灣海軍，逼得台灣投降。台灣海軍在質和量上都比不上大陸海軍，卻難免兩岸海戰，因此在三軍中是最危險的。一般海面的軍艦若受到攻擊損傷，還能互相救援，潛艦在海面下若受到攻擊損傷，幾乎必定沈沒而全員犧牲，因此是海軍中最危險的。

潛艦國造花費大筆預算，卻對保衛台灣功效甚微，而且難免犧牲不少潛艦官兵，思之痛心啊！

[1] 施純傑《台灣馬奇諾防線》白象文化 ，2024。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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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第一，孫將軍的身高經常被寫為185公分，但實際上約175公分上下（麥帥考據的身高約180~183公分，因此看兩人合照即可比較孫將軍的實際身高）……

第二，查遍外國戰史紀錄，仁安羌之戰（其規模稱不上戰役）均無特別紀錄，即使連號稱非常喜歡孫立人的史迪威將軍，在他那本對蔣中正充滿酸言酸語的日記中（實際只是一個塗鴉記事本），也只有短短幾句話而已……

第三，仁安羌之戰，是因為英軍失去戰鬥意志～即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一場接觸戰，基本上它破壞了遠征軍在平滿納的戰略佈局，最後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雖然這與孫將軍無關，但沒有必要把這場接觸戰捧上天……

第四，英國人的確頒獎給參戰有功的遠征軍官兵，除了孫將軍外，還有負責指揮的第113團的劉放吾將軍……，但英國人在戰史上並未對仁安羌之戰重新有任何修正作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是英軍不戰而逃（說出來太丟臉），同時英軍在撤離的過程中，並沒有和參戰的遠征軍碰到面，沒有碰到面，自然也不會出現如新38師所稱：英軍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

第五，孫將軍當年被停職後，政府的確停發了孫將軍原本的薪餉，但改發了生活補助費，至於夠不夠是另一個問題，薪餉重新發放是到民國67年才開始，也就是沒有一毛錢都不發的事（請參閱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第六，仁安羌之戰（要稱戰役也無妨），在當時的環境下，政府有不得不屈從孫立人假造戰功的無奈，因為遠征軍當年主要參戰的兩個軍（不算最後入緬、臨時編成的第66軍）是抗戰四年時僅剩的兩支戰術預備隊，其中第5軍還是唯一的裝甲部隊，而緬甸的佈防也關係到國府僅剩的西南領土的存亡大事，因此為避免打擊民心士氣，當年所有大後方的新聞報導就只能跟著孫立人的偽報而偽報了。我們只要看看俄烏戰爭就知道，俄烏戰爭至今才打兩年多，還是整個歐洲一起幫忙打的，就已經讓烏克蘭民心潰散，中華民國當年幾乎是獨立面對日本人的侵略，要是沒有一點刺激，請問這仗要怎麼繼續打下去……

戰爭英雄其實是一大串悲劇的綜合，在戰時隱含了有很多無奈，但戰後就必須褪開這些神話而讓真實歷史說話……

第15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珠海航展）上個月12-17日在珠海舉行，吸引將近59萬人參觀，在6天的展覽中，共有來自47個國家和地區的1022家企業參展，其中當然最突顯中國在航空航天和國防領域的尖端技術和最新成果。

珠海航展每兩年舉行一次，這一屆是多年以來最盛大的。筆者相信，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航空航天技術已經接近世界頂峰，可以向國人交待，也可以讓國人驕傲了；也因為中國開始積極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

中國當然已經外銷一些武器裝備，但是並不積極，絕不像美國把軍工業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國目前大多生產技術低、利潤低的消費商品，很需要產業升級，轉向生產技術高、利潤高的產品，而先進的武器裝備就屬於這類高級產品，因此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將對其經濟頗有裨益。不僅如此，先進武器裝備的開發成本高昂，是國家的不小負擔，將其銷售到國際市場而獲得收益，才能彌補投入的開發成本。其實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時常是相關的，開發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也有助於擴大民用技術的市場。

中、美都在發展先進的武器裝備。美國有一優勢，它一直在參與戰爭，並運用它所發展的武器裝備於真實的戰場，因此能夠憑藉實戰經驗改良其武器裝備。中國卻多年不曾參與戰爭，使得它所發展的武器裝備缺少實戰的測試，因此中國特別需要外銷其武器裝備，以增加多方面的測試和實戰經驗。

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大賣家一向主要是美國和俄羅斯，尤其前者。最近3年，美、俄的武器裝備大量耗損於俄烏戰場，使它們幾乎來不及補充，自然更無法顧及其他國家的需求，因此正是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好時機。由這次珠海航展的盛大，中國似乎有掌握住這好時機。

武器裝備的銷售常與政治有關，譬如富裕國家多與美國交好，大多寧願買美國貨，而不願買功能相似、價格較低的中國貨。這是中國開發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的不利因素。所幸近年富裕國家之外的國家的經濟狀況漸有改善，逐漸有財力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中國不妨以鄉村包圍都市的方式，逐步進入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

銷售武器裝備可能不利於世界和平，但是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一向很大。假使中國不積極進入先進武器裝備的國際市場，就是美國壟斷這市場，有時甚至為了銷售武器裝備而挑起戰爭。中國銷售武器裝備的底線應該是，絕不為了銷售武器裝備而挑起戰爭。

我看聯合報今社論談海鯤號。標題是“正因潛艦太重要，所以預算不該這樣編”。文中也肯定「潛艦確有助嚇阻中共犯台」，但對海鯤號能否勝任卻打了大問號。

譬如文中說，「新一代潛艦為提升偵蒐與強化匿蹤，多採用拖曳聲納與外殼吸音瓦。最關鍵的水下續航力，近年更因絕氣推進系統及鋰電池問世，而有飛躍進步。這些新裝備，海鯤艦皆未採用。」

這其實是委婉地說，海鯤號已是一個落後型號，不值得花大錢建造。

台灣政客的軍事思維其實是很落伍的。所以老是買或造一些過時、過氣，早該進到博物館的東西，卻將它當成寶貝；特別是綠營政客及幫腔文人，總以為買多了就能護佑平安，戰爭來了他也不會被斬首。

不要說海鯤號這種水下柴電火車，噪聲大到震耳欲聾，就算是最新一代的先進核潛艦，大陸都已發展出了追蹤的設備。去年8月，香港南華早報就報導，中國成功測試世界上首個使用太赫茲設備的潛水艇偵測裝置。

今年9月，南華早報再度報導，上海交通大學的科研團隊開發了一種新型潛艇探測技術，該技術在南海的測試中顯示出巨大潛力。技術專家指出，這種探測器能夠捕捉到20公里外由潛艇螺旋槳產生的微弱電磁波。

兩個報導不知是否是同一個設備，因為後者沒再提及太赫茲，只說可偵測由潛艦槳葉發出的’微弱電磁波’，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但兩者成果發表在不同的期刊上。

這種設備不用聲納，是被動偵知潛艦發出的波再判定位置，而完全不會因為主動聲納而曝露己方位置。據稱，大陸將強化這一技術到可以在50公里外就測得潛艦行蹤。

政客們如今火急火燎地想下單建造海鯤號，是安全感太單薄想要多一道保障；還是口袋太空虛，得下了單才能飽滿一些？

今年珠海航展出現了一艘虎鯨號無人艦，它可以搭載無人機、無人潛航器實施跨域立體作戰，從反艦、防空反導到搜潛攻潛，都可無人自主作戰。

想像一下，上述設備未來安裝在虎鯨號上，先在海上抓一波，將海底的海鯤號炸到底朝天，不但幾千億經費打水漂，還多了一堆無辜烈士祭海神。甚至連附近的美艦都一併辦了，台獨人士的安全究竟增加了什麼保障？

海鯤號怎麼看都是某些人的外國置產費與養老金專案，跟國防一點關係都沒有！

最近敘利亞和中東的劇變令人特別想起蘇萊曼尼。蘇萊曼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的少將指揮官。2020年初他乘坐裝甲休旅車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被美軍的無人機發射數枚飛彈擊中身亡。

當時台灣媒體的報導很簡略，好像他並不重要，筆者閱讀《當代戰略全書》的《後冷戰時代的戰略》（[1]），裡面有一章介紹蘇萊曼尼及其「非常規戰爭戰略」，可見他的重要性。

1957年蘇萊曼尼出生於伊朗東南的一個小鎮，一個相對貧窮的家庭，他從小就夢想要成為為國效力的俠義騎士。1979年，伊朗發生了驚天動地的革命，不得人心的國王巴勒維被推翻，由教士何梅尼領導建立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士統治國家的制度，二十出頭的蘇萊曼尼於是投入何梅尼新成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何梅尼對伊朗常規軍中的一些軍官的忠誠度有疑慮而成立）。

由於美國過去一直支持巴勒維國王，伊朗革命發生的同時，一些憤怒的學生衝入美國大使館（事後獲得伊朗政府的支持），刼持了66名使館人員，長達444天後才獲釋回美國。這事件導致美、伊長期的敵對。

1980年伊拉克海珊的部隊入侵伊朗，開始了長達8年的两伊戰爭，蘇萊曼尼在這場戰爭中很快嶄露頭角。雖然伊朗的國土、人口、經濟總量都有優勢，伊拉克卻獲得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較多的先進武器供應，最後双方大致打成平手。面對伊拉克較精良的武器裝備，蘇萊曼尼發展出「非常規戰爭戰略」，主要是援助（提供資金、武器、培訓、顧問指導等）伊拉克的反政府什葉派組織和黎巴嫩的真主黨、阿邁勒運動等，一起對抗伊拉克。

為了提高伊朗的非常規戰爭能力，何梅尼在1988年左右成立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由瓦希迪領導（當時蘇萊曼尼還太年輕），「成為伊朗對外行動的準軍事精銳部隊。其任務包括收集情報、訓練和裝備夥伴部隊，以及在伊朗境外策劃暗殺、爆炸和其他行動。」蘇萊曼尼自1998年起至他2020年過世，一直擔任聖城部隊的指揮官。

蘇萊曼尼領導聖城部隊，完成一些重要貢獻：
1998年遜尼派武裝組織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對伊朗構成嚴重威脅，蘇萊曼尼堅決制止以正規部隊攻打塔利班，使伊朗免於陷入阿富汗的泥淖。
2001年發生911事件，美國隨即攻打塔利班和伊拉克海珊政權，蘇萊曼尼援助及組織很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民兵，不時偷襲美軍，使美國長期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淖。
敘利亞自2011年爆發西方國家介入的內戰，重要城市阿勒坡在2012年底陷落於反叛軍。蘇萊曼尼率領聖城部隊，聯合黎巴嫩真主黨和很多民兵部隊，在俄羅斯空軍的協助下，終於在2016年奪回阿勒坡。

[1] Hal Brands（編輯）《後冷戰時代的戰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科技變革帶來的全新戰場》商周出版，2024。（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2023）

國軍獲得M1A2T新型戰車，在這表示恭喜與祝福。如果要問坦克裝甲車在現在的戰場到底還有沒有價值？熟悉一點的朋友知道，筆者是有專業知識可以說一下的，但是卻已經不想長篇大論。

在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當中，雙方的裝甲部隊都蒙受很大的損失，甚至有數字顯示俄羅斯方面損失了超過10,000輛，烏克蘭在西方國家提供最新型的戰甲車之下仍然損失不下於4000輛。但儘管如此，兩邊還是沒有放棄使用戰甲車作戰，或者進行各種戰場任務，故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雙方的裝甲部隊持續活躍在戰場上。

損失這麼慘重的原因，簡單說有兩個。首先，是大量無人載具的使用。輕小、低空、速度快、攻擊精準，使得無人載具成為戰場上非常可怕的殺手。各位稍微去油管找一下就有各種無人載具獵殺坦克，甚至瞬間摧毁一整排的影片。而坦克在地面上的笨重、面對突發狀況時的難以應對，都顯露無遺。其次，單兵反裝甲武器的強化以及普及，使得在犬牙交錯的戰場當中，步兵不再那麼脆弱，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之下，擊殺坦克也只是幾秒鐘的事情。所以，曾經在戰場上可以形成輾壓性力量的裝甲部隊，似乎已經風光不再，價值開始受到質疑。

那為什麼交戰雙方還是大量使用坦克、裝甲車？因為對於戰場的佔領、控制、對於步兵的運輸、或者各兵種之間的快速反應協調，還是必須在陸地上擁有大量的載具來達成目標。尤其是遼闊的東歐平原，如烏克蘭，這樣的地區作戰還是必須要有裝甲部隊來進行許多任務。說白一點，無人機很厲害，但是無人機沒有辦法幫你佔領一座城市。而步兵在面對各種無人載具的攻擊，實際上比起裝甲兵會更脆弱，仍然需要同步移動的坦克、裝甲車給予掩護、或者進行載運。

在台灣島的防衛作戰當中，主力坦克是否還能發揮重要作用？簡單說，灘頭反登陸作戰，主戰坦克在傳統上是最重要的戰力，但這只是傳統上，未來勢必將面對對岸大量無人載具的攻擊，那麼台灣的主戰坦克還能發揮多少作用？當進入城鎮戰的階段，因為有各種斷垣殘壁可以提供掩護，或許戰甲車輛比較有可能發揮作用，但是前面說過隨著單兵反坦克武器的普及，這種作用恐怕也在降低當中。

簡單說，國軍手上有了這些主力坦克之後，要怎麼進行妥善的戰術規劃與安排，這將是重大的考驗。裝甲部隊過去在陸地上的優勢，可說是三種力量的結合：火力、速度、防護力，而當這三者在現代的智能化、無人化的戰場當中受到很大的限制之下，將這一批裝備發揮最大的作用就考驗國軍高層在戰術思想能否更新。坦克在未來仍然會持續出現在戰場相當一段時間，雖然作用下降，但關鍵還是看人要怎麼用。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