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自2022年8月抗議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訪台而發動軍演後，12月30日的「正義使命-2025」聯合演習已經是過去3年半來的第7次「圍台」演習。對岸一再軍演卻不實行武統，為何？

中國大陸已有能力以武力統一台灣，並且拒止美軍參戰，但武統的成本很高、收益不高，又造成台灣同胞的死傷，因此不是優先選項。

武統大致有兩種方式，封島戰（不僅封鎖也攻擊台灣，使台灣無力反封鎖）和登島戰，當然也可能先封島戰，若台灣不屈服，再發動登島戰。台灣狹小，不論封島戰或登島戰，台灣居民都會有死傷，其經濟都將崩潰，尤其最得意的高科技產業難免受到重創（高科技的設備都很精密，容易受損）。武統戰起，中國必定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經濟制裁；中國雖然龐大，但不像俄羅斯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其經濟很依靠國際貿易，勢必因經濟制裁而受到不小損害。武統，收復殘破的台灣，並損害大陸經濟，因此是成本很高、收益不高，不如和平統一。

雖然武統不是優先的選項，中國大陸卻有需要備戰和軍演，至少有以下的功效：

1. 戰爭時常是無法預料的，俄烏戰爭、加薩戰爭、泰柬戰爭等幾乎都是突發的，國家只能隨時備戰和軍演。
2. 除了很小的邊境衝突，中國已經45年不曾打仗，因此更需要以軍演來備戰。
3. 大陸一向主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戰艦戰機在台灣周邊巡航或演習，是對台灣的主權宣示，也是對台獨的警告。
4. 這次軍演是表達對美國高達110億美元軍售台灣和日本高市首相「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發言的不滿，也向世界宣示介入台海两岸的嚴重性。
5. 中國的軍事科技近年突飛猛進，藉由實彈軍演和同步的錄影，中國可以向世界各國推銷其先進的武器裝備。
6. 中國軍演展示強大的軍事力量，將讓外國不敢輕易介入两岸事務。

對岸一再軍演卻不實行武統，看來是正確的策略，延後收復台灣，爭取時間先建設中國大陸。譬如新疆一向是偏遠落後、自然環境不利（多沙漠）的地區，但擁有很多重要資源（如石油），中共近年大力建設新疆，使其人均GDP已接近全國的平均水準，最近又建造完成貫穿天山的勝利隧道（世界最長的高速公路隧道），及連通北疆烏魯木齊和南疆尉犁的烏尉高速公路，很有益於新疆的經濟發展。新疆面積166萬平方公里，約台灣的46倍大，中共加速建設新疆，比武統收復台灣效益更高。而且延後收復台灣將使收復台灣更容易。

歲末年終，回顧今年的世局是相當的動盪和變化莫測。年初川普剛上台就宣佈要對世界各國課徵對等關稅，使各國都忐忑不安。俄烏戰爭讓多國都苦不堪言，卻是談談打打，沒完沒了。以色列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軍事行動打到10月才大致告終。9月以來，美國幾乎封鎖了委內瑞拉的海空域，要逼迫委國總統下台。12月泰國和柬埔寨的邊境衝突突然變成戰爭。

世局雖然在動盪變化中，仍可觀察歸納出一些不變的趨勢，即大致不變的長期發展方向和現象。有些趨勢很明顯，也有些不那麼明顯。

世界強權，中美是2G，俄羅斯可算是0.5G。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的實力超越美國，幾乎是唯一能與川普高關稅對抗的國家，而其軍事力量近年的增長讓美國承受壓力。俄羅斯的GDP雖然遠遜中美，它在俄烏戰爭中對抗美歐對烏克蘭的大力支援而仍保戰場優勢（中國對俄羅斯的協助很有限），顯示它是僅次於中美的強權。

世界的交流愈趨便利，使先進國家的優勢逐漸減少，廣土眾民的國家於是較有優勢，歐洲各國和日韓加澳因此都比不上中美俄。歐盟雖然是廣土眾民，但承平日久缺少鬥志，又沒有一致的國家意志，幾乎註定走下坡。印度是有潛力的大國，但十年後再看吧。

GDP一向是衡量國家的國力的主要經濟指標，但俄烏戰爭使這指標完全失效，美國加歐盟的GDP是俄羅斯GDP的20多倍，卻打不贏戰爭！美國的GDP又有一獨特的弱點，GDP的計算是根據物價，因此通膨很可能增加美國的GDP，形成虛胖的GDP。（其他國家若有通膨，貨幣會貶值，其GDP轉換成美元時會減少。）GDP（PPP）比GDP更適合衡量國家的國力，中國的GDP（PPP）已經超越美國的GDP（PPP），成為世界第一，雖然中國的人均GDP（PPP）還遠遜美國。

軍事科技與製造業息息相關，中國的製造業實力已超越美國，使美國的軍事科技和軍事領導地位受到嚴重威脅。經濟和軍事都逐漸被中國追上，美國的霸權無疑是在衰落中。

川普想要扭轉美國的頽勢，因此向各國課徵對等關稅，企圖恢復美國的製造業，實行戰略收縮，減少對盟國、友邦的支援，要求盟國提高軍費等。世局在動盪和變化中，而美國收縮其保護傘，各國只好擴增軍事預算，形成軍備競賽，世界多半將有更多軍事衝突！

美國的最大優勢在於其長期霸權所建立的穩定盟友圈，包括英澳加、歐盟、日韓台等。即使川普對這些國家頤指氣使、課徵高關稅、逼迫投資美國、增加分攤軍費等，這些國家仍然追隨美國，譬如容忍美國偏袒縱容以色列、容忍美國霸凌委內瑞拉。美國的半導體產業未必強過中國，但加上台積電和荷蘭的ASML，就勝過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中美在全面競爭，中國的方向和成效是可預期的，因為與過去的差異不大；美國的方向和成效則頗難預料，因為川普的作法與美國的過去大不相同。

寫過好幾次關於當年德國的海軍，在1880年代之後奮起追趕，利用自己強大的工業基礎擴張船舶工業，設計新型的各種艦艇，再加上蔡司的光學技術，終於成為一支可以與英國海軍一戰的艦隊。但是當1913年威廉二世詢問鐵必志，如果與英國海軍在大西洋決戰有多少勝算？這位德國海軍一級上將很誠實的說：沒有把握。

海軍的建造與操作使用，絕對比陸軍要複雜很多，尤其是大艦隊的編程與訓練。中國大陸現在的角色跟19世界末的德國非常相似，同樣都想要在世界的海洋上擴張自己的版圖，用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建構一支艦隊，將過去的海上霸主設為自己的假想敵。但是，就算在規模上已經接近或者超越前一代的霸主，也還不代表實質的實力就已經超過。

有關中國大陸的三艘航空母艦的討論已經很多，這裡再就其實際狀況摘要說明。
遼寧號，嚴格講起來只是一艘訓練用航母，實現了從無到有，這當然是一個成就，但主要的作用是在累積操作經驗以及海上大編隊的操演。其結構，以及滑跳甲版的設計，都讓這艘實際年齡已經非常古老的大船受到不少的限制。
山東號，基本上就是放大版的遼寧號改良款，當然在艦載機的數目上有所增加，但是依然無法滿載油彈，而且也還是滑跳起飛。
而到了福建號，才開始有了真正質的進步，直接擁有電磁彈射系統，讓飛機的作戰效能大為提升，但是依然只是傳統動力。即使是遼寧號也不能說沒有戰鬥力，但是恐怕要從福建號開始，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戰鬥力才算是真正進入狀況，成為一艘合格的航空母艦。

第四艘四川號，據說是超過10萬噸的核動力航空母艦，我們就拭目以待。當然相信在性能上會非常逼近美國的尼米茲級，我們當然不懷疑中國大陸的造船能力，海軍能夠有這麼大規模的量與質的提升，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已經超越當年德國人取得的成就。但是，海軍不可能是一種大躍進的路線，有了船，還要有足夠聰明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有海軍的傳統以及經驗。

中國大陸的海軍後市可期，這毫無疑問。但是如果斷言現在就已經是地球第一，超過了已經稱霸海洋百年的美國，那恐怕就太誇張了。我們相信中華民族有這個智慧跟能力，但是相信能力不等於是魔法世界。

中共的解放軍一下被拔掉9個上將，整個陸、海、空軍加上火箭軍，才32個上將，等於將近1/3。這背後絕對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個案，每一個上將底下恐怕都連著一串，所以可當作是一次軍中高層的清洗。

各方有許多不同的解讀，因為當年習先生就是清算了前朝的郭伯雄、徐才厚，然後拉了這些人進入軍事核心，結果這一批人現在又落得這樣的結局。

首先，短期內的震動肯定會持續，但是對於中共解放軍來說，戰鬥力的影響不會太大，而且會逐漸恢復。因為軍隊的根基還在，只是人事結構調整，並沒有動搖。這幾年中共軍隊內不斷爆發各種的弊案，甚至許多技術相關人員都受到懲罰，這的確表示軍隊內部有許多弊端。但是這樣的懲罰機制存在，卻也代表這個軍隊還在持續改革當中。

許多人在那裡猜測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習近平的關係，甚至認為他即將取代習近平，或者扶植已經被打倒的胡春華、汪洋等人。其實，這實在想太多了，正確的解讀角度應該是張又俠這位對越戰爭中的有功將領，實際上是在幫助習穩定了軍方。張的父親是張宗遜，各位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看看這父子兩代的將軍與習家是什麼關係，就知道那些在油管上的人是如何胡說八道。中共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黨指揮槍，這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政權安定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只要度過這一小段震盪，中共解放軍的戰鬥力不但不會下降，或許還會提升。中共官場的確存在很多腐敗，習這十幾年來也不斷整肅，每一年都是10幾萬軍公教人員遭到逮捕或者撤職。所以軍方遭到這樣的對待，其實也代表習一視同仁，沒有給軍方什麼樣的特權。

至於中共軍方內部有沒有被美國與西方滲透？很難說沒有，火箭軍的幾任司令與副司令都無法平安下莊，而這個是戰略嚇阻王牌，這裡面的象徵意義就不言可喻。

這一屆四中全會已經開完，也就是習先生的第三任期正式進入尾聲。可以肯定的是，必須要開始為未來的接班做佈局，不管到底有沒有第四任。或許，未來還是由技術官僚來接替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但對習來說解決台灣的時間壓力也越來越高。

故整體來說，中共軍隊的基礎還在，短期內或許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攻擊，但長期來看兩岸軍事失衡是不會改變的。台灣聰明的做法，是重新建立對話管道，爭取和平的環境與條件，否則路會越來越難走。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古寧頭戰役。大約12年前，筆者寫過一篇25000多字的論文談這個問題，或許有資格說兩句。解說一些迷思：

其一，古寧頭的國軍指揮官是誰？簡單說，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湯恩伯。湯在內戰中一敗塗地，不久前才又丟了廈門，所以正是待罪之身，已經準備被撤職回台。但是，就在這個節骨眼，金門戰役爆發了。10月25日清晨戰役打響時，指揮權確實在他手上。根據胡璉自己的回憶錄，他是在下午5點30分才抵達指揮所，由湯的手上接下指揮權，但是此時戰役最激烈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共軍船隻大多遭到擊毀，被壓縮在林厝等幾個村落內負隅頑抗，國軍則多路進發加以包圍殲滅，空軍與坦克的支援也已經抵達，可說已經勝利在望。

其二，首功的國軍部隊是哪一支？當然是青年軍第201師，這支部隊其實也只有兩個團抵達金門，大約6000人。此部隊多由知識份子組成，素質較高，加上在鳳山經過孫立人將軍的訓練，美方也給予裝備，所以是全金門島最精良的部隊，指揮官鄭果、閔旻厚，都是正派的好軍人，沒有大陸末期國軍將領的腐敗習氣。他們10月24日下午方抵達金門，然後被派往古寧頭海灘，到達後立即構築工事，架設火力，還舉行了一次小規模演習，士氣高昂。共軍登陸，在第一時間他們挺住戰局，在灘頭浴血苦戰，給予共軍大量的殺傷。但因為人數不多，加上防守正面較大，故仍有少量共軍滲透到防線後方，但多已經被打散建制，只能聚集頑抗在幾個村落內。「金門之熊」的兩輛坦克也具代表性，但關鍵還是201師官兵在灘頭的表現。

其三，共軍的運氣實在不好。本來計畫在骨頭狀的金門島中部登陸，沒想到海流計算錯誤，在西北部的古寧頭登陸，剛好一頭撞上最硬的一塊，201師的防禦地段。若在其他的地點登陸，那麼應該很有機會第一時間在島上建立灘頭堡，後續的戰局就難以逆料了。

其四，共軍的確輕敵。四個團，竟然分屬不同的軍，過去沒有真正協同作戰的經驗，明顯就是為了搶功。據說，連辦公桌椅都帶好了，準備中午在金門縣城開飯，第二天就可以上班。葉飛後來自己檢討，當時贏麻了的共軍，何等驕傲輕敵，看不起一敗塗地的國軍。結果，彈藥船被打爆，上岸後遭到強大火力射擊，後續船隻又被擊毀，大勢已去了。

其五，其他的國軍部隊沒有表現嗎？201師表現精彩，但是其他的部隊，主要是李良榮、劉雲漢的第十九兵團，在戰役後期對共軍頑抗的據點發動攻擊，還是發揮了很好的戰力，成功清理了戰場，讓戰役收尾。

其六，日本顧問的角色。湯恩伯在1949年夏向老蔣提出組建『中日反共義勇軍』的構想，並得到支持。這，就是後來白團的前身。根本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顧問，的確在湯的身邊參加了戰役的指揮，對勝利有一定的貢獻。但是，日本軍人只是參謀或者客卿的地位，其作用不宜誇大。他們的貢獻，要到1950年代「實踐學社」成立後才比較明顯。

其七，雙方損失到底如何？過去國軍的戰史是說殲滅擄獲共軍15000人，我軍損失1500多人。這個數字自然有所誇大，根據李良榮給老蔣的報告，清理戰場後統計殲滅共軍大約8900多人，這個就與大陸自稱的損失9000人吻合。國軍的損失，根據後來解密檔案大約陣亡2000多，傷1500多。

總之，許多人將韓戰的爆發，第七艦隊巡航台海列為台灣轉危為安的關鍵。這固然也對，但若國軍沒有展現出仍能一戰的實力，美國人也不會去管一個垂死的政權。此役，的確讓美方感到意外，和些許驚喜，台灣的國府政權還是一個可用的盟友，未來可以扶植。後來歷史70多年的發展，這場戰役的影響不可抹滅。

世界上最大的笑話就是抗戰全靠美國。美國就給了中國8.46億美元的軍事物資，這些軍事物資還有大半是1945年才運到中國，而且相當多是日本投降後才到。對比英國，二戰期間美國向英國提供的援助總值約在44億美元左右。

看看美國的要價：逼迫中國拿出僅有的家底，去為英國奪回緬甸。日本方面在1943年夏秋間對國軍的估計是：重慶軍地面部隊總兵力約有300萬，其中機動兵力約有9個軍25萬，主要集中在貴州、湖南方面，因與美英聯合反攻緬甸有關，非常值得注意。中國機動兵力一共才9個軍，為了這點美援，得先後抽出6個軍近20個最精銳的師，還有國內唯一的戰略炮兵，重炮第10團，派去打滇緬，為英美填坑，至於國內武備的空虛，羅斯福並不關心。

設想一下，這6個軍只要有一半放到湖南，1944年5月至8月的長衡會戰就贏了！後來廣西百萬民眾大逃亡的人道慘劇，就不可能發生。然而這遠遠不是美國想要的，美國真正的企圖，是凌逼抗戰多年已燈枯油盡的中國，以史迪威取代老蔣，控制中國主權，把持中國內政，將中國軍隊當成類似英帝國的印度殖民軍，供其驅使當炮灰。

中國以犧牲自身的安全履行國際義務，美國對中國又該負哪些責任呢？老蔣希望美方將在華用於轟炸日本本土的B-29拿來打擊中國境內日軍，填補中方的力量空缺，卻被美陸軍部一口拒絕：駐華B-29只負責轟炸日本本土。不光如此，羅斯福拒不履行承諾，提供國府望眼欲穿的10億美元貸款，當時中國的物價已漲了300多倍，士兵普遍吃不飽飯，羅斯福視而不見，以此作為逼迫中國聽話的籌碼。

1944年4、5月豫中會戰時，因中美空軍的油料被史迪威扣下，搞得陳納德無戲可唱，甚至老蔣親自緊急請求史迪威向河南戰區劃撥汽油500噸，也遭到無理拒絕，以至於全會戰中，中美空軍起飛架次，即使按日方統計也少得可憐：此次作戰，日機出動約1700架次，中國空軍出動約400架次。日機出動總架次為中國空軍總架次的4倍。

1944年3月日軍已攻入印度，英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面臨崩盤的危局下，竟還在策動藏獨。英國慫恿西藏噶廈政府拒絕國民政府的指導，因此無助於抗戰。

國軍兩線作戰，一邊把40萬精銳投入滇緬苦戰獲勝，一邊在國內戰場用剩餘的力量消滅50萬日軍大兵團中的20萬，已經不容易，就算是號稱軍事天才的拿破崙都不一定辦的到。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