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之須知 十三之十 噍吧哖事件之意義,安東總督之「重奠基」 | 郭譽孚

前面我們由「南部大陰謀事件」的角度,頗深入地考察了當年日據下「余清芳革命事件」的意義;我們呈現了「西來庵」信仰原本在兩岸關係上的地位;也突出了「南部大陰謀」之所以成其大,並非完全空想的憤懣,應該是在十五、六年前那個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最後,我們深入探究了該事件中我先民犧牲的人數,發現官方若隱若現所公布的只是極低的犧牲數,那真是個大革命事件;因而,我們沉痛地批判了今天主流學界讚揚「殖民治理性」的觀點。

在本章,我們將要直接對慘案的「噍吧哖事件」與新任台灣總督安東貞美間的統治作為對應,然後充分考察。

安東總督之受任,時在日本海軍造艦受賄事件導致海軍山本內閣垮台,因陸軍的桂太郎下台在前,此時,軍部已無自身人選,只得由時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大隈重信組閣,這可說是日本政治進入藩閥內閣的最後階段[1];當時,安東是屆退的日本駐韓軍司令官,是長州藩閥之要員[2];是資格上最適任的總督人選,雖他曾以自身「一介武夫」相辭退,但終在直屬長官寺內正毅的說服下出任〈1915.5〉。其任期三年多,至1918年。

安東接任在佐久間之後,佐久間離台前,已向東京報告理番工作完成,新任總督應該開始進行各種開發。但該事件的影響面,實在太大;所以,儘管到任的第二個月〈1915.7〉,他就發布了治台20周年紀念事業的「台灣勸業共進會規則」,開始其籌備工作,並且在該事件發生直後的1916年4月仍在台北開辦了鼓吹開發各地資源的「勸業共進會」;但是,沒有安定的大環境,如何能進行開發,故「噍吧哖事件」的善後問題,實在仍應是安東總督任內的首要工作。

不過,這次的「善後」,由於意外發生的「噍吧哖事件」與過去的大事件很不相類而意義大不相同,而「善後」的情況,自也不相同;以下,就區分為「噍吧哖事件」之特殊意義與安東總督的「再奠基」兩部分來認知──

其一、噍吧哖事件的特殊意義

  • 在20年所謂「一視同仁」聖旨下

    這是由於前述「馬關和議」中,「李鴻章被刺」是意外的事件;馬關條約訂約後,日本軍方密謀的「攘逐殺戮」政策失敗,更是意外的大事件;而通常這類事件都是可能「有辱國體」的嚴重問題;所以,其善後的作為,往往都是推託運氣不好,或者清國奴,非我族類;像念咒語一樣的大力強調「皇祖建國垂統以來,寶祚之興隆與天壤無窮,萬世一系,皇胤連綿,繼承大器,丕展皇猷,恭承彝訓,愛撫黎元億兆臣民,均各感激,莫不力圖報效皇運之悠久,國體之尊嚴,萬邦所莫能比,宇內所難匹敵……鳳闕恭祝  聖壽之無疆切勿徒上虛文惟以一片至誠恭表敬賀之忱……」[3]之類,就可以一廂情願地處置。

    但是,日據下,已經達二十年,天皇詔敕之果然偉大,理應如上述之天壤無窮,感化天下黎元,億兆臣民;然而,竟然發生這樣大規模的革命事件;並且該集體造反,據稱起義者對於日本警察、教師、醫師都發動了很殘忍的報復[4];這對於以「神裔自大」的殖民者,會是多麼強烈的衝擊。

    而就在這個時代,正是對岸中國辛亥革命的民主潮流衝擊日本,帶動日本「護憲運動」之後;這時,日本官方應該如何面對這起重大的意外事件?

噍吧哖事件的特殊意義,是顯示了過去治理上並不成功;尤其明白的是,所有過去所自許「不同於西方殖民地經營」的優越感,頗為虛假;其次,由於那種優越感,是國體的重要部分,不可明顯退卻,因而,儘管噍吧哖事件中,我先民殘殺教師之事,相較於當年六士事件對於教師之寬貸,等於是公開提出了對於低智教育,奴化性政策之強烈不滿;但是在第一次台灣教育令中,仍然把早就在大石事件後,受到隈本學務課長檢討的「教育敕語」,仍然置於該「台灣教育令」的第一條,那醒目的位置──這真是在表面「一視同仁」的聖旨下,貫徹了長期以來當局那「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奴化政策精神。

  • 所謂「資本主義基礎工作」奠基之後

後藤行政長官高升在1906年之時,所謂的「資本主義基礎工作」之完成,通常學界都認定是他的偉大政績;確實就在1905年起,日本東京的補充金停止,我島上的財政收支從此開始達到平衡的水準,往後我島當局似乎開始了可以自力維持與發展的條件。

確實,自1906年以後,殖民當局的財政收入就一路上升;到1915年,歷年的收入,以萬日圓計,分別是──「3069  3529  3700  4040  5533  5783  6029  5421  5316  4564」[5]──上升頗快,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民國元年〈1912〉,該收入才開始下降,直到噍吧哖事件之年,財政收入降到最低;1916年,才開始再上升。

但是,此一奠基對於我先民言,其意義為何?

我們前曾在兒玉與後藤主持的1900年「揚文會」歌功頌德的皇民頌詞中,看到對於當年稅負的變動,我先民曾有這樣的描述:「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然後在前述的「土地調查」〈1898~1904〉後,也見到土地稅的增加,1903年為92萬元,1904年為195萬元,1905年更增至297萬元[6];1915年,更增列建地稅,更增收入;而隨同佐久間總督後期理番政策而展開的「林野調查」〈1910~1914〉,因過去山林附近的先民各自採樵射獵,並無建立產權的習慣,但號稱「尊重習慣」的當局,卻規定「凡無權狀證明或其他確證之山林原野,一切歸於官有」而致「官有林野」暴增到受調查總面積之九成五以上,我山民損失極大[7]

上述後藤主持台政以後,迅速上升的財政收入,是否嚴重地違反了稅務上「拔鵝毛」[8]的基本原則,難怪在上列的民國元年以後,過於苛重的稅負才不斷激發革命事件──當時,據稱剛好我島連續幾年遭受了嚴重的颱風災害,並未得到稅賦減免。

此時或可說,後藤確已為我島資本主義發展奠立了基礎,但是尚未發揮其作用;當局應該是極接近前述德川幕府時代「不要餓死」的統治心態;但是我先民並非如前述日本學者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那類日式的「可愛農民」。

噍吧哖事件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的;然而,當局並不承認自身過分操切,也不承認對於我島研究實不徹底,只強調基礎工作完成,且民俗調查的書面成就可觀;但噍吧哖事件的發生可說是給予當局重重地一巴掌;我閩、客、原三族聯合抗日的「噍吧哖事件」正爆發在佐久間抱病返日的垂死之際──儘管,佐久間總督與板垣合作的「台灣同化會」,確實奸巧,成功不易;而由「甘諾政策」到「只見蕃地不見番人」的伐番政策,真是陰狠。但該革命事件仍應該頗有逼使神裔自大的當局,比起過去的衊視與忽視,不能不經由較多的反省而謀「重奠基」者。

其二、安東總督的「重奠基」

關於此一「重奠基」,我們見到的就是延續過去那「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態度的「鎮壓威懾」的「奠基」,其主要手段是「焚庄」與「屠殺」。我學者曾指出,那本是日據我島之初,日軍所慣用,最慘無人道的辦法;對於社會破壞性極大,總督府早已明白禁止;沒料到,在安東總督此時,重又開始[9]

次是在認知上,如何類似過去的「逕行誤導」把「攘逐殺戮」誤導為對我先民的「報復」;也像把我各地先民蓬勃的降筆會,如何變得如同沒有發生過;這時,前此當局所建立能夠「盜水井」的「警察萬能」,果然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等於是重行為鞏固我島日殖下的惡質社會體制再挖填一次血淚骨淵的地基──其實際情況如下:

一、「噍吧哖慘案」的「另類殺戮攘逐」

「噍吧哖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亦稱「西來庵事件」;但早期有「噍吧哖慘案」之名,作為整個「南部大陰謀事件」中的一個大焦點;以台南市西來庵為策源地,發展到中部和北部,有相當大的規模──對於這個日據二十年來最大型的抗日革命事件,應該如何處置,以利後續的統治。軍方在乃木時代的指示,迄今仍然適用,那就是繼續其高度鎮壓威懾的「壓制手段」;應該即是除了慘無人日人自身所記錄的「焚庄」外,還有前述的──

「要我們把每一個屍體用鋤頭再撈起來,日軍即用刀挖開胸膛取膽,……工作的同伴都手足發抖……」

「男人優先集合在保甲廣場,……以機關槍掃射,集體屠殺。」

「手腳都被鐵絲串連 著魚貫而行,滿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有期徒刑15年,算是屬於輕刑的了」

「當審判結束,罪證不足的一批人,對外宣布釋放時,實際上就在這座監獄裡秘密處決了。」

據稱,安東總督對此曾稱「台灣係百鬼橫行的大伏魔殿[10]」;不知上述的作為是否就正是安東所應對而出的主意──1915年在鎮壓義軍時,很快他就派出了軍隊,並派山砲隊轟擊我義軍;而1917年,他開始請來台作耐熱飛行的陸軍航空隊來各地番界作轟炸的「威嚇飛行」[11],頗有效果;連帶的歸順降伏的番社增加,前述那種番童公學校的教育得到更大的推廣。

這些對於我民間真是一種極強力的震懾;此外,當時的震懾,在審訊之前,據稱還曾表現為下列的鎮壓形式,那是「凡男生身高超一根竹竿(約120公分)就槍決。」[12],以致於「西來庵事件使得那地方的14歲以上的男子盡數被殺。」[13];而依據我台人被徵調去做軍伕的目擊者之見證,名作家楊逵曾指出如下的史實:

「那時我哥哥被徵去做軍伕,……回來以後講了各種狀況。日本軍把抓來的台灣人予以訊問,把承認跟事件有關的人交給員警,轉到臨時法庭方面去,否認跟事件有關的人就當場把眼睛矇上,排成隊伍,挖掘很大的坑,一個接一個地用日本刀砍頭之後,踢進坑裡去。」[14] 

「後來我讀中學時,去過噍吧哖事件發生屠殺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這幾個村莊只有老弱婦孺,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人,這印證大屠殺確有其事。」[15]

以上楊作家所回憶,那些在社會動盪中「否認跟事件有關」者,就被日軍矇眼砍頭的真實境遇,是如何不由分說地威壓;而其所回憶「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子」的證言[16],可能是當年最震懾的部分;而事件多年後,我們學者周宗賢所指出的──「焚庄」與「屠殺」,雖婦孺老弱不能免──是以假設「其記錄皆為真」而呼應了上述當年傳聞中的史實──

「查出一直被懷疑係屠殺之時間當中,有許多係一個村落於同一天大量死亡,整個家庭同時死亡、或家中無作戰能力之纏足婦女與小孩同日死亡等等線索加以推斷,日軍屠殺、滅庄一事並非傳說,而是鐵證如山的事實。……以左鎮鄉為例,該日死亡人數占8月4日至11日死亡人數之比例為63.74%,而玉井鄉更高達90.65%。顯然,8月6日,即噍吧哖事件中犧牲最慘烈之日,但他們並非參加作戰而死,而是遭到日軍之屠殺。」[17]

換言之,該事件當年,當局在那「耗時約十個月才完全鎮壓」[18]中,我先民犧牲之大,處境之慘,實有非今日所能想像者;時日人曾如此報導──

「仔細觀察戰後已二閱月之戰跡,……,以茄拔街道之街路樹為例,皆全有貫穿傷或擦傷,可謂一無完整者,間隔廣闊,樹幹細長的檳榔樹而言,甚至十之八、九留有彈痕。記者於回程自噍吧哖所坐用之轎子,竟合計有七個彈痕。曾往距噍吧哖約十丁處之後旦庄視察,……土民之房屋三、四十戶,悉遭兵燹焚燬,面目皆非,於燒焦的殘壁之旁,土民們復用甘蔗葉或茅草,搭蓋臨時小屋,以避風雨於一時,從其黑暗中,見有細煙冒出,遽然起了憐憫之情。」[19]

然而,另在公開討論的方面,這些卻是接近完全被消音了。也因此,其震懾的程度,才會使我先民從此簡直無人敢於再公開主張當時世界所流行的近代武裝激進的革命道路。

然而,該大悲慘事件的史實,真是僅憑血腥殺戮的震懾,對我先民真就會有那樣完美的禁制效果嗎?

二、官方的「逕行誤導」〈再審視「殖民的治理性」〉

當時,殖民當局掌握我島已20年,對外都宣傳著我島嶼是進步著;然而,為何竟發生了這樣大規模的革命事件,對於長期自稱遵從著當年天皇「一視同仁」詔敕的當局言,如何自解?他們如何才能面對此一顯然「失政」的史實?

同時,何以這個沒有什麼社會身分、地位與資產的中、下級人物余清芳,竟然能夠號召全台的民眾?換言之,一是由整個社會的觀點上,是什麼問題醞釀出此一巨大的動盪?另一是很個人的問題,余清芳其人,如何能夠扮演這個巨大而特殊的時代腳色?

以下,無法一一盡舉,只提出巨觀的社會與微觀革命領導者兩個角度,提供大家考察。

一〉官方「摧毀」舊資料與「造假」的必要

該案的起因究竟為何?任何真正關懷該事件的人,首先當然應該探討導致該大型革命事件的原因,革命就是傳統所稱的「造反」,人人應知「造反」往往是會送命的;是什麼原因使得它們作此激烈的決定?

在前面論述「殖民的治理性」之時,我們已經概要地揭露過關於該事件中重要的「革命六大理由」,沒有在官方該「全檔」中,充分的揭露出來;顯然那就是「殖民治理性」重要的錯誤,嚴重的偏頗;故意如此,從而掩藏了大革命的合理真相。

然而,掩藏後,一定明顯地會露出明顯刺眼的空白,因而,乃有「造假」的必要。

我們學界缺乏主體性,只會跟著殖民者強調「殖民的治理性」,把革命者只認定為其對立面的「迷信」,因而,他們只會抄襲強調我先民「無知」與「迷信」,絕少論述我先民當時的處境;殊不知,如果真的問題只是「無知」與「迷信」,殖民當局治台已經20年,在該「殖民治理性」下,怎會我先民仍如此「無知」與「迷信」?若然,是否統治者仍有重大的教育責任?

其實,如前述,該事件有宗教迷信的成分,但絕對不只是「迷信」;當時起義的倉促,已如前述,據稱,起義前,余就曾購買兩次軍火,第一批軍火曾順利用棺木運進西來庵[20],第二批軍火,才因被密告而出包[21],而他們首役就攻打甲仙埔,是因獲知該地有更多槍枝,以利大舉;這些應都顯示主導者並不那麼「迷信」神佛。

其次,如果「殖民的治理性」,只下工夫在提供漂亮的統計數據上,例如,宣布進行堂皇的人口普查,使得所有人口數據能夠進入當局的掌握之中,而可以任意運用;如何使該大革命事件後,縮小人口數據的變化,能夠呈現可能比較能夠安定民心的印象;另一方面則是把過去所有可能破壞這次偉大人口普查效果的舊資料完全「摧毀」,從而建立起一組完全合乎當前需要的理想數據資料;安東總督應該知道有如此的工程吧?

前述關於我台南廳在1914年與1915年間,農業人口減少了22萬人的數據資料,就是我們設想可能曾經進行上述摧毀或掩藏工程,同時「造假」的理由。

因為找遍所能見到的資料,只發現了這一組來自「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大正四年排印本」的資料,描述了1914年的史實。該年,台南廳農業人口竟比翌年的,多了22萬人──通常應該是年年增加的,不是嗎──噍吧哖事件後,竟然該區農業人口的統計數據竟然比其去年少了22萬人。

為何我們找不到第二份相關資料了,應該是官方的相關資料是早被官方有計畫地「處理」掉了,所幸,我們找到了極少數的漏網之魚──該出版物不是行政官廳正式的出版物,也不是某行政區的出版物,是某半官方的「協贊會」的資料;即,極可能是官方處理的訓令下達時,該單位已經不存在,乃無人負責銷毀它了[22]

換言之,前述消失的22萬人,是否就像企業報表中,把某年的超額虧損,在未來的幾年中分別提列虧損,就可以處理該損失,差別只在於企業報表中必須註明該虧損之來源;而在我們當年的「戶警合一」之下,無須逐年明白註記,只需負責幾年內消化掉該偏高的死亡人數;或者根本就在該年一次就把那已消失的22萬人,消化在其他86支廳的人口數據之中呢──很不幸的,我們島上的主流學者卻盲信殖民者的數據,認為一定是真實的紀錄──1915年,噍吧哖事件後,安東總督在該年10月立刻就展開了一次全台臨時人口調查,以確立往後自身論述的基礎。

二〉微觀上,「完成」領導者的「匪徒」形象

這一作為,對於統治者言,可能無可厚非,因為統治者永遠希望切斷反抗者的影響力,尤其對於革命領袖可能引人深思與效法的特殊背景,更是如此;不過,作為受壓迫者的後人們,我們卻不能不重視那些先人可能動人魂魄的尊嚴而崇高的形象[23]

本案中,羅俊與江定兩人,以及蘇有志與鄭利記,都是地方上的名望人物[24];前兩位失敗後,羅返回祖國大陸,江率部就近遁跡山中;而他們如何竟然都願意接受沒有家世背景,沒有金錢地位、甚至有著應該被有義軍背景的他們鄙夷的「巡查補」,這社會小人物之領導──只是由於余清芳裝神弄鬼嗎?後兩位,也非普通人物;蘇以企業成功,在日據後曾任參事,鄭則也曾任區長;只是能言善道,只是標舉種種「迷信」的說詞,那位「匪徒」真的就能說動兩位老江湖,並取得他們的肯定與信任嗎?

雖在日本軍方編出的「台灣匪誌」中,曾提及余、羅關於可利用日、德衝突的對話,真的就是已足以讓革命者彼此交心,信託各自性命的重要問題嗎?

更重要的是,出現此一重要的誤漏,是否顯然與那被今日主流學界高捧為「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25]的褒詞相悖反,是由於怎樣的心理顧慮,竟大大地影響了他們那種被我們學者們捧得似乎極為高貴的「本質」?或者那真只是該誤漏,被殖民當局視為不重要?

讓我們更追索下去,除了前述殖民當局隱匿了的,是余過去兩次在台南縣擔任「巡查補」,考察那時間正在1902年前後;從那時起,就開始了他那「迷信」「無知」的行跡,並且屢誡不聽甚至參加了不良組織。

我們在此不談前面我們已指出的,當年應該是以日警通譯的身分,親歷前述我們全台先民曾經轟轟烈烈自行禁絕鴉片運動的各種場景,親身永懷那讓人激奮的與被日警打壓蹂躪的過程──可能如何地激起他的青年領袖的自我期許與志節;我們來看當時官方在報紙上,以「匪徒陰謀始末」為名,自該年10月6日起,到10月14日,連續七篇所描述的這位37歲,年輕有為,已被處決.的「巡查補」──為「輕浮」,為「妄想狂」,為「翩翩濁世小才子」──

「匪徒中……,就被視為第一巨魁之余清芳觀察,渠風采瀟灑,係一輕薄小才子,曾任巡查補,……並無特別出眾具一代豪才之風格。往年曾以二十八宿會員被送……管訓,因其巧妝謹慎服勤,……被釋返自由,即任生命保險勸誘員或台灣酒推銷員等,數易其職……可見其心情輕浮,殊無成大事之器宇……」[26]〈「匪徒陰謀始末」,〈四〉〉

「其真因如何……余清芳,則前曾奉職巡查補,亦少有學識,究竟為何思想所驅,致出於如此無謀之舉,殊令人難解。……渠之稍有才氣,實則為其誤身之原因,尤其其生來之誇大妄想狂,係逼其走上悲慘末路之主因。」[27]〈「匪徒陰謀始末」,〈五〉〉

「余清芳乃翩翩濁世之小才子,竟能聚集如此眾多之徒黨,主要在冒西來庵王爺之神德為名,事實上渠並不相信神祗,完全為方便加以利用而已。……」[28]〈「匪徒陰謀始末」,〈六〉〉

如前所及,本研究已指出官方豈不應該理解主犯過去的全部資料,此處竟然僅以「翩翩小才子」的漂亮形容詞轉移人們應有的關注焦點;想想看,比較於我們前面所提及,這個日人稱為「小才子」的領導者,原來在1899年與1902年間親身歷經我們前述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偉大洗禮,那將是怎樣能讓我們後人緬懷與振作、效法的故事。

換言之,官方紀錄中出現的「誤漏」,巧合地配合著當年報紙密切追蹤報導,居然也沒有記者能憶起十三、四年前「巡查補」與齋堂間,那特殊密切的關係,是否就可顯示該偏失應該是高度的「故意」所致,若要說當局真有前述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只不過,該「愛好」應該只是一種屬於僅僅極為「偏愛」於殖民者的形式。

由上述各方面的探討,如果說當年新上任的安東面對「噍吧哖事件」,應該曾經充分聽取各方報告,甚至親自考察資料,才產生了他當年動用軍隊平亂的對策,使得本來有後藤為靠山、失去主導地位的內田長官不能不辭職。

但是,下村長官上任在「噍吧哖事件」之後,該事件與其職責無直接相關,因而,前述下村的觀點似應該只能達於胡扯的層次,若要與此地我們論述的事實與真理相較,應該很少有深刻事件的本質可言吧。


[1]推薦大隈組閣的井上馨,曾稱「政友會為政府黨已有過久之嫌,故以反對黨的人物最為重要。適合這種條件者捨大隈之外別無他人。」;當時另一推薦大隈的,則說「救火工作完竣之後,再讓它下台好了,期間或只有半年,最長時間亦不過忍耐一年而已。」;而當時的元老山縣有朋,既深恨政友會,欲假借大隈之手,壓制政友會;其時,大隈已逾80歲,任軍人後援會會長之職與陸軍接近。故人說該內閣最大使命在於打擊政友會,及解決懸案已久的陸軍增師問題,學者稱其為元老軍閥的傀儡內閣〈1914.4~1916.10〉。此後,雖還有寺內內閣,但已不久,故此稱其為「藩閥內閣」的最後階段。

[2]明治維新中的藩閥,維新後主要為薩、長兩藩控制了政局;甚至被批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薩摩系,除了海軍外,另有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等,而長州系,主要為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毅;寺內任朝鮮統監時,是僅比安東長一歲的長官;此時,寺內等著出任首相。

[3]這是天皇下大赦詔令,宥死減刑;總督府安東總督1915年11月發出的諭告文,中譯文。

[4] 在當時的官方報導中,有如此的描述。「恐怖的慘狀  慘劇的實情,極盡殘忍無道,如某巡查,被穿上土人衣服,被俘上雙手,臉部胸腹合計受數十處輕重傷後,被埋在土中,也有四肢散亂,白骨橫七豎八者,或用竹槍刺殺,或用台灣刀砍殺,無一不慘遭最兇殘的戕害者。……」〈「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11。〉

[5] 「台灣經濟史」,周憲文著,台灣開明,頁900~901。

[6] 「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黃通、張宗漢、李昌槿合編,聯經,頁27。

[7] 參見「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峻譯;人間,頁40。

[8] 「拔鵝毛」是財政學上很基本的原則,有經驗的拔鵝毛者,必能使鵝毛到手,而鵝不會痛得大叫,否則鵝會起而攻擊拔其毛者。此以喻政府財政收入,雖然多才好辦事,但是必須顧慮民間的負擔能力。

[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82。

[10] 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65。「百鬼橫行」,應該是來自日本民間鬼怪傳說;日語中有「百鬼夜行」(ひゃっきやこう)一詞;是流傳在日本民間傳說中出現在夏日夜晚的妖怪大遊行;原來傳說日本的平安朝,是一個幽暗未明,人類和妖怪共處的時代;晚上,是妖怪的世界。伏魔殿,日語的語源為何,我們不清楚;但在中文的世界,最有名的應該是水滸傳中,描述原本道教的張天師把一百零八妖魔封制在此,使得天下太平;卻由於洪太尉莽撞為他們解除封制的地點──該地點就稱為「伏魔殿」。此處用語可能正是日人習用中國文化的另一例證。而安東的說法,表示自身有大鎮壓之責。

[11]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28。

[12] 「湯德章與簡娥的前世今生」,楊渡著,聯合報2014.02.28。

[13] 「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版,頁80。

[14] 「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台灣史研究」,戴國煇著,遠流出版社,頁207;亦收入「楊逵的文學生涯」,陳芳明編,前衛出版,頁178~179。

[15] 「楊逵回憶錄」,收入「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46。

[16] 也有紀錄稱,「噍吧哖自遭此劫,三十年猶視男子為珍奇物。」;可見於王國璠「台灣搜奇錄」,頁28。還有傳聞「慘案中,幾乎屠殺了噍吧哖地區所有的男人,……為了不少喪偶或待字閨中的少女『招翁配婿』,聽說由外地招募不少男人,入贅噍吧哖。但由於這批女仕心目中的好男人不多,因此,將此批男人一一裝進麻袋,然後由女仕抽籤決定『誰配誰』。」。引自「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頁217。

[17]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88。該研究中還更有如此深入的描述:「玉井鄉……竹圍村……死亡之女性中,纏足婦女占近八成,這些婦女行動不便,實在不可能上戰場與日軍對抗,但仍死於非命。而以死者之年齡分析,更可看出日軍殘忍之屠殺行為,例如……高齡83歲之老嫗石氏全……與80歲的賴廖氏雪,他們是同一庄的鄰居,高齡加上纏小腳,卻與家人同一天死亡,可想而知是遭到了屠殺。而男性中年齡最大的為賴德生,當時已85歲。又例如,不足十歲即死亡之幼童共計38人,他們想當然是手無寸鐵地遭到了屠殺,而其中甚至有好幾個不足周歲的嬰孩……而不僅如此,還有太多的情形是一家多口,甚至是全家同日死亡〈絕戶〉……遭到滅門。……日軍的確是有焚庄、屠殺的暴行,竹圍庄的情形便是鐵證。」引自該研究報告,頁90~91。該計畫主持人為淡江大學教授,其研究實在頗為周全;可惜該報告完成後,據稱台南縣政府並未如原計畫,對外印行。

[18]見前揭「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71。但在康豹的「染血的山谷」中,則僅稱「在日人軍警長達五個月的搜查行動」〈該書,頁92〉。康豹的研究是較晚近的論述,以中研院所聘的洋學者,與社會學研究為標榜,獲出版為一小書,強調的不是史實,而是認定已不可考與諒解,因而,可說完全疏忽了求實的學術態度。故本研究不取。此外,關於搜查期間長短之外,另有「封刀」之說,指事變之後,日軍警可以任意殺戮我先民,一個多月之後,日軍才禁止任意殺戮,該命令稱為「封刀」。

[1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66。

[20] 「染血的山谷」,康豹著,三民書局;頁69。

[21]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頁142。江連飛先生受訪內容。

[22] 由前述總督就任的第二個月,即該年7月,就發布了「台灣勸業共進會規則」,開始了翌年4月將舉辦「台灣勸業共進會」的籌備工作,可以想見那1914年的「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應該繼續協贊此1915年新總督上台後,將擴大舉辦的全台性的共進會活動;但是該會非官方的正式機構,由該會第一回活動在1911年,兩回活動間,距離四年看來,該協贊會應是一任務性臨時組織,即可能活動結束後,就解散並無專人負責;因此,該資料乃未受官方政策摧毀。

[23]這一問題,直到今日,前述那本李扁時代洋學者的小書「染血的山谷」中,就對於余清芳有這樣的一段離奇的描述「余清芳一生遇到不少挫折,這或許可以解釋他被捕之後的照片中既疲倦又落魄的樣貌。」〈該書,頁28〉,余被捕之前,曾經與日軍警對戰,不敵而逃亡數日,最後在極度飢餓下,受鄉民誘捕,那怎麼可能有家居或旅遊的輕鬆與愜意,如此描述其時的照片,理性言之,怎能與其過去不少挫折直接相關?該描述應該就是由於政治上的要求,奉命努力地打擊革命者的尊嚴吧。

[24]羅俊曾任職於保良局;江定曾經受任為區長;都曾參加地方著義軍;羅俊不只來往於兩岸,且曾往南洋遊歷;江定能長期在山區活動不受日人宰制,自然也該有其閱歷和實力;都應是有相當主見,不是易於接受領導的。至於蘇有志,其父為巨商,他接父業,有經營長才,樂善好施,被推舉為台灣十二大企業家之一,因而,還受聘於當局,為台南廳參事;也不是無知的小商人。

[25]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第42期,頁119-182。姚是1993年台大社會系畢業。是野百合學運後,覺醒青年中出國深造而成為學者的菁英;2002年,在英國研究後殖民理論,取得英國社會學博士學位;返台後,在清華大學社研所任教,陸續開設「台灣社會發展史: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發展史:戰後政治經濟」等課程。是島上的學術權威,也是民進黨黨員,也是島上學運的指導者。

[26] 「匪徒陰謀始末」〈四〉,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9日。收入「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53。

[27] 同前書,頁255。

[28] 同前書,頁256~257。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八──佐久間總督的制漢政策〈由革命事件到同化會〉 | 郭譽孚

前面,我們專題論述了當局對於原民的政策變化,下面來總結佐久間總督任內的作為。據日本學者自稱「明治政府採強烈榨取農民與勞工」[1],難怪該總督對於殖民地步可能有什麼緩和政策,其任期中我先民常有要起義之憤怒;不過,明治政府此時結束了,是否新政府的殖民政策就可能有多少改變呢?──史稱,那位「大正天皇」是一個身心不太健全[2]、難以主持議會的統治者──佐久間總督任職期間正跨越了兩位天皇的任期間──我們現在回到他對於漢族的真實政策。

我們已提及過佐久間就任之初,曾經表示遵循過去的政策;一般說來,也是如此;但是,由他在同時進行「理番」之際,還能先後壓制了我漢族先民抗日的「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以及抗日性質較低的「台灣同化會」等等;實在不應該只是把他的作為,僅稱沿襲前人而帶過。

我們還曾在「殖民統治的奠基」的大題下提出「作為重要註腳的「北埔事件〈1907〉」真相」的論述,那是佐久間上任後所面臨的第一大案;我們看到了當時的當局如何把應該是遍及大新竹台地與大台北盆地邊緣的怒火「大事化小」,如何把新竹近山區內大坪的事件,向北埔城鎮「恐嚇威壓」,要到1945年的專書出現,我們才能稍洞察其真相;其後,一連串的「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到他任內由南到北發展為最大規模的「噍吧哖事件」〈雖在他任內沒有爆發〉,都是革命事件。我們沒有可能一一詳論,只能在泛論之外,舉出其中可能意義最重大的發展。

其一、泛論後藤新平離台後的島內情勢

  • 縱貫鐵道完工

    建設工作,對於殖民者當然是好的,但對於被宰制的被殖民者言,其意義可能完全不同。1908年,北埔革命事件後,在「日俄戰事」時趕工,以防俄軍登陸的台灣縱貫鐵路完工了、交通不僅是當局經濟剝削的重要管道,也是官方有效宰制地方的工具──一如當年義軍歸順時,當局提供給義軍築路的工作機會,該道路往往就成為官兵大舉進剿的康衢大道──從此,我島上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開始下降;該年的數據是整個數據資料的最高點。

該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沒有人會故意謊報死亡吧,官方也沒有必要製造假的死亡資料;該年以後,也就是自1909年起,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逐年盤旋下降;換言之,也就是儘管當局宣稱我全台的工農產值大大增加之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都沒有回升到1908年的高水準,充分地顯示了日殖期間,交通發展在統治上的重要性與其促進剝削的深刻意義。

同在此年,全台各地農會自1900年三峽農會組成後,農民陸續自行自由組成;但自1908年起,所有農民強制參加農會;同年,官方推出所謂「官設埤圳」;我島的水利工程,過去都是民間自主合力進行;本年起,官方以民間難以負擔而出資興建,自然控制給水權力。並藉此更彰顯埤圳的公共性,為後來號稱「水利組合」,實為「水害組合」的制度,埋下伏筆。

  • 大石事件的意義

    前面已提及過的,發生在1910年的大石教頭事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事件;在一般我島主流學者怕日本人會不高興的情況下,很少人肯關切該事件;事件後,我台籍優秀的公費留日返台教師洪禮修,在「理想與麵包」之間,堅決選擇了理想,即辭職;該事件因而轉成「大石教師排斥事件」,後來,確實大石教頭離職,但是他的離職是升官,成為總督府視學官,即今督學,並改敘從六位,進一步繼續其蠻橫地壓制所有公學校教師。

至1913年,大石甚至更被擢用為台灣小學校、台灣公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1917年,其勳等更升為正六位勳六等,即顯然總督府支持大石在實務中仍推動著他所堅持的觀點,絲毫沒有受到我島教師與學生抗爭的影響。

該大石教頭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其結局,除了大石高升之外,當時的學務部長,那位受到後藤長官高度欣賞的持地六三郎下台了,應該是由於他竟然選拔出敢於反抗教育體制的公費留學生,必須引咎吧。此外,官方懷疑我台留學生在東京沒有宿舍,疏於管理,易受外界不良影響,立刻趕建東京學寮,即名「高砂寮」,於1912年完工。

同時,極為重要的一項不起眼的新指示,是1913年1月,佐久間總督通令「往後所有的公文〈府令、告示、諭告〉,所附的漢譯文,一律廢止。」[3];要知道各種對民間宣示的事項,其存在的意義就是與人民溝通,使得人民的生活有所遵循的工具;在那我先民就學率只有8.3%的年代,如此的法令,顯示當局者所抱持的是怎樣的統治態度?──真仍然是那位大石事件中離職的持地課長前述所謂「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的更為實現啊。

此外,值得注意的,應該是由於「所附的漢譯文,一律廢止」,我先民在過往每次儀式上那朗讀「教育敕語」漢譯本的項目可以自然取消,無形中也減輕了當局已感自身所訂我島教育政策與「教育敕語」相違逆的頭痛問題。

當年我島上各項宰制的工作逐漸完成;大石事件對於我先民的自覺應該相當重要,但是對於殖民當局只是只管「亡羊補牢」,並沒有對教育問題進行全面檢討。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統治『重奠基』」問題的引論。

其二、在辛亥革命後的反日怒潮

接著,我們來看在所謂「理番政策」外,他在任期中對於我漢族台人的宰制情況;那幾年中發生的革命事件,其特色在於他與對岸時局明顯有連動作用。

那是自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後,此岸深受震動,先後較重要的革命事件,有「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關帝廟事件」、「東勢角事件」、「南投事件」、「大湖事件」「六甲事件」「新莊事件」等在各地紛起;林杞埔的主角劉乾曾任林杞埔守備隊與憲兵隊,懂得乩術,與其同夥的林啟禎是富農,是那一帶造紙作坊主人;土庫的黃朝,是出生乩童的苦力,託言成神的乩童柯象指引,起義革命;關帝廟的李阿齊是乙未義軍之後人,與羅福星組織有關係;東勢角的賴來,二年前曾偷渡中國,居留兩個月;在上海遇到革命運動,心嚮往之。南投的陳阿榮為當地望族之子,有民族意識;鄭向梅巡查補盜藏埔里支廳村田槍,準備配合陳起事。大湖張火爐有革命思想,見中國革命成功,也想組革命黨,有稱其將請黃興指揮領導者。嘉義羅臭頭,為拳師,為護持受日警凌辱的鄉民,率眾起義;新莊的楊臨,為廚師;因當局稅負過重,官逼民反而起義。

而以1913年底的苗栗羅福星事件,因其領導人羅福星[4]曾參加中國同盟會,與革命起義軍,直接與對岸中國的民主革命相連結;據稱當時已在島上各地展開秘密組織,以其自稱受其號召而入會之會員達九萬人[5],最令日人震驚;可惜尚未組織發動,已被破獲。

以下,我們就以羅福星領導,不幸失敗的苗栗革命,來考察代表當時我島上的時代怒潮,同時,審視稍後做為日本當局的對應政策──台灣同化會。

一、羅福星與苗栗革命

羅氏除了其人本具有相當高的理想性外,他祖父之家世與經歷,曾為清朝奉政大夫,參與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工作,並率鐵路工人,在「台灣民主國」時期響應丘逢甲的號召;有如此家族的理性與情感的傳承,使得他特對我們島嶼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況且,其時兩岸民眾確實都處於民不聊生的悲慘狀態。

因此,他就在轉回故鄉時正式成為中國的革命黨人,不只與過去他在印尼僑校的革命關係[6]連上線,並且也與由台灣沉痛返鄉的故老丘逢甲輩的血淚遭遇相結[7];他的來台進行革命活動乃是辛亥革命後,受到福建都督的派遣;據稱,他曾參加黃花崗之役,是極少數的負傷而生還者[8]

此事件,日警所錄供詞裡,羅的組織發展似乎相當順利;據其描述,在社會中獲得巨大的迴響,但所得革命黨員數則不詳;該描述是否屬於虛張聲勢,由於革命事業必是秘密組織,除非取得真實名冊,實在難於核實判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羅17歲來台時,已具有海外與對岸受教育的經驗,日人允許其進入島內受公學校教育;如其嫡孫在其傳記所稱──

「公學校制度……招收8至14歲之學童……因為公學的宗旨,不在傳授知識,而是為了灌輸奴化思想,因此,對學齡的限制,形同具文,致20多歲的學童比比皆是。羅福星的申請入學,日本主管機關,當然歡迎……插班五年級……壓制著復仇的怒火,裝著順民模樣,進了『苗栗公學』……在課程方面……除了日文……其他各科,在他當老師都綽綽有餘,遑論學習……」[9]

由上述深刻的在地經驗看,在那普遍「民不聊生」的大環境中,他的宣傳革命若是基於這樣深入的認知──教育是民眾對於未來的唯一希望,若現況已很差,而教育上又沒有希望,當「順民」就只是奴隸,則當下與未來的人生,如何能有積極的意義──其鼓吹革命的論述應該是極具雄辯性的;更何況,如果前述「大石事件」在中、上地主階層中流傳的作用,是否,他所稱可能吸引近十萬人參加的種種成果,確實就不無可能。

同時,由這段重要史實竟完全未見於官方檔案,以日本警方能夠把嫌犯拷打得承認「偷盜水井」的著名績效言,官方檔案竟然沒有記錄這方面的審訊資料;反面推理,是否應該是查到相關資料,但因其意義太不利於不肯悔改的當局,故該史實就像降筆會戒毒運動的重大史實一樣,就被大力隱匿了。

另外,如前及,本案中有一位「巡查補」參與,「巡查捕」是當時我台人被當局嚴密拔擢出來,擔任通譯的年輕知青。他們是當時最懂得日本殖民統治真相的一群。據稱「有一位巡查補叫做邱義質。他表面偽裝忠於日本,但老早就跟羅福星結拜兄弟加入了革命黨。他立即通知羅福星,機密被發覺,並給他旅費叫他暫時遠走高飛避風險。」[10],可以相當顯示了當時社會雖被強烈宰制下,但民間仍積極反抗的複雜實態。

此革命事件之被破獲,時當中國革命成功後,日警對於島內的局勢也十分緊張,到處捉拿可疑人物;羅福星的起義計畫原來訂在七、八月,據稱已秘密連繫近十萬人,實際起義將以苗栗為中心。

不幸,在書信連絡上,雖然都以密語聯繫,設計頗為精巧[11],故毫無走漏;然而,在其組織要角吳覺民與羅聯絡的電報上,因「覺民」的日文與「革命」諧音 ,引起日警的佈線追查;幾乎同時,辛亥革命之後,先後有南投陳阿榮、台南李阿齊、苗栗賴阿來,台中張火爐紛紛圖謀革命,日警感到到處不穩的訊息,使得日人高度緊張,又有新竹大湖支廳發生了槍枝遺失的事件,日方的追查更為嚴密,羅福星雖獲得巡查捕邱義質之兩次掩護而脫險,但是,終於在完全還沒有起義的準備下,竟被殖民當局破獲。

日人將前述五樁反日事件一併稱為「苗栗事件」而於1914年二月以臨時法庭審理。各派黨員共達921人,受判決死刑者20人,有期徒刑者285名,行政處分者四名,無罪者34名,不起訴處分者578人;據稱,執行死刑者,當時「雖皆蓬頭垢面,但意氣自如,態度從容」[12]

此次事件,殖民當局以其全無宗教氣息,有明顯的政治理念,且與對岸的大陸有關;其參與者中,也有相當的學問與資產、名望者,非只是一般苦力而已;他們對於我島社會似乎毫無分化,共同反抗殖民者的現象,特別重視[13]。但是,在公開的省思上,他們並不深入檢討、改變其種種苛虐的作為[14],僅強調事件主要是受到大陸辛亥革命的影響。

二、日本當局對應時局的「台灣同化會」

由前及的「警察不但在有成文條例的名目下可以處罰老百姓,即使完全由個人的好惡,也可以隨便刮臺灣人的耳光或把人帶到派出所,輕責罰跪,重則毆打出氣。」,是否我們就能夠想像而理解當年我先民對於「台灣同化會」的感受?他們急於想像並實現「真可能」被同化到如何的新地位。

此外,前及1910年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所發生的「大石事件」,大石教務主任成功地逼走公費留日回台的優秀台籍教師洪禮修,該問題轉為學生排斥該主任的「大石排斥事件」;次年,即辛亥年,更轉為該校學生要求提高教學程度的事件;此事件與辛亥革命或許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由於該類教師在我社會中的地位很高,由出身言,必與當時我島上地主資產階級有相當的聯繫;因而,該事件的主體效應應該在中、上流社會流傳。

當時,正當對岸大陸同胞開始高舉革命大旗之際;如前述,有不少先民開始呼應對岸的革命大業,這應是合理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述,當時日本的一般平民明顯有因辛亥革命的衝擊而促進了他們對於日本護憲運動的支持,對於東京當局怎會輕忽辛亥革命對於此岸中國人的影響呢?因而,對於當年該所謂「台灣同化會」的發動,本研究認為一般史書中多描述為兩個平凡的日本文化人發動,強調其獲得開明的明治元勳板垣退助的主持;其實,要理解史實,可能應該更強調殖民當局的計畫──因為,當時,最在乎辛亥革命影響於我島的應該是台灣當局,無論他們多麼衊視兩岸的中國人。

況且,當時我島最明顯受到對岸局勢影響的,是日人也感受到我台人在日常生活的「辮髪」上的變化;那是辛亥革命前,1910年,清資政院已通過「剪髮案」,消息傳來,我島上的民眾在這方面自受影響,從此僅靠著民間各地仕紳發動,該陋習就有逐漸矯治的情況,這是明顯的影響[15]

此時,下層社會已經難耐殖民者那高度的敲剝壓榨,意圖共同激烈反抗;而上層社會雖也感到不堪承擔的沉重生活壓力,但是卻選擇了另一種可能自我紓壓的溫和方式;這種差異,或許來自於他們所獲資訊不對等,或許也可以當代學者黃仁宇先生對於當代中國的前途,所揭示的「隧道過長」 之說,因隧道過長以致於沒有人真能看到「天光」,或亦可說只有極微弱的光線,故此時我先民步伐不齊;甚至彼此簡直居於日人所樂見的,我島人盲目相殘的處境。

同時,我們似乎也不能不承認在日殖初期以來,殖民當局使我島上近70萬人消失的血腥作為,確實往後對我社會民眾產生了相當強大的震懾作用[16];因而,在人性的現實反應上會發生如此的歧異。

不過,更值得深究的,可能是該會的形成應該並非偶然,該一被我先民頌揚為「自由神」的民權派政客,曾經出任內務相的板垣退助之主張,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其人過去之紀錄,他們應該知道大石事件的餘波,可能發生相當大的作用,其行動極可能乃是東京當局面對辛亥革命後我島內可能出現的不穩局勢,為分化我台人而設計──並非其個人有真實堅信「同化」的主張。

由前述板垣早年在日本民權運動史中那把民權派同志中途「放鴿子」的著名劣跡裡,應可獲得相當的認知[17]──是否只是這次他更成功地欺騙了我們島嶼中上階層的菁英,自然就削弱了整個社會原本應該共同呼應對岸民主革命的廣大力量。

換言之,殖民者的這段作為真是精采的,該會的組成,是對於我台先民社會的明白分化。傳言將給予某種特權,促使原本有鄙夷低下階層傾向的中上階層更脫離其原屬的大社會,而與苛虐的統治者接近;給他們團體則更增加他們彼此間的認同;他們得到的特權,就是至今仍常被提起的,1913年,北部與中部仕紳出錢出力才共同獲得的,好像真讓台灣人也有獲得深造教育的機會──我先民願自費設立「台中中學校」,作為我台人子弟可以繼續升學深造的學府。

但更值得重視的,是當總督在1913年容忍「台灣同化會」活動,以致我台各方名望人士、有力者紛紛參加,其會員乃達到3,100多人,並且他還放任板垣在1914年間,兩次來台[18]宣講其同情我先民處境,那應該「一視同仁」的說詞[19],一時頗聞我島與會者應和地發出各種怨訴;但並沒多久,就在該年底,該成立大會完畢,板垣離台後,當局明顯就轉為冷漠的態度;至1915年1月,總督府更不只就以「危害公安」[20]之名義,解散該會;更對於前此表現不滿的各方參與者施壓,其情節較嚴重而不屈的公職者往往受到當局的免職處分[21]

同時,前述教育上的「特權」,其實「非特權」;而是被當局視為「特權」──記否,前述軍方所稱「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那「儘所能加以吝惜」之說──1913年,我先民提出願自費設立「私立台中中學校」,教育我台學子,雖未被駁回,但竟被改作官方接受我先民金錢與物資的捐獻而該校竟成為僅重視勞動教育的中學校,也就是所提供的中等教育,竟然只是那樣沒有未來深造性的中等教育,真是高明但極惡質的政治手法啊。

由1913年該校申請設立,經過官方批准,到該僅重視勞動教育的中學校正式成立時,已是1915年;其間「台灣同化會」的同化論述如曇花一現,就被辣手摧殘;台中中學校可說是該會被摧殘的遺跡,也是我先民被宰制與欺騙的明證;就在這期間,佐久間總督不僅渡過了辛亥革命的巨大衝擊,也以「台灣同化會」的敷衍,取得了漢族在其理番政策上的配合〈例如,漢族較肯出任隘勇;或漢族富戶較肯出錢慰勞日警,或在征伐中,更能發動漢族擔任前衛或後勤〉,從而完美地達成了他們那「只見蕃地,不見番人」的理想──如果十多年後,模範番社中不發生「霧社事件」的話。


[1]引自「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2。

[2]大正天皇為明治天皇的第三皇子,生於1879年;據稱其人出生之後,既生大病,成長中也體弱多病,故身心發展都差,在1896年被立為太子;1912年,接大位後,不僅有步行困難,且有語言障礙;外人恐難以想像其統治能力,但是在當時日本神道觀點之下,統治者高度神聖,不可褻瀆;體制應難改變──至1920年,大正病重;皇室會議決定唱設攝政,由皇太子裕仁親王為攝政;1926年,卒。參見「日本歷代天皇略傳」,笠原英彥著,陳鵬仁譯,台灣商務,頁266~267。

[3] 「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杜武至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388。

[4]羅氏為廣東嘉應州走南洋拓墾遊歷之族人;1884年,生於印尼,1885年隨父返回故鄉;其出生時,劉銘傳在台修鐵路,其祖父本定居於印尼,為築路領班;受轉介來台從事該現代化建設工作;聞訊返印尼探親後,再來擔任該工作;1895年,修鐵路的祖父曾率工人投效在丘逢甲麾下,準備抗日;事敗後,其祖父認為日人不可能永據台灣而留台;1896年,青少年的福星得入有革命背景的印尼中華學校,受該校海外興中會影響;1903年,中學畢業後,他曾由祖父帶來台灣,就讀苗栗公學校,親見日人之跋扈與囂張;1906年,隨家庭要轉回廣東故鄉時,在廈門投入同盟會,從此開展了他日後的革命生涯。

[5]當時的情況,據稱羅來台後,居無定所;經常設法以各種名義,糾集民眾;以苗栗為中心,成立秘密組織,其名如,華民連絡會館、共和聯絡會館等等,其參加者須填寫父祖三代姓名,然後宣示為祖國效忠,並繳交黨費;其為了保密起見,一切革命事物都以暗語聯絡。

[6]當時,早年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已經在1905年發展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羅此時所接上的革命關係就是同盟會了。

[7] 1906年底,受流言困擾的丘逢甲負責廣東省僑教,羅受指派視察南洋僑教,定期提出報告;1907年,羅的教育見解獲得肯定,受派為星加坡華僑中學校長。在星加坡的革命黨中,地位日益重要,在胡漢民主持的會員大會後,獲得胡的約見;討論關於僑教與文宣的見解。至1908年,他曾獲見革命黨領袖孫中山。

[8]詳情可見於「羅福星傳」,羅秋昭著,黎明文化,1974,頁34~35。

[9]同前書,頁16。這是日人各書中都沒有的一段,但細心的研究者,在讀到羅曾來台讀苗栗公學校時,應該會疑惑,當時羅已十八歲,羅應已由印尼中華學校畢業,那是怎麼回事?素受我學界景仰的日人學者應該是故意略去此史實,我們怎能不注重?而我台人著作,雖稱許「抗日」,竟也隨日人抹煞該史實,稱羅出生於苗栗,而根本抹殺羅在讀公學校前,實已中學校畢業者,真是可嘆。〈例,頗著名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台灣先民奮鬥史」〈1982〉與「台灣史蹟源流」〈1987〉等,即是〉

[10] 「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册,鍾孝上編,自立報系,頁405。

[11]例如,台北叫「北部酒」,苗栗叫「中部酒」,新竹叫「紹興酒」,淡水叫「西洋酒」,基隆叫「首部酒」,台南叫「南部酒」,基金未納叫「乏用資本」,基金已納叫「清楚」,……搜索叫「尋物」,拘留叫「狗貓」,被捕叫「店員缺勤」。。。

[12]

[13] 可見於「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省文獻會,頁88。小野檢察官語。

[14] 同前書,頁343~344。大田辯護律師語。

[15] 「日據時期台灣總的放足斷髮運動」,吳文星著,收入「認識台灣歷史論文集」,國立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主編,印行,頁230~231。

[16] 比較有良心的日本作家曾如此描述──「第四代總督……那是在佔有台灣三、四年之後的事。台灣到處談論著殺人的血把池塘染紅的事,弄得人心惶惶。如果鼓起勇氣挺身而出,馬上就會被打擊。」〈「日本人與台灣人」,頁182。〉

[1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歷史在我台學者的論述中,極少提及此一史實;尤其,張深切在其「回憶錄」中,竟絲毫也沒有提及板垣在日本民權運動中的這個極不名譽的背景;但在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中,還稍微碰觸過那段史實,指「其自由民權思想,充其量也只是達到施行尊重民意的政治」。可見於該書,頁25。或許,這就是個人回憶與史書的差別所在。

[18]該年兩次來台,一次在3月;其第一次後,返日就草擬同化會趣旨書,並就相關問題與大隈首相商談;獲得同意後,將該趣旨書陸續發出;第二次來台,11月來台,發表書面談話,以歐美人迫害亞洲人問題,強調中日親善提攜,應以改善對台人待遇起始,不可如西人之愚民以逞;12月,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行創立大會。在台日人可說竭盡捧場之能事。而不僅於此的,是原本我台銳氣醫專青年頗有反對同化會者,在蔣渭水與杜聰明等領導下來找林獻堂對話,林命秘書甘得中接待;醫專青年出口便責難,是經甘氏的一番紓解我島社會所受壓力的解說,不僅消弭了一場風波,竟使次日更有170餘名醫專生聯袂參加該會的情況。

[19]他提出,日本帝國的政策是同化主義;他強調台灣人的要求「是有相當程度的理由……因為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政策和英國對付印度的政策完全不同,而是採取沒有種族區別的同化主義政策,更何況,台灣和日本又具有同種同文上之關係」,因此,為了實現同化主義,應該提高教育水準;應該給予我台人經營報紙,發表意見的機會;甚至大談日台通婚;希望該會將是一個日台溝通融合的平台。〈轉引自「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李園會著,南天,頁66。〉

[20]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報系,頁30~31。關於此解散理由,該書稱「……妨害公安之事實,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卻一字不提,只有極力對該會幹部之金錢關係做文章。……同化會解散後,該會幹部曾以涉嫌詐欺罪被檢舉……」;其事無論是否為真,都與所言「公安」無關。在日人後來的官書「台灣治績誌」中,則在其「台灣同化會之解散」一節中,批該會為「掛羊頭賣狗肉」;可為參考,該書,頁428。

[21]解散該會的過程,由1月21日,以台北廳廳長為首,全台各廳長一致辭去同化會評議員;同月23日,取締同化會徵收會費;當時的蔡培火為台南市第二公學校訓導,積極加入台灣同化會,並且擔任板垣在台南講演之翻譯人,當該會被解散之時,他就被迫離開教職。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七──佐久間總督的「後期理番五年計劃」與其成果 | 郭譽孚

前述「七腳川事件」後,當局的處置,是將該社領土與槍彈全部沒收,殺戮壯丁,再將老弱餘生的七腳川社番強遷往受他族圍堵的平地,要求餘生者專注於農耕生活;該處置被稱為有「滅族」的意義,對於我原民意義重大。

然後,就有了前述,1909年,將我們全島的行政區重劃的變革,且開始在本區招徠日本移民建村〈即日殖時期的吉野村,今之玉里〉。

該年,「甘諾政策」的作為雖仍存在,但整理過去各種政策經驗,更推出了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1910~1905.3〉[1]。也確實得到了相當的成果。

一、後期理番五年計畫──

關於該計畫,其特色有四:

一〉該計畫是「軍事討伐」的

據稱,由於軍方在該「七腳川事件」中,發現這是軍方進行各種演習訓練的好機會;所以,儘管這後期理番計畫原本首相與內閣並不感到興趣,但是由於山縣元老的支持,與天皇的關切而獲得了東京當局高度的重視[2],難得地取得了五年總共1,500萬元的經費[3]

也因此,1910年,當局乃積極推出前述的全台「林野調查」,把番民大多沒有明白權證的山林都收為國有;於是該年立即爆發了泰雅族聯合抗日運動,這是「所有被隘勇線圍堵受困的內山泰雅族,以及『歸順番』線外同族的共鳴」[4]的結果,鎮壓工作直到1911年;期間,曾一度危急,軍方以協助警察為名,開始動用軍隊一大隊與山砲隊、迫擊砲隊等助攻;但是仍陷入我原住民強烈的抵抗中。最後當局是在增派軍隊,以速射砲、山砲、迫擊砲、臼砲、機關砲的轟擊下,才得取勝;戰況歷時達五個月。

當時的情況,是否真有那樣的必要?據稱,軍方似乎有意藉此機會試行各砲實彈練習,以便了解各砲性能,並且進行各種軍事演習與教育;而1911年4月,殖民當局更宣布沿用甲午戰爭時的敕令,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這更是其強調「軍事討伐」的理由。這也是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前期逐漸展開的重要序幕──在出身警界的大津番務署長領導「威撫兼用」之下進行──據稱,出身軍界的總督對其計畫作為是不滿的。

二〉由「沒收槍」到「貸與槍」

在該序幕中,除殺戮番民視為戰功之外,其主要目標可說是沒收槍械;當時,在該軍事威嚇下,開始大量地沒收原住民的械彈[5],它沒收了該番的616支槍。

1911年,則開始透過前述的征服,直接以威脅方式在東部進行沒收阿美族槍械,那是威脅下的收購或收買,沒有受到嚴重的反抗[6]。然後,在南部,從1913年到1914年之間,對於排灣族和布農族的沒收政策則受到相當的抗拒[7];但是從南番仍然共沒收了6,300多支槍。

整個第二次五年理番計畫,據稱沒收番民槍械達22,958枝。

不過,該年底,又在計畫中號稱體諒「番民狩獵的需要」,增加了「貸與槍」的做法,那是全力大批收繳番地的槍械後,也在各「番務官吏駐在所」出借槍械的制度,每年僅出借一次,一支槍,配合五顆子彈,時間最長為五天,每社每日出借不得超過五支槍[8];讓我番民雖與槍械日益疏遠,但一直難以忘懷擁槍的昔日樂趣。相對的,該五年計畫中,當局卻為鎮壓者準備了每年十萬七百顆子彈[9],命令番地的警備人員練習射擊。我原住民在他們未來可能遭受的鎮壓中,如何可能是日警的對手。

三〉天皇遺命的大轉折

就在上述期間,整個理番計畫,雖然如前述,有視同實戰的命令,但其主要價值只是作為軍事訓練而已,若沒出現「天皇的遺命」,總督府雖因發現東部大理石礦藏,更有積極掌控與加速開發東部的壓力,但是否能夠及早順利完成該計畫,當時原住民已沒有多少反抗的能力;而軍方支持該訓練計畫,因而,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當時,民政長官大島爆發其牽涉土地收買事件[10]而被免職,連其內務局長也換人,提出「甘諾政策」的大津署長因而失去了支持者;然而,更重要的應該是明治天皇在1912年駕崩前,據稱還曾關切理番事業的成敗;這樣的「使命」作用使得前述總督曾主張的軍事掃蕩觀點成為急於實現的「使命」。

在1913年不只把大津換掉,也改換台灣軍參謀長,這就是該後期計畫的後期,完全轉為強力征服的重要理由。

該年,他在「天皇遺命」下,以接近「日本武尊」神話中的殘酷手段[11],順利鎮壓跨越新竹、桃園、南投、台北的基納吉番──殺戮的威嚇與沒收槍械並行。

隔年,1914年6月,他更以七十歲的高齡仍親率三千多警力,動員萬人[12],為征伐太魯閣番而進入崇山峻嶺間,以至於在太魯閣墜崖重傷,似乎真是武士道傳統必須有此瘋狂堅忍以生命拚搏之一幕[13]

四〉統戰漢族台灣人

在該總督軍事討伐原住民期間,他如何繼續分化原漢關係,以進行其軍事訓練的計畫;除了強調該討伐行動的合理性,要求我漢族在人力與財力上支持外,當局且在1912年推出了所謂「吳鳳彰顯事業」,不僅把阿里山地區著名的通事吳鳳的故事改編,出版為強調為了「感化」當地鄒族而「殺身成仁」的專書[14],並且因此還重建已傾頹多年的吳鳳廟而隆重其祭祀;1914年8月,他更大力完成醜化我原民的漢族通事吳鳳的犧牲故事而建碑,並且在教科書中出現「吳鳳」的課文[15];藉以拉攏與原民同樣居於被宰制地位的我漢族台灣人。

此外,素來看不起我傳統信仰的當局,在1913年月3,佐久間總督竟然親自往北港朝天宮上香、獻匾;應該也是當年拉攏漢族的一項重要的作為。

這種拉攏利用的作為,自從其前期的五年理番計畫開始以來,當局隨著日人六年義務教育的推行,宣稱六年義務教育並非最佳的選擇,而給與我漢族四年到八年的彈性學制──除了非義務教育,另將由當局根據各地不同的民情而決定畢業年限;在實施期間,降為四年制者多,增為八年制者少;顯然該政策只是另一種欺騙性的拉攏。

此外,前述的「台灣同化會」,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分化性的攏絡;時在對岸辛亥革命之後,民主革命的理念對於君主專制的殖民地,當然會有相當大的衝擊;殖民地人民如果響應那種理念,必是當局擔心的事;背棄過日本民權運動的板垣在此時高唱台灣在「日華親善」與「提攜」中的重要地位,應該是很為台灣當局設想,可以避免我先民傾向革命的作為──日據近二十年,對我島民從來沒有這樣友善過,一旦受到如此「同化」的唬弄,自然我島內可能直接受益的上層階級,不可能不怦然心動。

果然,該會的活動造成了我們先民內部的階層分化──1915年的「南部大陰謀」雖能發展到中部與北部,但是上層階級的呼應者不多──故雖然那「同化」只是一場高明的欺騙,可說已經達到了他們意圖「分化」的目的。

二、整個理番事業的成果

面對明治天皇的遺命,除了親征涉險,在1914年6月負重傷之外,佐久間總督如何努力呈上其理番成績?

由於原本後期五年理番計畫是對於全台原住民的討伐,在軍方軍事訓練下耽擱;但在受到「天皇遺命」的壓力時,當局只能倉促間奮力完成了對於北番的征伐;也因此,趕著在1914年8月,提前完成計畫,上報天皇;對於南番只能草草了事[16]。由此看來,我島上的南番,竟可說因此軍部支持的軍事訓練而避過了原本難逃一大劫難。

該次理番事業共耗費了1,624萬元;1914年9月,總督接受了由總督府丸井囑託所擬,相當蔑視我原住民文化傳統的「撫番意見書」與「蕃童教育意見書」;那是一套「消滅蕃人、番地」,「不經過漢化的本島人過程,直接接受日本同化政策洗禮,早日進化成『日本國臣民的一部分』」[17],要求日本警察要攜眷住入派出所,共同協力懷柔番人;把派出所不僅設計為一警備單位,也是教育所,醫療衛生所,交易所,也是裁判所、文化中心。

同時,他強調對於少數番民進行特別教育,那是把蕃童中的「蕃秀才」由極度低智育的〈我漢族的六年智育水準只有公學校四年級水準,原民四年教育則只有我漢族的二年級教育水準,主要只要求生活上能夠誠實地被命令與使喚[18]〉原民兒童中挑選出來,不只是直接進入日人的小學校,受日本文化的栽培,更讓讓「蕃秀才」中的菁英有機會進入中等學校或專門學校深造而成為日籍警察的助手;它們認為藉此自然可促成蕃人社會結構與價值之崩解,達到當局消滅蕃人與番地的目標;這是專門對付由「生番」被鎮壓而投降的「歸順蕃」的強力撫育手段[19]

1915年1月,接受了這套設計的總督就對於未來的理番方針宣布改「征伐」為「撫番」,為「教化」,似乎代表其統治已邁上「成功」之途了;而往後十五年,確實「番害」沒有再成為島上轟動的重要新聞──除了1920年前後曾經發生若干由於「流感」的時疫而引發較大型、並不使它們反省其教育政策的「番害」外,其前後總督府一直維持著威懾性的所謂的「理番飛行」,似乎頗有成效[20];要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我島上的「番害」才再度成為東京,以至於世界關切的對象──也不張揚地改變了上述自以為精巧的教育政策。

綜合言之,任期長達九年的佐久間總督,接兒玉之任,對於後藤頗霸道的割據勢力曾有不滿,但是他是武人,對於官僚派系的鬥爭,非其所長,因而,其任內雖曾因理番工作之耽擱而把民政部改組,並沒有對後藤派系特別給予打擊;後來在他宣布「理番」完成時,他仍恢復舊日警察本署的體制,廢止了「番務本署」;只在警察本署下設一「理番課」,並把「番務官吏駐在所」改稱為「警察官吏駐在所」,並沒有特別進行民政上的變動;真像是「不變更其前任的施政方針」。

佐久間總督時期,對於原民方面的統治作為,概要如上;在該總督前,當局所採的是「原漢分治」的鐵腕宰制,一般而言,原住民所受打壓較緩和,而漢族所受打壓則較苛重;其實,由前及1896年底的「新城事件」看,當局當初的反應絕不緩和,只是打擊失敗才停手的;至該總督時,則一面以「非人」的方式對待原民;另一面則細膩地不只是以「人下人」不可同化的態度對待漢族,卻又容許「台灣同化會」,分化我島上人口最多的漢族;其「橫柴入灶」的手段,實在也極狠毒──在該總督末期,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繼位。


[1]為了推動該計畫,在總督府民政部下特設番務本署,主掌番務的推動;原本的警察本署則與掌管地方行政的總務局合併而成「內務局」;從此警察分為「平地」的普通警察與「番地」的番務警察;同時,原本的警察本署長轉任番務本署長。在這樣的情況下,番務本署被稱為「武裝警察隊」的指揮中心。

[2]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192。

[3]總督府認為警察費名目,每年支出200萬元理番費,五年的費用共計達1,000萬元;認為不如以五年計畫每年多花100萬元,徹底地解決番人問題;樟腦製造業從1905年以來每年就有四、五百萬元利潤,如果在此款項下開銷理番費,而每年花300萬元,也還有一、二百萬元的剩餘利潤。另一財源,當局表示,應取自每一漢人,只要多加一點稅,就可以達成。例如,地租附加稅提高三分之一,就可增加40萬元,屠宰稅目前每一頭為60錢,如果提高為一元的話,以一年50萬頭豬來計算,就可增加20萬元的稅收等等。

[4]同前書,頁211。也有說是番民們發現到「各駐在所之間的交通完成之日,也是個社的頭目勢力者被官方殺戮之時」,同前註。整個情況是1910年,官方動員了很大的軍警力量,歷時五個月,才壓制了該泰雅族聯合抗日事件;壓制過程中,官方討伐隊曾經陷入「糧道被斷,水源被奪……在重圍包圍之下,電話線被切斷,罹患疾病者日以繼夜」的極為沮喪的情況,導致佐久間總督在深夜中,由日本急電台灣總督府下達如下的命令──『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運入以大嵙崁番人的肉來充飢』。」。

[5] 1902~1909年間,總督府沒收的番人槍械數不多,僅有槍枝850支,子彈4,244發。

[6]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220。

[7]最近報端就有報導,屏東排灣族四林格部落(現是牡丹鄉四林村)族人,早年因農作物常被山豬、猴子、鳥類偷吃,每戶均擁有槍枝守護農作;日本據台後,擔心百姓反抗或發生衝突,發布「百姓持有槍支者,一律沒收」命令,當地族人不願繳械而引發抗日事件;1914年,日本在現場設忠魂碑紀念陣亡官兵。如今其族人則有立碑爭取歷史正義的故事。

[8]引自「流轉家族」,頁67~68。如此,有練習的機會嗎?這樣真是為了「狩獵的需要」?

[9]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05。

[10]日本史家曾稱「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也極盡奢侈,……歡送會中聚集了二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轉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0。案,當時大島曾在1908年親手轉頒天皇的「戊申詔書」,強調節儉的重要,故有上述的批評;另,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大島非後藤嫡系,因而,才被後藤系告發的。

[11]在其傳記中,據稱,這次攻擊是「一切採取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轉引自前揭「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關於日本武尊作為一形容詞為本研究所加,原文無;這是由於日本精神中,日本武尊的神話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對於其傳記中所強調的極為殘酷,個人以為可以加上如此的形容詞;根據其古事記神話,日本武尊把哥哥「手腳扭斷,用草蓆包著扔掉」;他還把已制伏的敵手「像切熟瓜似地把他身體砍碎」,最後,他病死,竟化作一隻富於詩意的翱翔白鳥。上引文,見於「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梅園猛著,卞力強、趙瓊譯,經濟日報出版社,頁75~76。

[12]當時太魯閣社番有97社,總人口九千多名,壯丁三千多人;但佐久間總督率領的警察隊有3,127人,另有附屬警察隊的工人4,840人,預備隊404人,及其所屬工人624人;另有日軍步兵第一和第二聯隊〈各附十挺機槍〉共3,108人,另有山砲、鋼製九珊砲、臼砲等,總人數11,479人。

[13]關於其死亡,有兩說;其一,原住民稱其勇士砍殺了總督;其二,日人指總督在太魯閣墜崖重傷未死,還在凱旋歸來後在台北舉行盛大慶祝會;隔月,再赴京奏告完成使命;到翌年才辭去總督職;死於辭職的三個月後。該史實究竟如何,日人是否有必須如此拖延而作假的理由──例如,由於他代表天皇,此死亡若公布是否「有辱國體」?否則,有論者稱,佐久間的墜崖,是否為我原民勇士追殺所致?

[14]故事中強調阿里山通事吳鳳,為了阻止鄒族人「出草」馘首的惡俗,要他們每年以一顆舊日砍得的人頭為祭品,如此,以舊有頭顱四十顆,進行四十年;後來又拖延了四年;最後鄒族人不肯忍耐,吳鳳就對他們說:「如果一定要出草的話,明天中午左右來。會有一個穿紅衣,戴紅帽的人經過這裡,可以砍那個人的頭。但會有報應,你們都會死。」;第二天,鄒族人「出草」,殺死那人,才發現那人竟是吳鳳;他們因此而悲傷,並且擔心自身的厄運:文末強調說「不知道會有如何的報應;阿里山蕃從此開始祭祀吳鳳,並且宣示永不在殺人。」;該故事裡,對於「殺身成仁」的描述,確實頗為生動,但不合史實;其中有顯然對於原民的歧視。

[15]可見於「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十一第二十四課。據稱1915年初,官方對我台籍生進行了對於教材好惡的調查,結果六年級學生最喜歡的書中人物是吳鳳,全班41人中,40人喜歡,第二喜歡的是孔子,31人喜歡;喜歡日本武尊的只有13人,幾乎最低。

[16]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0。

[17]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1~112。

[18] 當時,「在此只要能用簡易的日本話與日本人直接溝通……只要統治者一聲令下,立刻採取很有規律的行動,就算達到教化的目的」。引自「台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藤井志津枝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編,頁116。

[19]同前書,頁115~116。據稱,丸井曾十分自大地稱,「如果教育方法得宜,不久的將來,能使此12萬人,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在其自覺同為日本天皇赤子之下,進而令他們擔負本島的守備任務,決心做赤誠的日本臣民,並不是難事。」,引自同前書,頁118。

[20] 1917年,全年飛行12次,投炸彈50顆;以投彈破壞房屋與殺戮「蕃人」為目的;因而有尚未歸順的番社,因恐懼而自動繳械者。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六 ──佐久間總督前期理蕃 | 郭譽孚

1905年4月,繼兒玉總督後,佐久間總督出任時,台灣局勢稍定,已如前述;他也是長州藩士族出身;佐久間就任時,後藤長官仍掌民政,甚至於1906年後藤調升往我東北之前,他不僅安排直系下屬祝辰己繼任,還自行特設「總督府顧問」一職,離台後,他仍擔任之,明顯干預台政;其作風實在會讓旁觀者有「割據為王」的感受。佐久間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以陸軍參謀而獲「生番剋星」[1]之名的伐番將領;他的輩分高,在稱兒玉時,往往不用敬稱;對於上述後藤的作風就頗不能接受[2]

此時,他已62歲,仍奉派台灣,接任兒玉;東京是想借助他的威名,順利展開對原住民的鎮壓,而能及早開發內山資源;因而,他上任後,召開地方長官會議時,所強調說明的「不變更前任總督之施政方針」[3],其實只是不變更其前任對於漢族的宰制態度;新任的他則有計畫地改變了自樺山以來對於我島原住民的緩和政策[4],轉而進行大鎮壓。相對言之,其對我漢族的政策則確實依然威壓宰制與懷柔,類其前任。

他在台的時間長達九年,其受主流學界重視的治績主要是在宰制我島原住民方面[5];他於1906年4月11日就任,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了他的使命感;他是來台任期最長的一位總督,他的前任是著名的兒玉總督,與他的民政長官後藤,被稱為台灣殖民統治的奠基者;相對於兒玉的名聲,他佐久間總督,名為「生番剋星」,當年究竟有怎樣的表現。

時代中,他雖是總督,其實並不那麼自主,因為他接任時,仍以後藤為民政局長,他雖然把番務「掛」提升為番務『課』,並不能改變多少現實;在東部番地所醞釀,曾經發生的問題,仍然存在;前述曾在1903年爆發的「新城事件」,來到1906年,性質相通的問題被官方報導為「太魯閣番害事件」的「威里事件」,再度爆發了。

該事件使他必須直面番務問題;我們就順著時序往下考察;他的作為一度受到挫折,因而通常把他的任期區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就是就任到受挫之後;後期是挫折之後的轉變──本段論述就是要論述前期的重要演變──

一、「威里事件」〈太魯閣番害事件〉的衝擊

1906年8月,發生的太魯閣番害事件;當時,佐久間上任只有四個月左右,不可能對於我島上各地的番務有多少理解;因而,該案對於這位「生番剋星」來說,應該一定不會輕視該事件,但他雖是上級負責人卻插不上手。這是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代理警察本署長的大津麟平警視,是當是我島上最高階的警官之一。

該案是花蓮的賀田組擴大採腦區域,進入了太魯閣番與覓卓蘭番的領域。兩番同屬剽悍的泰雅族,他們對入侵者誓死反抗,一起出草,獵取日本人頭顱36個,其中包括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賀田組的店員等;此案的殺戮情況,十分駭人,過去當局對於這類反日事件,通常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反日事件,大津立刻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於當地的局面加以控制;但其處置沒有依照過去的往例行事,他僅對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以壓送往紅頭嶼或頭目代為管訓等處分了事;而對覓卓蘭番則完全未追究其責任;何以如此?

原來當年「新城事件」落幕後,當局雖曾對太魯閣蕃地作了一些教化設施,及設置警察官吏派出所、派遣公醫,認為該地蕃情已漸趨平穩,乃於1905年12月特准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在威里社經營製腦業;次年2月,又同意「賀田組」在古魯社山地製腦。然而這樣的舉動,更使得雙方的關係惡化[6]。在這次威理事件爆發前,已發生過幾次日本腦丁被馘首的事件,和上次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的情況,極為相近。

不過,這次更不同的是,官方沒有進行過度的攻擊,卻開始了強烈的威懾與封鎖;那是1907年,專門建設了對付太魯閣番的隘勇線,其上設有監督所一,分遣所六,隘寮三十六,隘勇120人;1908年,隘勇線繼續向西南延伸,完成對該番的封鎖。該建設期間,除了有日警在路上指揮七腳川番五百人不斷攻擊外,更由東京調派海軍浪速與秋津洲兩艦由海上砲擊──甚至,從此當局組成了在我島東海岸的巡邏艦隊,時常進行砲擊訓練與取締走私,也因此將蘇澳闢建為軍港[7]。以至於太魯閣番在該事件後,確實是被相當威懾住了。〈不過,七腳川番後來還是「反日」了〉

換言之,過去那次新城事件與這次太魯閣番害事件,其根源都是原民感到自身的原始權益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與保障。然而,當局為了番地的利源,確實拒絕「把番人當人看」、「番人不受普通刑法的規範」,加上前總督時代已發出「格殺勿論」的決斷語;雙方是在這樣的歧異下,簡直除了消滅對方,沒有真正讓人能滿意的結局。

二、強化攻擊性的隘勇線制度

不過,過去雖發出過「格殺勿論」的決意,但是他們使用的方法還是非軍事性的,如前述的隘勇線的推進就不是軍方所習慣的方式;似乎也因此,學界論述時,曾強調他為一介武夫,不諳政治,因而理番政策的早期,他就把整個理番政策交由後藤時已出任總督府官房秘書官的大津警視負責策畫與處理,這就顯示了他基本上是延續過去的政策而行的。

當時的情況是1906年,他就任後的第一項亮眼的成績,應該就是1906年,霧社番的歸順儀式;那天正是整個霧社番勢力範圍內,附近幾條隘勇線連結成功的日子;霧社番在1903年被設計大屠殺後,無力振作,只能接受了當局的歸順條件;那是「絕對遵守日方的命令」,出生入死,不可違抗。該區從此被列入一等區域,是所有隘勇線最深入番地達二十里以上的地區。當時,官方視為其理番計畫的宰制設計基本完成。

不過,此後,與各地番民的衝突,並未減少,由於開發資源,衝突反而日增;因而,在1907年,其任內著名的「理番計畫」才正式展開。

然而,號稱「生番剋星」,壓制原住民,竟然仍需要遷延八年的時間,通常被論述為「前期五年理番計畫」與「後期五年理番計畫」兩部分;也就是實際兩期一共八年,是由於前期的作法約三年,成效未如預期,乃中途轉出後期五年理番計畫所致。

下面,我們將依此而在本章結尾處,僅論述當局未受挫折前的「前期五年理番計畫」。

三、 前期五年理番計畫與「甘諾政策」

「甘諾政策」,就是欺騙政策、糖衣政策,其中包藏著絕不甜蜜的毒計;是佐久間總督主政期間的重要設計;那是1907年1月,總督府官房祕書課長日警大津麟平在平定了去年8月的「太魯閣事件」[8]後,又考察各番地而提出的政策;據稱,其本意是對於前述隘勇線推進受到生番強烈抵抗時,他們並不過度堅持,往往受阻而放棄或暫停其推進,但是總能以軟硬兼施的方式,使生番「甘心承諾隘勇線設置在該番地之內」[9],相較於後期政策可說似乎是比較「懷柔的」。

該計畫要在1907年至1912年間,分別以「設置隘勇線」與「番務官吏駐在所」的方式平定北、南番地[10];希望最後能夠統一設於緊鄰最大頭目住所處,可就近監看該番行動的「番務官吏駐在所」,以便及早開發全島內山資源[11]

其作法就是根據官方所認知的「生番賦性…極蒙昧愚魯…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番馴服」[12],然後以前述近代震懾科技配合隘勇線圍堵番民的方式,與所謂的「授產」,以及更有效地控制民生必需品而誘使番民就範;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聯繫著一個「番地道路開闢五年計畫」,那是除了建立足夠的隘勇線,還要沿著該線開闢可運送物資與軍警的警備線──那是類似當年我義軍歸順後,就被要求或雇傭開闢當地的道路,從此,殖民當局的近代武力對於該地將易於宰制的類似設計。

而更唯特殊的──有人說是「狠毒的」,是為了充分推動該計畫,當局似乎充分地發揮了前及那「大和武尊」神話中那以情感交友而毀滅對手的模式,在提倡培養通曉番語與番情的「番通」外,又鼓勵與選拔年輕而單身的日警從事所謂的「番婦關係」[13],一面用來學習番語,理解番情,更意圖利用原住民婦女對於兩性關係的堅貞與「愛屋及烏」的情感,來探究與操縱番情,不顧家庭中夫妻與親子的密切關係,只為了達成當局除掉反日障礙的目的。

這實在是個相當厲害與陰狠的計畫,只是原住民並非如其所設想的那樣「極蒙昧愚魯」,可以任其欺騙,因而該急切高壓的政策推動不久,番人就發現其影響自身的生計甚大;例如,該隘勇線的推進先後激起了幾樁重大的原住民反日事件;如,大嵙崁番漢聯合抗日事件[14]〈1907〉、北埔漢番聯合抗日事件〈1907,即前及的「北埔事件」〉、七腳川社番抗日事件〈1908〉等等。

尤其,由於七腳川社曾經也是著名的模範番社 ,而該事件乃阿美族的七腳川社與泰雅族的覓卓蘭番與木瓜番的聯合反日,因過去七腳川社有受日警指揮攻打太魯閣番的背景,如今竟也開始反日,故該事件的意義實頗不同凡響;而當局已到必須動員軍隊才能鎮壓的程度,可說它也顯示了上述的五年理番計畫相當失敗,其政策必有某些根本的錯誤。

該前期計畫的主導者主要為前述的大津麟平所主持,所以,關於佐久間總督的理番政策,有些論述並不提及此前期計畫。

該新擬的計畫中,把原來的20廳,改為12廳,最主要的是根據土地面積與人口外,更重視地形、開發狀況、居民氣質與社會結構,以及治安程度,來進行行政上的三級安排[15];另還在民政部設「番務本署」,主管所有番務事項;而警察本署則和掌管地方行政的總務局,併為內務局,由警視總長任內務局長,主掌與指揮廳長與警察官,可說牢牢掌握平地治安,以利理番事務之開展;該變革之實行是否很有成效,不易判斷;但由其行政區劃變革於1909年上看,正當1910年的理番五年計劃前,該作為應該有配合推動後來的討伐計畫的意義;同時,所強調的「因地制宜」,對於各族群似也有「分而治之」的意義。

此外,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儘管各種意見都有,都比不上天皇的意向,就是「使命」;1909年,帝國議會給我島總督府通過了1539萬元的五年理番經費;據稱是天皇表態支持該理番計畫,因而,由陸軍元老山縣起、首相桂太郎到著名由我島高升的後藤新平,當時已成為遞相,都改變了原本的態度[16]


[1]據稱,1874年,為了琉球漁民被牡丹社原民所殺,而日本興兵攻台的牡丹社事件之戰事中,殺死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的人就是佐久間左馬太,故得到了該稱號。

[2] 可見於「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前衛,頁97~98。

[3] 「日據下的台政」,第二冊,頁439。

[4]這並非原住民就可以任性自由,這只是儘量避免日軍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那樣就會緩解了對於漢族的鎮壓殺戮,同時,還可避免造成原漢聯合的作法;所以,在兒玉時代,仍然曾經發生「討伐南庄番事件」,可為說明。

[5]其實,對於整個社會與以我台主體性上看,其治下對我先民所明示的兩項教育政策,即1907年殖民當局推出納具有懷柔性的「彈性學制」與1910年所爆發的,深具宰制性的「大石事件」,應該頗為重要,只是日本學界因其顯然頗為「有辱國體」而不肯提及,我們將在下面論及教育政策時,將本於我台主體性而為讀者們揭露。

[6]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

[7] 為了該軍港的安全,與封鎖政策的完整,1908年4月至6月間,當局在南澳番地區設置隘勇線;9月開始,闢建由宜蘭經蘇澳到南澳的道路;1909年3月,該道路完工,即宰制力更強;該年11月,南澳番交出過去出草所得的151個人頭,120枝槍,被准許「暫時歸順」;應該顯示出其威懾的政策相當成功。

[8]太魯閣番在清時就是泰雅族一大番社,李阿隆是與其合作,受其長期信任的漢族通事;日據初期,當局就對李的地位很嫌忌,為滲入本區,曾經拉攏李,任其為太魯閣番總通事,李則曾獻上外太魯閣番五社之名冊,以示歸順;然日人雖努力拉攏該番,甚至自以為成功,效果卻並不佳;到1906年,官方允准日本賀田組擴大開採樟腦的事業,侵入了東部太魯閣番與覓卓蘭番的領域,引發了當地原住民的出草,這次該番起事者達14社,日人被馘首者達36人,其中包括花蓮港支廳長,教員與賀田組人員與日籍腦丁等;日警大津以警察本署長代理率300巡查而主控該局面,其處置方式與過去不同,對該番特別嚴厲。此事件後,大津提出的報告受到總督之肯定;1907年1月,確立第一個理番五年計畫;日殖當局開始在本區設置隘勇線,並設置隘勇監督所與分遣所與隘寮等等,包圍太魯閣番;到1907年,更調派南清艦隊兩艘戰艦以艦砲轟擊,同時指揮七腳川番500人配合發動攻擊,自然頗獲成效;據稱李阿隆狼狽逃亡無蹤;從此決定長期展開對東部番社的炮轟演習與海上封鎖。

[9]

[10]當時殖民當局把內山的原住民分為北番與南番,北番主要是泰雅族,南番為布農族與排灣族;泰雅族似乎最為強悍,人口最多,擁槍最多,反抗最烈;太魯閣番即其一支。對於北番,當局採用隘勇線包圍方式,對於南番,採用設置駐在所的方式。

[11]此時山林資源,主要是樟腦;當時台灣與日本是全世界唯二的樟腦主要產地〈對岸華南也有〉;1877年以前,我台出口樟腦產值仍領先於日本;樟腦是我台山林的特產,尤其,內山都屬番地,因而,開採樟腦往往侵犯番民權益,成為番民出草的對象;這種情況,作為殖民者的日人亟思完全宰制。

[12]樺山總督語;引自「日據下之台政」,第一冊,頁256。

[13]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183。另,「流轉家族」,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遠流,頁60、70。該政策要求日警的該番婦關係,至少維持三年;三年後,日警可以請調離而放棄該女子;極少日警願意維持。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據下的法律,根本不視我原住民為「人」,自不承認該婚姻關係。該家族故事中,情節離奇而動人,其中描述內山統治之史實不少,如隘勇線通電,電死人畜的焦屍慘狀,使原民孩童怕鬼〈該書,頁89〉,即是;但其中夾帶著醜化漢族的描述,如漢族李阿隆與太魯閣番之長期互信到合作抗日,怎可能是欺騙造成的,讀者宜自思辯而批判之。

[14]這是1907年,在甘諾政策下,日警推動由北縣深坑到桃園阿姆坪的隘勇線,由於已操縱了屈尺番,在「以番制番」下,大嵙崁番六大社與大豹番十一社先後舉行歸順典禮;然後,該年五月,就由兩端同時開始隘勇線的建築;但進行中,兩番社發現影響其生計,是違背了事前協議的,造成了兩番聯合附近馬武督番與馬里可灣番,四番聯合抗日的聲勢;稱為「大嵙崁番抗日事件」。因馬武督番中雜有十多名漢族隘勇,日人採取漢番分離的方式,動員軍警鎮壓;經四十多天激戰,日人主動求合,為建築隘勇線而幾乎接受原民的全部條件,可說作為一種「甘諾」,只拒絕了改變隘勇線的要求;該線於8月完成後,10月至11月間,該區曾發生日人所謂「大嵙崁番匪騷擾事件」,但那只是在隘勇線下的一種喘息的表現,不可能受到當局重視了。

[15]其中將台北、台中、台南三廳為第一等級,新竹、嘉義、阿猴是第二等級,宜蘭、桃園、南投、花蓮港、台東、澎湖島則為第三等級。

[16]「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師大史研所,頁192。

由『自由時報』的這一篇題目漂亮的文章,論當前教育改革之道 | 郭譽孚

「這一票決定子子孫孫的幸福」,這是多麼漂亮的題目。。。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44715

然而,它的內容如何?就像過去我們聽過多少「愛台灣」的說詞,但是它們所主張的,真的是「愛台灣」嗎?

自由時報是我們島上當前重要的一份報紙,簡直可以說是執政陣營的喉舌。我想藉他當前的這篇社論中所包含的重要錯誤,來談談個人對於未來教育改革的觀點。
這篇社論在個人看來,其重要的錯誤,在於以下幾部分──

一〉「這次選舉關涉台灣人民要擁抱民主陣營與自由市場,或是向中國傾斜,與國家資本主義及數位獨裁體制連結。……台灣的抉擇也衝擊國際戰略的大格局,特別是印太地緣政治的消長,」

二〉「親美與親中路線的對決,而中國以網軍、假訊息、假新聞及滲透社會團體等方式介入台灣選舉,其力道之強前所未見,……由選舉得以牽動國際的效應來看,台灣絕非特定政客所看扁的一文不值,譬如什麼國際社會、東南亞都看不起台灣云云,」

三〉「但當時台灣的民主改革開始萌芽,數十年來追求與保障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成果,在第三世界尤其華人社會中更是民主化的楷模。」

四〉「美國……一般多定性為良性霸權,因其對抗的多是獨裁專制、貪污腐化及迫害人權、種族屠殺的流氓政權;……在對峙態勢下,無論就價值觀、制度、生活方式,抑或單純的經濟利益,台灣與西方民主陣營站在一起,乃是明智且天經地義的選擇,……」

其一、認清虛飾的部分──我首要的著眼點

以上四部分,有一共通的虛飾手法;就是把與自身相關聯的事物,與自身拒絕關聯的事物,使用明白相斥的兩套語言來處理。
簡言之,就是用美麗的名詞把與自身相關的事物「撐」起來;
例如,所謂的「擁抱民主、自由」、「民主化的楷模」、「良性」、「明智」、「天經地義」;很輕鬆地就把它們想強調的事物強調了起來。
相對的,對於自身所欲排斥的事物,則給予不真實,甚至惡質的名詞,例如,使用像「傾斜」、「獨裁」、「假訊息」、「假新聞」、「專制」、「迫害人權」之類;讓一般讀者很容易就落入了它們設計的恐懼與否棄感裡。

嚴格言之,這應該是長久以來我們國民教育的問題,我們近代化的教育,國府不能辭其咎,當年「反共」,好像對手吃飯,自己最好不要吃飯,以免對匪唱和;是一重要的例子;但更早則日本在我島上推動的「打罵教育」與「低智教育」,強調「不可討論,不可發問」,更是顯示其根深蒂固;在這樣的所謂「近代教育」下,我古老文化傳統的「學問思辨」,完全被破壞;而其大成則來自二戰後西方現代化理論,他們強調著全盤西化,根本地全盤否定了我們所有傳統文化中「問學」與「學問」,不只是對立,更是彼此攻錯、對演與辯證的價值。

其次,應該做為未來教育改革的著眼點的,是關於不可亂用二分法的問題。

前述我們對於反共的批判,應該是一個好例子,但那應該是特例;
我們在此,願意另舉一個通例來討論。
以小學生的教育為例,每個小學生應該都聽過教師勉勵我們要做個好學生,不要作個壞學生吧;然而,使用好、壞來區分學生,是個很好的處理方式嗎?
那是個理想的處理方式嗎──
就一個教育專業者的思考;
個人認為強調是非、黑白、好壞的論述方式,應該有其必要性,但是那應該是思惟上最幼稚的模式,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隨著心智的發展與視野的開闊,自然進入更能契合於社會複雜現實的模式。
這也就是我們自身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在成就測驗時,難免都曾遭遇過是非題的理由;是非題就是測試我們對於二分法思維模式的掌握能力──是否能夠正確地認知在不同的情境中,哪一種行為或認知是正確的。
那往往是我們在小學低年級時期,才遭遇到的測驗題設計;然後,隨著我們自身的成長,教師所設計的題目,開始有了填充題、選擇題、問答題,甚至進入複選題與申論題。
我們的教育中,應該要重視這種思維由簡化而向複雜發展的過程;讓每個公民在獲得選舉權以前,都懂得運用與破解那些不應該過分簡化與虛飾的論述。

其三、在認知上應該強調較實際的認知,也就是類似我傳統「循名責實」的態度。

換言之,如果要談政治經濟體制的話,最早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能真是涇渭分明的,但是在1929年的大恐慌後,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而今日大陸的體制更是自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所以,輕率地沿用百餘年前的二分法模式來論斷當前的局面,實在是很壞的示範;個人從事公民教育的觀點上,認為二分法是過分簡化的;能夠反映真實的應該是光譜式的;歐美國家號稱民主自由,其實各國相互不同;不可讓學子死背民主自由;而對岸大陸的體制,更是我們作為中國文化的承受者,我們應該比外國人更為理解今日的中國絕非簡單與資本主義對立的體制──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源,不只有禮運大同篇的高遠理想,並且,直到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社會的土地買賣還很少有真正一次的賣斷的情況,我家族中就還有這樣的地契,出賣者可以在銀貨兩訖之後,為了家貧返鄉沒有川資或是家中另有變故,其賣出者或其子孫可低姿態要求買受土地者另外再給予若干金錢,當時名之為「找洗」或「找贖」──中國本是個同情弱勢者的文化體;不可以與西方資本主義惡質所引起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輕易等同;確實有中國式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四、公民教育應該重視的教學目標〈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上述自由時報的社論,實在是當前很好的一篇可以做為錯誤示範的文章;
其錯誤在於遠離了我們媒體對於社會應該有的教育目標;報紙的社論對於我們的社會應該有著進行社會教育的意義;那就是如何使得一個社會的公民面對社會的各種現象時,能夠儘量公平客觀、不偏頗地考察各種現象。
這種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民主政治特別重要;如果有投票權的公民們,日常不能公平客觀地考察公眾事務的各方面,只是憑藉著個人平素的好惡,在政黨政治中,只知道黨同伐異,社會生活必然內鬨,造成強烈的內耗;就像我們今天在我們島內所見的情況,民主政治怎麼可能福國利民。
在公民教育上,我們要提倡的這種教育目標,是建立一種不應該「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理性的生活態度;也就是以我們傳統文化中「扣其兩端而竭焉」的教育方式,透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進入儘量「不偏不倚」,大家都可以不受各種成見的束縛,真正獨立自主於現實社會複雜的情境中。
倘若我們的公民們在運用他們神聖的投票權之前,不是都能夠養成這樣的思考習慣,民主政治所賦予公民的四種公權,在我們複雜的社會現實中,怎可能適切而充分發揮其理想的功能呢?

2020年總統大選前夕感言〈1.10.〉 中間選民公民教師譽孚敬撰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日俄戰後,雖然日本戰勝,但是帝國的財政負擔極重;所幸,就在八、九年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歐戰〉;大戰中,西方列強之間彼此開戰,自顧不暇;因而,它們在世界各地所遺留下來的廣大市場,給與日本資本主義極好的發展機會。

此外,由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維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政策,日本對於西方事物都抱持著頗積極學習的心態;西方追求自由民權的各種社會思潮,自然對於日本有相當的衝擊;就所知,中間以1910年,發生在桂第二次內閣的「大逆事件」為斷;該事件後,官方的殘酷鎮壓,使得整個社會裡原有的一些社會主義氛圍很快地銷聲匿跡──甚至不敢回應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是一般平民卻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自由民權的護憲運動呼應辛亥革命的共和要求[1],因而,社會主義思潮要到1913~1914年,前述的護憲運動的民眾行動高漲後,才得以藉機發展[2]

殖民者本身的處境,有著這樣的變化,對於我們島嶼而言,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以下,就將一次大戰前後的重要發展分述之──

  • 「大逆事件」與護憲風潮

「大逆事件」可說是桂內閣對於「天皇絕對主義」的一個重要展示;其前,1908年,西園寺內閣時,曾發生「赤旗事件」,那是激進行動主義者與議會鬥爭派間的衝突,激進派招展寫有「無政府共產」的紅旗,與警察發生衝突;十餘人被捕。其後桂內閣上台,對涉案者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判[3];使得左翼工運趨於低盪。但也激發了激進派的暴烈行動計劃──他們不只是認為「我國人民對皇室如此迷信,故任何優越的社會主義亦均不能實行。因此必須先製炸彈,投向天子,使人得知天子也與我等同為血肉之軀,從而破除人民之迷信。」[4],並且製造炸彈的計畫,已付諸實行;但是在實際行動前被日警破獲。

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置較前述的「赤旗事件」,更為嚴厲;該案中,實際參與製造炸彈與炸死天皇的計畫者僅四人,其他被牽涉的多是當時的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其中最著名者為名作家幸德秋水;當局將該案相關的26人中,24人依據刑法「危害皇室」的「大逆罪」,判死刑;然後,對其中12人減刑為無期徒刑;其中僅有因不得已而在製造炸彈中協助了的兄弟倆人,分別被判11年與8年有期徒刑。幸德就在1911年初,被執行死刑者之中。

「大逆事件」的威壓效果是明顯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因而轉入地下[5];不過,留德的桂,也在此時展開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頒布了「救濟貧民敕語」與「工廠法」就是;另也在東京與大阪設立了管制思想的「特高警察」[6];我們由直到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少有呼應者,可以為旁證。但是,其一般生活困難的平民卻難以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

據稱,那是當年日俄戰爭時期,列寧曾經反對沙皇,反對日俄戰爭,其批判的理由是俄國的「君主專制」,必然要敗給日本的「君主立憲」[7];此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打倒「君主專制」的;這使得民間自由民權運動很容易接受以「護憲」來反對藩閥與官僚所運用的天皇絕對主義的專制觀點──因而,1913~1914年間,民間廣泛而高漲的護憲行動,不僅打倒了陸軍的桂內閣,也推翻了其繼起的海軍的山本內閣;這時已是1914年4月,陸海軍藩閥先後都失去了過去的社會威信,那些地下社會主義者才藉機發展起來。

1912年,也就是大正元年,這時正是第二任桂內閣結束與第二任西園寺內閣開始的時代;是前述「護憲運動」所稱「大正政變」之年,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時代」的開始──不過,由天皇絕對主義來看,也有日本學者坦承其實是應該只能名之為「大正民本時代」,才是恰當的。

這時約當我島佐久間總督為了及早開發山區資源而專心致力於理番事業之際。

  • 歐戰、大隈內閣與袁世凱、二十一條

這時,接續在因「西門子賄賂事件」而下台的山本內閣之後的組閣者是已隱居多年,與民間形象良好,且當時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政黨元老大隈重信;這是他第二次組閣〈1914.4〉[8]。據稱當他接受大命時,答應官僚元老井上馨要破壞政友會之絕對多數,與通過陸軍增加兩師團案。也就在他出任首相後不久,原敬受推舉為政友會總裁,取代了西園寺。

當時井上提議,獲得元老山縣的同意,其所稱──「這次歐洲的大禍亂是日本邁向發達的『大正時代的天佑』,日本應立即舉國一致利用此千載難逢的天佑,停止政爭,暫時壓制反對黨所要求的減稅、廢稅等案,以其鞏固國家財政基礎,進而和英、法、俄三國團結,確立日本在亞洲的利權……並籠絡中國的統一者……」[9],形成了當時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日俄戰爭以來,帝國一直沒有脫離「日本的資金眼下必須從德、英、法三國市場籌措」,因而「與其自我控制,則不如努力爭取有關國家同情」[10]的處境;正巧,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14.8〉。他們將這個列強必須全力照顧歐洲戰場,無暇宰制殖民地的情勢,當作「天佑」、不可失的機會。

往後,他不僅根據英日同盟,8月向德國宣戰,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也攻占了在南洋、赤道以北、原屬於德國的許多島嶼殖民地;也同時向東亞以外的各洲殖民地擴大貿易。四個月後,又藉著袁世凱意圖帝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意圖把其在華勢力更為擴張的「二十一條」〈1915.1〉,共五號要求[11]

日本一反辛亥革命時與英相結的謹慎,此時,在「明治14年政變」[12]中被藩閥趕出中央政府的大隈,他的內閣更使用頗複雜的兩面手法,一面與五國銀行團同步,貸款給北京政府,以示支持之意;同時,又向當時的大總統、意圖轉向帝制的袁世凱示好;另一面則由日本浪人慫恿南方革命派批判袁,促成了二次革命。

然後,在二次革命不旋踵而失敗,袁勢大張之際,除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向袁施壓──該要求明顯有要將中國置於保護國之意;當時歐戰進行中,西方列強無力東來;袁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壓下,在該年5月7日,同意了第五號以外的各條。

另方面,該內閣在1914年底議會審議預算案中,先出現了所謂「內相大浦兼武右手掌握權力,左手托持黃金,利用眾議院書記官長林田龜太郎為走狗,試圖收買政友會議員……」[13]的情況;然後,1915年3月的大選中,又發生了在三菱財閥支持下,內相大浦再為總指揮,動員首相與所有閣員〈陸、海相除外〉至地方為政府派候選人助選;此外,更在動員早稻田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組織大隈後援會外,還以陰毒手段壓迫在野黨;因而,大浦內相與伊澤警視總監等都被迫辭職[14]

而為了自保,袁故意洩漏了該二十一條要求,其結果,日本當局發現全中國的人民都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包括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大批回國了[15];甚至,歐洲列強也表示不滿;沒有參加歐戰的美國,則表示不應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相當的抨擊。這成了大隈內閣的重大錯誤[16]

但南方革命派則在孫文的領導下,由於宋案與袁簽署了該要求而把袁視為罪魁。為了再次高揚革命戰鬥的旗幟,孫文決心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由於國民黨黨紀鬆弛,難有作為,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嚴肅黨紀,規定所有入黨者都要向總理宣誓效忠;這當然造成國民黨的重組,舊日革命黨員脫離者不少,例如,同盟會時期革命行動派的要角黃興就沒有參加。但是,我們島上醫學校──最高學府──的青年學生如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等卻加入了該黨;並且秘密地共同研究著如何參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 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與米騷動

國際聯盟是一次世界大戰〈~1918.11〉的結果,是當年新舊兩大集團對抗的結局;新興的德、奧、土戰敗,舊日的英、美、法、俄、日取勝;寺內內閣是大隈內閣的後繼者──大隈內閣1915年初,自以為得計地對華提出二十一條;3月,導致廣大中國人民的反日與反袁怒潮,加上內相大浦事件;最後導致大隈內閣狠毒的對華政策受到野黨與元老的批判──指其沒有經過御前會議,輕率實行該政策,有損帝國威望。因而,大隈內閣最後雖能以解散眾議院的手段,在大選中獲勝,還在1916年7月,與俄國締結第四次日俄密約,完成了日俄共同獨佔中國權益的計畫,竟在貴族院否決其預算案的情況下,不能不請辭。

該年10月,歐戰近尾聲,中日關係緊張,大隈援例隨辭表舉薦三菱背景的加藤高明組閣。加藤未能通過山縣元老官僚的會議,元老們推薦同為長州閥而在朝鮮似很有治績[17]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是為寺內內閣。

該內閣中沒有政黨領袖,以其是以國民為基礎的「舉國一致」而自豪;批判者稱其為山縣有朋的寵兒,全是官僚出身、是山縣的乾兒子輩,與平民無關係;在野各黨派在國民黨犬養毅領導下組「倒閣聯盟」,但政友會原敬則為恢復黨勢與對加藤高明的憲政會復仇,而對寺內表示其將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公平態度論事,並不支持犬養的路線。

寺內首相因宣言「舉國一致」而組織可以統一國論、刷新對華外交的「外交調查委員會」,自兼總裁,實則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實權者;他們主張暫採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希望南北統一,以免增加中國人的惡感,但若中國內爭則趁機而入,收取利益,若列強瓜分,就順勢參加,爭取利權。

因其不為天下先,所以,政局初期頗為平靜,且稍後在1917年底,既與美簽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的藍辛石井協定,又與北京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尤其,在1918年8月,應美國之請而發動的「出兵西伯利亞」上,似乎還有若干軍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成就。

然而,歐戰以來,日本資本家雖確實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但在前頒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廣大辛勞的工農大眾並未得到他們應該獲得的勞動對價;戰爭期間,出口增加,物價日益高漲[18],統治者簡直毫不關切;著名而具有改變時代意義的「米騷動」[19],就發生在官方發布「出兵西伯利亞宣言」的次日〈8月3日〉──其前已經有婦女在井邊會議共同的苦況,至該日則以近三百名的一群漁村婦女上街哀求米商勿將米糧運往外縣,由此開始了該全國性的騷亂[20]

還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米騷動」前兩個月,即寺內辭職之前三個月,發佈了關於我島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由他當年在朝鮮總督府時手下得力的,據稱連山縣元老也畏懼的情治首長明石取代當時的安東總督。


[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93。當時,山縣派下,樞密顧問官都築馨六層發問稱:「一方有美國之共和國,而這裡又出現中國之共和國,日本夾於其間,到底將會是什麼結果?」;桂太郎親信的名記者德富蘇峰,則認為「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至乃無形之病」,並發問「中國新設共和體制,果真與我帝國國是之皇室中心主義無衝突乎?」〈可見於同前書,頁75~76〉

[2] 同前書,頁100。據稱,也正因此,1912年七月,由第二次桂內閣下台後的桂,接受了後藤新平的邀約,同往歐洲訪問,研究面對大逆事件與辛亥革命後的應對之策;途中已與俄首相會談,但因天皇駕崩,就由俄返日;未繼續西去。

[3] 大杉榮被判禁錮兩年半,罰款25日元;山川均被禁錮兩年,罰款20日圓;荒佃寒村被禁錮一年半,罰款15日元。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52。

[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1。

[6] 當時提出了工廠法,但是怕資本家反對,延宕至五年後實施。相關資料可見於「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62。

[7]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85、389。

[8]第一次大隈內閣,是在1898年,兩位政黨領袖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共同組閣,又稱「隈板內閣」。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4~205。

[10] 山本內閣的大藏省次官勝田主計語;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2。

[11] 該五號的內容概要為:一、要求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要求延長南滿和內蒙東部既得利益的期限與規定的新權益。三、要求日中合辦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並解決懸案;四、中國要承認不割讓沿海地區;五、列出七項希望條款,要求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應由中日合辦;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只能向日本採購,兵工廠需中日合辦等等。顯然,不合列強過去所提的「門戶開放」原則。

[12] 1881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高漲,主張立即成立國會與追究「北海道官有物標售事件」,大隈重信是中央一積極支持民權運動的參議;藩閥政府對大隈不滿,又懷疑其與民間的福澤諭吉勾結將合力推倒藩閥政府;薩長兩藩就在該年趁著大隈隨天皇出巡之際,把大隈趕出中央政府;當時土、肥二藩在朝為官的有三十多人,也跟著辭官;為了平息民間的不滿,當局特別宣布將在九年後,開國會,八年後制定憲法的期程。以平息民憤。他辭官之後,主要返鄉辦東京專門學校,即,後來的早稻田大學;從此,中央為薩長兩藩把持;他與板垣退助為往後自由民權運動之要角。該年為明治十四年,政局變化頗大;故稱之。

[1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5。

[14] 該事件的結局是政府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二個師團的增設費等,但是野黨提出了「對華外交問責案」與「議長不信任案」「內相大浦干涉選舉違法瀆職彈劾案」,各案在議會中都因執政黨佔多數而未通過;議會閉幕後,野黨向法院抗告內相大浦之違反選舉及收賄罪,經審判竟仍得證據不足的結果;但他在增師預算案中,收買野黨20餘名議員之罪狀終被認定;但其結果只是在法相勸告下,辭去內相,就獲不起訴處分;而其餘受賄議員及該案經紀人林田龜太郎則都以瀆職罪受刑罰。內相發生此大事,整個內閣自不能免責,大隈不得不請辭,但元老會議本支持該作為,乃奏薦其留任;而大隈遂拜受留任之命,而改請辭為改組;新閣中官僚內閣褪色,有所謂「早稻田內閣」臭味日益濃厚之稱。該事件中大浦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卻被法庭輕縱;因而,當時很受輿論抨擊,認為「法律權威墜地」。

[15] 明顯的表現在袁世凱親自將日本威逼中國政府的最後期限──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週知全國;從此,每年的該日,全國各地都有反日活動;可見當時的情勢。

[16] 該內閣在華政策的實際,還包含了與日俄密約的部分,十分陰狠;所幸,俄國戰敗,袁氏帝制戰爭早日結束,影響於中國者還不太大。有意者可以參見於「中國外交史」,上,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三民書局,頁449~454。

[17] 有興趣認知著,建議可參見於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之第十四章,頁522~558,其中略謂「首任總督寺內正毅之統治方法是徹底的高壓政策,據說他為維持秩序而實施憲兵警察制度,於全國配置約一千個憲兵隊,八千名憲兵,即幾乎相同名額之警察。中央之警務總長由駐韓憲兵司令官,地方之各道警務部長則由各道之憲兵隊長擔任之。依據此種憲兵之組織,連韓國人所未講之言語、未做之行動亦為取締之對象,因此在1912年有五萬名以上,1918年有14萬名以上之民眾被捕。1910年發生安明根暗殺寺內總督未遂事件;翌年,新民會……六百餘名無故被捕,六百餘名中有105名被起訴……這一事件的犯罪行為,因其以捏造虛偽之事實,加予惡毒之拷問而名聞天下。……中樞院為總督府之附屬機構,由韓國人構成之,為協商、建議總督諮詢事項,但中樞院議長由政務總監〈日人〉擔任,其議員則由日本任命之。……總督所諮詢事項竟與韓國之政治或經濟等重要政策無關,而為類似調查古有習慣等事項,……」;這就是其在韓的「治績」之一斑。

[18] 大戰開始的1914年,以1900年東京的商品批發物價為100,該年的平均為126;1917年,上升為194;1918年上升為254。

[19] 此事件的過程,各史家紀錄有出入,其意義也難免有別;例如,在我台史家陳水逢的「戰前日本政黨史」中稱「米騷動本是突發性的事件,事前毫無計畫組織,但是竟發展為有組織目的的意識的鬥爭,當時米騷動的思想背景,乃是由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等自由主義派學者所鼓吹的德莫克拉西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然幾乎席捲全國,但當其波及到下一個地區時,在前一個地區就銷聲匿跡了,沒能形成在一個時期內使群眾的能量迸發出來的運動。無論是民本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都還沒有準備把群眾的能量組織起來……」;另,日本史家升味準之輔在其「日本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是全國性騷亂,但沒有受政黨的有關人員或『危險思想持有者』領導的跡象」;三學者間竟然有相當的落差,何以致之,不知該騷動會不會是受到我們前述德川時代農民暴動曾有其特殊形式而出現異乎西方的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應可以讓我們想像它的重要性。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20] 在史書中所見,描述互有出入;這是根據信夫清三郎的「日本近代政治史」,四,與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二;兩書的資料節述的。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二 明治文化的基礎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通稱「歐戰」,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那是先進的帝國如英法美與後起的德奧土帝國之間的衝突,也就是今天所謂修昔底斯陷阱的問題;由於歐洲列強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因而,在歐戰期間殖民地的宗主國之間的對抗也發展到我們東亞來。

其中,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由於過去英日同盟的關係,不只是此時對德國宣戰,並且在列強交戰而無暇東來的時機中,展開了對於列強在東亞市場的蠶食──雖然其商品比不上先進國家的商品精細,但是足以取代其地位;在歐戰期間可說完全佔有了廣大的東亞市場;因而,日本的國富得到了快速膨脹的機會。

但是,儘管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終究工業基礎欠穩固;歐戰結束後,列強再度東來時,日本立刻就遭遇到無情的打擊;在歐戰景氣中過度擴張的生產力,失去了市場,立刻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慘狀。例如,前面曾提及的,藉台灣樟腦特許而發跡的鈴木商店,往後幾乎可說是「一蹶不振」就是其顯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島上跟上歐戰景氣的買辦與地主階級,當然多少會分得一些甜頭,但是在宰制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之後,我先民的生活水準在當局深入的敲剝壓榨下,是很少能改善的。

本研究重視殖民者本身的歷史文化對於其殖民統治的影響;現在我們試著透過四個明治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來建構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

其一、錯誤的福澤大師與「隈板內閣」

如何認知當時統治者的實際,我們在此試以當年帝國的指導者的水準來考察;福澤諭吉關於我島的想像與其認知,是其一;當年他對於日本本身政黨政治的發展之認知,是其二;以下,試述之。

一、錯誤認知的福澤大師

讓我們回顧,他們當年所希望能「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意圖在短期間就能夠「使台灣的人口組成能有重大的改變」[1];在其時,福澤公開衊視地視我台先民的反抗「只是交接之際,暫時的運動,只要以兵力便能壓服,毫不足介意。」[2],認為「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3],並提及「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4];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國家日本的學術大師。

此外,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他確實為明治時期進行了不少啟蒙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文明論中,何以竟然沒有論及當年西方先進文明國家所無的日本特例──前引著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幕府對農民請願的判決……他們的英雄被宣判死刑,人們聚集到執刑現場,看著那些農民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首、或釘上木架,但群眾在這時候並不起而反抗。……他們也許會在事後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為殉道……」[5]──這位在其論述中高標「上帝並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的大師,其實,他的所謂「啟蒙」,其實並不具有我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見的,那種高度尊重理性的,不惜以其摧毀舊世界中不合乎理性的一切,並且相信那一定就是進步;相對的,在福澤確實沒有那種不惜衝撞其歷史文化傳統的氣魄,只是啟動了它們理念狹隘的,由認命「主君至上」而更推動了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

二、1898年,僅有四個月生命的板垣內閣

該年6月20日,御前會議中,藩閥文官伊藤首相,過去批政黨是「放火者、強盜、自由黨」[6]的他,此時認為「超然內閣已無法維持」[7],意欲與政黨妥協,甚至表示願意把政權交給野黨;被以軍部為背景的山縣強烈攻擊,斷言政黨足以破壞國體,「內閣建基於政黨之上,既背憲法精神又違國體,若不得已時,縱然暫時停止憲法,亦不失為一非常的對策。」[8]。在對手強力攻擊下,伊藤上表辭首相職,獲准;但是無人敢於接任;只好如伊藤所薦舉,請當時由自由與進步兩黨變化而來的憲政黨的大隈與板垣兩人出來組閣。1898年6月30日,新內閣成立;福澤大師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上特為文讚稱──「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猶如奪取德川三百年之天下。[9]」──然而,真是那樣嗎。

然而,隈板兩人雖然分執改進黨與自由黨的首腦之位,對於新成立的憲政黨,他們怎會有運作聯合政府的能力?由兩人的歷史看,雖然都擁有明治元勳的地位,但分屬於土佐與佐賀兩藩;同時,如前述,兩人所屬的兩黨早在1884年前後,就曾經過分別受到三井與三菱收買而彼此攻擊,發生嚴重分歧。尤其,由於大隈與三菱財閥結合,資金充足,雖伊藤也不能敵;板垣則因自由黨下激進派的憤激行動失敗而大大損傷;直到1898年6月,兩黨才為了應付當局動輒解散議會而剛合併為「憲政黨」;如今民黨人馬只是由於藩閥對立嚴重而獲得天皇大命,這個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怎麼可能立刻做得出什麼名堂?

果然,首先遭遇的是兩方人馬爭奪閣員位子;大隈取得首相,兼外相;板垣責任負責治安的內相,但是雙方內部分配並不能平。結果這個內閣,只持續了四個月。相對於前述福澤大師在他的喉舌「時事新報」上所稱的「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真是多麼缺乏洞察力的洞見啊。

其二、桂太郎與天皇絕對主義

桂太郎就是我島第二任總督,據說志大才高,是當年長州藩閥中的佼佼者[10];因而,早在藩閥當局青睞栽培的計畫中。也因此,雖曾經被任命為台灣總督,但是任期四個月中,實際來台不過十天,就辭官返京了;但是卻以當年曾經為台灣指出南進的發展方向而著名。果然,他後來不僅曾經出任陸相,並且還曾經三度出任首相,是當年所有來台出任總督的要人中,唯一高升到首揆的人物。不過,三度出任首相期間〈1901~1913〉,他卻也是在日本引起大批判,產生民間護憲運動,而不能不下台的統治者。

該護憲運動的根由,起於1900年,當時,桂陸相奉山縣首相之命,在陸海軍官制的附表中,加入了「陸海軍大臣,限於陸海軍之現役上中將出任之。」[11]之規定;這是把原來所規定的,由「武官」中選任,更加限縮了範圍;換言之,原本武官有現役、後備役、預備役三種;此「現役」所排擠出的將官中,頗不乏有識見、反藩閥的將軍,而該規定比原來的,大大限縮了可選擇的範圍。既保護了他們所屬的長州派閥,同時,也嚴重地限縮了軍部所反對的整個國家政黨政治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可能更不幸的,是軍部從此認為原制已經是很合理的設計,極少有省思原體制之不合理者。

根據這個規定,雖然天皇是至高無上的,但天皇簡直沒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永不犯錯」、「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主義,成了軍方用以致敬,卻也藉以掌握政府權力儀式的傀儡[12]。更加上另在參謀本部,還有「帷幄上奏」可以無視首相、不理內閣的權利。

雖然此時他的內閣,被稱為「小山縣內閣」或「二流內閣」;但他頗善於運用這個傀儡,且簡直使用了一切的手段[13],因而,儘管是他第一次組閣,卻得以成為當年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內閣,但到其第三次內閣卻由於他的作為被認為是「奏請皇帝的詔敕,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罪惡」[14],以至於他那任內閣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短命的內閣[15]──僅有53天。

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土壤,在明治時代所生出的毒草,雖不久後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民黨似曾經成功地將它拔除了[16],但是,來自日本傳統文化土壤的特性仍在,桂內閣後雖消失,但後續的軍人已難以適切地反省自持;因而,直到昭和末期,在殖民者本國是如此荒誕惡質的體制,如此地指向他們自身毀滅的未來;而我先民作為被殖民者,如何能夠期許竟然另有一個正常的未來?

其三、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西園寺與原敬

日本近代史的明治時期,有民權與國權運動之分別;國權運動是國家主義的,與傳統國學關係密切;民權運動,如前述,日本傳統強調「忠於主君」,故民間雖受生活所逼,但是抗爭理念多指向西方;西園寺是此時擁有公卿背景的民權運動者;原敬則是平民出身的民權運動者。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要人。

他們都是,1900年,伊藤博文意圖抵制政黨政治,而創立政友會時的入會者。政友會的存在讓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深感壓力;1903年,政友會總裁伊藤被桂設計離開該會,以降低該會對政局的影響;西園寺原為樞密院長,山縣請天皇拜伊藤為樞密院長,西園寺乃換位成為政友會總裁,其對於政局影響較弱;但到1904年,因桂大言,「對政見相同的政黨,願意合作,對於忘卻國家公益,復藉多數以壓迫政府者,雖連續解散議會,亦在所不辭。」[17],如前述,他使盡了一切手段應付野黨,仍造成了政黨強力反彈,雖然幸此時日俄關係緊張;人民同仇敵愾,使得議會也無意追究;此一桂內閣乃成為二戰前成立內閣制後最長命的內閣;但是日俄戰爭時物價飛漲,內閣問題頗多,加上戰後和約問題,與議院重提前述的內閣蔑視議會問題,桂內閣不能不下台;但桂辭職時所舉薦的西園寺獲得組閣[18],據稱由於該新閣是通過山縣與伊藤來決定閣員的,所以該會內部並不知情;因而,該內閣多為藩閥與官僚人選。

一、關於西園寺公望

1906年1月,西園寺接任[19]。其人雖有留法自由主義的背景[20],比起其前任對於社會主義毫不容情,他是寬容些;但除了他對於國是的態度只是想把當局原來學自德國的國家主義,轉為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外,在根本態度上,仍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社會運動難有發展;此外,在當年南滿州問題上,他雖曾親自巡視南滿,主張依和約撤兵,但軍方並不買帳;因而,在1908年,他終因拒絕陸軍增師問題而辭職時,也只能舉薦桂;桂回任第二次組閣,自兼藏相。西園寺第一任缺乏表現。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在1911年8月成立此內閣時,他較有政黨的風格;他對於中國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受山縣元老派堅決反對;此時,又因日俄戰後財政問題嚴重[21];他領導政友會在眾院擁有過半席次,決定整理財政,請日本銀行山本達雄為藏相;在緊縮政策下,增師案仍不獲通過[22];1912年底,因陸相「帷幄上奏」辭職,西園寺內閣垮台;當局又請桂第三次組閣;此帷幄上奏與桂回任事件,被社會輿論視為又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民間反應極強烈,被稱為「大正政變」;終至輿論反對聲浪高漲,數萬人包圍國會,政府動員了三千名警官與三隊騎馬憲兵來壓制群眾,群眾憤怒產生流血事件,騷動波及京都、大阪、廣島、神戶、兵庫等地;其間,親桂的名記者德富蘇峰所經營的「國民新聞社」與其他親桂的媒體,如,大和新聞、都新聞、讀賣新聞等,也受到了攻擊;這樣的情況,到1913年2月,桂雖戀棧,終不能下台[23];這就是其操作下的最短內閣。此期間,由於前後國政大事長期多請教元老會議,因而,有稱為「元老政治」者,由此桂總督處理實務之情況;西園寺在其中浮沉,也可見當時政局發展之一斑。

二、關於原敬

原敬是西園寺內閣中較具政黨色彩的要角,他擔任內相;出身於擁幕敗北的南部藩,備受明治政府的冷遇,深懷不平之念;其本習法,後由傾向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新聞界而轉入外務省任官,再轉農商省;最後,辭官轉入政界,屬政友會,最最後,竟然能夠以「平民首相」知名,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在本期中,他的腳色很值得玩味的。

在1895年的「台灣事務局」時代,他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出席該局會議;參酌德法經驗,為統治台灣問題提案,主張台灣總督雖獲相當職權,但在我島制度「應儘量與內地相近,終至與內地沒有區別」[24];1900年,長州藩閥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時,與西園寺公望、尾崎行雄等一起加入該黨;當1905年西園寺內閣上台,原敬出任內相時,它雖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這造成了,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成立;但是他在1905年與伊藤博文的交談卻為我們顯示了它明顯的侷限性──「政界今日之情況,有進步黨、政友會和藩閥,政、進兩黨不能各以其獨力維持內閣。就藩閥而言,今後亦不能將其他兩種勢力置於度外而獨當政事。然此三分子中若合其二分,則天下事為之甚易。故若採取政友會和現當局合作執政,於國家前途將大有貢獻。」[25]──他並不想整合政黨來對抗惡質的藩閥,卻顯然只是想與被斥為專權的藩閥合作,也就是並非有自身高明的政見,只是想向藩閥分一杯羹,或能有助於政局平順發展而已。

因此,在1913年2月,桂內閣後,海相山本權兵衛組閣時,政友會的原敬助山本說服反對派,使得自身得以出任其內相;可說該會立刻由野黨成為政府友黨;即他使得山本內閣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的支持,而有長期執政的可能──但是,最後只在護憲運動那關於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上,僅恢復了原來的限制;並沒有深入地考慮是否應該學習英國軍事首長由文官擔任的體制問題。

然而,由於山本內閣也拉攏了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立憲同志會」,使得該會真正領導護憲運動的要角,如尾崎行雄等26人,在他出任內相時,憤而退黨[26],至於稍後,在1904年初,他努力捧場的海軍更發生了令各方憤怒撻伐的西門子賄賂事件[27];因此,3月,他努力捧場的山本內閣就垮台了──那麼,原敬前述的積極說服反對黨,真的是特具洞見「福國利民」的嗎?

明治天皇死於1911年;在日本史上,那起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以他的名字標記的;在日本近代史中,他是不可以輕蔑的天皇典範;然而,如前述,其實,他只是藩閥所需要的儀式之對象,藉此而在它們高度階級性的社會中,乃能取得威權的地位。相對的,由福澤到原敬,雖然各人都有不錯的名聲,但都不過只是上述明治儀式文化的陪臣而已吧。


[1]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22。

[2]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1。

[3]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90。

[4]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5。

[5] 「菊花與劍」,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9~60。

[6]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3。

[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2。

[8] 同前註。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4。

[10] 桂太郎在少校時代,創設參謀本部。

[11] 1891年以前,原本的規定中,明確稱「陸軍大臣以將官充任之」,但在其編制表中,並有「大臣將官」、「次官將官」的文字記載;自1875年以來,一直沒有變更;到1891年,修正法令時,才把這些資格名稱,刪去。本段主要參考「日本軍閥興亡史」,中,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譯,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印,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出版,頁31~35。

[12] 可能更過分的,是桂在1912年底第三次組閣時,擔任內大臣兼天皇侍衛長,其出任首相,更是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加上稍前有陸相堅決請辭,逼內閣垮台的情事,難怪引起政黨以至於人民普遍反抗的護憲運動。

[13]據稱當時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4]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0。這是當年日本參議員尾崎行雄的講話。

[15] 該任內閣,只得五十三天的壽命。

[16] 在山本內閣,木越安綱陸相時期〈1913~1914〉,在護憲運動的強烈抗議下,關於軍部大臣的任用範圍,回復不限於現役,即擴大及於後備役將官亦可以任用。

[17] 他這樣的狂言,所使用的方式,據稱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8] 「戰前日本政黨史」,中央文物,頁181~182。

[19] 據稱桂請西園寺接任,其前因是1903年,伊藤被山縣與桂逼著離開政友會,以降低政友會對政局的影響力;其手法就是根據天皇絕對主義,天皇任命很難推辭,山縣請天皇派伊藤回任樞密院長,而已原樞密院長西園寺就替代伊藤為政友會總裁;西園寺雖本屬於政友會,但哪裡有伊藤的威望,況且伊藤的威望,也已不如前,自然難以發揮制衡力;要到1904年野黨才逐漸發揮批判戰力;但桂內閣竟悍然以解散眾議院對抗;但其時由於日俄關係緊張,人民熱切支持戰爭,因而,政黨乃由批判轉而自動避免與政府衝突,桂乃得到喘息;同時,桂也曾表示戰後將下台;因此,在1906年的此時,乃有桂請西園寺接位之事。此外,據稱另乃因西園寺曾答應繼承其政策,且簽訂和約時,西園寺曾為其辯護。也因此,組閣時,西園寺竟並未與政友會幹部討論,而直接求助於伊藤與山縣。閣員人選多承兩人意旨。純粹黨員入閣者,只有內相原敬與司法相松田政久;其他皆藩閥與帝國黨及官僚中人。〈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頁161~179〉

[20] 在巴黎留學時,他充分吸收自由主義思想,歸國後首先創辦「東洋自由新聞」,堂堂正正向舊思想挑戰;他出身公卿,品德高尚,同樣為自由主義奮鬥,從來沒有像其他政黨人士的粗暴;故深得人望。

[21] 據稱,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是藉內債與外債的支持而進行的,在該年底,國債已累計達到22億日圓;每年利息達二億元;戰後經營又續借外債,至1910年,其國債達25.85億日圓。

[22] 西園寺這次組閣,是日本內閣第一次有財界與資本家入閣者,欲根據緊縮方針整頓;因此使得桂所留下來的陸軍增設兩師團的計畫落空,陸相上原勇作因而根據帷幄上奏,直接向天皇提出辭呈;而元老山縣拒絕提出繼任人選,內閣只能垮台。此在日本史中被稱為「大正政變」。是政黨對軍閥的挑戰。經各元老會議十一次,決定由山縣系的桂太郎接任。海相拒絕留任,桂是奏請天皇留任齋藤;這種過度地運用詔敕,各方紛紛發言批判;後人稱此時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2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93;「日本近代史」,陳水逢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頁118~123。

[24] 參見「「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

[2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頁38~39。

[26]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4。

[27] 1914年1月,當議會審議預算案時,帝國海軍首腦與德國西門子電器機械公司及英國的維克爾公司等互相勾結收賄的腐敗內幕,被暴露了。加上對於當時稅制的不滿,以及肅正軍部要求與打倒藩閥官僚專制的要求,民眾的怒火更高漲了;政府不得不把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松本和中將、海軍省機關局長藤井光武郎少將以及三井物產公司的重要幹部岩原謙三、山本條太郎、飯田義一等加以收監,當時的報導,幾乎是海軍全體都是強盜及詐欺集團;以致海軍軍人羞於穿制服外出。國民激憤不可抑止,先後召開了「彈劾內閣大演講會」「憲政擁護大會」「海軍廓清大演講會」,最後以「國民大會」包圍國會,聲援在野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與民眾大起衝突,最後因警察刃傷記者並逮捕民眾三百人,在野黨提出「人權蹂躪問責案」「內閣彈劾上奏案」等;最終山本內閣於3月24日,以其「預算不成立」為由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