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倫和國民黨的難題 | 郭譽申

侯友宜遲遲不宣佈參選總統,郭台銘已表態有意重回國民黨參選總統,而身為主席的朱立倫終於決定以徵召方式產生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但人選仍在徵詢中,讓黨內各種不同意見紛紛出籠,而很多支持者因此頗覺焦慮,甚至開始捕風捉影,懷疑朱立倫要自己出馬參選。可能嗎?朱面對什麼難題?

首先,參選的基本原則:
一、要能贏才參選,若參選輸了,只是白花錢、白花精神。
二、會選輸也要參選,假使有利於未來的發展空間。

朱立倫在2015年之前多次參選從未輸過,2015年時他是國民黨眾望所歸的總統參選人,他評估無勝算而不參選(雖然他後來被黨逼迫參選,導致「換柱風波」和2016年總統選舉的大敗),這些都顯示他清楚和服膺原則一。現在朱的民調大幅落後賴清德,不可能贏得總統大選,因此他根據原則一絕不會自己出馬參選。朱若自己出馬參選,當然也不符合原則二,而只會遭受國民黨支持者的唾罵。他不會那麼愚蠢。

朱立倫曾說要提名最強、最有機會勝選的人參選總統。我相信是他的真心話,他若率領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很可能當上行政院長或立法院長,並且足以洗刷他2015年怯戰不參選總統的污點。若如此,他才62歲,4年或8年後仍大有機會參選總統。反之,若國民黨敗選,他的政治生命幾乎將告終。因此朱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想為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 

蔡英文的施政並不比扁、馬兩位前總統好,然而與以往很不同,由於民主疲乏、多了民眾黨、以及美國偏愛民進黨(參見《這次總統大選與以往很不同》),這次總統大選絕不像扁、馬卸任時那麼容易政黨輪替,國民黨甚至還稍居於劣勢。 

明瞭國民黨比民進黨稍居於劣勢,有些人於是提出「非綠大聯合」,即聯合藍、白等主要在野的力量共同支持一位總統參選人。能如此聯合當然很好,然而筆者認為這不可能。

民眾黨面臨泡沫化危機,非提名柯文哲參選總統不可,藉以衝高政黨票、爭取不分區立委。除非國民黨能夠讓給民眾黨多席區域立委(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必須為本黨黨員,無法讓給民眾黨),民眾黨才可能不推出柯文哲參選,並支持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然而區域立委都是地方上的實力者,要他/她讓位很不容易,而且即使國民黨在某些地方不參選立委,並支持民眾黨的參選人,民眾黨也未必能擊敗民進黨而贏得立委席次。因此藍、白不可能聯合。

「非綠大聯合」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國民黨很需要拉攏郭台銘的勢力,否則郭若支持民眾黨,會分掉很多國民黨的總統大選選票,絕對足以使國民黨敗選。然而國民黨内卻有很多人反對提名郭參選總統(參見《侯友宜或郭台銘?》),並且郭的民調低於侯友宜。朱立倫不能徵召郭台銘參選總統,卻需要拉攏郭台銘全力支持國民黨。這是朱的難題,也是國民黨要贏得總統大選的關鍵。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 賈忠偉

我們都知道孫立人將軍在臺灣時期,因為部屬疑似涉入匪諜的案件而被解職軟禁長達33年……由於這個案件牽涉甚廣,因此成為國府撤臺後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之一……

之後隨著國內政治環境逐漸鬆綁,孫將軍的部屬也開始四處奔走,希望能為將軍平反,而其中創造歷史就成了這些人最重要的工作,比如下列較為人知案例……

第一,仁安羌戰役:

在實際的作戰中,指揮仁安羌戰役的不是孫立人將軍,而是劉放吾將軍(當時是上校),第113團在整個戰鬥過程中,面對的是日軍只是第33師團之第124聯隊(日軍「聯隊」,可等同比照國軍舊「團」級單位,兵力約4000餘人),並非一整個日軍師團。而在戰鬥的過程中,第113團自始至終都沒有收復過仁安羌,因為英軍在撤出仁安羌往緬北、印度方向前進時,早就已經放火把仁安羌油田給燒毀了,在烈火高溫下,想奪回仁安羌已經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另外在與日軍交戰過程中,第113團所攻佔的區域也只是仁安羌往緬北的西北角,實際所救出的只有被日軍關押在推崗(Twingon,或稱為:敦貢)的200英國戰俘和傷兵,但也間接解救(或協助突圍)的才是第1緬甸師的後衛部隊及第7裝甲坦克旅A中隊合約4,000多人,而在《新38師戰場詳報》所記載,當時被救出──英緬軍第1師7,000餘人──實為虛報…之後孫將軍的部屬就依據這個戰報,越寫越誇張,比如號稱孫將軍忘年好友的鄭錦玉的《一代戰神孫立人》……

第二,瓦魯班戰役:

在瓦魯班戰役中,實際突入日軍第十八師團總部並奪得大印的是營長趙振宇上校率領的戰車裝甲兵第一營(副營長為趙志華中校;即1964年1月湖口裝甲兵變之主角),而日後國防部就以裝甲兵戰車第一營正式奉命發動攻擊的3月3日為裝甲兵節以茲紀念,但鄭錦玉卻又把功勞獨攬給了孫將軍……

有關瓦魯班戰役,可參見--

第三,603團的馬尾之役:

其實最跨張的還不是鄭錦玉,而是曾經擔任孫立人將軍秘書的沈克勤(曾任駐泰代表/大使)……在他所編撰的《孫立人傳》下冊536頁及537頁,講述201師603團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之前,奉派支援福建馬尾的歷史(即福州戰役,整個福州戰役自8月11日開始,至23日結束,歷時13天),603團當時是由副師長閔銘厚與團長呼之舟率領之下到達福建馬尾的,這支號稱「蛇」的隊伍一上岸,立刻給當地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們對新軍守紀律不擾民交相稱讚。….603團與三野葉飛第十兵團的31軍對壘後,兩天戰鬥共擊斃共軍八千多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

實際上當年負責進攻馬尾的是三野第31軍91師師部所率領的271團及92師276團,由於當時國軍已無鬥志,因此解放軍只花了半天就攻下馬尾(解放軍在8月16日攻陷馬尾),哪裡來的兩天戰鬥時間,還消滅8000餘名解放軍。

沈克勤此舉不但完全改寫了603團的戰績,也改寫了國共戰爭的歷史,如果說603團有這樣的(恐怖)戰力,解放軍不要說是打下福建,他們連渡江(長江)、入關(由東北進入中原地區)都有問題……

※其實孫將軍部屬創造歷史,似乎已成習慣,以下是當年參加馬尾戰役的603團返臺幹部接受新聞媒體訪問時的報導……

※為什麼孫立人部屬會出現這些如宗教般的狂熱行為呢?我們或許可以在曾經於高雄鳳山孫立人所主持的軍士隊受訓的姚雲龍先生所寫--《孫立人為何被軟禁33年?我的親身瞭解》一文中找到答案,姚老在文章中,對於孫將軍練兵時的嚴格有非常深入而直白的說明,其中姚老提到,孫將軍當年對軍士隊的訓練重點除了:體能、射擊、劈刺、服從這些必要的訓練外,更重要的是將軍非常積極的培養官兵對他個人的崇拜,盛嘉麟先生在《我對孫立人的評價》一文中就認為:「孫立人帶領的部隊對孫立人的個人崇拜,在國軍裡極為罕見,可見他在訓練部隊時用了特別的手段。

這或許可以說明了,孫將軍部屬為什麼願意不計代價為長官製造歷史的真正原因吧。

參見--

孫立人為何被軟禁33年?我的親身瞭解 | 姚雲龍

我對孫立人的評價 | 盛嘉麟

補充說明:

在民間,還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因為仁安羌戰役解救了眾多英美戰俘,使得歐美因此解除了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更是天方夜譚……

有關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可參見--

「仁安羌戰役」與列強「取消不平等條約」,一段被人刻意誤植的歷史故事……

https://www.storm.mg/amparticle/3637851

我與家岳母遭遇的一段人生歷史故事 | 郭譽孚

家岳母去世已超過二十年了。這可說是整整橫亙了近一百年的故事。

我的岳母,她,出生於1919年的大稻埕;她的祖母與父親都是當時著名的中醫。老祖母由於醫術精湛,當年被稱為王仙娘,閨名作楊快;她的父親得到了祖母的真傳,年紀雖輕,一身醫術也十分了得。那時是日本據台的初期。

可惜,岳母的母親在她出生時,由於其難產而過世了。以至於她自小就失去了母愛。更不幸的,是她的父親沒有能看著她長大,竟然很早就病死了。那個無知的年代啊,使她不僅成為孤兒,並且有某種「剋死雙親」的罪名。因此,她雖然出身相當富裕的家庭,很早就被家中親長送往他人家中作養女。所幸,那段時日沒有太長,由於念書時表現得不錯,她才被接回本家;然後因她努力向學,不僅考上了當年的第三高女,後來畢業之後還考進了總督府服務,但是她已倍嚐人世的歧視與不幸──包括後來她的婚姻難幸福。

由於她的坎坷人生,妻自幼成長在父母難和睦的環境,無論物質或精神上都受到不少的壓力;幸好妻遺傳得到其母親能念書的基因,妻是由北一女中而師範大學畢業的;我們論及婚嫁時,岳母已與岳父長期分居而妻與其弟弟及岳母同住;為了免去岳母的負擔,妻與我結婚時,除了法院公證並且請了幾桌酒食之外,妻只帶來了一個紀念物,據稱那是妻自幼以來,讀書與寫作業的書桌;也是當年王仙娘執業中醫以來,醫館中患者待診時的長板椅條仔──木質整塊很堅實而厚重的。

那年,她是為了幫助我們照顧外孫而來與我們同住的;她對人十分謙遜,簡直有卑屈的傾向,甚至對於她老年軀體的過度駝曲,妻和我都不免認為與其早年的那段不幸的養女經驗有關。

她曾經是一位養女,一位努力向學的弱女子,在不幸的命運中,掙扎奮鬥,努力向學;我們由於希望她能為兒孫們留下一些可以啟發積極人生的故事,往往故意請她講些年輕時代的動人往事;但是,很遺憾的,她簡直不曾提及她的學校生活、青春美夢與所經歷的家庭瑣事;她最愛提及的是當年家中醫業發達的場景,她常描述著少年時代,家門口常常出現遠來的病患家屬,跪在家門口的場景,他們萬請地懇求醫者出診,也因此,其父親席不暇暖地出診,以至於竟導致父親還是壯年就落入勞累病死的命運。

常聽她談起,隱隱間感到,似乎由於外公的「以身殉道」,才使得她更能夠承受自身可悲的孤兒之處境;那種感覺對於平素關心世道人心的我這個公民教師言真是百感交集、百聽不厭;而也因此,我對於放在我們客廳的那個厚重的長條板椅,也有了想要謳歌的某種特殊的敬重感。

此外,也常聽她談起殖民統治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社會印象;說起時,往往流露出一種似是曾經脫離塵世、生活在烏托邦般的得意。我懂得欣賞,我可以欣賞,我樂於接受人性裡自我肯定的需要;也是我們生活在現實的不滿中,永遠不可或缺的理想人生的自我提示。

我在此要講述的短短故事,是在上述的家庭氛圍下,發生在1998年我妻已去世的某一天;不記得為何,大約是因當時決定即將自費印行我的台灣史研究而談起的。

我告訴她1901年,殖民統治者如何為了讓我先民吸食鴉片而壓制民間自發的禁煙運動;又為了要充分壓制當時我們先民那麼高漲蓬勃的社會覺悟,竟然以「取締庸醫」為名,舉辦了中醫資格考試。那是日殖五十年中唯一的一次資格考試,從此我島的中醫,就隨著自然死亡而沒有補充;該考試的資格,為了「避免庸醫」,規定是必須具有十年行醫經驗者,才能參加該考試。

解釋著當年我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到三十歲,而這個資格考試排除了原本中醫師金字塔底端的眾多人口,立刻我島上傳統的醫療體系就出現了醫生嚴重不足的問題;是在這樣的醫療人員奇缺的情況下,我們熱情的醫生,如岳母的父親,才會被累死啊。。。而我們病痛的先民多數終於又不能不再度乞求於鴉片的麻醉!

她聽完我的解說,驚愕地呆住了大約三分鐘的光景;她微駝著背,眼光有些惶恐地斜向上方,嘴裡不住地滴咕著,「真的?」「真的?」;當時那情景一度讓我有些後悔自己多事,所幸,老人家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平順自然。

那是一次意外的對話,更是一次離奇的對話──因為那次似乎涉及剋父的對話之後,她臉上的神情似乎比往日更為輕鬆,甚至似乎連她的背也少駝了一些,而對人的態度自此也少了些卑屈而多些自信的親切。

啊,那真是我研究台灣史以來,可讓我永生難忘的小故事。老人家離我們而去,已經二十多年了,然而,想起這段往事時,我還是有些眼眶微熱的感覺。

所有心情:

77Henry Hall、Lin Cong和其他75人

你知道「土地銀行」為什麼會取名「土地銀行」嗎?| 賈忠偉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悲情城市…一個媚俗、沒有考據歷史的聲光煙花秀 | 賈忠偉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一個中間選民,看當前我島內時局 | 郭譽孚

作為一個中間選民,一個公民教師

對於我島當前的政局,本來只適合做一個旁觀者

然而,作為一個關切公共事務的公民

實在不可能自外於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與命運

尤其,對於公民教師言,民主政治應該是責任政治。

公民教師知道──

執政黨的施政,大權在握,確實可以獨裁,可以專制

可以貪贓枉法,可以草菅人命,可以好官我自為之,只要大內宣在手,黨政軍一條鞭之下,只要估計下屆選票能夠鞏固,其實這「選舉民主」,只是「萬民擁戴」的「民粹政治」而已。

以當前的時局看來,社會正是如此的情況──「政黨輪替」的機會不大。

一般言之,上次九合一選舉結果,因執政黨表現惡質,難以充分掩蓋,確實大敗;但是,選後集結頗為迅速,利害整合,鐵票有回籠之勢。相對的,在野力量對於時局將使我島烏克蘭化的急迫性,缺乏充分的認知;可能發展為「三腳督」的不利局面。

三腳督之局若成,

最先能好整以暇的是執政者,看來選後雖有黑金種種問題纏身,但由於資源與組織,加上媒體與網軍,在這經濟大不景氣之際,『有錢能使鬼推磨』,自然最能興風作浪;而藍營內部多「宿怨」與藍皮綠骨者不少,且自視老手,易被操作;白營成軍不久,應較清新,但經驗不足;難得信任。這將是執政黨不難起死回生、重行鞏固政權的重要條件。

然而,當前大局,烏克蘭的悲劇在前,為覆車之鑑;同時,民主政治之必須為「責任政治」,如果惡質的執政者,竟然能夠繼續執政,無須受到嚴正責任的追訴,這整個政治體制將失去其基本的存在價值。烏克蘭化的前景,絕不是我們的理想;責任政治的破滅,也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破滅,我們的社會之悲運,自此而墮落,將止於胡底!

因而,

個人看來,當前我們的島嶼政情,只有『在野大聯合』才有真正止跌回升的機會──一戰成功,才能讓整個社會振作起來!

我們的作法,應該以史實更正教科書,不只是回復舊綱要,同時切實地自我反省,痛定思痛──

個人看來,當年的韓流如何形成,記得韓國瑜是以批判國民黨而獲得全台韓流高漲,認為出現當代救世主似的;是「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才獲得全民擁戴的;但是後來總統選戰中,他已失去了那樣義無反顧的形象;這是所謂「韓流」如果誠懇反省,也應該部份自責的。這次的在野大聯合,應該也要展現義無反顧的自我批判,以深刻的自省以及打擊當前執政者的貪腐黑金、官商勾結為這次大選的政見。

直接推出全民調;各組人馬以總統、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方式提名。。。

趁著現在局勢仍然可為,以「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開展旗幟。。。這是個人的觀點。。。

當前我島內外的局勢已相當緊急,區區一個公民教師,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希望我們的社會能避開當前的悲運,敬陳拙見於此。。。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蒙古與伊斯蘭中國》讀後感 | 郭譽申

中國大陸識別出55個少數民族,與主要的漢族頗有差異,很引起筆者的興趣。[1] 是人類學教授楊海英走訪內蒙古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有關少數民族和伊斯蘭的田野調查報告。楊教授生於內蒙古,赴日本留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化日本國籍。

讀 [1] 後最主要的感想是內蒙古與西北的少數民族和伊斯蘭都很多樣而複雜,書中至少提到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撒拉族、保安族、東鄉族、土族等,因為這些民族裡至少有部份人信仰伊斯蘭教。這些民族過去大多以遊牧為生,但是現在多已改為定居,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區。有些少數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頗難分辨,能確定的是,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最初是在元朝時由蒙古統治者從中亞引入,當時被稱為色目人,有頗高的政治地立。

內蒙古與西北的伊斯蘭教分為老教和新教依赫瓦尼,老教主要是崇尚神祕主義的四大蘇非學派,底下又分成很多門宦(教團),如下圖。老教的每一門宦比較獨立,尊崇其教主和埋葬歷任教主的拱北。新教依赫瓦尼始於十九世紀末,主張「穆斯林應當追隨真主和先知,不認虛偽的導師與聖者」、「打倒門宦、摧毀拱北」。因此新教和老教曾有很大的衝突。

清朝後期的回亂(1862年-1873年)原只是漢、回間的衝突甚至屠殺,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然而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因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而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了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長期的嫌隙。

作為學術著作,[1] 的內容應該客觀中立,然而楊教授在書中卻明顯顯示他反共、反中,至少是反漢族,的意識形態。他自承「即使被中國的漢人研究者批評成『民族主義者』,日本人研究者批評成『我族中心主義者』,我也不會對自己的想法,做出任何改變。」

楊教授對漢族和中共有頗多嚴厲的批評,並且主張中國應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如果少數民族不想和中國這個國家、乃至所謂『中國人』的群體朝夕共處的話,也應該給予他們分離獨立的權利」。

歷史上漢族和各少數民族衝突、戰爭是常態,而中共確實曾經極左思想泛濫,反對甚至迫害宗教,然而這些都已過去,各民族不如團結合作向前看。考慮楊教授的故鄉內蒙古與外蒙古(蒙古國),內、外蒙古的自然環境差不多,內蒙古的人均GDP(2016年)達 11171美元,而外蒙古的人均GDP(估計2022年)僅5205美元,內蒙古的人民生活得遠比外蒙古的人民好。由此可見,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治理或許不完美,但是對得起內蒙古,而外蒙古已獨立多年,有什麼好?

[1] 楊海英《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文化,2022。

制度與人孰重? | 譚台明

不論中西,近世以來,都有過於迷信制度的傾向。如果是迷信制度,則人的品質可以放開,交給「自由」。蓋制度是主要的,是如來佛,人再自由也跳不出「制度」的手掌心,故可放心地去任性自由。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近代西方就盡可能地強調制度。譬如,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在其政治學經典名著 [1] 裡就提問: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在此制度被區別為兩類:廣納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的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郭譽申教授在 [2] 裡對 [1] 提出總結︰這本書「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如果依照「結果現象」來看,這書的分析是有效的。但問題是,符合「廣納性」的現象,就一定出自該書所認定的廣納性的制度嗎?而該書所否定的非廣納性的制度,就一定產生不了具有廣納性結果的現象嗎?這個「制度」及其結果之間的關係,顯然郭教授認為這書的作者沒有搞清楚,而一廂情願理所當然地採取了一種未詳細分析的武斷的看法。郭教授此一見解,十分精闢!

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是第一因。只有人來運作制度,而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規範住人。因此,貌似具有「廣納性」的制度,也有失效的時候;因為人可以「玩法」,玩到你從「法」的角度挑不出它的毛病。(也就是實質犯法了,但形式上就是不犯法。)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反過來說,貌似非廣納性的制度,也可能產生具有廣納性的結果,因為制度只是工具,而真正的決定者在於有權力運作此一制度的人。(不定是一個人、一些人、或一大群人。)

反過來說,如以「人是第一的」為主,則必然重視人的品質,則人就不可以亂來,所以就有了道德。然講道德,誰說了算?人們習於舊章,就必定出現冒充「有道之士」的「假道學」,嘴上說的頭頭是道,但實際上全不是那麼回事。中國道德學發展了六百年(由宋至明;若加上之前可視為道德學預備隊的隋唐佛學,則已上千年),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假道學氾濫,真道德不彰,人們厭倦了,所以道德失效了,於是人們轉而寄望於制度。如果制度又失效了,鐘擺只好擺回來,再度回歸道德。只是,依歷史的辨證,這次再講道德,就必須有一個更新、更周到的講法;必須比之前要進步一些。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1]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2012)。

[2] 郭譽申《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2020。

成也清零敗也清零 | 盛嘉麟

想當初中國的封城清零是世界抗疫成功的典範,如今那些當初抗疫失敗,躺平下來的西方國家,在死亡幾百萬幾十萬人口之後,反而沒事般的,以贏家的姿態開始指責中國的清零政策侵犯人權。即使日本韓國台灣地區都放棄當初的清零,紛紛投降躺平,反而成為正常的社會,相對於中國的苛刻反常。

這和政治制度有關,西方國家的多黨政治,頻頻選舉,雖然如今看來破綻百出,已成笑話,但是它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讓政治領袖及執政黨規避責任,而讓人民承受所有的災難,並且安全隔離國家及政府,免於顛覆瓦解。

因此美國防疫無能,新冠死了110萬人,貧富差距拉大,大城市街頭都是流浪漢的帳蓬,警察頻頻殺害黑人,引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會動亂。川普拜登及各州州長皆無須道歉辭職以示負責。因為總統州長皆為民選,號稱是得到人民的合法授權,一旦勝選,朕即天下,做得不好你們苦熬數年,下次選別人嘛。法國以前的黃馬甲全國長期暴亂,警察開槍打死了上百人,馬克宏無須道歉辭職,也是同樣道理,而且在2022年勝選連任,因為對手瑪琳勒朋是更可怕的極右翼。所以選舉制度的國家可以罔顧民意,胡作非為,人民只能忍耐幾年,乖乖等待選舉,或可換人換黨。發生天大的事,安全隔離的國家政府不至顛覆瓦解,不怕外國見縫插針。西方的政治只是一再如此,周而復始而已。

中國是共產黨專政,沒有選舉,執政的授權來自治國有方,必須維持經濟繁榮與人民的富足,必須維持國力強大與人民的安全,才能保持政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共產黨、政府國家,承擔了國家社會全部的責任。習近平對人民必須給魚給肉,滿足人民的富足生活,習近平必須精準扶貧,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疫情管控鬆散,多死了人,人民叫罵習近平;疫情管控嚴格,生活不便,人民也叫罵習近平。即使習近平長期的給魚給肉、富國強兵、掃除貧窮,只要稍有不滿,馬上翻臉無情,叫囂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不惜顛覆國家政府,無視於共產黨幾十年來,帶給中國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

習近平及共產黨為了抗疫,保護生命,容或執行上有讓人不滿的地方,但如此苦心的努力,我非常尊敬這樣的國家政府。這次引發上海的反清零「白紙暴亂」,為了一點清零政策造成生活的不方便,竟然棒打醫護人員,暴民甚至以手舉白紙標語,叫囂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讓我對這些人的翻臉無情,十分痛心,過份嬌寵的人民,非國家之福。

這次11月23日的反清零「白紙暴亂」旨在抗議聲援新疆烏魯木齊的大樓火災10死9傷事件,謠言傳出是抗疫清零使得大樓的大門緊鎖,居民無法逃出,外加抗疫清零的設施使得消防車無法靠近大樓所造成。儘管事後當地政府出示公告,說明並非事實,但是反清零「白紙暴亂」已經在上海、北京、廣州、成都、南京、杭州同步上演。

中國每年火災大約40萬次,死亡大約2,000人,為什麼唯獨新疆烏魯木齊的大樓火災未經查證原因,立刻引發六大都市同步響應?為什麼參與的都是手持同樣白紙標語的年輕人,叫囂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為什麼微信平台上出現百萬數量瘋傳的神秘文件?為什麼每個暴亂的現場剛巧都有外國記者等候拍照,及香港台灣口音的工作人員?為什麼上海發生在美國領事館附近、北京發生在美國大使館附近?為什麼傳出參與的年輕人原以為可以領到人民幣100~700元的報酬,因為有層層剋扣引起不滿?這都指出可能因為新疆二字可被利用的敏感性,可能有西方及香港台灣的NED、NGO組織在幕後鼓動支持,想利用中國人對清零政策的疲勞不耐,複製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事件,甚至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

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同於香港,暴亂在缺乏民意基礎的情況下,中國公安迅速鎮壓處理,「白紙暴亂」很快銷聲匿跡,公安逮捕了許多在現場指揮的,包括不少來自香港台灣的嫌疑人士,正在釐清微信平台上百萬計神秘文件的來龍去脈,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也證明了今天在中國搞顏色革命不再這麼容易,難怪「白紙暴亂」失敗後,美國的拜登、白宮發言人、國務卿都很快聲稱,美國不會支持中國的反清零民意,一反常態。

中國現在擔心的是一旦放棄清零,躺平下來,衛生專家估計中國可能要為新冠病毒付出 60萬~120萬的生命代價。習近平負擔不起超過百萬的人口死亡,即使現在 Omicron 病毒變弱,死亡率降低,習近平也負擔不起幾十萬的人口死亡。所以中國正在計算不同程度的清零,可以承受的死亡人口,以及降低對經濟的衝擊,三全其美的平衡辦法,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研究,才能逐步放寬清零政策。

因為沒有選舉投票的辦法,缺少了人民不滿情緒的出氣口,國家的大大小小事務,不幸不滿的事件,被過份嬌寵的人民,動輒都以習近平及共產黨是問,要求推翻暴政,不惜顛覆政府瓦解國家。西方國家更是見縫插針,煽起顏色革命,讓中國處於長期不穏定的狀態。譬如目前難以決定的清零政策,政府公佈了清零與躺平的不同後果,可否讓人民公投決定,讓人民自己來承擔投票選舉的後果,不要唯習近平及共產黨是問,同時斷了西方國家插針挑撥的機會。如果人民決定了維持清零政策,那就不要怪封控篩檢的不方便,如果人民決定了躺平,那就不要怪 60萬~120萬的生命損失。

選情中,一個退休教師的真誠呼籲 | 郭譽孚

我是個退休的公民教師,關心時政,由於理想的公民意識,並沒有固定的政黨歸屬。我常說自己是『中間選民』。

我長期關切台灣史,對於當前的選情,有如下的建議──

應該補強我們社會對於過去新竹與桃園甚至嘉南地區重大史實的在地關懷。

補強的方式,是除了向平素盡心盡力在桃園、新竹與嘉南地區的文史工作者,例如,桃園農田水利會黃金春會長與共同發表「百年迷霧:桃園大圳的設計者是八田與一?」研究調查的元智大學講師林煒舒、助理教授李曉菁,向他們致敬外,建議這三地區的候選人,應該一起支持並投入下面這個重要的歷史議題。

一、對於1907年公開的「北埔事件」,主角蔡清琳只是個市井無賴嗎?

我們應該查明當年我們先民發動的「北埔事件」,為何在日本當年所公布的官方資料中只見到如今日選舉般的抹黑抹紅?只是強調──

新竹廳下,月眉庄的蔡清琳是一落魄無賴,為拉高其反抗官憲的氣勢,虛報清兵將來襲而集合嘯聚隘勇數十人,在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夜,發動其暴行;次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郵便局長等外警部補以下十八人、……被屠殺。……」

而警方的調查則強調該案只是「市井惡漢蔡清琳在失戀和生活發生困難之後,假光復台灣、重歸大清之名,煽動無賴惡漢起事,想要趁亂掠奪財物,再躲到華南去……」[1]的小匪亂──以至於後來我島上竟然出現這樣一類大力抹黑的說法──「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男婦老幼57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之類?

二、1945年,官方的「北埔事件」真相

為何我們主流學界從來沒有關心1945年1月,日本官方印行在「台灣小史」中的真相?

在那本官書中,對於三十八年前的北埔事件,是如此描述的──

「……流浪在新竹北埔地方的無賴之徒蔡清琳,私淑朱一貴,想成為鴨母王第二,號召同志四百餘名,自認領袖。於明治39年3月,在臺北廳新店莊,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 」

其中直指該事件,不只是曾開會於台北新店,策應的規模廣及於「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這哪裡是過去所揭露的「小匪亂」?原來是被當時的日警大力掩蓋了嗎?──難怪當年主持鎮壓的警視總長大島久因此功勞乃能夠排除後藤派系的競逐,在後藤系的祝辰巳病卒後,出任民政長官。

三、當年建設桃園大圳的意義

一〉關於過去北埔事件的規模

過去我們總以為該事件的規模只在北埔附近到新竹,只是少數隘勇與原住民呼應蔡的號召;如今,我們發見了由新竹、大溪、中壢都在起義的聯繫範圍內,甚至可能到台北廳的新店庄,只是當時我先民聯繫失誤沒有配合上的話,是否桃園大圳的建造,就可能和嘉南大圳的建造一樣,有著官方對於革命起義,表現為「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報復意義。

二〉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共同點

它們的所在地,主要都是我先民曾經因民不聊生而起義的地區;兩個大圳在殖民統治下,都是過去我島上所無的「公共埤圳」,過去我島的埤圳大都是民間集資自力開闢的,沒有公權力介入;而這兩個大圳則是官方提議出資,民間樂捐而受官方管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戶必須接受維護水道的義務。如果水道易於淤積或損壞,農民就等於被咬住了,不斷出血。外表看來有水真好,但是啊。。。

剛好,兩水源區都是多砂的地質;往後我島民必須喘息在除淤與維護水道的沉重義務下──在我們這多地震的島嶼上。    

四、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史實

桃園大圳開工於1916年,嘉南大圳開工於1920年;兩者開工之初,都少見報導;

前者完工於1928年,後者完工於1930年;它們先後完工後,我們都可在報端看見它們發生問題的報導。。。

關於桃園大圳,我們可見到如此的專業批判──

水路中的隧道,長15,800公尺,地質軟弱,並且包含地下水,故工程非常困難。開鑿時,細沙和水一同流出。1927年,第三號隧道的一部分,拱門的磚塊,因土壓和水壓而脫落,土砂把隧道埋沒。……」[2]

以及民間的如此批判──

「幹線所在地的地質概屬沙地,工事上是很不容易著手的。當時國庫支出750萬的費用,比別地方築得加倍堅牢。可是經過沒有多時,便就潰壞了。今後要修理到完全的程度,同組合員們恐怕是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倘若以暫定的程度,草率從事,又難保不再潰壞於不旋踵間。……據老農們說,在當初要開鑿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但技師的計畫,總用不到小百姓的說話去做參考……今已悔之莫及了。[3]

當年嘉南大圳的工程,神保技師報告稱其地質,「微有土砂崩潰之虞,是以貯水池恐致逐漸減少其程度。」[4],顯示與桃園大圳相類。

但其開工當時,正在我島社會運動興起之際,因而,往後可在「台灣民報」上看到民間的怨訴就更多,例如「台灣新民報」的「社說」上就有如此的批判──

到了竣工的今日,雖輪到給水之年,也沒有可增收的,至於沒有給水之年仍要白納水租,哪裡有可增收的道理呢?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用長物呀。[5]

這回的地震……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嘉南大圳烏山頭貯水池,該地的堰堤,因此陷落三十間,而池面的荒浪,起了六尺高,……又該池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現在大圳當事者,正在積極調查中。」[6]

尤其,1932年,當官方提出台南與高雄間的二層行溪的水圳計畫,受到地方強烈的反對時,其理由就是認定嘉南大圳對於農民言是失策的;該新聞標題為「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7],其內文則歷數完工後水量不足,強制三年輪作使地主與農民狼狽不堪,倘若完工,當地地主與農民必將如嘉南地區農民之不幸。

五、餘音──當代我島民應有的反思

一〉深入的本土化之必要

我島呼喚本土化,甚至執政者自稱是最本土化、最愛台灣的政黨,但是,事實上呢?花了多少功夫在自己的這塊土地與其歷史的血脈上?

就以本文所及的,由1907年的北埔事件到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我們的執政黨與其主流學者是怎樣描述的?除了跟隨殖民者的說詞宣告之外,有多少自身的主體性認知,與由於主體性認知而提出的批判?上述所及的批判,不重要嗎?

只要跟隨前後兩殖民者,就是我們社會發展永遠萬靈丹般的奧秘?

本土化啊,魂兮歸來。

二〉關於八田與一與桃園大圳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我島上由於日本作家古川勝三之誤導,在其所惡質著作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原名,「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中,用了足足兩頁多的篇幅,虛擬八田如何在下村長官的欣賞下,離開了原來由他設計的桃園埤圳工程,然後奉派負責嘉南大圳的探勘與設計。這個描述欺騙了所有的讀者[8]

史實中,桃園大圳的真正的設計者是韓裔日人張令紀;因為,在桃園大圳進行測量到完工的階段裡,八田與一都在台南水道工作[9],直到1919年才調去規劃設計嘉南大圳。張的職務則自1908年12月,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起,負責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其任職工事部九年期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台南下水道是與桃園大圳同時進行著,卻性質很不同的重要工程;不可能由一人同時負責兩個時空;因而,日本作家對於八田的想像,在史家的眼中應該是「欺騙」。

1908年12月,張令紀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已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任職工事部的九年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1917年4月,大圳工程初進入執行階段半年時,因技術困難障礙,他被派遣到歐美各國踏查、學習先進的水利工程技;他1918年11 月踏查回臺,接受《臺灣日日新報》專訪時,竟全沒談論與水利工程領域有關議題,而是分享親身經歷美國的民主自由精神。這個殖民地的兒子。

可能正是因此,後來他雖為大圳工程鞠躬盡瘁,但很少受官方提及。而作為晚輩的八田與一,遂逐漸僭越地成了桃園大圳的設計人。

三〉關於八田與一,古川還有多少欺騙?

古川的大作,其中有多少的「想像」?「想像」通常只能是文學的要素,然而,古川的大作卻能夠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讓人以為書中所及都是史實似的。由張令紀的故事讓我們不免懷疑其書中還有多少欺騙?

該書原名為「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其中描述它們家族在早年就由於信仰而對其藩內的農民懷抱著深刻的同情,由此導引出其對於我農民似有著偉大的關懷;然而,就我們對於日本史的理解,八田所屬的金澤藩,是當年最能逢迎德川幕府的大藩[10];而就所知,德川幕府對於農民的態度是接近日本大儒山鹿素行其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的觀點,如果金澤藩總是識時務地迎合幕府的觀點,那麼古川在此所說「佛前一律平等」,其對於農民的同情,就像當年天皇對我先民所說「一視同仁」,應該就只是「欺騙」?

此外,該書中描述八田的豐功偉業似乎鉅細無遺,何以對於我們前面提及,民間曾經表現的所有憤懣不滿,都沒有提及?同時,對於1930年兩次中型地震就把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堰堤震損達55間〈330呎〉的重要史實,完全沒有提及?這是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的通例?還是如大哲學家康德所稱,「說謊者知道全部理由,但是他並不把全部理由都說出來」;所以古川作家,就沒有說出來?

最後,真正關切我島本土化的、愛台灣的我們,是否應該深入追問在古川的大作中,到底還有多少的文學想像,暗藏在該學會的所謂「著作獎」中。。。


[1] 「清琳在明治33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6個月罰金20元,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10個月,監視6個月,仍不悛改,36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台灣之水利問題」,日名,「台灣農業土木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著,于景讓譯,台灣銀行研究室,頁18。

[3] 「桃園圳幹線潰壞  三月間點滴不給水  計畫失慎修理太難」,台灣新民報,1931.6.20。 

[4] 「日據下之台政」,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省文獻會,頁766。

[5] 「社說  台灣二大工事  嘉南大圳水量不足  明潭電力有餘」,台灣新民報,1930.11.1;此外,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嘉南大圳三年輪作  又是官僚的辦法」〈1926/2/7〉「三年輪作的罪惡  犧牲農民的生命」〈1927/8/1〉……「組合只懂收水租  哪裡管稻田無水?」〈台灣新民報,1930/9/6〉「橫逆的嘉南大圳  無水也要水租」〈10/4〉「嘉南大圳區域內  地主七倒八苦」「大圳哀話  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  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  無理的受剝  何等悲哀呢?」〈11/1〉……等等都是。

[6] 「台南州下  起大地震各地被害頗巨,「台灣新民報,1930/12/13。

[7]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8] 據稱,「在1989年在日本出版的該書,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直木賞的殊榮,自此以後有關八田與一設計了北台灣第一大圳「桃園大圳」的說法,不斷向外擴散,台灣與日本的文學界、新聞界、學術論文,凡是提到桃園大圳,都必須加上「八田與一設計」,並引用這部以小說體裁所寫的書。」引自林煒舒/《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顧問、元智大學教師

[9] 在八田的履歷中,1910年,東大畢業,1911年來台,1916~1917年間,雖似有一段空檔,但1916年10月,八田為衛生工事系技師,擔任台南水道設計主任;1917年7月,他仍在該單位。衛生水道與灌溉水道,工程性質不同,應不可能任意轉換設計人,然後又回復原單位。

[10] 前田家領導的金澤藩,也就是過去的加賀藩,在德川時代能仍以「辨大局、識時務」著名,而維持著自身在時代中的地位;獲得封祿達百萬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