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家族新論─由日殖台灣史上被忽視的史實考察 | 郭譽孚

回憶上次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之時,我曾經為連橫,甚至連震東寫過一些相當同情他們的文章,同時也批判過與連勝文對壘的柯;當時我以「應友人之要求,嚴肅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為題,寫過一系列批柯的文字。

如今,此文我竟然好像是專門為柯辯護;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希望讀者平心靜氣地與我根據史實一起思考。。

以下是個人針對關於柯文哲的六個重要問題的就事論事──

第一個問題──關於柯的家族背景,被指其家族在日殖期間曾經改為日本姓氏,是皇民化家族,是與李登輝相同類的老皇民。

第二個問題──確實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在1943年曾經獲得日本內閣敘勳,然後又獲得拔擢為新竹州女子高等家政學校校長;其中理由為何?何以似乎受到破格的重視?是否有出賣我台人利益或為虎作倀的情況。

先看這兩個問題,那都是真的嗎?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接受民間合理的懷疑,我們就已如此的態度來質疑以上兩問題。

首先,其一,柯世元確實曾改名為青山觀也,其二、柯世元確實在1943年獲得日本內閣的敘勳,並獲得派為該校校長;所以該兩問題之提出,應都是合理的懷疑。然後研究者試圖解答。

 就先以這「改日本姓氏」言之,根據個人的探索,在1943年新竹州官方的「新竹州報」刊出的官方敘勳資料中,出現的名字還是「柯世元」,如果他早就改姓為青山氏,該敘勳資料中豈不應該以「青山觀也」刊出,怎會使用柯世元三字!

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柯世元之改姓名應該在1943年之後,大戰將結束之際,也就是在皇民化改姓名運動施壓之四年後才在日警的威壓下改了姓名。因此,1895年出生的柯世元的皇民只當了兩年左右,而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則已當了12年皇民。

因而,網上常見將柯世元等同於1929年,早在皇民化運動的近十年前就已經改姓名進入公學校、父親是刑警、家中賣鴉片的老皇民李登輝,絕對是錯誤的類比。

其次關於敘勳與是否破格出任校長的問題;

我們所探究到的史實是當年確實重視公學校教育,除了因為一般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同時由於我台籍教師頗受歧視待遇,能夠堅持教育工作者不多;所以柯世元雖只是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教師,但是柯自1924年就任教職以來,至1943年剛滿二十年,已合於當年內閣的敘勳資格;我們理解了當年該教育體制,應該不難解惑。

而看來類似的質疑,對於柯世元獲得派任校長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可以只由體制來考察的;應該充分掌握時代的背景與柯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史實中,1943年受敘勳的近兩年之後,1945年4月,獲得派任校長;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正當日人由於過去八年侵華中的兩次重要的敗績,而不能不收拾起幾十年來其衊視我島人為「清國奴」的心態,開始放下其長期的自大心理,而對我島青年開始徵兵,需要拉攏在地地方勢力之際。

柯氏家族當年的社會地位,除了持續了二十年地方教育工作外,原來柯氏家族還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重要領導人;而齋教就是1902年前後曾經成功引領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宗教團體;

這時任命柯氏為校長,除了柯氏家族的上述背景外,原來,其時日人除了被軍方徵召與轟炸中死亡以至於日籍教師極為缺乏之外,就所知,當時據稱有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大學教授已經感受到戰敗的氛圍,因預想到殖民地人民的報復,因而已經開始先找機會離開我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台籍教師乃很有被晉用的機會。這樣的史實,是否能夠增進質疑者的認知?過去我們的台灣史教育中,缺漏了多少重要的資料?

第三個問題──柯氏家族財富的由來?

第四個問題──柯氏家族在當年有支持蔣渭水嗎?

這兩項質疑,粗看起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公眾人物的資產來源,是否正當?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信口開河,其實只是為了騙選票,否則將來很容易產生髮夾彎?

對於第三個問題;前述,我們提到柯世元的父親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領袖,而柯文哲自身也強調過不只是他的父祖甚至他個人都有誦經的習慣,甚至其家族還常會有出家的念頭;因而,才會在市議會與議員發生對拚背誦心經的趣事;這都顯示它們家族與齋教的淵源,至今仍然真是頗深的──這是我們而今可見於網路資料的。

齋教的特性是很世俗化的、准許在家修行,當年很受傳統士子歡迎,被稱為士子的佛教;由此看其家族的家產,當年士子絕大多數是地主階級,主持地方的齋堂,通常都是擁有相當地產的虔信者,其從眾也可能有志願捐出產業者;在日殖晚期我島工業產值曾有超過農業產值的現象,但是整個社會主要的人口還是農民占大多數,土地仍然是社會財富的表徵,這應該是當年很自然的社會本質。

由當時齋堂長期在地方上主持各種善行活動,今天我們的研究,除非有相當足夠的證據,否則似乎不應該被當作罪過來批判。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社會開始考察柯文哲今日創辦「台灣民眾黨」的理念,是否只是一時利用其價值,因而合理地提問,柯氏家族當年是否支持當年著名的蔣渭水?這顯然是一個合理而重要的提問。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沒有柯氏家族與蔣渭水直接聯繫的資料;事實上,當年日殖時期日警對於政治活動管控極苛,通常資助者都不願留下資料,所以若有直接聯繫,應該非外人所能知曉──據稱當年富家大族中重要的反日政治活動往往有「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之說。

不過,我們研究所見的史實,前面提及柯氏家族是新竹地方齋教的領導人,還提到1902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曾讓殖民當局害怕,大力打壓的史實。

現在我們要指出,降筆會戒菸活動原來起自宜蘭,是宜蘭人由對岸廣東引進,新竹人曾來宜蘭學習,但技術不佳,才另派人去廣東引進,而後大發展的。該宜蘭降筆會的主要主持人是蔣渭水的啟蒙師張鏡光秀才與張的岳父李望洋,曾經任官甘肅,退休返台;不只於此的,蔣渭水還在該運動期間曾經擔任降筆會的乩童──據稱蔣在19歲進入醫學校以前,都還常應邀擔任該工作。也就是外界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齋教同道中應該是有某種關係的。當然,我們仍然沒有證據。

不過,由柯文哲早年會在繁忙的醫務之暇,不多照顧家庭而埋首研究蔣渭水之事蹟看,或許柯家族中留有若干可能引起柯醫師好奇的口頭或文字資料,也未可知。例如,如果家中長輩談起「青山」此姓,佐以我中華傳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隱忍觀點,或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塑佞臣」的硬頸觀點,再以蔣渭水建立「台灣民眾黨」的典型為例,來訓誡子弟;如果真的沒有明顯的證據,那麼我們該說是怎樣的關係?確實此問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

第五個問題──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體性

似乎為了徹底批判柯文哲,乾脆引進日本學界與我島主流學界強調「大正民主時代」與文官總督的觀點;認為蔣渭水主持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都是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文官總督帶來的「恩澤」;於是以上兩大團體對於我島主體性的價值都大打折扣,柯所欲透過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而標舉的主體價值自然都受到相當的打擊。

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史述中,為了充分自我肯定,早有所謂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別;純粹者強調史述是否傳達了真相,應用者強調該史述的功用;當年總督府的史述,重視的是治績誌;就是當政者完成了多少天皇所指派的使命?絕非人民需要什麼。在怕丟臉的情況下,其惡跡與失敗往往秘而不宣。例如,前述文官總督時代,正當我島1915年的噍吧哖革命事件之後,當時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其發展已達到中部與北部,其公開的六大革命理由,充分顯示了統治者的失策。

對此民間的反抗事件,官方對其並不真實究責。其後卻製造「非武力反抗」暨「近代反抗運動」一詞,把缺乏武器的所有反抗者,特別稱為「非武力」反抗,同時以「近代」兩字描繪而肯定之。暗示以「武力反抗」是落伍的,「非武力反抗」才是「近代的」。而1920年代初,我島上的台灣文化協會,就被納入這樣的概念中,被視為在日本大正民主浪潮中,文官總督上台時帶來我島的「恩澤」。

其實,就時序言,該起義雖未成功,但該六大理由中指控教育「奴化」與「愚化」的專條,已逼使當時學務課長不能不主張稍作開放狀,規定教育經費不可如過去浪費在校舍門面上;同時,連續兩年,過去從來所無的,總督府對地方官吏提出「必須嚴守官箴」的訓示;那是我先民余清芳等的偉大犧牲與起義中其對日人殘酷報復的結果,使得當局在以大屠殺報復我先民之後〈事件後,台南廳的農業人口消失了20萬人〉,其新政不能不小心將事。

面對我先民如余清芳等義烈的犧牲,東京雖然在1918年派來以嚴酷著名的明石憲兵司令為其時最後一任武官總督,而他也必須在教育上強調必須要以「感化」來對待我先民。

換言之,「大正民主」雖確實正當其時,但是歷史之發展,無論後來著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之能夠出現,絕非僥倖所能獲得與維持的。

第六個問題──柯文哲的民眾黨究竟有無中心思想?

論者高揭皇民家族之惡名,指其推崇蔣渭水而成立台灣民眾黨的作為是欺世盜名;批他說話有時直言無隱,有時恍恍惚惚,是沒有中心思想;是否這位市長,真的沒有中心思想?

但我們研究歷史所見的史實,卻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某種傾向;那是我們再來考察前面提到柯氏家族的齋教背景所見。

我們在此要指出原來當年的蔣渭水也有齋教背景,並且是前述當年降筆會運動蓬勃時,曾擔任過乩童,目睹民心向背,社會進步卻如何被當局窒息;故蔣應該是一動心忍性、任重道遠的反抗角色──若非齋教背景者,恐很難想像──能說講沒有中心思想嗎。

而更早的革命志士余清芳則當時擔任的是陪伴日警進出齋堂的通譯,由另一身分親見日警如何扼殺該戒吸鴉片運動;後來主持西來庵,暗圖起事者。

另一可能影響於柯的史實,是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其發生地正在柯曾祖擔任齋堂主持的新竹寶山地區;其領導者蔡清琳在1902年前後,也曾經擔任日警與日本律師的通譯;蔡應該也曾親受前述該時代的洗禮。其事蹟當年雖頗受日人封鎖扭曲,但在新竹應該有不同的事跡,暗自流傳。〈1945年,官方出版物「台灣小史」中,才透露了北埔事件發生之前,起義者曾在新店庄聚會,這是一般資料中所不見的;故我們可推知應該另有事跡,暗自流傳,可能啟發後人〉

這位柯文哲早年何以在醫事繁忙之暇,不知陪伴家小,卻研究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個人看來應該是其家族齋堂信仰與上述台灣歷史之啟發而自然形成某種「兩岸應該合理交往」的中心思想吧──

最後,關於個人對於柯文哲的觀點,何以與過去頗為不同?在此願意簡單說明。

那是因為過去我沒有讀到柯氏家族與我島齋教的深厚關係,而犯下了錯誤;是讀過他家族與齋教的淵源,再透過我對於日據初期齋教降筆會運動的理解,使得我有了修正自己的機會。

最最後,謹此向主張兩岸合理交往的連氏家族與柯氏家族致敬──基於以上研究,無論未來,藍白或是白藍之間,合與不合;探知上述史實的我,都願意誠懇地向相當理性的他們致敬。

附筆──可能過去台灣史著作中,對於日殖時期齋教降筆會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最完整的介紹,就在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中──不見於他書。

2000年前後,個人在北市實踐國中代課期間,在「認識台灣」課程中,講述該課外的降筆會偉大史實時,學生都聽得十分振奮;我想該一面向的認知,對於理解柯市長,應該是一重要的背景;歡迎關心未來時局的各界高明,不吝賜教。

一個公民教師的自我檢討與期許 | 郭譽孚

終於弄懂了,原來自己過去弄錯了。。。

大概所謂民主時代,其主要的設計,就是「人民作主,政府協助」;

所以,就難怪每個大總統與行政院長薪水很高,卻都很涼快,只負責協助;

主要的工作是指揮網軍1450,聽說行政院長說叫做『小編』,做好大內宣與大外宣;還有在立法院裡,努力振奮人心地製造『世界跟不上台灣』的發言稿。。。那是它們最忙的工作。。。

也因此──

人民的痛苦,人民自己不只要知道,還要弄清楚,然後要記得通知政府;

沒有通知,或者政府沒聽到,或者政府誤會了,

人民有責任大聲、大聲再大聲,積極地溝通、溝通、再溝通溝通,

政府聽到了,還要一次次解讀正確了,就一定會協助人民了。。。

這是我這個公民教師,最近所深刻體會的;很慚愧,誠懇地反躬自省──過去我當公民教師,從來沒有如此正確地講解我們民主制度的這一精髓要義──

『政府是協助人民的,人民要口齒清楚,要確定讓政府充分理解了,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協助;沒有得到協助,怎能任意怪罪政府呢?』

以後,我們公民教師都應該自我反省,努力向學生們剴切說明,

要不嫌辭費,不嫌嘮叨地向學生再三說明,

以使自身能作為學生將來進入社會之後,可以一代一代更有耐心地向政府說明自身感受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地,尋求其寶貴的協助,也就是我們自身的努力將能成為他們未來向政府表白時的良好的示範。。。

您的愚昧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的深度自省與努力自期

兩岸統一才能解中美矛盾,邁向世界和平 | 謝芷生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強大。這一則是基於西方人的民族優越感,不甘願被過去受其欺凌壓迫的,尤其是非白人國家,所超越。一則是怕中國強大後,會挾怨報復,找他們算舊賬。印太國家中也有部分,例如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不希望看到中國實現統一。

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尚且不易建立,更何況要複雜得多的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呢? 人類的相互猜忌,互不信賴,是人類最大的弱點與不幸。若有一天,人類真會走向毀滅,導致世界末日,那麼此項弱點大概就是導火線了。

人類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深知戰爭的可怕。為了避免可能導致相互摧毀的戰爭再次爆發,人類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他們想出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儘量吸收各國加入為會員,通過相互制約的公約,要求會員國放棄,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於是先後有了一戰結束後,於1920年1月巴黎和會中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以及二戰結束後, 於1945年10月在舊金山成立,總部設在紐約的聯合國。

國際聯盟有先天的缺點,例如歐美國家不肯放棄帶有種族歧視與壓迫的殖民地;英、法挾其戰勝國地位,對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對其壓制,激起德國人民的不滿, 給希特勒有了利用民粹登高一呼,贏得德國人民支持的機會;以及未能公平對待各會員國,如1919年巴黎和會中,列強無視中、日同為戰勝國,而應日本要求,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激起了著名的“五四運動”等。這樣的國際組織根本無法發揮其所揭示維護世界和平的宗旨,於是當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與史達林共同瓜分波蘭後,遂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國際聯盟就名存實亡了。

面對國聯的失敗,人類尚不氣餒。因此二次大戰結束後,如前所述,又於1945年10月成立了聯合國。聯合國是否能記取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莫重蹈覆轍,值得觀察。若欲避免造成國際聯盟失敗的主因,即大國未能遵守國際聯盟的宗旨,使其維護世界和平的功能無從發揮,則應警惕到,是否今日的聯合國亦將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呢?

美國雖為聯合國重要發起國,但對聯合國的能否繼續生存,卻成了最大威脅。原因是美國一再帶頭破壞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與宗旨,尤其鑒於發展中國家普遍覺醒,不再受其擺佈,繼續充當其橡皮圖章後,就越來越不願遵守聯合國的相關規定了。美國往往自外於聯合國的規章制度,另搞一套,尤其在對抗日益強大的中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問題上,以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聯合國的存在價值,在於它能否繼續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功能。在這方面,中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日益強大的中國,已成為維護聯合國憲章,維護世界和平正義,對抗美國霸權主義者最重要的國家了。

美國對聯合國的成立,以及對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宗旨的確立,功不可沒。一般多說美元、美軍與美媒,支撐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但在他們後面,則是以軍工企業為主的大資本家,因此主導美國國內與國際政策的就是這些軍工企業主。中國若能影響他們,使其願意重新支援聯合國憲章與宗旨,則中美就可成為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夥伴。能夠辦得到嗎?

中美間原無不可解的矛盾。中國並無與美國爭奪霸權的意圖,不會構成美國的威脅。只要肯深入研究一下中國的歷史文化,美國就可釋懷了。然而中國卻很在乎,美國長期破壞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因此只有當兩岸實現統一後,中美間的矛盾才能最終解決,也才能邁向世界和平。

疫情真相?如此自行宣告就完成了歷史? | 郭譽孚

大家還需要辯論這次疫情的真相嗎?

哪一種真相最為雄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

掌控了五院、掌控了媒體、掌控了網軍

掌控了八一七、掌控了大內與大外宣的「世界都跟不上台灣的全球優勢」;還有美國爸爸、日本大哥哥的兩大世界級霸權可以倚靠。。。

哪個地方政府贏得了它們,『真相』當然是它們說了算。。。

只是太巧了,好像是老天爺,由耶穌到釋迦牟尼與阿拉與各地的薩滿們

與我們舉頭三尺的各種神明,都不喜歡、厭惡它們那種謙卑溝通的虛偽、傲慢與鴨霸。。。

因而,無須學問的,就讓我們看我島各地火化的黑數那麼多,那會是各地的火葬場被哪個顏色的地方政府操控了嗎?

中央政府豈不應該嚴辦地方的造假者!

然而,因為火化數是不能蓋牌的啊。。。那麼悲哀的、我們全台沒人負責的真相。。。是不同顏色的各地方政府默契著?還是中央統一蓋牌呢。。。究竟真相為何?

就像是日殖時期官方都努力年年宣示各種成就,人民生活進步,但是真相如何?

我們卻可由其所公布的「台灣人歷年平均死亡人年齡」,發現其真相。

那是從1908年起就開始逐漸盤旋下降的,那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盤旋下降到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1939年那產業最進步之年,也只有22.7歲;該數據顯示了日殖時期我先民生活悲慘的真相;那是日本警方不可能造假、死一個人登記一次死者年齡的數據──由於,早有出生年月登記,沒有人能夠為死者低報歲數的。。。在產業大進步中,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卻沒有很明白的增加啊。。。

今天指揮中心統一公布的疫情卻顯然與各縣市火葬人數差距不小,然而火化場的數據,應該不會是假的呀。。。

誰那麼無聊製造該數據,建議五院一起查明,還給中央指揮中心清白,同時以安民心。。。無論藍綠,嚴辦虛報的業者。。。

否則,請公布真相。。。

研究台灣史地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29軍大刀隊真的那麼神勇? | 賈忠偉

在舊有紀錄中,發生於1933年(民國22年)3月之長城戰役,其中有一段關於大刀隊突擊日軍的戰役記錄:

3月11日,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第37(師長為馮治安)與38(師長為張自忠)兩師合組的500人大刀隊,在第37師的109旅旅長趙登禹旅長與第113旅旅長佟澤光的率領下,分成左右兩翼,乘雪夜迂迴至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及狼洞子及白台子日軍陣地偷襲,不但摧毀敵砲兵陣地,還殲滅服部砲兵大佐以下步(兩個聯隊)、騎(一個大隊)、砲兵等千餘人,並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砲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但出擊的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中國大刀的威力讓日本人大為震驚。以致當時《朝日新聞》稱:「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但對抗戰史有深入研究的姜克實教授(大陸復旦大學碩士、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日本岡山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退休)仔細分析了現有中日兩國的史料,以《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為題,文中提出了許多與以往不一樣的看法:

◆中國方面的記錄

在喜峰口作戰中,日軍方面史料共記錄了中國軍於10日凌晨、11日凌晨、12日凌晨的三次夜襲。第三次,即12日凌晨的營房,三家子襲擊,是今日宋哲元29軍大刀隊神話的原型。第二次夜襲規模小,又沒有建樹,所以中方的史料彙編《灤東及長城作戰》中只提及到3月10日,和12日兩次。初次夜襲發生在10日凌晨。地點在白台子(喜峰口東北約4公里)附近。先看國軍戰史叢書第13卷《灤東及長城作戰》中的記錄。

9日入夜,接到第一關門東部長城線陣地失守的報告後,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於23:00,向趙登禹發出如下指示:

一、已飭第110旅兼程增援。

二、該旅長應即設法將喜率口東北長城之敵驅逐。

三、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

關口東部第一長城線建立在陡峭的山脊頂,不僅正面(北)艱險難攻,背面(南)更難接近。混成第14旅團長服部兵次郎在記述正面攻堅戰時描述道:

「…城壁後方(南)是百尺絕壁,(在日軍的白刃猛攻下)守軍中或膽小者跳崖自殺,或勇敢者格鬥至最後,化作日本兵槍刺之血鏽」。

可見此第一長城線的南面比北面還要險峻,一旦失守後,只能從長城線兩側出擊,不可能再從正面(南側)奪回。翌10日凌晨對白台子日軍後勤的夜襲,即趙登禹按馮治安師長「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的指示,部署的一次夜襲作戰。下面是《灤東及長城作戰》對夜襲戰鬥過程的描述:

趙旅長基於右令,即令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部於10日1時出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經白棗林向白台子攻擊,令孫團附率第2營於10日1時30分出潘家口,由藍旗地渡河,向蔡家峪攻擊。第1營於1時30分佔領白台子,將敵退路截斷,並焚毀敵行李車輛,敵倉卒應戰,死傷甚為慘重,第2營亦佔領蔡家峪,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仍各循原路退回長城以南。計此次斃敵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我陣亡趙柄榜、來發俊等6員,傷官兵百餘人。

此記錄問題甚多。筆者(姜克實教授)分析,文章中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兵出擊白台子的部分是事實,其出擊路線(長城小路),時間(凌晨四時),作戰對象(大行李部隊)等,基本能與日軍記錄吻合。但之後的作戰過程敘述部分不然。特別是「斃敵數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的戰果部分。應是作戰部隊的虛報。作戰不利退回,如何計算斃敵數字?

問題還在於另一路由孫儒鑫副團長率領出擊蔡家峪(白台子西北約2公里)的第2營,其行蹤不能在日軍記錄中確認。且蔡家峪第2營若按趙登禹前述命令,可確定被部署在鐵門關(喜峰口東8公里)附近。從周圍地形看,出桲羅台方向迂迴至蔡家峪(東迂迴)是近道,僅十公里內。為何遠道友軍地域潘家口後(按部署潘家口為218團接防地區),至藍旗地越過山險進行西迂迴?此段距離不算起伏也至少有20公里以上。23時受命後始作出擊準備,翻山涉水20餘公里,即使能趕到蔡家峪,也無法與發生在「1時30分」的王崑山營白台子夜襲戰呼應配合。況且按日軍記錄,蔡家峪及其北部山地根本無部隊存在,恒城子以西也沒有日軍部署,並沒有任何實行此迂迴的必要。所以孫儒鑫的迂迴部隊「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之敘述內容很難理解。筆者判斷有兩個可能,一是編者將11日夜,大刀隊三家子夜襲的內容,錯誤地和10日白台子夜襲混到一處。二是若真是從潘家口出發的經過藍旗地迂迴,到達蔡家峪附近時間應在天明以後,即日軍記載11日午前9時,在桲羅台附近用機槍騷擾旅團本部的小部隊(日軍負傷一名)。

◆宣傳冊子《長城血戰記》中的描繪

今日流傳的抗戰故事中第一次夜襲白台子的內容,並不是來自真實的戰史記錄,而都來自其後為了宣傳的媒體版《長城血戰記》中《五百大刀隊殺敵一千餘》一節內容。下面是其具體內容一部。

……當王團(應該是指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部)行抵喜峰口時。敵軍第一線。已在口內北左方之老婆山頭布防。馮治安師長。…挑選大刀隊五百名。於傍晚時。袒臂爬登絕壁。向敵仰攻。…出其不意。潛登山頂。揮刀亂砍。…千餘敵人。被砍殆盡。遂將第一道防線克復。我方頹勢。賴以挽回。而此五百健兒。得生還者。亦僅餘三十餘人而已。

是晚各部隊。集結於喜峰口。…復於當夜十二時。派隊夜襲敵營。…猛擊其第二道防線。復斃敵千餘。敵人所占得之左方山頭。遂被我軍搶回。

前段是描寫午後的長城線奪回戰鬥,後段是夜間第一次白台子夜襲。都是前述戰史記錄的發揮(宣傳)。此書(《長城血戰記》)完成於戰鬥結束後約3周的1933年4月1日。有兩個版本,主要背後編輯人是西北軍馮玉祥系統的北平東方學社孟憲章(1895~1953,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可以說此書,正是之後各種大刀隊傳奇故事的原點,屬於抗戰政治宣傳和為二十九軍募捐的材料,內容幾乎沒有真實之處。諸如喜峰口之戰日軍「總計被俘虜及死傷者在萬名左右」,「每夜至少砍敵日軍千名以上」(朱慶蘭文乞助捐款文章)(2頁)的內容,或至今仍膾炙人口,出現在各種抗戰故事,史書中的如下描述等,都初出於此書。

「二十九軍。以太古式之兵器。大刀。竟將…具有最新式武裝飛機。鐵甲車。唐克車(坦克車)。及完備之運輸系統之賊兵。殺得累屍萬餘。血肉狼藉。即其本國報紙。亦所謂「明治大帝造兵以來之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歷次戰役戰勝攻取之聲威。均為宋哲元剝削淨盡」(《長城血戰記》)……

◆日軍方面的記錄:

(a)「混成第十四旅團戦闘詳報」:

(10日)午前五時敵部隊約百名,由長城方向沿小路來到恒城子對我先遣隊大行李進行突襲,交戰40分後將其擊退。此戰鬥我(日)方死1,負傷7名,敵遺棄死屍50具。

(b)「混成第十四旅團司令部陣中日誌」:

本日未明敵兵約200名,越過白台子附近長城鞍部入侵,襲擊了恒城子附近松野尾先遣隊大行李。敵我展開混戰。不久向喜峰口前進中我第一中隊主力到達,於午前六時將敵擊退。

(c)「工兵第十四大隊第二中隊 熱河作戦戦闘詳報」:

此時工兵中隊的大行李,在乘馬討伐隊小隊長指揮下,於第二線的白台子露營。

「本朝0300,諳熟地理的敵部隊,越過長城線順小路來襲,大行李用輓馬(拉車馬)數頭死亡」,得到報急後,(工兵)中隊大行李長根本上等兵指揮行李隊監視兵六名,與他大行李部隊監視兵共同掩護行李,並對來襲之敵反擊,可是來襲之敵並不示弱,反擊中0500,一等兵大內久藏腹部中彈負傷(未貫穿槍傷)。不久乘馬討伐隊來援,夜襲之敵終於被擊退。大內一等兵是在戰鬥中射殺敵來襲之將校時,被其衛兵用手槍擊中負傷。

(d)時任混成第十四旅團長服部兵次郎(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陸大第二十七期畢)的記錄:

服部兵次郎《戦跡を顧みて》中,有兩頁是有關3月10日夜襲戰的記錄,最為詳細。據服部解說,此行李隊是松野尾先遣隊各兵種的混合行李隊。關於襲擊過程,文章云:

前線由於還在作戰中,所以各行李隊都停留在後方白台子待機。全部約車200輛,馬600匹。由乘馬討伐隊一小隊掩護,在白台子附近露營。先遣隊此時雖奪取了第一關門附近東側高地,但兩側長城線其他高地仍在敵手,可居高臨下監視山下我部隊動向。如此,眾多的大行李,車輛和少數衛兵在山下宿營的情報,招致了來襲之敵。

山上守敵暗通地理,趁夜順山崖小路來襲,從東方,北方兩方向襲擊了我大行李隊車輛。時間為凌晨4時,月落後,天明前。人員為約300名輕裝之敵。受到護衛隊的迎擊,反擊後,巧妙地潛入行李車輛群中,用青龍刀,手榴彈,步槍為武器橫衝直撞。護衛隊為減少行李,馬匹損失,沒有使用步槍僅用刺刀,棍棒來格鬥驅敵。後乘馬討伐隊來援,拂曉時分將敵全部擊退。…我將兵死傷6名,馬損失30匹,敵遺棄屍體20名前後。殘敵大部分向長城方向,一部分向北方山谷間退去。…各隊大行李均未遭到損失。

服部還記錄了多數隨軍馬夫的死亡。由於馬夫不聽衛兵勸告徹夜焚火取暖,成為被襲擊目標,火堆周圍,馬夫多數死傷。馬夫是作戰開始前從東北內地徵用的民間人馬,一直拉著各種物資隨軍行進。多數馬夫的死傷,使同夥中發生動搖,但在此時脫離部隊返回家鄉更加危險,所以倖免者吸取了此次夜襲教訓。

服部記錄比較詳細,但也有不少誤記。馬夫焚火取暖,棍棒格鬥等內容可信,應來自於經驗者的口述,報告。但馬匹數為600,死亡30匹的數位肯定是一個錯誤。3月9日旅團戰鬥詳報記錄的先遣隊馬匹總數為370匹,3月8日,師團(第八師團)統計混成第14旅團全體馬匹數(包括支那馬)為394匹。服部記憶中的600匹,可能是包括計數戰馬外徵用馬匹的,混成第14旅團全部馬匹總數。其中乘馬討伐隊(110匹)和野炮兵第二大隊的馬匹(201匹),應隨作戰部隊前進,此時在前線,並不是大行李隊所屬。所以除了戰鬥用馬匹外,大行李隊的馬匹總數應約有200匹。

另據旅團司令部日誌3月10日記錄,此襲擊後,向喜峰口前進的司令部一行,午前0900到達喜峰口北數公里白台子附近時,也遭到來自本道東側高地(鐵門關長城線)之敵的猛射。負責掩護的騎兵半小隊與其對戰。不久,「本朝在恒城子附近襲擊先遣隊大行李的敵敗殘兵約50名,攜帶兩挺重機槍」也從本道西側高地出現,與前敵配合夾擊司令部一行。司令部文書指揮值班傳令兵反擊,終於將敵擊退。此戰鬥中旅團長險些中彈負傷。被傳令兵等用馬身掩護,士兵一名為此負傷。遭遇戰中「攜帶兩挺重機槍從本道西側高地(蔡家峪方向)出現」的敵軍50名,應是國軍方面描寫的夜襲部隊中孫儒鑫副團長率領的另一部(被稱從潘家口繞攻蔡家峪的那部分)。

關於雙方死傷,日方「死1,負傷7」的統計是戰鬥後的資料。實際有兩名重傷者之後戰傷死。最終統計可見熱河,灤東作戰結束後的旅團統計表《熱河作戰各部隊交戰狀態一覽表》,記載松尾野先遣隊大行李方面,有敵兵數300,遺棄屍體50具,友軍戰死兵三名,支那馬三十匹,戰傷將校一,兵四名。之後旅團司令部方面(遭到敵機槍射擊)之敵為200名,敵遺棄屍體10名,步槍,大刀若干,友軍戰傷將校一名。即最終統計是死三,傷六名。若加9日午後的攻城戰鬥中的損失死二,傷八名,3月9日至入夜(10日淩晨)第一天戰鬥中服部旅團共死5名,傷14名。

敵遺屍20具,也應該是較合理的概數。關於馬匹損失,松野尾部隊3月10日全體「戰鬥死傷表」中記載為死2,傷4匹。此外還應有不計入日軍作戰損失內的,部分徵用馬匹和馬夫的死傷。

筆者推測,此夜襲部隊人數總約三百名。應從同一地點(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出發後分路(不會是從潘家口繞路迂回,因為離距離太遠,約25公里),襲擊目標顯露的白台子大行李隊。以達到騷擾敵後,牽制晝間日軍對喜峰口第二關門的總攻的目的。結果並沒有太大成功。

另外,姜克實教授在《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一文中再次強調:

……舉一個例,即是今天膾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隊「白台子夜襲」(1933.3.12)。前述臺灣的《抗日戰史》,或北平軍分會的戰鬥檔案中都有同樣記錄。但從日軍的詳細作戰檔案中,並不能確定此次戰鬥的存在。經對比研究考證,我發現此戰鬥是宋哲元二十九軍方面,按戰鬥命令書還原的虛假戰鬥。戰爭當中,命令書是非常嚴謹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須用召集將校當面口述筆記的方法進行。所以戰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很多。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軍,有素質的軍隊都多留有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戰史的重要線索。但命令書的內容並不代表實際戰鬥的過程和結果。喜峰口也同樣,命令中有襲擊敵白台子砲兵的部署,但實際作戰中並沒有兌現。趙登禹(旅長)的大刀隊,剛入戰場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並未能按計劃到達白台子。但戰果報告中卻按命令書捏造了這個內容,之後被記錄到戰史檔案中。這也是國內的原始檔案內容,但若不對比日軍的作戰記錄,僅依靠國內的史料寫史的話,不可能判斷出其中的虛假。

和虛構的白台子夜襲同樣,「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這場戰鬥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攻勢的產物。(實際結果為大刀隊的慘敗,日軍死於格鬥者僅為一名伊藤軍曹,其餘戰死的16名,都屬於槍砲創傷。記錄中國軍方面遺屍730具,繳獲大刀380口)。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喜峰口戰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喜峰口戰鬥_(抗日戰爭))。

(Ⅱ)姜克實:《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姜克實的抗戰史研究和事實評論/2020.02.25)。

(Ⅲ)姜克實:《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2021年6月14日北京時間晚6點/地點:虛擬騰訊會議室)。

疫情之戰──中西文明的分水嶺? | 郭譽孚

我個人對於中西醫,坦白地說,只有籠統、粗淺的認知。

對於疫苗這樣專業的東西,本來只能看熱鬧,

試著多理解,可能哪個可以比較,也當作頭腦體操。。。

不過,今天忽然有一想法,似乎可以分享給我的朋友們。。。

我想到這次的疫情之戰,是否正是中西文明分水嶺的見證。。。

似乎中醫可能比西醫更有潛力,尤其對於病毒株不斷變異的情況,甚至聽說可能越來越毒的話

就所知,西醫是針對性很高的追殺,所以變異的問題,西醫可能比較疲於奔命。。。

然而,病毒的變異可以看做是無數新生、演繹的的形式邏輯,那麼玩笑著人類。。。

相對的,中醫重視的是陰陽協調,與自然的生剋;是努力給予患者最有利的情境條件,可能對於所有同類的病毒都有抑制的作用。。。?

那是中醫藥的歸納法邏輯。。。並不追殺某個對象,因而他可能更適合面對這種具有高度變異性的病毒。。。。

會不會,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之所以在眾多古文明中,能夠屹立更久的理由。。。

您的朋友譽孚敬白

慨論芝山岩事件的歷史真相 | 郭譽孚

壹、關於芝山岩學堂的起始


台灣總督府始政之次日,1895年6月18日在臺北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同月26日,設學務部於芝山岩;代理部長伊澤修二擬出「學務部設施意見書」呈於民政局長水野遵,其中提及「應招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見,以利戰後治民之大計」 ;7月,在軟言與利誘下──全免學費,另有津貼情況──招徠學生十幾名,開始設置「芝山岩學堂」,教授日語; 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但是據該年9月水野局長所提關於台灣統治三方案「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 的呈文,樺山總督遲遲沒有裁決三案上看來,水野局長與該代理部長極可能都不知道樺山總督已經陰謀採行了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政策──雖然已設立了學堂,但在各地的殺戮也已經展開。


貳、關於「芝山巖事件」之史實──此分為日據與國府兩部分──


其一、日據官方版之一

那是1896年元旦,臺北附近抗日義軍起事,造成了著名的芝山巖事件;事件中,開設於學務部建物中的芝山巖學堂有楫取道明等六個教師在校外死亡;當時伊澤正好赴東京洽公;對於該六人之死,事後伊澤曾經仔細調查其原因與當時的實況;曾經在1898年作出如下的真實表白,除了土匪之名外,並未惡質處理: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與當時偕六人留守的僱員吧連德的紀錄,除了「匪徒」之稱呼外,事態皆還符於史實,是──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對於該事件,伊澤坦承我義民從未攻擊過學校,而事後乃木總督更是除了對於整個台灣統治有明確反省認錯──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對於該一事件,更曾在其私函中,如是表達出其認知: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楫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由上述關於「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認知當年該事件的史實脈絡。可說正是乃木總督當年感到焦頭爛額,面對那種種的現實,稍後想把台灣賣掉,那就是官方自行認錯的表示。似乎那也是許多學者,如黃昭堂者,跟著日本學者何以總說乃木「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真實重要背景。


日據官方版之二

1896年6月,總理伊藤博文率新任總督桂太郎與內務省衛生局長、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來台視察;總督府將於7月1日舉行發生於該年元旦的芝山巖事件之立碑儀式;伊藤留下了這樣隱匿起義史實而汙衊我先民為土匪的碑文──據稱原本官方建議使用「殉難」一詞,伊藤沒有接受,改為「遭難」兩字──

「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台灣全島歸我版圖 革故鼎新聲教為先 正五位楫取道明等六人 帶學務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 會土匪蜂起 道明等死之 時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也 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


然後,1903年,台灣總督府於六氏先生墓附近,再設「台灣亡教育者招魂碑」與「故教育者姓名碑」,上面刻著所有在台亡故的教育者;更後,1929年,則更把其地當作聖地,在其附近設芝山岩神社,以往後每年的二月一日為總督府主持的重要祭日;從此當年乃木總督的自我批判──「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的現實,竟幻化轉而成為全台灣日本在台教師的精神中心。


此時,最明顯的問題應該是一股或兩股人馬反抗統治者,對於安於統治者,稱其為「土匪」,或尚可說;但是當年那次是各地人馬同時針對其攘逐殺戮政策而起義,當年乃木總督曾對於當年惡劣的時局,自解稱──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其時官方自己如此自解而告誡其屬僚,而對此時我先民的大批反抗,我們後人竟仍稱這些先民為「土匪」,則實在荒唐。


其二、日據民間版之一──

前面曾提及該學堂的「教育」下,「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這六名在地畢業生將被如何告知?此外,伊藤賜題該碑文之後,官方應該如何主導未來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六位教師如果不死,聽從了當地的頭人潘光松的勸告,住在潘家,整起悲劇的事件,或就不會完全不會發生──原來該六氏先生事件,對於官方言,只是強調六個日本人,但對於我島人言,當地賴姓農民與士林街總理潘光松之受追究致死的悲劇,或都可以免除。


前述所及,往後日本學界批判乃木為「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軍人」,應該是官方主導之一;因而其含糊籠統地描述為「那時台灣各地游擊隊活動猖獗。」 ,完全不及於猖獗的理由,那使我先民悲慘的時代背景;應該是主導之二。

從此,論述該事件者絕對拒絕考量乃木所曾深刻提示的該時代背景。不敢碰觸真實時代大背景的結果,自然只能由某些個人的說詞,好像是真實的經驗來進行符合「土匪」一詞的論述。

據稱,當年士林的何姓大地主處,傳出這樣的說法──

「……土匪們在發生事件的數天前,看見了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哪談得上義士呢?連抗日也配不上。……事件發生前一天,何先生的祖母聽到村裡的年輕人講:『明天會有一筆意外之財』。隔天的深夜,聽到自己的房子外面有人在呻吟,……就看到昨天的年輕人蹲坐著,左邊的耳朵被砍掉,而且肩膀也受了重傷。他嚇了一跳,……連頭都蓋在棉被裡。…那年輕人翌日就死掉。……』

這真是個相當高明的故事,完全可以把我們前述的時代大背景,隱匿過去;故事中,藉著那年代無須有姓名、怕事的老年女性的口述,就真是把蹩腳的「土匪」,絕無正義與理性的形象,躍然紙上。應該已經足以讓我們當年受日本低智教育,學校教師不鼓勵發問,不准深入講解課文,大家憑著背誦課文就能獲得高分的年輕人,相當充分地感受官方所欲傳達的訊息了。

更何況,當年我島先民不可能如我們今天能看到前引乃木總督的自白,也不可能看到前述當年伊澤部長對於該事件的描述──「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伊澤部長有必要欺騙,為「土匪」們隱瞞嗎?如果伊澤所言為真,那麼前面那個活靈活現的故事中,何家老年女性聽到的「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怎會如伊澤部長所說的該學校反而沒有受到攻擊呢?


日據民間版之二──

前面提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伊澤部長所主持的芝山岩學堂,已經有六名畢業生;這六人是日人根據馬關條約據台之後,總督府所教育出來的第一批台籍教師。關於芝山岩六氏先生事件的另一種說法,似乎是利用了我們傳統尊師重道的觀念,強調學生不應該殺自己的老師似的──然而,對於當年那六個學生言,那六位教師確實是它們的老師,但是對於大多數的起義民眾言,他們並沒有教師身分。因而由它們最後是在校園外,並且是在各自攜帶刀械之下被殺害;對社會言,實在缺乏教師的印象。也就是全島民眾中大概只有他們六位學生與它們少數的家長們,知道他們具有那樣的身分。

也因此,往後流傳的其他的訪問資料中,他們的身分乃只能是偏於學生個人的印象的;例如,那批受其教育的台籍教師裡,當年被日人殺害的士林街總理潘光松的堂弟,1908年,曾經獲得鴉片膏專賣特許權 的潘光楷口中,在1965年出現了這樣的論述──

「事件碑記裡有謬誤與誇張,這裡稱為義民的,不過是當年流氓的同夥而已。這麼說對於六氏先生之靈才算持平,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

他不但接受了前及的「土匪」之說,更引出了「無限上綱」的所謂「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忽略了倫理判斷中老師的身分,只有在學校內與師生的關係上才可能具有某種優先被尊重的地位;否則老師極可能只是一個平常的受害人或加害人。

誠如前述,中國傳統社會有尊重知識的傳統,不僅有「尊師重道」,甚或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但是社會中並沒有關於不可殺害具有教師身分者的律令存在;換言之,那應該是一種相對的倫理,並非所有教師都應受尊崇;因此我傳統中乃有教師可能落入地獄第十九層的批判。

試看當時的史實,據稱是「芝山岩學堂……首先來的學生只有六人,其中四人是光松親戚的子弟,發生事件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送年會招待六位老師,那個時候當地治安愈來愈惡劣,他勸他們晚上不要回芝山岩而住在自宅,但六位老師還是回去,竟發生那慘劇。事件後,日軍抓不到主謀,而去抓潘光松定為煽動者。每天遭到拷打但絕不認供,……」 ,當時該街的總理潘光松勸六先生住下,並提示他們治安不靖;顯然應該是一片好意。並且最後六位先生陳屍的地點並非學校內;而據伊澤部長其前所言「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故學校在事件中並未受到破壞,也就是他們六人若安守在校內,原來應可不死的。如果六位教師不死,是否潘光松等也可不死?


其三、國府版之一,錯誤的1958年「芝山岩事件碑記」

關於國府來台之後,1958年冬,針對芝山岩事件,沒有經過詳實的研究與調查,僅僅根據前述曾獲得鴉片專賣權的耆老潘光楷等之說詞,竟推出所謂「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的說詞──其內容稱──

「……我台胞出自河南,來自閩粵,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翌年元旦士林義民不謀而奮起,殲其教職員工楫取道明等七人,凡所設施悉予毀棄,旋復迎擊來援日軍十七人,逸其一。義民則僅賴乾負創,因是日軍遷怒當地農民賴昌興仕紳潘光松等六人,逼供無獲,先後殺害。嗣日總督府即於芝山岩上樹立碑石,興建神社,並定每年二月一日為祭祀日。總督以下,迄文教中人必相率膜拜,其後之歿於教育工作者附祀於側,目為聖地。……耳惟是我台胞之揭櫫。義旂終日治五十年間,彼仆此起凡二十五次,民族氣節並見踔厲,復不旋踵而台灣卒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斯云………余自光復後之四年,違難來台,寄籍士林,有居民潘光楷吳文明兩先生為當年日語傳習所學生,年皆耋耄,指陳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緬懷忠蹟,景仰尤深……用彰不朽」


該碑記內容完全不及於1896年元旦之起事真相,絕非我們士林地方一區之民眾奮起而已;當時是台北附近各地的民眾,難以忍耐日軍攘逐殺戮的暴行,因而約定該日以觀音山上的煙火為共同的號令,並非僅反對其時之教育。至於就事件本身言,芝山岩學堂並沒有被義民攻擊,竟有荒唐的所謂「凡所設施悉予毀棄」之說;視此國府推出的碑記,竟似完全耳食於日據初期當年就順受日語傳習所教育的台人,未能真正自行調查與研究,而任其人鬼話,真是可嘆。


其四、國府版之二──2006年6月,馬英九的「六氏先生事件」


相較於1958年國府推出的前述「碑記」,馬政府當時的文化局長廖咸浩應該進行過相當的研究與調查,所記述已非耳食而已;其兩份資料,「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之概要如下──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為了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在台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896年元旦,第一批來台教授日語的六名教師,在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刻意將六位教師形塑成日本教育者的精神象徵。並請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題字立碑〈即『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展場的說明──「芝山岩事件始末」

「……時台灣北部武裝抗日不斷,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北部義軍於1895年除夕,『全面反攻台北城』。1896年元旦,芝山岩學堂六名日籍教師遭抗日民眾殺死。史稱芝山岩事件。為讓甫推行的日語教育不受影響,殖民政府在芝山岩上樹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碑後文字將殺害日籍教師的抗日民眾以『土匪』稱之。……此後殖民政府不斷擴建相關設施……1930年又建『芝山岩祠』;將六名日籍教師與其他在台死亡的教師合祀其中。以塑造日本人『為台灣教育犧牲奉獻』的形象。……」


比較國府在1958年與2006年,前後兩次處理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上,應該是有相當的進步;尤其看2006年當局把該事件區分為兩部分的描述,即關於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應是一進步。但是仍有重要的疏漏,應予提出。

一、關於「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這是真的嗎?有必要提及嗎?這是後藤新平為其前日本各統治者失策而提出的託辭──似乎是有「新手上路,請多包涵」之義。而史實中,取得台灣之前,日人有取得北海道與琉球的前例,哪裡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 ?

二、關於「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就史實言,當天早晨他們六人有意去台北參加慶典活動,確實不錯;但是在渡頭獲知台北動亂已生,就折返了;後來是在校外被殺害;如此說是「途中」,顯非事實。

三、關於「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問題這個問題,是前述兩份資料都提及了的重要問題,「國語教育」對於我台人是否重要,應該要分辨清楚。1898年,章太炎避難來台,當時見我島的教育曾專文批判稱「論學校不宜專教語言文字」及「今後學者徒從事於口耳觚牘之間而勿覃思,於是吾憂後生之冥冥」 ,正是後來林獻堂先生對梁啟超控訴的「最可痛的愚民教育」 ;對於當時那樣的「國語教育」,其「受挫」對我先民之意義究竟為何?為那樣的教育「犧牲奉獻」,形成其「精神象徵」,是怎麼回事,竟然未加說明。


叁、餘音

古語有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其處理需要時日,顯然也應該作如是觀。

不過,由1958年楊卻俗的耳食文字,到近五十年後,馬市府對於該問題的掌握,高標出「『芝山岩事件』反映了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則見證了殖民主義者之統治思維與統治策略;為讓這段歷史能讓後人借鑑,……以期擺脫殖民者史觀,重現台灣人風骨。」 來呈現該事件的時代意義,應該已是一進步。

然而,就研究言,該事件的時代大背景,乃木總督所自述的種種惡質情況,應該也就是曾經使我島人口消失近百萬人的「攘逐殺戮政策」之實際,以及前述關於「日語教育」之愚民真相,為何都沒有人關注?

此外,居然在看來比較有研究的馬市府時代竟然會強調1896年元旦我先民的起義是以所謂的「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的理由而各地起義──那樣的起義理由,怎會能夠「反映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呢?個人的研究實在無法理解──這一步是否退得太多了?

下一個制裁澳洲的目標-澳洲旅遊 | 盛嘉麟

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上週警告澳大利亞,澳洲的旅遊業可能是下一個被北京打擊的行業。

據澳洲人報報導,在向澳中貿易理事會發表的視頻講話中,成競業稱澳洲對華人社區的種族歧視現象正在增加,澳大利亞不要指望在國際邊界重新開放後,利潤豐厚的中國赴澳旅遊市場能夠復甦。 ”我擔心的是,中國遊客是否能像以前那樣受歡迎,是否還有一個友好、有利的環境,吸引他們來澳洲。”

2019年,赴澳的中國遊客達到創紀錄的144萬人,年消費124億澳元,佔外國遊客總消費的27%。超過了美國遊客當年的39億澳元、英國遊客的34億澳元、新西蘭遊客的26億澳元。

成競業還估計澳中政治關係將進一步惡化,並將此對澳洲的旅遊業的制裁,歸咎於澳大利亞。

成竞业再发威胁 瞄准澳洲旅游业

樹 | 阿Vi牯

某個周日午後,信步鶯歌街道,本要往鶯歌火車站,小迷路,越過鶯歌鐵橋下,往鶯歌陶瓷老街方向。捷運三鶯線建造中的高架橋墩橫亙在其上。人為的建設,地貌、天際線的改變,一個又一個初始,一個又一個中間,一個又一個返回。

也許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細微的變化,或根本未加留意,沒有興趣知道。一訪再訪的旅人說不定其實也感覺不到什麼變化,這次是這樣,下次也不都還是差不多。

由田疇沃野,荒山野林,到都市計劃區。由磚瓦屋到高樓,由聚落到荒蕪的空地。上代到中代到這一代,到下一代。拆除又夷平,建造,夷平又拆除,建造,拆除又夷平,或根本就沒有建造,也沒有拆除又夷平,建造,夷平又拆除,一而再,再而三的迴環再替換。可能是一個世代,或幾十,十幾年或幾年。然而當代的遞嬗又更加劇烈,可能幾個月或幾日。舊的,半舊不新的,半新不舊的,或新的,一一的羽化創造性的詮釋。

大街小巷,大角小落,又變得不一樣了。留下來的有多少,是以為、認為、當作,還是根本就只是想像。

隨意的逛逛鶯歌中心周邊,鶯歌火車站對面文化路181巷內東鶯故事小徑(烘爐窯,1929年,昭和四年。無人多注意),右轉沿著文化路,成發居(建於1921年(大正十年),已拆除,興建大樓社區,「成發居」立面拱廊式亭仔腳象徵性的保留),汪洋居(建於1916年(大正五年),舊,無人多注意),文化路325巷,古鐘樓公園(新的親子公園),由旁邊步道往上走可達古鐘樓遺址,古鐘樓於1999年921地震傾倒,只剩TR磚砌舊樑柱)。鶯歌除了陶瓷老街之外,也別有一番風情。

繞一圈步行大概30多分鐘內,大概在一公里多之內,一圈鶯歌的縮影,軌道交通,鶯歌在地鄉土文史。日治時代的巴洛克式風格的清水磚砌街屋,拱廊式亭仔腳,消防鐘樓。

繞一圈,再繞一圈,繞一圈,無意中的隨意閒逛,無聊的囈語,要用什麼語言翻譯,傳遞什麼概念,在時空的洪流中隨緣的漂流。

路過,佇留,路過,無心,有心,無心。

冰冷的虛幻交錯之樹,在風中,在土地上滋生蔓延成長,堆疊又雕砌,又堆疊又雕砌,塑造城市鄉鎮多變的邊邊角角,思緒是城市之樹建構城市,抑或城市建構城市之樹。樹的想像與意象,種在這城市鄉鎮之中,發芽,枝葉茂盛,盤根錯節,隨著城市鄉鎮的發展起伏,勾勒城市鄉鎮的普遍又獨特的自由線條。

捷運三鶯線建造中,鶯歌陶瓷老街入口處

看時局,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 郭譽孚

最近不僅看到藍營在掙扎,讓自己合理振作起來

也看到白隊在努力,整理自身的隊伍,滿高興的

現在就剩下綠營,看來就像是偷油吃的老鼠,

已經吃得腦滿腸肥,所以爬不出大油瓶了。。。想想也滿可憐的,

人哪,很容易墮落

不過由調查與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墮落的人,等於都是詐騙起家

公民課本上有沒有充分強調誠實的重要性

只喜歡崇洋媚外的華盛頓砍櫻桃樹,好像誠實是外國人的本領

完全把中國人對於誠實的推崇都拋掉了

衊視『誠』在我們傳統道德中居於核心的地位這大概就是日本文化在我島上的遺留

日本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所強調的,智比德重要

也是長年以來「去中國化」的最高成果?

傳統中國經典「中庸」,強調「慎獨」「修辭立其誠」「不誠無物」,

網路上就可查到──

『誠的涵義通常指「不自欺」,亦「不欺人」,據〔大學‧傳六章‧釋誠意〕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以「毋自欺」解釋誠字,因為人要修養自己的品格,就要先從本身做起,不欺騙自己,是誠最基本的工夫。以「不自欺」開端,然後到不欺人,才是有始有終的誠。

〔大學〕中從意識到身修是個人自我實現的過程。能夠一秉至誠,才能「誠於中,形於外。」全然不欺,稱為慎獨。人若能從不自欺進而不欺人、不欺物、不欺天,即是致誠。。。。

又談致誠的步驟與力行的精神來說,如〔中庸‧第二十章〕所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所以乃說,人若能做到至誠的境界,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即是由人道通達於天道。這是怎樣的推崇誠實啊!!!

今天我們的同胞墮落到這樣的程度,真是讓人悲哀;

不過,幸好,藍與白好像都有要振作的樣子

請朋友們共同記取那句自勉的一句話語,『嚴冬已經降臨,春天應該已是不遠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