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尚有未撤離的飛機 | 盛嘉麟

8月31日喀布爾機場被交還給塔利班,直到9月9日才有首班民航機獲准飛離阿富汗。日前衛星照片顯示,在喀布爾機場有6架民航包機準備搭載美國人、持美國綠卡的人、以及曾經協助美軍的阿富汗人撤離,但多日停滯機場走不了。

民航機滯留機場,我們有許多疑問:

1. 有報導說,這是美國商人高價賣出機票,據說一張機票售價3~8萬美元,給有錢的阿富汗人逃出阿富汗,如同趁火打劫的黑市交易。

2. 這不是美國軍方的撤退飛機,而是民間包租的民航客機,請問為什麼民間會有人要包租民航客機,替美國軍方完成搭載美國人、持美國綠卡的人,以及曾經協助美軍的阿富汗人離開阿富汗?這是慈善機構嗎?

3. 太多人證件不足,混水摸魚,造成登機作業無法執行,以致滯留機場。

4. 有消息說,塔利班要扣住飛機及乘客作為人質,用以換到美國承認塔利班政府。

5. 也有消息說,不是塔利班不准6架民航機起飛,而是美國白宮不准起飛,也就是說美國白宮不准其它國家准許這些民航機降落,這就無法起飛了。

總之,這件事疑點太多,黑幕重重。

也來談談『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天經地義』的問題 | 郭譽孚


這是小說家朱宥勳先生寫的一篇文章,最後他得出的結論;這個全稱命題加上好重的用字,會不會太荒唐?

原來,朱先生也曾是建中的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

是建中老師沒有講過,全稱命題很危險?

照理說,高中畢業後,念了清華大學,怎麼會越來越回頭了,是那個教授教出來的?這是我第一個感覺?或者這是所有小說家容易有的毛病?

寫作本文,對話總要設定對方可能有哪一個可以對話的身分;剛好我在沙漠紅樓駐足過,在南海學園看過巨漢般的黑松樹,還巧五十幾年前也為「建中青年」寫過稿;就以建中人的身分請教出身於我們建中的小說家朱先生吧。

在前一篇朱先生跟他們本家的對話中,提到他對於文學史內的資料比較理解,所以引用文學上的資料說明它自身的觀點;這種態度個人覺得很正確,但是何以很快的,就跳出了文學史的資料,轉出了如此辛辣的論述?

剛好個人是研究台灣社會與教育史幾十年的公民教師,我想提供幾個滿重要的史料,給朱先生參考,可能他「親美」的本家未必知曉,或者是有難言之隱,所以難以提供給您的。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偷偷的夢,哈,我研究台灣史的目的之一,曾經想可以提供給我尊敬的陳映真先生,作為他寫作的素材;沒想到我整理得太慢了;所以,我想想這方面的資料,如果因此,而竟成為朱先生的小說題材,豈不大妙?!

或者藉著這個公開對話的機會,這個正確的重大史實竟因而獲得流傳廣布!

一、「白色恐怖」在美國。

他有興趣探知的話,建議初步可以上網,查看谷歌或是百度;也就是後來在1950年以後,著名的麥卡錫主義。
當年的情況是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美亞》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相似,就夥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闖進了該雜誌編輯部,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

6月,再次查抄該編輯部,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就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國務院官員約翰·S·謝偉思等6人。

該案,由於其所謂「絕密文件」,其實只是謝偉思等人當年在華的觀察報告的資料,其主張也類似英國在對德戰事上的主張,請依各盟軍實際的作為而非僅依意識形態的異同來對待,因而法院8月宣佈因證據不足,其罪名不能成立,謝偉思等無罪開釋。
但是該事件已經讓杜魯門政府自行緊張起來。

從1947年12月17日起,就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在此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甚至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做廣告,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後才能領取報酬。許多作家的著作都受到清查,學校與公家圖書館,因而被銷毀的書籍近兩百萬冊,包括馬克吐溫的著作。

著名的諧星卓別靈因有左翼傾向,因而被迫離開美國。當年影劇界的右翼要角之一,就是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雷根。據稱當年美國小姐選舉中曾因而出現了要求每位參選人自身說出對於馬克思的認知如何的題目。

美國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麥卡錫自1946年11月就任以來,表現不佳,1949年底,甚至被評為「最糟的參議員」;但自1950年開始,在「忠誠調查」的風潮中展開其對左翼進行獵巫行動,聲名大振。

他聲稱自身擁有共黨滲透政府的名單,隨著韓戰的發生與失利,以及國府之失去大陸,到處攻擊杜魯門政府;其影響力不僅到了「美國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也由於有共黨關係,而被懷疑其對於國家的忠誠,當局曾撤銷了他的安全許可。甚至也使著名的國務卿馬歇爾竟至不能不下野、歸隱的程度。

他所帶動的風潮,實非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所歡迎,但是煽起了當時社會潛在的恐懼。所幸他在1954年去世,在美國的這股白色恐怖的風潮,沒有繼續高漲。

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與我島的「白色恐怖」

國府自戰後與美國簽訂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來,國府當年並非犯傻,去簽訂那樣簡直「喪權辱國」的條約,顯然是意圖把戰後復員和重建的希望都寄託在戰時的盟國,當時世界獨強的美國身上──有點像今天的蔡政府。

這時,美國雷厲風行的「麥卡錫主義」,對於反共的國府言,自然樂於配合;

而正是如此,我島回憶錄中,當時的政治犯往往記錄著韓戰之後,獄中的肅殺倏然一起;那除了由於韓戰之後,美國重行開始援助國府外,國府更感到自身與美國同步,甚至竟是反共先行者的自信。

國府與我們的學界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國的流行事物,再強大的行銷,最多也只能是幾年而已;而我們的島嶼卻是被放置在永遠的戰場前沿的悲慘地位。

是的,美國的白色恐怖是幾年而已,隨著1954年麥卡錫死亡,就成為僅是某種潛伏性問題──雖如前述,當年的右翼影劇人雷根後曾連任了總統,美國當年的白色恐怖早已不再──而我們自身的「白色恐怖」卻繼續持續三十年以上,真是作為戰場前線沒有自由的待遇。

然後,我們許多不懂得省思的自由民主的愛好者只會羨慕美日的自由與富庶,不知道自身真實的處境,是被設計而推到冷戰前線,長期無償迴護美日主子的島民。

而冷戰中,我們島嶼由於自身恐懼心理,竟甘心被推到冷戰前線擔任守衛,似乎相信無論如何犧牲自身,只要能夠讓美日主子,高枕無憂,就是自身無上的榮耀。

那就像是自從1895年以來,殖民者就已經決定了統治的方針,決定我們島民沒有資格享有與主子相同的理念與生活條件;當年稱之為「低其程度」。

直到1945年,不但我島民公學校六年級的課程,只能達到殖民者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並且肆行他律的體罰教育。絕對不會像國府一樣,六年課程大家都一樣,還努力禁止體罰,在六年義務教育後,得以公平聯招升學;絕對沒有把島民設計為被統治族群的預期。

就像當年被設計在被奴役的地位,今天有幾本書上曾提及?而今天我島的處境則被設計在冷戰前線的可怕地位,又有幾本教科書中曾提及?今天,社會上似乎只看到美好的先後兩個舶來的「台灣經驗」,與兩個天縱聖明的執政黨。。。

三、結論

二次大戰後的整個世界,除了美國外,到處是多麼殘破?國府確實有千般不是,個人雖曾經激烈的用生命去批判他,但是知識人應該懂得「就事論事」是很基本的人生態度,他所說的──『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是天經地義;』,真的是那麼「天經地義」嗎?

如果「白色恐怖」不是由美國籠罩過來,二二八事件之後,國府已經宣布所有人犯除了共產黨人之外,一概從輕發落,同時,他特別派來留美的魏道明與吳國楨出任省主席,啟用台籍人士如楊肇嘉、蔣渭川任廳長,……如果沒有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正盛,美國恢復對國府軍援,我島的時局怎麼會突然劇烈變動?

最後,就也談談關於二二八事件吧,

記得朱先生過去曾經強烈暗示其重要性;為何不坦直的說清楚呢?您應該讀過當年作為美國當事人的柯喬治的大作「被出賣的台灣」吧,國府的罪業,如果依據這位美國當事人的描述,它們顯然願意承擔部分「出賣」我們台灣人的責任,若印證於今天阿富汗政府之被美國悲慘出賣,國府的罪業是否顯然應該可以更減少一些?

請大家想想看,原來歷史的真相還有這許多是小說家朱先生還沒有掌握到的,朱先生他怎能就出現那「天經地義」的論斷呢?

我也談談余英時,大宗師|郭譽孚

我不是學者,只是一個關心時局的公民老師

當然我不可能成為他幾十本文史著作的高貴讀者

不過,看他批判當代中國,十分輕易;

個人不敢要求高貴居住美國的他,要有庸俗的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但是實在覺得做為高蹈的大學者,也不應該有失學者、大宗師應該有的研究態度

舉例言之,對於當代中國的批判,

他寫於1980年的那篇題名為「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我們真的會懷疑他有研究過當代中國史嗎?

如果沒有研究,如何能夠任意的推論與批判呢──只是因為他有著讓大多數學究們羨慕的記憶力,有許多歷史素材在腦海中,可以任意引用?

在那篇文章中就有好幾段資料顯示了他這樣令人羨慕的「博聞強記」。

然而,我們也看到這樣過分簡單的推論──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並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於把這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都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徬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沈,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疾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幹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瀰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症,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然而,當代中國史的史實真的是那樣的嗎?

請大家先看上引的後一段的推論,如果當年的人民與官僚都已經落入了那樣精神崩潰的境地,我們中國人怎麼可能還能獲得今天在國際間所公認的成績?

余先生親見中國往後的發展,他是否應該公開承認自身曾經犯下的錯誤?

其次,讓我們來看余前面一段的批判;他描述著──『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

他所提及的,或許都是接近真實的,但是可惜的是他沒有把時代的背景呈現出來;

原來1949年以前中共當局曾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在敵情觀念不足之下,把中共的幹部培訓問題讓美國記者知道了;使得美國在1949年8月打出了漂亮的一張牌──『美中關係白皮書」──美國公開「甩鍋」,宣布不支持國府,使得看來時勢大好的中共立刻面臨幹部不足的慘況。

因而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如此描述了當年的處境──『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

據稱,當年的情況是「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僅僅──「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更加上──

『大多數的新黨員都是在革命顯然就要取得成功時入黨的,結果黨的領導不能斷定這些人的加入,是出自於真誠的信仰,或是投機。』〈以上所引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75~76之中譯本原文〉

以余先生的身分地位,要知道這些史實應該不難吧?他真的只關切中國古史,完全可以不關切當代中國人的處境,而大談特談當代中國──竟是如此的大宗師啊。。。

有朋友說道,美國的華裔或者世界的華僑都難免有這樣衊華反中的傾向。。真的嗎──只相信美國的自由女神才是真正的,其他都只是冒牌貨?

那只好讓我們也來學余大宗師掉一下書袋吧───

請由書架上拿下大家很少翻看的「美國歷史文獻」〈今日世界社,1970年版,定價新台幣十三元〉或「美國政治思想文獻選集」〈今日世界社,1959年版,定價港幣三元整〉或者「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定價4.8元〉,其中都有這一篇「華盛頓總統任滿臨別贈言」,其中有這樣的一段名文───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如果由這樣的美國偉大總統的告誡看來,會不會是我們自己太鬆懈了?──連我們的大宗師也被後來西方政客論述欺騙而不自知,難怪我們的社會今天會落到這樣的地步。。。。

您的朋友,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著名的中國旅美歷史文化學者余英時 | 盛嘉麟

【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

我對余英時的瞭解是他有雙重性格,披掛著權威學者,史學文化大師的外袍,仍然掩蓋不住內心對Anglo Saxon 的崇拜,與法輪功、大紀元、太陽花及美國之音沆瀣一氣,發洩對中國的仇恨,對共產主義的不齒,所以這樣的人只能在港台地區找到華人粉絲。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但不是中華民族的子民。

王錦南先生說,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譚台明先生說,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張輝先生說,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王錦南的瞭解,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余英時的「中國情懷」核心是反共
王錦南

美國學者余英時今年6月對《聯合報》專訪說中共很快會垮台,就像上世紀末以來某些西方學者說過無數次的中國崩潰或歷史終結那樣,同一款論調,卻叫人一次次地空等待。彷彿中共不垮台,全球華人的「中國情懷」就只能是飄零異域的遺物;怪的是,難道整個中國歷史就只許孫中山一個人容共?

按世銀等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方式,今年中國的GDP總量已成世界第一。這事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中國也發生過,但已是200年以前的事。

200年以前的中國先進性,除了經濟規模之外,還體現在悠久的制度、工藝、人文、藝術、倫理、…等方面。而天下主義的中國文化啟蒙了歐洲,歐美西方國家則以向外擴張與掠奪的方式來肥大自己;近世200年的全球化運動和話語因而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

近代文化中國的衰落,中國人在近代全球文明標尺上的落後,是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等主權失敗的結果。換言之,沒有當代中國主權的復興,就沒有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可言。所謂「中國情懷」,將文化與政治一廂情願地分裂甚而對立看待,只是中國衰敗歷史的遺留。

傅建中在報上刊文奚落習近平的「中國夢」,同時為余英時的「中國情懷」辯護說:「中國情懷和中國統不統一完全是兩碼事。拿美國著名的中國學人余英時先生說吧,他是反對中共政權最力的人,甚至不惜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幕後主導人黃國昌,以致招來諸多物議,你能說余英時是統派嗎?」

傅公親美反共,稍具閱報能力的人不難知道;他吹捧的人物也不超過這種意識形態,包括對香港佔中事件頤指氣使的美國駐港代表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前年傅公也在報上為余英時辯護說:「余英時先生支持台灣學生抗議媒體併購案,可說是完全出於對『中共謀台之心不死』的隱憂,其出發點是好的,……,他所關注的是台灣民主的前途和台灣將來不淪於中共統治之下。」

但本文質疑的是,台灣人在美國的遙控之下,會過得比較滋潤嗎?滋潤了誰呢?傅公和余記「中國情懷」下的民主,其實是美式民主的移情作用,他們意識裡的美國話語比起「中國情懷」濃厚得多。而美式民主既容不得共產主義,也容不得社會主義,更容不得天下主義的「中國情懷」。為了反共,傅、余等人莫說支持台港非法學運,即使「去中國化」他們也在所不惜。

4年前,傅建中就曾發文說:「從以上海外華人認同的紛然雜陳來看,一個統一的中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恐怕一百年內也難以實現,……真正的希望是在美國生長的華裔,他們的根本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兩代以後將遠離父兄或祖輩的政治恩怨,他們的認同,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乃至情感,都將是美國。困擾他們祖先的認同問題,將隨時間而消失。」但海外華人的美國認同,那麼值得兩岸中國人瞻仰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以不到全球6%的人口卻消耗全球35%資源的霸權國度;否則按照民主標準,就該有1.5個地球的資源讓當代中國人享用。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自己不從事生產製造,卻只在戰爭、能源與金融的擴張壟斷中損人以利己的寄生型體制;否則當代中國的武器基地和軍事據點就該按照人口比例而遍布全球。具有「中國情懷」的人,不只有反對台獨和日軍侵略的低階反應與負傷記憶,而更該有反對作為台獨宗主和日軍靠山的帝國主義政治文化的神經活動;否則「中國情懷」,只能是一句反共政治的託詞,一張貼在內戰創傷的狗皮膏藥。

內戰是近代中國之痛,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是過去的陣痛。只是有些人甘願中國歷史長痛下去,而苦苦牽住內戰亡魂來給自己的政治認同助威,這與島上四處搜尋附體的反中病鬼其實是異曲同工,都叫人尷尬地面對當代中國乃至未來中國的歷史。如果中共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復興崛起不能算數,還有誰能組織動員全球1/5的人口在資源有限的廣袤土地上脫貧共富、安居樂業呢?美國兩黨?島內兩黨?日本自民黨?港台學聯?法輪功?……?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文化寬大與縱深應能包容政治、改善政治,而非工具化地與政治對立起來。以中國歷史的悠久與恢弘,大可不必被少數人窒息在眼下的意識形態對立而停滯不前。若說「中國情懷只是文化認同,與政治無關」云云,令人費解。中國文化根本不同於近200年來宰制全球政治話語權的西方民主;然而西方民主、市場經濟、馬列主義等,就像歷史上的佛教與上帝教,要想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接受中國化的洗禮。總不好說既要中國的民主入籍現代美國,卻要中國軍事、貨幣、資源、民生等需求停留在大清帝國吧?

孺慕美國致聲援非法佔領公署或街道者,其實已是其自身的心理問題,不是什麼「中國情懷」使然。毛澤東離世已30多年,卻仍是反共義士們面對30多年來中國脫貧復興的現實時,捨不得的「政治正確」。例如傅建中說:「余英時則是以史學家的眼光看毛澤東,認為毛是集古今大成的頭號暴君,不恤民命,殘害忠良,誅戮功臣,無所不用其極,殘暴的程度遠超過明太祖朱元璋。」

可毛的思想特質恰恰是不夠馬克思,流亡海外的托派王凡西就曾指出毛的思想基礎是孔子與水滸傳,是儒者與遊俠式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革命與建設,自上世紀20年代毛提出農民運動開始,就已不是馬克思的教條路線。文革之所以能強化反共義士們的「政治正確」,正因為毛的最後10年激進路線是中國的「歷史浩劫」。那麼,中共領導下的當代中國崛起,傳布全球將近500家孔子學院,豈能不弱化那種「政治正確」?

於是,余記「中國情懷」者只好緊抱毛的「暴君」頭銜,以綁架驚恐的善男信女認同他們對異域體制和價值的認同。也許要等到中國出現類似為華爾街資本家服務的戰爭機器如美國總統那樣的領導人,他們才能真正釋懷。但中國歷史會走到那一步嗎?

坦白說,復興的中國可以大方接受移民進出,而實在不需要遺民思維來扯淡了。

【譚台明的瞭解,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余英時是學究,不是儒者
譚台明

余英時自己說︰「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又說︰「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註」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志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

由此看來,他的志向在於作一個西方式的做學問的人,而非有傳道責任的儒者。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既然如此,他對於「本職」以外的言論,如他對政治的評論,這其實已超出他的學問範圍,所以其言論就與一般的市井之見無異,還有特別的價值嗎?然而,現在所有的反中者,都舉著余氏這塊大招牌,用來引證他們反中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余英時論時事,總以「這樣下去」之類的假設開始,然後當作事實,大發議論,大罵中共。比如,大陸搞了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就大罵是與希特勒一樣搞歷史神話,要延長中國歷史,是妄自尊大等等。罵了一堆,結果呢,斷代工程的結果,周朝成立年代(比起《世本》的記載)是後退了,而非提前。更何況,這個「工程」初步結果提出來後,因為碳12的測定法受到一些質疑,所以最後並沒有提出正式的報告。這一切,都表明余英時的攻擊是子虛烏有的。

他的所有的「政論」,都是類似的風格,以「推想」代替事實,胡說一通,把中共罵得狗血淋頭,但沒有一項是應驗了的。一切反中派,都大捧余英時。但老共對他還是比較客氣,他的書照樣在大陸賣,大陸學者捧他的也非常多,只是不提他的荒謬的反共言論罷了。

我個人看法,你要反共是你的自由,你不分青紅皂白而把歷史的與現在的混為一談,則是老糊塗。要反現在的中共,也不是不可以,但總要講理。以學術權威之尊,發表不合事實、取樣片面的反共言論,個人成見根深柢固,意識形態先行,卻以學術大師的頭銜來包裝,根本是在作踐自己的學術身分,混淆大眾的視聽。

余英時的學生們,在編全集的時候,請千萬別漏了余英時在大紀元、美國之音上的一堆訪談與時評短文,一定要全部收錄,讓大家看看「大師」的「高超」遠見,到底料中了多少。

再說一遍,請余英時的弟子們注意,在為你們老師編全集的時候,他晚年的反共言論,時政短文,請一篇都不要放過,千萬不可以任何理由而不收錄,讓後人看清楚大師的高超見解,一窺大師的內心世界,看看他的學問到底為他的「知人論世」產生了什麼作用,也好為後世的學者立個「榜樣」!

【張輝的瞭解,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我同情余英時
張輝

余英時好大的口氣,不愧為中國史學泰斗,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率。但「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卻是個大膽卻真實的話術。是每個中國人在海外都可以說出口,而令周遭的外國人接受的現象。

余大師反共,連帶反現代中國,對他及許多海外類似的中國人而言,是極為正常的,這也是人性,看看他所批判的中國政府和社會現象即知,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兩蔣時代國民黨人及美國共和黨右派如出一轍,甚至跟我們的李前總統及達賴都能相濡以沫,思想交流,結為莫逆。這種人在美國待久了,在西方靠著中國的學問,由一批學者、名流、政客捧著,批判中國而博得盛名,也是好事一樁。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平叫屈,非常的同情他,他汙衊了孕育他給他滋養奶水的母親,而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無法回頭,更談不上有勇氣後悔。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中國大陸翻天覆地改革開放至今的那一段三十多年光陰,余英時錯過了,或故意忽視了,也許太執著於自己的判斷,也許他無法回頭檢討自己。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包括我)成為近代海外中國人以西方/美國價值,批判母國而獲美國青睞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他傷了母親的心,或許,他早已不認這個母親了。他和西藏達賴的歷史評價應該在同一個層次,是褒是貶?吾不予評論矣!

俄羅斯幾乎毀於震撼療法 | 盛嘉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effrey Sachs當時年紀不到40歲,他的經濟制度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被蘇聯剛解體後的俄羅斯看上,成為俄國的國賓上師,名噪世界,不可一世。結果兩年後俄國經濟徹底崩潰,蘇聯的國營事業、國家的所有老本家當,被幾個勾結美國華爾街金融律師的俄國投機倒把份子,悉數據為己有,冒出一堆世界級的俄國大富豪。

譬如巨大的蘇聯國家石油公司,擁有帝國所有的油氣礦區,煉油工廠、運輸工具…..竟然落入石油大王霍多爾科夫斯基私人手中,當時他的財富超過美國的富豪。他提供俄國把國營事業蘇聯國家石油公司一夜之間民營化的辦法是:

1)計算估值蘇聯國家石油公司的市值,當然是請美國華爾街金融大師來估算,當時蘇聯在鐵幕裡,幣值匯率都是笑話,根本就是100塊錢當1塊錢來估。俄國政府官員也不懂。

2)用估值除以全國人口,每人可以分到幾塊錢盧布,把幾塊錢盧布面值的股票寄给全國人民,這樣一夜之間全國人民擁有了蘇聯國家石油公司,民營化宣告完成。(當時俄國沒有相關的法律、律師、証券交易所….,根本是笑話)

3)不久就有人全面收買俄國人民手上的股票,俄國人不懂手上的股票是什麼東東,也不能用來買東西吃,既然有人出錢買,就或多或少都賣掉了,至少換到的錢可以買兩條麵包。就這樣以廢紙的價錢收集股票,很快擁有了蘇聯國家石油公司。利潤大概是以100萬美金的本錢騙到手價值200億美金的財產。這只是蘇聯國家石油公司,還有其他的無數蘇聯國營公司,都這樣被騙走了。(當時俄國沒有相關的法律、律師、証券交易所….全是美國華爾街的人在玩)

4)後來俄國葉爾欽政府發現問題,開始控告這些俄國投機倒把的富豪,但是他們有美國華爾街的律師撐腰,股票取得的文件,過程合法(雖然是詐騙),莫斯科地方法院的土包子法官、檢察官那裡是華爾街律師的對手!多數俄國富豪都得手了,有的逃出國外,和美國華爾街的資本家及律師分享財富,再說葉爾欽自己及家族也是貪污大王,俄國經濟幾乎瓦解,俄國幾乎亡國。

5)後來幸而葉爾欽去世,普京上台,蘇聯國家石油公司資產都變成了民營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所有,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俄羅斯首富,當時資產估計約為150億美元,普京不想跟霍多爾科夫斯基打官司,直接下令逮捕,關在西伯利亞的監獄。最後吐出資產,判刑11年。保住了大部份俄國的國家油氣財富。普京真是俄國的民族英雄。

震撼療法治療一些小病可能有用,國家社會的制度轉換,規模龐大,關係到億萬人民,只能順應國情,循序漸進,不可能震撼治療,這已經不再是經濟學的議題,而是哲學的概念。中國在轉型開放過程中也出現一批貪官污吏,許多是官二代,在轉型開放過程中奪取國家的資產財富,成為富豪,許多逃出海外。幸而中國不用震撼療法,貪官污吏的規模及危害,比起俄國只是小巫。

柯文哲家族新論─由日殖台灣史上被忽視的史實考察 | 郭譽孚

回憶上次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之時,我曾經為連橫,甚至連震東寫過一些相當同情他們的文章,同時也批判過與連勝文對壘的柯;當時我以「應友人之要求,嚴肅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為題,寫過一系列批柯的文字。

如今,此文我竟然好像是專門為柯辯護;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希望讀者平心靜氣地與我根據史實一起思考。。

以下是個人針對關於柯文哲的六個重要問題的就事論事──

第一個問題──關於柯的家族背景,被指其家族在日殖期間曾經改為日本姓氏,是皇民化家族,是與李登輝相同類的老皇民。

第二個問題──確實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在1943年曾經獲得日本內閣敘勳,然後又獲得拔擢為新竹州女子高等家政學校校長;其中理由為何?何以似乎受到破格的重視?是否有出賣我台人利益或為虎作倀的情況。

先看這兩個問題,那都是真的嗎?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接受民間合理的懷疑,我們就已如此的態度來質疑以上兩問題。

首先,其一,柯世元確實曾改名為青山觀也,其二、柯世元確實在1943年獲得日本內閣的敘勳,並獲得派為該校校長;所以該兩問題之提出,應都是合理的懷疑。然後研究者試圖解答。

 就先以這「改日本姓氏」言之,根據個人的探索,在1943年新竹州官方的「新竹州報」刊出的官方敘勳資料中,出現的名字還是「柯世元」,如果他早就改姓為青山氏,該敘勳資料中豈不應該以「青山觀也」刊出,怎會使用柯世元三字!

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柯世元之改姓名應該在1943年之後,大戰將結束之際,也就是在皇民化改姓名運動施壓之四年後才在日警的威壓下改了姓名。因此,1895年出生的柯世元的皇民只當了兩年左右,而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則已當了12年皇民。

因而,網上常見將柯世元等同於1929年,早在皇民化運動的近十年前就已經改姓名進入公學校、父親是刑警、家中賣鴉片的老皇民李登輝,絕對是錯誤的類比。

其次關於敘勳與是否破格出任校長的問題;

我們所探究到的史實是當年確實重視公學校教育,除了因為一般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同時由於我台籍教師頗受歧視待遇,能夠堅持教育工作者不多;所以柯世元雖只是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教師,但是柯自1924年就任教職以來,至1943年剛滿二十年,已合於當年內閣的敘勳資格;我們理解了當年該教育體制,應該不難解惑。

而看來類似的質疑,對於柯世元獲得派任校長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可以只由體制來考察的;應該充分掌握時代的背景與柯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史實中,1943年受敘勳的近兩年之後,1945年4月,獲得派任校長;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正當日人由於過去八年侵華中的兩次重要的敗績,而不能不收拾起幾十年來其衊視我島人為「清國奴」的心態,開始放下其長期的自大心理,而對我島青年開始徵兵,需要拉攏在地地方勢力之際。

柯氏家族當年的社會地位,除了持續了二十年地方教育工作外,原來柯氏家族還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重要領導人;而齋教就是1902年前後曾經成功引領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宗教團體;

這時任命柯氏為校長,除了柯氏家族的上述背景外,原來,其時日人除了被軍方徵召與轟炸中死亡以至於日籍教師極為缺乏之外,就所知,當時據稱有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大學教授已經感受到戰敗的氛圍,因預想到殖民地人民的報復,因而已經開始先找機會離開我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台籍教師乃很有被晉用的機會。這樣的史實,是否能夠增進質疑者的認知?過去我們的台灣史教育中,缺漏了多少重要的資料?

第三個問題──柯氏家族財富的由來?

第四個問題──柯氏家族在當年有支持蔣渭水嗎?

這兩項質疑,粗看起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公眾人物的資產來源,是否正當?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信口開河,其實只是為了騙選票,否則將來很容易產生髮夾彎?

對於第三個問題;前述,我們提到柯世元的父親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領袖,而柯文哲自身也強調過不只是他的父祖甚至他個人都有誦經的習慣,甚至其家族還常會有出家的念頭;因而,才會在市議會與議員發生對拚背誦心經的趣事;這都顯示它們家族與齋教的淵源,至今仍然真是頗深的──這是我們而今可見於網路資料的。

齋教的特性是很世俗化的、准許在家修行,當年很受傳統士子歡迎,被稱為士子的佛教;由此看其家族的家產,當年士子絕大多數是地主階級,主持地方的齋堂,通常都是擁有相當地產的虔信者,其從眾也可能有志願捐出產業者;在日殖晚期我島工業產值曾有超過農業產值的現象,但是整個社會主要的人口還是農民占大多數,土地仍然是社會財富的表徵,這應該是當年很自然的社會本質。

由當時齋堂長期在地方上主持各種善行活動,今天我們的研究,除非有相當足夠的證據,否則似乎不應該被當作罪過來批判。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社會開始考察柯文哲今日創辦「台灣民眾黨」的理念,是否只是一時利用其價值,因而合理地提問,柯氏家族當年是否支持當年著名的蔣渭水?這顯然是一個合理而重要的提問。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沒有柯氏家族與蔣渭水直接聯繫的資料;事實上,當年日殖時期日警對於政治活動管控極苛,通常資助者都不願留下資料,所以若有直接聯繫,應該非外人所能知曉──據稱當年富家大族中重要的反日政治活動往往有「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之說。

不過,我們研究所見的史實,前面提及柯氏家族是新竹地方齋教的領導人,還提到1902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曾讓殖民當局害怕,大力打壓的史實。

現在我們要指出,降筆會戒菸活動原來起自宜蘭,是宜蘭人由對岸廣東引進,新竹人曾來宜蘭學習,但技術不佳,才另派人去廣東引進,而後大發展的。該宜蘭降筆會的主要主持人是蔣渭水的啟蒙師張鏡光秀才與張的岳父李望洋,曾經任官甘肅,退休返台;不只於此的,蔣渭水還在該運動期間曾經擔任降筆會的乩童──據稱蔣在19歲進入醫學校以前,都還常應邀擔任該工作。也就是外界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齋教同道中應該是有某種關係的。當然,我們仍然沒有證據。

不過,由柯文哲早年會在繁忙的醫務之暇,不多照顧家庭而埋首研究蔣渭水之事蹟看,或許柯家族中留有若干可能引起柯醫師好奇的口頭或文字資料,也未可知。例如,如果家中長輩談起「青山」此姓,佐以我中華傳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隱忍觀點,或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塑佞臣」的硬頸觀點,再以蔣渭水建立「台灣民眾黨」的典型為例,來訓誡子弟;如果真的沒有明顯的證據,那麼我們該說是怎樣的關係?確實此問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

第五個問題──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體性

似乎為了徹底批判柯文哲,乾脆引進日本學界與我島主流學界強調「大正民主時代」與文官總督的觀點;認為蔣渭水主持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都是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文官總督帶來的「恩澤」;於是以上兩大團體對於我島主體性的價值都大打折扣,柯所欲透過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而標舉的主體價值自然都受到相當的打擊。

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史述中,為了充分自我肯定,早有所謂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別;純粹者強調史述是否傳達了真相,應用者強調該史述的功用;當年總督府的史述,重視的是治績誌;就是當政者完成了多少天皇所指派的使命?絕非人民需要什麼。在怕丟臉的情況下,其惡跡與失敗往往秘而不宣。例如,前述文官總督時代,正當我島1915年的噍吧哖革命事件之後,當時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其發展已達到中部與北部,其公開的六大革命理由,充分顯示了統治者的失策。

對此民間的反抗事件,官方對其並不真實究責。其後卻製造「非武力反抗」暨「近代反抗運動」一詞,把缺乏武器的所有反抗者,特別稱為「非武力」反抗,同時以「近代」兩字描繪而肯定之。暗示以「武力反抗」是落伍的,「非武力反抗」才是「近代的」。而1920年代初,我島上的台灣文化協會,就被納入這樣的概念中,被視為在日本大正民主浪潮中,文官總督上台時帶來我島的「恩澤」。

其實,就時序言,該起義雖未成功,但該六大理由中指控教育「奴化」與「愚化」的專條,已逼使當時學務課長不能不主張稍作開放狀,規定教育經費不可如過去浪費在校舍門面上;同時,連續兩年,過去從來所無的,總督府對地方官吏提出「必須嚴守官箴」的訓示;那是我先民余清芳等的偉大犧牲與起義中其對日人殘酷報復的結果,使得當局在以大屠殺報復我先民之後〈事件後,台南廳的農業人口消失了20萬人〉,其新政不能不小心將事。

面對我先民如余清芳等義烈的犧牲,東京雖然在1918年派來以嚴酷著名的明石憲兵司令為其時最後一任武官總督,而他也必須在教育上強調必須要以「感化」來對待我先民。

換言之,「大正民主」雖確實正當其時,但是歷史之發展,無論後來著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之能夠出現,絕非僥倖所能獲得與維持的。

第六個問題──柯文哲的民眾黨究竟有無中心思想?

論者高揭皇民家族之惡名,指其推崇蔣渭水而成立台灣民眾黨的作為是欺世盜名;批他說話有時直言無隱,有時恍恍惚惚,是沒有中心思想;是否這位市長,真的沒有中心思想?

但我們研究歷史所見的史實,卻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某種傾向;那是我們再來考察前面提到柯氏家族的齋教背景所見。

我們在此要指出原來當年的蔣渭水也有齋教背景,並且是前述當年降筆會運動蓬勃時,曾擔任過乩童,目睹民心向背,社會進步卻如何被當局窒息;故蔣應該是一動心忍性、任重道遠的反抗角色──若非齋教背景者,恐很難想像──能說講沒有中心思想嗎。

而更早的革命志士余清芳則當時擔任的是陪伴日警進出齋堂的通譯,由另一身分親見日警如何扼殺該戒吸鴉片運動;後來主持西來庵,暗圖起事者。

另一可能影響於柯的史實,是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其發生地正在柯曾祖擔任齋堂主持的新竹寶山地區;其領導者蔡清琳在1902年前後,也曾經擔任日警與日本律師的通譯;蔡應該也曾親受前述該時代的洗禮。其事蹟當年雖頗受日人封鎖扭曲,但在新竹應該有不同的事跡,暗自流傳。〈1945年,官方出版物「台灣小史」中,才透露了北埔事件發生之前,起義者曾在新店庄聚會,這是一般資料中所不見的;故我們可推知應該另有事跡,暗自流傳,可能啟發後人〉

這位柯文哲早年何以在醫事繁忙之暇,不知陪伴家小,卻研究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個人看來應該是其家族齋堂信仰與上述台灣歷史之啟發而自然形成某種「兩岸應該合理交往」的中心思想吧──

最後,關於個人對於柯文哲的觀點,何以與過去頗為不同?在此願意簡單說明。

那是因為過去我沒有讀到柯氏家族與我島齋教的深厚關係,而犯下了錯誤;是讀過他家族與齋教的淵源,再透過我對於日據初期齋教降筆會運動的理解,使得我有了修正自己的機會。

最最後,謹此向主張兩岸合理交往的連氏家族與柯氏家族致敬──基於以上研究,無論未來,藍白或是白藍之間,合與不合;探知上述史實的我,都願意誠懇地向相當理性的他們致敬。

附筆──可能過去台灣史著作中,對於日殖時期齋教降筆會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最完整的介紹,就在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中──不見於他書。

2000年前後,個人在北市實踐國中代課期間,在「認識台灣」課程中,講述該課外的降筆會偉大史實時,學生都聽得十分振奮;我想該一面向的認知,對於理解柯市長,應該是一重要的背景;歡迎關心未來時局的各界高明,不吝賜教。

一個公民教師的自我檢討與期許 | 郭譽孚

終於弄懂了,原來自己過去弄錯了。。。

大概所謂民主時代,其主要的設計,就是「人民作主,政府協助」;

所以,就難怪每個大總統與行政院長薪水很高,卻都很涼快,只負責協助;

主要的工作是指揮網軍1450,聽說行政院長說叫做『小編』,做好大內宣與大外宣;還有在立法院裡,努力振奮人心地製造『世界跟不上台灣』的發言稿。。。那是它們最忙的工作。。。

也因此──

人民的痛苦,人民自己不只要知道,還要弄清楚,然後要記得通知政府;

沒有通知,或者政府沒聽到,或者政府誤會了,

人民有責任大聲、大聲再大聲,積極地溝通、溝通、再溝通溝通,

政府聽到了,還要一次次解讀正確了,就一定會協助人民了。。。

這是我這個公民教師,最近所深刻體會的;很慚愧,誠懇地反躬自省──過去我當公民教師,從來沒有如此正確地講解我們民主制度的這一精髓要義──

『政府是協助人民的,人民要口齒清楚,要確定讓政府充分理解了,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協助;沒有得到協助,怎能任意怪罪政府呢?』

以後,我們公民教師都應該自我反省,努力向學生們剴切說明,

要不嫌辭費,不嫌嘮叨地向學生再三說明,

以使自身能作為學生將來進入社會之後,可以一代一代更有耐心地向政府說明自身感受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地,尋求其寶貴的協助,也就是我們自身的努力將能成為他們未來向政府表白時的良好的示範。。。

您的愚昧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的深度自省與努力自期

兩岸統一才能解中美矛盾,邁向世界和平 | 謝芷生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強大。這一則是基於西方人的民族優越感,不甘願被過去受其欺凌壓迫的,尤其是非白人國家,所超越。一則是怕中國強大後,會挾怨報復,找他們算舊賬。印太國家中也有部分,例如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不希望看到中國實現統一。

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尚且不易建立,更何況要複雜得多的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呢? 人類的相互猜忌,互不信賴,是人類最大的弱點與不幸。若有一天,人類真會走向毀滅,導致世界末日,那麼此項弱點大概就是導火線了。

人類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深知戰爭的可怕。為了避免可能導致相互摧毀的戰爭再次爆發,人類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他們想出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儘量吸收各國加入為會員,通過相互制約的公約,要求會員國放棄,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於是先後有了一戰結束後,於1920年1月巴黎和會中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以及二戰結束後, 於1945年10月在舊金山成立,總部設在紐約的聯合國。

國際聯盟有先天的缺點,例如歐美國家不肯放棄帶有種族歧視與壓迫的殖民地;英、法挾其戰勝國地位,對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對其壓制,激起德國人民的不滿, 給希特勒有了利用民粹登高一呼,贏得德國人民支持的機會;以及未能公平對待各會員國,如1919年巴黎和會中,列強無視中、日同為戰勝國,而應日本要求,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激起了著名的“五四運動”等。這樣的國際組織根本無法發揮其所揭示維護世界和平的宗旨,於是當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與史達林共同瓜分波蘭後,遂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國際聯盟就名存實亡了。

面對國聯的失敗,人類尚不氣餒。因此二次大戰結束後,如前所述,又於1945年10月成立了聯合國。聯合國是否能記取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莫重蹈覆轍,值得觀察。若欲避免造成國際聯盟失敗的主因,即大國未能遵守國際聯盟的宗旨,使其維護世界和平的功能無從發揮,則應警惕到,是否今日的聯合國亦將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呢?

美國雖為聯合國重要發起國,但對聯合國的能否繼續生存,卻成了最大威脅。原因是美國一再帶頭破壞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與宗旨,尤其鑒於發展中國家普遍覺醒,不再受其擺佈,繼續充當其橡皮圖章後,就越來越不願遵守聯合國的相關規定了。美國往往自外於聯合國的規章制度,另搞一套,尤其在對抗日益強大的中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問題上,以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聯合國的存在價值,在於它能否繼續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功能。在這方面,中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日益強大的中國,已成為維護聯合國憲章,維護世界和平正義,對抗美國霸權主義者最重要的國家了。

美國對聯合國的成立,以及對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宗旨的確立,功不可沒。一般多說美元、美軍與美媒,支撐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但在他們後面,則是以軍工企業為主的大資本家,因此主導美國國內與國際政策的就是這些軍工企業主。中國若能影響他們,使其願意重新支援聯合國憲章與宗旨,則中美就可成為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夥伴。能夠辦得到嗎?

中美間原無不可解的矛盾。中國並無與美國爭奪霸權的意圖,不會構成美國的威脅。只要肯深入研究一下中國的歷史文化,美國就可釋懷了。然而中國卻很在乎,美國長期破壞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因此只有當兩岸實現統一後,中美間的矛盾才能最終解決,也才能邁向世界和平。

疫情真相?如此自行宣告就完成了歷史? | 郭譽孚

大家還需要辯論這次疫情的真相嗎?

哪一種真相最為雄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

掌控了五院、掌控了媒體、掌控了網軍

掌控了八一七、掌控了大內與大外宣的「世界都跟不上台灣的全球優勢」;還有美國爸爸、日本大哥哥的兩大世界級霸權可以倚靠。。。

哪個地方政府贏得了它們,『真相』當然是它們說了算。。。

只是太巧了,好像是老天爺,由耶穌到釋迦牟尼與阿拉與各地的薩滿們

與我們舉頭三尺的各種神明,都不喜歡、厭惡它們那種謙卑溝通的虛偽、傲慢與鴨霸。。。

因而,無須學問的,就讓我們看我島各地火化的黑數那麼多,那會是各地的火葬場被哪個顏色的地方政府操控了嗎?

中央政府豈不應該嚴辦地方的造假者!

然而,因為火化數是不能蓋牌的啊。。。那麼悲哀的、我們全台沒人負責的真相。。。是不同顏色的各地方政府默契著?還是中央統一蓋牌呢。。。究竟真相為何?

就像是日殖時期官方都努力年年宣示各種成就,人民生活進步,但是真相如何?

我們卻可由其所公布的「台灣人歷年平均死亡人年齡」,發現其真相。

那是從1908年起就開始逐漸盤旋下降的,那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盤旋下降到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1939年那產業最進步之年,也只有22.7歲;該數據顯示了日殖時期我先民生活悲慘的真相;那是日本警方不可能造假、死一個人登記一次死者年齡的數據──由於,早有出生年月登記,沒有人能夠為死者低報歲數的。。。在產業大進步中,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卻沒有很明白的增加啊。。。

今天指揮中心統一公布的疫情卻顯然與各縣市火葬人數差距不小,然而火化場的數據,應該不會是假的呀。。。

誰那麼無聊製造該數據,建議五院一起查明,還給中央指揮中心清白,同時以安民心。。。無論藍綠,嚴辦虛報的業者。。。

否則,請公布真相。。。

研究台灣史地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29軍大刀隊真的那麼神勇? | 賈忠偉

在舊有紀錄中,發生於1933年(民國22年)3月之長城戰役,其中有一段關於大刀隊突擊日軍的戰役記錄:

3月11日,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第37(師長為馮治安)與38(師長為張自忠)兩師合組的500人大刀隊,在第37師的109旅旅長趙登禹旅長與第113旅旅長佟澤光的率領下,分成左右兩翼,乘雪夜迂迴至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及狼洞子及白台子日軍陣地偷襲,不但摧毀敵砲兵陣地,還殲滅服部砲兵大佐以下步(兩個聯隊)、騎(一個大隊)、砲兵等千餘人,並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砲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但出擊的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中國大刀的威力讓日本人大為震驚。以致當時《朝日新聞》稱:「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但對抗戰史有深入研究的姜克實教授(大陸復旦大學碩士、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日本岡山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退休)仔細分析了現有中日兩國的史料,以《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為題,文中提出了許多與以往不一樣的看法:

◆中國方面的記錄

在喜峰口作戰中,日軍方面史料共記錄了中國軍於10日凌晨、11日凌晨、12日凌晨的三次夜襲。第三次,即12日凌晨的營房,三家子襲擊,是今日宋哲元29軍大刀隊神話的原型。第二次夜襲規模小,又沒有建樹,所以中方的史料彙編《灤東及長城作戰》中只提及到3月10日,和12日兩次。初次夜襲發生在10日凌晨。地點在白台子(喜峰口東北約4公里)附近。先看國軍戰史叢書第13卷《灤東及長城作戰》中的記錄。

9日入夜,接到第一關門東部長城線陣地失守的報告後,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於23:00,向趙登禹發出如下指示:

一、已飭第110旅兼程增援。

二、該旅長應即設法將喜率口東北長城之敵驅逐。

三、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

關口東部第一長城線建立在陡峭的山脊頂,不僅正面(北)艱險難攻,背面(南)更難接近。混成第14旅團長服部兵次郎在記述正面攻堅戰時描述道:

「…城壁後方(南)是百尺絕壁,(在日軍的白刃猛攻下)守軍中或膽小者跳崖自殺,或勇敢者格鬥至最後,化作日本兵槍刺之血鏽」。

可見此第一長城線的南面比北面還要險峻,一旦失守後,只能從長城線兩側出擊,不可能再從正面(南側)奪回。翌10日凌晨對白台子日軍後勤的夜襲,即趙登禹按馮治安師長「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的指示,部署的一次夜襲作戰。下面是《灤東及長城作戰》對夜襲戰鬥過程的描述:

趙旅長基於右令,即令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部於10日1時出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經白棗林向白台子攻擊,令孫團附率第2營於10日1時30分出潘家口,由藍旗地渡河,向蔡家峪攻擊。第1營於1時30分佔領白台子,將敵退路截斷,並焚毀敵行李車輛,敵倉卒應戰,死傷甚為慘重,第2營亦佔領蔡家峪,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仍各循原路退回長城以南。計此次斃敵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我陣亡趙柄榜、來發俊等6員,傷官兵百餘人。

此記錄問題甚多。筆者(姜克實教授)分析,文章中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兵出擊白台子的部分是事實,其出擊路線(長城小路),時間(凌晨四時),作戰對象(大行李部隊)等,基本能與日軍記錄吻合。但之後的作戰過程敘述部分不然。特別是「斃敵數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的戰果部分。應是作戰部隊的虛報。作戰不利退回,如何計算斃敵數字?

問題還在於另一路由孫儒鑫副團長率領出擊蔡家峪(白台子西北約2公里)的第2營,其行蹤不能在日軍記錄中確認。且蔡家峪第2營若按趙登禹前述命令,可確定被部署在鐵門關(喜峰口東8公里)附近。從周圍地形看,出桲羅台方向迂迴至蔡家峪(東迂迴)是近道,僅十公里內。為何遠道友軍地域潘家口後(按部署潘家口為218團接防地區),至藍旗地越過山險進行西迂迴?此段距離不算起伏也至少有20公里以上。23時受命後始作出擊準備,翻山涉水20餘公里,即使能趕到蔡家峪,也無法與發生在「1時30分」的王崑山營白台子夜襲戰呼應配合。況且按日軍記錄,蔡家峪及其北部山地根本無部隊存在,恒城子以西也沒有日軍部署,並沒有任何實行此迂迴的必要。所以孫儒鑫的迂迴部隊「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之敘述內容很難理解。筆者判斷有兩個可能,一是編者將11日夜,大刀隊三家子夜襲的內容,錯誤地和10日白台子夜襲混到一處。二是若真是從潘家口出發的經過藍旗地迂迴,到達蔡家峪附近時間應在天明以後,即日軍記載11日午前9時,在桲羅台附近用機槍騷擾旅團本部的小部隊(日軍負傷一名)。

◆宣傳冊子《長城血戰記》中的描繪

今日流傳的抗戰故事中第一次夜襲白台子的內容,並不是來自真實的戰史記錄,而都來自其後為了宣傳的媒體版《長城血戰記》中《五百大刀隊殺敵一千餘》一節內容。下面是其具體內容一部。

……當王團(應該是指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部)行抵喜峰口時。敵軍第一線。已在口內北左方之老婆山頭布防。馮治安師長。…挑選大刀隊五百名。於傍晚時。袒臂爬登絕壁。向敵仰攻。…出其不意。潛登山頂。揮刀亂砍。…千餘敵人。被砍殆盡。遂將第一道防線克復。我方頹勢。賴以挽回。而此五百健兒。得生還者。亦僅餘三十餘人而已。

是晚各部隊。集結於喜峰口。…復於當夜十二時。派隊夜襲敵營。…猛擊其第二道防線。復斃敵千餘。敵人所占得之左方山頭。遂被我軍搶回。

前段是描寫午後的長城線奪回戰鬥,後段是夜間第一次白台子夜襲。都是前述戰史記錄的發揮(宣傳)。此書(《長城血戰記》)完成於戰鬥結束後約3周的1933年4月1日。有兩個版本,主要背後編輯人是西北軍馮玉祥系統的北平東方學社孟憲章(1895~1953,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可以說此書,正是之後各種大刀隊傳奇故事的原點,屬於抗戰政治宣傳和為二十九軍募捐的材料,內容幾乎沒有真實之處。諸如喜峰口之戰日軍「總計被俘虜及死傷者在萬名左右」,「每夜至少砍敵日軍千名以上」(朱慶蘭文乞助捐款文章)(2頁)的內容,或至今仍膾炙人口,出現在各種抗戰故事,史書中的如下描述等,都初出於此書。

「二十九軍。以太古式之兵器。大刀。竟將…具有最新式武裝飛機。鐵甲車。唐克車(坦克車)。及完備之運輸系統之賊兵。殺得累屍萬餘。血肉狼藉。即其本國報紙。亦所謂「明治大帝造兵以來之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歷次戰役戰勝攻取之聲威。均為宋哲元剝削淨盡」(《長城血戰記》)……

◆日軍方面的記錄:

(a)「混成第十四旅團戦闘詳報」:

(10日)午前五時敵部隊約百名,由長城方向沿小路來到恒城子對我先遣隊大行李進行突襲,交戰40分後將其擊退。此戰鬥我(日)方死1,負傷7名,敵遺棄死屍50具。

(b)「混成第十四旅團司令部陣中日誌」:

本日未明敵兵約200名,越過白台子附近長城鞍部入侵,襲擊了恒城子附近松野尾先遣隊大行李。敵我展開混戰。不久向喜峰口前進中我第一中隊主力到達,於午前六時將敵擊退。

(c)「工兵第十四大隊第二中隊 熱河作戦戦闘詳報」:

此時工兵中隊的大行李,在乘馬討伐隊小隊長指揮下,於第二線的白台子露營。

「本朝0300,諳熟地理的敵部隊,越過長城線順小路來襲,大行李用輓馬(拉車馬)數頭死亡」,得到報急後,(工兵)中隊大行李長根本上等兵指揮行李隊監視兵六名,與他大行李部隊監視兵共同掩護行李,並對來襲之敵反擊,可是來襲之敵並不示弱,反擊中0500,一等兵大內久藏腹部中彈負傷(未貫穿槍傷)。不久乘馬討伐隊來援,夜襲之敵終於被擊退。大內一等兵是在戰鬥中射殺敵來襲之將校時,被其衛兵用手槍擊中負傷。

(d)時任混成第十四旅團長服部兵次郎(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陸大第二十七期畢)的記錄:

服部兵次郎《戦跡を顧みて》中,有兩頁是有關3月10日夜襲戰的記錄,最為詳細。據服部解說,此行李隊是松野尾先遣隊各兵種的混合行李隊。關於襲擊過程,文章云:

前線由於還在作戰中,所以各行李隊都停留在後方白台子待機。全部約車200輛,馬600匹。由乘馬討伐隊一小隊掩護,在白台子附近露營。先遣隊此時雖奪取了第一關門附近東側高地,但兩側長城線其他高地仍在敵手,可居高臨下監視山下我部隊動向。如此,眾多的大行李,車輛和少數衛兵在山下宿營的情報,招致了來襲之敵。

山上守敵暗通地理,趁夜順山崖小路來襲,從東方,北方兩方向襲擊了我大行李隊車輛。時間為凌晨4時,月落後,天明前。人員為約300名輕裝之敵。受到護衛隊的迎擊,反擊後,巧妙地潛入行李車輛群中,用青龍刀,手榴彈,步槍為武器橫衝直撞。護衛隊為減少行李,馬匹損失,沒有使用步槍僅用刺刀,棍棒來格鬥驅敵。後乘馬討伐隊來援,拂曉時分將敵全部擊退。…我將兵死傷6名,馬損失30匹,敵遺棄屍體20名前後。殘敵大部分向長城方向,一部分向北方山谷間退去。…各隊大行李均未遭到損失。

服部還記錄了多數隨軍馬夫的死亡。由於馬夫不聽衛兵勸告徹夜焚火取暖,成為被襲擊目標,火堆周圍,馬夫多數死傷。馬夫是作戰開始前從東北內地徵用的民間人馬,一直拉著各種物資隨軍行進。多數馬夫的死傷,使同夥中發生動搖,但在此時脫離部隊返回家鄉更加危險,所以倖免者吸取了此次夜襲教訓。

服部記錄比較詳細,但也有不少誤記。馬夫焚火取暖,棍棒格鬥等內容可信,應來自於經驗者的口述,報告。但馬匹數為600,死亡30匹的數位肯定是一個錯誤。3月9日旅團戰鬥詳報記錄的先遣隊馬匹總數為370匹,3月8日,師團(第八師團)統計混成第14旅團全體馬匹數(包括支那馬)為394匹。服部記憶中的600匹,可能是包括計數戰馬外徵用馬匹的,混成第14旅團全部馬匹總數。其中乘馬討伐隊(110匹)和野炮兵第二大隊的馬匹(201匹),應隨作戰部隊前進,此時在前線,並不是大行李隊所屬。所以除了戰鬥用馬匹外,大行李隊的馬匹總數應約有200匹。

另據旅團司令部日誌3月10日記錄,此襲擊後,向喜峰口前進的司令部一行,午前0900到達喜峰口北數公里白台子附近時,也遭到來自本道東側高地(鐵門關長城線)之敵的猛射。負責掩護的騎兵半小隊與其對戰。不久,「本朝在恒城子附近襲擊先遣隊大行李的敵敗殘兵約50名,攜帶兩挺重機槍」也從本道西側高地出現,與前敵配合夾擊司令部一行。司令部文書指揮值班傳令兵反擊,終於將敵擊退。此戰鬥中旅團長險些中彈負傷。被傳令兵等用馬身掩護,士兵一名為此負傷。遭遇戰中「攜帶兩挺重機槍從本道西側高地(蔡家峪方向)出現」的敵軍50名,應是國軍方面描寫的夜襲部隊中孫儒鑫副團長率領的另一部(被稱從潘家口繞攻蔡家峪的那部分)。

關於雙方死傷,日方「死1,負傷7」的統計是戰鬥後的資料。實際有兩名重傷者之後戰傷死。最終統計可見熱河,灤東作戰結束後的旅團統計表《熱河作戰各部隊交戰狀態一覽表》,記載松尾野先遣隊大行李方面,有敵兵數300,遺棄屍體50具,友軍戰死兵三名,支那馬三十匹,戰傷將校一,兵四名。之後旅團司令部方面(遭到敵機槍射擊)之敵為200名,敵遺棄屍體10名,步槍,大刀若干,友軍戰傷將校一名。即最終統計是死三,傷六名。若加9日午後的攻城戰鬥中的損失死二,傷八名,3月9日至入夜(10日淩晨)第一天戰鬥中服部旅團共死5名,傷14名。

敵遺屍20具,也應該是較合理的概數。關於馬匹損失,松野尾部隊3月10日全體「戰鬥死傷表」中記載為死2,傷4匹。此外還應有不計入日軍作戰損失內的,部分徵用馬匹和馬夫的死傷。

筆者推測,此夜襲部隊人數總約三百名。應從同一地點(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出發後分路(不會是從潘家口繞路迂回,因為離距離太遠,約25公里),襲擊目標顯露的白台子大行李隊。以達到騷擾敵後,牽制晝間日軍對喜峰口第二關門的總攻的目的。結果並沒有太大成功。

另外,姜克實教授在《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一文中再次強調:

……舉一個例,即是今天膾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隊「白台子夜襲」(1933.3.12)。前述臺灣的《抗日戰史》,或北平軍分會的戰鬥檔案中都有同樣記錄。但從日軍的詳細作戰檔案中,並不能確定此次戰鬥的存在。經對比研究考證,我發現此戰鬥是宋哲元二十九軍方面,按戰鬥命令書還原的虛假戰鬥。戰爭當中,命令書是非常嚴謹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須用召集將校當面口述筆記的方法進行。所以戰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很多。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軍,有素質的軍隊都多留有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戰史的重要線索。但命令書的內容並不代表實際戰鬥的過程和結果。喜峰口也同樣,命令中有襲擊敵白台子砲兵的部署,但實際作戰中並沒有兌現。趙登禹(旅長)的大刀隊,剛入戰場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並未能按計劃到達白台子。但戰果報告中卻按命令書捏造了這個內容,之後被記錄到戰史檔案中。這也是國內的原始檔案內容,但若不對比日軍的作戰記錄,僅依靠國內的史料寫史的話,不可能判斷出其中的虛假。

和虛構的白台子夜襲同樣,「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這場戰鬥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攻勢的產物。(實際結果為大刀隊的慘敗,日軍死於格鬥者僅為一名伊藤軍曹,其餘戰死的16名,都屬於槍砲創傷。記錄中國軍方面遺屍730具,繳獲大刀380口)。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喜峰口戰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喜峰口戰鬥_(抗日戰爭))。

(Ⅱ)姜克實:《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姜克實的抗戰史研究和事實評論/2020.02.25)。

(Ⅲ)姜克實:《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2021年6月14日北京時間晚6點/地點:虛擬騰訊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