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中國的若開邦嗎? | 梁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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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以來,昂山素季(台灣譯翁山蘇姬)在我內心是民主、自由、人權的象征。以至於,早在她被解除軟禁之前,我購買了彼德·波凡姆撰寫的傳記《翁山蘇姬》。在我的電腦中,楊紫瓊飾演的《昂山素季》是我久久不舍删去的電影。然而,我內心神一般的偶像,在攝政緬甸之後,礙於龐雜的政治因素,遲遲未能給羅興亞人的命運帶來一絲曙光,讓這個地球上最悲慘的少數民族繼續維持一百多年來的無盡苦難,遭受國無國、家無家、人不人的不公,繼續在窮困潦倒、顛沛流離、驚懼不安中飽嘗煉獄般折磨。

追根羅興亞人的苦難

        羅興亞人(緬甸稱孟加拉穆斯林)初源少量阿拉伯人到阿拉干王國(今緬甸若開邦)經商定居,與若開人和睦相處。從1824年到1885年,英國和緬甸發生了三次戰爭,最終緬甸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經歷了從1886年到1948年長達62年的殖民統治,比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時間更久。在英國殖民時期,因為英國主導印度、孟加拉等穆斯林人口遷徙,羅興亞族人口成倍增長。1948年緬甸獨立後,緬甸政府頒布《國籍法》與《選擇國籍條例》,規定在英屬殖民地出生的新移民且在緬甸居住八年以上者方可申請歸化入籍,並規定羅興亞人不得擁有土地,不得隨意經商,不得隨意興建清真寺,嚴格限制羅興亞人的教育,羅興亞人文盲率高達80%以上,使得羅興亞人極度貧困,大量羅興亞人成為無國籍者。1962年之後,緬甸軍政府推行大緬族主義,羅興亞人的處境越發危險,特別是1977年發動的“龍王行動”,讓羅興亞人受盡迫害。
        羅興亞人大量難民連年不斷涌入孟加拉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等周邊國家,而這些國家因為自身國情,難以提供有效幫助,孟加拉國更是因為大量難民而困擾不堪。羅興亞人一百多年來的深重苦難,看似由於“不興教化”,即緬甸佛教社會與若開邦穆斯林社會的沖突壁壘高起,水火不容,但其實緬甸其他地區的穆斯林與佛教社會並無對立情況,而宗教社會的矛盾只存在於若開邦。事實上,“羅興亞人”這一稱呼,肇始於英國殖民者,而羅興亞人與緬甸佛教社會的嚴重對立,也正是肇始於英國殖民者。
        第三次英緬戰爭後,英國殖民者有意從英控印度、孟加拉遷移大量的穆斯林到若開地區定居,使當地的穆斯林數量數倍增長,擠壓了若開族人的生存空間,並對當地的統治採取分而治之,在統治中嚴格區分佛教徒和穆斯林,從而挑起不同信仰人民之間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與英國人各自扶持佛教徒武装和穆斯林武装,直接導致若開族與羅興亞人的武裝沖突。當緬甸獨立,國外勢力被淨空之後,殖民者的遺害就無窮無盡地加諸到了羅興亞人的身上。而此後一百多年,羅興亞人又挑起分離主義,組織武裝力量與緬甸當局對抗,更加導致了羅興亞人無法融入緬甸社會,並開啟大緬族主義對羅興亞人綿綿不絕的迫害。

台灣是中國的若開邦嗎?

        二戰結束以前,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使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文化逐漸磨蝕。日本戰敗,特別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中華文化才在台灣得到了不起的復興。但是,殖民者敗走總是不甘,必埋禍根以亂之,緬甸羅興亞問題是如此,中印克什米爾問題是如此、非洲大陸更是彼彼皆是,而台獨問題當然也是。
        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一些在台生活多年的日本人選擇了“歸化”,大抵就是當下“台灣民政府”那群人——這種歸化實際是“不服王道”的假投誠,埋根在台灣,而不服中國之治。在兩蔣時代他們選擇“潛伏”,在李登輝之後,他們逐漸堂而皇之,並在自認為日本皇民的洪素珠辱罵88歲老榮民彭子珂的事件爆發後,這個“台灣民政府”才正式進入了公眾視野。他們公然宣稱台灣是一個國家,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和警察部隊,在每個縣市都有活動據點,擁有大片山林土地。這一“國中之國”所為何來?國民黨、民進黨內很多政治人物受邀去交流,與之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實為利益收買,可見影響力不容小覷。正因如此,這些政治人物最先知道此“叛國組織”存在,卻暗通款曲,不露聲色,執政而不予取締。
        這些“歸化”了的日本後裔,行事低調,小心翼翼,時機不熟絕不與主流社會正面沖撞,比羅興亞人聰明何止百倍!他們當然吃不到羅興亞人的苦頭。然而,現在事實執政的台獨政權,只差扯下“中華民國”這塊遮羞布:加速系統性“去中國化”,大興台獨教化,又以轉型正義之名巧取豪奪,更在內政上大肆親日,宛若日殖代理,並以年金改革為名,對相對立場偏藍的軍公教系統進行敲打。台獨勢力堅持族群分化和“去中國化”的本質,正是要把台灣的“外省人”打成羅興亞人的命運,假設台獨建國成功,外省人恐難逃此劫。
        當然,正在偉大復興的中國有足夠強大的能力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14億中國人豈容日殖欺凌血脈同胞,絕不容台灣再度淪為日本殖民地。我們不允許台灣變成中國的若開邦。
        首先,“一個中國”的意識與台獨日殖的意識看起來有點像若開邦的佛教徒與穆斯林的對立,但是畢竟不是基於宗教的對立。羅興亞人是因為英國殖民時期種下的歷史仇恨而被緬甸大緬族主義傾軋,變成無國無根的族群,他們的分離主義只是為了脫離大緬族主義的迫害而求取一塊安寧的棲身之所。而台獨分裂思潮雖然是日本殖民的後遺症,但台灣人不存在無國無根的困擾,連滯台的日本後裔都可以歸化中國,有國有家,甚至兩岸統一之後,他們仍可以離開台灣,歸化故國。
        其次,台灣內部仍然具備足夠的制衡力量,盡管台灣相對封閉的新聞媒體形成了夜狼自大的輿論氛圍,讓民眾對於搞台獨壯了膽,添了希望,但是,這種媒體洗腦是可以被打破的。也就是說,台獨意識仍然有機會被壓制。簡單而言,就是華夏文明再造和中國人意識的復蘇和強化。這首先需要台灣的有識之士團結起來,中國國民黨“追求國家統一”的聲音強起來,本土化茍且偷安的自閉路線壓下去。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路線是一條放任“去中國化”、斷送和平統一希望的不歸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如若繼續走茍安的本土路線,中共將一肩扛起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今日的中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深入地實踐和发展“三民主義”,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國已經初現端倪。台灣作為富強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後不論是何種方式統一,中共都不願意也不可能讓台灣出現羅興亞人的悲劇。
        雖然殖民者種下禍根,但中國人有智慧可以連根拔除。台獨是鏡花水月,必將成為日殖代理人的惡夢。在台灣的中國人如果甘做漢奸日奴而不服中興大國、華夏一體的王道,或者繼續偏安台灣茍且偷生,留給他們的會是惶恐灘頭的惶恐,零丁洋裡的零丁。

結   語

        2012年6月,昂山素季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演講時說,她在遭軟禁時深入思考了佛教中的六大苦相, “想起了囚犯、難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們被從故土上連根拔起,離開家園,同家人和朋友分離,被迫在不歡迎他們的陌生人間艱難生活。”又說要用“仁愛” 給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家園,給那些在自己國家得不到安全與自由的人們提供避難之所。她應該沒有忘記這段演講,需要一個頓覺的智慧去幫助羅興亞人脫離苦海。又或許,她真的成了政客?
        我沒有放棄對昂山素季的信心,就像沒有放棄對台灣正義力量的信心。我更相信,中國人比緬甸人更有智慧去解決殖民遺禍!
(臉書成文於2017年4月12日)

亡獨預想 | 梁敏超

        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兩岸懂得看歷史潮流大勢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地感覺到,和平統一的窗戶已經關上。樂觀的看法,是和平統一的機率已經小於10%,而且接近最後的攤牌。

        對貪婪無知的台獨政黨和政客來說,最後沈浸於高亢的台獨幻想裡,最後絞盡腦汁地阻撓拖延統一,以及瘋狂享受最後的饕餮盛宴,是他們既驚又喜的末日狂歡。

       台獨勢力覆亡是歷史的必然要求。那麼台獨政黨、政客以及台獨意識將以何種方式被徹底清除呢?我想有兩種主要方式。

        第一、大陸武力統一,採取多種強有力措施依法清除台獨勢力。

        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明確設定國家應該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條件之一為「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研判台灣目前局勢及內部政治因素,可推定已基本接近甚至達到「和平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武統觸發條件。這個判斷,主要基於中國國民黨對反台獨立場、對兩岸關係、對中華民族的主張、態度和路線的重大變化。

        台海兩岸從二三十年前勢均力敵,到今日大陸具備壓倒性實力,我們現在要研究的重心是以何種方式可以盡一切可能減少平民傷亡,防止台獨勢力偷運故宮國寶出境,依法審判主要台獨政客的罪責,並重建台灣社會秩序,徹底清除一切台獨勢力和日奴象征。

       第二、台灣內部革命,強勢鏟除台獨勢力,並重新打開和平協商統一的窗戶。

       美國一位國際經濟學家丹碧莎·莫尤(Dambisa Moyo)在TED演講,題目叫「中國是新興經濟體的榜樣嗎」,她在演講中提到, 民主制度具有不可持續性,研究表明,當國民人均年收入達到1千美金左右時,民主制度大約可維持8年半;達到1千到2千美金時,民主制度大約可維持16年;只有當國民平均收入超過6千美金時,民主制度才能長期持續。

      上述研究,顯然是在忽略嚴重貧富分化、嚴重政治沖突的情況下得出。台灣民主制度的不可持續性,恰是由嚴重貧富分化和嚴重政治沖突造成的,加上經濟持續衰退,物價飛漲,居民購買力下降,內外交困之下,民主制度必然崩盤。

       不難預測,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即全力投入2020大選布局,黨產會、促轉會將強勢運作,以激化所謂本土與外省的對抗對立,進行「去中國化」擴大年輕族群的支持。而本土化的國民黨戴著尷尬的威權原罪,對民進黨的淫威將如梗在喉,任由民間的外省族群在捍禦正義中遭受「新威權」打壓,偃旗息鼓,必無所成。

        2020年選舉大概率由民進黨推舉的候選人勝出。台灣將全面進入「去中國化」的深重災難期。民進黨政府為台獨建國肅清阻力的所謂轉型正義,可望激起一波革命怒潮。

        台獨勢力不可能通過選舉輪替來消滅。革命是唯一手段。可預期的革命,將迅速控制台獨主犯,成立過渡政府,實行戒嚴訓政(即孫中山先生「中華民國建國大綱」第二步),修正教改,訂立新的民主選舉規則,禁止一切台獨立場的政黨和個人參與選舉。過渡政府將為民選新政府與大陸政府協商和談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等一系列問題訂立規劃,重新打開兩岸和平統一的窗戶。

        两岸統一前能不能給歷史留下漂亮的身影,或者為和平統一再次打開窗戶,或者為統一後的台灣社會安定繁榮提前籌謀,已經擺在了很多台灣賢德志士的面前。

        主要的政客們早就暗中為流亡做好了各種準備。

        逆歷史潮流的民族叛逆,若法律無法給予制裁,歷史的「斷頭台」為他們抬起了鍘刀。

對陸好感比率超越反感 | 郭譽申

台灣民意基金會每年都進行民調,調查台灣人對大陸是有好感還是反感。前天公布今年的民調,台灣成年人有4成9的人對大陸表示好感,而有4成4表示反感,對大陸有好感的人超越反感。過去多年的這項民調,對大陸有反感的人都超越好感,今年是首度逆轉,因此被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形容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這兩年兩岸關係緊張,大陸軍機和軍艦時常繞行台灣,並且一再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台灣人竟對大陸愈有好感,原因為何?綠營的游盈隆解讀民調說,可能是台灣人對大陸存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即受到侵犯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游董事長真會自欺欺人,竟能想出這樣的天才理由幫綠營掩蓋真相!

一般總以為,若你對我好,我就會對你有好感,若你對我不好,我就會對你反感,其實不見得。馬英九總統當政八年,兩岸關係空前融洽,大陸對台灣幾乎是極盡討好之能事,既有兩岸外交休兵和尊重台灣的國際空間,又採購許多台灣的農漁產品和鼓勵陸客來台觀光,台灣的回應卻是太陽花學運的「反服貿」和反中活動。另一方面,台灣人對美國、日本大多有好感,但美、日一向並不討好台灣,台灣人對美、日有好感,主要因為美、日的富強、文明。因此兩岸之間,關鍵不在討好,討好無法贏得敬重和好感,大陸的軟硬實力才能贏得敬重和好感。

中國大陸近年越來越富強和文明,不僅經濟總量、人均所得和科技軍事等在成長,政治、法治和文化建設等都有顯著進步,而人民的素質也在提升,大陸確有潛力成為世界上最富強、文明的國家;對比之下,台灣近年卻是經濟停滯,社會問題重重而陳抗不斷。這是台灣人對大陸好感度增加、反感度減少的最主要原因。

大陸逐漸贏得台灣人好感的另一個原因是大陸採取了「胡蘿蔔」加「棍子」的政策,而不像過去只給胡蘿蔔討好台灣。對岸和台灣的關係好比是大家族裡的親戚,過去台灣富而對岸窮,台灣一向不太看得起對岸這個窮親戚,現在大陸逐漸富了,台灣卻改不了優越感,總覺得大陸是一時的暴發戶,既沒文化又沒有深厚的家底,大陸越是以胡蘿蔔討好台灣,越讓台灣覺得優越,越看不起大陸,因此不會對大陸有好感。現在大陸不僅有胡蘿蔔,也拿起大棍子,如軍機和軍艦時常繞行台灣,台灣人於是逐漸認清大陸不是一時的暴發戶,其實力是越來越雄厚,跟大陸好,就有胡蘿蔔,跟大陸不好,就要挨棍子。台灣人是務實的、知好歹的,於是逐漸選擇傾向大陸。

台灣的媒體一向反共,傾向對大陸報憂不報喜,使很多台灣人低估及反感大陸。然而真相只會一時被蒙蔽,最後終將被揭開,親綠機構的民調呈現出,台灣對大陸有好感的人超越反感,正是真相終被揭開的例證。據此民調,同文同種的兩岸的和平融合仍是可以樂觀期待的,雖然過程中難免有許多障礙。

 

 

「一國兩制」的歷史與現實 | 史為鑑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自從一1978年中共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提出之和平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依中共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地區(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統一主權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具體來說,就是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當時)大陸十一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曾說,這是在馬克斯主義理論寶庫中找不到,在中外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

其實就筆者所知,近似「一國兩制」的概念及經驗,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只是有程度之差罷了。至於其可行性是否適用於今天,恐怕先得看看中共如何在1997年以後對待香港,1999年對待澳門,才能下斷語。在此之前,只要台灣稍安無噪,以逸待勞,對中共至多只需「姑妄聽之」,再觀後效。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先例,要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以後所實施的「一國(北魏)兩制(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為典型。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在東漢三國時代,仍只是一個小部落,直至拓跋珪建國北魏(又名後魏、元魏、拓跋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兼併四國部落,國勢日益強盛,統一北方。

拓跋跬佔領中原後,敏銳地意識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因此他並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倒退地實施(北魏的)奴隸政策,卻容許中原地區繼續實施封建制度。就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個世紀的「一國兩制」政策,封建制的優越性、進步性,終於壓過奴隸制,迫使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實行更澈底變革的漢化政策,北魏從而成為強盛、統一的封建制國家。

歷史上第二個實施「一國兩制」的是契丹族的遼朝,遼與北宋對峙時,國勢十分強大,宋朝不得不採和親納幣、俯首稱臣之政策,以維持兩國相安無事,迄今西方人稱中國除了CHINA(秦)外,就是CATHAY(契丹),可見其一斑。香港英資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CATHAY AIRLINES),直譯可稱「契丹(中國)航空公司」。

遼朝除了原領有之東北、內蒙外,還統治原為中原轄地的山西、河北,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由於轄區有大量漢族,以致其政治制度採「兩元政治制度」,即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主番事,南面官治漢人。質言之,即以契丹人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而以漢人的政治制度來統治漢人,包括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至於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50年至1959年間的西藏,雖然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國兩制」,中共也多絕口不提,其實先不論西藏問題之激化原因與責任歸屬,就中共解放大陸初期,的確對西藏是採取寬大、放任政策,這對身負社會主義優越性,拯救並解放世人(世界革命)的中共而言,實屬極大之自制及忍讓。

1950年中共建國,至1959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有十年左右,中共完全放任西藏保存農奴制、政教合一、喇嘛教信仰,以及地主剝削、壓迫、殘害農奴,若非演變至慘不忍睹,嚴重惡化,相信中共還有可能繼續尊重西藏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及文化制度,換言之,這十年是中共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卻矢口不提西藏經驗,主要是害怕此一失敗經驗引發不好聯想及反宣傳。其實真正瞭解西藏現代歷史的人,應該不會未經深入瞭解即妄加批判,亂扣帽子才是。

據近日報載,有鑑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形勢對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愈來愈不利,以及台灣島內台獨聲勢日益囂張,以及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統一方式的抗拒,中共官方權威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正醞釀推動更加務實靈活的對台政策,除了務實推動兩岸交流外,也主張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中,尋求妥協,擴大共同點,擬出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來打開統一僵局。

針對此一務實而不僵化的走向,吾人期望在堅持和平手段原則之下,海峽兩岸能共同坐到談判桌前,彼此殫精竭慮,互信互諒,為兩岸人民尋求一個能造福兩岸人民,並願意接受的可行模式,切忌以大吃小或夜郎自大,以致生民塗炭,禍延子孫,願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敞開胸懷,高瞻遠矚,展現高度之政治智慧,立千秋志業。

 

兩岸今昔的省思 | Thomas Lee

發表日期:2018.6.14

關鍵詞:兩岸關係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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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的表裡和今昔,兩相對照、前後對照下來,任誰都會察覺,近七十年來,兩地文明的發展,無論是方向上還是體質上,已經起了驚人變化。

只是,台灣號列車上的大多數乘客,仍然以為自己正朝原先的方向和目的地駛去。當看到對向交錯而過的大陸號列車時,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對駛往「專制獨裁」蠻荒地帶的列車,以及其上「貧窮落後」的乘客,也習慣性地流露一絲憐憫,甚或鄙夷的神情。

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大陸的印象,台灣號列車上大多數的乘客,仍停留在過去的時空。也難怪在交往接觸中,會令大陸新世代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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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標榜「民主、自由」的台灣,儘管歷經一段既驚又喜的奮鬥奇航,好不容易如願獲得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初步成果。只是好景不常!這種積漸而成、得之不易的成果,就在野心家的操弄以及跟風、騎牆派政客的哄抬之下,民主質變為「民粹」,而藏在民主外衣下的,則是泛著寒光的「政治正確」之利刃。一場場「強凌弱,眾暴寡」的野蠻遊戲,在各個權力場域赤裸裸地上演,從政治中心向基層擴散,從廟堂蔓延到整個社會,從這一代人擴大到上一世代,之後再繼續往下一世代滲透。

台灣不僅向下沉淪,而且在加速沉淪!

前(2016)年年初,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從立法體系到行政體系取得完勝,但是法西斯的幽靈卻在完全執政的蔡政府身上,大模大樣地還魂。當唯我獨尊的當權者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時,我們整個社會也就喪失「反對和異議」的自由,以及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力了。

兩岸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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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向標榜的「民主、自由」,業已轉性,如今只剩下破爛、褪色的「標籤」。而在「民主、自由」上,一向遭台灣社會鄙夷的大陸,自1978年其領導人鄧小平推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迄今,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已由點、線、面逐步擴張到整體,離昔日的「貧窮落後」已遠。政治上,也從「專制獨裁」迅速轉向,朝「菁英治理、開明良政」邁進。

民主、自由,甚至富裕、文明程度,已成昨日黃花的台灣社會,還能取笑奮發向上、正拔地而起的大陸社會嗎?

20180424 怎麼拉這倆傢伙來了還一直下滑?

從「拔管」和吳音寧思考人才運用與政治制度 | 郭譽申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為何兩韓可而兩岸不可?| 郭譽申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

可嘆范疇的「兩極化」思維 | 郭譽申

名作家范疇今早在聯合報發表《「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對於此文,筆者有深為認同的部份,也有頗不贊成的部份,因而在此說說我的見解。

范先生的文章大致有兩個重點。其一,「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筆者很認同這部份,並且要進一步說,台灣每兩年就有一年是選舉年(分別選舉總統/立委和縣市長/縣市議員),因此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朝向兩極化,這是台灣的多元化相當膚淺的主要原因。

范先生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批評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並且說「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而台灣要多元化,才能對抗大陸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很難同意這部份。范先生沒在文中明確定義何謂原教旨主義,我也不想糾纏於此定義,寧願探討該文的主題-多元化。

大陸不多元化嗎?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制度無疑綜合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多元化嗎?旅居海外的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潮》,詳細闡述六四後二十六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論、儒學治國論、新民主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大陸有這麼多不同的政治思潮,不多元化嗎?隨便打開大陸電視,看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表演者,以及介紹少數民族的節目,看來遠比少數民族在全人口中的占比要高,這不是多元化嗎?

多元化的概念很簡單,但是要具體判定不容易。就上述三點比較台灣和大陸,台灣不如大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不像大陸有那麼多政治思潮,也不像大陸有那麼多少數民族的表演空間,大陸似乎比台灣更多元化吧!大陸既然有多元化,根據范先生「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可以反證大陸不是原教旨主義,也與獨裁、極權、集權不是一家親囉。

范先生看來很重視多元化,而反對兩極化。可惜他本身就陷於兩極化裡,他完全肯定多黨政治,而完全否定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他文中所述,台灣的政黨鬥爭導致兩極化和膚淺的多元化。多黨政治呈現這樣的缺點,范先生怎能完全肯定它?如上述,大陸並非不多元化,范先生怎能完全否定一黨專政?更別提大陸四十年來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中共的一黨專政不是沒有缺點,但哪個政治制度沒有缺點?像范先生這樣極端化的反共思想難免促進政治的兩極化,實無益於台灣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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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與台灣眼中的中國大陸 | 郭譽申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

兩岸各有所長 | 郭譽申

從去年底開始,台灣就充斥大量選舉活動和新聞,政治人物此起彼落宣佈參選縣、市長或縣、市議員,而藍、綠兩大黨則在各地逐漸展開黨內初選和初選民調的競爭,現在黨內初選逐漸完成,正式的競選活動將更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直要熱鬧到11月底,選出縣、市長和縣、市議員為止。

台灣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和立委、中央級別的選舉,也每四年舉行一次縣市長和縣市議員、地方級別的選舉,而兩種級別的選舉交錯開來舉行,於是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規模選舉。每次大規模選舉從政黨內部逐步初選,到最後正式投票,歷時約需一年。每兩年選一次,歷時約一年,台灣大約一半的時間都在選舉。不僅選舉歷時長,台灣每個政黨的主要工作就是選舉,即使不在選舉期間,從臉書就能感受到,每個政黨天天都在拓展人脈,為政治人物開發未來的選票。

大陸也有選舉,主要包括基層選舉和各級人大代表選舉,大陸的選舉影響層面小,選舉自然不像台灣熱絡。大陸的共產黨不花工夫選舉,主要在做什麼?

在大陸的書店,我看到許多共產黨的教育訓練書籍,從最基本的如何做一個共產黨黨員,到如何擔任基層黨委(基層黨組織委員),最高到如何擔任縣委書記(縣的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因此出版許多書籍,來教育及訓練其黨員和各級基層幹部治理國家,至於高層幹部,因為是少數,有另外專門的進修學院,提升他們的治國能力。

大陸約有八千萬共產黨黨員,只有少部份是國家的公務人員,支領國家的薪俸,其他大部份則分佈在民間各行各業。雖然多未支領國家薪俸,共產黨仍相當程度能協助治國。以2008年北京奧運的一則新聞為例,大陸為了防備恐怖份子發動恐怖攻擊行動,動員了千千萬萬的北京「大媽」,深入各個角落擔任偵防的工作。共產黨先動員大媽們裡的共產黨員,透過她們再動員千千萬萬的一般大媽,顯示共產黨的基層教育訓練是頗有成效的。

除了教育訓練,大陸以競爭提升治國能力,中央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省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省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同樣地,省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縣、市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縣、市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

大陸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台灣政黨的主要工作卻是選舉。這大概是必然的,在台灣,若選不贏,就不能執政,談治理國家不是白搭?因此選舉遠比治國重要,每個政黨都是選舉第一,治國政策則是隨口胡吹的,難怪上台執政之後,常一無是處。治理國家不容易,需要有專業,「中國模式」致力於治國專業,而類似台灣的西方民主國家則致力於選舉專業,術業有專攻,因此各有所長,大陸治理國家似乎越來越好,而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擅長選舉,選到變成民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