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汽車是未來全球汽車工業的必然趨勢，中國都市如今的公車、摩托車幾乎已經全面被電動車取代，對淨化都市空氣大有幇助。

介紹一下全世界電動汽車的產銷狀況，中國大陸都居於龍頭領先的地位，未來發展更是百尺竿頭。

2018年世界電動車銷售量（全球銷售總量171萬）：
中國 110萬 （佔全球 64％）
美國 36萬
挪威 7萬

2018年世界十大電動車製造商：
比亞迪（中國）
特斯拉（美國）
北京汽車（中國）
BMW（德國）
VW（德國）
上汽集團（中國）
奇瑞汽車（中國）
日產（日本）
吉利汽車（中國）
現代汽車（韓國）

中國政策要求凡外資品牌之電動車從2018年起均要在中國本地生產，不得進口，計劃在2020年中國將生產250萬輛電動汽車。

2018年世界四大電動車電池製造商（電池占整車成本的30%-40%）：
松下（日本）
LG化學（韓國）
寧德時代（中國）
三星SDI（韓國）

大陸的鋰電池巨頭寧德時代目前的主力產品是「鎳鈷錳三元鋰電池」，在大陸電池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一家獨大，並且供貨VW、BMW等德系廠商，未來有可能和特斯拉合作，發展空間最大。

2018年十大電動車充電站設備（充電站是電動車的基礎建設，充電站投資代表國家對電動汽車發展的決心）：
中國（大於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
美國
德國
荷蘭
日本
法國
英國
澳洲
挪威
瑞士

中國神明、無神論與社會主義不衝突

媽祖、關公等眾多「中國式」神明，深受華人崇信，社會主義人士卻是無神論者，兩者似乎只能擇一從之，然而無神論並不是馬克思的創見，無神論應是指沒有一位創造天地與人類的上帝，此說包括科學家、非社會主義人士，許許多多人也都認為神是唯心產物，上帝歸上帝、凱薩歸凱薩，非一神教信仰人士有權主張人的日常生活不應受神與宗教狂熱份子的影響，科學家也會主張對天變地動的解釋絕非神職人員之事，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殷鑑未遠。

媽祖、關公等神明，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且生前有實際護佑國人，保鄉衛土等忠肝義膽精神與事蹟，其忠義精神為後人典範，其事蹟為後人景仰，因其修為與功德而為後人祭祀與紀念，是國人的楷模與精神支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世界邁入大同過程中，眾多中國式神明，仍然會是國人的楷模與精神支柱。

上帝們莫衷一是

世界上有三個信徒上億的上帝教，閃米特人就創建了兩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然而這兩教信眾彼此之間，互斥異端殺伐至今，為國際爭端紛擾主要來源之一；雅利安人創建了另一個，印度教，卻是種性壓迫的淵藪。中國雖有盤古開天闢地之說，但這只是代表中國人對天地成因的一種交代說法，有天有地之後，天地之運行太奧妙了，要有另一個神去總持，玉皇大帝就出現了，但是他老人家也非上帝，什麼事都要「賴」在他一人身上，沒有配角與觀眾的獨角戲是毫無意義了，所以還有什麼玄天上帝、南極仙翁、西王母、東嶽大帝…等神明，出來「共構天地人之關係」，多神信仰才是地球上各個原始部落的主流認同，多神信仰干政甚至於政教合一之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未知生焉知死

對於生死祭祀等問題，孔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孔夫子的態度實際上就是要國人慎終追遠，此態度對國家社會的穩定起很大作用，不重祭祀比禮崩樂壞之後果更加嚴重，筆者稱孔夫子的態度為存神論，祭祀之事不能以見不到神靈，就否定神明之存在。

亞洲另一聖者，佛陀喬達摩‧悉達多駐世時，佛教並無祭祀、超度、薦亡之事，佛陀也不許弟子去探討天地成因、人類來源等問題，原來喬達摩也是無神論者，與孔夫子對比，佛陀是純粹修行者而孔夫子是政治家，因此孔夫子重祭祀，佛陀只管修行事。

中國神明由三不朽聖賢組成

中國神明可以歸類為兩大類型，一是用來代表天地大自然奧妙的神明，如盤古、玉皇大帝…等為上層神明，雨神、雷神…等為基層神明，一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過程中具有莫大功德，而為後人所祭祀紀念之神明，又可分為史前神明與信史神明，人類由石器時代發展至邦國出現，過程中教導人們鑽木取火的燧人氏、結網捕魚的伏羲氏、構木為巢的有巢氏、耕種識本草的神農氏，繅絲紡衣的嫘祖，這些神明為史前神明，因其功德大，堪稱德配天地，與代表大自然的上層神明同歸屬於「廟堂神明」，信史神明是部落邦國發展征伐過程中，既要與天爭又要與人鬥，過程中護佑人民、教導人民，具有人格典範之神明就一一出現，如：媽祖、關公等，信史神明與代表大自然的基層神明屬於「鄉野神明」，祭祀信史神明是為了讓後人感恩先祖先輩開創守成不朽之功。

生存危機中 救主誕生 徒增紛擾

閃米特人神話中，神威是不可侵犯了，如：神不喜人類獲得智慧以分別善惡(亞當、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更畏人類與其一般長壽(食用生命樹果子)，為此逐亞當、夏娃出伊甸園，再亂人類語言(巴別塔)，更起洪水滅「不義」(若亞方舟)，最後還有末日審判，這些神話傳說只是人類諸多神話之一，也是人類對於未知事務、天變地動的恐懼心理所轉化出來的，人類將具有毀滅殺傷的自然現象，想像為有神靈在操弄，人們祝禱於上帝或眾神只為求赦罪免災，卻因各族各邦所祀之神不同，其教誡亦不同，徒增更多紛擾。

中國人有人定勝天思想

對於一神教信徒而言，別無他神，別無教導，別無救贖，但是有末日審判，上帝信仰建立在人們必須承認有原罪之前提上，信仰者只能間接的單向的接受神的代理人指導。

而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與大自然異相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玉皇大帝絕對是和藹可親的，天空破裂也不是玉帝生氣所為，但是女媧一定會去補，太陽肆虐后羿會去射，大水肆虐鯀、禹先後去治，還有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吳剛伐桂、鐵杵磨針，這些寓言表達中國人有人定勝天思想，對於天變地動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西方神權協助資本家實現帝國主義及壓迫勞動人民

《出埃及紀》記載摩西得到上帝諸多戰略指導，終於引領以色列人回到上帝「應許之地」，再看閃米特人神權主張傳到歐洲，幾經波折後終於為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接納，只因君士坦丁獲得「神示」而贏得戰爭勝利，我們可以說「祂」是上帝更像戰神，君士坦丁大帝戰勝之後，尊耶教為國教，從此神權政權結合互取所需，神權強時教廷能發動宗教戰爭，還可以指揮或懲罰歐洲各國國王。近代帝國主義擴張，神權也弱化成為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馬前卒，但是神權與政權始終是緊密結合，神權與人民之間，反而是一種剝削關係，天堂幻境末日審判，成就此種剝削關係。

工業革命之後，生產資料更加集中於資產階級，勞動異化到工人只能單調的重複同樣工作，就像是機器人一般，盡管勞動人民已經無法承受壓迫與剝削重擔，神職人員仍然是引導信徒「妥協」於現實上的壓迫，仍然是在提供信徒病態性的心理支撐基礎，仍然要求信徒奉獻、忍受世俗折磨，成為義人才能贖罪，死後才可上天堂通過末日審判，宗教不但不能解決信徒現實上的問題，反倒是神棍與資產階級結合成更穩固的壓迫政體，唯心信仰也就成為人民的鴉片煙。

唯物社會主義解決唯心宗教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壓迫

唯心信仰面臨破產，唯物主義應運而生，經由社會主義革命家的推動，而有禁止童工、女性工作者的保障、三八工時制等人道舉措，也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家，才能解決唯心宗教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壓迫，帶給廣大人民曙光與實質利益。

中國人紀念黃帝、神農等廟堂神明，早已是中華文化不可動搖之一部分，在民間祭祀鄉野神明其實與祭祀祖先並無不同，同姓為祖、異姓為神，憑著一炷香就可以上禱，當宗教不需要依靠教士時，就可以減少宗教帶來的禍患，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世界大同之前，中國神明可以陪我們走這一段路。

我對台灣的假民主選舉制度已不抱希望，弔詭的是學生時代為了反共救國而讀軍校，四年的軍校生涯讓我知道國共兩黨都是一丘之貉的難兄難弟，平分秋色的列寧信徒。
毛、蔣互爭領導位置罷了。

最後中共知道反省檢討，回頭是岸，脫胎換骨，改頭換面，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致使中國人能揚眉吐氣，傲視全球。只是為了面子問題，不便公開承認罷了。
大陸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是集體民主，是有組織的民主，是代議政治的民主，不是票票等值的假民主。

國父將平等權分成三類的等級來說明，即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
天生的不平等，如聖、賢、才、智、平、庸、愚、劣。
如何票票等值？社會的賢愚是寶塔形式，智力低層具絕對多數，如何分辨參選人的優劣？台面上的政客如過江之鯽，偶爾有幾位謙謙君子的瑰寶，又受到眾政客之圍剿，無技可施，政風怎麼會好。
票票等值就是齊頭式的平等，是假平等。

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黨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欲參政必須有黨的政治背景，經過共青團的嚴格考核，擇優加入共產黨接受教育及考核，通過檢驗才能成為正式黨員，然後再逐層篩檢，從政同志個個菁英，然後經過人代會通過，才能肩負國家的領導重任。

在各級黨組織裡面，會議討論中，代表基層人民的意見，提出探討，首先由黨員輪流做自我檢討報告，並由黨員公正批評，提供改進。
會議中心中有話，合盤托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達盡善盡美的地步。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黨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絕不可為私人利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會受到黨的嚴厲制裁，黨代表了人民的旨意，黨的專政，就是人民自我專政，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才是國家主人。
人民的基層聲音透過組織層層反映到中央，作成總結，形成政策，再貫徹下去。
這就是庶民專政，能說中共不民主嗎？

國父還提到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在古代是公、侯、伯、子、男、民。
但是有科擧制度做配套補救，可以從布衣透過考試成為國之重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一人得道，鷄犬升天。
國父參考中國的科擧制度及監察御史制度，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加上考試、監察成為五權分立制度。
使我國的政治制度更趨完美。
政府公務人員透過各領域專長考試、普考與高考，晉用人才，公務人員缺員，依名次先後遞補，無關說、人情干擾，做到公平公正，這項制度在李登輝時代破壞殆盡，蔡英文更是違法亂政，完全不顧考試制度，御用私人，酬庸同黨，廣設組織，竟倡言廢止考試、監察二院，根本是太上皇。

目前最迫切的是先下架叛國賣台的亂黨。
然後再廢棄藍、綠兩個蹂躪中華民國人民的爛黨，由庶民選出真正造福人民的總統，代表人民處理國是。

蘇聯和中國大陸都曾是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和大幅度的國有化。當兩國逐漸發現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經濟停滯後，都曾朝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改革。蘇聯改革失敗而解體，中國卻改革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威脅美國的霸權。原因何在？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何帆教授在其著作《大局觀：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思維》中提出了簡單的答案(僅是書中很小一部份)。

眾所周知蘇聯與中國的漸進改革不同，蘇聯因為急劇導入西方的政經制度，被稱為「休克療法」，而導致經濟、政治的突然崩潰。何教授在書中指出，蘇聯也曾實行漸進改革多年，但是一直成效不佳，最後才採取了更失敗的休克療法。因此關鍵問題是，漸進改革在中國能成功，為何在蘇聯不能成功？

「蘇聯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一百多個部委，分管不同的產業，然後由中央計畫部門來協調各產業間活動的聯繫…中國經濟則是按照地域原則組織起來，中央將經濟和行政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每個省相當於一個小經濟體」。這樣經濟組織結構的不同導致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中國大陸的經濟組織結構有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根據地的經濟和軍事形式，建國初期中國曾學過蘇聯的經濟組織模式，但後來在「大躍進」和「文革」時出現分權的高潮，中國重又回到地方分權的形態。

大陸的地方分權組織結構可能有「規模經濟損失、重復建設、地方保護主義」等弱點，卻有利於進行市場化改革。首先，改革措施難以事先預料成敗，大陸的改革時常先選定少數地方試行，若成功再推廣到全國；若失敗其影響範圍是有限的。其次，地方分權的組織結構讓各省可以彼此競爭，既符合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原則，也能激發各地方的發展積極性。

何教授在書中講的完全是經濟面的因素，筆者以為政治面的原因也很重要。蘇聯自1953年史達林過世，就斷斷續續進行不少改革，然而同時間高層的政治鬥爭幾乎不曾間斷，包括赫魯雪夫全面否定史達林；1964年，布里茲涅夫發動政變，使赫魯雪夫「被退休」；1982年，布里茲涅夫逝世，蘇聯經歷長達三年的政治鬥爭、領導人更替的混亂局面。蘇聯後任的最高領導人完全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不利團結和改革政策的延續。

對比之下，鄧小平是第一代的革命元勳，他在中國的威望超過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等在蘇聯的威望，他平反很多過去的寃案，卻絕不全面否定毛澤東，而此後的最高領導人也絕不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使中國大陸四十年來都能團結穩定地向前看，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

蘇聯立國七十多年而消亡，有些反共人士於是聲稱，中共政權也只會有七十多年的壽命，回顧中國與蘇聯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發展歷史，這樣的類比完全是無稽之談啊！

王立強的烏龍共諜案意外展現了中國大陸司法驚人的進步。環球網記者27日從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獨家獲得一份2016年王立強因詐騙罪在該法院接受審判的庭審視頻。視頻中的王立強對於其詐騙12萬元人民幣的事實供認不諱，並稱自己「法律意識淡薄」，「希望法院從輕處理」。最終，王立強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

大陸環球時報獨家揭露「假中國特工王立強，庭審視頻曝光！」

現在全世界都清晰的看到了這段視頻，2016年，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這樣一個普通的鄉鎮法院，可以保存所有接受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引起世界數位強國的關注，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有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中國大陸自從2010年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

其次，保存所有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代表大陸改革司法及進步的決心與基礎，因為保存完整庭審視頻可以提供日後對本案的置疑、挑戰、批評的完整基礎資訊，可以把檢察官、法官、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語動作公諸社會，促使司法官員審判案件時必須大公無私。

反觀嚎叫自由民主、法治正義的台灣，能做到這樣嗎？

美國自從去年3月發起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並伴隨著科技戰。中國被迫應戰，兩強纏鬥至今已經20個月，双方似乎各有損傷，但都承受得起(參見《中美貿易戰 川普「梭哈」了》)。中、美全面競爭的態勢已經形成，大約多年都不會改變，長期競爭的勝負很取決於双方的競爭心態。

面對貿易戰、科技戰，中、美的態度頗為不同。美國極力指控中國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如盜竊智慧財產權、貼補國營企業出口、迫使投資外商轉移技術等，以正當化其高關稅貿易保護措施；並以國家安全之名，限制及打擊中國的高科技廠商，如華為。面對美國的指控，中國相當低調平和，強調將持續支持貿易全球化和開放政策，例如自去年開始，每年11月舉辦進口博覽會。

美國過去極力主張貿易全球化，並曾從貿易全球化獲益頗多，現在它要改弦更張，總要有個理由，指責中國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可以正當化它的改變，美國的動作因此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沒有什麼道理。每個企業都該想方設法保護本身擁有的智財權，並在智財權受到侵犯時向司法機關提出具體控訴，美國籠統地指控中國盜竊智財權是沒有意義的。出口補貼等於以低於成本價輸出，對中國何益？中國即使有出口補貼，也是極少數的暫時權宜手段，這種指控因此是無的放矢。外商在大陸以技術轉移交換投資優惠是合作双方的自願交易行為，對誰較有利取決於双方的智慧判斷，美國以此指責中國，實在荒謬。

美國面對貿易戰、科技戰的心態是無端怪罪中國而不自我檢討，美國其實應該問：美國的工資是否太高？營商環境是否惡化？營商成本是否太高？對比於美國，中國大陸幾乎並不責怪美國，就只埋頭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和技術弱點，例如減少企業的稅負、降低關稅及增加進口以降低物價和企業的成本、提高國營企業的效率、提高金融業的效率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加強投資發展半導體技術等。

美國對待華為的方式也顯示它的錯誤心態。華為的5G無線通訊技術領先世界，幾乎是所有專家公認的，這也可以從中國大陸領先世界實行5G的商業佈建獲得確認。美國不承認華為的5G領先地位，卻以國家安全(找不到安全漏洞)、侵犯智財權(技術領先何須盜竊智財權？)之名打壓華為，或許有一時的效果，絕不是治本之道。只有承認自己的落後，才可能迎頭趕上啊。

平心而論，目前美國在大部份高科技仍領先中國，而中國僅在少數高科技，如5G，領先美國(中國另在基礎工程技術優於美國)。面對貿易戰、科技戰，美國的心態是無端怪罪中國而不自我檢討，而中國卻能深自檢討，埋頭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和技術弱點，這樣不同的心態將影響兩國高科技的持續進步，恐怕是決定兩國長期競爭勝負的關鍵。

經歷了近半年的反送中動盪之後，香港剛完成了區議會選舉(共452個民選議席)，如預期地傾向反中的泛民主派獲得大勝，而親中的建制派輸掉了大部份的議員席位。區議會議員大致類似台灣的縣市議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一般管不到香港的中央政治事務。然而選舉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包含區議會選出的議員代表(共117人)，因此區議會也有相當的中央影響力。

香港動盪的根源，其實不是反送中條例，而是大陸與西方政治制度的衝突。香港的特區選舉制度採取了許多大陸的選舉制度，而多數香港人要求實行完整的西方選舉制度。我們台灣人很了解西方的選舉制度，在此簡單說明大陸選舉制度的差異。

大陸的選舉制度強調功能別的選舉，即各行各業都有代表，而沒有面對一般大眾的普選。以各級人大代表(類似台灣的立委和縣市議員)為例，各行各業事先分配了代表的人數，然後勞工界選出勞工代表，教育界選出教育界代表等等。因為沒有普選，各級領導人由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是間接選舉。

功能別的選舉與普選，何者較佳？理論上，功能別的選舉較佳，其優點包括弱勢群眾，如低階勞工，也能有代表；各行各業的選民比較了解各自領域的候選人，較能選出優秀的當選人；選民比較了解候選人，候選人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做宣傳，而選舉比較不會被金錢左右。然而實務上，功能別的選舉未必較佳，因為一個選舉被切割成幾十個不同行業類別的選舉，會增加執行的困難度，較難做到全都公平公正公開。

或許關鍵不在制度優劣？多數人是膚淺的，根本不管制度優劣，就喜歡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超過間接選舉。

西方列強和多數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多數香港人於是堅決要求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政治制度，四十年來，其各方面的進步優於所有的民主國家，大陸因此堅持其中國模式。陸、港的不同政治制度偏好，是它們之間難解的結。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結合了功能別的選舉和不區別功能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不區別行業功能，而立法會選舉包含一些功能別的議席。香港人期望完全捨棄功能別的選舉，而實行全面普選，大陸以其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大概是不可能接受的。香港人是否要繼續暴力抗爭，是自己的選擇，自己要承擔大部份的後果(大陸承擔小部份的後果)。

政治的難處在於嘗試的成本很高，而且選擇了這一條路，就只能接受其後果，而無法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的後果會如何，因此永遠可以爭辯。我們台灣人只是旁觀者，請香港人自求多福吧。

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現代的國際強權都清楚認知，實體戰爭的代價太高昂，最好是以實體戰爭以外的方式，達成國家的目標，因此強調「軟實力」。

實體戰爭依靠國家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可以稱為硬實力，軟實力則指經濟及軍事以外的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要發揮軟實力，需要靠各種媒體的傳播，現代人隨時都在接收各種媒體的資訊，等於是軟實力的戰爭時時刻刻都在進行之中，比偶而發生的實體戰爭的影響更廣泛深遠。

軟實力這個詞是1990年由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Joseph S. Nye, Jr.)首先提出來的，正值美蘇冷戰末期蘇聯集團解體的時候，可以解釋蘇聯集團未經實體戰爭即崩潰的現象。蘇聯集團的硬實力雖與美國集團接近，其僵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生產力和經濟的停滯，而喪失監督機制的一黨專政制度造成嚴重貪腐，於是在西方媒體的宣傳之下，從蘇聯民眾到官員多嚮往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迫使蘇聯朝向西方制度改革，當急劇的政經改革啟動時，集團的統治力突然失控，於是瞬間瓦解。

另一個軟實力造成重大影響的例子是「阿拉伯之春」，從2010年底到2012年，北非和西亞的許多國家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發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多採取示威遊行和網路串連的方式，甚至進而推翻不符民意的政權，雖然這些國家至今動盪，沒能成功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西方國家的軟實力不容小覷。

美國運用其軟實力確實大有所獲，除了上述的蘇聯集團解體和阿拉伯之春，在東亞，當日本、南韓、台灣等接受了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接受它的領導，幾乎成了美國的附庸，而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多次反中運動無疑也是美國軟實力的展現。

中國大陸崛起，中、美不僅有硬實力，更有軟實力的競爭。双方軟實力競爭的態勢如何？研究這個問題，先要清楚區別軟實力本身、軟實力的號召力以及對軟實力的投射能力。綜合這三方面決定了軟實力的強弱或競爭力。

軟實力本身主要是文化，中國的儒釋道文化著重社會和諧，而美國的基督教文明強調個人自由，因為是思想、精神，不易分辨孰優孰劣，大約是各有優缺點，而且双方並非涇渭分明，中國不反對個人自由，美國也不反對社會和諧，只是各自的偏重有些不同而已。

軟實力本身抽象，不易分辨優劣，其對人們的號召力主要取決於長期、具體的歷史經驗。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世界兩、三百年，多年來美國和西歐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而在美、蘇冷戰時，美國集團以其軟實力打敗了一度聲勢頗高的蘇聯集團，這些都使美國的軟實力的號召力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中國的軟實力也有其號召力，包括中國僅以四十年時間幾乎追趕上西方兩、三百年的工業化；中國的發展完全是和平的，不像西方國家以殖民世界達成其現代化。然而無論如何，中國崛起的時日尚短，其軟實力的號召力仍落後美國頗多。

軟實力需要投射到全球各地的民眾，而全球民眾也樂於接收這些訊息，軟實力才會有效果，這就是對軟實力的投射能力。美國對其軟實力的投射能力目前大幅領先中國，因為主要的國際媒體都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而英語是目前最主要的國際語言，都有利於美國軟實力的傳播。

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主要的硬實力，已經追近美國，並且會在不太久之後超越美國。中國的軟實力本身不輸美國，然而中國軟實力的號召力和投射能力仍大幅落後美國。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美國自然以其媒體優勢，大肆宣揚其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企圖以其意識形態擾亂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穩定，包括支持香港和台灣的反中勢力。中、美目前的軟實力之戰，中國確實處於下風，中國因此只能採取堅壁清野、避戰的方式，管制或限制一些國際媒體和網站進入大陸，雖然造成一些民怨和形象受損，但是能大幅減低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擾亂，避免「阿拉伯之春」式的「和平演變」。

美國的軟實力號召力和投射能力目前雖然大幅領先中國，並不是沒有弱點。多年來選舉民主已經呈現很多弊病，導致2006年以來全球民主的退潮，即變得不民主的國家多於變得民主的國家(參閱《全球民主在退潮》)；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長期激烈衝突顯示基督教文明的缺乏包容性；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令人質疑其公正性；而歐洲對中東難民的排斥，讓人質疑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偽。這些都侵蝕美歐的軟實力。

相對於美國，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則持續在提升。中國的和平崛起，歷時越久將越有號召力，也顯示儒釋道文化的歷久彌新、具包容性，而「一帶一路」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國的人均所得持續提高，都增加軟實力的號召力。近年中國媒體越來越國際化，並以合作和交流計畫，如孔子學院，增加其在各國大學的影響力等等，都有助於中國對其軟實力的投射能力。假以時日，中國的軟實力是很有可能追上甚至超越美國的。

最近筆者閱讀了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該書主要收集了林院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許多著作，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最主要的主題是探討，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大陸的多數知識份子為何選擇了馬列社會主義，而不是英美的自由主義？中國的選擇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全世界。林院士的研究因此頗有意義，雖然筆者對其結論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被林院士視為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反傳統主義在清末即已興起，嚴復、譚嗣同、康有為、章太炎等都從不同角度展現出反傳統的思維，到辛亥革命，政治、社會、文化等的所有體制全面崩潰，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於是蔚為思想主流。在全盤化反傳統主義者眼中，中國傳統文化裡好的部份都包含在西方文化裡，而中國傳統文化裡獨特的部份全都是壞的。

全盤化的反傳統造成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真空」，知識份子因此在心理上有迫切需要尋求新的意識形態，以全面填補這樣的真空。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文化(主要是儒家)相當一元化，比如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等，知識份子因此傾向於以思想/文化解決所有問題，並期盼有較明確的解決方案。自由主義是較開放而缺具體方案的思想，因此不受青睞；馬列社會主義有整套的宇宙觀、歷史觀和政治、經濟理論，又有落實理論的行動綱領，因此被多數知識份子選中。

筆者贊同林院士的論述，但是覺得他忽略了一些其他重要因素。雖然知識份子有全盤化的反傳統傾向，他們選擇西方的意識形態時，仍不可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們選擇社會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自始就傾向社會主義，雖然當時沒有社會主義之名。孔子在《論語》裡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孟都主張「仁政」，仁政的基本思想是對人民要有深切的同情和愛心，並照顧、改善人民的生活，都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而《禮運大同篇》描述的更是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

自由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與中國較重視群體的傳統文化是背離的。儒家雖然講究誠意、正心、修身的個人修養，但是個人修養的目標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追求個人利益。自由主義者認為每個人在自由市場裡追求個人的利益，可以促成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觀點現在大致被接受，但是在二十世紀初並未被普遍接受，而更不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因為中國傳統認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

中國大陸選擇社會主義也因為當時社會主義相對於自由主義有較高的理想性和先進性。十九世紀時，資本主義已顯露很多缺點，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而勞工的工資難以糊口，因此產生社會主義，以矯正資本主義的缺點。社會主義因此被認為比與資本主義關係密切的自由主義更有理想性和先進性。

每種主義或意識形態都針對一些特定問題，因此沒有一種主義能解決所有問題。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來可以互相補足對方的不足，現在的國家因此普遍兼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僅在偏重上有差異。中國的傳統文化傾向社會主義，導致中國大陸較偏重社會主義，是合理的歷史選擇。贊同自由主義的林院士在書中對二十多年前的中共政權頗多批評，不知道今日蒸蒸日上的中國大陸是否會改變林院士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