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嚴重動蕩了大半年，導致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通過《香港國安法》。這法律實施以來香港如何？黎智英剛被依此法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巨浪後》（[1]）是一本論文集，包含序論和十篇論文，探討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主要是有關反共反中、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也包括已離開香港的原香港人。

不僅《國安法》，還有香港立法會2024年3月通過的《國安條例》，以彌補《國安法》的不足。《國安條例》就是《基本法》23條的立法，2003年曾嘗試立法但未成功，這時迅速通過。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有反共反中傾向的主要媒體大多經營不下去，而很多公民社會組織也被迫或主動解散。另一方面，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等則順勢興起，相當程度扮演起過去主要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角色。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都可說是小衆媒體，前兩者立足在香港當地，也有聯繫志同道合者的功能，最後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透過網路傳播到香港。這類小衆媒體可以刊出政府不允許的內容，卻不容易被政府查禁，但多有收入有限，營運不穩定的難處。

書中回顧了2010年代的香港在野勢力，分為「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泛民主派大多是成年人，主張溫和路線和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大多是年輕人，主張激進抗爭路線，強調香港人身份，並追求香港自決乃至獨立。這兩派在《國安法》出台以前不時彼此對抗，《國安法》出台後双方才趨向和解，一起對抗中港政府。

書中的主調是反共反中，但一位香港在地的作者馬嶽指出：「個人的觀察是，香港政治和社會事件受海外傳媒報道時，不成比例地是負面和自由受損的個案和新聞，因而海外人士對香港現況的觀感都會很差。不過，對在香港每一天生活的人來說，這些事件發生的頻率並不高，因而感受和體驗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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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國安條例》的實施壓制了香港反共反中的勢力和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這些異議人士或沈潛於社區報、獨立書店之類的小衆媒體，或離開香港，受到一些外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1] 的出版也是台灣政府的一種支持），他們繼續與中港政府隱然對抗，顯示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也顯示《國安法》《國安條例》對香港的安定和安全似乎確有需要。

香港的在野勢力，早期主要是「泛民主派」，能被中港政府所容忍。2014年雨傘運動後「本土派」興起，主張香港自決乃至獨立，抗爭活動愈來愈激進，終造成反送中運動的嚴重動蕩，中港政府於是不再容忍。國民黨像「泛民主派」，民進黨像「本土派」，香港「本土派」激起中共「收復」香港，民進黨執政恐怕也會同樣激起中共收復台灣！

[1] 梁啟智、吳介民（編者）《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左岸文化，2025。

美國「召喚」盧秀燕，究竟在釋放什麼訊號？
最近，美國數度安排與盧秀燕市長互動，這位「媽媽市長」看來即將再次訪美。這樣的安排，當然可以被解讀為美方對國民黨內部路線的一種偏好表態，甚至可以說，是對另一種聲音的柔性警告。
潛台詞很清楚：
美國目前較能接受、也較感到安心的國民黨形象，並不是最近與中國大陸互動頻繁的那一路線。

但問題是，這樣的偏好，真的對國民黨本身有利嗎？

過去十多年，國民黨的主流路線幾乎可以總結為「親美、遠中、低風險、低衝突」。這條路線確實安全，也確實不會被貼上太多標籤。但冷靜回頭看，這條路線為國民黨帶來了什麼政治成果？
答案恐怕很殘酷：幾乎沒有。如果遊戲規則不變，結果為什麼會改變？

如果國民黨始終在民進黨設定的論述邊界內活動，只是努力證明「我們其實也一樣安全、也一樣親美、也一樣不會亂來」，那麼選民自然會問一句最現實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選原版？

在這樣的結構下，國民黨幾乎不可能重新取得執政機會，而民進黨的長期執政，也意味著既得利益結構、內外依附關係與政策惰性將持續下去。
這不只是某一個世代的問題，而是台灣下一代的前途問題。

鄭麗文的「反向操作」，真的只是自殺行為嗎？
鄭麗文近期的路線調整，確實讓不少人感到不安，也引來大量唱衰的聲音。有人等著看年底選舉的失敗，有人預言深藍將徹底崩潰。

但或許更值得問的問題是：
國民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果一個政黨只是為了苟活，只是為了延續組織生命，而不願意回應時代結構的變化，那麼這個政黨的消失，或許只是歷史的自然結果。反過來說，如果它連「提供不同思考路線與政策想像」這個最低限度的功能都放棄，那麼存在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如果只是為了不輸、不被罵、不出事，那不如直接併入民進黨，至少誠實。

馬英九時代的教訓，真的學會了嗎？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曾擁有國會四分之三的席次，這在民主政治中幾乎是「全開模式」。結果呢？改革無力、方向模糊、錯失窗口，最終徹底喪失社會信任。這樣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不先拋下勝敗，就連生存都談不上。
最近不少老牌新聞人冷眼旁觀、等著看戲，或許各自都有盤算。但我只想說一句很簡單的話：
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先拋下對勝敗的恐懼，那麼它連生存的空間都會越來越小。
真正能重新掌握輸贏的前提，往往是——先不那麼在乎輸贏。

聽得懂的朋友，自然知道我在說什麼。

北京以可能影響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對美國軍售台灣提出了質疑。
大陸官方媒體含蓄的說明，習近平希望川普謹慎對台軍售，但沒有提到這會影響川普訪問大陸的規畫。

美中對軍售問題沒有共識，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美方後來根本不遵守《八一七公報》的精神，北京也就認為，既然你不仁不義在先，我照我自己意思搞，也是可以的。

不過，美國總統對於訪問中國大陸，因著個人不同，就會有著某種奇特的情結，因為那象徵某種外交成就。競選時，宣稱當選後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的雷根，不僅食言，還去了中國大陸訪問，同時奉送台灣一個《八一七公報》。

1990年代的柯林頓，不是一位擅長外交的總統，巴爾幹半島的亂象，部分起因於柯林頓政府對於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問題不夠謹慎，造成南斯拉夫內部尋求各自獨立，讓某些國家當成是鼓勵與認同，結果就造成了巴爾幹半島多年的戰亂。

不以外交見長的柯林頓，為了訪中，最後與江澤民在上海演出了一場「新三不」（即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狠狠的打了李登輝一巴掌。

如果美國軍售立場堅定，北京推遲或取消川普訪問大陸，這不是不可能，北京斷然不會把話說死，可能暗示、影射，讓川普感到有壓力，只有白宮、國務院能夠對於川普訪中的問題，有最後的影響力，但以川普過去的習慣，最終還是他自己的決斷。

有两個可能，一個是藉口台灣在野黨反對特別預算，就順勢賴給台灣在野黨，然後進行某些調整，讓川普好對北京有所交待，這樣也能化解他訪問大陸的阻礙。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川普不去大陸了，但這位經常模仿雷根的人，難免還是會有些虛榮，想要到北京去走走。

從這個事件看來，台灣就是兩大之間的籌碼，美國玩台灣，北京也玩台灣，拿台灣逗弄川普。最好笑的是，台灣當家的人卻甘於被人玩弄，而不能思考如何開展自己的迴旋空間。
太過依賴美國，就被華府與北京玩到死。

寫出這種文章就想來「洗地」？你把洗地這事想得太容易了吧？這篇論述實際上完全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中華民國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相反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包含歷次的憲法增修條文）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俗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範圍被定性為「大陸地區」，而非「外國」，屬特殊「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管轄形式，兩岸關係為「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實質特殊關係。

具體的法律與實質現狀如下：

憲法層面：《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民國領土分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大陸地區為「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處理兩岸事務的專法，明確區分兩岸人民，大陸人民不具外國人身分，不適用一般「外國」法律規範，自然也不適用《中華民國國籍法》第20條。

實質現狀：大陸地區人民或大陸配偶若要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須先申請「居留」最少4年，再申請「長期居留」2年，才能申請「定居」；於申請「定居」時必須提出「註銷大陸戶籍」的公證書，經許可定居後，需在30天內（特殊情況可延長）持定居證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即可申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這並不等同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故意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是刻意的混淆視聽。

陸配入籍無需放棄中國國籍，只需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在最終「定居」階段註銷大陸戶籍。也請不要把「註銷戶籍」與「註銷國籍」混為一談。

而且，陸配加入中華民國戶籍後，即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資格，擁有投票權；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陸配入籍中華民國滿十年後，方可擔任公務人員。2006年，司法院《釋字第618號》審查了該項法律規定，認其符合比例原則，由是確立規範陸配參政權利的憲政基礎。

因此，從技術法律觀點，兩岸互不隸屬，但並非「國與國」的關係（本國與外國），而是法律上的「特殊地區」關係。

你問我為何陸配無須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家啊！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是真的不懂，還是故意裝作不懂？

《台游追紀》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江亢虎 於1935年出版的台灣遊記。

1. 批判殖民教育與漢文廢除

江亢虎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文化侵蝕。他指出：
漢文衰落：他憂心日本政府推行的國語（日語）教育導致台灣青年逐漸遺忘母語與漢學傳統。
僑校受壓：他特別關注當時台灣的僑校教育，批評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限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
地位落差：他觀察到台灣人與日本人在社會地位、公職機會及薪資待遇上的極大不平等。

2. 外銷優先

大量優質的台灣米與砂糖被運往日本本土，台灣農民雖然辛勤耕作，自己卻往往只能吃番薯籤或劣質米。
專賣制度：日本總督府壟斷了鴉片、鹽、樟腦、菸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獲利，這些建設產出的財富絕大部分回流到日本國庫或日本企業手中。

3.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不對等

江亢虎觀察到，儘管日本設立了學校，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完全不對等：
階級限制：台灣子弟多數只能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則就讀設備較好的「小學校」。
升學天花板：台灣人很難進入法律、政治等核心治理領域，多被引導至醫學或農業等實務領域，目的是為了培養便於殖民統治的工具人，而非真正的領導人才。
有建設無權利：台灣人即便具備高學歷，也難以在總督府中擔任高層職位。這種「有形的現代建設」掩蓋了「無形的政治奴役」，台灣人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無法決定自己家園的未來。

4. 建設品質的「虛有其表」

江亢虎在書中提到，日本的建設往往追求表面上的統一與觀瞻，但缺乏實質的精細度。他觀察到：

材料與質感：
相較於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古蹟或精細建築，他認為台灣的殖民建築（如某些公家機關或宿舍）顯得單調且缺乏文化底蘊，甚至有一種「臨時性」的感覺，像是為了統治而快速搭建的「盆景」。

設施的「區域失衡」：
他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極度不完善，因為其分佈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功利性：
城鄉落差極大：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電力、自來水、洋樓）幾乎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區域或大都市中心。
廣大農村的荒廢：廣大的農村地帶除了與糖業、林業相關的運輸系統外，基礎設施極其簡陋，品質與大都市天差地遠。這證明了日本並非真心要建設台灣，而是只建設對殖民掠奪有利的「孤島」。

與「滿洲（東北）」的強烈對比：
江亢虎當時已觀察到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力道遠勝台灣。
建設規格低落：他認為日本在台灣的鐵路多為窄軌，車廂狹小，與日本在東北打造的高規格準軌鐵路和現代化重工業體系相比，台灣的建設顯得規模狹小且「品質次一等」。
功能單一：他批評台灣的建設品質被侷限在「農業供應」層次，缺乏能讓地方長期繁榮的重工業與科技研發基礎。

江亢虎特別批評教育設施的品質。雖然有公學校，但設備與師資遠遜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這種「不完善」的教育體系，在他眼裡是故意將台灣人的智識品質壓制在低水平，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供應

5. 城市規模與氣度（氣象）的落差

「盆景」與「大都」之別：江亢虎認為當時的台北雖然整潔，但與上海、南京等具備國際規格的現代大都市相比，顯得格局狹小、氣象侷促。他在書中描述台灣的城市更像是「殖民地的樣板」，缺乏像近代上海那種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文化深度。
建設品質的「廉價感」：江亢虎觀察到日本在台的公共建築雖然整齊，但相較於上海租界或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首都計劃」中那種宏偉的、結合東西方美學的永久性建築，台灣的建設顯得較為單一、功利，且多為因應統治需求的「次級品」。

6. 工業規格的「次等化」

窄軌 vs 準軌：當時台灣的鐵路系統多採用「窄軌」，這在江亢虎等文人眼中，是技術與規格上的落後。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幹線及日本在東北（滿洲）建設的鐵路多為「標準軌」，規格更高、運載力更強。

重工業缺失：日本對台灣的定位是「農業台灣」，因此建設集中在糖廠、水利等民生輕工業。而當時中國大陸大城市（如武漢、瀋陽）已有較具規模的鋼鐵與機械工業，江亢虎認為台灣的建設缺乏長遠的產業主體性。

文化建設的貧乏：江亢虎強烈批評日本在台建設「重物輕人」。雖然有硬體設施，但缺乏像北大、清華或中大那種具備深厚學術自由與人文底蘊的最高學府。他認為這種「閹割版」的建設品質，是導致台灣文化建設、漢學傳統與現代學術不如大陸都市的核心原因。

7. 識字率的真相：不具深度的「工具人教育」

數據假象：日本宣稱的識字率，大多是指能聽懂簡單日語指令、書寫假名的程度。江亢虎批評這種教育是「斷根教育」，台灣人雖然「識字」（日文字），卻失去了閱讀漢文古籍、傳承民族文化的能力。
品質低下：公學校的課程以勞作、簡易計算與日語為主，缺乏科學精神與人文思想。這種「低標識字率」只是為了方便日本工廠管理台灣勞工，與當時中國大陸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發展出的高等學術與全才教育相比，品質極其低劣。

8. 公共衛生的真相：為了「殖民者」而建設。

防疫大於醫療：日本在台推廣公共衛生（如滅鼠、防治瘧疾），核心動機是擔心傳染病會波及來台的日本官員與軍隊，並確保台灣勞動力不會因為瘟疫而崩潰。
資源分配極端不均：
硬體落差：現代化的自來水、排水系統主要覆蓋在日本人聚居的「城內」或「新市鎮」。
醫療門檻：雖然有醫院，但高昂的費用與文化隔閡，讓廣大底層台灣農民生病時仍只能依賴傳統草藥或神明。江亢虎觀察到，台灣民眾在衛生觀念上並未真正「現代化」，而是被動地活在殖民政令的管制下。

9. 與中國大陸城市的對比

缺乏尖端實力：當時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等機構，其醫療研究水準是國際級的。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生僅停留在基礎的環境清理，缺乏深度的醫學研究與國民體質的全面提升。
社會素質的斷層：江亢虎認為，大陸大都市的現代化是自發的、與文化並行的；而台灣的現代化是被強加的、品質低劣的，這導致台灣人在表面整潔下，內在的知識體系卻是破碎的。

江亢虎在遊歷後曾流露出，台灣像是一個被精心管理但毫無生氣的「模範農場」，而朝鮮與東北更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次帝國中心」。這種「建設不完善」的本質，是因為日本從未打算在台灣建立長久的工業基礎，只是想榨取其農業剩餘。
事實證明：直到二戰末期因應南進政策，日本才開始在台灣發展輕金屬等工業，但那時的技術規格與朝鮮、滿洲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

近來，國民黨再度拋出重啟「國共論壇」的構想，立刻在台灣輿論場引發強烈反彈。批評者多半直指「賣台」「唱和對岸」「削弱台灣主權」，彷彿只要出現「對話」二字，便已越過道德與政治的紅線。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暫時放下情緒，回到冷靜的戰略分析，就會發現：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喜不喜歡國共論壇」，而是「在當前兩岸的高風險時代，台灣是否承受得起完全沒有對話管道的風險」。

一、當制度性協商全面中斷，「能談」本身就是安全機制

目前兩岸關係的現實是殘酷而清楚的。
官方協商中斷、軍事互信不存在、危機管控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軍演、法律戰、輿論戰與高度對立的政治動員。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誤判、擦槍走火，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演變成不可逆的危機。

從國際政治的基本邏輯來看，真正危險的狀態，不是衝突本身，而是「完全沒有溝通的衝突」。因此，哪怕是非官方、非制度性的對話管道，只要是可預期、可回溯、可被觀察的，都具有實質的戰略價值。

國共論壇的功能，並不在於能談出什麼突破性成果，而在於它至少保留了三件事：
第一，北京可以清楚看見台灣內部並非單一聲音；
第二，台灣仍然保有一條非軍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
第三，在突發危機時，仍然有人能夠「說話」。
在高度緊繃的區域政治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裝置。

二、為什麼反而是「在野黨身分」最適合出面？

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是國民黨？
但恰恰相反，正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它此刻反而具備較大的操作空間。

在野黨不具備政策決定權，不涉及主權承諾，也無法對外代表國家作出正式讓步。這使得它能進行的對話，天然就被限制在「交流、溝通、觀察」的層次，而非實質談判。
在外交實務中，這種角色被稱為「第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冷戰時期，美中關係的破冰，最早也不是從白宮開始，而是來自學者、智庫、退役官員與非官方交流。
換言之，在野黨出面，反而降低了政治敏感度，提高了容錯空間。這不是漏洞，而是一種戰略設計。

三、「和戰兩手」不是投機，而是小國的基本理性

台灣公共論述中，長期存在一種危險的簡化思維：
只要談，就是軟弱；只要不談，才是堅定。

但任何熟悉戰略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成熟的戰略，從來不是單選題。
所謂「和戰兩手」，不是今天談、明天投降，也不是一邊談一邊出賣，而是：
在準備最壞情況的同時，盡力避免最壞情況；
在強化防衛的同時，保留對話空間；
在不放棄任何盟友的同時，也不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方向。
小國最忌諱的，正是一次性押注。無論是過度倚賴任何一個大國，或徹底切斷另一方的所有溝通管道，歷史都反覆證明，那不是勇敢，而是賭命。

四、為什麼反對聲音如此激烈？因為它動搖了單一敘事

國共論壇之所以引發高度情緒反彈，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破壞了一種簡化而舒服的敘事：
台灣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種道德正確；
只有一種政治立場。
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如此運作的。一個成熟社會，應該允許多重路徑的存在，並且有能力同時處理防衛、對話與風險管理。
把「對話」本身妖魔化，其實不是對中國的不信任，而是對台灣社會理性能力的不信任。

五、國共論壇不是不能談，而是「不能亂談」

當然，這並不表示國共論壇毫無底線。
它至少必須清楚遵守幾個原則：
不涉及主權承諾；
不取代民選政府職權；
過程必須透明、可被社會檢視；
不能成為任何一方的政治背書工具。
只要守住這些界線，它就不是賣台，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

結語：真正危險的，不是有人去談，而是只剩下不能談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戰爭往往不是因為談太多，而是因為最後沒有人能談。
在制度性協商中斷、區域風險升高的時代，保留一條低敏感度、非官方、可被觀察的溝通管道，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這不是顏色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
而是台灣如何在高風險環境中，為自己多保留一點空間的問題。
有些門，一旦關上，就很難再打開；
而能不能留一扇半掩的門，往往決定了未來還有沒有選擇。

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深？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約60公尺，最深處約150公尺。的確，台灣海峽過淺，本來就不適合潛艦長時間部署，但這不是海鯤號可以不用具備深潛能力的理由。

深度50公尺是什麼概念？
定置漁網大家都知道吧？定置漁網通常設置於水深約20至60公尺的沿岸海域，網具垂直架設，長可達數百公尺，依靠海底地形與等深線配置。

這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艘潛艦的有效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在水下幾乎沒有任何機動縱深。它會長時間處在：
．海底地形限制
．漁具與障礙物密集區
．反潛聲納最容易掌握的水層
．水面與海底雙重夾制的區域
換言之，問題根本不是「會不會卡到漁網」，而是這種深度，根本不具備現代潛艦應有的生存條件。如果一艘潛艦的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幾乎沒有任何水下機動縱深，不但容易受海底地形、漁具、反潛障礙物限制，也極容易被聲納與反潛手段掌握行蹤。

潛艦從來不是在台灣海峽作戰，這是多數討論最大的誤解。
既然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適合潛艦攻守部署，那中華民國海軍的潛艦戰略又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的核心任務從來就不是在台灣海峽活動，而是守護關鍵補給線。
例如：
．東部太平洋航道
．巴士海峽通道
這些才是維繫能源、物資、盟友支援的生命線。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目的正是確保來自與那國島、宮古島方向，以及雅米島、菲律賓方向的交通線安全。
海軍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戰術目標是迅速進入深水海域活動，而不是在淺水區與對手糾纏。
花東外海，才是真正的潛艦戰場。

而花東外海的水深變化有多劇烈？
花東海岸屬於陡降型大陸棚，離岸數百公尺水深即可達數十公尺，離岸約1公里水深可達百公尺以上，數公里外即迅速進入數百至上千公尺的深海區域，並直接銜接黑潮主幹道深水帶。
也就是說，潛艦一旦出港，很快就能進入具備完整戰術縱深的深水海域活動。在這樣的海域中，潛艦若沒有足夠的下潛深度，就等於主動放棄最重要的隱蔽優勢。
如果海鯤號的最大潛深不足400公尺，那未來它在這種深海環境中的戰術生存能力與隱蔽能力，勢必會受到極大限制。

再回頭看看中華民國現役潛艦。
海獅、海豹於1973年服役，屬於美國茄比級潛艦，是目前全球服役時間最久的現役潛艦之一，公開推估的安全潛深約在200至300公尺區間。
海龍、海虎於1987、1988年服役，屬於荷蘭劍龍級潛艦，最大潛航深度超過300公尺，經升級後其耐壓與性能均有所提升。

海鯤號公開資料中，預期最大潛航深度為350至420公尺。
但真正關鍵的不只最大潛航深度，還包括：
．水下自持力
．靜音能力
．電池效能
．戰鬥系統整合
．長時間潛伏能力
常規動力潛艦依賴電池與柴油機，水下續航通常為4至7天，低速巡航可延長至10天以上；若具備AIP系統可達2至3週。這些都是潛艦是否真正具備戰力的核心指標，而不只是「能不能下潛」。

所以真的不用太著急。
「台灣海峽很淺，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這句話，從戰術到戰略都站不住腳。
正因為海峽太淺，潛艦才必須在深水區作戰；正因為任務在深海，潛艦才更需要深潛能力。潛艦不是看宣傳，而是看最終測試數據與服役表現。
就讓時間來證明，海鯤號是否真正達到一艘現代潛艦該有的水準。時間，會給出答案。

此劇評兼論藝術創作與史實辯證。

一、歷史背景的再詮釋：從戲劇張力到文化隱喻

《太平年》以「納土歸宋」為核心事件，卻將時間軸從宋太宗（978年）移至宋太祖（960-976年）時期，此舉雖有戲劇衝突強化之嫌，卻意外揭露了五代十國末期至北宋初年「統一合法性」的複雜性。劇中錢弘俶（白宇 飾）與趙匡胤（朱亞文 飾）的雙雄對峙，實則是「武力征伐」與「仁政安民」的價值辯證——趙匡胤代表中原正統的「天命所歸」，錢弘俶則象徵江南文明的「以柔克剛」。這種敘事策略，將歷史事件提升至文明選擇的層次，與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隱性呼應。

二、劇情亮點：考據級的歷史肌理與戲劇化改編的平衡

1. 制度復原的細節：劇中對「納土歸宋」過程的呈現，參照了《宋史·錢俶傳》中「獻十三州、八十六縣」的記載，並細緻刻畫了吳越國「獻土」儀式中的禮器陳設（如秘色瓷、海浪紋玉佩），暗喻文化歸屬的象徵意義。

2. 人物塑造的突破：錢弘俶從「漁賬子」到君主的蛻變，被賦予「少年天真的滅國者」與「中年悲憫的獻土者」雙重弧光。劇中他目睹契丹屠城後的「血淚抉擇」，既符合史實中吳越國「保境安民」的治理邏輯，又透過戲劇強化「人性超越權力」的主題。

3. 技術賦能的沉浸感：8K攝影還原了雷峰塔青苔、汴京虹橋的木紋肌理，甚至戰場血跡的氧化層次，讓歷史「可觸可感」。這種「考古級視覺呈現」，使觀眾在審美體驗中無意識接受史實熏陶。

三、文化意義：宋代的「現代性」基因與當代啟示

1. 理學思想的視覺化：劇中錢弘俶「捨名節保百姓」的抉擇，呼應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觀。此處將抽象哲學轉譯為「以民為本」的戲劇衝突，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內化為中國政治傳統的基因。

2. 城市文明的雛形：汴京的「早市燈籠」與臨安的「絲竹畫舫」，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寫照，更隱喻市場經濟體制的文化根源。劇中錢弘俶推動的「博易務」商業改革，可視為「一帶一路」的歷史預言。

3. 和平統一的全球話語：「納土歸宋」被提升為「和合代替征伐」的東方智慧，與當今國際關係中「非零和博弈」理念形成互文。這種改編雖有「以今度古」之嫌，卻成功賦予歷史事件現代意義。

四、爭議與反思：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辯證

1. 時間錯位的雙刃劍：將「納土歸宋」置於宋太祖時期，雖強化了趙匡胤「仁君」形象，卻弱化了錢弘俶在宋太宗時期「自請獻土」的歷史主動性。此舉可能誤導觀眾對「統一過程」的認知，需透過史實補充說明。

2. 人物扁平化的風險：為凸顯戲劇衝突，劇中將趙匡胤塑造成「治國者的清醒」，略去其「杯酒釋兵權」的權謀本質。這種「去複雜化」處理，雖有利於觀眾理解，卻犧牲了歷史人物的多維性。

3. 文化符號的過度渲染：劇中大量使用「草木染」服飾與「唐風建築」，雖強化了時代質感，卻可能將「宋代審美」固化為單一圖騰。實際上，五代至北宋的藝術風格具有顯著流變性，此處的「復原」更接近創作者的審美偏好。

五、總結：一場值得讚賞的「歷史冒險」

《太平年》的價值不在於史實復刻，而在於其文化考古學野心——它將「納土歸宋」轉譯為「中華文明如何選擇和平共融」的精神圖騰。從錢弘俶的「良田不可毀」到今日「一帶一路」的共榮理念，劇中隱含的「以柔克剛」智慧，正是中國文化基因的核心密碼。儘管存在時間線爭議，但其對「大一統」內涵的現代詮釋，仍為歷史劇創作樹立了新標杆。

評論摘要：

「《太平年》：一場跨越千年的『太平』對話」
五代十國的烽火與北宋的盛世，如何鑄就今日中國的「大一統」基因？
白宇飾演的吳越王錢弘俶，面對「兵戈」與「民心」的抉擇，揭開「納土歸宋」背後的文明智慧。
8K畫面重現秘色瓷紋理、汴京虹橋盛景，歷史細節考據堪稱「穿越級」震撼！
程朱理學如何影響現代價值觀？看「以民為本」如何從古貫今。

註：史實補充

納土歸宋真實時間：978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弘俶上表獻土，吳越國滅亡。
趙匡胤與錢弘俶關係：趙匡胤逝世於976年，未親歷納土歸宋；劇中雙雄對話屬藝術虛構。
（本文評論基於《宋史》《吳越備史》及劇組公開資料，部分觀點參考學者田浩《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型》）

中國大陸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和討論。這是因為，張是僅次於習近平，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而且習還有黨、政和國際的重要工作，張甚至可能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若這樣看，則張的地位極重要，而張的落馬影響極大。是否如此？

張又俠有多重要？首先，他絕不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解放軍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在習近平推動下進行了自1949年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軍事改革。核心目標為「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致力於從「大陸軍主義」轉向聯合作戰體系，調整指揮體制，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 這麼深廣的軍事改革只有最高領導人習才能夠推動執行，當時協助習的主要是現已退休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范長龍，還輪不到張（只是中央軍委委員），現在軍事改革已接近完成，張只是蕭規曹隨而已。所以習是親自掌管軍事改革和軍事實務的，而中央軍委是其參謀和助手（「軍委管總」正是此意）。

張又俠不那麼重要，也因為中國大陸一向奉行「以黨領軍」或「黨指揮槍」的原則（始於毛澤東在1938年寫成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以黨領軍」是指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解放軍實行絕對領導的政治制度，該制度透過團級以上有黨的政治機關、各級政委制度（政委負責政治工作，與軍事主官同級）及中央軍委掌握最高軍權，確保軍隊忠誠於黨國。中共曾有短時間的黨內分裂，卻不曾出現過軍隊奪權，可見「以黨領軍」的功效。

軍中的政委，雖然名義上與軍事主官是同級，卻更受重視（這很合理，因為軍事行動本質上是達成特定政治目標的手段），譬如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革命時期的高階政委，不是軍事主官。軍事主官若能勝任政治工作，也可以轉任政委，則有更大發展空間；但張又俠在其五十多年的軍旅經歷中幾乎不曾負責政治工作，是他的弱點，因此限縮他的影響力。

張又俠落馬事件引起許多意見和討論，有些人甚至認為會延遲或加速對岸統一台灣的軍事行動。筆者的研判是，雖然張是僅次於習，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他沒有那麼重要，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不是中國極重要軍事改革的主要協助者（習是主導者），也缺少「以黨領軍」制度下的政治工作資歷。張的落馬幾乎毫不影響中國的軍事發展和政治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