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台人閱兵，示台獨天威，對幫獨亮劍，促統一加速，增世界和平

九三閱兵，中國大事、世界大事、和平大事、人類命運大事。
當然，更是台事中的特大特急事。
建議：廣邀台人閱兵，來個台人專場吧！

台人，國人，自家人。
自家人看自家人閱兵，自然事，權益事，一點不違和。
如館長所感所想所言，想來，就儘量滿足助力來吧；想看，就敞開兵器庫門任其看吧；想說，就側過耳朵專注眼神聽吧。
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騰出十萬個台人位置該可以？又何妨？難辦，請將我省、我市、我行業、我自己的機會騰出來！只要臺胞方便，咱陸胞啥不可商？啥不可讓？
九三時間短，廣場看不夠，那就各省市轉轉看，各軍營敞開遊。
國台辦，好好組織莫懈怠、夠你快樂忙一番。

台獨、尤其是獨首惡，是害蟲、毒瘤、內奸、罪犯，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禍患、敵人。
台獨是逆流，獨首是罪犯。
台獨逆流，需要法律、員警、軍隊，國家強力的大壩以阻擋。
台獨首惡，需要國家法律制裁，甚至全球追凶外科手術清除。
對台獨，還要優柔寡斷、投鼠忌器、含含糊糊嗎？
硬的一手必需拿出來、真正硬起來！
大閱兵，就是正告台獨：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台獨，死路、絕境！大陸人反台獨，不惜進行任何規模、時長、手段、犧牲的鬥爭甚至征戰！
對獨首，還可以教化、轉化嗎？大概難！
賴清德團夥，自絕于中國人，爭當外人整中國人的帶路狗的態勢已經不加掩飾了，其“務實獨”，早已變成“暴衝獨”了，其是台海危機的引爆器，是台海和平的破壞源。對其們，放棄幻想，開展鬥爭，控訴罪狀、缺席審判，強力制裁，秋後算帳，均可以逐步進行、遞進加重了。
閱兵，將讓台獨首惡無所遁形的天羅地網亮出來，將百萬軍中取敵酋首級的大小殺器公開來，將對台獨首惡、暴衝暴力獨的收拾手段明示之。國法森森、天威蕩蕩，勿謂言之不預。台獨首惡、死硬骨幹、倡狂禽獸們深感危機、甚至有隨時隨地物理消除的後背發涼感時，就是台海和平、台島安全、台民安心、兩岸安和樂利日。
誅一賊而安天下，何樂而不為！？
演兵止獨，不武而統，國人大利、台人大福，兩岸同胞熱切期待之。

幫獨，莫名其妙。
台事，中國人家事，干爾等啥事？
台海有事，日本（美國、N國）有事？干你何事？沒事找事、毫無道理、倡狂無恥！

幫獨，違逆歷史大潮：
中國人分分合合，總體合和，大一統、公天下、誰能背逆？
人類，由獸而人，及至全球化共同體，弱肉強食還能盛行？
美西方列強，挑唆殖民地國家內亂而渾水摸魚，能夠繼續？

幫獨，實質是借獨制中。
美國、日本，甚至西歐，列強殘夢者、陣營對抗者、價值同盟者，所有幫獨，是為、能讓臺灣好？
純屬大笑話！
蔣集團大轉進、板門店協議書、西貢大潰散、喀布爾掉飛機，乃至近幾日歐洲、司機眼巴巴看著雙普會流口水、發悶氣，還不足以讓台獨、台綠、臺灣民眾清醒？？！！
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拱火鬩牆事，會有好心腸？
睜眼看看、靜靜想想，棋子、棄子、死子，一念之間也！

幫獨，源於列強餘孽的謬誤邏輯。
人民，只有、都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美歐人民亦如是。
美歐民眾、文明，是我所尊敬的，然美歐政客尤其是美國無良政客，卻是我輕踐鄙視的。
美歐無良政客，至少在三個地方偏離人間正道與其所信奉的“文明”。
一是基本忘記了《新約》仁慈耶穌神愛世人的普世價值，而只記著發揮甚至極端化《舊約》威嚴耶和華不容異己滅除異端動輒滅族滅國的獨裁霸道。美國老大這種文化信仰基因上的缺陷正是當今世界混亂與危險的根源。
二是骨子裡弱肉強食，自以為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實際上是人類由叢林到社會，從爭分向和合過程中的一種獸性反撲、返祖退步。叢林法則、炮艦威脅，強權即是公理，還容繼續下去麼？至少對中國能起作用麼？中國人當然不答應。
三是，修昔底德夢魘。一個古人提醒人們不要掉坑的哲人警語，被其不肖後人庸俗政客搞成了自己掉坑或推別人掉坑的巫婆咒語。都他媽核時代了，天天絮叨著老大老二必然打仗，時時拉幫結夥組建陣營對抗、到處威逼利誘不相干國家選邊站隊，這世界會有安寧？這戰爭能不光臨？為什麼不學學五千年文脈不斷、國族不散的中華和文明？和為貴，共同贏、大家好，可以醫治修昔底德癲狂病。
美歐尤其是美國無良政客上述這三個偏離，是嚴重的、危險的、長久的。咋個應對？唯有自強。
九三閱兵，示強止戰、止戈為武。

正告美國無良政客：
中國人無意或者不屑當老大爭老大。
除了台事，中國人沒有緣由、衝動與其它國家動粗動武。為保臺灣，十四億人會不顧一切與一切幫獨翻臉拼命打國仗，用我們的血肉再築新的長城！
中國人不願打仗，不懼打仗，隨時準備打仗。《一條大河》早唱明，美酒獵槍皆齊備。幫獨鐵心搞事情，必入徹底失敗境。

和合，中國人的天性。統一，這輩人的責任。
武士備戰，時刻準備著。文士促統，加油莫懈怠。
大閱兵，正當大促統。
北京，廣邀台人上岸交流，台辦，盡可能組織在陸臺胞座談，思考“臺灣未來”、共商統一方案。
有人怕統一，那就將統一是什麼，統一咋個統，統後啥樣子，說個、爭個、哪怕扯個明明白白。
有人好面子，那就不說稱謂、不扯定位，就以兩岸、兩黨、兩先生、兩同胞、兩個中國人、兩個性情中人、兩個華夏孝子賢孫、兩個和平統一者名義，坐下來，好商量，細細談。
有人說尊嚴，就算為台海和平、為不打城鎮戰、為不抱掃帚當炮灰，為避免台島成為烏克蘭、為二千多萬台人身家性命平平安安，就是大功德、大救星、活菩薩。何其尊嚴、何其尊榮、何其高貴？且不說，不戰止爭，結束對立，完成統一，一雪中華民族近代屈辱，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為這混亂不堪戰火不斷的大爭之世做個和平熄爭的好榜樣，作為相向統、共同統的、和平、共和、復興的參與方、締造人、同志者，自然是中華民族、世界文明史上的高光留名人。

台事，當前最急、很危的是賴清德犯罪團夥為一己之私，掏空臺灣、綁架民眾、將臺灣押在美國無良政客搞整中國的瘋狂戰車上進行末路狂奔。中美如若終一戰，大概率由賴皮獨引發。危、很危、危乎殆哉！遏制賴團夥，不止安台海，更是安天下。大陸，作為統一的主導方，對台獨的壓迫還要加重些、緊迫點。台人，作為台獨禍害的首要方、島內事務的自主者，反賴、反獨，將賴獨拉下臺，將幫獨拒門外，做得遠不夠，需要加油幹。

意識形態、生活方式、治、制或式的問題，皆是小問題。
兩岸統一，不是兩國、兩族的合或併，是一個國家同一民族內不同政治面結束歷史政治對立及由其形成的不正常疏遠與隔離。結束政治對立，重在包容而非消滅對方（不包括台獨。統獨是法律問題、是國法強制罪犯的關係）。和而不同、大同小異、求同存異、交流融合、這是常識性的人與人、政治面與政治面當然也是兩岸的相處之道。一國兩制，早就將這些問題解決了。而比這“兩制”更早的其實是新中國的國號——人民共和。無論文統武統，最終、實質，皆為人民，皆是共和。擔心臺灣完全像大陸，是杞人憂天；要求大陸完全像臺灣，屬愚蠢可笑。統一了臺灣的青年要“充軍黑龍江”，完全是台獨騙子謝長廷欺負臺灣民眾傻。當然，對台獨首惡骨幹，“充軍”倒是一個好辦法，謝長廷點子，我們採納了、預留著！

化解恩怨需時間，融合化異有過程，政治問題可以慢慢來。迫切的是遏制台獨、粉碎獨夢！
第一，臺灣不能綁上美日戰車，臺灣人不能帶著外人整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要清除賣國賊。這種清除，必要時完全可以學習美國以色列手段。且要將這種方式堂而皇之告訴台人、警告台獨。
第二，中國主權完整統一，國際上不容台獨有一絲絲空間。國際上打擊台獨與庇護台民，同步進行，都要加強。
第三，中國的海疆、空域、國防，必需統一。解放軍保護台島、前出藍海、走向大洋，無可阻擋。
第四，統一，要成為不可逆的態勢；台獨，不能留在在島內政治可能中。現在大陸就要制定或細化《懲治分族裂國罪犯法》，統一後的臺灣，首要的就是立法排除台獨的絲毫可能性。
排除台獨即為統，管你實行啥制式。在上述，實際也是最低限的統一目標達成後，臺灣人馬照跑、舞照跳、平安無事喲！恭喜發財了！

中國人沒有惹事。八十年前慘勝，該得的沒能全得。四九年後的長期封鎖，我們飽受困難屈辱。近些年所謂“重返亞太”明喊著圍堵中國，就連從阿富汗出醜地倉惶逃離、在烏克蘭背信也要拋棄司機，皆是藉口戰力向亞向太中國周邊轉移。美國戰爭販子，糾集、唆使、甚至強迫僕從國家的軍艦軍機在中國國門前遊蕩、甚至幾隻蕞爾小國、孱弱病夫，也來臺灣海峽打卡吐口水。這叫什麼？憑什麼？
這告訴我們，我們還處在“最危險的時刻”，不是我們在惹事，是列強餘孽硬要整中國。那就亮劍吧！
亮劍拒來犯，示威為和平。

大爭之世，危急時刻。複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辦法 ，卻有關鍵的解決方向。那就是中國人自強、辦好自家事。台事慢慢來，中美態勢大定了，台獨自消島自歸。這當然是一種可能與選擇，外交部繼續加油吧。但是換一個思路，蒼蠅不叮無縫蛋，內祟不生外邪不侵，家和萬事興，我們大可同時甚至先做好台事——誅獨首、懲獨幹、化綠眾、合非綠、和台民。台獨下臺了，美國無良政客就失去借助了。兩岸和緩了，美國重返亞太就沒有藉口了。兩岸進一步完全融合統一了，強強合一，天下誰敵？這不是館長、鄭麗文近期以來在島內頻頻發聲的美好願景嗎？國台辦，主動點，莫讓王毅太勞累、要讓閱兵生奇效！
島內朋友，一起抓緊、奮起、加油吧！！！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國民黨的史觀，總是過分簡化許多問題。抗戰期間中共在延安，你說他不抗日，壯大自己實力。好的，沒問題，但他無論如何壯大，整體兵力與火力，都不敵國民黨全部的軍隊。有生力量相對比之下，中共比國民黨要弱小的太多太多了。

重慶抗戰時，軍隊區分美械師、國械師，有人可以用美國裝備，有人用本國裝備，性能方面當然有差別，這種區別是怎麼出現的呢？如果不能一次供給所有人，就會有所選擇，選擇標準又是什麼？大家不難理解，這樣的差別待遇，部隊自然不能齊心。

你有幾百萬人，打不過人家最初的幾十萬人，這是人家很壞，還是你很笨？你越打人越少，人家越打人越多，這樣的問題，只是中共不抗戰坐大嗎？中共在東北打完後，才算是勉強讓自己的兵力，接近國民黨的兵力，有生力量的對比產生了變化，但是武器還是不如國民黨。

國民黨總是怪蘇聯霸占東北，把日軍武器交給共軍，即便是如此，東北林彪率領的軍隊，總數還是不如國軍吧，為何關內出來的國軍就是過不了塔山，救不了錦州之圍？國民黨軍隊又為何都只龜縮在長春、瀋陽城內，不敢集中力量，與對方決一死戰？無非自私使然。海空軍轟擊塔山，共軍毫無反擊能力，卻也消滅不了，關內的優勢兵力就是過不去，豈不怪哉？中共不抗日，真是坐大的原因嗎？

那麼多的軍隊在山東圍攻共軍，獨獨張靈甫被包圍了，其他同袍都在幹嘛呢？趕來救援，怎麼就突破不了包圍圈，搶救張靈甫呢？這樣的事情，在東北，在中國各地，乃至最後的徐蚌會戰，屢屢出現，優勢的火力與人力，打不過裝備比你差，你口中的匪軍，國民黨來台後，說是缺乏革命精神，真的只是這樣嗎？

不要老是說延安不抗日，所以後來能打贏內戰，中共再大，在1945年當時也沒多大，就如同台灣的黨外一樣，剛開始也沒多大，卻能越來越壯大，對方再壞，你如果沒有更笨，怎會鬥不過對方，從來不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怪別人，這就是國民黨史觀的最大問題，自己的腐敗貪婪，從來不肯認真面對。

人心才是勝負關鍵啦，連年征戰下的中國，民生凋敝，物價飛騰，打日本人，那是異族，打自己同胞，當然很多人不願意，你又沒有辦法提出個說理，有識之士當然轉向，你可以嘲笑他們在反右與文革時倒了大楣，但是你被打到一個小島上，這樣有比較好嗎？

蘇聯在東部戰線，最初被納粹打得落花流水，德國占領很多土地，可是這些地方有不少蘇聯游擊隊，起初只是隨便打打，但後來蘇聯與各個地區游擊隊取得聯繫，組織起來，當蘇軍準備反擊前，游擊隊會配合在納粹戰線後方，展開襲擾，破壞納粹的補給線與交通線，使其部隊不能正常運作。

重慶與延安就是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沒有一天少過，雙方雖然為了抗日，表面上合作，其實都是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重慶與延安早無合作的可能。美國天真的要以援華軍事物資補給延安，重慶就不同意，美國想在延安設聯絡處，重慶更反對，美方只是為了自己打算，延安畢竟在敵後，可以協助搶救美軍飛行員，重慶沒想透就反對，自然會讓美國人反感。

紀念抗戰，不要陷入國民黨史觀的窠臼當中，把一切中國內戰的失敗，都歸咎中共不抗日，這太簡化問題了。中央政府無能解決財政金融問題，台灣光復後，所出現的某些矛盾，其實在大陸淪陷區是一樣的，重慶出來的人，到了淪陷區，許多誇張的事情就出現了，自然影響到人心歸向，中共的宣傳能夠影響人心，無非政府太爛使然。

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台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鑒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布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傷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8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昨〈8/17〉讀到藍營朱主席與綠營賴總統關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的文章；讀來覺得該兩文章各有方向，可說都寫得真是不錯；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教師，不能不指出他們都有相當嚴重的問題。以下，就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兩位大文中，至少有這樣幾個問題──

一、關於「抗日八年」，或者「抗日十四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在1937年面對日軍砲打宛平縣城，史稱「蘆溝橋事變」之後；在「廬山談話」中向我全民宣布了正式展開了抗日戰爭；這就是八年抗戰的由來。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軍方對於我國早已經展開了多次的侵華行動，甚至該類史實，甚至應該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只是由於在近代國際關係正式成形上，因「國際聯盟」曾經認證日本為侵略者的基礎上，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而，今日乃有關於抗日十四年的觀點。哪一個觀點比較正確嗎？

或者，應該自1895年算起？因為我們中國人那時有了孫中山革命派與維新派的分別，一路走來，實在值得慘痛的永遠紀念──尤其，兩位領導人如今都身在我們台灣島上？

二、關於「光是國軍的傷亡人數就是320萬人」，這「國軍」的意義為何？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對外可以籠統稱之「國軍」；但是，對內的話，可能是否還值得詳實思考？其實，藍綠都值得在這個問題上思考？

回看，1930年，剛剛經過著名的「中原大戰」，雖然經過「編遣會議」，全國的軍隊似乎停止了衝突，但是「桂系」「滇系」「湘軍」「川軍」「東北軍」等，仍然隱隱；這是當年楊永泰建議削藩，也是當年日軍侵華的重要背景。也因此，抗戰八年之後，我國近現代史中，國府之下還有桂系、滇系之名？如此抗日戰爭的國軍，真不全是國民黨的政府的軍隊，卻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軍隊？

而由當年啊，到今天兩岸的軍隊；我島上是義務役，對岸是志願役；義務役即是徵兵制，是男性人人及齡就有資格的體制，在維基百科上有俗稱「不願役」之說；相對於對岸的志願役即募兵制，通常募兵制的士兵水準較高，待遇較佳；對於兩岸的現實言，對岸的國力，雖然其國界明顯也比此岸較長，且鄰國較多，仍是明顯不對稱；應該值得大家長期關注。

三、關於所謂的「抗日的主體」，誰「領導抗日」的？

以抗戰八年的觀點看，國共兩黨合作在當時的國府之下，共同抗日；從此中國人的抗日形勢進入了新階段。故所謂「抗日主體」，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就像當年毛澤東確實曾經跟著蔣委員長喊口號，應該沒有人能否定那段史實；然而，個人研究台灣史多年，曾查看到在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竟然奉國府之命到我島上來參加台灣總督府的「始政40年的慶祝會」，真是讓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那是怎樣「弱者就要捱打與屈辱」的「抗日主體」啊！

我是由這個角度研究時，不能不追索，發現了國府當年曾經公開發表「睦鄰令」，禁止我們中國人民間的各種反日情緒的表達；大約要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當時「抗日主體」的情懷，才能得到真實的發揮。

另，我也追索到我們當年島上的同胞們的主體性，那些反日的思想與行徑，即使只是公共廁所中，鬱卒的反日文字，所幸還有當年中國人的左翼團體領導著抗日巨潮，可以紓解或鼓舞他們澎湃的情懷。

個人的理論能力不夠，如前所及，我見過毛呼口號的影像，似乎很是真誠，那麼政黨的所謂「抗日主體」就必然充分等於「領導人民抗日」嗎？是否值得深思？

對於當年歷史的真相如何，綠營有嘲笑國共雙方，夾纏不清者，然而，那真是值得嘲笑的問題嗎？竟然沒有人想到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如此，沒有能力處理這類辯證問題的高官，最多只能成為媒體上一時似乎光鮮的政客，將永不可能成為承擔時代使命的政治家？

四、對於綠的「終戰、民主」與藍的「自由與民主」觀批判

賴總統今日身居本島的領導人，身分地位動見觀瞻，但前面三個問題，由於其所屬政黨與藍營不同淵源，並且深究起來，可能這方面有根本認知問題，都可以推托給其當年學校教育中藍營長期壟斷下的問題，因而，其人雖然勤學苦讀，曾獲得了相當耀眼的成績，但是當年教科書中確實沒有教過，在前述各方面就可說自己只是廣大的受害者中無奈的可憐一員；種種乃都可推說是藍營所害的。

不過，綠營這個聚焦於「終戰與自由民主」的問題與藍營強調「抗戰與自由民主」問題，頗有某種類似性。請看其所高調的「和平無價，戰爭沒有贏家」、「團結必勝、侵略必敗」與祈願般極幼稚的所謂「讓自由民主長存」；完全沒有指涉人類社會中的真實事物，只有幼稚而籠統的祈願式說詞，完全沒有就實際情況去考察、批判。

換言之，若是充分理解，兩次大戰爭中如美國，就是戰爭勝利的大贏家；甚至，自大戰後八十年來，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割韭菜與剪羊毛的戰術作為，美國更是唯一的大贏家。

至於，由最近馬斯克為世界所掀開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的民主開放基金會之類的黑手，讓我們更能考察美國在世界各個角落所曾掀起的種種血腥犧牲；細看當年能夠刊上世界媒體的殺戮事件，哪一件不是他們的代理人在其中？──「有錢能使鬼推磨」，然後就到處「鬼哭神號」！是否應該更是讓我們應該省思，當年日本所謂「終戰」的真正意義究竟為何？本來沒有戰爭，當初是誰野心起的戰端？戰後的真相，不過是由一個以所謂「神道」的狼心狗肺的侵略者轉手給另一個「上帝」的「自由民主」，那更為搞怪的惡質侵略者而已？

而我們島內的菁英們，竟然共同地仍然以長期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為神主牌。。。是否應該自我警醒？早日覺悟，不要等我們的家園成為當代殘破的烏克蘭或者加薩之後，就來不及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昨天，我尾隨著一條狗（A）和牽著牠的主人走在一條狹窄的人行道上。突然之間，我們的前頭出現了另外一條狗（B）和牽著牠的主人，向我們迎面走來。我正在想，這兩條看起來文質彬彬的狗會發生怎樣的互動呢？我發現，B立即展開了狂吠的動作。不僅如此，牠還猛拉著繫在脖子上的繩子，好像要將後面的主人也拉進這個戰場。同時間，A也毫不示弱地對著B狂吠，同時也將自己的繩子拉扯了起來。兩條狗都表現出有如拿破崙坐騎那般生猛的英姿，讓我嘖嘖稱奇不已。

這觸動了我相當多的思索，以後會慢慢向各位報告。然而在這裡，我只想回答一個問題：人類也會表現類似的行為模式嗎？經過一陣子思索，我得到肯定的答案。我的理由是，相互吠叫的通常都是被繩子繫著的狗。我們必須以這種束縛來理解牠們的心理狀態。於是我想，如果一群被鏈條綁著的奴隸走在街上，看到迎面走來另一群奴隸會有怎樣的感覺？

我沒有這麼偏激的經驗，但我想起自己曾經走在前往總統府參加國慶大典的隊伍上。那時我是一個初中生，由走在我們前面的一些敲著小鼓的鼓手們所引領著。突然之間，我看到一個高中女校的隊伍向我們迎面走來。她們由一個穿著亮麗的女學生引領著向我們走來。我看到這個身材高挺的領隊心無旁騖地向某一個我看不見的目標走去，絲毫沒有把眼角瞥向我們這群小蘿蔔頭的身上。跟在她後面的是一群忙著吹奏管樂器的樂隊，把震耳欲聾的樂聲吹進我們的耳朵，讓我突然聽不到我們學校的那些「樂手」所敲出的微弱的鼓聲。我們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步調，而且非常羞憤地看著旁邊女校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快速走離了我們。

是的，羞憤是對我這時心理最好的描述。我不僅感到難堪，而且有一種憤慨。只是我不知道要向誰來宣洩這樣的怒氣：對那些目中無人的高中女學生，還是對我們這個不自量力的初中隊伍，以及表現出毫無招架之力的氣勢？

情緒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特別是因為它表現在一個看起來十分熟悉，其實是異常複雜的社會脈絡裡。

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推動大罷免的主要訴求是反共抗中，並且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的同路人，受到中共的指使而阻礙綠營的施政。這當然是因為立委才就任一年多，實在沒理由予以罷免，更是因為罷團、青鳥感受到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國力和影響力，而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這情緒明顯呈現於他們的一些激進行動和726罷免失敗後的痛哭流涕。

中國大陸自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的國家實力還遠遜美國，但是到近幾年，已經能與美國分庭抗禮。譬如：
中國的基礎建設能力是世界第一，高鐵營運網達4.6萬餘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以上；水力發電總裝機容量和年發電量都位居世界首位。
中國的製造業產值是世界第一，大量產品出口到全世界，多年來的中美貿易，中國是大幅順差，而美國是大幅逆差。
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含量愈來愈高，如電動車、無人機、手機、AI大型語言模型、機器人、作業系統等等。
中國的軍事科技突飛猛進，5月發生印巴空戰，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雷達系統協同作戰，一舉擊落3架法國的飆風戰機。

面對大陸的快速進步，綠營一向的對策是操控主要媒體和教科書，洗腦台灣人，抹黑大陸為貧窮落後及沒有自由民主人權，因此台獨是正義之舉。然而隨著網路上抖音、小紅書、陸劇視頻等很多應用的普及，有關大陸的真相已經逐漸進入台灣，影響台灣人的認知。這些導致很多親中親共者更敢於發聲，如高中國文老師區桂芝和在大陸發展的台灣演藝人員；更重要的，部份過去的反共反中者，如館長陳之漢，完全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

罷團、青鳥仍然相信綠營的洗腦，但是難免對大陸的國力和進步半信半疑、心生恐懼，並且憂心台灣日益增多的親中親共言論，他們因此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而趨向激進和極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有些像義和團、文化大革命，勢必嚇跑中間選民，而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同路人又是無稽之言，大罷免因此大失敗，而罷團、青鳥非常失落。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進步的真相逐漸突破綠營抹黑大陸對台灣人的洗腦，已經導致一些人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雖然現在親中親共者在台灣仍是少數，還沒造成太大的政治影響，卻是逐漸增多、漸趨活躍，已經使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抓狂，也導致綠營執政者擴大打擊可能的親中親共者（如對付大陸配偶、赴陸旅遊接受招待者），卻形成不得人心的綠色恐怖，不利於其執政。

大陸的崛起絕不僅止於目前的成就，即使受到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的干擾，這兩年仍有約5%高於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大陸對台灣人的吸引力幾乎確定會持續增加，將不利於綠營執政，而有助於兩岸的和平融合。

在堅決的中樞意志，以及全黨一致的擁護下，微弱的反對聲音杳不可聞；看來，8月23日的罷免選舉還是要如期舉行了。
想到八二三這個詞，一直以來都是跟砲戰連結在一起的；哪裡想得到，竟然也可以跟選戰連結在一起？

八二三炮戰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捍衛台灣生死存亡的戰爭；不過，戰爭進行過程中的種種跡象又不免會讓人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是戰爭的目的不明確；砲戰一開始就是｢定時定量」的打法，而解放軍也是自始至終都沒有登陸作戰的準備，人家古寧頭戰役都還登陸了呀。
其次，在1958年8月23日發動之後，也不過2周，在9月6日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同時暫停砲擊7天；之後更在10月初，就改為「單打雙不打」，然後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發射宣傳彈，一直到1979年1月1日與美建交當天停止砲擊。
沒看過這麼不認真的戰爭。

後來學者研究發現，八二三炮戰嚴格說來，還真不是當成一場戰爭來打的。
毛澤東自己就說過：
「這不是戰爭，是要讓美國人聽見砲聲」，「我們不是要打下金門，是要打美國的耳朵」這樣的話。
大陸學者沈志華認為，八二三砲戰是毛澤東藉戰爭手段促進政治目標的一環，非為奪島作戰。
余英時認為，八二三砲戰更像是一場高密度的政治軍事秀，旨在影響美台關係與國際觀感。
前總統蔣經國也在日記中道：
「共匪此役非真戰，乃試探與示威。」
宋時選將軍在回憶錄中說道：
「八二三砲戰，其實打的是政治，打的是心理戰；解放軍不登陸，就是在做樣子給美國人看。」
其他美國相關學者跟國務院外交文電都有類似的說法。
結論是，八二三砲戰實則並非一場真正的戰爭，而是一場以砲聲為語言的政治操演。

那麼八二三選戰是什麼性質的選戰呢？
先說現況。
首先，這一波所針對的7席立委，大多位於國民黨基本盤穩固的新北、新竹、台中、南投等非藍非綠選區，意識形態影響不強，多為地方人脈型的選區，撼動不易。
其次，所謂的公民團體罷團主力早已分崩離析；曹霸總當眾翻臉切割，網紅側翼遠颺國外，其他諸如「公民守夜人」、「民主防衛連線」等，早已因人力透支、資源枯竭、志工流失等等因素宣布「暫停一切罷免活動」。

那麼在緩衝器、遮羞布已失的狀況下，為何還硬要親身下場，肉搏上陣呢？
無可諱言的是，在第一波罷免的失敗之後，黨內挫折感瀰漫，基層黨員與支持者普遍感到焦慮與失望，甚至出現批評聲浪，認為罷免本非長期對策，徒耗資源與士氣，何況又是大敗。
然而，主事者卻不能退卻，為了鞏固支持群體，提振士氣，只得繼續推動八二三罷免選戰，在明知不會贏，卻又不能停的狀況下，奮力一搏，看能否創造奇蹟。

同時，持續罷免選戰也可以是有效的轉移焦點策略。
在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對等關稅稅率和附帶條件都確定的當下，美國對台稅率高於歐、日、韓，而附帶條件卻仍是未知數，各種對台不利的喪權辱國謠言滿天飛；面對輿論可能轉向對美失衡的經貿關係，選擇用罷免選舉來強化內部對立情緒，藉此稀釋外部壓力與媒體關注就成為一步好棋。

結語是，八二三選戰不是真正的罷免，而是一場以罷免為藉口的政治演出。
時隔67年的八二三炮戰跟八二三選戰，其本質竟是如此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