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與一位朋友在電話中商榷，我是否可以不去參加一個聚會。朋友突然問：「你不會得了社恐（社交恐懼）症吧？」他說，他自己也常被人懷疑得了這個病症。當時我只把這當成一個笑話。

然而，新近的認知讓我想到，這位朋友和我一樣都得過暈眩的毛病。而我現在知道，小腦會透過它所主導的制約作用（conditioning）把暈眩時所經驗的情境與感覺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們兩人被懷疑為社恐也許不是空穴來風。何況我得到的暈眩型態被稱為超級市場症候群（supermarket syndrome），也就是，害怕超級市場裡琳瑯滿目的物件以及耀眼的燈光等等，更容易被想像為一種社恐的表現。

我又想到，《麥田捕手》的作者沙林傑在成名之後，並不想擁抱那些青睞他的讀者，反而隱居在紐約州的一個山林裡，並且謝絕各種人物（記者、慕名者、親朋、鄰居）的訪問。這種刻意躲避人群的心態似乎與他在二次大戰的經歷有關。特別是在Battle of the Bulge時期，沙林傑隸屬於101空降師，後者被匆促調去Bastogne駐守，在缺乏各種物資（包括糧食、醫藥、冬裝、重武器）與外援的情況下必須堅守很快被德軍圍困的孤城，度過了盟軍所經歷最悽慘的一個冬季（你可以在A Band of Brothers影集裡看到這樣的故事。）

這個經驗後來在他的一個短篇〈為埃斯米而作——既有愛也有污穢悽苦〉（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被間接提到。我之所以提起這個短篇，不僅因為它透露了沙林傑在這段時間的特殊經歷，也因為它被譽為二次大戰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也是我認為他曾經寫過最動人的短篇小說。

埃斯米是小說主人翁於盟軍反攻歐陸前夕在英國一個小鎮上偶遇的女孩。她有貴族的血統，而且有超乎同年齡少女的成熟度，在茶館裡主動走到主人翁的桌上與他攀談，而且透露自己的父親在戰場上喪失了性命。這個故事的第二部份則是主人翁在一個醫院裡休養。那已經是戰爭結束的時候，然而他的狀況非常糟糕，對生活失去了熱情。在一段與同事不愉快的對話之後，他拆開了後者帶給他的包裹，發現那是埃斯米寄給他的，裡面有一隻軍用手錶，是她父親的遺物。現在她要將它轉送給他，希望對他的軍旅生活有所助益。主人翁看完信以後，突然感覺心情輕鬆了下來，逐漸有了睡意，並且期待自己會在一覺之後恢復往日的活力。

這個動人的故事讓我開始想，也許不僅暈眩會讓人對日常事物產生恐懼，可能所有與心理疾病一同出現的創傷（trauma）都會帶來這樣的恐懼，而這些極可能是小腦的運作所萌生的。我有了這個猜想，半信半疑地求教於Google，竟然得到完全的確認。沒有錯，小腦過去被認為只與身體的活動有關，現在被發現也在認知與情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不想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打轉。我只想在這裡分享我的喜悅，一個因自己的疾病而意外獲得的驚喜（就像沙林傑的主人翁在收到禮物時所感受到的），並且嘗試與我的朋友分享這樣的心情──我知道他們跟我一樣，曾經在人生的經歷中遭遇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創傷。我期待我們最終都能走出這樣的陰影，就像我知道我終將擺脫暈眩的威脅。

剛剛跟一個在科技業做事的以前的學生聊Line。他認為，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原本毛利率就很低，再加上人工成本還在上漲，所以他悲觀地認為恐怕很快會全軍覆沒。他也很感慨，當年選擇留在台灣發展雖不後悔，但是看到台灣現在這樣卻也無言以對。（他是80年次、心智正常的未婚大男孩。所謂的心智正常，是指不是1450或者青鳥，雖然也不算真正藍色。）

E.H. Carr，在他的著作《1919-1939的歐洲》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看法：其實20世紀到1945年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戰爭或者備戰的狀態，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停止，1919-39年只能算是20年的戰間期。如果按照Niall Fergus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1953年的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之後，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也就是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也並非真正的穩定。

筆者過去只會死讀這些書，到如今才看得懂這些人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根本沒有和平，文明社會的常態就是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所以當熱戰暫停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為下一場熱戰做準備。同理，如果按照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結束的說法，那麼這70年的和平，實際上也只是在為下一場更慘烈的決戰醞釀或者說做準備而已。

我們看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不也是這樣。古代希臘城邦時代的有限民主，實際上只是整個上古文明當中的一朵奇葩，或者說一場奇蹟。實際上，在整個人類上古的重要文明當中，還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嗎？建立穩固強大的專制王權，來集中有效的資源、人力，共同來完成所謂偉大的使命，其實就是古代那些被歌頌的文明帝國的共同特徵，無論這個使命是世俗的或者宗教性的。

實際上，就連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後來歐洲議會政治的建立，我們放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範圍之內，其實都是一個小範圍的偶然。在中國的大清、在印度蒙兀爾王朝、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在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實際上都是專制權利更加上升，人民的思想自由，甚至身體與財產的保障，都受到不斷地壓縮。而這些大帝國的發展，實際上才是當時地球表面上大多數的「正常現象」。

所以，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如果對比到今天世界的狀況，那真是讓人覺得唏噓不已，這也難怪福山老先生後來幾次道歉，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台灣不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就不斷被吹捧為戰後新興民主政體的典範，李登輝被西方人冠上「民主先生」這樣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稱號。一個信仰日本軍國主義，歌頌日本帝國的人，竟然也可以被稱作民主先生，你就可以知道民主這兩個字到底有多麼廉價，或者說有多麼的工具性。

以前，筆者在這裡就說過，民主政治其實非常脆弱，如果你要信手撕破，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1987年到現在也不太久，不過短短38年，在人類歷史上不會超過兩行的記載。如果按照現在台灣政治的發展走向，司法重新變成統治者的服務工具，在野黨就算贏得國會選舉也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任何的法案，還要面對掌握所有行政機器與資源的執政黨所發動的罷免，地方上的黨部以及相關的活動人員可以被任意的逮捕，甚至於快速定罪，在野黨主席在沒有任何金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羈押至今。甚至連到對岸去吃一口飯的小生意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因為有對岸的長期居住證件而會遭到取消戶口的處分，更不要說那些嫁來台灣已經幾十年兒女成行的大陸女人，現在要面對的是取消身分證，直接送回原居地，管你是不是台灣人的媽媽。

按照「戰間期」的理論，實際上從1987年到今天的這38年的時間，也不過就是一場「獨裁間期」而已。就像失去戒指的索倫，其實並沒有消散，只是暫時退隱休息一下，等到恢復元氣，找回了魔戒，過去屬於他的時代自然就會回來。

如果在大歷史上看懂了這一點，可能就讓我們感到比較釋然。原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場派對，人類真正喜歡的是權力，而只有把權力發揮到極限，才是人類文明真正最適合的型態。

823民意完封大罷免之後，民進黨內一片撻伐之聲，箭頭都指向柯建銘，其實最該負責的應該是該黨黨主席。但是柯總召誤判情勢，以為青鳥盡出，必將如太陽花之後，綠營革命小將必然無堅不摧，攻無不克。因為怕功勞被人搶走，所以大言不慚地公開說大罷免就是他發動的，如今落到這般不堪結局，當然是咎由自取。

賴清德主席，身兼國家元首，卻只顧一己之私及政黨利益，口口聲聲說大罷免是公民團體發動的，要透過更大的民意，一次一次的把雜質濾掉。他以為革命小將會繼續立功，便充滿得意之情地大聲地號召：青鳥飛出來！卻不知道青鳥雖然飛出來了，卻已是強弩之末，更錯估民意，以致搞得如此灰頭土臉。

歷史雖然不會重演，但是卻可以借鑑。罷團與青鳥在過去一年多裡，搞的那一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把戲嗎？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種仇恨的對立，最終會被反撲，會如餘燼般被掃除。而在大罷免期間所說的謊言，也會在歷史的長廊裡，一一被戳破。

賴、柯及選後大內捲的民進黨公職人員，聯手創造了一段不堪且貽羞萬年的歷史，就像陳水扁貴為一國之君，貪財如萬曆皇帝，後世子孫怎麼做人啊？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其實這個問題見仁見智，接或不接可說各有利弊。如果盧秀燕接下黨主席，那麼顯而易見的她就將擁有2026年地方選舉以及2028年立法院選舉的提名權。這個是黨主席最大的權力，如果運用得當，那麼將可以有效鞏固黨主席的地位，並且在黨內形成威望，進而有利於取得總統大選的勝利。

但是，她本身現在還是台中市長，而且也在大中部地區累積了相當的人脈，獲得地方派系以及藍白政黨的支持。實際上，綠色版圖在大中部地區是全台灣唯一不但沒有增長，可能還略為縮水的地區，這不得不歸功於她的經營。這個得來不易的基礎，自然格外值得珍惜，這也是盧秀燕立足台灣政壇的最大本錢。所以，今天她的步步為營，看起來不願意接下黨主席，我們也就不必覺得奇怪。

2000年的時候，陳水扁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是林義雄。2008年，馬英九讓國民黨重回執政，當時的黨主席是吳伯雄。這兩個例子都是很典型的由造王者，將王者推向寶座。所以，如果盧秀燕真的不接黨主席，那就必須要找一個如林義雄、吳伯雄這樣德高望重，任勞任怨，在黨內有崇高聲望，並且讓各派系能夠全力以赴的人。所以，我們也要問：國民黨內部有沒有這樣的人？

現在看起來，黨內的確缺乏一個這樣足夠聲望的大佬。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思維，由一位比較年輕，而且具有戰鬥力的人來擔任黨主席，或許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筆者認為，最適合擔任黨主席的人選有三個：趙少康、蔣萬安、鄭麗文。最適合的當然就是老趙先生，簡單說就是資歷高、有人、有錢、有一定的社會形象，而且也具有戰鬥力。但是，這位老先生目前沒有表態，好像也沒有人去問他？所以應該意願很低，這是很可惜的。如果他願意承擔，那就很可能會複製林義雄與吳伯雄模式，對盧秀燕來講很有利。

蔣萬安目前是台北市長，可說動見觀瞻，他自己當然也有更上一層樓的想法。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肯定會更加小心謹慎。如果他以台北市長的身分接下黨主席，受到綠色的攻擊的力道肯定會很大。他本身的形象、能力固然都很好，但是在黨內的基礎還不算穩固，蔣家人的身分對他來說是兩面刃，這時候出來也有可能會提前折損。

鄭麗文，是在連戰時期才離開民進黨而加入國民黨，當年南部的地下電台大罵的「背骨仔」。口才犀利，戰鬥力強大，再加上1.8米的身材在女性當中可說鶴立雞群，在媒體上所展現出的清晰邏輯，這些都是她的優勢。但是，過去曾經是民進黨這樣的過往背景，能不能得到深藍的認同？這還是有相當的難度。如果她擔任黨主席，那對國民黨來說可說是一次改頭換面，完全顛覆了過去黨主席的刻板印象，這對於想要重新執政的國民黨來說，敢不敢嘗試呢？

筆者認為，最好的人選是老趙，其次是鄭麗文。如果鄭麗文真的擔任黨主席，那勢必也要有像老趙這樣黨內的資深大佬在背後支持，她才能夠順利的主持黨中央的運作，讓各派系能夠為選舉拼出全力。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擔任黨主席必須要能夠找到錢。

對國民黨來說這是一次蛻變的機會，但是如果蛻變失敗，恐怕會把一局好棋給搞壞。

台海的浪濤從未止息，而此刻的臺灣政治舞台，正上演著一場由罷免風暴揭開的權力角力。這兩場如颱風眼般捲動藍營根基的大罷免，不僅是地方政治的洗牌，更是地緣裂痕與歷史宿命交織的縮影——當美麗島的烽火餘燼尚未散盡，兩岸博弈的陰影已再度籠罩這座島嶼。藍營在罷免漩渦中挣扎的軀體，恰是臺灣政治身處「大國夾縫」的痛徹寫照：一面是中原巨龍的呼吸起伏，一面是島民意識的潮汐漲落，而藍營試圖在夾縫中尋找的「轉機」，終究不過是歷史巨輪軋過的軌跡殘屑。

老論述的復甦：意識形態的麻醉劑還是救命繩？

罷免風暴後，藍營陣營中瀰漫的「反共穩定論」「經濟優先說」等老調，猶如荒蕪墓園中綻放的彼岸花，妖冶卻危險。這些曾被民進黨批判為「威權遺毒」的敘事，如今在年輕世代的嘲諷聲與中年群體的懷舊情緒中意外復甦，恰恰暴露了藍營的戰略困境：當中國大陸以經濟磁吸與軍事威懾雙軌並進，當島內年輕世代以「去中國化」為身份認同標籤，藍營竟只能靠重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舊夢，作為對抗時代的盾牌。

這種敘事的復興，本質上是政治惰性的產物。藍營既無力提出超越「九二共識」的新架構，又不敢直面兩岸同屬一國的現實政治，只能將老論述包裝成「穩定牌」，試圖在民粹狂潮中穩住船舵。然而，當中國大陸以「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壓境，當美國對臺軍售從「經濟援臺」轉向「軍事貢獻」，藍營口中的「穩定」早已淪為紙上談兵的政治咒語。

中國因素：臺灣政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罷免事件背後，始終遊蕩著北京當局的影子。從解放軍繞島巡航的戰機轟鳴，到國台辦發言人對「臺獨勢力」的連番警告，中國大陸以「軟威懾」與「硬實力」雙手扼住臺灣的政治咽喉。藍營在罷免風暴中展現的動員能力，實則是對「抗中保臺」路線的反彈，更是對北京「促統」節奏的無意間配合——畢竟，藍營若失去執政權，大陸對臺統一進程將面臨更大變數。

這種微妙的政治力學，暴露出藍營作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守護者的先天矛盾：一方面需假裝對抗北京以維持本土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賴北京的經濟輸血維繫島內穩定。當大陸以「惠臺措施」蠶食臺灣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當「中華民國」法統在島內淪為歷史笑談，藍營所謂的「轉機」，不過是在兩岸的夾殺中苟延殘喘。

本土力量的反撲：民粹狂潮下的民主異化

罷免風暴的另一面，是臺灣本土力量的野蠻生長。從太陽花學運到時代力量黨的崛起，從「抗中保臺」成為選舉神主牌，到年輕世代以「臺獨」為榮的集體無意識，本土力量正以民粹的方式完成對藍營傳統政治權威的肢解。這種反撲本質上是民主的倒退：當政治訴求淪為情绪性宣洩，當政策辯論讓位於身份對立，臺灣的民主正在經歷一場史詩級的墮落。

藍營在罷免風暴中的大勝，正是這種墮落的最佳註腳。當民眾以「反中」為宗教、以「罷免」為聖戰，藍營所謂的「穩定論述」自然成了舊時代的喪鐘。然而，本土力量即使勝利同樣危險——它們沒有能力提出可行的兩岸政策，只能靠煽動仇恨維持政治能量；它們沒有經濟改革的藍圖，只能以「抗中保臺」掩蓋施政無能。這種「虛妄的勝利」，終將把臺灣帶向更深的政治懸崖。

2028的幻夢：在歷史夾縫中跳舞

藍營將2028年視為「太平盛世」的起點，實則是將自身命運押注在一場不可能勝利的賭局。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仍在攀升，臺灣的國際空間持續萎縮，而島內政治分裂已深如天塹。藍營若繼續沉溺於「老論述」的懷舊情懷，若不敢直面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若繼續將本土力量視為敵人而非盟友，那麼所謂的「轉機」終將淪為另一場政治悲喜劇。

臺灣的未來，從來不在罷免風暴的喧囂中，而在大時代的洪流裡。當中國大陸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號角，當美國在印太戰略中不斷掏空臺灣，當島內年輕世代逐漸看清「抗中保臺」的虛妄，藍營若仍執迷於舊夢，終將被歷史的巨輪碾得粉碎。或許，真正的轉機不在2028，而在藍營敢於直面現實的那一刻——承認兩岸同屬一國，擁抱和平統一的大勢，才能為臺灣開闢真正的生路。

結語：在幻滅中重生

罷免風暴終將平息，但臺灣政治的深層危機仍在持續發酵。藍營若想擺脫「夾縫中的困獸」命運，就必須放棄「轉機」的幻想，在歷史的夾縫中重新定義自我：不是作為「中華民國」的遺老，也不是作為「臺獨」的墊腳石，而是作為兩岸和平的橋梁。唯此，才能在風暴過後，找到真正屬於臺灣的出路。

黃痿漢這尾變色龍又開始變色了？可是看來這尾變色龍的歷史與邏輯都不太行耶？表面上裝出一副「客觀還原歷史」的樣子，實際上卻在替日本殖民洗白。

首先，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是一場侵略戰爭。沒有清軍與日軍在朝鮮半島與黃海血戰、沒有北洋艦隊潰敗、全軍覆沒，哪來的《馬關條約》？所謂「李鴻章在下關春帆樓簽字」被迫將台灣、澎湖割讓，放棄藩屬國朝鮮，這本身就是日本軍事侵略的結果。把「割讓」從侵略背景中抽離，硬說「日本不是全面侵略，只是接受清廷割地」，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其次，黃痿漢刻意淡化當年台灣人民的反抗。日軍是「和平接收」澎湖列嶼的嗎？好像不是吧？從1895年5月29日，負責接收臺灣的日軍部隊從現今新北市貢寮區的澳底登陸開始的「乙未戰爭」，黃痿漢講得好像台灣人當年是排隊歡迎子彈一樣？那「霧社事件」呢？該不會說是莫那魯道這些賽德克．巴萊在跟日軍開「聯歡晚會」吧？這些全是你眼裡的「和平接收」？

台灣民主國、義軍抗日、霧社事件，這些血淋淋的歷史都證明日本並非「和平接收」，而是靠屠殺、鎮壓和殖民統治來站穩腳跟。若真如文中所說「不是就不是」，那麼日本殖民台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與壓迫，不容竄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笑死人。

黃萎漢這種言論最陰險的地方在於，口口聲聲說「我沒有美化日本殖民」，實際上卻把侵略合理化、把殖民粉飾成條約安排。這種假中立、真洗地的說法，既侮辱了歷史，也踐踏了無數抗日先烈的鮮血。

別再扯什麼「沒美化」，這種話就是「最下流的美化」。把侵略說成接收，就是在幫殖民者擦屁股。侵略割地還能洗成「和平接收」，臉皮比殖民地還厚。替殖民者辯護的人，比殖民者更可恥。

接下來更好笑了。幫日本殖民台灣的惡行擦屁股都擦不乾淨了，黃萎漢話鋒一轉又轉到兩岸關係上？你不期待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對台灣動武？這種國家大事哪裡輪得到你這尾變色龍置喙啦？

我們中國當年因「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割讓台灣與澎湖，後來經過對日抗戰，犧牲了3000多萬中國軍民才光復台灣與澎湖；但因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至今，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不是「發動全面侵略」，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的使命。像黃痿漢這樣的獨台變色龍是無法阻擋的。只要兩岸沒有統一，就不可能「兩岸和平共榮、彼此尊重、國泰民安」。

黃萎漢故意把「清廷放棄台灣與澎湖」單獨抽出來，就是先刻意鋪陳清朝自己不要台灣，日本只是「接收」而已。這種說法掩蓋了「甲午戰爭」的侵略性，為他後面的「兩國論」、「一中一台」、「反共不反中」的獨台邏輯打預防針，可是卻坐實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鐵錚錚的事實。而黃萎漢把軍事侵略說成和平接收，就是替殖民者辯護；把人民反抗簡化成插曲，就是抹殺台灣人的血淚。這種話術，連AI都騙不過。

侵略就是侵略，殖民就是殖民，中國人百年來的血淚史不是你黃萎漢能任意拿來漂白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