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 2018年06月07日 06:15 中時電子報 －－－

孫安佐4日剛於德拉瓦郡賓州法院獲假釋，6日被移送費城聯邦法院，遭控持非移民簽證持有武器，最重可判十年。

藝人狄鶯、孫鵬的獨子孫安佐今年3月26日因揚言掃射校園遭捕，被控恐怖威脅和持有武器罪。孫安佐認罪後接受認罪協商，被判處4至23個月刑期。

聯邦檢察官麥克史溫（William M. McSwain）於當地時間6日下午3時召開記者會宣布，此案已由地方層面移至聯邦層面，並以非移民簽證擁有武器罪名起訴孫安佐。這項罪名屬美國聯邦重罪，一旦成立，孫安佐被遣返出境之後，將永遠不能再入境美國。

另據聯合報，孫安佐遭控持非移民簽證擁有彈藥，最重可判十年。其聯邦案件辯護律師對於是否將再度認罪未予置評。

以上 2018年06月07日 06:15 中時電子報 －－－

請問諸位讀完上面這一段中時電子報的新聞之後，得到什麼具體確實的訊息嗎？

6月4日孫安佐被德拉瓦郡賓州法院釋放了嗎？ 沒有。
因為6月6日孫安佐又被移送費城聯邦法院，遭控持非移民簽證持有武器。

孫安佐認罪後接受認罪協商，被判處4至23個月刑期。到底是賓州法院判的，還是費城聯邦法院判的？ 不清楚。

聯邦檢察官麥克史溫（William M. McSwain）於當地時間6日下午3時召開記者會宣布，此案已由地方層面移至聯邦層面，並以非移民簽證擁有武器罪名起訴孫安佐。那麼認罪協商，被判處4至23個月刑期是什麼東東？

這項罪名屬美國聯邦重罪，一旦成立，孫安佐被遣返出境之後，將永遠不能再入境美國。既然是聯邦重罪，一旦成立被判刑之後就必須在美國坐牢，那麼遣返出境之後，將永遠不能再入境美國是什麼東東？

孫安佐遭控持非移民簽證擁有彈藥，最重可判十年。不是已經認罪協商，被判處4至23個月刑期，那麼最重可判十年是什麼東東？

我的感覺：

美國法律複雜到莫名其妙的地步，一下地方法院一下聯邦法院，地方法院釋放了再交给聯邦法院，認罪協商可以被判處4至23個月刑期，擁有彈藥忽然最重可判十年。到底要把一個調皮的小孩修理到怎樣？到底要讓律師賺多少錢才罷手？

美國的學校平均每個月一起學生持搶進入學校大開殺戒，檢察官及法院也沒有一次判死兇手，官司無限拖延，不了了之，被害人家長親友也沒辦法得到伸張正義。但是遇到一個台灣來的調皮的有錢人家的小孩，一點小事，一下地方法院一下聯邦法院，律師、檢察官及法院，大家都轟轟烈烈幹起活來，把小孩和一家人整死。

孫安佐這麼小為什麼不在台灣好好唸書？只因為家裡有點錢，就要送到舉目無親的美國來讀書，活該。將來記得，永遠不要去美國死不了，沒關係的，美國不是世界。

中時電子報，你的記者寫的新聞我們都看不懂，以後招考記者水準能不能提高一點？薪水能不能给多一點？招到品質好一點的記者及編輯。

 

0. 前言

胡適27歲寫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文壇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幸卻被誣陷，坐了長達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浩歎，所幸以《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1981、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誤解，以為另有其人。

1.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國事蜩螗，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28歲。

2. 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是學界第一部中國經濟史專著，對當時高等學校經濟史之教學與研究，頗具啟導作用，乃書為開山之作。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嵇文甫特地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大大的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我把這書加以翻覽，覺得它不僅是充滿著青年的熱情，戰鬥的勇氣，並且在材料方面，他也的確很費了些搜檢探討的功夫，以此繼續探討，理論和材料方面同時并進，對於中國社會史論壇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這是我所期望的。」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之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胡適27歲出版《中國哲學史》，馬乘風以28歲寫下《中國經濟史》，而且均獲一代大師馮友蘭寫序，一時傳為佳話，並都被喻為一代才子。

3. 棄學從政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固一時之俊彥精英也，馬乘風襄贊中樞，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馬乘風擔任國民參政員甚久，以敢言著稱，深受朝野政黨所敬畏，連中共都視為可敬的對手，尤以其劍及履及、窮追不捨的精神，令人欽服。因銜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主持河南、安徽專賣事業，一年之間，弊絕風清，國家收入倍增，屢獲層峰褒揚獎飾。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縣份，而從軍之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為中樞號召力強，而馬先生之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之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之立法委員，方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4. 從立法院到火燒島

1952年2月2日(陰曆元月3日)夜十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罪名判處死刑，蔣故總統介石卻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竟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法委員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

5.「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

出獄後，王雲五先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為當年國民參政會同僚)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之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只好賦閒在家，從此生活陷入困頓。

政治犯出獄後極難覓得工作機會，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女士在台灣銀行中低級職員之微薄收入(馬先生嘗自謔為「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但以退休金為數既不多，而其利率又微不足道(年僅九厘，按公營事業退撫基金計算)，靠此微薄利息來維持家計，十分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將其妻在其入獄期間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之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一座二樓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6. 赴美不久旋又返台卒病故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惟以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賺錢不易，加上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國內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五十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該處山高雨多，相當潮濕，唯在夏季尚稱涼爽宜人。其中伙食大多不合其口味，尚需其妻親自下廚，以供其食。

馬先生居住山上，不幸連年生病，每年約有四、五次要住進中華、國泰或陽明等醫院，求醫診治。當其住院時，多由神經內科主任李堯怡為之細心診治，以維持生命。甚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書畢，即於1992年元月22日溘然與世長辭，享年87歲。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其常在不經意間，口中咒罵「那個老王八(指蔣經國當年構陷入獄)!」然而提起先總統蔣公，則從未有任何怨言。其對兩代蔣故總統恩怨絕對分明，毫無妥協。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其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似尚有君臣之義，其愚忠之忱，自始至終溢於言表。

7. 畢生寫作不輟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8. 因緣際會結為忘年之交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先生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按二位俱屬河南同鄉)。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

「先生大作《中國經濟史》一書，乃曠世之鉅著，堪稱開山之代表作，在學界頗受推崇，近時相關之作幾無出其右者，直可媲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二書之於哲學史；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於文學史，有其特殊之學術地位。昔 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9.《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不久果然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彼時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本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之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之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之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純經濟過程之橫剖。作者在全書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積極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比如，對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和租稅問題、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社會人口等問題都能有所論及。特別是作者在論述社會經濟問題時，還能比較注意到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等問題，而且又能盡量地運用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說明。在說明中又往往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對當時的一些學術觀點，大膽地提出批判，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四百年間中國政治經濟之動態，及其間經濟問題之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四十六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隋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之綜括論述，第二編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唐代諸經濟問題之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之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之堅定執著於孫中山之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10. 結論

《中國經濟史》原來計劃出版五冊，在大陸時除已出之一、二冊外，已完成之稿件已寫至宋明，據馬先生於1976年3月6日給筆者函中表示

「….惜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余於北平老城中，隻身逃至天津，轉英輪至南京，生命已難帶出，而況稿子？抗戰勝利後，余本擬赴北平尋找書稿，以忙於工作，未能如願。今者商務印書館亦曾催余將此書繼續完成，又以雜事，不能專心從事，稍俟將目下文債清理後，余必埋頭寫成全書也。倘能得先生之助，余當歡喜之不暇也。」

《中國經濟史》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總共出版了四冊，在馬乘風去世後，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之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之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最近發生的美國軍艦 Higgins Missile Destroyer & Antitan missile cruiser 入侵西沙群島永興島中國領海，中國外交部嚴正抗議，中國海空軍循例警告驅離。除此之外，中國方面如何警告如何驅離並無仔細報導。

對於外敵軍艦入侵或逼近領海警告驅離的方式分為兩派，普京俄羅斯派以及中國太極拳派。

美國軍艦從來不敢入侵俄國領海，果真入侵俄國一定開火，如同正式開戰，所有國家和俄國都有這種開戰默契，不敢輕啟。但是美國的軍艦偶爾逼近俄國領海製造麻煩，俄國的反應是派戰機直接快速低空飛越美國的軍艦，互相示威。

我注意過一次電視台訪問俄國戰機飛行員，記者提問直接低空飛越美國軍艦屬於危險挑戰，萬一美國軍艦開火怎麼辦，飛行員說飛越美國軍艦的俄國戰機為了快速飛越，沒有掛彈，美國軍艦也看到，即使開火也不容易擊中。但是俄國每次派兩架戰機，一架不掛彈的下去輕快挑釁，另一架掛彈的在上空監視盤旋，看準美國軍艦，一旦美國軍艦真敢開火，這一架的任務就是飛彈多枚齊發，務必擊沉美艦。如果這一架沒成功，附近一定有機場待命的俄國戰機，立即起飛，務必擊沉美艦。因為雙方有默契，美國軍艦絕對不敢也不願開火，只能忍耐。

中國、日本採取的是太極拳派，譬如釣魚台海域，中國軍艦即使進入釣魚台領海，日本也只是警告驅離，不願動手。南海海域中國採取的也是警告驅離，不願動手，因為未達開戰的程度，美國軍艦也有默契，見好就離。美國軍艦的官兵也知道危險，只要進入中國領海達成任務向上級交待，立刻閃身。這是中美艦艇雙方偶爾良性對話，得知美艦官兵的心態。

但是中國打的太極拳也有不同的程度，最近太極拳的程度有愈來愈嚴厲的趨勢，譬如最近的一次，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9日報導，中國派出軍艦對在中國西沙海域自由航行的兩艘美國軍艦進行了識別並警告，並且對兩艘美艦進行了雷達照射和無線電警告，同時出動戰機在美國軍艦近處低空盤旋，處理方式極不專業，不守規則。兩艘美艦的艦長對於中國的粗暴的對待，表示十分的不滿。

中國打的太極拳往往看似軟弱，其實在暗中厚植實力，幾個南海島嶼上的軍事部署完成，對艦對空導彈部署完成，機場海港建造完成，加上海南島強大的海空軍潛艇基地，以及大陸南海沿岸的中程導彈，南海已經是中國的囊中物，對於遠道而來入侵的美國軍艦、美國飛機必要時絕對可以殲滅得勝，但看戰略上需不需要開戰，美國軍方也明白在南海作戰中國絕對優勢。

孫子兵法有言「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大概就是中國目前的戰略，如果美國軍艦一次一次侵犯領海，揚長而去，養成習慣性的輕敵傲慢，來去自如不以為意，終有一天受到中國的突然重創，即使沒有擊沉，美國軍艦失去動力，等待拖船從千里迢迢的日本、新加坡前來拖救，頓成世界笑話，我們等着瞧吧。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直到2011年的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2012年起，經濟增長減速，到2015年之後，增長率降到低於7%。大陸經濟從10%的高增長轉軌到6、7%的中高速增長，並期待長期保持這樣的中高速增長，被稱為經濟的新常態。這是怎麼回事？經濟學家蔡昉教授在2017年出版《讀懂中國經濟：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簡體書），解開我的疑惑。

大陸的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45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隨後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是否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令人關心。「中等收入陷阱」是公認的經濟難關，很多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南非等，達到中等偏上收入之後，人均GDP長期無法突破1273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而人口上億的大國更沒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早發達國家除外)。

像大陸這樣原本的農業國家朝向工業化發展經濟，正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簡單說，農業國家有大量農業勞動者，但農地有限，因此農業勞動者的生產力和所得都很偏低，甚至可視為剩餘的勞動力，只要把這些剩餘的勞動力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就能達成高經濟增長。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起初很充沛，隨著剩餘勞動力一直導入非農業部門，同時經濟增長又造成生育率降低，人口紅利終將逐漸耗盡。

根據蔡教授的數據，2011年正是大陸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頂的時間，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這恰對應到前述經濟增長從高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的時間，人口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於是趨緩。當剩餘勞動力很充沛的時候，勞動者的薪資很難上漲；反之，當剩餘勞動力逐漸不足時，勞動者的薪資就會迅速上揚。大陸勞動者的薪資在2004年之後上漲很多，就反映這個現象，造成企業獲利減少而經濟增長趨緩。

蔡教授在書中清楚區別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由供給方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增長能力，與短期的需求變化沒有關係。」例如人口紅利減弱，潛在增長率就降低了。增加需求，例如大幅增加公共建設，可以使實際增長率高於潛在增長率，但多屬短期效果，並且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反之，若需求不足，則實際增長率會低於潛在增長率，可能導致失業增加的後果。因此，健康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讓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儘量保持一致。

大陸認清人口紅利減弱，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自然降低，於是不勉強追求高經濟增長，而努力於供給側改革(參見《大陸經濟的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其潛在增長率，期望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就是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大陸只要保持這樣的經濟新常態，不出十年，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不要總是以為美國怎樣怎樣，台灣人看到美國人就尊敬，卑微自己。

去年2017年加州洛杉磯地區發生嚴重的山林大火，數千住家房屋被焚毀，造成巨大災難，全美國各地的消防隊紛紛前來救災，報紙電視紛紛報導英勇事跡。

這些消防隊員的紛紛前來真是英勇救災嗎？恐怕紛紛前來的動機是大發災難財。這是美國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的普遍心態。這篇報導只是舉出一個案例而已。

洛杉磯消防隊員 Donn Thompson 基本年薪 $92,000，已經是嚇死人的高薪，美國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年薪 $50,000。
基本年薪 $92,000，平均起來每小時的時薪是 $31.60，他的逾時加班費是時薪的1.5倍，所以他的加班時薪是 $31.60 x 1.5 = $47.40。
在2017年加州洛杉磯山林大火期間他賺了 $302,000 的加班費。
要賺$302,000 ，他必須申報加班 6,370 小時，$47.40 x 6,370 = $301,938。
他的基本年薪必須正常工作2,912小時，$31.60 x 2,912 = $92,019。
所以他在2017年總共工作了2,912 + 6,370 = 9,280 小時。
但是一年365天 x 24 = 8,760小時。還不到9,280 小時。
而且人可能不吃不喝不睡 24小時連續工作不累死嗎？

根據薪資記錄Donn Thompson 賺到的加班費如下
1993-1995 $200,000
2008 $173,335
2013-今天 $1,000,000

這只是一個案例，美國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賺的加班費超過正常年薪數倍是普遍皆知的事，他們把持地盤，一般人進不到他們的職場工作，把持預算，地方政府不敢動他們的預算，審計單位也不敢查核他們的帳目，所以才有一年工作9,280 小時的可笑記錄。這樣的狀況當然拖垮了地方的財政，華盛頓郵報多年前曾經報導，在華盛頓地區如果夫妻都是警察，他們都擁有海邊豪華別墅、名車出入、名貴寵物。

我們台灣的警察、消防隊員、防疫人員、地震救難員….才真是救災救難，不是為了加班費，更不會發災難財，值得尊敬。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

郭譽申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選舉就是民主嗎？》討論民主。我想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因為文字比較長，所以獨立出來，另做一篇。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民主是最高價值。但是追究根本，並不必然。民主不過是一種工具，它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防止獨裁。有人或許同時認為民主會帶來最有能力的執政團隊，但是這樣的期待毫無根據。

民主可能有多種版本，不同的遊戲規則下有不同的利弊。我在這裡把焦點放在台、美兩地的總統選舉，也就是兩黨政治，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在美國，它選出了川普，在台灣，蔡英文的政績有目共睹。我想探討這個制度失敗的原因。

首先，選舉不能防止獨裁。總統一但當選後，就再也沒有可以約束他的力量。人民只有在投票那天有權力，投完票，當選者沒有義務傾聽民意。比方說，川普上台，先是對穆斯林國家限制入境，又撤出巴黎協議。蔡英文上台，先是強推前瞻計劃，又有種種乖張的人事任命，這些決策都違反多數國民的意願，但是當權者可以毫無忌憚地硬幹。我上大學時班上有一位來自約旦的學生，他就指出了這個漏洞。他表示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總統做錯事不需要負責，而他們的國王如果犯錯，是會被砍頭的！我不知道阿拉伯國家有沒有國王被砍頭的先例，但是我相信無論是中東的國王，或是大陸的領導人，都會比台、美的總統更重視民意，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次人民普選而上台的，所以要時時注意自己掌權的正當性，不能拿「我是法定程序選出來的總統」做為擋箭牌。

四年一任的總統選舉也不利於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每個政客想到的最多是兩任八年。八年以後的事，要看它們對下一次選舉有沒有加分再說。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客。一百多年前的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就指出了共和制度的這個缺點。非但是長遠的國家發展缺乏規劃，在政黨輪替的情況下，國家既有的政策與立場都難以維持。比方說川普上台，就要砍掉歐巴馬的健保計劃，又退出談判多年的貿易協定。蔡英文上台，不承認九二共識，把兩岸關係倒退到八年前。這樣的反覆無常，一方面造成資源虛耗，政務空轉，同時也造成國家整體信譽的傷害。

政黨競爭的政治似乎是民主的必然選項，因為沒有政黨的代表，眾多的公共議題難以聚焦。但是政黨的競爭並不像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政策品質。理想中的設計，是各政黨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張供選民選擇。實務上，政黨的目標就是勝選，拿到執政權。政黨不需要有完整的政治規劃，它們只要討好多數選民，把對手打倒就可以了。所以負面選舉就成了最便捷的手段。從中國的歷史上看，黨爭的本質也不外乎黨同伐異，不論是非。在現今時代，這個遊戲規則依舊是主調。

政黨政治的另一特色是會造成兩黨政治。一旦前兩大政黨以分贓的方式建立了政綱（political platform），基於棄保效應，第三政黨是沒有勝選機會的。因此理論上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力，但是實務上只有兩大黨的候選人才有當選的可能。老百姓往往只能被迫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

在許多場合，當我們要挑選最合適的人才時，我們絕不會採取民粹式的普選。比方說在遴選大學校長或是法官時。原因大概有兩層，一是我們認為經過一個委員會遴選出來的人才的能力會優於自告奮勇出來角逐這個位子的人；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位子上的人可以不需要花心思討好選民，能夠憑自己的專業判斷做出決策。民粹式的普選引出一個弊端：少數人就可以挾持選舉。選民中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會對候選人的品德能力做一個整體評估再決定票要投給誰。但是還有很多人會不按這個規則走，尤其是各種單一議題的選民。比方說在美國，喜歡在家里擺幾支槍的人，他們不會管你提出什麼經濟藍圖、外交策略。他就只是介意能合法擁槍。誰要禁槍，絕對拿不到他一票。所以在美國的民調中，我們看到大多數人是支持禁槍的，但是沒有一個要選舉的總統敢說出他會推行禁槍令。在台灣，也有不少的單一議題選民，比方說主張廢死的、同婚的、反核的、台獨的等等。雖然這些議題都不是主流民意，但是把這些選票聚集在一起，就有了勝選的機會。

我的結論是：台、美式的民主並不能夠達到「以大多數民意為主」的目標。要改得更好，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是「絕對民主」，建立全民電子投票系統，所有重大議題，一概公投公決，不給靠花言巧語騙得政權者專治的機會。二是採用菁英政治，實行間接民主，以遴選的方式產生國家的領導團隊。說來有些諷刺，中華民國原先由國大代表選總統就是這種制度；甚至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也是相同的精神（當初各州選出的選舉人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投票，第一高票當總統，第二高票當副總統。）但是陰錯陽差，後來都走上了民粹的死胡同。至於人民能不能覺醒，意識到當下制度的缺失？我的看法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