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糖測試的內容是，心理學家給受試者（四歲左右的小孩）一個棉花糖。在那同時，他們會告訴小孩，如果他（她）不馬上吃掉那顆糖，而願意等待15分鐘，他將得到兩棵棉花糖。心理學者發現，有些小孩願意等待額外的15分鐘，而有些孩童會立即把那顆糖吃掉。

棉花糖測試曾經帶給人們一種聖杯的印象，認為如果一個小孩沒有通過這個測試，而他的同輩通過了，那麼前者的前途堪虞。然而最近有一群學者重新做這個研究（包括原先提議這個測試的學者Walter Mischel），徹底移除了這樣錯誤的預測（或指控）。

其實當我仔細思考這個測試時，我發現我即使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也沒有通過很多女性能夠輕易通過的測試。我失敗的測試是這樣。當結帳的服務員（通常是和藹可親的小姐）問我，如果我買第二個同型商品只需付一半的價錢，問我要不要？我通常會立即說不。有一次，有個小姐跟我說，這個商品是買一送一，要我再去拿一個。我竟然也說不要。直到她再次提醒，我不需要為第二個商品付任何錢，我才恍然大悟。

這說明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同的人對於等待（以便得到更好的某類結果）會有不同的權衡，這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這裡的原理是，我們通常會根據自己的習慣作決定（畢竟生活中需要面對的決定多如牛毛），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才考慮是否改變自己的習慣。而且，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時機改變平日的習慣，並沒有相同一致的作法。

也許讀者會問，當我付出一半價錢買第二個商品時，我並沒有等待呀。事實上，我等待的是要過一段時日才能享受消費它的效益，因為我已經買了第一個商品。明白了吧？男生通常只有在需要（而且是亟需）的情況下才會去購買某些特定的商品。而且，他一旦在拿到這些東西以後就會義無反顧地掉頭離去。據說，女性原來是為了某個商品走進百貨公司。然而她東逛逛、西逛逛，最後買了很多原先不在計畫中的商品，除了那個她原先要購買的東西。

這些年隨著大陸崛起，近七年台灣政治人物更被美國遙控，充當起抑制大陸成長的馬前卒，因為掌權執政者扛起抗中旗號，讓人民失財並驚心度日，所以民調顯示維持和平的厚望。

追根究柢，五十年來，台灣與大陸並沒存在著深仇大恨，反是同根同志，皆嚮往發展與成長，只是遭有心人分化，埋下反共抗中種子，台胞兩字雖沖淡兩岸對立，但分化的力量變本加厲，配合台獨興風作浪，戰爭似乎就在眼前，人民被迫佈雷迎戰，充當炮灰。

讓兩岸調適了「共識」，就能持續維持和平，只要不再受人教唆挑撥，在認同的制度下和睦共處，何須提心吊膽滿懷畏懼，本是一家人，呼什麼民主、共產的政治口號，擁有共同目標互惠合作最重要。台灣領導人稱總統，每四年一次大選，總統參選人都得到美國朝拜，接受洗腦和認同，上次參選人韓國瑜也去美國，沒見他熱衷捧美，疑是被作票硬拉下人民共拱的地位，也沒見國民黨有所維護幫忙查票，結果更加強美對台操控，不疏離美國，接下去就是內亂和戰禍。

這次大選，三黨參選人都已向美國在台協會報到和表態，也陸續出國參拜，AIT更在台北內湖擴大版圖，想劃下租界佈署軍事，又想如在烏克蘭，設立生化實驗室，研發病毒，用台灣人做實驗，再禍害他國。你們認為三黨總統參選人，能阻止這種災禍，會為台灣帶來和平？由此，要達到兩岸和平，我們須先排除附庸殖民地位，更要擁有一個全民認同的領袖人才，具有宏觀的見識以及和平發展的共識，所以考慮到適合的人選，不外韓國瑜和郭台銘。

只要是知識分子，都知道美國這些年對世界各國的操控，所以別再懼談政治，因為那是裝聾作啞，將自己禁錮在暗室，直到災患降臨。由於前述原因，國民黨不推舉韓與郭，我們龐大國民就須自己推舉，否則流離失所的危機就在眼前。然郭台銘雖擁有治國藍圖和能力，但全部資產遭美監控，無法擺脫蘇俄前例，所以共推韓國瑜出來競選，期望韓、郭兩人能真誠合作領導台灣，屆時再友美。又，所謂疏美，是疏離美政客和軍閥，並非多數的美國人。

有大陸朋友問關於李登輝，筆者對李的看法，簡單的總結就是一句話：賭徒。他把所有的籌碼都押上，只為了賭一件事：中國崩潰。他不只一次公開以及在著作中說：中國不可能富強，更不可能走向民主，只有崩潰，他認為中共政權必然跟九零年代的蘇聯一樣，最後一聲巨響，轟然倒塌。

那全部押上的賭注是什麼？就是台灣人民的幸福，以及身家性命。簡單說，一定程度上李登輝跟希特勒有一點完全相同：要不然命運就全部照我所想像的來，要不然就是毁滅，只有零分與一百分，絕對不選擇中間跟妥協。

李的第一步，先要鬥垮國民黨內仍抱持中華情懷的分子，以及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信仰；第二步要扶植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其實就是民進黨；第三步削弱並且分解國民黨之後，讓所謂的本土勢力能永遠執政。

島內改造完畢，就是加強與美、日的連結，全力對中國大陸進行鬥爭，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一直到任何一方走到崩潰為止。所以，台灣人不要糾結在經濟成長、國民所得、物價，或者所謂的生活水準能否提高等等這些小事情上，這些小事情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實現上面的理念，「戒急用忍」的核心含義就是在此。

他是舊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地球上的最後代表，也是最後的武士道信仰者。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天命，必須要加以實現，否則台灣人就沒有生存的價值與需要，台灣人必須要為這一種信仰殉道犧牲。所以他不斷強調台灣人必須感謝日本在殖民時期所謂的現代化，必須要對日本感恩，其實言下之意就是台灣人必須要完成當年日本帝國所未完成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偉大的，日本帝國已死，但是這個夢想不能死，台灣人必須奮力一搏，必要的時候要有決心全體以身殉道。

他比新潮流有信仰，後者是赤裸裸的貪腐，而他是真正在為一種價值努力，不惜犧牲所有的人，這一點與希特勒非常類似，「日耳曼民族若不能消滅布爾什維克，那沒有生存的價值，就走向滅亡吧！」對他來說信仰比別人的生命都要重要，不為信仰而犧牲的人基本上沒有生活下來的價值，隨時可以去死。

台灣人選擇跟隨他，無論懂事或不懂事，多數民意是如此，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都走他的路線，就是所謂的台灣主體性。那我們就來看，最後上天是覺得到底誰該贏？誰必須走向崩潰或者被毁滅？

颱風杜蘇芮從台灣旁邊掠過，北上橫掃大陸華北地區，北京及周邊地區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暴雨，造成嚴重的洪災。這幾天，一些中文世界的媒體和網路大肆報導北京的災情，並且指責中國政府處理洪災失敗，草菅人命。這讓我立刻想起，Covid-19疫情期間很多媒體和網路也是如此怪罪中共。真是似曾相識啊！

天災一般可能造成三類的損失，人民的死傷、經濟的損失、以及防災措施造成人民的生活不適（如不自由）。政府的目標是減少這三方面的損失，但是幾乎不可能兼顧，於是各國會因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由於是多目標，批評者時常可以針對某一目標批評，而忽略其他的目標，但是這並不公平。

Covid-19疫情期間，大陸的防疫封控措施很嚴格，在少數地方甚至有些過火，造成少數不該有的意外死傷，而疫情後期的「白紙運動」就是抗議長期的嚴格防疫封控。很多媒體和網路一直都對這些大做文章，嚴厲指責中國政府罔顧人權和個人自由，卻不提即使加上這些不該有的意外死傷，中國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仍遠比歐美少，雖然中國的人口比歐美多。這些媒體和網路的不公平可見一斑。

這次北京附近的洪災是因為兩三天內的暴雨，據報導兩天內下了一般兩年的雨量，因此洪災是根本無法避免的，即使北京近年引進了「海綿城市」的設施。洪災無法避免，一些媒體和網路卻質疑：北京洪災死了上百人，中共政府必有疏失。當然這很悲慘，需要仔細調查，不過筆者倒不意外罹難者多。北京附近一向乾旱，甚至需要南水北調，並且極少發大水。在這樣的環境，不像常有颱風的台灣，很多人即使聽聞颱風的訊息，恐怕不會太在意而預做準備，如走避到附近的樓房或地勢較高亢的地方，因此罹難者多！

媒體和網路對洪災的另一主要指控是：大陸政府在涿州附近炸壩洩洪，雖然減輕了北京市區、大興國際機場和雄安新區的災情，卻大幅加重了涿州的災情，使多數的罹難都發生在涿州。這對涿州是不大公平，但是不得已啊。涿州是縣級市，大致相當於一個縣，其人口和經濟總量當然遠比不上北京市、大興機場和雄安新區的總和，為了減少人民的死傷和經濟損失，犧牲前者以保全後者，是不得已但明智的抉擇。前幾天，大陸已經迅速動員，全力救助涿州的災情，並且應該會在災後對涿州的受災民眾提供一些補償和撫慰，以感謝涿州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並且平息涿州的民怨。

犧牲涿州，以保全北京市區、大興國際機場和雄安新區，是不得已但顯然明智的決策。一些反共者無可指責，於是扭曲事實，刻意強調政府犧牲人口眾多的涿州，卻保全了尚未完工而少人居住的雄安新區。這是無恥的抹黑。涿州的犧牲，豈只保全雄安新區，更保全了非常重要的北京市區和大興國際機場，因此是非常值得的。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中央集權的體制，防災救災是其強項。想像涿州的災情假使降臨北京市，人民的死傷和經濟的損失會有多大！在一般的多黨民主國家，中央、北京、涿州，很可能由不同的政黨治理，要犧牲小涿州，以保全大北京，不同的政黨能同意嗎？大北京恐怕只好承受大損失了！反之，中國卻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盡量減少損失，是其明顯的優勢。反共者為反對而反對，硬要雞蛋裡挑骨頭，只是貽笑大方而已。

我們明明曉得自己知道某個名字，到了嘴邊卻講不出來。這是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問題。

老年人的工作記憶不牢靠，因為他們抑制自己分心的能力比年輕人差。人的工作記憶有嚴格的數量限制。當太多需要暫時記住的項目湧上心頭，每一個項目的強度都變弱了。這是為什麼當你動心起念要去冰箱拿東西，走到那裡時卻被其他的念頭打岔，讓你想不起自己倒底要去幹什麼。

工作記憶的發生處是前額皮質（prefrontal cortex）。失智症的源頭則是海馬體（hippocampus），這是儲存事件記憶（episodic memory）的地方。一旦海馬體失去功能，人就失去了形成新的事件記憶的能力。然而，舊的事件記憶仍然存在於大腦的某個區域（但不是海馬體）。這些記憶，因為無法透過海馬體而加強與更新，它們的錯誤越來越多，細節則越來越少（這是我觀察失智症的長輩所得到的看法）。

神經科學文獻裡有一個很有名的病人HM，他的海馬體因為有必要而被切除了。這並不影響他的日常生活。他仍然有工作記憶，還有與行動有關的程序記憶（這解釋了為什麼失智症的病人仍然能夠打麻將）。然而他不記得自己每天所經歷的事情。例如，經常問診他的醫生對他來說永遠是個陌生人。他母親在他手術後才過世。他每次聽到這訊息都會哀傷不已，因為對他來說那永遠是個新的訊息（sad）。

看到這樣似通非通的應酬文字（應酬二字並無貶義，古人皆如此用），真的覺得好彆扭，也好難過。都是學界中人，簡單的幾句話寫不好嗎？

忍不住改寫一下。非為炫己責人，只想表示這並不是什麼特別難的事。當然，我也想藉機分析一下，與大家一起探討什麼才是（或不是）好的中文。改寫如下︰

驚聞黃教授辭世，本會同仁悲悼之餘，也衷心感念黃教授對本會及台灣心理學界的卓著貢獻。本會必將繼續秉持阿德勒心理學之精神，讓每位與本會相遇的朋友，在面對社會或個人生命的各種問題時，都能展現出獨特的勇氣與精神高度，開發出生命的各種可能，以達成黃教授以心理學淑世之心願。

改寫或不特別好，但肯定比原文好。好在那裡？分析如下︰

一、原文80個漢字，4個標點符號。「字符比」為20:1。而改作121個漢字，9個標點符號，「字符比」約13:1，比原作降低了許多。對中文來說，一個「句子」（以標點符號為界）不宜太長，太長不好理解。這是中文文法本身所決定的。諸君請看古代散文，很少出現超過10字的長句，駢文更是只有4或6字（故稱四六文）。白話散文，各位請看名家（如琦君、張曉風、梁實秋等）與俗手之作，比較他們的「字符比」，就知道好的中文訣竅為何。

二、雖是短文，仍應有基本的結構。起首應有原因，（標題可代替，故原文亦不算錯。）結尾應呼應主題。這樣才能維持文章的整體感，文氣不致散亂。

以上兩點，簡單分析。請讀者賜教。

說實話，我忍不住要指責一下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排名靠前的大學）國文課都在幹什麼？我不相信這些「好學生」都那麼不好學，但老師會教嗎？是否因循故舊，不知變通？更令人難過的是，一些年輕中文教師本身的寫作能力就有問題。而這些老師，又是誰培養出來的？教不嚴，師之惰，不客氣地說，一代代中文系師生多有苟且之處，實為中文程度下降之罪魁。鄙人忝為其中一員，責人亦是責己，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