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娼妓與養女問題──戰後台灣史拾遺 | 郭譽孚

這是拙作「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與「戰後台灣史概要」,兩書中摘錄出來的資料;歡迎有意者參考。。。

國府來台後,距殖民統治未遠,日本民族素有輕視女性、放縱情色的習性;而我島嶼早年為移民社會,男女人口不平均;因而不僅有「羅漢腳問題」、「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也有為了傳宗接代而收養子的情況;在那前近代的移民社會中,最為我們今日遺憾的就是養女問題,因為養女所涉及的一是童養媳,一是婢女與娼妓;尤其,最後者,極不人道;島嶼在日據下,殖民者雖號稱產業發達、社會進步,但是,其對於此一前近代移民社會並不處理;因而我島上娼妓現象相當普遍,甚至由於官方還有助長的情況;1916年前後,該現象曾經深受洋教士之批判──

「雖然我不太願意提及,但我不得不指出這個事實:近年來許多年輕女性,甚至是十幾歲的少女,都被引誘進一個極度不道德的組織當中。它充斥在各個城鎮或大型村落之間。本來這種惡行在中國統治時期就存在,只是以前沒這麼明目張膽,範圍也較為侷限,但現在,領有執照的妓院和妓女隨處可見。……無論這種錢多麼好賺,或讓多少人得到快樂。」〈「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著,林弘宣譯,前衛出版,頁241。原書出版於1915年。〉

「關稅中呈現鴉片、清酒、妓女、舞女、歌女及娛樂場女侍等進口項目,探究進口量有多大,……即島上的放蕩生活,越來越顯而易見。」〈同前書,頁321。〉

因而,1917年,法院公開宣告女婢的人身買賣,在法律上不發生效力;對於女婢之戶口申請,一律不准;但是事實上,只是宣示性的作為而已。

我們的台灣文學中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阿統舎從佃人那裏以便宜的價錢買了個丫頭,便以婢女的名義去辦理戶口手續,但是日本仔的員警大人搖頭搖頭拒絕接受,他還說這是奴隸買賣,依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不准的。……稍後──這樣子好了啦!以養女或者同居人的名義就好了,倒是親切地開一條路……」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島上雖然長年受到日人嚴刑峻法,本應不難根除,在產業有進步下,但娼妓問題十分嚴重。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18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婦人的地位與社會的關係」,連溫卿著,「台灣民報」,1925.8.26〉

在日據晚期,在「民俗台灣」雜誌中,我們可見到當時的一篇民俗報導,其中竟然有

「在南部人的想像中,北部女性多數人過著曖昧的生活……一方認為即是餓死也要堅持貞操的觀念,另一方把媳婦仔當搖錢樹,不只是媳婦仔,連自己親生女兒也要設法賺一筆。……他們盼望,只要四季的廟會慶典,能吃到豐盛的酒肉,住華麗的房屋就滿足……老娼又擁有政治後盾……特種營業稅再怎麼提高對老娼還是無嚇阻作用」的描述。 「老娼撲滅論」,「民俗台灣」,第二輯,林川夫譯,武陵出版社。〉

據稱,直到日據末期在我臺北郊區還有下述的社會現象:

「有一年過年前,幾個已婚的同學,邀我跟她們一起出去玩。那是一個以孟宗竹圍起來的村落,而且有個奇怪的習俗,村裡的女孩長到一定的年齡,就得開始賣笑,等賺到足夠的錢才出嫁。那時我還是小毛頭一個,什麼都不懂。聽到有吃有喝又有紅包可拿,心裡就興奮不已……後來媽媽桑認出來我是某某老師的兒子,當場把我趕了出去,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台灣婦產科的播種者──陳庵君醫師」,頁41。據該書中資料推算,應該此事發生在1942年左右。〉

這就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婦女的處境。

要到國府來台後,當局才開始處理了養女保護問題:

這是戰後台灣所特有的問題,那主要是窮苦人家生下的女兒,無力撫養時就送給較富裕的人領養,其中不少人家領養的目的,竟然不是慈善而是牟利,甚至除有將養女作奴婢使喚者外,或更有逼迫賣淫,或逼與不適當的男子成婚,變成買賣婚姻者;由於養女通常在家庭中都乏受教育的機會,她們自然無依法保護自身的能力,在該制度下,這類的社會悲劇時有所聞。

在日據時期,日本社會素有輕視女性的傳統下[1],自然絕不重視;更何況,嚴酷的殖民統治者號稱要施行「同化政策」,日據五十年裡,當然絕不真實處理;但國府遷台,在腳跟初穩後,就推動了「保護養女運動」,針對當時,近12萬養女在日據下台灣社會風習的弱勢處境,加以關切。

那是1951年台灣省議會大會時,省議員呂錦花提出如何保護養女的質詢,獲得黨政當局的重視,其後便由呂錦花出面邀集婦女界、法律專家、警政單位等會商,經過半年時間的籌畫,終於在同年7月,於台北市正式成立了以保護養女與調處養女與家庭間的糾紛為宗旨,解決養女的各種困難問題,幫助養女獲得公平待遇,正常生活的「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2];至1956年更公佈「臺省現行養女習俗改善辦法」[3]與「臺省妓女管理辦法」,嚴禁養親逼迫養女賣淫,並防止鴇母、歹徒以收養養女為名義而迫良為娼[4]

﹝1﹞傳統日本女性的工作負擔極大,往往在家中鞠躬盡瘁,男性多是大男人主義;日本文化中要求有為的男人下班後不可早早回家:日本女性在職場上必須為同辦公室內的男性職員倒茶;所以有所謂「日本女人」喜歡嫁給外國人或日本女性體貼的說法。

[2]據說,由調解糾紛到協助受虐待養女擇偶配婚,頗有成就;但是終究不能充分解決問題。

[3]特別規定收養養女要符合民法要件,並准許日後長大有繼承養親財產的權利,收養人應該負起收養到成人的責任,不得有虐待、買賣、轉讓、抵押等妨礙風化的行為;與養女婚姻必須依據他自己的志願,不得強迫;與凡是以養女為對象而訂立的借貸或其他契約,一律無效等。

[4]此兩項法規雖然訂出,但是由於人權問題的解決總以自覺為基礎,我們島上的養女問題要到1968年全台推行九年國教,全民教育水準充分提升後,才逐漸完全消除。

[5] 本小節參考「劉脩如訪談錄」,口述者劉脩如,訪問者卓遵宏、陳進金;國史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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