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最近看到苦勞網的一篇文章《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然後有人討論在台灣要如何實現左獨。但是，在台灣「左」和「獨」終究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從國際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來看是如此。

一旦台灣要往「獨」的方向走，要求台灣社會團結抗中，勢必會以此轉移島內人民注意力、壓制島內爭取勞農權益的聲音和運動，因為社會主義會被視為是大陸滲透、顛覆台灣的意識形態。同時，「獨」也會要求美國的支持，作為對抗大陸的後盾，交換條件是讓美國掌控台灣的各方面。

對於中國大陸，如果台灣作為二戰後合法收復、高度漢化的領土可以分裂出去，那其他省份也有分裂的可能性，中國一旦解體，美國獨霸於世界，只會對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掌控世界有利，這顯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獨」必然和「右」綁在一起。要在台灣實現真正的「左」，至少要不反中，不把反中拿來道德綁架和壓制島上的勞農力量，否則既要「左」又要「獨」勢必淪為空談。

該文也有討論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否定者認為中共拋棄毛時代的路線，已經變質為壟斷資本主義了。但是，毛時代的路線終究是走不下去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決議文也承認此問題，因此進入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探索。讓人民吃大鍋飯和壓制民營企業的能動性，不能算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依照大陸的自我認知，真正的社會主義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才能算是，目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尚未完成，但也不同於歐美國家讓私人資本放任自流的狀態，屬於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是要同時包容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台灣在兩蔣時期「計劃式的自由經濟」也可以作為借鑒。

回到該文標題，「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一開始要抱持平常心看待歷史上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各種帶有左派色彩的統制經濟和社會保障主張；觀察實際的社會經濟問題，再決定哪些學說和概念可以實踐、哪些不適合，在探索中不斷修正實踐。同時也要避免抗中主張壓制民生權益的誤區。真正的左派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不必拘泥於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也不必拘泥於是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只要對人民有益，都不妨嘗試看看。至少要讓台灣回到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正軌，同時借鑒羅斯福新政、早期的英國工黨和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等實踐經驗，並維護兩岸和平，關心和協助大陸的社會主義發展，相信這是台灣左派的出路。

近年不少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如石川禎浩 [1]）都主張，中國已經逐漸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立國的根本意識形態，並且提出警告，民族主義會使中國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並企圖建立全球霸權。中國真是這樣嗎？

稍回顧歷史。中國大陸自1953年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國有化和計畫經濟，快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成效不彰。到1970年代末轉向改革開放，導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並逐漸允許私有企業、農業去集體化。改革開放雖然頗有成效，但是急劇的變革產生很多問題，因此爆發1989年追求民主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改革開放和六四事件被一些學者專家視為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中國喪失其崇高和主導地位的徵兆。筆者不以為然。馬克思的社會演進觀是先有資本主義社會，然後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最後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快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躁進，改革開放之後回歸到社會主義社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正符合馬克思的社會演進觀，因此社會主義仍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從中共的政策看。多年來，大陸一直不惜成本地大肆發展其公共建設，例如高速鐵路到達難以回收的貧困地區，無缐網路覆蓋人煙稀少的荒涼地區等。這種現象有時被批評為投資效益不佳，但是這正是社會主義平等善待所有人民的態度，有助於提升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及縮減貧富差距。

大陸經濟長期增長，然而14億人口中難免仍有不少特別貧窮的人。剩下的貧困地區常有地理、環境等深層的不利因素，全面脫貧絕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中共卻非常認真，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終於達成全面脫貧。大陸龐大，其統計數字不易精確，即使其脫貧統計要打點折扣，仍是了不起的社會主義成就。

大陸加強網路金融的監管與網路電商平台的反壟斷，譬如：螞蟻金服在公開上市（IPO）前夕被擋下，阿里巴巴因壟斷被重罰，而很多網路電商平台都受到反壟斷的督查。這些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重視公平正義和人民福祉。

新冠疫情期間，大陸的清零防疫措施，造成經濟的損失以及人民的生活不適（如不自由），或許不盡如人意，但是無疑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遠勝歐美，充份體現了社會主義重視生命的人道精神。

上述中共實行的一些政策顯示，社會主義仍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至於民族主義，哪個國家沒有民族主義？川普參選總統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差不多？若無民族主義，美國何必在各方面壓制中國的發展？全球霸權，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比較中美誰更像全球霸權，美國有很多訂定條約的盟國，在不少盟國駐軍，並且在國外有幾百個軍事基地，中國還差得遠，談何全球霸權？

學者專家主張，中國以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作為立國的根本，不過是刻意地建構「中國威脅論」。

[1]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

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會如此的歡唱共產主義《國際歌》，在資本主義泛濫的今天，真讓人感動。(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Internationale，國際的意思)。

蘇聯第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之後，希望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的社會主義浪潮能為世界帶來更好的制度。
因為資本主義野蠻泛濫到現在，貧富差距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狀況。

美國舊金山及各大城市的流浪漢帳篷族，台北火車站外圍的流浪漢，已經泛濫成災，資本主義政府理都不理。

有人住在億萬豪宅，有人擠在斗室，有人睡在人行道上。
有人請客一餐一萬，有人一天只能吃100塊，有人靠救濟食物維生。

政客談的都是戰爭、制裁、封鎖、延長兵役、抗中保台、攀美抱日。
每次聽到共產國際歌的歌聲都帶给我不忘初心的崇高尊敬。

列出我收藏的三個版本共產主義《國際歌》分享諸位。

今天我的『疑美論』文字，是來自剛剛網路上的一場遭遇，讓我深有所感的檢討。是對我自身，一位公民教師、一個中間選民，以及我最近表白的自身「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者」的身分，使得我這個公民教師，顯然應該回答某些相關的重要問題。

現在我想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談談我的「疑美論」。關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在網上曾如此描述我的認知──
「馬克思主義是否可以像是偉大的理想，啟發了後人的追求？就像是禮運大同篇，提示了中國人的偉大追求…如果不教條，就像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像改革開放…」

然而，卻遇到網上江記者如此的論斷──
『共產黨的所有治國方法，其結果都是生靈塗炭。人民公社、集體農場、思想改造…』

我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類似禮運大同篇的理想，人應該受其啟發，自行考量其實行方法，我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大陸的「改革開放」為例；同時引出西方著名的史書中的史料為根據，指出中共建國後的動盪，應該並非來自治國方法，很大部分來自美國白皮書政策在政治上的漂亮效果。

但是，這位江記者仍堅決稱──
『…他們就是發動了一場毫無價值的錯誤革命，核心的原因，並不是革命的太快，或是參與者的素質，而在於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錯的。』，還說『您有沒有看過共產黨宣言? 一份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去仇恨與否定所有的秩序，包括經濟體制、道德，以及議會民主。』『禮運大同篇可沒有教階級仇恨論，可沒有說「我們公然宣言道：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現社會的狀況，叫那班權力階級在共產的革命面前發抖！無產階級所失去的不過是他們的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
他如此比較著──
『禮運大同篇說的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不是「無產階級萬歲」』

我很驚訝，禮運大同是我們中國人的理想，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理想，禮運的理想應該不是某一個人提出的，而共產主義則主要是一個人提出的。它們的背景不同，可說前者是千百年來相對靜態的農業社會中的理想積澱出來的；後者是在一個人處於工業化初期的大悲慘環境中，對於當時其所見的不幸，深入考察與沉思而產生的；兩者當然不同，不是嗎？但是他們作為人類對於社會生活的理想上，他們應該同源，不是嗎？

因而，個人乃說如果我處於西方當年的悲慘社會，我也必會同情那些弱勢者，甚至選站在弱勢者的一邊。回想白色恐怖的當年，就是面對調查局的幹員挑燈夜戰的偵訊，談到這類思想問題時，我也沒有含糊過這類基要的正義感。今天我們的社會怎麼會有人為了反共與台獨，簡直把人類應該保有的惻隱的理性之心都拋棄了？

不久前，我曾經讀到過已故朱雲漢教授曾對於當前中國人復興的大勢指出，中國正開始復興，然則在話語權上，美國主導的相關說法卻仍甚為通行，亦即認為中國的所作所為，皆違反了美國所界定的普世標準。讓我回想起這位江記者的斷言，頗像當年美國為其宰制的所謂的「自由陣營」所界定的普世標準；那在當年應該是起於二戰後美國著名的麥卡錫極端主義的觀點；雖然，我不知道該記者的師承何所從來，但是他深深啟發了我的又一「疑美論」。

當前，我島的執政者已有強調國家安全的法案推出，這位野黨記者身上也有如此右翼極端主義的觀點復辟，島外長期裹脅威壓我們的美國又高唱外表好聽而內在簡直是「謀財害命」的台灣安全法案，它的配套措施，如巷戰規劃、佈雷戰、每人一支AK47，看來早已經安排妥當，隨時就要展開；真是讓我們感到恐怖啊。

1950年代，二戰後以所謂「代理人戰爭」方式進行的所謂『冷戰』，看來又將開始；然而，不同的是，這次我們最親愛的島嶼將成為戰場，如當年，美國將那場慘烈的戰爭定名為「冷戰」，於是自由陣營就將該場慘烈的戰爭，名之為「冷戰」；未來我們的這場戰爭，美國將如何命名，是否越是火烈悲慘，可能名為「冰戰」或者「凍戰」，我們都將乖乖領受，並且以自身能夠接受其「水深火熱」、「血淵骨海」的考驗而向我們未來孑遺的子孫們誇耀？這是否應該是一關心我們社會發展的朋友們，不能不重視的重要問題？

最最後，讓我誠懇地提供可能關切我與江記者對話的朋友們，更為理解個人認為我們應該惻隱的觀點，究竟是如何的？請大家理解馬克思當年，共產主義興起的背景為何？我想這也是當年孫中山所認知「聯俄容共」的觀點的根據。

當年的英國倫敦，工業化開始不久。英國大文豪卡萊爾描述道：
『不要把這個民族逼得太緊了，千萬不要激起、它們的怒火，你不知道克倫威爾、罕摩登、皮姆、布拉德囂嗎？他們本來都是天性善良、愛好和平的人，但是必要時他們會變成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還描述到『睜開自己的眼睛查看，你就會發現同樣的慘相普遍地存在。你不得不承認，在財富如山積的英國，勞工群眾的處境已經降落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在斯滔克波巡迴裁判期間──一對夫婦被控毒斃三個親生的孩子，借向某慈善機關領取三磅八仙令的埋葬費，據說司法當局曾示意，本案恐非絕無僅有，最好不要深究。這是1841年發生的事…那對夫婦心想：『我們的小餓鬼湯姆成天嚷著要吃，就算他能長大成人，也只能看到這個世界的罪惡，而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要是他死了，從此倒可以脫離苦海，這樣還算得上善終，並且我們也許因為他的死而能活下去…湯姆已死，領來的埋葬費已經吃花光，下一個該輪到誰呢？小餓鬼傑克？還是小餓鬼威爾？』（卡萊爾《過去與現在》協志工業，頁3）

1863年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工人階級依然處於這種狀況──
「九歲的威廉．伍德，開始工作時是七歲十個月…。他每星期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時！」…六歲的小孩被迫每天勞苦十五小時，並不是不尋常的事…「瑪麗安與其他六十位女孩，沒有停止地工作了二十六個小時，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位來遲的醫生凱伊斯先生，對一角的陪審團報告說：『瑪麗安是在過度擁擠的房中工作過久而致死…』…」（卡爾‧波普《開放的社會與其敵人》商周出版，2020，807-8頁）

對於當年工業化初期，西方工業國家普遍存在如此悲慘的史實，能夠不生惻隱之心嗎？既使我們沒有讀過中國人孟夫子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觀點，怎能夠沒有作為人類理性那基本是非與正義的認知呢？我想這也就是我所謂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淵源，也是當前我們應有的「疑美論」的重要根源。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2019年3月開始，到2020年6月30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之後才逐漸平息，期間很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共抗爭，造成不少衝突。這當然是影響深遠而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

《我城存歿》（[1]）集結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和之後所發表的許多支持運動、批評大陸的文章，可算是該運動的一些指導思想。張教授在 [1] 中很少提出自己的論述，而大多引述前人的反共、反極權言論。譬如：

勞思光（1927-2012）《歷史的懲罰》
喬治．歐威爾（1903-1950）《一九八四》
漢娜·鄂蘭（1906-197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史賓諾沙（1632-1677）《神學政治論》
潘霍華（1906-1945）《十年之後》
孟德斯鳩（1689-1755）《論法的精神》
沙特（1905-1980）《沈默的共和國》
凱爾納（1885-1970）《我的反抗》
薩依德（1935-2003）《關於流亡的思考》

這些都是名著，但是都發表於中國大陸崛起以前，這些名家不曾看到中國本世紀的驚人發展，其過去的立論就足以批判現在中國的發展嗎？實在令人存疑。

批判極權主義的論述起初大多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然後擴及蘇聯社會主義。這是大致無誤的，雖然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實現極權的方式很不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與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是頗為相似的，所有產業幾乎都國有化，實行嚴明的計畫經濟，各產業各企業都按照國家的目標生產和分配，而人民的工作也多由國家決定和安排。因為一切的活動都按照國家的計畫而行，而國家大幅介入人民的生活，當時的中國幾乎達到極權的程度。

上述的名家的名作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多是基於他們當年所認知的中國與蘇聯的相似性，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現在的中國大陸大約是國有和私有企業各占一半，實行與台灣和歐美類似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雖然每五年會制定五年規畫，只規畫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絕不會管到各產業各企業的生產目標，而人民的就業則任由人力市場的自由撮合。這樣國家很少介入企業的運作和人民的生活，是現在中國與當年蘇聯的明顯不同，批評者何能把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混為一談，並把蘇聯的極權加諸現在的中國？

大部份的反共理論都是針對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批評其大幅介入企業運作和人民生活的國家極權性。反送中運動之前的香港和台灣都是反共者的避難地，都承繼了這些反共理論。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使這些反共理論都不再適用而失效了。港、台兩地的反共者別再揮舞這些失效的反共理論自欺欺人了，應該多關注造成大陸崛起的許多中共優點。

[1]  張燦輝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左岸文化 ，2022。

去年一月，曾擔任中華民國駐瑞典大使六年的邱仲仁先生，為我們介紹瑞典政情和風光，才知道這個國家奉行社會主義，人民從嬰兒到成人，從教育到醫療，從生活到養老，皆受到國家良好的照顧，雖然收入至少一半要做為稅收，人民都過著幸福安寧的日子，這才真是民主。

我本以為社會主義國家，將人民照顧的那麼好，會使得人民好吃懶做，哪知道瑞典人吃得簡單清淡，科技研究排在世界前端，IKEA家具，Volvo汽車等知名企業，就是瑞典的典範座標。

瑞典奉行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國人數千年來，《禮運大同篇》所宣揚大同世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也是國父「三民主義」的理想，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寫照。就此，我們知道國父推動的是真民主，就是以人民福祉為主的信念。

富足國家都會實心地照顧人民，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等福祉，這些國家大多出產石油、天然氣和其他重要資源，經濟條件良好。但是貧窮國家不見得沒有資源，他們受害於天災和人禍，特別是戰爭的禍害，受害於種族內的惡魔和異國的侵略，人民知識受汙染或封閉，智慧不開和無用，才一直受傷害。像烏克蘭從蘇聯承受大量高階軍火，本身擁有眾多的礦產和肥沃的土地，更是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之前卻還靠女人出賣肉體和代孕賺取外匯，受歐美國家操弄，引來俄國軍事入侵，這就是種族內的惡魔和惡領導使然。

美國人提倡的民主自由非常吸引人，但看清資本主義，就知道所提的民主並非以人民為主，是以金主為主。只有用盡資源照顧人民的社會主義，才是以民為主的真民主。可惜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瑞典女總統，竟中了毒迎合美國，想把國家帶進北約組織，似乎這樣才能受北約保護，卻忘了這可能讓國家捲入戰禍。希望一些奉行真民主的國家，能夠永續經營，做好世界的典範，勿使惡狼入侵吞滅。

我最近剛好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且我跟一位大陸的學者型官員討論過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大陸要推動的，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出可以重新詮釋屬於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觀。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退到參考性問題上。老黨工一直以為大陸信奉的是馬克思與列寧主義，但毛澤東只是拿這兩塊招牌完成打倒國民黨的目的，實際上目的達成之後，這兩塊招牌什麼時候要卸下來，就是個說法的問題。

所以鄧小平思想中就提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什麼叫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可以類比為佛教中國化。現在中國的佛教信仰，跟原始印度的佛教已經有很大的差別，精神是一致的，本質上也沒有矛盾，但要說中國的佛教就是那個原始的印度佛教，我想兩邊都不太同意。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看看馬克思主義中有什麼思想是中國人可以認同的，例如社會共同體的思想，在中國有沒有？有啊，天人合一概念。天不是宗教的天，在這裡「天」是指超越的、至高無上的，對應到現實世界就是萬事萬物中，中國人本來就有超越的物我兩忘的思想，那麼社會共同體的概念，就可以從道家的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理論切入，也可以從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去討論社會共同體。

又譬如平等，這部分中國哲學中有莊子的《齊物論》，物與物之間，若從存在本質來看，都是一樣的，各自有各自的存在本質意義，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有價值觀的差異，有職能上的不同，可是我們可以從本質性看待人與人，甚至人與物間的平等，打破階級的差異而保存存在的差異。

這些都是立足中國，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切入點。馬克思主義又如何？馬克思客觀的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以他的哲學思想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全是這個世界的存在現象，有什麼不可以呢？唐朝之所以偉大，不正是因為包容各種價值觀嗎？宋明之所以衰弱，不就是因為狹隘的本位主義嗎？中國文化的特色，不就是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嗎？

反共的「共」是什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嗎？前者正確，後者不正確。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未來理想，從未實現，也不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早期的主要指導思想，常被混淆為共產主義。因此「共」意指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在馬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和政法學院都擔任過教職，我也看過他們思政（思想政治）專業與馬院專業的課程，早很久以前大陸的馬院和思政專業就是研究社會主義了，不是獨尊馬克思主義。很多馬院的核心研究是中國哲學。黨中央還堅持馬列主義，那是因為現在的還是共產黨，如果未來改名叫做「中國社會主義黨」呢？（歐洲就相當盛行社會主義）這不是不可能。

在這個趨勢之下，台灣反共的人，我只能說你們在反一個寂寞，連大陸內部實際情況是什麼都沒搞清楚。這麼說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馬克思列寧主義只出現過兩次，分別是：

1.「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

2.「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至於共產主義呢？一次都沒出現。而從這兩段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現的段落可以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開創時的主體，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同等重要嗎？說實話，毛思想比馬思想更重要。

在第二次出現的段落中，是說明建設國家階段，這時候馬思想的比重就更低了，除了毛思想外，還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我的觀察，最後一個才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現在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套承平的理論體系，如同漢武帝藉由董仲舒與司馬遷的筆，建構新的漢帝國文化價值體系一樣，現在中國要的是主體思維下的中國文化體系以及價值觀。

我引用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國民黨與台灣眾多反共的人們，你們是不是應該醒了？你們除了是在反對共產黨這個黨，我看不出來還在反對什麼？意識形態嗎？對於堅持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憲法的人，我再次重申，我在大陸擔任過思政與馬院的教職，三民主義是他們教授的課程之一，還是思政必考。這不是實現了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嗎？以後要努力的是將比重提高，很可能直接取代馬克思主義，因為孫中山是中國人，本土的，土生土長的，毛澤東跟孫中山關係還不錯，要用三民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沒有難度啊！所以反共在反什麼？

另外一些反對共產黨專政的人，認為共產黨一黨獨大很可怕。對，美國是兩黨，但美國兩黨背後都是那幾個家族，這樣不可怕？被寡頭永遠統治不可怕？他們可能會說，那是幾大資本集團，他們會彼此制衡。我信你個鬼！這些資本家族只會在衝突發生的時候，密室分贓，然後我們繼續被當羊毛與韭菜。制衡，這種天方夜譚的東西就去騙騙小孩好了。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與當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不相同，馬列主義甚至有可能被社會主義或三民主義所取代，台灣人還要反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