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之鏈接)
(十一 完結篇)
“遺忘工程”的畸形果實
在台灣,奇怪的是:你不論問任何人,包括大學教授,對岸的“五星旗”代表甚麼?標準答案是“五族共和”。我敢打賭:在台灣知道英、美國旗為何如此設計的人不見得多,總會比知道“五星旗”原委的人多些—後者在我遇到的人之間竟無一人。我沒有機會問“匪情研究”專家,但不抱期待。
問題的嚴重性在:其他國家的國旗不懂便罷了,對岸對台灣是烏雲蓋頂。有這麼一個罕見的時刻:可能承受美方不悅“麻煩製造者”破壞台海現狀的壓力,賴清德一度說大陸大公司欲合併小公司、該開出一個能接受的條件。對併購方的招牌設計所體現的公司精神也能懵然嗎?
1949年,中共建國,換掉國府的青天白日旗,遷台的國府當有一個說法,卻把新國旗稱為“污腥旗”。如今,污腥味已揮發至所剩無幾以至於無,留下的還是一片空白。人只能從熟悉易猜的起步:三色代表三種普世的價值、星與條代表加盟的邦,十字、紅日、新月、星辰、法輪、獅子、光芒是神聖符號都可理解,蘇聯赤旗上放鐵鎚和鐮刀代表工農革命一目了然,納粹的倒卍字象徵雅利安種族的優越已遺臭萬年,比任何旗幟都明白、更難忘。
“五星旗”偏偏不入上列範疇,它代表一個“歷史進程”,其意義就需大費唇舌,特別是對海岸這邊、尤其那些把它讀解成“五族共和”的人。試想:即使民初為表述“五族共和”設計的五色長條圖型,條紋是同等長短粗細的、排列成平整的五行。至1949年反而弄出一顆大星代表漢族、讓其他四族環供,如此“大漢沙文主義”與其說是公關的大倒退,不如說是無知者的左右昏頭轉向。
共黨的意識型態是遏制階級分化,並視民族壓迫為階級壓迫的一種型態,乃是用“階級思維”取代了“民族思維”的。左右昏頭轉向者的見識好比是把一個女權運動的徽章讀解成納粹符號。或許,無需說得太玄乎,自身流露的就是大漢沙文主義,彼輩不可能用其他思維去理解任何事物,勢必用大漢沙文主義的“小人之心”去度任何比它高尚的思想之“腹”。
“五色旗”嘛,還是“青天白日旗”之前的歷史岩層的化石呢!對開歷史倒車的人解釋“歷史進程”算是啟明啟聰教育—仍可行!話從馬克思最原初的階級鬥爭論說起:資本主義帶動的大工業生產把全社會都無產階級化,與由私有制拱衛在社會頂端的一小撮資本家產生矛盾,後者的自由市場(今日曰“內卷化”)製造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為勞動者帶來生計災難;這樣資本家將被歷史淘汰,人類將進入由生產者自己理性計畫的大工業生產,有史以來的“階級社會”亦由此結束,退居人類史的“史前史”。
這個願景沒落實於西方最發達的工業社會,反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催生了一場“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不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乃是推翻封建的沙皇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法國大革命般—但那在18世紀末。如今,俄國已開始工業革命,工人階級亦已誕生,資產階級自身受到比它更進步的社會力的淘汰,不可能成為革命的先鋒。資本主義這個體制亦已外溢至全球、成為廣置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已到了頭—資本主義已步入“遲暮”,俄國的資產階級的日子等於被沒收了“清晨”。
因此,俄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為“非資本主義前途”奮鬥—換而言之,“社會主義”仍任重道遠,不在當下。即使是工人起義,革命仍有“反封建”任務,包括放任農民瓜分大地主的土地,雖然這等於是在擴散“私有制”。農民是人民的大多數,工人階級推翻資本家的革命必須與農民的“反封建”統一戰線,方能翻轉舊俄。其政權性質變成“工農民主專政”,作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適應歷史現況的形態。革命的赤旗上遂出現鐵鎚交疊鐮刀。
民國時代中國的工業化比俄國還落後,俄國雖落後仍是“帝國主義”(從中國割走不少領土呢!),中國則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社會性質乃“半殖民半封建”。工人階級即使是現代生產力的先鋒,比例小得可憐,中共的鬥爭反而繼承了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帝國主義的壓迫卻重壓在更廣大的中國人民頭上,包括還在襁褓中的本土資本家。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共在農村裡連“愛國地主”都爭取,只清算漢奸地主。待至戰後的國共內戰,發動土改,革命的對象被定性為由國民黨代表的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替帝國主義服務者)和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之類)。
革命任務變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去完成孫中山的流產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把奮鬥目標從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改成“非資本主義前途”。革命的動力則是4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工、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唯有他們算是“人民”,政權性質是比俄國革命具更大包含性的“人民民主專政”,表述在紅底的國旗上就是4顆小星、圍繞領導它們的那顆大星:中國共產黨。
上述的囉嗦為了必要,不是宣揚而是說明,後來的歷史也充滿驚奇起伏,沒如當年的“計畫歷史”那般順當—中國走了許多不可免的冤枉路,目前已進入第十五個“五年計畫”,仍在設計這個歷史,前途未卜。它是金光大道還是一條道上走到黑?見仁見智。本節關心的是台海這一方的“國人”怎會把1949年的這個國史大分水嶺當成了1912年結束兩千年帝制、建立“共和”的那個大斷層?我們著眼的是“國家記憶畸形化”的現象。
果真就有這種事!我在美國大學教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起講,下半截是中華民國史,以大陸民國時代終結的1949年結尾,但有學生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混為一談,在期末試卷上寫道:“清朝是被中共推翻的”。此後凡是同一門課,我都在堂上以一則笑話況之,說有一部美國電影《滾球大戰》(Rollerball),指1975年原版、不是2002年的重拍。當時還沒有“雲端”,因此在故事描寫的未來黑色烏托邦裡,圖書館已廢,所有知識都被液體化、濃縮在一個大水缸中,但有一天水缸漏水,“整個13世紀就此不見了!”
在台灣,當然沒這般離譜,中小學裡學習近代史,都會背誦大事年表。但若是被抽掉“國家記憶”的靈魂,那末在1912年是“五族共和”,在1949也可以是“五族共和”,反正說不出個根本道理、沒差!若是這樣,共和國一個多世紀的生命可說是白活了。
在個人生命裡,這是一種記憶錯亂症。例如說,一個人從西螺搬到台北去,後來回顧這個較早時期,把在台北發生的事情記成是在西螺發生的。
從1949年截斷的“中華民國”、後被蔡英文重新發明為“中華民國台灣”者,更似一個新動物,有它新的生日,但不免又與原生日的幻影疊影。被截斷的無頭殘軀上遺留“幻肢記憶”,肉體本能地記得來到世間的出生日: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國民政府”成為全國政府卻是1926-1927北伐後才建立的,命運和1949年的中共建國一般,在台灣都越來越變成“東亞史”。如今允許北伐建立的國府傳承於這個島上,勢必與繼起於1949年的中共“首尾相應”—它們是同一個歷史載體的身體段。(說得狹義一點還是一丘之貉、同為列寧模式的黨呢!)
地理意義的“中華民國”則是供養寄生蟹政權的一個殼,外殼只需從1912年開始的“法統”、宣誓就職時懸掛的巨幅“國父”像,皮笑肉不笑的“國歌,和“晶石偽形化”(pseudomorphosis)的雙十節便足—縱使所有這些都是島內“其餘人口”在他們的原鄉生成的。
孰令致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