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在1970年代曾經如日中天，但是到1980年代突然逆轉，1991年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此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振，被稱為「失落的10年」、「失落的20年」、甚至「失落的30年」。高市早苗自10月21日初任首相，民調的支持度一度高達80%，似乎有望趁勢振興日本經濟，然而她1個月內的一些失職作為，已經譲筆者完全改觀。

日本前任首相石破茂與川普協議，投資美國5500億美元交換美國的對日關稅降到15%。日本的GDP年增率時常不到1%，又有高負債，還要負擔大量投資到美國而不是本國，經濟必定是雪上加霜。10月底川普訪日，高市早苗並未趁機想方設法要求修改協議，就是失職。此外，看媒體報導的影像，高市對待川普的舉止簡直像是媽媽桑在諂媚討好來消費的美國大兵，實在是丟人現眼。然而日本人竟不以為恥，當時仍高度支持高市。日本人這樣沒有骨氣，繼續「失落」只是剛好而已。

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眾議院接受議員質詢中表示，「台灣有事」（意指中國大陸動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在日本現行的安全法制之下，日本可以以集體自衛權的形式令日本自衛隊武力介入。她的言論引起中國的強烈抗議，並且已經採取一些制裁行動。

中國大陸與各國建交時都會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個國家要接受（至少默認）「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大陸才會與其建交。根據「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有事」屬於中國的內政，高市早苗發言要以武力介入中國的內政，中國大陸當然絕對無法接受。尤其日本有長期侵略中國的歷史，1894年甲午戰爭奪取台灣，1931年奪取東北，1937-1945年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高市的發言喚起了中國人內心裡的深仇大恨！

高市早苗的發言是嚴重的失職，歷任的日本首相都不曾如此，安倍晉三雖然曾說出有些類似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卻是在他卸任首相後，因此被視為非正式的個人意見。北京政府要求高市正式收回其發言，高市拒不接受；若接受，她的首相職位恐怕幹不下去。事關收復台灣，北京也不能妥協，於是逐步增加經濟制裁措施，不知道最終會到什麼程度？

美國在走下坡，負債累累，於是以高關稅、大投資敲詐其盟國，日本竟甘之如飴！中國堅定主張自由貿易，本可與日本互通有無、互蒙其利，高市早苗卻輕率發言，毀了中日關係，還造成日本受到中國的制裁，日本經濟只能繼續「失落」而每況愈下了。

當然不用理會北京是否高興。
可是，海峽中線從來都不是什麼兩岸默契，這個莫名其妙的說法，也不知道是誰瞎掰出來的。

兩岸何時有這個中線默契？
這個中線就是老美畫的，跟兩岸當局沒有半點關係，這是美軍協防台灣期間的任務區分界線，中線以東為美軍，中線以西為國軍。

台灣的飛機，過去飛越中線，侵入大陸，進行偵察任務，這時候有中線不能越過的默契嗎？
怎麼會有我可以飛過去，你不可以飛過來的默契呢？

過去中共戰機多在沿海活動，與台灣國民黨空軍接觸，多半吃虧，但隨著時間的演進，尤其是李登輝搞兩國論後，逼著中共把飛機開出海，這時候發現，台灣不太有能力將共軍戰機從中線邊緣頂回去，對方膽子就越來越大，在中線周邊挑釁，可是這仍然不是默契，因為這條虛擬的線，只有軍事意義，沒有任何國際法的地位。

你要中共把力量退回大陸沿海，說的比唱的好聽，這個是他的勢力的延伸，要與美國環繞台灣的勢力，進行壓力的對比，看誰撐得久？台灣夾在兩大之間，就成了倒楣的夾心餅乾。

要選國民黨主席的人，自然話都是挑漂亮的說，這個很自然，可是大家要搞懂，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日本霸占釣魚台，不是日本很強，是美國允許，即使北京的公務船一天到晚去騷擾，也不會改變什麼，因為後面有美國的戰略支撐。

台灣是根本不要釣魚台了，無論國民黨、民進黨，都是為了表達對美國的效忠，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申索。北京至多就是騷擾，卻也改變不了現實，除非打一仗，像俄羅斯一樣，擊退日本的占領，但這個是得不償失，為了幾塊海上石頭，大打一仗，除非是有別的目的，不然真的大可不必。

看到名作家楊照，在其《楊照書話》中，如此描述日本基督徒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大作；稱該書為──
『滿足西方人對日本的好奇，也準確地凸顯了日本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尤其是西方人從表面看最感困惑又最難理解的部分。』

個人深感驚訝，如果日本的武士道文化，能夠以新渡戶的那本書為典範；那麼日本早年的那本《葉隱聞書》的存在，有何意義？而據個人所知，那本書乃是日本在二戰末期，每家必備的經典。。。

相對言之，新渡戶的那本《武士道》，原書是用英文寫成出版的，是否不過只是日本對西方重要的文宣作品吧。。。我們島嶼曾受日本深度宰制，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在那本《葉隱聞書》中，有這樣的鼓舞──
「一旦在本心中，附以辨別力、分別心，就會成為膽小鬼。在武士道裡，生出辨別力、分別心，能一往直前嗎？」
「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武勇的品德須有狂質』……這種認知與我的覺悟如此不謀而合。打那以後，我決心更要發狂。」

另外，上次讀楊先生大文，其中由早年京都帝大與東京帝大的差別到今天兩大學之不同。

個人所知，日本明治維新後，有所謂「國體論」天皇絕對主義的傳統，戰前，大正民主下，確實學術比較開放，但是仍有「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二戰後，雖在盟軍之下，有其開放與自由，但是其學術研究的框架仍然有其嚴格的侷限；因而，如名學者戴國煇先生在日本研究台灣近現代史，就有其不可碰觸的問題。。。
京都大學怕與東京大學的差別，在對於台灣史研究的範圍內也沒有太大的差距吧。。。

記得幾十年前，拙作出版時，一位長輩慰勉有加，我實在不敢高興，甚至很感悲痛。。。幾乎併淚的，因為，坦白地說，個人自知資具有限，又非歷史專業，那樣明顯的重要問題，居然要等待我這個外行者來提筆。。。過去的學界是如何怠惰，或是已被長期閹割了啊。。。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有感

為何到了今天，還是有人在做開羅宣言與台灣主權未定論的文章？

講白了，主因有兩個。首先還是在於二戰結束之後，冷戰迅速展開。中美英蘇，缺少一個共同的對日和約，使得在論述上最後一哩路始終沒有完成。中日之間有台北和約、中日建交公報與共同聲明，美英有舊金山和約，但是日俄之間到今日還沒有真正的和約，等於到今日日俄間的戰爭狀態尚未真正解除。不信嗎？您谷哥一下就知道，韓戰時期蘇聯轟炸機還對日本投過炸彈。戰後日俄也談了很久，尤其在葉爾欽時代幾乎達成協議。後來功敗垂成，主要還是卡在北方四島的問題，等到老葉下台，普京上任，那就更不可能用領土來換和平。

講到這，就局部解決來說，中日之間已經基本完成，無論當年在台北或者後來在北京。所以，台灣主權問題對日本而言已經沒有過問的權利，最多就是釣魚台與周邊海域的紛爭。

台灣主權未定論的另一個根源，是來自於1949年兩岸的分治。當年大清帝國的退位詔書，寫得很清楚，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管理，交給袁世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退位詔書等於是清朝的政治遺囑，宣告大清到此結束，家產由袁世凱繼承。但是，日本人自1972年片面宣布與台北斷交，中日台北和約終結，於是與北京簽定了聯合聲明來取代中日台北和約。這是一個斷點，使得台灣到底是不是歸還給今日北京的人民共和國又產生新的爭議。

而且問題是：北京至今沒有實質管轄過台灣與周邊小島，因為台灣仍堅持中華民國的法統，造成沒有出現如當年滿清政府退位詔書那樣的明確主權轉移的文件，日本人也無法說自己是將前殖民地移交給北京，況且那個大日本帝國已經戰敗淪亡。

所以，歸根結底，台灣主權未定論是冷戰下的產物，也是兩岸內戰尚未終結的現象。今日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看北京，人民共和國，有無本事完成自己說了快80年的統一大業。

今天是918。這場事變，可說正式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點燃，日本人稱：「日本吞下滿洲，等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

台灣的李雲漢、蔣永敬等老學者認為918使得國府的結構性弱點畢露，種下了日後失去大陸的惡因。中國大陸自2018年後，將這天列為抗日戰爭的起點，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無爭議。

相關論述很多，筆者只說兩點。918事變的真正起因是滿洲的特殊環境。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滿清政府為了驅趕獨佔東北不還的俄國，而與日本、英美結成隱然的同盟，代價是讓日本可以得到東北部分的特權。後來，1908年後日、俄妥協，以北滿鐵路為分界，日、俄等於是瓜分東北。然而，1929年中東路事變，使得蘇、奉武力相鬥，日本最終得利。

其二，東北軍在1931年時大約有軍力20多萬，飛機300架，軍艦20餘艘，是除了中央軍之外最大的一支兵團。但是，因為國內軍閥的不斷混戰，加上張學良念念不忘他們家稱霸中原的美夢，所以1930年將精銳移駐關內，他自己也常居北平，控制大部華北，但卻導致東北空虛。終於，讓日俄戰爭後取得鐵路與駐軍權力的日本關東軍有了可趁之機，一舉發動事變，輕鬆拿下了整個東北。

所以，918的悲劇，一方面是清末不平等條約的遺禍，二方面是民國以來軍閥混戰下的惡果。這告訴我們，國家的貧弱、分裂、不團結、甚至內戰，那付出的代價必然可觀，甚至有亡國的危機。

今年是二次大戰和抗日戰爭結束80週年，中國大陸即將舉行九三大閱兵，作為主要的紀念活動。大約覺得中國有針對性，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自然造成中國的不滿。這不是單一事件，隨著中國逐漸崛起，中日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因為有一些根本的難處。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幾乎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改革開放以後，大陸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戰的歷史，並且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了關於抗戰的紀念館。不過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中共一直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因此對抗日戰爭雖有紀念活動，並不熱烈和張揚。習主政後才特别重視抗戰的歷史和紀念活動，既藉機加強國內的愛國主義，也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時反法西斯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苦難的頂點，也是國運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因此中國大陸紀念抗戰是理所當然的，並無意針對當年的侵略者日本。然而日本不這麼想，日本當年造成中國千萬軍民的死傷和所有人民的苦難，即使1972年中日建交後兩位首相和明仁天皇都曾向中國表示歉意，並且提供了40年低利貸款和一些醫療支助等作為補償，日本還是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而加以報復，而中國現在展示壯盛軍力，更讓日本忐忑不安。這是日本近年大幅擴充軍備、與中國關係不佳及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的主要原因。

中日關係的另一難處是釣魚台列嶼。就地理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台灣；就歷史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中國；但美國在戰後卻不合情理的把釣魚台交給戰敗國日本。台灣弱小，不敢怎麼樣；中國大陸就時常派遣軍機、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造成中日關係的緊張。春秋時代有「二桃殺三士」，美國則是「一列嶼殺中、日」，夠聰明也夠狠毒！

中日關係的最大難處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也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而美國決定軍事介入，很可能的方式是由駐日美軍就近攻擊中共的軍艦、軍機和登陸台灣的部隊，這樣中共當然會反擊在日本的美軍基地，而本土受到攻擊的日本勢必捲入戰爭。美國遥遠未必會受到很大損傷，但是日本成為美國的擋箭牌，絕對會受到重大損傷！

中日關係的難處在於：日本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報復；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日本極可能捲入，成為美國的擋箭牌，而受到重大損傷。筆者誠懇建議日本，應該全力促成和實現两岸和平統一，這樣就能避免「台灣有事」，也就不會「日本有事」。若如此，其他中日關係的難處都微不足道了。中日關係若改善對雙方都好，而對日本更重要。

日本殖民台灣是如何開始其序幕的？時當清廷積弱，寡婦孤兒秉政之際；1895年，李鴻章與板橋巨商林維源書中如此描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

日清馬關條約中確實呈現了上述「棄地全人」的內容；那是日方公開同意了該約第五條那所謂──「割讓土地的居民能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及遷移，條約批准2年後該地的居民將被視為日本國民。」；看來真是頗人道的。
怎知道當年的史實真相，該所謂的「自由賣掉與遷移」，只是公開的文字而已；實際上，日方另有計畫將我島民逐出海島的所謂「台灣島嶼攘逐策」，並且要將大批日人移民我島的政策。我島嶼四面是海，且內山早有會馘首的「生番」盤踞，在此陰謀之下，我島民處境實在可悲。

履約之際，據稱當年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曾依據職責擬出統治意見書，將當前的治台方式分為三案，第一為「悉數放逐出島」，二為嚴禁陋習，三為「放任我島民」；水野所推薦的乃是「放任我島民」之第三案；請總督由中抉擇定奪，結果該重要簽呈因始終未獲總督裁示，竟被擱置而一直未獲簽；據稱當時的現實是「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軍民間自然衝突不斷，在軍方攘逐殺戮之下，我先民流離傷亡者慘重。

台北、三角湧、大嵙崁溪大屠殺

「府城內有台北府、淡水廳等之衙門……市街規模廣大，絕不似清國一般市街，大街寬有六間，雖狹處猶有二間……家屋概為二樟造作，絕不見清國風之污穢，有七、八個電燈照耀滿城，亦有公共馬車和人力車在通行市街，稍似上海之居留地。」
「台北以南10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6萬人無家可歸。……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內藤支隊……我軍攻打三個小時，仍不見地人退卻。此時，只見三角湧〈三峽〉方向火光沖天，想必是山根支隊在攻擊敵人。於是我軍奮勇向前，攻破敵陣。二十四日，向海山口〈新莊〉方向前進，……支隊殲敵三、四百人，擊傷敵人無數，燒毀房屋千餘間。我軍僅有乃木中尉等三人負傷。」
「松原支隊……恰逢砲兵來進行砲擊，敵人敗走。二十三日繼續搜索賊兵。此次大掃蕩歷時四天，殲滅敵人數百，燒毀房屋數千，……事後，三角湧附近數里內，不見人影。」。

1896年1月，「宜蘭大屠殺」

時人曾如此紀錄其事：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城中有土著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台灣之迎日軍者，無甲乙科人，亦無士籍。……惟李望洋刓無廉隅，不去亦不陷。當全台未有剪髮時，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由宜蘭北至西南，暴徒爭攻屯軍。」
當時，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而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裡。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雲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

嘉義大莆林首富簡精華，以種植甘蔗發家，為本區擁有民兵的大地主；甲午戰後，受徵召而曾組抗日武力；眼見日軍強大，不可勝，乃生降意；1896年7月，日軍來到大莆林，簡掃街奉牲以迎，不料日軍猶強索婦女二百人，簡豈能應；索求不獲，日軍竟然強暴其族婦女六十餘人；簡恨而盡出資財號召當地義勇，共同抗日；抗日三猛的柯鐵，即入其麾下。
「戰後談台灣史的人，都稱讚台灣人堅決勇敢地反抗。台灣人所以會拼命反抗，是日本軍紀異常敗壞之故。有駐進村莊的日本軍，雖然接受村長全家總動員的款待，還要調戲村長的太太，也有把年輕女性綁在長凳上，演出集體強姦的惡行。在埔里的老百姓，一聽到日本軍要來了，就統統逃往山裡面躲起來，只剩下一些行動不便、害重病的父老及留下來照顧的家人，日本軍一來，不由分說地拖出去『試刀』，任意宰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趕走日本官民於城外，於是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一隊……攻南門；一隊從水尾鳥牛欄攻西門；一隊……攻北門；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次大屠殺，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良心未冺地發出嚴厲批判，其描述稱，「……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無辜，……使討匪戰爭適得其反，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主要的因素是雲林廳長的惡意謊報。使父被殺、母被害、妻被姦、兄被戮、骨肉離散、天人相隔，民眾悲憤達到極點……」；導致國際間交相指責，因而，不只是天皇下達了「一視同仁」的聖旨，並且還「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南部的蕭壟街事件與阿公店大屠殺

6月，近衛師團由北而南，攘逐殺戮陰謀早已展開；北部慘況南傳帶來威懾與放逐效果；10月，乃木師團才由南而北，民間知強弱多避之，慘事較少；但日軍暴虐，慘案仍時有發生。例如，蕭壟街事件〈1895.9〉與阿公店大屠殺〈1898.11〉即是。
「下午三時，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隊來到溪畔……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於是亂槍齊放……約20分鐘，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在了18輛牛車。」
阿公店大屠殺之發生在兒玉總督時期；官方描述稱「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決定軟硬兼施的作戰方式，為了爭取民心，絕不能重蹈雲林屠殺事件的覆轍……嚴格約束部隊……即使在民家發現抗日份子，也不能焚毀民家洩恨。抗日嫌疑份子應先徵求地方行政官首長意見，如無積極證據，應立刻釋放。疑犯應送交臨時法院秉公處理……」；但並無提出如何約束部隊的證據，而後僅自圓其說稱──
「這一次討伐，台灣方面損失，戰死者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焚燒民房全毀者2,783戶，半毀者3,030戶……使無辜民眾損失慘重。……總督府公報自圓其說：『一連串戰火，民眾不願將房舍做抗日軍的防禦物而主動焚毀，或要求日軍焚毀。』……」
該事件的官方說詞沒有提出約束部隊之證據，只能說是可疑，但是討伐中，我居民如何能夠找到日軍要求焚毀自宅，以及如何知道自宅即將成為抗日軍的防禦物？難怪日本學者對其說法，也有「說詞荒唐至極」的批判。
有洋人傳教士不忍而投書國際媒體，才受到外界重視，但因其並未如「雲林事件」造成洋人死亡與對外貿易中斷，總督府僅循「雲林大屠殺」模式撥出一萬元賑濟本地區「災民」，事態並未鬧大。
然而，由上述民間的巨大損失與公開的死亡人數達兩千多人的情況看，該案最後被送交臨時法院的抗日嫌犯竟然只有144人，其最後受起訴的則只有51人，真是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因濫捕、濫殺而死，又有多少死亡人數，其親族可能為了避免株連之禍而隱匿……

所幸，該攘逐陰謀在1896年7月，因日軍攘逐我先民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干涉，才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我島上總人口據估計已「消失」了近百萬人──四面臨汪洋、內有馘首生番的島嶼，「消失」意味的是怎樣的結局？〈此人口數據的研究，將另文處理〉
如此的「消失」，在日本學界的處理，竟然是不提大屠殺之前我島上有多少人口，僅強調在1896年11月18日，日方關於「台灣與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公告日起算──即「雲林大屠殺」鬧成國際慘劇之後四個多月後，官方才開始接受我島民的申告，稱可攜財產，無關稅離開我島；當年總計自該公告起到1897年5月8日，我島民申告獲准離台者僅有4500人~6500人；我島留日學者多抄襲該數字，接受「離台者少得令人意外」或「日本政府……沒有採取積極要求居民退出台灣的積極政策」之類說詞。

當年的史實是，1897年1月，民政局長水野遵宣示日本治台方針，宣布「此日之後，所有台灣人民皆歸日本國籍。屆時我總督府對該人民，不分彼我，一視同仁，愛護如同子女，必能共用太平之樂。」
1897年2月16日，在「台灣新報」社論上乃有公開如此表示──「決定當地人之去就，即在今年五月……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之強硬議論，不料卻由『一視同仁』之宏謨而結束成為過去一場夢。」；顯示出當年原來天皇對於當局有應該「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年史實，根據被日本學者指為「不諳政治」的乃木總督描述是「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以及「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與「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至1897年初，他更明白在其對官民諭告中承認當年的史實是：「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然而，我們今天出版的故事書上卻是如下地這樣寫著──這群王八蛋啊。。。我想破口大罵。。。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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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臺灣史：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
作者｜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2019/09/30
當西方國家開始攻打中國，連帶讓臺灣也開放港口，走向新的發展。
1895年中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更決定了臺灣半個世紀的命運。
為什麼日本非得臺灣這個邊陲小島不可呢？原來，這和日本的野心有關……

臺灣人的命運

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簽定的《馬關條約》重創清帝國經濟，除了要賠給日本2.3億兩白銀（大約是兩千多億臺幣），日本更積極爭取臺灣等土地，以及清帝國內地貿易優惠和通商港口的開放。
對於擁有臺灣統治權200多年的清帝國，雖然「統治」了臺灣，在管理上卻多讓人民自己先出力開墾，官方再去設置行政單位，少有清廷出錢出力的重要建設。或許對清帝國而言，遠在南方外海的臺灣，治理起來挺麻煩的。直到後來有外國人來攻打臺灣，一次是1874 年日本人引起的「牡丹社事件」，另一次是1884 年法國出兵基隆，這兩次戰役讓清廷察覺外國對臺灣有野心，這才開始認真治理臺灣。不過對清帝國而言，本土上各種內憂外患都比臺灣這個位於南方邊陲的小島更加重要，這個小島其實沒什麼好掛心，失去也不覺得可惜。

中國、日本，要選哪一邊？

雖然《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裡頭卻有一個相當人性化的條文，那就是第五條「住民去就決定日」。條約中提到，從1895 年5 月8 日到1897 年5 月8 日這兩年內，臺灣居民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留在臺灣，如果不想成為日本帝國的一份子，可以把財產全部賣掉後離開。
條約簽訂批准後兩年內如果還沒有離開，就視為日本臣民。這是歷史上臺灣人民第一次擁有主動權，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日本政府還滿開明的。
不過，後來到底有多少人離開臺灣呢？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當時大約有六千人離開，只占臺灣人口的0.25%而已，這些人多是因為在中國擁有財產，才選擇回到中國。而其他留下來的人，從此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人民。

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台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鑒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布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傷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8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今天是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的日子。

自19世紀以來，亞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日兩國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中國淪為列強宰制的次殖民地，在內憂外患之中走向共和，經歷軍閥割據後，國民政府在艱難之中進行三民主義建國大業。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效仿歐美帝國主義，經歷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對於日本的強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勸日本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非西方霸道的鷹犬，但日本高層對此不予理會，而繼續無止境地擴張，終究對日本和亞洲釀成大禍。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發生，使日本加速對外侵略以掠奪更多原料和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於是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以東北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國際聯盟的軟弱無力，更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國民政府採取安內攘外的國策加強國防準備，如中德合作訓練陸軍、建立現代國防工業、資源委員會的重工業規劃等，西安事變後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共識。日本不希望看見中國強大，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造成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面中日戰爭。

抗戰初期，日本企圖以現代化部隊迅速屈服中國，但國民政府的三項準備，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建設持久抗戰的大後方基地、維持西部國際交通線、將日軍主作戰線從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使日軍愈深入內陸，進攻愈加困難，消耗愈多兵力、資源而無重大進展，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淖。

日本為脫離中國戰場的困境，於是展開軍事南進以掠奪東南亞資源、封堵國民政府西南交通線，從而與英、美衝突加劇，在珍珠港事變後捲入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戰線愈拉愈長，兵力、資源日益消耗，生產力愈加落後於同盟國，從而在中、美、英、蘇的夾擊下走向敗亡，最終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大意義，
第一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條件得以配合日本《降伏文書》履行，使中國收復戰前失去的東北、台灣、澎湖，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第二是中國經由持久抗戰的勝利、反侵略的貢獻為國際社會所肯定，從而重新成為世界大國，鼓舞亞洲其他民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深刻改變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
第三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為二戰結束後的自主發展提供一定的基礎。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民族復興，抗戰打出了空前團結的中華民族，也打出了東亞稱雄的世界大國，並在戰後捍衛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平穩定，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健中道的正能量。

經歷八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以及與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日本則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受美國支配的雙重困境，部份產業的競爭力開始被中國和韓國超越。大陸政府和大部份理性的中國人並不仇視日本，仍希望敞開雙手，和日本一同促進亞洲的和平發展；但也希望日本正視侵略歷史，掃除一切軍國主義因素，與亞洲鄰國真誠友好，奠定世界和平繁榮的根基。

復興中國和亞洲、實現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歷史使命，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當下任重而道遠，考驗著亞洲各國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