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到了8月就會哀哀叫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炸死20萬人，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近3年，3百萬人死了1百萬人，這當中大多是老人與婦孺，這哪裡是廣島與長崎能夠比擬。
納粹打不下列寧格勒，就圍住他們，餓死他們。

一般人不明白，以為希特勒這樣的極右派納粹魔頭，是因為反共才要與蘇聯打仗，意識形態的歧異，只是表面看來如此，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右派人士的種族優越感，將俄國人視為是低於人類的存在，所以納粹侵略蘇聯過程中，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是假，滅絕斯拉夫人是真。
納粹在撤退過程中，曾經將某些俄羅斯古城給毀了，把許多中世紀留下來的古老石造建築全給炸了，整個古城成了廢墟，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存在。

納粹的作為，其實在台灣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國民黨過去反共，那是真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國民黨不反中，因為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中國人嘛。但民進黨口口聲聲的反共，其實與希特勒一樣，是帶著種族優越的一種批判，是用反共包裝反中，反中為真，反共是假。
所以要去除一切與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符號，一如納粹對付猶太人與斯拉夫人一般。

西方國家對於二戰只有諾曼第的最長的一日，只有突出部戰役的坦克大決戰，只有渡過萊茵河的雷瑪根大橋，但是最後攻入柏林，徹底毀滅納粹反抗的，卻是蘇聯軍隊。
人們在過去的八十年間，只有西方的歷史觀，因為冷戰的政治因素，完全無視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蘇聯的軍事反攻，才是真正摧毀納粹的力量。

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主要是對於西方侵略的恐懼心理使然，與蘇聯本身的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他把東歐都搞成衛星國、附庸國，用來保護自己；從這個面向上面看，華府還不是幹一樣的事情，把西歐囊括成他的國防前沿。
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經常扭曲了歷史。

從廈門回來，看了報紙有關426凱道遊行的新聞，雨中仍有如此多的人參加，顯示民進黨近來當家鬧事的倒行逆施作法已經引起愈來愈多「沉默多數」民眾的不滿，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

不過，這次遊行也可以看出朱立倫領導下的國民黨存在的矛盾與困境，遊行的口號是「戰獨裁」、「反綠共」。國民黨提出這樣的口號是將民進黨與共產黨視為同樣的惡，頗符合朱立倫等主流派一貫反共、反綠與親美的路線，殊不知如果繼續沿用反共的論述，將中共打為罪大惡極的「共匪」，事實上就無法否定民進黨目前做法的正當性，恰好證明民進黨反共、反中、親美路線是正確的。朱立倫成為支持民進黨執政最主要的側翼。

從1949年以來，蔣介石就是以反共之名為其在台灣從事各項壓制人權的作法合理化，以致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民是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民進黨現在繼承這樣的路線，也是以反共為藉口，進行各項限縮人民自由的空間，破壞台灣民主法治的發展，這樣的作法都是應該遭到批判與唾棄的。

這次遊行，我們左翼聯盟/秋鬥/平行政府等左翼團體都全力動員上街，但我們堅決反對「反綠共」的主張，反而提出我們在2023年秋鬥的主張「終結綠色恐怖」，就是要與朱立倫的主張區隔開來。遊行那天我在廈門開會無法參加，否則我一定會提出「反反共」的訴求，以更強硬的方式來與朱立倫的主張打擂台。

事實上，「反反共」是台灣今天要走出困境的最優先要處理的議題。繼續反共的路線，就無法跟民進黨的訴求進行直球對抗。希望國民黨內能夠有有智慧與膽識的政治領袖站出來以「反反共」的主張來挑戰朱立倫的反共、親美路線，否則國民黨的式微大概是很難扭轉的趨勢。

賴清德就任總統不到1年，不顧國計民生正事，只管鬥爭在野黨。民衆黨主席柯文哲在缺乏貪污證據下已被羈押將近8個月，並且被檢方求刑28年；綠營同時推動「大罷免」，企圖罷免藍營的所有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不能罷免），並且指使檢調到處查辦藍營的罷免綠委連署行動。賴真是野心勃勃，企圖一舉打垮藍白在野黨。

上次總統大選，因為「藍白合」破局，賴清德輕易獲勝。按照這經驗，綠營應該盡量離間藍白，使藍白無法合作，是上策。但是或許綠營太痛恨柯文哲，也或許賴相信，若柯下獄，民衆黨會泡沫化，因此賴對柯下了極重手，於是促進了藍白合作。不過白已受傷不輕，藍白合作能贏過綠嗎？

柯文哲的貪污案不論結果如何，難免纏訟幾年，就算最後柯無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到時候已無益於阻擋賴的獨裁。因此當下最重要的是大罷免，綠營大罷免的目標是拉下一些藍營立委，可能使綠營在立法院過半，就能全面執政，完全掌控台灣政治。而且綠營在大罷免確有一些優勢。

立委不是官員，並不施政，因此不會犯施政錯誤；這樣立委只要不犯法，按常理實在沒啥理由可以罷免，尤其這屆立委就任才剛滿1年。藍營支持者一般很服膺常理，因此罷免綠委的連署不踴躍，加上檢調查辦的恐嚇，很多罷免案恐怕無法通過連署門檻。綠營可沒那麼老實，其主要的罷免理由或說法是，藍營立委阻礙綠營的施政，如削減中央總預算，都是中共的同路人，為了反共抗中，因此必須罷免所有的藍營區域立委。這當然是無端的「抹紅」，卻對動員支持者相當有效，因此罷免藍委的連署大多能夠通過連署門檻，是綠營的大優勢。

綠營不僅利用抹紅形成優勢，還利用反共來救援。面對426戰獨裁遊行，賴清德說：「如果真正要戰獨裁，應該要去北京天安門。」就是利用反共來轉移藍白反對賴獨裁的焦點。其實抹紅也是基於反共，台灣多數人都反共恐共，而藍營與中共有較多互動，綠營因此能夠抹紅藍營。

由上次總統大選和426遊行的龐大聲勢可知，藍白合作，其支持者多於綠的支持者，理應能夠贏過綠。然而綠營有反共/抹紅這張鬼牌，在大罷免有優勢，又使勝負難料了！

中國大陸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家治理愈來愈上軌道，最近又率先抵抗川普高關稅對所有國家的掠奪和覇凌，幾乎成為世界的中流砥柱。台灣人卻多半反共甚至反中，真是不智又不理性。綠營追求台獨，自然要反共反中。至於藍營，雖然自2005年連戰訪中，就已改善與中共的關係，20年來卻從未在島內改變其反共立場，因此台灣人大多反共，藍營也有不小的責任，現在藍營受到綠營反共/抹紅的打擊是咎由自取啊！

個人是一個公民教師，雖已退休多年，但是由於這個問題應該很重要，所以，謹此敬答如下。

首先，個人認為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使用左右二分法，太過簡化；可能很難讓讀者跳出過去西方歷史的窠臼；個人的教育觀點是由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出發，想想為何只有小學低年級時，測驗時才有是非題，到三四年級以後，幾乎就只有選擇題、改錯題、填充題、簡答題，逐漸進入複選題與作文之類，簡直極少是非題了？那是因為人類的思考模式，最早只有區分是非、黑白二分的能力，但是如果停留在二分的能力，其心智可能無法面對未來所必須面對社會複雜的現實；因而，儘管「大作家」管仁健先生曾提出西方議會中有左右位置之分，顯示其知識淵博，但是，個人仍然認為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以『左派』為名而論述之，對於真正的研究言，是太輕率的。

或者有人以國際主義的理由而反對個人的此一知識觀點，個人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有這樣水準的主體性。這是個重要的出發點。主體性與國際主義的辯證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其實，美國與我島的關係，也應該有這類的辯證關係。。。

相同的另一二分法，是「反共」的問題，來台以前的歷史往事不談，來台後幾十年的歲月，一切都還沒有改變嗎？還在使用「反共」這類幼稚的二分法！嚴肅地說，世界上有哪一種真理，可以使用「反」或「翻轉」，這樣簡單的手法就能真實掌握的？當年國民的知識水準可以唬弄過去，如今竟仍然成為標語、口號；在我們這即將進入AI時代，號稱多元與自由的時代，真是太不長進、荒唐了。

個人看來，今天仍然以「『反』共」為目標的團體，其錯誤除了出在上述錯誤、籠統的思考模式外；另方面就是沒能做好自我檢討過去的工作。例如，綠藍兩者，簡直沒有深入檢討過自己。然而，任何人類都不是偉大的神、佛或上帝、阿拉；都可能犯錯；不肯檢討自身或檢討得不夠深入，在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中，怎可能獲得成就？例如他們是否曾經深入檢討美國的黑手，只看到那些被他們反對的團體曾經犯錯；忽略了自身輕蔑的對手已經改變，因而對手乃能逐漸變富變強，相對的，自身的團體與美國的黑手逐漸由於沒有改變而變貧變弱。。。

個人以為，這是當前所謂左派或統派與自由派所應該認知的。。。

歡迎朋友們賜教討論。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台灣人長期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一直深信共產制度的『共產』，就是共享他人的財產。我以前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2017年經過前輩解惑和翻閱《共產黨宣言》等書籍，我才改變認知。其實共產的『產』是指生產資料，即用於生產所需要的工具、土地、機器、資源等，所以共產主義照字面上的意思應該翻譯為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為土地，故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就是廢除過去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掌控大量土地的土地制度，這也跟孫文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一致。

有人會說，地主繼承祖先的家產或是因努力賺錢而發家致富，不應該剝奪個人的私有財產。首先，我當然支持靠個人努力發家致富的財產不該剝奪，但是若是私人壟斷某種資源，利用供需失衡賺取高額利差，例如大地主掌握大片土地不事生產依靠租金就能致富，而向地主租地的佃農辛苦勞動一整年，至少一半收穫得繳給地主，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我們該反對的。所以，共產制度應該是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由國家分配生產工具給有需要的人使用，此即『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孫文是很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在1905年訪問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當時記載的人民報，曾報導他贊成中國土地公有，並且由公社按章程租給農民，與今天中共在農村實施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致的。此外，土地公有制是農村將土地租給農民，那自然是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處分權。那自然是限制個人對土地的使用，防止農地非農用，即農地零碎化的問題，今天台灣有很多農地建工廠的問題，就是個人對土地的濫用。

此外，孫文在1912年在上海與中國社會黨的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和方法』，也對中華民國成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孫文在此篇的演講，也提到孫文對資本的定義：『凡物產或金錢以（倚）之生產者，皆可謂之資本。』，資本即『非倚仗人工，倚仗著物產或金錢而生利』，由人以人工創造的財產當然需要保護，但是由物產或金錢生利的財產（及資本）則必須要管控，資本並不等同財產。所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個人壟斷資本即壟斷資源，對社會有極大的危害。

既然共產的定義即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在那時指的即是土地公有化，因此即需要土地改革。這自然是觸犯到以地主鄉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他們造謠共產是財產共有，並阻擾國共合作。而孫文後來在1923年面對鄧澤如上書和1924年馮自由等人反對國民黨改組，堅決的表達贊成國共合作，甚至揚言若國民黨不贊成改組，他就要退出國民黨，參加共產黨。在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對北伐將士『反對反共』的演講，間接也證實孫文有這樣的表態。由此可知，孫文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是積極的，絕不是右派所說的對『聯俄容共』的態度是消極的。

經由上述發掘的歷史及思維，我們就可得知當初中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絕對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只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國民黨違背孫文遺志，不顧中國多數工農的利益，不想進行土地改革，為了維護少數鄉紳地主的利益，捕殺農會成員共產黨員，而有所謂的四一二事件。在事件之後，共產黨為了實現工農的理想即土地改革，轉入地下進行武裝鬥爭，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進行革命。在我看來，不是共產黨要分裂中國，而是國民黨違背人民意志，背叛總理革命遺志，是國民黨逼共產黨上梁山的，國民黨的民國，是只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封建地主之國，而共產黨的蘇維埃才是考慮到多數工農的人民之國。

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擁有軍隊人數優勢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會敗於共產黨，為何共諜如此之多？也能夠解釋如錢壯飛、沈安娜、郭汝瑰等那些人在國民黨內擁有高官厚祿，也要背叛國民黨，因為他們心中的信仰和理想是中國必須要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由少數大地主轉移到多數人民使用，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這些人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也要實現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這是用錢、權、色也買不到、誘惑不了的。國共內戰發生的原因就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武裝割據，而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要收回解放區是對土地改革的反對，也是對自己政策和人民的否定。內戰的本質就是將封建地主土地下放給人民，解放土地所有權的一場戰爭，而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共產黨要武裝割據，也不是民主與獨裁的較量。

幾年前，高金素梅在2019年的視頻《POR LA PAZ！為了和平！》介紹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掌控中南美洲龐大的土地資源，為了能繼續掌控140萬公頃的土地資源，美國不惜發動政變，推翻瓜地馬拉的民選總統阿本斯，因為阿本斯總統在瓜地馬拉進行共產黨式的土地改革。為了給干涉他國內政一個理由，美國常給的理由是民主自由推翻共產獨裁。因此，列寧曾說『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一國去侵略掠奪他國的資源。美國就是一群資本家聯合掌控的國家，去掠奪他國資源的帝國主義者。所以，當時的人們會喊出『反帝、反封建』這樣的口號。如果我們今天只相信國民黨給的資料，不去思考不去查找資料，那自然我們就不會發現國民黨想隱藏、想扭曲的歷史。

現在談到蔣中正，最常談的是「要不要繼承蔣中正遺志反共？」要了解蔣中正反共的意識形態和特有的革命道路，大家可以看看《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1]），這本書讓我對蔣中正大為改觀。其實考證蔣中正的思想變化，他早年非常的左傾，但他受到戴季陶的影響後，開始產生變化。

在戴季陶的影響下，蔣中正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有壓迫人民，然而品性卑劣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於工人和農民之中。所以社會問題的解方不應該是階級鬥爭，而是國民黨作為超然於各階級之上的政黨領導各階級，再由社會上的支配階級（地主、資本家）扶助農工，因此提倡以中國固有的仁愛（民生哲學）取代階級鬥爭。

蔣中正也認為，即使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言，當時中國經濟還相當落後，尚未出現像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大規模的階級分化和對立，中國的社會問題是「患寡而非患不均」，因此在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後，應當全力進行和平漸進的生產力建設而非階級鬥爭，日後才有談社會主義的可能。

因此，蔣中正在台面上擁護「聯俄容共」政策的同時，私下跟中共的歧見愈來愈深，意識型態和革命領導權的衝突，促使蔣中正發動「四一二清黨」，國共兩黨於此分道揚鑣。

不過時隔多年，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擱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發展生產力；同時大力復興傳統中華文化，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政權一樣，愈到後期愈中國。這些都跟蔣中正時代的中共相去甚遠，蔣中正時代的此種反共理由已不復存在。唯一剩下的反共理由就是「西方和台灣是自由民主，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邏輯。

但西方和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陷入了金權政治和民粹主義的死循環。少數富人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壟斷了權力、財富，當經濟危機爆發時，既有的議會民主體制無法解決，不滿的群眾倒向極端民族主義，加劇國內社會衝突和地緣政治風險。從蔣中正時代開始，台灣就把自己宣揚成「亞洲自由民主的燈塔」，但台灣民主發展到今天，反而在其他人看來已經是反面教材了，一直選舉、一直大罷免，什麼有建設性的事也沒做出來。

許多無視時空背景變化，要別人拘泥於蔣中正反共觀念的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真正理解蔣中正反共思想的根源，或是別有意圖加以曲解。有些人自己不喜歡蔣中正，卻消費蔣中正，偽裝成支持蔣中正的「反共正藍」，藉以對別人進行情緒勒索，這種人很顯然是配合民進黨的認知作戰，無須認真當一回事。許多自認為是「藍營」的人被賴清德的「擁蔣反共」冷戰思維牽著走，走到中華民族復興和世界多極化的對立面，實屬不智。

重要的是，要如何實事求是地處理蔣中正的歷史遺產。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在大陸和台灣建立經濟基礎（如資源委員會等）有功，但派系鬥爭、官僚貪腐、社會不公、經濟落後等問題拖垮了蔣中正國民政府，蔣中正日記在1949、1950年對這些問題也有深刻的反省。新時代的中國，一方面要在抗戰勝利和經濟建設的基礎上砥礪前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蔣中正時代的特權現象，如土豪劣紳、權貴資本、官僚資本，的捲土重來，真正建設一個統一、民主、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社會主義新中國。

無謂的、不明事理的「反共」徒然消耗社會成本，實事求是地繼承和改造蔣中正的歷史遺產，造福兩岸人民、振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大同，才是正道。

[1] 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在台灣，反共是一種政治正確，身邊的政治狂熱者會要求別人一定要堅決反共，好像一定要支持恢復戒嚴或軍費提升到GDP 10%之類的舉措才是真反共。譬如國民黨就經常被獨派和反共藍批評反共立場不夠堅決，對中共存有「綏靖」心理。但如果真的把反共做到這一步，獨派又會大罵國民黨是「納粹」、開人權倒車。這時候畏懼於獨派的壓力，又想回到溫和反共的立場，但溫和反共的立場又會被獨派和反共藍質疑。

就這樣不斷在「溫和反共」和「激進反共」的迴圈打轉，結果最後就是台灣一直在原地內耗、空轉，中共也沒有倒掉，還好好的在那邊。而且獨派和反共藍從頭到尾並沒有定義清楚何謂「反共」、「自由」、「民主」，好像只要符合特定標籤就是「反共」、「自由」、「民主」，不符合特定標籤就是「共產」、「專制」、「獨裁」。反共最大聲的把自己活成跟紅衛兵沒什麼差別。

最近傅崑萁被人抨擊「通共賣國」，讓我重新思考這件事。有沒有「通共賣國」，要以中華民國現行法律而定。現在的《國安法》和《反滲透法》，是以接受中共指令、收中共錢，協助中共在台灣發展組織或進行認知作戰而定。如果沒有幫中共在台灣發展組織，這種指控其實很薄弱，同時究竟什麼樣的言論構成「認知作戰」？若缺乏明確界定，有沒有可能出現像戒嚴時期抓匪諜一樣的問題，製造不必要的冤案？

真正自認為反共的，應該要從自己做起，把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實力壯大，藉由兩岸和國際場合的運籌帷幄，增加中共統一台灣所要付出的代價。同時要追查那些以反共之名掏空台灣的人，例如一邊反共、一邊在大陸賺錢，或是把國防經費私自往自己口袋塞的政客（如潛艦國造），或是藉反共之名從美國或外國拿錢的等等。

那些一直出征別人有沒有反共，或是要別人反共、自己卻在西方國家的人，實際上只是在製造台灣的內耗，讓台灣更沒有能力跟中共競爭。這樣的「反共」，很難讓人看出來有什麼意義。

反共腦藍的基本態度就是：
「無論中共做了任何對中國人民有益的事情都絕對不能予以肯定。
就算中共現在把中國治理得再好，也不可原諒他們過去的罪惡。
對，中共最大的罪惡就是『在1949年打敗了國民黨』這件事，除非中共向國民黨投降並全員自盡以謝罪，否則絕不可原諒共産黨！」

當年我見識到了洋山港以及全中國高速鐵路網的建成，非常感慨「孫中山計劃中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鐵路網，這個夢想竟然是共産黨來實現的！」

結果就有反共腦藍跳出來嗆：「洋山港的位置根本就與東方大港不合！中共的高速鐵路網也跟孫中山計劃裡的不一樣！完全沒有實現孫中山的夢想！」

當下我聽了只覺得鄙夷不屑：「人家是用苦幹實幹靠真金白銀搞出來了建設，你在這用耍嘴皮子反擊，要臉不？」

自從搞明白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完全放棄跟反共腦藍進行任何交流。那以後，不想理任何反共腦藍。
反正它們起不了什麼作用，共産黨也沒有必要留它們。

反滲透法？
德國納粹在1930年代興起之際，很大的原因是炒作反共，製造人民對共黨的恐慌。

威瑪共和時代，納粹的流氓SA（德國納粹黨的武裝組織，一般譯為衝鋒隊或褐衫隊），可以在街上任意毆打意識形態不同的共產黨人，SA狂妄到不可一世，希特勒、戈林後來也覺得不太妙，戈林想到拉攏希姆萊與海德立克，壓制SA，後來就發生了有名的長刀之夜（1934年），SA頭目被肅清。

蓋世太保最初是戈林搞出來的，只在普魯士境內，其他德國地區有希姆萊搞出來的SD，把各地警察系統也整併進來，戈林讓希姆萊的SD併入後，這下子，蓋世太保就在德國全境開展了。

其實早期的蓋世太保，很多都是德國警察併入進來的，原本不是納粹黨員，只是因為納粹黨控制了一切後，為了工作，只好在1930年代之後，陸續加入納粹，這些警察出身多為中下階層，沒有顯赫大學學歷，家世普通，但是偵辦案件很有經驗，不會亂搞。

蓋世太保幹了很多爛事，多半針對共產黨與猶太人，初期蓋世太保的官員大都年輕，有大學法律學位，你很難想像蓋世太保抓了政治犯，還是有很嚴謹的調查、偵訊、審判的程序，德國人要幹壞事，還是程序嚴謹，一個政治犯可能有幾千頁的檔案卷。

但到了1930年代後期，蓋世太保急遽擴張後，開始招募了許多年輕人，這些人滿腔熱血，右派的意識形態濃厚，但是缺乏先前人員的大學教育訓練，後來被大家批評的酷刑與暴力，就是這批年輕人幹的爛事。

納粹在威瑪共和這樣的自由環境中誕生，就是憑藉著炒作反共的白色恐怖，最後德國的下場如何，大家很清楚。日本也是一樣，藉著反共的名義，侵略中國，說要與中國政府合作反共。

美國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讓許多文人與思想家，因為反共教條受到壓迫與整肅，電影《奧本海默》是真實的情況，人們因為信仰與關懷勞動者受壓迫困境的胸懷，受到了右派的政治壓迫。

《反滲透法》就是法西斯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