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以來，烏克蘭的局勢就格外緊張。烏克蘭的中央政府想要收復分裂出去的烏東兩共和國，甚至克里米亞半島，而俄羅斯則調集十多萬軍隊到俄、烏邊界，並聲稱北約若不書面承諾永不接納烏克蘭，就要進攻烏克蘭。美、俄、烏、歐盟、北約的重要官員緊急地一再會面磋商，希望化解可能爆發的俄、烏戰爭。

烏克蘭危機始於2014年，已歹戲拖棚8年，現在不過是又出現一波高潮。不論俄羅斯是否進攻烏克蘭，分裂的烏克蘭都不可能回到2014年以前，而且双方對抗的亂局看來還將持續很多年，其影響相當深遠。

北約是美歐的軍事同盟，若烏克蘭加入北約，美歐的軍事力量就迫近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是俄羅斯絕不接受的。烏克蘭的族群，烏克蘭族約占80%，俄羅斯族約占20% (多半居住在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半島)，而烏克蘭族和俄羅斯族都屬於斯拉夫族，因此過去烏克蘭和俄羅斯是相當親近的，而現在烏克蘭的統治地區內必定仍有親俄派。這樣烏克蘭將很難抵擋俄羅斯的進攻，尤其美歐都傾向不出兵而僅對俄羅斯施以經濟制裁。不過，烏克蘭是面積60萬平方公里，人口4千多萬的大國，俄羅斯要完全擺平它，也必非常曠日費時。

烏克蘭分裂的亂局還將持續，最受苦的當然是烏克蘭本身。烏克蘭自然資源豐富，曾是工農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尤其重工業)，然而民主化後，國家分裂，又與強鄰俄羅斯武力對峙甚至交戰，現在已經變成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人均所得不到4千美元。(烏克蘭和台灣有不少相似處，請參見《烏克蘭風雲緊急對台灣的啟示》。)

蘇聯解體後，北約持續東擴，納入許多東歐國家，壓縮俄羅斯的安全空間，終於逼得俄羅斯忍無可忍，準備以軍事行動反擊。俄羅斯寧願以經濟損失換取國家安全，正是戰鬥民族的作風。

經濟制裁是双面刃，不僅俄羅斯經濟受損，歐盟也要承受經濟損失。譬如歐盟如不進口俄羅斯的油氣，歐洲的能源價格必定大漲 (現在已提前反應)。

美國總統拜登現在是騎虎難下。美國非要支持親美歐的烏克蘭中央政府不可，但是美國民眾顯然不贊成出兵烏克蘭，然而若俄羅斯真進攻烏克蘭，並獲得豐碩戰果，則美國的威望將再受挫，而拜登仍將難辭其咎。其實早有學者指出，北約持續東擴是錯誤政策。

拜登剛上任時曾想拉攏俄羅斯對抗中國，現在是絕不可能了。烏克蘭危機促使俄羅斯愈來愈靠攏中國，中俄的戰略伙伴關係恰能彌補中國的資源不足弱點，很有利於中國面對中美競爭。

烏克蘭的國家分裂肇因於其民主化。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使親俄派和親歐派不停惡鬥，並互相指控對方使用不合法手段，最後魚死網破，互相脫離，並引入外國勢力 (或許外國勢力早已介入)，造成長期的悲劇。這是選舉民主的又一次失敗，還有多少人相信民主制度的優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出自《論語》的一句成語。成語往往都是前人智慧與經驗的結晶，值得後人學習借鑒。只要印證身邊人的遭遇，就可檢驗出成語的可信度。例如在校學習的學生，不知努力，沒考慮到將來的出路，不但未來前途堪憂，而往往眼前就會出現麻煩。

筆者深信此言不虛，因此每到一處陌生場所，尤其必須在其內過夜時，例如酒店、宿舍或朋友家裡，都會習慣性地先打量一下周邊的環境，思考一下，一旦地震、火災或其他不測事故發生時，該往哪個方向，那條路逃生。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大驚小怪，膽小如鼠。但試想發生在10月14日凌晨的高雄大火吧！一下子就奪走了46條人命，還有41人輕重傷。誰又能預見得到呢？他們中是否有人當時逃生無門呢？

筆者1966年剛考取台大研究生時，先父介紹我到基隆海港邊一家補習班工作。我被安排住在一間位於四樓的房屋裡，房間既狹小又簡陋，時值盛夏，悶熱不堪，晚上很難入睡。據說這原來是間解剖室，夜裡還會鬧鬼。鬼倒不怕，但就怕火災來時如何逃生。打開窗戶一看，發現左邊有條接雨水的管道，直通天井，勉強可供逃生。我這才放心地睡下了。

與其說是生性膽小，不如說是謹慎，遇事會三思而後行，因此筆者不太理解，為何臺灣政治人物，幾乎“義無反顧”地投靠美國，就沒想給自己留條退路嗎？但看他們不時做逃生演練，乘坐雲豹裝甲車，或黑鷹直升機逃逸。可見他們並非沒想過，投靠美國也非萬全之計。這首先得美國配合，其次須有充裕的時間。多年前筆者就聽說過，美國人手裡有份營救名單。筆者不懷疑，一旦出現緊急狀況，美國會救助少數政治人物逃逸。但中國有句成語叫“心有餘而力不足”。若出現美國無能為力，就如同撤離阿富汗時，又該怎麼辦呢？

二次大戰後，甚至更早，美國就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無人能敵，無人能制。在臺灣我們自小就被灌輸，美國是如何地偉大，如何地不可戰勝。臺灣人而無崇美、親美心理者太少了。有誰又會把美國當成真正的外國呢？因此幫美國防守第一線，幫美國打仗，甚至幫美國收取情報、作特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反而會引以為榮。這就是臺灣的現狀，是環境所使然，能怪誰呢？然而中國的崛起已令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今日我們的頭腦也需做相應的調整與改變。如果現在還有人相信，美國是無法超越，無法戰勝的，那就未免太閉塞，太固步自封了。

筆者關注大陸實況比較早，還在出國前就對中共有了認識。中共的創黨元老是一群憂國憂民的讀書人，他們繼承了中國讀書人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的傳統，把社會主義引入了中國。這既是時代潮流，也是當時形勢不得不然。清末民初，中國深受西方帝國主義打壓，只有蘇聯肯向黑暗中的中國人民伸出援手。中共看到了此一形勢，而孫中山先生也看到了，因此二者結為聯盟，部分中共黨員還加入了國民黨。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難成功”的教導。

無奈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太大，他們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基礎，使我們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多走了許多冤枉路。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今日中、俄兩國的關係幾乎恢復到了上世紀初的親密狀態。只有中、俄緊密合作，才不致受美國霸權主義及其追隨者的欺負、打壓。

臺灣許多人對美國的瞭解遠勝於大陸，談起美國來如數家珍，頭頭是道。為什麼不多花些時間去認識大陸呢？大陸對臺灣猶豫再三，久久不忍出手，因兩岸是骨肉同胞，手心手背都是肉。兩岸若衝突，最高興的就是國際反華勢力，尤其是美國，他們正在利用台獨挑撥兩岸關係，我們絕不可上當。 

美、英、澳三國聯盟，對未來的影響遠比川普時期的所謂印太戰略要大很多。英國申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一定程度上，英國與歐陸已經完全脫離，加上與美、澳結盟，航艦將常駐亞太，英國已經完成了脫歐入美、亞的工作。

美、英施壓，讓澳洲棄了法國的12艘潛艦大單，擁抱美國提供的核動力潛艦。這證明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世界觀，唯有英語民族才是真正的血親兄弟，而法國，甚至其他的北約國家只算是二線盟友。

英、美、澳將結成核心，加上印、日、韓三國是其第二層，一個由東大西洋橫跨大半個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軍事與經濟聯盟已然形成。我們看看以上的版圖，與當年的大英帝國八成重疊，也就是一個變種的，或者說復活的，海洋新殖民強權在2021年基本完成其雛形，這是本年度的大事，重整了國際局勢的格局。

今日的中國威脅論基本上就是過去幾百年來西方的黃禍論的變形。盎格魯薩克遜的優勢，在美、英等英語國家的意識形態中，是絕不可以動搖的，是文明的根本認同。就像魔戒中的劇情：東方的魔多正在復甦，半獸人大軍日漸壯大，岡多與洛汗等等西方文明的人類國家，必須要結成聯盟，否則世界就會沉淪。所以，杭廷頓還是說對了，文明衝突將是21世紀的主軸。中國文明與盎格魯薩克遜的競爭，就在這裡正式展開。而這，將決定未來20-30年的世界基本政治格局。

北約的重要性降低，這將是一個趨勢。這代表美國實際上對歐陸並無多大的情感，更不認為這些幾十年的盟友可靠。歐陸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並且還繼續向伊朗買石油，對中國持續投資，這些都與美國的政策背道而馳。對歐洲來講，近代歷史上德、俄協調是歐洲和平的關鍵，美、英的緊靠實際上是加速這個趨勢的進行。歐陸將更加思考自身的利益，歐洲的東向也無法扭轉，雖然美國扶植波蘭與立陶宛等國牽制，但這個趨勢不會變。

歐洲大陸新一輪的整合將開始，是會比較曲折，面對很多的阻撓與挑戰。新的德國政府即將上台，這將牽動整個歐盟的走向。歐盟在這十多年內歷經歐債、難民、疫情等等的幾次重大衝擊，已經顯露疲態，是該要重整腳步重新規劃。歐陸的底子還是很好，教育發達，基礎建設完整，人民的人文素質高，故筆者仍看好歐洲可以在德國的帶領下重整旗鼓。

中國大陸在2013年開始推動一帶一路，在今天這樣的圍堵網之下顯出其遠見。簡單說，未來中國的機會在西向與南向，東面將不斷面對各種挑戰，持續緊張。歐亞大陸的整合將是未來的宏圖，而重新振作的歐陸與持續奮鬥的中國，以及已經危機四伏的俄羅斯，這三者的磨合是需要觀察的。當然，這是一個長遠的努力目標，除了距離與人文、宗教、意識形態等等的阻隔外，俄羅斯的未來有太多未知數。短期內，中國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與壓力都不輕，要步步為營。

台灣在這樣的博弈局勢下，該如何自處？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剛好處於大陸與海洋的交會處，可以被推到對抗的前沿，也可以成為兩大之間的橋樑與緩衝。這，其中關鍵就是台灣人自己的眼光以及規劃。台灣人若不能認知到自己有這樣的優勢，並且敞開心胸，善用智慧處理與兩大集團間的關係，博取最大的利益，爭取長治久安，而是一邊倒地將自己置身在對抗的漩渦中，那麼台灣未來的幾代人都將受到很大的影響。歷史不會忘記2021年。但是，未來的歷史還有沒有台灣？

中國自古就是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長河中，曾多次名列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們分別是在漢、唐、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後，由於沒趕上西方工業革命的浪潮，致科技落後，遂為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挾制。從此國力衰退、民生凋敝，長達約百年以上。這段時間堪稱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一度欲瓜分中國。幸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列強無一能獨吞。當時實力尚無法抗衡英、法、德、俄的美國，擔心瓜分行動將損及其在華利益，而主張“各國利益均沾“，中國始倖免於難，勉強保持領土主權完整。

提到國家過去的光榮史，是希望國人知道，中國並非自始不如西方，不可失去信心。而提到國家的苦難史，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奮發圖強，莫重蹈國家衰敗的覆轍。

兩岸長期分裂，至今未能統一，與前述背景有著密切關係。筆者認為，妨礙兩岸統一的因素很多，但今日觀之，則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範圍很廣，但隨著國家快速崛起強大，今日尚能起作用的僅剩美國因素。內部因素範圍也很廣，但溯本追源，心理因素最重要。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有形的、無形的，可說無孔不入。美國為何要在世界各個領域中滲入其影響力呢？筆者認為，一為鞏固其霸權地位，以維護其既得利益。二為防範過去以蘇聯為首共產主義的擴張。過去的蘇聯奉行世界革命，要將其意識形態輸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新興國家。這對信奉資本主義的美國，自然構成實質上與心理上莫大的威脅。在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時期，海峽兩岸不幸被拖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在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自己所屬大陣營的因素。這增加了兩岸妥協和解的困難度。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先生晚年提出的主張。中國與蘇聯長期保持著密切關係，直到1956年蘇共五十大後，中蘇間發生意識形態的分歧，關係才漸行漸遠。筆者認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只是表象，實質的利益衝突才是關鍵。從赫魯雪夫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企圖像東歐一樣，將中國置於其控制下。這違背了中共革命，首先是為了追求國家獨立和發展的目標。引入社會主義，是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使中國能發展得更好更快。但無論是借鑒西方也好、蘇聯也好， 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復興。

國民黨自1927年實施清黨後，即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背道而馳，重回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尤其1949年國共內戰敗退臺灣後，更是緊抱美國大腿不放。這哪裡還是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呢？北伐時期最主要的口號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列強即當時的帝國主義者，而軍閥則代表著中國的封建主義，都是革命要打倒的對象。現在國民黨已失勢，並逐漸泡沫化。後繼的民進黨，其親美反中的態度卻更肆無忌憚。

中華民族只有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才能繁榮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此中共早在上世紀5、60年代，即已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在意識形態上，也樹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不論在實體上或精神上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過去臺灣常有人說，大陸是蘇聯的附庸或傀儡。現在倒是，臺灣應設法擺脫美國的控制，不要淪為美國的附庸、傀儡或棋子。

蘇聯早於1991年底即解體了，後繼的俄羅斯與中國平等相處，關係良好。從孫中山先生的“以俄為師”，到今日的中、俄互不設防，足見中、俄間緣分之深。維護好中俄關係，至關重要，應可提高至戰略層次。只有搞好中、俄關係，中國才不致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美國總統拜登最近訪問歐洲，參加G7峰會、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和歐盟峰會，又與俄羅斯總統普丁會談。這是拜登上任5個月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大政方向和初步政績，也形塑出未來幾年的世界和兩岸格局。

拜登的訪問歐洲，可說是沒什麼意外，所獲得的有限成就幾乎都是大家原先就預期的。他親身宣示「美國回來了」，確能大幅改善被前總統川普搞壞的美歐關係。他成功促使G7峰會、北約峰會和歐盟峰會發表聲明，促請中國尊重香港和新疆的人權和自由，並且關切台灣的和平及安全。不過這樣的聲明比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的譴責和緩許多，並且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峰會外明確表示「我主張法國在此問題上採取的路線、但願也是歐盟的路線，是不淪為中國的附庸，也不與美國結盟。」歐洲各國與美國對抗中國的態度顯然並不一致，而歐洲國家是否會接受美國的領導看來將視不同的議題而定。

拜登改善美歐關係，不會改變美歐與中俄競爭的基本格局。美國視中國為首要威脅，並敦促歐洲各國也視中國為首要威脅。但是歐洲各國不可能接受這觀點，因為俄羅斯才是歐洲各國的首要威脅。俄國奪取克里米亞，並以軍事力量介入敘利亞和烏克蘭；而中國四十年沒使用武力，並且與歐洲的双邊貿易持續增加，因此歐洲各國當然視俄國為首要威脅，而中國甚至是不錯的合作夥伴。歐洲國家附和美國指責中國，因為需要美國支持對抗俄羅斯嘛。

拜登也想拉攏俄羅斯對抗中國，但是不太可能成事。蘇聯解體之後，美歐本有機會建立與俄國的友善關係，但是原為對抗蘇聯的北約不僅不解散，反而持續東擴，對俄國步步進逼，使俄國忍無可忍、深惡痛絕，終於奪取克里米亞，並出兵敘利亞和烏克蘭。俄羅斯與美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絕不是短期能緩解的。此外，美、俄都是自然資源豐富而消費物資生產不足的大國，而中國則是自然資源不足而消費物資生產充足的大國，因此中、俄合作恰能互補而互蒙其利，遠比美、俄合作更有經濟效益。

拜登這次訪歐最特殊的是，在多次峰會上都發表共同聲明關切台海的和平及安全。這在過去是很罕見的，有特別的意涵。首先，兩岸關係不佳甚至有些緊張，拜登趁機推銷中國威脅論。其次，大陸現在已有能力以武力收復台灣。其三，若大陸以武力攻取台灣，即使美國介入，美軍遙遠，未必能戰勝鄰近的大陸解放軍。

過去美國的軍事力量有大幅優勢，根本不需要拉幫結派關切台海，若大陸敢動用武力，美國正好趁機打敗它，阻止中國崛起。反之，現在美國拉攏歐洲國家關切台海，正表示美國已無力掌控台海的和平及安全。想當太平總統的拜登是真怕大陸對台灣動武，美國若不出兵救援，則覇權掃地；若出兵救援，則成本高昂，又未必能贏啊。

拜登總統是多慮了。中國大陸雖然已有能力收復台灣，並不急於實行武力統一，而寧願繼續和平崛起。這符合其人民過好日子的國家目標，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也是明智的。過些年，大陸會更富強，收復台灣將會更水到渠成。何必急於一時？(參見《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遠在北歐的芬蘭似乎跟台灣沒什麼關係，但是其鄰近俄羅斯的生存環境卻跟台灣鄰近中國大陸頗有些類似的地方。芬蘭自19世紀初，成為俄羅斯內的自治大公國，並由俄羅斯沙皇兼任大公。百多年後的1917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十月革命），芬蘭趁機獨立建國。芬蘭恐懼強大的蘇聯/俄羅斯想要收復芬蘭，就像台灣恐懼強大的大陸想要收復台灣一樣。

二次大戰期間芬蘭與蘇聯兩度交手：1939－1940年芬蘭獨力抗蘇的「冬季戰爭」以及1941－1944年芬蘭加入德國侵蘇的「繼續戰爭」。兩場戰爭非常慘烈，芬蘭死亡的軍人接近10萬，以當時芬蘭人口僅有370萬，死亡軍人占總人口約2.5%，是非常可怕的死亡比率。若考慮現在的台灣人口2300萬，同樣的死亡比率，是57萬，超過目前國軍的全部人數。而這只是軍人的死亡，並未計入平民的死亡。

抗蘇的慘痛經驗使芬蘭在二戰後的美蘇冷戰期間執行中立國的外交路線，芬蘭雖然實行議會民主制，但是不加入北約，並且在國際事務上，時常站在蘇聯的一邊。芬蘭的大眾媒體也進行了自我審查，幾乎從不發表有「反蘇」聯想的言論。蘇聯解體之後，芬蘭雖加入歐盟，仍繼續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維持不加入北約，並與美國保持距離。像芬蘭這樣的弱小國家遵循於強大鄰國的政策決定，以保持主權及領土完整，就被稱為芬蘭化。

台灣、中國大陸與芬蘭、俄羅斯的先天差異主要在兩方面：芬蘭與俄羅斯有陸地接壤，而台灣與大陸隔了台灣海峽；芬蘭與俄羅斯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都不同，而台灣與大陸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幾乎都相同(雖然有些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族)。此外，俄羅斯人口是芬蘭的26倍，而大陸人口是台灣的60倍。

比較台灣對抗中國大陸的實力差距與芬蘭對抗俄羅斯的實力差距。台灣海峽曾是台灣的天然屏障，然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及對岸的海空軍科技化，台灣海峽的屏障功能愈來愈減弱，使台灣相對於芬蘭的地理優點幾乎不再存在。大陸對比台灣的人口差距超過俄羅斯對比芬蘭。大陸的軍事科技似乎稍遜俄羅斯，但是大陸有數量優勢，因此大陸與俄羅斯的軍事實力是差不多的。芬蘭與俄羅斯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都不同，使芬蘭的對抗俄羅斯可以達到內部完全同心協力；然而，台灣與大陸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幾乎都相同，使部份台灣人認同中國，而且隨著中國的崛起，這部份人可能還會增加，因此台灣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同心協力對抗大陸。最後，台灣人是否願意像芬蘭一樣犧牲57萬軍人(即2.5%的人口)，外加不少平民的生命？答案幾乎是不問自明的。

考慮各方面，台灣對比中國大陸的實力差距不下於芬蘭對比俄羅斯的實力差距。芬蘭很知道要韜光養晦，絕不橫挑強鄰，隨意發表反俄、反蘇言論，也不倚靠遙遠的美國，因此發展成為最富裕幸福的國家之一(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蔡政府是反芬蘭之道而行，完全倚靠遙遠的美國，而且時常橫挑強鄰，表現得好像世界第一勇，導致兩岸關係倒退、台灣的發展受限、老百姓過苦日子。大陸正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目標，現在暫時不跟蔡政府計較，台灣能一直這樣下去嗎？

過去幾年，歐美都民粹主義當道，反對移民和穆斯林，傾向貿易保護主義，民族/種族主義復甦，於是有2016年的英國公投通過退出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尤其川普就任之後，有許多侵蝕民主制度的政策和言行，使很多民主的捍衛者痛心疾首而著書立說，指出西方民主遭遇嚴重危機，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出版《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戴蒙教授是注重民主實務的著名學者，很早就關注全球民主在退潮的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多數民主捍衛者著重在川普總統和民粹主義對美國民主的侵害及拯救之道，戴蒙教授不僅以此為主題，也強調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對民主的威脅。俄國的威脅主要是其網軍和駭客對美國選舉的介入和操弄，如已經確認的2016總統大選。中國的威脅相當全方位，包括中國媒體的強勢國際化，以合作和交流計畫(如孔子學院)增加其在各國大學的影響力等等。

與其他民主捍衛者類似，戴蒙教授歸納美國民主的主要危機在於共和、民主兩大黨的兩極對立，國會嚴重失能，比較中性的主流媒體影響力式微，而非主流媒體多半有強烈意識形態，推升政治的兩極化。書中還列舉川普總統侵蝕民主和法治的許多行為，既助長兩極對立，也破壞三權分立原則。戴蒙教授因此提出復興美國民主的七項改革，大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改革，希望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例如推動排序複選制投票(選民按偏好程度將候選人排名，不僅考慮選民的第一偏好，也考慮選民的第二、三偏好等等)。

除了要復興美國民主，戴蒙教授也強調對獨裁者和不民主國家的主動出擊。一方面，要矯正司法體系和金融系統的漏洞，以防止獨裁者洗錢和以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另一方面，要實行以自由民主為目標的外交政策，並積極支持不民主國家裡的異議者和民主人士，協助他們推翻不民主的政權，而建立民主政權。此外，書中也主張要打造對民主友善的網路環境，如抑制假資訊的流傳。

全球民主在退潮已經十多年，到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美國民主也走下坡，讓很多人更加警覺西方民主真遭遇了嚴重危機。包括戴蒙教授在內的民主捍衛者提出的解方多半大同小異，治標不治本。選舉制度的改革確能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有助於緩和政治的兩極化，然而政治兩極化真是核心問題嗎？綜觀世界各國，貧富和種族問題都比政治兩極化更根本和重要，甚至足以傾覆國家政權。美國政治過去並不如此兩極化，美國有解決嚴重的貧富不均嗎(美國是已開發國家中最貧富不均的)？美國有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嗎(黑人普遍遠比白人貧窮，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很多倍)？民主捍衛者著重解決政治兩極化，而忽略貧富和種族問題，彷彿只救治輕症而放棄難治的重症，這樣多半無法拯救民主及阻止全球民主的繼續退潮。

除了改革選舉制度，戴蒙教授反擊民主危機的主要行動是，積極支持民主人士顛覆不民主國家(本即美國政策)。這種作法有些文不對題。民主退潮是因為很多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達不到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於是尋求其他的出路，因此要拯救民主應該問：在民主制度之下，如何達到良好的治理？若民主能夠達到良好治理，所有國家都會風行草偃、聞風景從。反之，若民主的治理不佳，被顛覆的不民主國家多半不會走上民主之路，而只會造就類似「阿拉伯之春」的悲劇。

最後，戴蒙教授對中國大陸一味地口誅筆伐，完全看不到中國快速崛起的優點。你看不到對手的強處，怎可能贏過對手啊？

蒙古人大約在1240年征服整個俄羅斯。1243年，拔都（1208～1255，成吉思汗的孫子）攻占基輔，後以伏爾加河為中心建立「欽察汗國」，歐洲人稱為「金帳汗國」，金帳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蒙古人統治了俄羅斯大約兩個世紀之久。這段期間裡，俄羅斯被分割成幾個獨立的小公國，整體來說與當時歐洲的封建制度差不多，只是她們需要定時向蒙古人納稅與提供兵源，在這些公國中又以莫斯科大公國（莫斯科大親王國）的力量最強大。

從公元十五世紀開始，金帳汗國因內亂而開始四分五裂。1472年，莫斯科大公國抗稅，大汗阿合馬（阿黑麻汗，金帳汗國末代大汗）雖親自帶兵征討，結果大敗，政權逐漸失去控制，之後隨著幾次討伐戰爭失利，1480年莫斯科大公國徹底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少數仍存活的蒙古政權，則是轉移至中亞與西伯利亞一帶建立許多大小不一的汗國。1547年，莫斯科大公國以蒙古帝國及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自居，改名「沙皇俄國」，正式進入俄羅斯帝國時期。

西伯利亞汗國，又稱失必兒汗國，為西元十六世紀時位於亞洲西伯利亞的一個蒙古汗國，是由欽察汗國內亂所分裂出來的四大汗國之一，其國內主要組成民族為蒙古人及突厥人。這四大汗國分別是：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和西伯利亞汗國，除此之外，周邊還有若干獨立的小汗國如－－諾該帳汗國與大帳汗國。1579年，沙皇伊凡四世（在俄羅斯又被尊稱為伊凡大帝；1532～1584）派哥薩克兵團越過烏拉爾山，征服了西伯利亞汗國，也打開了俄國通往歐亞大陸東端的大道。

俄國的歷史學家認為，蒙古人（韃靼人）的統治遏阻了古俄羅斯的生命成長，截斷了俄羅斯與西方的親近，所以蒙古人（韃靼人）必須負起俄羅斯文化與物質文明落後的責任。而二十世紀有蘇聯文學創始人之稱的高爾基（1868～1936）更直言，今天俄羅斯人生活中的殘酷、暴力、專制獨裁、輕蔑女人以及種種野蠻的風俗行為，都是當年隨蒙古人（韃靼人）的入侵而來的。

簡單的說，很多俄國人把近代──俄羅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等等，全都歸咎為繼承了蒙古的道統。但這種說法卻忽略了拜占庭傳統的孤立與僵硬，不但不夠客觀也過於簡化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演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