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過好幾次關於當年德國的海軍，在1880年代之後奮起追趕，利用自己強大的工業基礎擴張船舶工業，設計新型的各種艦艇，再加上蔡司的光學技術，終於成為一支可以與英國海軍一戰的艦隊。但是當1913年威廉二世詢問鐵必志，如果與英國海軍在大西洋決戰有多少勝算？這位德國海軍一級上將很誠實的說：沒有把握。

海軍的建造與操作使用，絕對比陸軍要複雜很多，尤其是大艦隊的編程與訓練。中國大陸現在的角色跟19世界末的德國非常相似，同樣都想要在世界的海洋上擴張自己的版圖，用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建構一支艦隊，將過去的海上霸主設為自己的假想敵。但是，就算在規模上已經接近或者超越前一代的霸主，也還不代表實質的實力就已經超過。

有關中國大陸的三艘航空母艦的討論已經很多，這裡再就其實際狀況摘要說明。
遼寧號，嚴格講起來只是一艘訓練用航母，實現了從無到有，這當然是一個成就，但主要的作用是在累積操作經驗以及海上大編隊的操演。其結構，以及滑跳甲版的設計，都讓這艘實際年齡已經非常古老的大船受到不少的限制。
山東號，基本上就是放大版的遼寧號改良款，當然在艦載機的數目上有所增加，但是依然無法滿載油彈，而且也還是滑跳起飛。
而到了福建號，才開始有了真正質的進步，直接擁有電磁彈射系統，讓飛機的作戰效能大為提升，但是依然只是傳統動力。即使是遼寧號也不能說沒有戰鬥力，但是恐怕要從福建號開始，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戰鬥力才算是真正進入狀況，成為一艘合格的航空母艦。

第四艘四川號，據說是超過10萬噸的核動力航空母艦，我們就拭目以待。當然相信在性能上會非常逼近美國的尼米茲級，我們當然不懷疑中國大陸的造船能力，海軍能夠有這麼大規模的量與質的提升，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已經超越當年德國人取得的成就。但是，海軍不可能是一種大躍進的路線，有了船，還要有足夠聰明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有海軍的傳統以及經驗。

中國大陸的海軍後市可期，這毫無疑問。但是如果斷言現在就已經是地球第一，超過了已經稱霸海洋百年的美國，那恐怕就太誇張了。我們相信中華民族有這個智慧跟能力，但是相信能力不等於是魔法世界。

中共的解放軍一下被拔掉9個上將，整個陸、海、空軍加上火箭軍，才32個上將，等於將近1/3。這背後絕對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個案，每一個上將底下恐怕都連著一串，所以可當作是一次軍中高層的清洗。

各方有許多不同的解讀，因為當年習先生就是清算了前朝的郭伯雄、徐才厚，然後拉了這些人進入軍事核心，結果這一批人現在又落得這樣的結局。

首先，短期內的震動肯定會持續，但是對於中共解放軍來說，戰鬥力的影響不會太大，而且會逐漸恢復。因為軍隊的根基還在，只是人事結構調整，並沒有動搖。這幾年中共軍隊內不斷爆發各種的弊案，甚至許多技術相關人員都受到懲罰，這的確表示軍隊內部有許多弊端。但是這樣的懲罰機制存在，卻也代表這個軍隊還在持續改革當中。

許多人在那裡猜測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習近平的關係，甚至認為他即將取代習近平，或者扶植已經被打倒的胡春華、汪洋等人。其實，這實在想太多了，正確的解讀角度應該是張又俠這位對越戰爭中的有功將領，實際上是在幫助習穩定了軍方。張的父親是張宗遜，各位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看看這父子兩代的將軍與習家是什麼關係，就知道那些在油管上的人是如何胡說八道。中共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黨指揮槍，這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政權安定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只要度過這一小段震盪，中共解放軍的戰鬥力不但不會下降，或許還會提升。中共官場的確存在很多腐敗，習這十幾年來也不斷整肅，每一年都是10幾萬軍公教人員遭到逮捕或者撤職。所以軍方遭到這樣的對待，其實也代表習一視同仁，沒有給軍方什麼樣的特權。

至於中共軍方內部有沒有被美國與西方滲透？很難說沒有，火箭軍的幾任司令與副司令都無法平安下莊，而這個是戰略嚇阻王牌，這裡面的象徵意義就不言可喻。

這一屆四中全會已經開完，也就是習先生的第三任期正式進入尾聲。可以肯定的是，必須要開始為未來的接班做佈局，不管到底有沒有第四任。或許，未來還是由技術官僚來接替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但對習來說解決台灣的時間壓力也越來越高。

故整體來說，中共軍隊的基礎還在，短期內或許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攻擊，但長期來看兩岸軍事失衡是不會改變的。台灣聰明的做法，是重新建立對話管道，爭取和平的環境與條件，否則路會越來越難走。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上個月台灣舉行擴大的漢光演習，美國派遣不少專家來台觀察和指導。最近美國《外交家》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漢光演習像是表演，而民間社會沒做好戰爭準備。豈只民間沒做好戰爭準備？封島戰是台海戰爭的重點，漢光演習不演練封島戰，卻著重不真實的登島戰，因此軍方也沒做好戰爭準備（參見《漢光演習有助於保台嗎？》）。

中國迅速崛起，近年軍事力量大幅增強，成為美國霸權的明顯威脅。美國於是希望台灣與中國大陸像烏克蘭與俄羅斯一樣，發生長時間的戰爭，因此削弱中國的國力。美國能如願嗎？台海戰爭若發生，將會打很久嗎？讓我們比較台灣、大陸與烏克蘭、俄羅斯。

台灣是一海島，土地面積只有烏克蘭的約1/16，很容易被完全封鎖，而得不到任何軍經援助，除非美國直接參戰。但由俄烏戰爭可知，美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極低。

台灣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其出口占GDP的比重超過6成，一旦被封鎖而無法出口，其經濟立刻受到重挫，很多人會被迫放無薪假；封島戰還會造成缺電、搶購商品、物價上漲、銀行擠兌等等，甚至會有搶刼、偷竊等治安問題。面臨封島戰，台灣很難撐下去。

台灣的土地面積小，若發生地面戰爭，幾乎無處可逃可躲，軍民的死傷會大幅超過烏克蘭，假設作戰同等的時間。

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在古代是同一民族，東斯拉夫族；但經過好幾百年的分離，已演變成語言、文字相近的两個民族，各有民族的名稱和認同。海峽两岸卻是語言、文字相同（簡體字、繁體字差異很小）的同一個中華民族（大多是漢族，台獨支持者想建構台灣民族，從未成功），两岸的分離不像俄、烏两族分離那麼久。

俄羅斯人是著名的戰鬥民族，烏克蘭系出同源，也差不多，因此双方打得沒完沒了。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的民族性不同，面對打不過的強敵時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所以歷史上漢族曾多次被異族打敗甚至統治，但是最後都能打敗或同化異族。

《外交家》的文章認為，台灣多年的和平與繁榮削弱了危機感，因此民間社會沒做好戰爭準備。其實台灣人大多很清楚，台灣的地理條件遠比不上烏克蘭，若發生台海戰爭，台灣必敗，並且將損失慘重超過烏克蘭，因此台灣人大多不想也不準備跟對岸打仗，就只好「好漢不吃眼前虧」準備投降囉，不過大家都是放在心裡，像沈富雄那樣公開說出來的是極少數。這是台灣沒做好戰爭準備的主要原因。台灣人比烏克蘭人聰明，不會愚蠢的去做美國抗中的砲灰，何況两岸統一很可能大有利於台灣人。

“原子彈下無冤魂”是美國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Charles Sweeney）在1995年美國國會演講中提出的爭議性論述，旨在辯護二戰末期美軍對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決策。以下從起源、背景、爭議三方面深入解析此觀點：

一、起源：斯韋尼的論證核心

1. 歷史語境
斯韋尼作為唯一參與兩次原子彈轟炸的飛行員，主張日本全民在軍國主義洗腦下深度參與侵略戰爭，因此原子彈受害者「非無辜者」。他列舉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東南亞暴行等罪行，強調核爆是終結戰爭的「必要之惡」。

2. 「全民皆兵」的現實依據
學生參戰：1943年起，日本因兵力短缺強制大學生入伍，中小學推行軍事訓練，學生學習射擊、拼刺刀，灌輸「為天皇玉碎」思想。
女性動員：女性組成「國防婦人會」（成員達2000萬），募集物資、慰勞士兵，甚至與傷兵結婚以維持兵力補充。
民間狂熱：民眾將親人送上戰場視為榮耀，有婦人因「無子可獻」而痛哭，反映極端民族主義滲透社會底層。

二、爭議：人道與意識形態的對立

1. 支持者觀點：終戰的必要性
美方認為，日本拒絕《波茨坦公告》後揚言「一億玉碎」，若登陸本土作戰將導致百萬盟軍傷亡。
廣島選為目標因其為日軍重要基地，長崎則因小倉天氣惡劣改投。兩次核爆迫使天皇於8月15日投降，避免更慘烈消耗戰。

2. 批判者立場：平民責任的倫理困境
階級分析法：反對者援引毛澤東觀點，指戰爭責任應歸咎「壟斷資本與軍閥」，平民是被迫參與的受害者。將全體國民視為整體，等同認可右翼的「國家超階級性」敘事。
人道災難：核爆造成廣島約14萬人、長崎約7萬人瞬時死亡，後續輻射病導致數十年健康問題，倖存者飽受癌症、灼傷折磨。
歷史反思：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與長崎慰靈碑，持續警示核武反人道本質，強調和平價值高於復仇正義。

3. 當代政治隱喻
部分輿論指出，此論述可能被右翼利用：
日本淡化侵略史，將自身塑造成「唯一核爆受害國」。
美國一面紀念受害者，一面升級核武庫，模糊道德界限。

三、結論：歷史敘事的雙重性

“原子彈下無冤魂”本質是戰爭倫理的極化縮影：
現實主義視角：承認核爆縮短戰爭、減少總體傷亡的戰略理性；
人道主義立場：拒絕將平民抽象化為「集體罪責」，堅持區分軍國主義集團與被動員民眾。
此爭議至今未歇，恰說明歷史的複雜性——它既是終戰武器，也是文明傷痕；既承載戰爭的殘酷必然，亦拷問人類能否超越「以暴制暴」的循環。

漢光演習始於1984年，幾乎每年舉行，是台灣規模最大的三軍聯合攻防作戰演習，今年是漢光41號演習，是歷年來規模最大，也最受關注的一次演習。今年的漢光演習特別受到關注，因為賴清德要「抗中保台」，又稱對岸為境外敵對勢力，使兩岸關係特別緊張。這漢光演習真有助於保台嗎？

這次漢光演習在全台各縣市登場，統合三軍部隊，進行為期10天9夜的實兵實裝、晝夜連續操演，演練內容分為加強戒備、應急作戰、全面作戰3大部分，更加入「灰色地帶襲擾」，模擬敵軍的逐步進犯，著重持久作戰的情境，並首度結合「城鎮韌性演習」，涵蓋軍民的整合合作。

漢光演習的項目洋洋灑灑，好像很全面，但是符合真實的作戰情境嗎？要盡量符合真實的情境才有助於保台之戰。假使對岸發動統一戰爭，台灣的真實情境將如何？

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已經遠勝台灣，而且美軍在台灣周邊也沒有多大勝算，因為離大陸太近，離美國太遠。美國又怕引起核戰爭，因此就像對俄烏戰爭，不會直接軍事介入台海戰爭。

大陸為何還不發動武統？因為大陸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假使非戰不可，也要盡量減少兩岸双方的損失（因為兩岸都是中國人，是同胞）。所以台海戰爭主要是封島戰，除非台灣被封島相當時間後仍不屈服，才會有登島戰。漢光演習著重城鎮韌性和城鎮戰，是應對登島戰，但其實更應該考慮封島戰，以及封島戰後的登島戰（才是真實的登島戰）。

封島戰不僅要封鎖台灣的所有港口和機場，對岸還會在封鎖之前，以優勢武力擊毀台灣大部份的主要戰艦、機場跑道（使戰機無法起飛）及導彈和雷達基地，以奪取制海權和制空權，使台灣難以執行反封鎖作戰。台灣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其出口占GDP的比重超過6成，一旦被封鎖而無法出口，其經濟立刻受到重挫，很多人會被迫放無薪假；封島戰還會造成缺電、搶購商品、物價上漲、銀行擠兌等，甚至會有搶刼、偷竊等治安問題。面臨封島戰，台灣能撐多久？漢光演習應該演練封島戰，設想台灣如何反封鎖，及如何才能撐得久。

真實的登島戰必定發生於封島戰後，解放軍已擁有制海權和制空權時，此時台軍若集結就有被空襲的危險，而只能分散作戰，使指揮作戰有難度，與漢光演習的情境很不同。

封島戰是台海戰爭的重點，假使台灣撐不過封島戰而屈服，就根本沒有登島戰。漢光演習不演練封島戰，卻著重不真實的登島戰，因此對於保台的實際助益是相當有限。演習的主要作用看來只是喚起軍民的警覺心理，然而演習期間發生多起意外的損傷，恐怕讓軍民對於保台更加沒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