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史觀，總是過分簡化許多問題。抗戰期間中共在延安，你說他不抗日，壯大自己實力。好的，沒問題，但他無論如何壯大，整體兵力與火力，都不敵國民黨全部的軍隊。有生力量相對比之下，中共比國民黨要弱小的太多太多了。

重慶抗戰時，軍隊區分美械師、國械師，有人可以用美國裝備，有人用本國裝備，性能方面當然有差別，這種區別是怎麼出現的呢？如果不能一次供給所有人，就會有所選擇，選擇標準又是什麼？大家不難理解，這樣的差別待遇，部隊自然不能齊心。

你有幾百萬人，打不過人家最初的幾十萬人，這是人家很壞，還是你很笨？你越打人越少，人家越打人越多，這樣的問題，只是中共不抗戰坐大嗎？中共在東北打完後，才算是勉強讓自己的兵力，接近國民黨的兵力，有生力量的對比產生了變化，但是武器還是不如國民黨。

國民黨總是怪蘇聯霸占東北，把日軍武器交給共軍，即便是如此，東北林彪率領的軍隊，總數還是不如國軍吧，為何關內出來的國軍就是過不了塔山，救不了錦州之圍？國民黨軍隊又為何都只龜縮在長春、瀋陽城內，不敢集中力量，與對方決一死戰？無非自私使然。海空軍轟擊塔山，共軍毫無反擊能力，卻也消滅不了，關內的優勢兵力就是過不去，豈不怪哉？中共不抗日，真是坐大的原因嗎？

那麼多的軍隊在山東圍攻共軍，獨獨張靈甫被包圍了，其他同袍都在幹嘛呢？趕來救援，怎麼就突破不了包圍圈，搶救張靈甫呢？這樣的事情，在東北，在中國各地，乃至最後的徐蚌會戰，屢屢出現，優勢的火力與人力，打不過裝備比你差，你口中的匪軍，國民黨來台後，說是缺乏革命精神，真的只是這樣嗎？

不要老是說延安不抗日，所以後來能打贏內戰，中共再大，在1945年當時也沒多大，就如同台灣的黨外一樣，剛開始也沒多大，卻能越來越壯大，對方再壞，你如果沒有更笨，怎會鬥不過對方，從來不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怪別人，這就是國民黨史觀的最大問題，自己的腐敗貪婪，從來不肯認真面對。

人心才是勝負關鍵啦，連年征戰下的中國，民生凋敝，物價飛騰，打日本人，那是異族，打自己同胞，當然很多人不願意，你又沒有辦法提出個說理，有識之士當然轉向，你可以嘲笑他們在反右與文革時倒了大楣，但是你被打到一個小島上，這樣有比較好嗎？

蘇聯在東部戰線，最初被納粹打得落花流水，德國占領很多土地，可是這些地方有不少蘇聯游擊隊，起初只是隨便打打，但後來蘇聯與各個地區游擊隊取得聯繫，組織起來，當蘇軍準備反擊前，游擊隊會配合在納粹戰線後方，展開襲擾，破壞納粹的補給線與交通線，使其部隊不能正常運作。

重慶與延安就是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沒有一天少過，雙方雖然為了抗日，表面上合作，其實都是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重慶與延安早無合作的可能。美國天真的要以援華軍事物資補給延安，重慶就不同意，美國想在延安設聯絡處，重慶更反對，美方只是為了自己打算，延安畢竟在敵後，可以協助搶救美軍飛行員，重慶沒想透就反對，自然會讓美國人反感。

紀念抗戰，不要陷入國民黨史觀的窠臼當中，把一切中國內戰的失敗，都歸咎中共不抗日，這太簡化問題了。中央政府無能解決財政金融問題，台灣光復後，所出現的某些矛盾，其實在大陸淪陷區是一樣的，重慶出來的人，到了淪陷區，許多誇張的事情就出現了，自然影響到人心歸向，中共的宣傳能夠影響人心，無非政府太爛使然。

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台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鑒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布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傷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8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今天是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的日子。

自19世紀以來，亞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日兩國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中國淪為列強宰制的次殖民地，在內憂外患之中走向共和，經歷軍閥割據後，國民政府在艱難之中進行三民主義建國大業。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效仿歐美帝國主義，經歷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對於日本的強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勸日本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非西方霸道的鷹犬，但日本高層對此不予理會，而繼續無止境地擴張，終究對日本和亞洲釀成大禍。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發生，使日本加速對外侵略以掠奪更多原料和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於是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以東北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國際聯盟的軟弱無力，更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國民政府採取安內攘外的國策加強國防準備，如中德合作訓練陸軍、建立現代國防工業、資源委員會的重工業規劃等，西安事變後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共識。日本不希望看見中國強大，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造成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面中日戰爭。

抗戰初期，日本企圖以現代化部隊迅速屈服中國，但國民政府的三項準備，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建設持久抗戰的大後方基地、維持西部國際交通線、將日軍主作戰線從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使日軍愈深入內陸，進攻愈加困難，消耗愈多兵力、資源而無重大進展，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淖。

日本為脫離中國戰場的困境，於是展開軍事南進以掠奪東南亞資源、封堵國民政府西南交通線，從而與英、美衝突加劇，在珍珠港事變後捲入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戰線愈拉愈長，兵力、資源日益消耗，生產力愈加落後於同盟國，從而在中、美、英、蘇的夾擊下走向敗亡，最終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大意義，
第一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條件得以配合日本《降伏文書》履行，使中國收復戰前失去的東北、台灣、澎湖，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第二是中國經由持久抗戰的勝利、反侵略的貢獻為國際社會所肯定，從而重新成為世界大國，鼓舞亞洲其他民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深刻改變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
第三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為二戰結束後的自主發展提供一定的基礎。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民族復興，抗戰打出了空前團結的中華民族，也打出了東亞稱雄的世界大國，並在戰後捍衛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平穩定，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健中道的正能量。

經歷八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以及與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日本則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受美國支配的雙重困境，部份產業的競爭力開始被中國和韓國超越。大陸政府和大部份理性的中國人並不仇視日本，仍希望敞開雙手，和日本一同促進亞洲的和平發展；但也希望日本正視侵略歷史，掃除一切軍國主義因素，與亞洲鄰國真誠友好，奠定世界和平繁榮的根基。

復興中國和亞洲、實現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歷史使命，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當下任重而道遠，考驗著亞洲各國的政治智慧。

不要以為是美國人，就一定高明。
你只要想想他們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搞成什麼鳥樣，你就知道，他們的鬼話最好都別信。

有這個美國人（前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前一陣子，把民進黨政府羞辱了一頓（發表文章〈台灣如何失去川普〉（How Taiwan Lost Trump）），現在又反過來鼓吹民進黨的台獨去中政策，還要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台獨政府看到美國人要求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大概都會嚇壞了。

這個美國白人蠢蛋，不懂台灣的真實，更不懂兩岸關係，一如許多台灣人不懂美國一樣，就是一廂情願的蠢。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與許多人創立的，你要把孫中山的像拆掉，你這是要民進黨把臉往哪擺。

美國人都是自私的，1973年贖罪日戰爭發生後，以色列轉敗為勝，關鍵就在大膽渡過蘇彝士運河西岸後，準備包圍埃及第三軍，這時，美國人說不可以。
為何美國人不准以色列打勝仗呢？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搞石油禁運，油價飆漲，美國受到威脅，季辛吉跑去跟埃及總統沙達特說，美國不可以受到威脅。這意思是說，你沙達特去跟沙國國王費瑟談談，不要拿石油威脅我，我幫你搞定以色列，你的顏面可以保住。

美國為了自己的能源利益，犧牲了以色列的戰爭利益，好笑吧，季辛吉還是猶太人咧，但他是美國猶太人，美國的利益高於以色列，懂嗎？
美國人的所作所為，都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是為了你，你別作夢了，人家會在乎你的死活。

台灣如果真的開放槍枝管制，還不知道會是誰打誰咧？這個老美的建議，其實就是納粹的轉換，納粹在1944年之後，老少動員，全部配給武裝，送到東線與蘇聯軍隊作戰，犧牲百姓，只為了納粹魔頭的千年帝國狂想。
有腦子的台灣人，就不要聽這些洋和尚鬼話，更不要以為這個政府會保護你，水災風災都不管你了，戰災會救你嗎？

以色列打了18天的贖罪日戰爭，把整整一年的GDP給打光了，耗費70億美元，這是1973年的物價，僅僅18天就把一年的GDP弄不見了，那還是戰力不強的埃及與敘利亞。
台灣為了民進黨打仗，也可以，請民進黨出錢打。

《南京照相館》在大陸收穫了很好的票房，不久之後就要上映的《731部隊》，相信票房也會很好。

筆者認為，一部良好的戰爭片不只要戰爭場面宏大，讓人感到震撼，更重要的是應該傳遞一種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理念，應該要讓人看了之後就對戰爭非常厭惡，進而去反省用戰爭解決問題是否恰當。過去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很多部，也有佳作，其實這個主題已經很難拍出什麼新意。如果戰爭片的結果，是讓看過的人感到血脈沸騰，想要好好去打一仗，這樣的戰爭片要傳達的意念是什麼？

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各種檔案，以及學術討論其實已經不少，大家有興趣的話上網就可以找一找。這裡稍微提一下：當年日本軍部知道南京發生這樣恐怖的事情，而且已經引發國際的譴責，感到相當驚慌，所以幾個重要的指揮官，包括松井石根、谷壽夫等等都遭到處分，大部分都提前退伍或者退為預備役，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日本投降前夕才又復出。當然，這些人在戰後接受審判，然後遭到處決，基本上都是死有餘辜的。

我們對屠殺平民的行為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也希望南京這座城市能夠像現在這樣永遠美麗繁榮。大家有空可以去南京看看，這座城市的氣質真的很好。

《731部隊》，這部電影目前還沒上映，所以對內容還不太清楚。現在要從網路上找這支部隊的相關資料不難，其前身是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從名稱看就是標準的醫療單位，因為當時中國東北還有鼠疫、白喉、猩紅熱等等傳染病，就跟當年日本人剛統治台灣的時候也致力於消滅各種熱帶傳染病一樣。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所以日本人除了建立各種開拓團來移民以及成立滿鐵來壓榨東北的天然資源之外，也致力於環境衛生的改善，消滅各種傳染病。但實際上，這支部隊主要的工作很快就轉為研究如何將這些疾病變成生化武器，未來用在戰場上。

後來經過幾次的演變，就形成代號731部隊。之前筆者也說過，這種用活人做實驗的狀況，其實歐洲也有，納粹德國就幹過這樣的勾當，蘇聯就更不在話下。而戰後，這些731部隊的首腦也跟那些在歐洲的納粹德國的科學家一樣，在交出資料或者願意繼續效命的前提下，都逃過了戰犯的審判，安享晚年。但是，這些其實都不是重點。

731部隊真正的重點在於，這支部隊從頭到尾都是由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所成立，並且完全知道而且支持允許活人實驗！

昭和天皇本身是一位植物學家，就跟他的兒子平成天皇是一位魚類學家一樣，父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都很有成就。根據昭和的回憶錄，無條件投降那一天的上午他還在實驗室用顯微鏡看著植物切片標本。是的，他對植物學有興趣以及研究的熱情，所以他支持用活人來做生物實驗，因為這樣得到的數據以及結果最準確。

所以，731部隊的重點在於：昭和天皇其實是甲級戰犯，應該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上絞刑架。而大陸會怎麼拍？如果還是不斷強調那些陰暗恐怖以及日本人的殘忍，那坦白說不如去看八零年代美國人所製作的歷史影片就可以了。有沒有講到重點？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這裡再重複一次：好的戰爭片不是讓人想要去打仗殺人，而是能夠讓人類去反省戰爭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好方法。珍惜和平，愛護生命，才是文明的真諦。

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的兩位記者才在美國政府塵封已久的檔案當中，將當年731部隊的真實面貌挖掘出來，並且還製作了詳細的電視節目，跑到日本去訪問當年參加731部隊的日方人，當然也採訪許多經歷過731部隊的同盟國戰俘，所以算是相當詳細。當然，後來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的學界對這個問題也有繼續的研究，但是在筆者看來都沒有超過當初的成就。

當然也出了專書，記得應該是1987年台灣的國史館就有翻譯，電視節目也在台灣的公共電視有播出。筆者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曾經對這主題做過一個口頭報告，所以翻閱了不少當年這些美國人所整理的資料。許多人，包括這兩位美國記者，都譴責美國政府，為了得到731部隊用人體做殘酷實驗所得到的各種醫學數據與報告，交易讓這些參與這支部隊的日方人員逃過審判，主要默許這件事情的就是當時美軍在亞太地區的統帥，麥克阿瑟。

但是，類似的事情在歐洲也同樣發生。當年納粹德國的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包括製造火箭、導彈、化學、物理學、航空工程等，後來都被美國延攬。除了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部分之外，一般比較不知道的是，也有不少德國的腦神經醫學專家，戰後被美國的醫學界與各種研究機構所延攬，而他們的腦神經醫學成就，就是來自戰俘營當中破壞猶太人的大腦所做的殘酷實驗而來。

我們不必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戰爭，但是要記住無論是戰爭也好，還是上述的這一些殘酷的結果也好，固然推動了科技與醫學的進步，但是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確實充滿著血淚。731部隊的存在是一個完全的事實，也是人類文明當中一個永遠值得反省的標本。

俄羅斯在颱風級核子潛艦全部宣告退役之後，最近傳出很可能會放棄庫茲涅佐夫號航艦。這代表著從彼得大帝以來，努力了400多年，俄羅斯民族想要成為海上強國的希望，到此宣告破滅。

前幾年在研究海權思想的時候還特別去翻了一些俄羅斯與蘇聯時期海權思想發展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這個陸地大國，為了要能夠翻轉成為海權強國所付出的巨大艱辛與代價。從17世紀建立自己的海軍，然後不斷在遼闊的國土四周尋找出海口以及不凍港，然後在日俄戰爭中海軍受到巨大挫敗，前蘇聯時代艱苦重建海軍，到二戰結束之後為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一步一步從遠程導彈巡洋艦、直升機母艦，最後走到1980年代才真正擁有正規航空母艦。

赫魯雪夫時代（1953—1964），蘇聯最高層基本上反對發展航空母艦，最多就是製造了莫斯科級直升機航艦，以西方的標準來看，頂多就是直升機巡洋艦。因為赫魯雪夫認為，跟美國和北約國家硬拚海軍是很不智的，吃力又不討好，所以採取不對稱作戰的思維，發展大型的巡洋艦、驅逐艦，以及所需要配備的超音速反艦飛彈。另外，在水面下發展大型核潛艦，可以發射洲際彈道飛彈，直接攻擊西方的城市，建立嚇阻力量。在空中，眼罩、逆火等等超音速轟炸機，配備各種飛彈，用來攻擊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簡單說，就是從空中、水面、海底的三維空間來威脅美歐的海上優勢。

一直要到布里茲湼夫時期（1964—1982），蘇聯才開始往大型的水面航艦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基輔級，以及上述的庫茲𣵀佐夫級航空母艦的由來。這裡面有無數次的辯論、路線鬥爭、工業實力的掙扎與突破，最後才有了這樣的成績。蘇聯崩潰，又經過這30多年的掙扎，最終俄羅斯還是放棄了建立遠洋海軍。俄羅斯的地理條件的限制，太過龐大的領土，使得各地的海軍的聯繫與調動非常困難，可以說是被困在陸地上的一個超級大國。

未來，俄羅斯有沒有可能再重建海軍？雖然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是這三年多的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嚴重損耗，以及歐美國家更嚴厲的制裁正在持續，這些都使得俄羅斯未來還想要有充足的國力來發展海軍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如果在大陸上的生存都有危險，想要維持國家的團結統一都逐漸困難，那重建海軍的順序必然在最後面。

地理，就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命運。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努力突破馬六甲盲腸，用巨大的代價跟巴基斯坦租借瓜達爾港，用盡一切辦法想要在馬來半島北部挖通運河，也用各種的方法想要買下巴拿馬運河的股份，甚至於取得經營權。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大陸想要建立全球性的霸權，但筆者認為這想太多了，因為同樣是陸權大國，中國大陸很了解當年蘇聯與俄羅斯的困境，所以致力於突破。

俄羅斯目前面對的困難還沒結束，川普前兩天宣布要持續給予烏克蘭軍事援助，也有種種的跡象表示，各國的傭兵部隊不斷進入烏克蘭，歐盟也不斷宣布將繼續給予烏克蘭武器與經濟上的支持。這些，都將對俄羅斯形成嚴厲的考驗。歐亞大陸的地緣結構，隨時都會面臨巨大的改變。

心情好，隨便寫寫。邱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最重要的領袖，但一般比較不曉得的是他還拿過諾貝爾文學奬。他有許多著作其中兩本最有名：兩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英語民族史。所以這個老先生的文采非常好，兩部都是大著作，也都有中文翻譯。

不過，這位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的老先生，竟然也是毒舌專家，那種英國貴族慣有的損人功力，那可是一點都不含糊。舉兩個例子：

二戰結束前夕，邱吉爾因為保守黨在選舉中失敗，卸任首相。不過後來他仍在下議院擔任議員，當時是工黨執政。有一次下議院在激烈辯論，要不要將幾條鐵路收歸國有？這是工黨的主張，但是保守黨反對。激烈辯論一個上午沒有結果，中場休息時間邱吉爾去上廁所，這時候工黨的首相就在他旁邊一起小便，邱吉爾一看到首相在他旁邊，他就立刻離開換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小便。

這件事情讓首相非常不滿。後來就在走廊上質問他「邱吉爾先生，你知不知道剛才那個動作是非常沒禮貌的？」沒想到邱吉爾立刻回答「親愛的首相先生，並不是我沒禮貌，而是我真的怕您。因為貴黨只要每次一看到任何功能良好、尺寸巨大、又屬於私人所有的東西，就一定要收歸國有，所以我實在不敢在你旁邊尿尿。」首相艾德禮瞬間傻眼，不知道該說什麼？

邱吉爾有兩個女兒，他的二女兒長得非常美麗，後來擔任舞台劇演員，而且嫁給了一位英國的喜劇演員奧利弗。這個人出生平凡，而且因為是喜劇演員，所以專門在螢幕上搞笑。這當然使得這位老派作風的貴族很不喜歡自己的二女婿，每次都不給他好臉色。

有一次邱吉爾過生日，子孫都回來幫他祝壽。奧利弗就想趁機拍一下自己老丈人的馬屁，問道：「父親，您是二戰偉大的領袖，那麼您最欣賞的二戰期間政治人物是誰？」沒想到邱吉爾竟然回答：墨索里尼。這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很驚訝，因為這樣一位軸心國領袖而且表現這麼差勁，老丈人怎麼會說他呢？沒想到邱吉爾卻補充：「因為他敢槍斃自己的女婿！」

補充一下，墨索里尼真的槍斃了自己的女婿，就是長期擔任外長的齊雅諾伯爵，因為他在義大利即將戰敗的時候竟然跟反對份子合作罷黜了自己的老丈人。後來他帶著太太艾達在德國境內被逮捕，然後送交回自己老丈人手上，結果就GG了。

這個人在1930年代還擔任過駐中華民國大使好幾年，期間跟國民黨還關係不錯，向當時的中國空軍推銷義大利飛機，國民政府建立洛陽航校，基本上都聘請義大利教官與顧問，對中國空軍早期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所以他被國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勳章，表彰他對兩國關係的努力。

他反對跟德國結盟，除了對納粹的厭惡之外，也很反對義大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他比自己的老丈人頭腦清醒一些，認為義大利外強中乾，根本沒有辦法打這場戰爭。

他自從政之後就堅持寫日記，一直到自己被逮捕槍決為止。這些日記成為研究二戰在義大利方面非常重要的史料，甚至還成為紐倫堡大審期間用來指控德國在義大利境內各種暴行的證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