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犀牛 | 楊秉儒

看到很多青暝鳥都說這是假的?中國大陸哪來的犀牛?犀牛不是都在非洲嗎?

其實犀牛在地球上分為4屬5種:非洲大陸上的白犀牛和黑犀牛;亞洲地區則有三種犀牛,分別是體型較大的獨角犀(印度犀牛與瀕臨滅絕的爪哇犀牛)另一種是體型較小,遍體長毛的雙角犀,稱為亞洲毛犀(蘇門答臘犀牛)。中國大陸過去存在著上述三種亞洲犀牛,而影片中的則是屬於雙角犀種的蘇門答臘犀牛。

古代中國大陸有大量犀牛的存在,尤其是在漢朝時期(史料記載)數量更多。從古代中國的犀牛造型工藝品,到現代中國以古時為藍本再加以藝術增進的犀牛造型陶瓷擺設品,都包含着兩種亞洲犀牛:獨角犀和雙角亞洲毛犀的形態造型,證實了中國過去有犀牛的存在。

中國古代的詩詞和民間故事中都有提到犀牛,如:

唐代李商隱《無題》一詩的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漢書.西域傳下》:「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三國時魏人如淳註解曰:「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之所以叫做「通犀」,就是傳說這種犀牛的角中有一條白線,從角尖貫通到腦,感應靈敏。

《抱樸子.登涉》中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氣」之異體字)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

上述李商隱在《無題》一詩中就是引用了這個典故,用犀角「心」中的線,比喻兩個人心靈相通。

中國民間故事中的「望月犀牛」、神話故事中龍王太子以犀牛為坐騎,《異苑》、《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列傳〉中提到的「犀照」,敘述若燃點犀牛角,可目睹靈界神怪異象;而「犀照」一詞後來亦用來比喻洞燭幽微,明察事理之意。而中文詞句中的犀利、犀頂龜文、犀顱玉頰、拔犀擢象、如燃犀燭、束貝含犀、一點靈犀…等。足以說明犀牛在古代中國的地位。

中國古代遍地都有象和犀的存在,可惜因為被古人認為象牙可製工藝品,犀角可作為藥材,有退熱的功效而加以大量捕殺,最終象和犀逃避人類的捕殺不斷從中原往南遷徙移居,最終在雲南的大片熱帶雨林中停留。

習性群居的亞洲象僥倖能夠在雲南森林中生存至今,然而,習性獨居或兩三頭在一起的犀牛,最終因為人類盗獵犀角而在雲南於1957年(有另一說是在1927年)被宣告在中國絕種。不過,土地和周邊鄰國接壤達38萬平方公里的雲南省,還保留著面積非常廣大的熱帶雨林,很多都是人迹罕至的,其中仍存活著一些犀牛也不是没有可能;再加上周邊國家的犀牛越界走入雲南森林仍是時常發生的現象,隨著動物保育觀念與作為的提升,說不定有朝一日,犀牛會在雲南重現。

對宋代的重新認識 | 陳彥熾

一般對宋代的刻板印象,經常是積弱不振,在遼、金甚至西夏面前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只能以歲幣求和換取安全。不像漢唐盛世的積極進取,宋代被認為是偏安內向的朝代。但這些是比較表層的看法,以下就國際和國內因素進行分析。

就國際因素而言,一國國力之強弱是相對的比較。在五代十國期間,中國周邊有一些新興的外族如契丹人、黨項人崛起,他們創立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組織,以此加強了草原騎射武力的動員力,綜合國力強於過去的外族。契丹人建立的遼,和女真人建立的金,都擅於接納漢人,吸收其文明成果為己所用,而西夏背後又有遼的支持,因此對宋代國家來說,其實都是不好應付的對手。

僅管如此,宋代國家還是長期擋下了遼和金的進攻,在蒙古南下時擋了蒙古帝國數十年之久,在歐亞各國當中相當少見。如果宋代是「最積弱不振的朝代」,何以偏安南方的東晉、南朝不用揹負這種評價?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後,國祚和領土不比北宋多,受到吐蕃的多次侵擾,也曾經付給回紇歲幣,為什麼沒有人稱之為「積弱不振」?

就國內因素而言,宋代朝廷採取重視文人的國策,但不代表軍事廢弛,只是原先武人的軍事權力一部份轉移到文人身上,宋代不少文人有讀兵書、談軍事的喜好,在軍事科技上也出現火器的發明和使用的創新。實際上兩宋都有財政上的考量,以歲幣節省國防成本,換取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達到經濟高度發展的效果。

經過唐宋變革,宋代在耕地面積、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工商業稅收都大於唐代,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高度發達。在科技方面,四大發明有三項出現於宋代,其他有焦炭煉鐵法等科技創新,鐵產量超過了英、法兩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總合。

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廣銘教授評價,宋代是中國歷史在近代以前發展的最高階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宋代的現代性雛型,包括文人政治、商品經濟、思想文化等,都對後世有一定的啟發,值得深入探討宋代的歷史意義。

還原汪精衛 | 陳彥熾

汪精衛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史書寫上很容易被忽略的人物,由於過去相關的研究不夠多,僅以「漢奸」寥寥幾句帶過,容易被部份人士拿來否定抗戰、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因此有必要還原汪精衛本身的思想和經歷,以重新評價汪精衛。

汪精衛(1883—1944),廣東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學畢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由於文筆、口才流利,而受到孫中山的重用。1910年企圖以炸彈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而入獄,在獄中以數千字文批評清廷立憲不徹底,並留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汪精衛因此感動了肅親王耆善,最後被釋放。

民國建立後,汪精衛成為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主持召開二全大會。北伐期間作為「左派」的領導人主持武漢國民政府,後在南京國民政府和兩湖地方軍人的壓力下「分共」。寧漢合流後,汪精衛作為「改組派」的領袖,抨擊蔣中正「一黨獨裁」、提倡「民主」。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中正妥協,形成蔣主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汪主政(行政院長)的格局;此後汪精衛逐漸失勢,在五全大會後其改組派退出國民黨核心。

抗戰爆發後,汪精衛起初與蔣中正一起擁護抗戰,曾參與國防最高會議、抗戰建國綱領的擬定。但隨著抗戰時間的拉長,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先後陷落,汪精衛對抗戰前途逐漸失去信心。受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東亞新秩序」宣傳的鼓動(中日親善、相互提攜、共同防共),於1938年底秘密轉往河內發表《豔電》,響應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日後回到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與重慶分庭抗禮。但日後戰局對日本和汪政權愈加不利,汪精衛也因健康惡化,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

從刺殺攝政王載澧未遂、聯俄容共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到後來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汪精衛都有一貫強烈的信念,就是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但他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是無條件的反,為此可以投效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至於汪精衛的「左派」思想,他是工具性地從民族主義出發,以蘇聯社會主義反對歐美帝國主義,「扶助農工」對他來說只是襯托。汪精衛想在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完整保留傳統文化,聯俄容共和改組派時期的主張看似左,其實已經開始有跟馬克思主義切割的跡象,既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又想要和平漸進實現社會變革,則抗戰爆發後就剩下大東亞共榮圈的路了。

其實汪精衛在反清革命和聯俄容共時,有不少群眾支持。但長年跟蔣中正的私人恩怨,加上對抗戰缺乏信心,於是抗戰爆發一段時間後就到南京另立政權。當他決定投效日本時,實際上是眾叛親離的,跟他到淪陷區的人其實不多。汪精衛想要在自己手上實現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也被日本阻撓了,日本不讓汪政權派黨政軍人員到華北接收,只想讓汪政權當一個南方政權。

同時,在汪政權統治下,許多黨政人員和「和平建國軍」對日本和汪精衛是陽奉陰違的:表面上響應大東亞共榮圈和「和平運動」,實際上暗地裡跟重慶和延安方面聯絡,提供情報和物資給重慶和延安方面。汪精衛也發現自己的政權,處處受日人控制,日本在淪陷區實行的是掠奪性的殖民地式經濟,這樣的政權根本無法長久。但響應「和平運動」的路已經無法回頭了,汪精衛至死前都堅持自己的選擇。隨著二戰後期戰局對日本愈加不利,汪精衛的「和平反共建國」也終究化為泡影。

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 陳彥熾

在談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同時,除了兩岸問題之外,令人產生疑問的是,如何處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少數民族是否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實際上,中國文明並不是單一源流,而是多個源流融匯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從上古的中華民族多元起源,魏晉南北朝隋唐的胡漢融合,元明清的族群政治現代性雛型,到現代中國的建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多元一體的多族群國家。

各族群儘管風俗習慣和方言有所不同,但在源流上有密切的關係。既然周人可以入主中原成為中國人,則蒙古人和滿洲人也可以入主中原、作為中國的一份子,而元、清的皇帝都認同自己的政權代表中國,這些並沒有疑義,雍正《大義覺迷錄》正是說明這個道理。即使是漢人統治的朝代,並沒有歧視或清洗少數民族,而是實行因俗而治的治理,保障少數民族的權益。

特別是在元、明、清三代,形成了現代族群政治的雛型:藏傳佛教成為西北內陸邊疆族群(主要是蒙古族和藏族)的主要宗教信仰,中國中央政府與藏傳佛教建立政教合作關係,中央政府支配邊疆的實際領土,藏傳佛教支配漢地的精神世界,其領袖達賴、班禪接受中央政府冊封認可其地位。在清代前期,準噶爾蒙古對藏區的侵擾,使藏傳佛教引入清廷中央勢力抵禦準噶爾蒙古,同時賦予中國政府治理西北內陸邊疆的合法性,奠定了現代中國秋海棠的版圖。

到了現代,民國和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各項法律都保障各族群平等的權益,國民政府主張五族共和,給予蒙藏等少數民族自治權利。中共在長征沿途經過大片少數民族地區後,加深了對少數民族的認識,揚棄蘇聯加盟國制度,創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分離主義、主張民族團結和族群平等。由此加強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及其對北京中央的向心力。

在當今中國大陸社會,漢族和少數民族已經在生活上融合,並無太大的矛盾。若一味強調大漢族主義,重新挑起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矛盾,不但會加劇當前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會讓帝國主義有機可趁。過去日本侵華時,就企圖扶植各少數民族傀儡政權(如滿洲國、蒙疆政權)裂解中國,並煽動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矛盾,即是前車之鑑。對於西方和日本學界鼓吹的內亞史和新清史,其強調元清非中國的觀點,應加以警惕並重新商榷其內容。

在西方不斷宣傳中國大陸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時,中國大陸更應該提出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的建設性政策,並積極實行,破解西方敘事的迷思。例如對於西方不斷炒作的新疆「集中營」和「棉花強制勞動」議題,中國大陸除了積極闢謠以外,也加強民族團結政策和一帶一路建設,大力提拔新疆發展,是很有遠見的政策方向。在普惠民生和文化融合的方向上,讓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步上新台階,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族群融合的新篇章。

我的當代東亞史要點 | 郭譽孚

二次大戰前後,東亞地區的秩序觀,
是我們的媒體與教科書上,從來不討論的當代史要點。

大戰中日本虛偽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在戰火中消失了,
但是大戰後,大美帝國的新殖民秩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那就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安保條款,
至今美國還在日本有八十幾個軍事基地,
在1970年代初,美國大力把日本扶植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大美帝國之下的最高階殖民地。。。亞洲四小龍以下,再分別排開。

這時代,「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的青年省思「造反有理」,掀起各先進國家的學潮。

19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可能威脅大美帝國,這個殖民地太不乖了,
《廣場協議》震盪之下,日本失去了尊嚴,充分顯示了其真實的被殖民地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由「造反有理」的深入檢討中,認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為工具而充分利用之。

在深入檢討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大宗師亞當斯密被掩藏與忽視的名作──《道德情操論》,其中強調同情心的重要。。。
該書1979年開始中譯,六年後完稿;經過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至今至少有不同譯本二十多種;估計印行應該達百萬本;2016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青少年版專書,將亞當斯密的兩大經典,《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二書與該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讀物並列。。。

此外,據稱溫家寶先生不僅曾經五次公開向外界推薦該書;並且在2013年還曾經在訪歐期間,攜帶此書而推薦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改革開放」,是否由此書之發行可以讓我們想見其一斑?

這才是真實的大戰前後的東亞史實。。。

老蔣在抗戰時多次歷險 | Friedrich Wang

早上跟一位朋友聊著抗戰。他問「老王,老蔣先生在抗戰時期有沒有差點被日本人幹掉?」說真的,他出過好幾次危險,但是最危險的一次說是被日本人幹掉也可以,但其實是差點死於自己人之手。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到了尾聲,國軍開始組織撤退。當時,老蔣在最後的軍事會議上表示自己與夫人將會是最後一個離開武漢。當天六點,他的Ju52起飛,還有4架戰鬥機護航,目標重慶。

結果,起飛半個多小時,領航員告訴老蔣:飛機的導航系統故障,無線電也壞了。老蔣就告訴他:你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反正重慶也不遠,到時候再找一下機場。沒有想到,領航員又告訴他:更壞的消息是起飛的時候忘記加油,現在飛機快沒汽油了。

沒辦法,那時候立刻回頭飛回武漢。就在老蔣的飛機抵達武漢機場上空的時候,看到下面的國軍正在跑道上埋置炸藥,也就是老蔣如果再晚回來10分鐘,他的飛機就不用降落了。

加好油,起飛,不到4個小時,日軍就攻佔武漢機場。也就是說,這中間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差錯,他老人家要不然就自殺,要不然就是被日本人活捉。

怎麼樣?夠刺激吧。這就是戰爭,簡單但是殘酷,間不容髮,一瞬間就決定生死。不僅老蔣,他的兩個兒子,親生的那一個被送到贛南敵後,收養的那一個放在潼關前線,而他自己跟老婆則是屢屢驚魂。這一家人,隨時都準備為國犧牲,他們自己應該很清楚。

在互聯網這麼多年,筆者永遠都在告訴所有台灣的同胞們:戰爭一點都不好玩,戰爭不是開玩笑的,把你推向戰爭的人絕對不會是對你有任何一點感情。

鄭和下西洋為何中止?從環境史角度看中國發展的挑戰 | 陳彥熾

過去對鄭和下西洋中止的原因,多半歸咎於皇權為鞏固統治、不思進取,使中國錯失海上發展的歷史機遇。這段論述有很明顯的東方專制主義偏見,認為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有一個專制的大政府,扼殺了各方面的發展,致使其落後於西方。但以上面提到的鄭和下西洋為例,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很多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明中葉韃靼人的進攻,使明朝朝廷必須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在長城防禦。以近代以前農業國家的條件,要同時兼顧陸上防禦和海上的大規模發展有一定的難度,使明朝朝廷不得不暫停船隊航行。
第二個因素,是鄭和下西洋屬於朝貢貿易,對各國厚往薄來、入超過多、虧損連連。
第三個因素,則是建造和修理船隻的木材不夠了。

為什麼木材會不夠呢?中國砍伐木材的歷史很早,隨著人口和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本國木材逐漸不敷使用。煉鐵、冬季取暖、興建建築物等等都需要大量木材,對山地丘陵的濫墾濫伐,剩下能用於船隻的木材相當有限。歐洲海權國家則因人口較少,溫帶海洋性氣候木材豐富,加上殖民美洲獲得大量的森林資源,才得以突破環境制約,是展開航海活動的其中一個條件。中國沒有像歐洲海權國家那樣掠奪殖民地資源,自然受到種種環境制約,在工業革命後被西方列強超越。

森林資源短缺、濫墾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問題,到晚清民初人口過剩時特別嚴重,水旱災頻仍,農村經常有大饑荒。國民政府有嘗試人工造林和農村救濟,但成效相當有限。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三北(即西北、華北、東北)防護林等工程的啟動,中國森林面積才有顯著的回升。根據NASA衛星資料,在2000–2020年間,中國森林面積增加幅度為世界第一。

隨著其他燃料和能源的開發,中國不再依賴對木材的大量砍伐,不過仍然面臨其他的環境問題。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一個特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需要中國政府和社會一同努力,建設青山綠水的家園。

撒旦與魔盒:世界動盪的根源 | 張魯臺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

我的祖國-回應賴的「祖國說」 | 郭譽申

賴清德在國慶晚會上致詞:「以年紀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引起不少議論。他的說法怪怪的,但「祖國」似乎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不予置評,卻勾起我說說我的「祖國」。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我的「祖國」,我的「祖國」是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別是悠久中國的一個政府、一小段時間;祖是祖先,表示很多代、長時間的傳承,因此我的「祖國」是悠久的中國,而不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祖國」是中國,所以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因為我出生和活在台灣。)

中國的最大特色是歷史悠久,不曾間斷。《史記》記載了夏商周三代和更早的傳說時代。夏朝時雖然沒有文字,很多考古證據足以推論夏朝的存在(參見《夏朝存在的證據》),從夏朝算起,中國有將近四千年的歷史。中國曾經分裂,但總能復歸統一,而統一比分裂的時間長。中國曾經亡於北方的遊牧民族,但入主中國的異族都被中國人逐漸同化,一兩百年後也變成中國人(入主中國的異族王朝都被編入二十四史的中國正史),中國及其文化因此得以延續至今。世界上是有些古國早於中國,但是都早已滅亡,其文字、文化等已斷絕,只能靠考古的發現。

中國的文化也很獨特,與多數國家的一神教文化不同。周朝初期的周公刻意消除了商朝迷信鬼神的暴力文化,而以儒家的道德文化取代之(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到春秋亂世,孔子延續及發揚儒家,自漢朝以後,儒家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除了儒家,中國文化還包含道教和佛教,都是多神教。在一神教,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有強烈排他性,因此在歷史上爆發許多宗教戰爭;中國文化包容性高,少有排他性,因此很少發生宗教戰爭之類的衝突。現代崇尚理性,神的存在被質疑,損害一神教文化的基礎;中國儒家文化不基於神,沒有這問題。

由於儒家文化,中國重視德治、文治超過軍功,因此三千年來流傳很多文學傑作和立德立功立言的典範人物,而且中國的山水古蹟大多與文學傑作和典範人物有關聯因而成名。這些都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我家有家譜,記載了很多祖先,他們都是中國人,我自然也是中國人,我的祖國就是中國。中國有包容性高的文化,以及很多文學傑作和典範人物,我以祖國的文化為榮。中國有不曾間斷的悠久歷史,顯示中國文化是經得起考驗的,必定能夠帶領中國偉大復興。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昭示,祖國的偉大復興已經不遠了。不亦樂呼?

馬克思是否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 | 郭譽申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