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內法」這四字不是出自先秦典籍，而是後人總結歷代帝王統治模式時所創造的政治術語，有學者認爲中國最早具備「外儒內法」統治風格的皇帝是漢宣帝劉詢。

漢宣帝出身皇族，是漢武帝劉徹的曾孫。他的祖父戾太子劉據原為太子，但在「巫蠱之禍」中被誣陷謀反，最終自殺，全家遭受牽連。當時，劉詢尚未出生，母親在獄中產下他，並很快去世，他則被送入囚牢，由獄卒史恭與病囚許廣漢暗中照顧，才得以存活。後來，漢武帝察覺巫蠱之禍的冤情，將劉詢送至民間撫養。他在普通百姓家庭長大，過著平凡的生活，接受基礎儒學教育，對社會民生有了深刻體會，這段經歷影響了他日後的治國理念。

公元前74年，漢昭帝去世無嗣，權臣霍光原本擁立昌邑王劉賀，但劉賀行為不檢，被迅速廢黜。朝臣們認為劉詢血統純正、品行端正，最終擁立他為帝，是為漢宣帝。即位初期，霍光仍掌控朝政，漢宣帝隱忍皇后許平君被害（註1），表面上對霍光尊敬，實際上暗中培植勢力。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漢宣帝開始削弱霍氏勢力，最終在公元前67年徹底清除霍光家族，恢復皇權，確保中央集權不再受到外戚與權臣的威脅。

今天我按以上故事，証明「外儒內法」是因漢宣帝而來：

內法：來自霍光專權的教訓
霍光專權的經歷讓漢宣帝深刻認識到權臣專政的危害，因此他在鞏固政權後，採取法家式的強硬措施：
• 削弱相權，強化皇帝對朝政的直接掌控。
• 嚴格執法，打擊貪腐與官員失職，如嚴懲貪官許廣漢。
• 維持邊疆穩定，對匈奴採取「恩威並施」的策略，保障國家安全。

外儒：來自自身的平民經歷
由於幼年曾在民間成長，漢宣帝對百姓疾苦有深刻理解，因此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
• 減輕賦稅，減少徭役，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 提倡儒學教育，延續漢武帝以來的五經博士制度，任用儒生官員，如丙吉、韋賢等。
• 推動德政，以儒家倫理約束官員，確保社會穩定。

儘管中國歷代帝王多以「儒家治國」自居，但實際上，「外儒內法」才是中國封建統治的真正模式。漢宣帝的政治手腕，為後世帝王提供了典範，特別是：
1，唐太宗李世民：表面推崇儒學，但實際上運用法家思想削弱貴族勢力，強化中央集權。
2，宋太祖趙匡胤：以「文治」形象示人，但實際上透過軍權控制官僚，防止藩鎮割據。
3，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大明律》，嚴格控制官員，同時提倡儒家經學，以道德約束百姓，維持社會倫理秩序。
這些皇帝都奉行了「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導致漢宣帝「外儒內法」的國家治理方法，成為中國帝制政治的核心思想。

最後，我們讃揚當代中國政府，在懲治貪腐及推動「共同富裕」的努力，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變遷，我們期許當代中國政府，深化黨內民主，促進社會在「民主法治化」的發展。

註1：漢宣帝的愛情故事流傳千古，「故劍情深」成為忠誠與不忘舊愛的象徵。在他仍是平民時，曾與女子許平君訂婚。登基後，權臣霍光希望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皇帝，以鞏固家族勢力，但漢宣帝堅持信守承諾，立許平君為皇后。 然而，霍光的妻子霍顯因不滿許平君成為皇后，密謀毒殺了她，改立自己的女兒為后。漢宣帝悲痛萬分，但因霍光尚在，無法立刻復仇。霍光去世後，他迅速剷除霍氏，追封許平君為「思皇后」，以示懷念。

漢宣帝為立平君為后，曾對大臣說：「故劍，猶可佩乎？」大臣回應：「新人不如故，人亦如之。」這段對話象徵他對許平君的忠誠，「故劍情深」也成為後世形容堅定感情的成語。

在古代的小說裡面常常出現，冬天穿的棉襖、裘草拿去當舖，可以換來一些錢。可見一件事：衣服在古代是值錢的東西。今天在舊衣回收箱裡面，都可以找到一大堆別人不要的衣服，怎麼竟然在古代是當舖會收的？

中國目前找得到最早的棉紡織品是在南宋，普遍要到元代。所以我們今天在元朝之前的墓葬中能找到的古代衣服、紡織品，基本上都以麻、綢緞、動物皮毛為主。

絲綢昂貴，一般人根本無法穿得起，所以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以麻為主，但是麻所製作的衣服無法保暖，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只能用兩種方法來熬過冬天。首先就是在麻衣之內，塞入大量稻草，來盡量保暖。要不然，就是穿所謂的動物皮毛，這些皮毛並不是我們今天印象中的狐狸、羊毛等等，而在古代被稱作「雜裘」，就是各種動物的毛皮縫在一起，所製作而成的。而其中就包括了貓、狗、兔子，甚至豬皮等等各種動物的皮毛。這個比較保暖，但是通常製作困難，一個人能有一件就不錯了，所以大多時候還是穿麻衣。

所以古代的冬天非常難熬，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凍死人是常見的現象。室內烤火，必須要有良好的通風，否則就會發生中毒。而且房屋大部分是茅草或者木材，也很容易發生火災。而所謂的炕，也很耗費燃料，用起來也不容易。所以，我們在《水滸傳》、《金瓶梅》這些小說裡面看到布料作為一種體面的禮物，在古代是很拿得出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時代，想要好好穿衣服都沒那麼容易。

其實古代的歐洲人的狀況也差不多，基層的農民在冬天同樣很難過。我們今天會覺得穿衣服是再簡單不過的事，那是工業革命所賜。工業革命，使得工廠大批量生產各種衣服，而且有固定的款式，也有質量的要求，才讓多數人可以穿到便宜又保暖的衣服。

古代人類的生活沒有我們想得那麼美好。很多人反省工業革命的得失，但筆者認為身為一個現代人還是必須要感恩。

琉球有三國，向與日本歷代政權平等往來。明太祖洪武5年(1372)，三國均向大明稱臣，接受冊封，依大明典章制度進貢。明成祖永樂帝崩後5年(1429)，三國一統(早於日本統一160年)，續受大明冊封，稱臣進貢，歷兩百餘年。

至明萬曆年間(1609)，日本德川幕府薩摩藩(所謂倭寇)入侵琉球，擄琉球王至日本，簽約稱臣，割地進貢。但琉球王仍然心向中國，明替清興，稱臣不變，琉球歷任新王繼位，均遣使中國請封。相較於「被迫對日稱臣」，有別天壤。

再兩百餘年，至1868(清同治末)，日本維新政府置琉球於日本縣轄之下；1871(光緒初)牡丹社事件源起，日本干預中琉關係；1872，令琉球王子赴日朝拜，宣稱琉球屬日本內藩；1873，兵臨琉球，廢舊立新，令琉球租稅上繳日本；1875，派兵進駐琉球，令琉球奉明治年號，不得再進貢中國；1879，日本明治天皇遷琉球王室於東京，強分琉球南北為二，北歸日本為沖繩縣，南歸中國。琉球滅亡。但中國應琉球人之請求，並未同意與日本簽約。

1895，甲午戰爭，中方戰敗，日本全面併吞琉球。1916(中方進入民國)，琉球學校禁說琉球語。1931日本侵華東北，1937抗戰爆發，1939二戰爆發。1943《開羅宣言》議定戰後中美共管琉球。

1945，美國跳島戰術進攻琉球，日本下達玉碎令，清洗琉球人，令父母殺光子女後再自殺，學校學生集體拉到崖邊跳海，許多荳蔻年華的中學女生，縱身臨空之際，托海風送來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什麼？」。死難者26萬餘，琉球人三去其二。
日本教科書2007年審查前與修改後的對照如下：
「日軍發下手榴彈讓居民集體自殺或互殺」|（發生以日軍發下的手榴彈集體自殺與互殺之事）
「被日軍強迫進行集體自殺」|（情勢所逼，有人集體自殺）
「有人被日軍趕出防空洞或被日軍逼到集體自殺」|（有人被日軍趕出防空洞，也有自殺的居民）

1945日本無條件投降，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放棄「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包含琉球。
1947聯合國協定交美國托管。
1951舊金山合約交聯合國托管。
1970美國將琉球「施政權」轉給日本。
1971美日協定琉球歸還日本。

經過日本大量移民琉球，以及新生代的誕生，真正自認琉球人所占比率大幅凋零，琉球獨立復國的聲音雖然始終未歇，民調上已是個位數，人少音小，加以面對獨霸全球的美國與日本聯手，琉球之名終將被忽略、遺忘，而由沖繩取而代之，幾成定局。

我是外省第二代，從小就聽父母講抗戰時的經歷，不過這幾十年，台灣已經愈來愈少提到抗戰。《正義之戰》（[1]）是台灣少見的討論抗日戰爭的書，不強調戰爭的過程，主要講述中國大陸在戰後對抗戰歷史的態度和作為，也及於外國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兩岸和西方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各不相同，並隨時間和政治而改變，令人感慨。

現在的世界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期，戰勝國美國、英國、蘇聯/俄羅斯，尤其美國，共同協商決定的，因此二戰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成為國際的共識，而戰勝國在戰爭中的貢獻具有正義和道德的光環。

大概由於美國的霸權和廣泛宣傳（例如拍了不少電影），西方人普遍認為，二次大戰的亞洲部份主要是美日的太平洋海戰，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戰場的艱苦抗日戰爭。這從作者2013年出版的《 Forgotten Ally（被遺忘的盟友）》（[2]）的書名可見一斑。中國的貢獻被忽略，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在抗戰後迅速的失敗，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貧弱，以及後來在意識形態不同和中美競爭下，美國不願提高中共的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幾乎完全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因此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1980年代，在胡喬木的推動下，中共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開始肯定國民黨將士對抗戰的貢獻，並且建立了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83年開始籌備，1985年落成）和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984年開始籌備，1987年落成），但是到1987年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開放的氛圍轉為比較謹慎。

1990年代以來，大陸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逐漸升溫，還出版了一本專注於這主題的新期刊《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創刊），「一邊收錄抗戰研究文獻，一邊以學術方式幫黨國當時高舉的民族主義背書」。21世紀之後，抗戰研究不僅肯定國軍對抗戰的貢獻，也可以探討過去的禁忌人物蔣介石的功過，給予一些正面評價。習近平主政後也很重視抗戰研究，既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也推動兩岸合作研究抗戰，以利於兩岸融合。

台灣對抗戰研究一向持開放態度，但並不鼓勵。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期雖有一些紀念抗戰的活動但是絕不張揚，以避免日本的抗議及損害「聯日反共」國策。等到政黨輪替之後，抗戰的歷史和紀念就更逐漸消聲匿跡於媒體和中學教材，而成為綠營「去中國化」的一部份，有些綠營人士甚至痛心於抗日戰爭使台灣回歸中華民國！

作者對台灣友善而對中共則否，大約是西方人的普遍心態。未來大約會是西方人一起紀念二戰而中俄一起紀念二戰的两個世界！

[1] 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天下文化，2023。（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2020）

[2] Rana Mitter《被遺忘的盟友》天下文化 ，2021。（ 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2013）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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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下列視頻所言非虛，只要貫穿整個革命黨的革命宗旨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他們真的是要為國家復興發動革命嗎？《開誠公告十八省豪傑書》也點明日本的企圖，利用革命黨分化中國內部，最後達到日本佔領東北的目的。

“反清复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辛亥革命早期的思想…

日本為什麼會對中國的滿漢矛盾這麼了解，因為明朝滅亡後，大批朱明的皇親國戚都逃到日本去，在理學上開啟了朱熹理學在日本的傳播，在文化上讓日本人覺得自己是理學和心學的繼承人，這也解釋他們認為侵略中國為什麼是在振興中國。

在甲午戰爭之前雖然沒有派遣的留學生，但中日之間一直有往來，日本也一直在收集中國的各種情報。日本傳統戰略就是佔領朝鮮半島，要佔領朝鮮半島就必須提防大陸政權對朝鮮半島的軍事援助，所以他們很早以前就在調查中朝的關係與實力，並在朝鮮半島上散布「合邦」的思想，這也是為什麼大院君與明成皇后有黨爭的原因。

革命思想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發展起來的，這時間點剛好就是清朝在1896年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這批留學生就在日本接受了革命反滿的思潮。《十月圍城》中胡軍演的閻孝國是滿族將軍，拜師李玉堂，李玉堂是留日的留學生，1900年返回中國，然後推動反滿革命。但歷史事實是，當年送去日本的留學生中，滿漢學子都有，日本人在教授這種思想時，就造成了當時滿漢兩派人的對立，光是在日本這兩派人就已經打起來好幾次，這也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滿清讓國以後，全國各地的屠滿事件，西安、荊州、武漢、南京、京口（我家，駐防編制1500人，連同家屬約五六千人，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杭州、福州、廣州等等各地的屠殺滿人，這都是在革命黨人保證保護各地滿人安全，絕不清算的合約之下，立即翻臉毀約的事件。所以我一再主張孫中山是民族恐怖份子，而革命黨沒有一個好東西。

我個人情感上，少年時期曾經崇拜過孫中山，我曾謀劃過在各大學裡籌組社團發揚三民主義，積極推動中國統一，以孫中山後繼者自居。但了解這段歷史後，我便痛恨孫中山。然而理性上我是支持民生主義的，即便我怎麼唾罵他是國賊，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他依然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臣。可話又說回來，儒家思想本來就有著強烈社會主義的精神，特別是在天下觀與大同思想上，所以孫中山有功，也只是助推之功。

杜正勝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專長於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他去年出版《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大部份內容是基於古代歷史，最後歸結到今日中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是客觀無疑的，但是對歷史事實的解讀卻是主觀偏頗的。台獨反中者總把歷史中國解讀為惡質的，然後加諸今日中國！

書中把過去一萬年的中國歷史分為三期，原始社會、城邦時代、編戶齊民，大致對應到上古多元文化期、五帝三代封建期、秦朝開始的朝代郡縣期。這樣的分期應屬合理，掌握了主要的社會狀況，但是當然有少數例外，譬如在編戶齊民期，有些新獲得的領土可能尚未（或許不適合）實施戶籍制度。

在編戶齊民期，作者強調，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才算是中國的領土，未實施編戶齊民的地區只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雖然古代國家的掌控力不比現代，國家的疆域較難清楚界定，作者卻是刻意限縮古代中國的疆域。若照作者的說法，歐洲國家在近代以前幾乎都未編戶齊民，就都沒有領土了！

中國的形成當然與異民族的中國化或漢化很有關。書中強調：「中國政權的本質，力所及之地就要征服，要治理，還要改造（成為中國人）。」卻不提異民族的大規模漢化更發生在異民族統治（部份）中國地區的時候，包括周朝時中國地區有很多異民族的邦國、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的286年、五代十國的54年、金朝和元朝的242年、清朝的268年。大部份時間，中國的武力都比不上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治理、改造」實在說不上是中國政權的本質。

書中完全不提相當明顯的事實：始於西周初期（約公元前一千年）的儒家思想是形成龐大中國的主要原因，因為儒家思想幾乎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基督教也有普世性，卻晚了約一千年），又有益於社會穩定和和諧。當時中國周邊的異民族多半沒有文字，即使有也很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因此逐漸融入漢族或中國人。（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中國自古主張同化異族，何錯之有？》）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大多為了利於統治也自稱黃帝的後裔），有助於其融合成為中國人。作者指控，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是神話式的虛構。筆者同意作者的指控，但要補充，這是非常善意和智慧的虛構，使得不同的民族間少了很多歧視和對抗，而勝利者也會比較善待失敗者。

書中以很多篇幅介紹中國的「天下中心、天朝上國、四夷來朝」心態和作風，並批評其為虛榮心而無益國家。筆者同意作者的批評，但否定他把這心態和作風加諸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協助很多國家發展基礎建設，如一帶一路，都對双方的實際經濟有益（雖然偶有損失），而絕非中國浪擲虛榮心也。

杜院士很有學問，但可惜他台獨反中的意識形態歪曲了他的中國觀！

[1]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一卷文化，2023。

從棉花與棉布的生產歷史來看，它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與社會結構，還涉及一系列資源爭奪與戰爭，包括奴隸制度、美國南北戰爭以及全球殖民擴張等重大歷史事件。以下是相關的歷史脈絡：

一，棉花的早期歷史與全球擴散
  • 棉花種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並逐漸傳播至古埃及、中國和中亞。
  • 16世紀，隨著歐洲航海大航路的開啟，棉花進一步成為全球貿易的重要商品。歐洲列強開始依賴殖民地提供棉花原料，並在本土製作棉布。

二，黑奴與殖民時代的棉花經濟
  • 16至19世紀，歐洲列強（如英國、西班牙、法國）殖民美洲、非洲和亞洲，將棉花生產與奴隸制度結合。
  • 三角貿易：歐洲將武器、商品輸往非洲換取黑奴，奴隸被運往美洲種植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再將棉花出口到歐洲的紡織廠。這形成了掠奪式的全球資源供應鏈。
  • 美國南方的大型棉花種植園依賴黑奴勞動，成為19世紀全球棉花生產的核心，供應英國的紡織工業。

三，棉花與美國南北戰爭
1，南方的棉花經濟：19世紀初，美國成為全球棉花的主要供應者，約80%的棉花出口至英國。南方州依賴棉花出口與奴隸制度。
2，北方的工業化：北方發展工業，反對奴隸制，主張自由勞動市場。
3，戰爭背景：
   • 南方州試圖維持棉花經濟和奴隸制度，而北方的廢奴主張與保護關稅政策損害了南方利益。
   • 棉花的經濟重要性加劇了南北分裂，直接引發了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
4，戰爭影響：
   • 戰爭導致美國內部經濟重組，廢除了奴隸制度。
   • 全球棉花供應短缺，英國和歐洲轉向埃及、印度等殖民地擴大棉花種植。

四，工業革命與棉花的全球爭奪
1，英國的工業革命：
   • 棉布是工業革命的第一個大規模產品，帶動紡織機械與蒸汽機的發展。
   • 英國通過殖民地（如印度）獲取廉價棉花，並將工業產品傾銷回殖民地，壓垮當地手工業。
2，印度的棉花貿易：
   • 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印度的棉花出口，榨取當地資源，引發農民貧困與飢荒。
   • 棉花成為大英帝國全球貿易網絡的重要支柱。

總結
棉花作為一種看似普通的作物，實際上在全球經濟與政治歷史中，曾經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黑奴貿易到美國南北戰爭，可知過去棉花不僅是全球資源爭奪的焦點，也塑造過去全球化不平等格局。瞭解過去棉花的爭奪歷史，有助於我們瞭解當今全球資源的爭奪，洞察晶圓控制權的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