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

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在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

習近平訪問匈牙利，又讓一個早就不必再爭論的問題竟然熱了起來：匈牙利人是不是古代的匈奴人？

其實這個問題早就已經有許多人做過考證，甚至有專書出版。簡單說，匈牙利人在主體上是來自東歐草原的馬札爾人，但是在歷史上來自亞洲的草原民族進入匈牙利平原有許多次，所以今天的匈牙利人肯定也有濃厚的亞洲血統。我們姑且先不論遺傳學或者人類學上的證據，光是在語言上就可以看出來一個特點：歐洲所有主要的語文都是屬於所謂的印歐語系，這個系統下的特徵在表達姓名的時候，都是名在前、姓在後，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唯獨匈牙利文是一個例外，姓在前、名在後，可說是典型的亞洲風格。

事實上，連到底什麼是匈奴人都值得討論。因為匈奴人沒有文字，所以我們今日討論匈奴就必須用他的敵對農業國家的史料，比如說我們研究匈奴最可靠的就是《史記》與《漢書》當中的《匈奴列傳》，以及與匈奴有過交手的文臣武將列傳與皇帝本紀、表等等。但是這些它的敵對勢力，比如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所做的紀錄，或許不見得客觀，而大部分都把重點擺在他們的行動方式、經濟活動、作戰技能、甚至於部分的習俗，卻很少記錄他們到底是什麼膚色，或者他們到底用什麼語言？

匈奴語，可以確定存在，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各國的史料都提到匈奴人是有自己的語言。但是匈奴人到底長什麼樣子？要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之後，才在考古學的挖掘之下，逐漸從地底解開了這個謎團。簡單說，所謂的匈奴人是各種膚色都有，但是以黃種人為主。白色高加索人種，也同樣出現在匈奴的墓葬當中。

所以我們簡單說到這裡，就成為現在大多數學界的一個共識：「匈奴」應該是一個集合名詞，也就是逐水草而居，以放牧為主要經濟方式，彼此形成一種強大的草原部落聯盟，而他們的敵人，包括上面所說過的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就把這些有類似的經濟活動，或者社會組織的草原部落全部統稱為匈奴。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史書當中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史記》、《北史》之中就寫得清清楚楚，匈奴的冒頓單于擊敗東胡，殘餘的東胡人四散逃逸，主要分為鮮卑、烏桓兩支，他們臣服於匈奴，所以也常常自稱為匈奴人。後來等到南北朝中期，鮮卑族強大，許多在塞內外的匈奴人也就改稱自己為鮮卑人。後來鮮卑人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之後，塞北最大的對手是柔然人，當時的突厥人一開始也自稱自己是柔然人。後來柔然被打敗，然後跟當年的匈奴一樣往西走，殘餘的柔然人也就改稱自己是突厥人。

類似的例子，在草原當中常常出現，我們可以繼續舉例。比如，唐朝開元末期之後，回紇人逐漸強大，反而壓到以前所追隨的突厥人的頭上，所以就有不少的突厥人改稱自己回紇人。五代十國時期，契丹人強大，許多女真人被稱為「熟女真」，也就是同化成契丹人。

所以這個名稱問題根本就是他們的對手，也就是農業民族的歷史記載所製造出來的，可能在草原遊牧民族的生存法則之下，誰強大，那我就是誰，因為彼此之間的生活方式差別不大，要融合起來困難也不多。這些草原民族大部分都必須面對嚴厲的生存競爭，對他們來說融入強者才是生存之道。

匈牙利人身上，或許有一些當年匈奴人的血液，但是兩者應該不能畫上等號。

近日，湖北省博物館公佈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主人——“喜”的3D復原像。一位秦代的刀筆小吏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為他長眠的墓穴裡隨葬的千餘枚竹簡，讓身處現代的人們瞭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簡上，雖寥寥數字，卻生動、豐滿，充滿魅力。

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佐證，也讓人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透過已發現的超過30萬枚簡牘，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歷史故事，跨越千年，躍然眼前。

簡牘承載跨越千年的歷史

從先秦到魏晉，長達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先民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大多由簡牘記錄並傳承。翻閲簡牘，如同打開了古代的“百科全書”——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一方面，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實證歷史；另一方面，簡牘的獨特優勢無與倫比——很多內容是傳世文獻未能盡數展現的。

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秦簡。里耶一號井共出土3.6萬餘枚秦簡牘，字數約20萬，主要是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間，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文書檔案。從人口、物產、賦稅到郵遞、司法、醫藥等，涵蓋了當時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這被視為繼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里耶作為第一手的出土文獻材料，簡牘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譬如，據一些文獻記載，秦始皇完成大一統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並無“洞庭郡”。而這裡的記載，恰恰證實了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已設有“洞庭郡”。

綿亙萬里的古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重要通道，甘肅目前出土簡牘6萬餘枚，其中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枚“里程簡”，意義尤為重大：一枚記錄了從長安出發西至張掖郡的20個驛置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里程，另一枚記錄了漢代河西四郡的驛置道路里程。兩者共同勾勒出絲綢之路東段路線圖，實證了古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簡牘的隻言片語承載了真實過往。傳統史籍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關注、得以載錄。我們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內容，主要是來自對名臣賢士的往昔歲月交代，而且多有定式化的描述。大量簡牘的重見天日，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對普通民眾、基層吏員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難得而真切的呈現。

在秦代，基層官員在食堂吃飯要“刷卡”，以打叉或畫圈標記；一名叫“弘”的漢代小吏在懸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筆筆清楚地記錄下他經手的每一批絲路使團的來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漢代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攤了朝廷派來慰問的使者接待費用，每人均攤55錢…

竹木無言，文字有意。簡牘，勾勒出歷史的“大事件”和“小細節”，讓泱泱中華文明更加真切、鮮活。

簡牘蘊藏中華文脈密碼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絶，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如同先秦時期一個微縮的圖書館。」專家這樣評價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發現的價值。郭店楚簡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獻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記載的16篇古籍，有13篇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為首次面世，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神州第一書”。

山東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甘肅武威《儀禮》，敦煌、居延《倉頡篇》《急救篇》…記錄在簡冊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傳。

秦律是中華法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古典文獻中只留下一些不成體系的片段記載。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發現，改善了這一局面。“喜”的墓中沒有值錢的陪葬品，而是層層疊壓的竹簡，以及書寫、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筆、銅削。

1155枚竹簡、4萬餘字，在這些“喜”生前摘抄、記錄的“工作筆記”中，有《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為吏之道》等大量細密詳備的律令簡牘，其中《秦律十八種》包括土地耕作和農業生產相關的《田律》，貨幣、財物相關的《金布律》，驛傳供給飯食相關的《傳食律》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頭，對後世2000多年影響深遠。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餘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這些暫被命名為《樂譜》的簡牘，使人們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簡牘，既映射傳世文籍所記載的文明光輝，也填充了傳統史籍未能盡數展現的文明縫隙。

簡牘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多的簡牘得以修復，不斷實證中華文明的有序傳承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西北出土的漢簡記載了大量漢代西域管理、絲路往來、典籍西傳的細節，凸顯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於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中國發現並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在懸泉置漢簡中，可找到樓蘭、且末、烏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使者途經懸泉置的“印跡”。譬如，漢簡《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中就曾記載，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漢廷在懸泉置佈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漢武帝之前，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西南夷地區有滇、夜郎等數十個乃至上百個部族或所謂的古國，創造了高度發達並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漢武帝時期在雲南設益州郡，是當地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此，當地進入到漢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圖。

雲南河泊所出土的簡牘有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國職官和官署的記錄，表明漢朝派專門官員對其進行管理。這些表示，漢朝設置益州郡後，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雲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

各地習俗不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利用律令加以統一；《日書》中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則將秦地與楚地的月份名稱一一對照，讓人一目瞭然。專家認為，這應是在秦統一後，特意編製此類手冊，讓原屬不同文化和習俗圈的民眾便於溝通。

隨著釋讀和研究的深入，簡牘作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更加凸顯。梳理各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不難發現“漢承秦制”。作為統一的王朝，漢朝延續發展秦朝治理體系，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地區、西南邊疆，各地的職官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傳等基本趨同。這說明，在設置郡縣、納入王朝體制的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趨勢明顯。

如今，簡牘中蘊藏的文化密碼不斷被破譯，人們可以從中探尋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歷史依據，更可從中深切感悟文化歸屬與自信。

雲夢縣博物館展出的睡虎地M11出土的《為吏之道》律令簡牘（複製品）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的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置木簡（漢代）

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左）
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拼版照片）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從小念歷史講的大多是各朝各代的帝王將相的事蹟得失。歷史人物雖然有其重要性，國家的興替其實更取決於其政治制度的運行，如財政。劉守剛教授的《何以帝國》（[1]）是一本簡明的中華帝國財政史，始自春秋戰國，直到清朝末年，並不詳述每一政權的財政，而是討論重要的財政措施。

財政是國家「為了公共需要而運用強制力量，獲得並運用錢財的活動」。公共性和強制性是財政的重要特徵，早期的國家公共性較不明顯，愈趨近代，公共性愈明顯。財政需要徵稅，徵稅大致有三種形式：稅人、稅地、稅商。稅人是按人頭徵稅或讓人親身服役；稅地是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根據產值）來徵收糧食或貨幣；稅商是對商業活動徵稅或徵許可費，或者政府參與商業活動謀取利潤（官營）。

作者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在春秋和之前是城邦時期，從戰國到清末是帝國時期，清末之後逐漸成為現代國家。國家有三要素：人口、土地和公共權力。在不同階段，國家最重要的要素不相同：城邦時期人口最重要；帝國時期土地最重要；現代國家公共權力最重要。

中華帝國以農立國，稅地是主要的徵稅方式，但稅地在當時有技術上難度，需要丈量土地，評估土地的等級，登錄土地的擁有者等等。
稅人容易執行但有明顯缺點，每個人的財產和收入不同，人頭稅該課多少？讓人親身服役不如課稅金，再用稅金雇用專業人員取代常人服役。
稅商也有技術上難度，甚至比稅地更難。

王朝開始時一般都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因此人口少、無主之地多，王朝於是能夠實行「均田」，給每個男丁分配定量的土地；這時容易徵稅，因為稅人等於稅地。幾十年後，人口持續增加，但王朝已無土地可以分配，而且由於土地買賣，每個男丁擁有的土地不再相同，這時王朝不得不面對上述稅地的技術難題；此外，總有些貴族、官僚、仕紳獲得免稅特權，他們可能兼併愈來愈多土地，使國家徵到的地稅愈來愈少；這些導致王朝中期常需要實行財政改革，如西漢桑弘羊、唐朝楊炎（兩稅法）、宋朝王安石、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清朝雍正帝等都是，財政改革一般不容易成功。

宋朝商業非常發達，又為了籌款抵抗遼、西夏、金、蒙古等外敵，稅商變得重要，收到的稅金超過稅地；由於稅商，也鼓勵商業。
元朝繼續稅商，但手段惡劣，成為對人民財產的掠奪。
明朝朱元璋看到元朝稅商的缺失，不再重視稅商，也不鼓勵商業，而回歸稅地為主。
清朝繼續明朝以稅地為主，到清末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才重新實行稅商。

[1] 劉守剛《何以帝國：跟著錢走，看見不一樣的中國史》漫遊者文化，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