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在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

習近平訪問匈牙利，又讓一個早就不必再爭論的問題竟然熱了起來：匈牙利人是不是古代的匈奴人？

其實這個問題早就已經有許多人做過考證，甚至有專書出版。簡單說，匈牙利人在主體上是來自東歐草原的馬札爾人，但是在歷史上來自亞洲的草原民族進入匈牙利平原有許多次，所以今天的匈牙利人肯定也有濃厚的亞洲血統。我們姑且先不論遺傳學或者人類學上的證據，光是在語言上就可以看出來一個特點：歐洲所有主要的語文都是屬於所謂的印歐語系，這個系統下的特徵在表達姓名的時候，都是名在前、姓在後，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唯獨匈牙利文是一個例外，姓在前、名在後，可說是典型的亞洲風格。

事實上，連到底什麼是匈奴人都值得討論。因為匈奴人沒有文字，所以我們今日討論匈奴就必須用他的敵對農業國家的史料，比如說我們研究匈奴最可靠的就是《史記》與《漢書》當中的《匈奴列傳》，以及與匈奴有過交手的文臣武將列傳與皇帝本紀、表等等。但是這些它的敵對勢力，比如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所做的紀錄，或許不見得客觀，而大部分都把重點擺在他們的行動方式、經濟活動、作戰技能、甚至於部分的習俗，卻很少記錄他們到底是什麼膚色，或者他們到底用什麼語言？

匈奴語，可以確定存在，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各國的史料都提到匈奴人是有自己的語言。但是匈奴人到底長什麼樣子？要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之後，才在考古學的挖掘之下，逐漸從地底解開了這個謎團。簡單說，所謂的匈奴人是各種膚色都有，但是以黃種人為主。白色高加索人種，也同樣出現在匈奴的墓葬當中。

所以我們簡單說到這裡，就成為現在大多數學界的一個共識：「匈奴」應該是一個集合名詞，也就是逐水草而居，以放牧為主要經濟方式，彼此形成一種強大的草原部落聯盟，而他們的敵人，包括上面所說過的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就把這些有類似的經濟活動，或者社會組織的草原部落全部統稱為匈奴。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史書當中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史記》、《北史》之中就寫得清清楚楚，匈奴的冒頓單于擊敗東胡，殘餘的東胡人四散逃逸，主要分為鮮卑、烏桓兩支，他們臣服於匈奴，所以也常常自稱為匈奴人。後來等到南北朝中期，鮮卑族強大，許多在塞內外的匈奴人也就改稱自己為鮮卑人。後來鮮卑人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之後，塞北最大的對手是柔然人，當時的突厥人一開始也自稱自己是柔然人。後來柔然被打敗，然後跟當年的匈奴一樣往西走，殘餘的柔然人也就改稱自己是突厥人。

類似的例子，在草原當中常常出現，我們可以繼續舉例。比如，唐朝開元末期之後，回紇人逐漸強大，反而壓到以前所追隨的突厥人的頭上，所以就有不少的突厥人改稱自己回紇人。五代十國時期，契丹人強大，許多女真人被稱為「熟女真」，也就是同化成契丹人。

所以這個名稱問題根本就是他們的對手，也就是農業民族的歷史記載所製造出來的，可能在草原遊牧民族的生存法則之下，誰強大，那我就是誰，因為彼此之間的生活方式差別不大，要融合起來困難也不多。這些草原民族大部分都必須面對嚴厲的生存競爭，對他們來說融入強者才是生存之道。

匈牙利人身上，或許有一些當年匈奴人的血液，但是兩者應該不能畫上等號。

反滲透法？
德國納粹在1930年代興起之際，很大的原因是炒作反共，製造人民對共黨的恐慌。

威瑪共和時代，納粹的流氓SA（德國納粹黨的武裝組織，一般譯為衝鋒隊或褐衫隊），可以在街上任意毆打意識形態不同的共產黨人，SA狂妄到不可一世，希特勒、戈林後來也覺得不太妙，戈林想到拉攏希姆萊與海德立克，壓制SA，後來就發生了有名的長刀之夜（1934年），SA頭目被肅清。

蓋世太保最初是戈林搞出來的，只在普魯士境內，其他德國地區有希姆萊搞出來的SD，把各地警察系統也整併進來，戈林讓希姆萊的SD併入後，這下子，蓋世太保就在德國全境開展了。

其實早期的蓋世太保，很多都是德國警察併入進來的，原本不是納粹黨員，只是因為納粹黨控制了一切後，為了工作，只好在1930年代之後，陸續加入納粹，這些警察出身多為中下階層，沒有顯赫大學學歷，家世普通，但是偵辦案件很有經驗，不會亂搞。

蓋世太保幹了很多爛事，多半針對共產黨與猶太人，初期蓋世太保的官員大都年輕，有大學法律學位，你很難想像蓋世太保抓了政治犯，還是有很嚴謹的調查、偵訊、審判的程序，德國人要幹壞事，還是程序嚴謹，一個政治犯可能有幾千頁的檔案卷。

但到了1930年代後期，蓋世太保急遽擴張後，開始招募了許多年輕人，這些人滿腔熱血，右派的意識形態濃厚，但是缺乏先前人員的大學教育訓練，後來被大家批評的酷刑與暴力，就是這批年輕人幹的爛事。

納粹在威瑪共和這樣的自由環境中誕生，就是憑藉著炒作反共的白色恐怖，最後德國的下場如何，大家很清楚。日本也是一樣，藉著反共的名義，侵略中國，說要與中國政府合作反共。

美國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讓許多文人與思想家，因為反共教條受到壓迫與整肅，電影《奧本海默》是真實的情況，人們因為信仰與關懷勞動者受壓迫困境的胸懷，受到了右派的政治壓迫。

《反滲透法》就是法西斯的前奏。

科學革命，我覺得有一件事不可忽略，那就是望遠鏡的發明。

西方雖有研究知識的大學，但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在受到以神學和希臘學術為主的經院哲學的支配和影響下，是承續托勒密的天文學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觀念來理解宇宙和世界。

西方當時的知識份子理所當然地安於基督教聖經的神話，無人越雷池半步。即使到了文藝復興的時期，科學也並不受重視，不像藝術和文學一樣有輝煌進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然界的現象難測難識，難解難窮，而且即使解釋了，又無法證實，不知然否。因此一般人都不願枉費心思對自然界多加深究，全世界的人如此，西歐人當然也如此。

當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提出時，即使對天文學和數學有高深研究的人都難以接受，至多認為只是理論上說得通的「假說」而已。一般人均視〈太陽中心論〉為荒誕無稽的說法，教廷根本不在意，是被教廷准予發表的。1615年紅衣主教貝拉明發表聲明，稱哥白尼學說不成立，除非「有物理證據證明太陽不是圍繞地球，而是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

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並非甚麼新鮮的發現，早在紀元前三百年古希臘的阿利斯塔克斯（Aristarchus, 315-230 BC）即已提出過。在14世紀，阿拉伯也有位科學家沙蒂爾（al-Shatir, 1304–1375）透過長期觀測的天文數據，也主張〈太陽中心論〉，否定了托勒密以地球為中心的天體論。

有一篇故事生動地記述了伽利略這樣說：「哥白尼是靠假設，布魯諾是靠計算，而我們有了這望遠鏡，可以直接觀察，也可以讓那些不相信事實的人來觀察。要知道，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當初並沒有望遠鏡啊，可是現在我有了，我有了！看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有了望遠鏡，眼見為憑，西方對數學、天文學一竅不通的普通人，都能夠毫不懷疑地接受匪夷所思的〈太陽中心論〉。西方人這才發現他們思想和生活在虛無的聖經神話中，這對西方人心靈就如受霹靂雷擊般的震撼。(上帝並未被打倒，僅是重創了宗教，宗教一度衰微，後來又逐漸復甦。)

這使人們聯想：宇宙的萬事萬物都是可能依循著某種固定的原理在變化、在活動。有人甚至斷言，拉·梅特里（Julien de La Mettrie）在其1747年《人是機器》一書中：「人的身體，甚至人的思想，都只不過是複雜精密的機械構造和作用而已」。

於是〈太陽中心論〉「照亮了籠罩在假設與猜想的黑暗中的科學」，產生了牽一髮動全身的蝴蝶效應，激起了研究科學重新解釋自然界的普遍興趣和強烈熱潮。

在這樣一個天迴地轉的啟示下，自此以後西歐人對科學的興趣無比升高，人們從相信「上帝萬能」轉成相信「科學萬能」，以科學觀點解釋事態成了風氣。

於是，在此時期人們盡量發揮想像空間，從各種方式、各種理論，對宇宙和自然現象尋求答案。而新發現又鼓舞了探研科學的更高熱誠，新技術又提高了更好的研究方式和實驗方法，如此一來，西方科學焉不突破和躍進？焉不出現大量科學奇才？

此時期西方研究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不但空前，也是絕後。再加上歐西各國之間的鐵血競爭，大家力爭上游，致力發展科學之熱潮有如熊熊烈焰，古希臘研究科學的盛況只等於是星星之火。即使現代，由於自然界的未知領域大致已被探索明白，現代人對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也是遠遠遜於那個時代的。

總歸起來，使得西方科學發生突變，自火花而大放光明，迅猛地飛躍入現代科學，窺破天機的望遠鏡功不可沒。

二戰後的美國，以老大自居，介入各國的內部政治，南韓更是飽受其害，美國因為自己荒謬的意識形態，被迫捲入了韓戰，打了一場不分勝負的戰爭，灰頭土臉。

南韓卻因此擺脫不了美國的魔手，李承晚在美國大使館與中情局組織策動的學運與政變下，被趕下台，朴正熙掌握政權十多年，強人風格，讓吹噓人權外交的卡特總統也受不了，只好似有似無的讓中情局搞出了一場謀刺行動，當時是1979年。

朴正熙遇刺前，曾發生過對美金錢外交的爭議事件，花錢收買美國政客，其實很多國家都幹這種事情，包括中華民國。不過，蔣經國高明些，斷交後，花了百萬美元收買美國智庫，就是AEI（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民進黨政府現在能有美國保守派支持台獨，無非就是撿了蔣經國生前留下的便宜。

朴正熙遇刺時的美國大使叫來天惠，其實這人過去常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1999年曾出書談論美韓外交。全斗煥利用朴正熙死後的混亂局面，軍事政變奪權，雷根上台後，馬上與全斗煥交好，美國國務院的辯解是，只有與全斗煥當好朋友，才能協助南韓的民主運動，雷根的支持，讓全斗煥有恃無恐，放幾個民主人士，換來他的高壓統治的穩固，很划算。

從雷根的態度，你就可以知道，美國的外交沒什麼大道理，只有美國的利益，卡特曾經想把駐南韓的美軍調走，當時還引發美軍保守派的抗議，引發了政治事件，雷根這種好戰的政客，當然不會撤軍，要是能大打一仗，更能滿足雷根狂妄的戰爭神話。

雷根是標準的欺善怕惡，專壓弱小國家，但是害怕蘇聯的核戰。他與全斗煥交好，你想想，全斗煥用這種手段上台，美國還是要接納他，所以，什麼合法選舉都是狗屁，南越的吳廷琰也是一樣，拒絕舉行南北越的選舉，把持南越政權，艾森豪與甘迺迪都要買帳，因為美國的利益要靠南越在中南半島對抗他們以為的蘇聯擴張。

全斗煥雖然反動，但南韓朴正熙死前，已經準備調整對北京的外交路線，全斗煥上台後，繼續推動改善對中共的關係，美國並不反對這樣的搞法。

南韓與北韓有軍事衝突，傻瓜才會認為這是反共，反共只是一種口號，一種漫無邊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意識形態只是動員大家用的口號。

南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是增加自己生存的政治手段，台北當年大罵韓國背信忘義，當年的韓國大使館就在現在的大巨蛋捷運站舊址，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那時候的北京，不論軍事或者經濟，都落後西方一大截，如今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當然引起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的疑慮，所以拉幫結派要圍堵北京。

你回過頭去看全斗煥的軍事政變，就算用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權，美國人會要他下台嗎？不僅不會，還會吹捧他，全斗煥甚至沒有被處極刑，後面無非就是美國人對南韓的政治指導。

國際社會，講究利益，沒有什麼道德或者良知。

11世紀時北宋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約4百年後，15世紀時歐洲的谷騰堡也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有學者認為，西方的活字印刷術來源於中國，但其觀點並不為國際學術界公認）。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西文明有何影響？為何其影響極為不同？

活字印刷出現以前，有所謂的雕版印刷。雕版不能重複使用而活字可以，因此活字印刷能使印刷成本降低不少。然而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國文明並無非常明顯的影響，書籍是變得比較普及，但識字率並未大幅提高，而識字讀書仍然是少數人的專業。

活字印刷較著名的影響卻是，導致詩詞和書法大家蘇東坡差點死於「烏台詩案」的文字獄（[1] ）！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變法後的新舊黨爭，掌控御史台（又稱烏台）的新黨對屬於舊黨的蘇東坡進行打擊，對蘇的詩文雞蛋裡挑骨頭。在活字印刷出現以前，詩文流傳不廣，宋朝一向是「言者無罪」，但是有了活字印刷後，蘇的詩文被廣泛印刷流傳，被認為影響不小，蘇於是被下獄130天，差點處死，然後被貶任黃州團練副使，不准出黃州，亦不得過問公事。

根據維基百科/約翰尼斯·谷騰堡，谷騰堡的印刷術使得印刷品變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許多，印刷量增加。谷騰堡的發明在歐洲非常快地普及。在50年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3萬種印刷物，共1200多萬份印刷品。它使得歐洲的文盲大量減少。谷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推動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科學革命等，因此奠定了歐洲現代化的基礎。維克多·雨果稱印刷術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中國比歐洲早4百年發明活字印刷術，為何不能像4百年後的歐洲一樣文盲大量減少，並打下現代化的基礎？筆者相信，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方塊字和古文（文言文）比歐洲的拼音文字（僅由少數字母組成）和古文更複雜而難學；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多數歐洲人就能夠識字讀書，但是中國人仍須克服學習方塊字和古文的困難；中國一直到清末有了現代學校，民初有了白話文，人民的識字率才大增，而知識分子也大增。

3千多年前中國人逐漸建立起方塊字和古文的文字系統，當時不可能想到這樣的文字系統複雜而難學，會妨礙識字和知識的普及，也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即使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從另一角度想，中國人自小學習複雜而難學的方塊字和古文，或許更能鍛鍊其思考能力？方塊字和古文的書法和簡練之美，是另一收穫！

[1]  費勇《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不管你遇到了什麼，一句蘇東坡就能療癒。》大是文化，2023。

美、英盎撒人時常詆毀中、俄的一種方式是把中國、俄羅斯、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Dancing on Bones》（[1]）就是這樣的書，在台灣翻譯成中文後，書名中則明指為「極權」！中、俄、北韓都一樣嗎？

[1] 指控中、俄、北韓利用歷史敘述，尤其有關戰爭的歷史，增強人民的愛國心，鞏固其政權，以及對抗敵對的國家，「這些歷史敘述是扭曲、選擇性的，而且在北韓有部份是編造的…」

書中的指控實在沒有意義，可說是刻意的誤導。哪個國家不是如此扭曲、選擇性的利用歷史？譬如：民進黨執政後就修改中學歷史課綱，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連接，並且把中國視為外國，以驅使台灣人對抗大陸及追求獨立。筆者沒讀過美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但是看過一些美國的戰爭和間諜電影，大多講述美國在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時的輝煌事蹟，我卻不記得看過講述美國戰敗講和（如越戰、韓戰）的電影。台、美對歷史也與北韓差不多，作者為何不把台、美與北韓並列？

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就政體而言，北韓由金氏三代連續執政，可說是父傳子的類君主制。中國大陸由9千多萬共產黨員中挑選出其最高領導人，雖然與美歐的西方民主不同，絕不是類君主制。俄羅斯實行類似美歐的選舉民主制度，但因為與美歐作對，美歐就不承認俄國為民主國家，並且指控其總統普丁為獨裁者；即使普丁是獨裁者，也是通過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俄國選舉或許不公平，台灣選舉公平嗎？

在經濟方面，北韓幾乎沒有私有企業，並且經濟活動都由政府規畫和執行，因此屬於計畫經濟。中、俄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已是大同小異，都可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中、俄政府的影響力大於多數西方國家，並且中國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北韓的民生狀況雖然欠缺可靠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確定遠比不上中、俄。

北韓與中、俄的另一明顯差異在於開放程度。北韓是非常封閉的，外國人要進入北韓，需要通過非常嚴格的審查。相對於北韓，中、俄對外國人的入境是寬鬆多了，可說是相當歡迎外國人造訪，以賺取觀光財。

北韓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幾乎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與所有人民的生活，因此可歸為極權國家。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美、英盎撒人卻時常把中、俄與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只因為中、俄不願臣服於他們麾下。美、英盎撒人仍掌控世界主要的媒體，他們於是能夠恣意詆毀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台灣的出版商則是助紂為虐。天理何在啊！

[1] Katie Stallard《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好優文化 ，2023。（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2022）

2023年初台灣重新出版了Edward W. Said的1978年名著《東方主義》（[1]），書中的「東方」主要指中東、阿拉伯地區和伊斯蘭文化。同年10月就在中東發生了以巴衝突，至今已3個多月而仍未停歇，而美國和伊朗的一些盟友都相當程度的捲入，包括造成紅海危機。這當然只是巧合，但是以巴衝突和東方主義確實有些關聯，並對世界影響深遠。

根據 維基百科/東方主義，西方世界把「東方」社會本質化，塑造成為停滯的和不發達的，從而製造了一種可用於研究、描繪和複製的虛假東方文化觀，被Said稱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把東方他者化、邊緣化，把東方當成西方的對立面，塑造西方幻想中的東方世界。這被用來突顯西方文化的優越，成就歐洲自己的主體性及文化認同。而這些對東方世界的刻板印象直接或間接地合理化西方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鞏固了西方文化等於優越，東方文化則是低劣的觀念。這讓西方將東方文化和人民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

東方主義可說是源遠流長，早在中世紀，很多歐洲基督徒都有痛恨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等到文藝復興、科學和工業革命，歐洲領先世界現代化，東方研究成為熱門的學門，而逐漸形成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歐洲列強殖民世界的指導思想，先最盛行於英、法，後由美國承襲。Said 在 [1] 裡全面考察和批判幾百年來很多學者和政客有關東方的論述，指出其中不少共同點，被稱為東方主義。

英國當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美國長期大力支持以色列，勢必會與人多勢眾的阿拉伯穆斯林衝突，英、美不惜衝突的損耗而這樣做，他們奉行東方主義顯然是一重要因素。不過Said出版 [1] 時大約是東方主義的高峰期，現在美歐民間已不再那麼盛行東方主義（Said出版 [1] 有很大貢獻），因此美歐出現不少反對以色列殘害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抗議，令美國很左右為難。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2]）顯然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的文明衝突是一種自我實現，美歐基於東方主義把阿拉伯穆斯林視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後者就真成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多年的以巴衝突更強化双方的對立和文明衝突，看來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仍將互相對耗很多很久。

其實不同的文明未必會互相衝突，譬如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就少有衝突。這是中美競爭時中國的一大優勢。

歐美當年的東方研究是一重要的社會科學學門，卻建立起荒謬的東方主義，遺害多年。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精確可靠，吾人對社會科學的論述總要保持一些戒心。

[1]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立緒文化，2023。（Orientalism, 1978）

[2]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