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之前法國有3970幾萬人口，從19世紀末開始法國的人口成長速度就非常緩慢。

經過四年的大戰，結果法國陣亡189萬左右的軍人，超過400萬軍人終身傷殘或者罹患精神疾病。基本上，18到45歲的男人差不多全部打光。這就是為什麼到了1936年法國表面上看起來擁有強大的軍力，但卻是投鼠忌器，因為已經外強中乾，國家還沒有恢復過來。這時納粹德國的步步進逼，讓法國顯得蒼白無力，只能不斷地綏靖讓步。

這也是歐洲人最後一次似乎靠自己的力量來建構國際秩序，也就是俗稱的凡爾賽體系。法國在東歐扶植幾個小國，包括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等，希望建構一個安全帶，向東是防範蘇聯布爾什維克，另外也等於是對德國進行一種包圍。

但最後的結果，是完全失敗。英國三心二意，在要不要支持歐洲大陸上面的盟友的問題上始終曖昧不明，因為利益是在海外。其實就算英國人願意全力支持，能不能擋住蘇聯以及後來的納粹德國，還有崛起的其他獨裁國家，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恐怕也不樂觀。

二戰之後，在波茲坦體系之下，西歐進入美國的保護網，東歐被關在蘇聯的鐵幕裡。簡單說，就是歐洲的衰弱，被美蘇兩強各分一半。歐洲失去了文明的主導地位，成為兩個超強的附庸。

現在，歐洲人還有那個勇氣以及實力來重新主導自己的保護傘嗎？烏克蘭戰爭之後，對歐洲來說最大的啟示就是：一旦美國的利益或者觀念改變，那麼誰能來保障他們的安全以對抗俄羅斯？這，考驗歐洲人的智慧以及實力。

近年的國際局勢，讓人不免產生一種歷史既視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東戰火再起，大國之間的軍事行動越來越頻繁。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一個問題：聯合國是否仍然能夠維持世界秩序？

如果回頭看歷史，今天的情況其實與1930年代的國際聯盟有某種相似之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曾經試圖建立一套新的安全機制，避免戰爭再次發生。國際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當時許多人相信，只要透過集體安全與國際協商，就能防止大國以武力解決爭端。

然而歷史的發展很快證明，這套制度缺乏真正的約束力。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並肢解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面對這些明顯的侵略行為，國際聯盟幾乎無力採取有效行動。各國的抗議與制裁往往停留在象徵層面，而侵略者很快就發現，國際制度並不能真正阻止他們的擴張。最終，這一連串對規則的破壞，逐漸累積成全球性的衝突。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聯盟已經名存實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再次嘗試建立新的國際秩序。聯合國的成立，本來就是為了避免重演1930年代的悲劇。聯合國憲章希望透過集體安全機制與多邊外交，讓各國在衝突升級之前找到協商的空間。

然而近二十多年來的國際政治發展，卻讓人逐漸產生疑問。從伊拉克戰爭到俄烏戰爭，再到今天中東的衝突，聯合國在許多重大危機中往往只能發表聲明，而難以真正改變局勢。安理會的否決權制度，使得五個常任理事國在涉及自身利益時幾乎不受制度約束。這種情況與1930年代的國際聯盟有某種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當大國決定使用武力時，國際制度往往缺乏實際制衡的能力。

作為一個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者，看到這樣的情況難免會感到失落。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本來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透過制度、法律與合作，可以減少戰爭的發生。這種理念在二戰後曾經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但如果國際規則逐漸被忽視，整個體系就會開始動搖。

更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的衝突還只是發生在部分地區。俄羅斯與西方在東歐對峙，中東局勢再次升溫，但仍有一些大型國家尚未直接捲入主要戰場。例如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與經濟規模都極為龐大的國家，目前仍然大致保持在衝突邊緣。

然而歷史經驗提醒我們，大國往往很難長期置身於周邊衝突之外。如果地緣政治壓力持續累積，各種邊境爭端、能源競爭或安全焦慮，都可能逐漸推動更多國家被迫選邊站隊。當衝突範圍擴大到更多主要強國時，整個國際體系就可能進入更危險的階段。

1930年代的悲劇，正是由一系列看似局部的危機逐漸演變而成。最初只是幾場區域衝突，但當國際制度失去約束力，各國開始依賴自身力量解決問題，最終整個世界被拖入全面戰爭。

今天的世界當然與一百年前不同。全球經濟高度相互依賴，核武器的存在也對大國形成某種程度的威懾。但歷史仍然提醒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當規則逐漸被忽視，而權力政治重新成為主導時，國際局勢往往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也許現在還不到最悲觀的時刻，但如果國際制度無法重新建立某種基本的約束力，那麼人類或許正逐漸接近一個新的動盪時代。

1896年秋，日本聘英國人巴爾頓（W.K.Burton，1856～1899，又譯為：巴頓、伯特）調查臺北市下水道改良計畫，他主張採用明溝，理由是：（a）臺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b）臺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速度快、（c）臺北與歐美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在交通量低時，明溝尚不易肇至危險）、（d）市中舊有鑽水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汙水之用，新加坡就有此例（當時新加坡為英國殖民地），結果良好。（e）糞便可以糞桶及水肥車收集供肥料。（f）抽水馬桶尚未使用（由於當時房屋多將廁所另築於屋外，並採出糞坑式廁所，由人工收水肥挑運至郊外當作肥料之用，故排入下水道之家庭污水污染量濃度較低，且由於污水量少而河川水量豐沛（因上游尚未構築水庫），因此不影響河川自淨能力造成河川污染）。最後日本人基於財政考量，採納巴爾頓的建議──即明溝排水。

最初臺北市的污水和雨水是由明溝引至城北後再放流入淡水河，並設置閘門，以防颱風天或大雨時河水回（溢）流造成市區積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為改善城內及艋舺地區環境衛生，總督府開始設置暗渠（涵洞）下水管線，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下水排水系統，之後隨著市區發展，逐年有所增建。

日據中期，日本曾計畫於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設置六處污水處理計畫用地，以配合排水幹線，將收集之污水於排入河川前先行處理再排放，以避免污染河川。可惜此六處處理廠計畫用地，迄光復時仍未開闢建設。

巴爾頓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當時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1896年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臺灣各地衛生工程調查與設計，因此被人稱為「臺灣自來水之父」。但巴爾頓因酷熱過勞，只在臺灣待了半年就感染瘧疾而回日本，兩年半後去世。之後的工作就由巴爾頓的學生──浜野弥四郎（1869～1932）接手，他先後策劃建立了臺北、基隆、臺中、臺南的貯水池和上、下水道工程，在臺工作時間長達23年，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城市的醫生」。

日本人投降後的1967年，臺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時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兼任臺北市工務局長的王章清先生（1920～2011）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所有城市均採用上述──雨水與汙水明溝合流排放方式。這種情形在低密度人口的小市鎮只要有自來水，是可行的。但像臺北市這個位處於亞熱帶的大都市（即使在日據時期，臺北市的人口規畫也到達60萬人）來說，這種明溝式（或暗渠）的合流系統，很容易成為蚊蟲與病菌的溫床。因此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應該採用雨水與汙水分流的系統，這就是俗稱的：「衛生下水道（Sanitary Sewerage）」。而臺灣第一座汙水處理廠──迪化汙水處理廠即在王章清先生的建議下於1976年開工，1980年完工啟用。當時臺北市汙水下水道之接管率約為36％。到2026年1月為止，臺北市門牌戶數汙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已超83％，穩居全臺第一。

參見－－

（Ⅰ）《都市計畫的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64～70。

（Ⅱ）內政部營建署：《污水處理廠設計及解說（110年版增修訂）》（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伊朗地區大多是由高原、盆地和山脈所構成，與孕育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的兩河流域（在現今的伊拉克境內）距離不遠，也是古文明之一。雖然地貎崎嶇，伊朗與周圍地區的交流自古就相當頻繁，考古學界的大致觀點是，伊朗古文明頗受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

伊朗地區早已有很多城邦，並且似乎發展出文字，但仍未被破解。第一個以伊朗地區為中心的王國是米底（前678年―前553年），但米底人並未留下任何書面資料，因此只能從周圍外國的資料，以及一些考古遺跡，拼湊出他們的歷史。

取代米底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約前550―前330年），也稱為波斯帝國，領土最大時橫跨亞、非、歐三洲，成為當時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基於寬容和尊重其他宗教文化之治理模式的超級大國。波斯帝國與古希臘斷斷續續打了50年的波希戰爭（前499年至前449年），是歐洲歷史上的大事。

波斯帝國亡於迅速興起的馬其頓帝國，但馬其頓帝國不久就分裂，分裂出來的塞琉古帝國（前312年—前63年）對伊朗地區實行「希臘化」的統治。

塞琉古帝國後期，伊朗地區落入安息帝國（前247年—224年）的統治。安息帝國，西方史書稱其為帕提亞帝國（Parthian），是由波斯文化、希臘文化等多文化組成的國家。安息帝國座落在羅馬帝國與中國漢朝之間的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上，因此成為商貿中心。

取代安息帝國的是薩珊帝國（224–651年），以源自古波斯的袄教為國教，被認為是第二個波斯帝國。薩珊帝國統治了伊朗地區及其周圍的廣大區域，並為波斯文明創造了最高成就，其文化影響遠遠擴展至其地理邊界以外，直抵西歐、非洲、中國和印度。

起於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結束了薩珊帝國，並把伊朗地區納入伍麥葉王朝（661-750）和隨後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統治。這期間伊朗地區逐漸改信伊斯蘭教，迎來波斯古文明的復興及波斯文化的重新崛起，並促使伊斯蘭吸收了很多波斯文化，而進入「伊斯蘭黃金時代」。阿拔斯王朝逐漸衰弱，11世紀時塞爾柱帝國（1037—1194）興起，占據了伊朗地區，塞爾柱人本質上是波斯化的突厥人。

蒙古西征（1218—1259）滅了阿拔斯王朝，並建立伊兒汗國（1256–1335），統治伊朗及其周圍地區。伊兒汗國後期分裂，逐漸被帖木兒帝國（1370–1507）所征服，帖木兒是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蒙古和帖木兒的征服和統治造成重大的破壞和殺戮，此前這地區的居民多數信仰遜尼派，此後則變成什葉派占多數。

帖木兒帝國建立不久後就分裂，終於被薩法維帝國（1502年–1736年）滅亡。在薩法維帝國治下，波斯文明得到復興，現代伊朗民族國家的基礎初步建立。薩法維帝國的前半相當強盛，有能力與強大的鄂圖曼帝國（1299年—1923年）抗衡，但後來逐漸衰落，先後敗於俄國和鄂圖曼，而終於失去政權。

經過約60年的分裂和內戰，卡扎爾王朝（1796–1925）終於統一伊朗地區，但自始是一現代化落後的弱國，两度敗於俄國。過去的波斯帝國的領土大多包含今伊朗地區外的一些周邊地區，此時周邊地區都喪失了。一次大戰期間（1914–1918），國家被英國、鄂圖曼和俄國占領，戰後雖然復國，不久就發生政變，隨後被巴勒維王朝所取代。

巴勒維王朝（1925–1979）的第一代國王禮薩汗親近德國，二次大戰時美、英因此占領伊朗，並逼迫他傳位其子巴勒維。1941年巴勒維登上王位，1951到1953年間他竟被首相摩薩台軟禁在王宮內，在美國中情局的運作下才奪回政權。他的西化改革因此非常迎合美國，又敵視伊斯蘭宗教勢力，終於被伊斯蘭教士領導的革命推翻，並成立了現在的宗教政權。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盎撒集團、猶太資本，狼狽為奸，歷時至少150年，如今仔細看看，的確效果斐然。尤其是從克林頓組織猶太內閣開始，猶太勢力急速膨脹，忘乎所以，逐步把盎撒勢力視為幫傭、打手。這種局面是遲早會改變的。盎撒的兇殘，絕不下於猶太勢力，這方面值得密切觀察。

歐洲近千年歷史揭示，各地基督教封建勢力，一向有借助猶太資本鞏固政權與取得經濟利益的傳統。然而遇到經濟危機，多將責任推諉至猶太人身上，導致一個個排猶、屠殺、奪財事件。

這些歷史，猶太學者算過兩筆賬：
一是，德國法西斯上臺以前，基督教文化圈早已殺害了至少600萬猶太人口。規模相當德國法西斯統治期間。
一是，德國法西斯排猶期間，歐洲約有16個基督教國家參與、配合了排猶活動。

我問Gemini：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種說法，即德國法西斯消滅歐洲猶太人期間，參與排猶的基督教國家有十六個之多。請問是哪十六個國家？十六個國家的數字確切嗎？

Gemini回答：

“十六個基督教國家”的說法確實是一個模糊的數字，因為它試圖量化一個複雜且程度不同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納粹德國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發起者和實施者。然而，除了德國之外，許多歐洲國家和地區都以不同程度的共謀和合作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具體來說，可以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軸心國盟友

這些國家正式與納粹德國結盟，並在其各自的領土上或其佔領區內積極參與了反猶政策和對猶太人的迫害，甚至直接殺害或協助驅逐猶太人。主要的歐洲軸心國盟友包括：
* 義大利：雖然一開始對驅逐猶太人較為抵制，但在德國佔領義大利北部後，義大利的傀儡政權薩洛共和國積極配合德軍圍捕和驅逐猶太人。
* 匈牙利：在1944年德國佔領後，匈牙利箭十字黨政府積極將猶太人運送到德國集中營。
* 羅馬尼亞：是其中一個積極迫害猶太人的德國盟友，在其境內和佔領區內殺害猶太人。
* 保加利亞：將猶太人移交給德軍進行殺戮。
* 斯洛伐克：作為德國的附庸國，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移交。
* 克羅埃西亞：作為一個由德國和義大利扶持的傀儡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積極自發地迫害猶太人。

被佔領國和合作政權

在德國佔領下的許多國家，其地方政府、員警部隊以及部分公民與德國佔領者合作，協助識別、逮捕和驅逐猶太人。這包括：
* 法國：維希法國政府積極頒佈反猶法律並與德國合作。
* 荷蘭：儘管沒有正式結盟，但荷蘭地方官僚機構和員警部隊協助圍捕、拘留和驅逐猶太人。
* 比利時
* 挪威
* 希臘
* 塞爾維亞（作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有當地傀儡政權）
* 波蘭：在德國的殘酷佔領下，但也有部分波蘭員警和鐵路人員在德國脅迫下參與了驅逐。
* 立陶宛：在德國佔領後，立陶宛當地的輔助部隊和民眾參與了大規模屠殺。
* 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類似，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屠殺。
* 愛沙尼亞
* 烏克蘭：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民族主義者和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白俄羅斯：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奧地利：在被德國吞併後，其猶太人也直接受到納粹迫害。
* 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猶太人被驅逐。

總結

因此，如果我們將納粹德國及其正式的歐洲盟友（6個），加上那些被佔領後出現合作政權或地方力量協助納粹實施大屠殺的國家和地區，這個數位遠不止16個。

雖然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十六個國家”名單，但可以明確的是，大屠殺是一個涉及整個歐洲大陸的複雜罪行，除了納粹德國之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認識到，大屠殺不僅僅是單一國家的罪行，而是廣泛的共謀和合作的結果。

以前學中國歷史時自然會提到日本，譬如：秦始皇（前221年-前210年）派方士徐福出海求仙，可能有到達日本（日本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東漢光武帝（25年-57年）頒授給日本倭奴國一枚金製王印「漢委奴國王印」。這些事蹟容易讓學子以為，日本在秦漢時期就是正式的國家，有其歷史記載。其實不然，這些都是中國單方面的記載。

日本的東洋史學者岡本隆司出版《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1]），明確指出，日本開始有文字是在西元6世紀末，正當中國的隋朝時期（581－619）。因此那時是日本信史的起點，日本的古書，如《日本書記》、《古事記》，記述那時以前的事物都屬於傳說或神話，是不可信的。中國最早的成體系文字是商朝後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發展於約公元前12世紀，因此日本文字比中國晚了約1800年。

有些人主張，徐福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還拿中國的徐福記述對比日本的神武天皇記述，認為兩者有相似性。其實神武天皇的記述比日本有文字早了幾百年，完全是傳說或神話，對比其傳說的事蹟與中國的徐福記述根本沒有意義。假使徐福真是神武天皇，以他的天皇地位，他和隨行的中國人應該能夠教會日本人使用漢字，日本人不會等到6世紀末才有文字，由此可反證徐福不可能是神武天皇。徐福是否有到達日本？無法確定，因為當時日本沒有文字記錄。日本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是因為日本人後來知道了徐福的事蹟，表示尊崇之意。

在日本尚無文字時，中國的史書已有一些關於「倭」或「倭奴」的記載，最早的是《漢書·地理志》；《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國眾多邦國當中的奴國遣使朝貢，漢光武帝賜金印；《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對倭人提供稍多一點的描述；《宋書》（南北朝）記錄了「倭五王」的相關資訊。這些記述是否客觀的歷史事實雖被日本學界置疑，漢光武帝頒賜的「漢委奴國王印」卻在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岡市出土，並且被學界確認無誤。

隋唐時期日本多次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的律令制度，當時日本初有文字，功能勢必有限，於是導入很多漢字，並導入儒學和佛教。《隋書·倭國傳》仍將日本稱為倭國，到《新唐書》才改稱為「日本」。「日本」意謂位於中國東方的日出之地，是相對於中國的名稱。

日本在隋唐以前尚無文字，可想而知，其生活和文明程度大約與尚無文字的商朝早期的青銅器文明差不多，是相對落後甚至野蠻的，但因中國史書一再提及它，日本早期的歷史於是似乎被「提升放大」了，然後受益於隋唐時與中國的交流，日本加速進入了鐵器和進階的農業時代。

[1] 岡本隆司《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從中國影響到亞洲視野，跨國視角下的日本史》臺灣商務，2025。

美國陳兵委內瑞拉外海，幾乎封鎖委國的海空域達4個月，然後突襲抓捕了委國總統馬杜洛夫妻。在封鎖下，委國的經濟已近於崩潰，此時副總統雖就任臨時/代理總統，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猶未可知，委國的前途真是非常晦暗。長期來看，委國可說是整個拉丁美洲（拉美）的縮影，雖有豐富資源，卻常受制於美國，而始終發展遲緩不順。

拉美各國的經濟水準差異很大，整體而言，該地區的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上下，還不到台灣的1/3。目前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是智利、烏拉圭、巴拿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勉強可算高所得國家，但其人均GDP大約只有台灣的1/2。拉美國家的經濟很依靠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因此各國的GDP也波動較大。各國的GDP波動大也因為其國內政治有時候不穩定。

拉美國家過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在19世紀已完成獨立建國，又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相對於二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亞洲4小龍（虎），應有較長的發展時間和較佳的發展機遇，但結果卻是大幅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自1823年起實行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其主旨在於讓拉美剛獨立的殖民地免受歐洲的干預，避免新世界淪為歐洲列強的角逐場，進而使美國能夠不受干擾的對拉美國家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操控。

拉美的眾多國家幾乎可說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驗場，包括軍人獨裁、威權統治、選舉民主（右派、左派）、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一個國家可能實行一種政治制度若干年後，由於施政的績效不佳，就改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這些國家時常施政績效不佳，主要有下列两個原因（可能發生在同一國的不同時間）：
美國的資本家控制該國的重要資源，取走太多利益。
國家抑制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得罪美國，於是受到美國的杯葛甚至制裁。

委內瑞拉可算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美國家，它在1830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軍人獨裁、威權統治和5年內戰，到1958年才開始實行較正常的選舉民主制度。馬杜洛總統的前任查維茲（1999-2013）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將美國大量投資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以提供社會福利，並公然反美，追求拉美團結及擺脫美國干預。馬杜洛大致繼承了查維茲的政策，他們都成為美國必欲去之的眼中釘。

僅舉幾件委國的大事：2002年發生一場企圖推翻查維茲的失敗政變，美國疑似介入這起政變；2017年起美國對委國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委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銳減、經濟嚴重受損；2019年馬杜洛再任總統，川普總統不予承認，並宣布承認反對派支持的國會議長瓜伊多為委國總統，馬杜洛於是與美國斷交。所以川普突襲抓捕馬杜洛，不過是美國一再制裁委國的升級版。

美國為了利益長期介入拉美國家的內政，是拉美的不幸，川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說是新門羅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川普或許能贏得短期的利益，但使美國淪為令人不齒的海盜/侵略者，長期未必有利。

有知名學者覺得美國入侵委內瑞拉，綁架其總統馬杜洛實屬不得已，因為美國正在拯救委內瑞拉的人民，更何況馬杜洛正在犯罪。然而，馬杜洛做的任何事情，都只有美國單向的聲稱，是否屬實或是否犯罪，本來就需要自己國內法院認定。

如果不談馬杜洛犯什麼罪，只因委內瑞拉民不聊生（美國對它經濟制裁至少是部份原因），美國就能拿「拯救人民」當理由來綁架該國總統，那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同樣不就在拯救烏東地區俄羅斯裔人民嗎？憑什麼北約各國只譴責俄羅斯，卻不譴責美利堅呢？正義不能雙標。

美國向來都覺得自己在拯救阿富汗人民免於塔利班組織迫害，還有拯救伊拉克人民免於海珊政權的迫害，美國政府相信自己全部行為都是基於正義。但，為什麼曾被「美國拯救」的國家，至今沒有任何一國獲得因被拯救而從此長治久安呢？

檢視歷史，任何帝國主義者殖民他國人民，都是使用「還給人民的幸福」當作不二理由，不會有殖民者說自己來他國殖民只是圖著這裡的石油、礦產、木材或甘蔗，因此，壓榨者總會想辦法編織出「幸福的敘事」，來讓被壓者相信。

如果你當真相信這套說法，八國聯軍侵華，甚至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從而殖民台灣，只要清朝很腐敗，侵略就完全合理。甚至日本想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都是在為東亞人民著想，當我們相信這套「幸福的敘事」，這世上就沒有侵略可言了。

川普正準備將自己下一個目標指向格陵蘭，請問丹麥政府或格陵蘭人民會覺得格陵蘭島被美國佔領很幸福嗎？如果不論美國做什麼事情，美國盟邦各國都跟著搖旗吶喊說「這就是正義」，那格陵蘭人民就要開始催眠自己，準備接受美國編織一套「被侵略其實很幸福」的說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