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立委「小燈泡媽」王婉諭公開支持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國民黨籍的公務人員協會榮譽理事長李來希在社群網站臉書質疑：「踩著自己女兒的頭顱往上竄，女兒往生屍骨未寒，凶手尚未伏法，她已經另闢戰場了…小燈泡的頭顱已經被她的媽媽踢到了高雄，小燈泡的冤怎麼平反？小燈泡的怨怎麼平復？這帳再怎麼算也算不到韓市長身上吧！」李先生的言論造成軒然大波。

李來希所表達的意思沒什麼錯，不過是挺韓和罷韓的對抗，但是為什麼言辭那麼火辣血腥？完全應驗了我月前所寫的《「罷韓」將如何》，又是一齣藍綠惡鬥、撕裂台灣的悲劇。

李來希和小燈泡媽原來都不是政治人物 (李來希甚至至今不曾有任何政治職位)，都曾有不錯的個人形象。李來希是有正義感的退休公務員，曾經率領退休的軍公教向政府爭取合法的退休權益。小燈泡媽是疼愛子女的母親，遭遇了令人同情的喪女之痛，於是誓言要為女兒伸張正義、政革司法，因此進入政界。兩位過去的正義人士，搞上政治後，竟都變得面目可憎！

李來希的言論火辣血腥，等於在小燈泡媽的傷口上撒鹽，確已超過了善良的底線，不過小燈泡媽無端支持罷韓也有些咎由自取。小燈泡媽居住台北，應該跟我一樣不知道韓國瑜在高雄幹得好不好，她憑什麼主張及宣傳要罷韓？只因為她是時代力量黨，時代力量是「小綠」，她自然要支持綠營的罷韓行動。曾有正義形象的小燈泡媽成了藍綠惡鬥的先鋒，可悲啊！

李來希惡嗆小燈泡媽，損害國民黨的形象，使國民黨迅速對他做出停權處分。李來希無疑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為了政黨形象，國民黨可能不得不處分李，但是處分李勢必讓他的支持者不滿，使國民黨離心離德，國民黨是受傷深重啊！

小燈泡媽因黨同伐異而支持罷韓，原來注意到的人不多 (筆者原來就不知道)，現在因李來希而人人皆知，勢必損害她的形象，也損害只有三席立委的時代力量黨。時代力量仍有泡沫化、被民進黨吸納的危機。

民進黨不顧撕裂台灣的惡果，而或明或暗地發動罷免韓國瑜，導致李來希惡嗆小燈泡媽，結果受重傷的是國民黨，受輕傷的是時代力量，而民進黨卻好整以暇、坐等收割。這是天道不公啊！老天縱容民進黨撕裂台灣，製造台灣悲哀！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

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

韓國人反日，台灣人親日，源於日本對韓國與台灣的殖民史是不同的，因為當時韓國與台灣兩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韓國被日本統治時韓國的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如果日本想要完全除滅的話，是會激起韓國全民抗日的。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尊重韓國的體制結構和文化，以綏撫韓國人對日本的歸順之心，因而韓國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下層民眾都屬於渡海討生活的農工階級，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原本就稀缺，力量也單薄，又被屠戮殆盡。割讓後不到十年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

所以精明能幹的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極為奏效，就很容易壓制了台灣人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反彈心理。後來還洋洋得意自我表功，說他看出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的性格，顯然他忘了他屠殺的至少11950抗日台灣人。後藤成功地使得台灣人逐漸成了順民，在這個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做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先進的現代文明也就很容易地成了台灣人新的精神指標，使得台灣人喪失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氣節，傾向於對日本逆來順受。許多地主仕紳為求自保，甚至投靠日本想要分沾壓榨台灣人的餘瀝，也積極日本化(當然也有一些是不得不順從而出於虛與委蛇)，他們形成了台灣新的主流精英階級。此外，還出現了一批崇尚日本、依附日本而出人頭地的「三腳仔」。這些地主仕紳和「三腳仔」對日本人恭順服貼，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以說日本話，吃日本料理，穿和服照相驕其鄰里；能夠幸沐皇恩成為改過姓氏的「國語」之家，視為無上光榮，這在韓國是難以見到的(在韓國改姓氏是強制，在台灣是恩准)。這些精英階級都有資格和財力讓他們的後代受到較高的日本教育，自幼薰陶在日本的文化與民族的觀點下，使得這些子弟完全皇民化，成了台灣人精英之中的精英。

零星存在的私塾到皇民化之後才受禁止，漢文的傳承維繫了一些人的民族血脈；有些人在與日人同校時，一些個性剛烈的學生在受到日本師生歧視和欺凌的羞辱之後，也不乏有人產生自覺的民族意識。是以第二代的台灣人還是有人承續著中華意識和反日情緒，如蔣渭水、賴和、楊逵、張深切…等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只能遮遮掩掩地在筆會、文集等文人的小圈子裡流露，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敢對日本政府提出訴求爭取台灣人權益的蔣渭水，在一次演講後還遭到政府當局唆使台灣民眾對他丟擲泥巴，當時的政治氛圍已經完全為日本所主導。

皇民化之後，在崇揚日本、詆毀中國的教育下，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衰亂落後的祖國自然成了鄙棄的對象，許多青少年已經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日本人全力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當然也就獲得了這些皇民仕紳、三腳仔與台灣青少年的熱烈響應，深慶自己幸何如也！能夠有機會升格成為日本人，『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皇恩浩蕩的再生之德。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二戰後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蔣維德：
蔡運興，我想您沒學習過「唯物辯証法亅中的「鬥爭理論」，鬥爭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為了轉進更上一層樓。
國民黨的問題很多，對其鬥爭就是為了要它能提升更髙層次。如果不能更深入覺悟，只是作表面工作卻與民進黨同聲共氣，那也是氣數已盡。

杜敏君：
很對，原來的位階是正，對立物的分裂是反，正再鬥爭反，就是反反，是對立物的再統一，又回到正，但是這個正的位階經過鬥爭後，已經不是原來的正了，位階已提升一層了，是螺旋的上升。
正是肯定，反是否定，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經過了鬥爭的肯定，比原先的肯定更堅決。

生命的過程也是辨證的，嬰兒自母腹呱呱墜地是肯定，經過餵養(鬥爭），生理產生生長的變化，成幼兒，生理形貌產生變化，智慧經過學習，也提升一層，否定了嬰兒期的自我，但是仍然是母親的孩子，以此類推，再否定幼兒成少年，再不斷否定成青少年→青年→中年→壯年→老年→死亡。從無到有，不斷的否定，最後從有到無，就是不斷的自我否定，生理不停的成長智慧不斷的提升。就是唯物辨證。
馬克思的鬥爭，不是競爭的意涵，更非對抗，可以說是進展。

我在30年前，以唯物史觀的高度看國民黨，就說國民黨氣數已盡了。
因為國民黨的徒子徒孫，不瞭解孫中山先生的辨證邏輯思想，未能認真洞察孫先生的社會主義大同思想，更不明白孫先生的革命初心，未遵循孫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國民黨食古不化，抱殘守缺，一味的排斥馬克思的唯物辨證方法論，實際上孫中山的這二句遺言就是言簡意賅的辨證思想，國民黨自蔣中正以降的領導幹部，如同孫先生舉的例子，農夫將彩券藏在用以走路的竹竿裡，得知中獎的消息，興奮的將竹竿甩到河裡，結果是一場空。

政黨的成長與發展，必須要有中心思想， 這個中心思想是永恆不變的宗旨，但是其過程是辨證提升的，萬變不離其宗的，離開了中心思想，政黨已沒有存在的價值，當然會式微、衰敗。

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不就是「三民主義」嗎？三民主義的精神是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天下為公」，國民黨的先知們特別將國父遺像上面標註「天下為公」四個字，提醒後生同志，國民黨是為人民眾生的福祉而存在，必須以和平溫婉的手段，奮鬥(鬥爭)的勇氣激勵士氣，救(服務)中國人民。
奮鬥是變動不拘的，是動態的，是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的，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不是墨守成規而一成不變的，革命的目標是利天下而為的，不因小惡而為之，小惡累積會成大惡，沒有了三民主義，就如一匹失去韁繩的駿馬，奔馳於朽索上，會置國家於萬劫不復的危亡境地。

李登輝曾是共產黨員，唯物辨證理論，他會不知道嗎？為何一接任黨主席便將三民主義這根竹竿甩掉，這就是他的「陽謀」，因為他受教於日本時代，他認同的是日本祖國，他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嚴格說來，不宜深加責備，但是他深受經國先生不計前嫌的刻意栽培，賦予重任，如此忘恩負義，實屬歷史罪人。

我是一介小教官，當時就看穿李的陽謀（他任副總統時期），國民黨這些黨棍高層會無知覺嗎？我真的不相信，而是為了貪名圖利的自私心，一個宋楚瑜讓李獲得黨權，具高度睿智的戰將郝柏村，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率領三軍向居有二心的李賊宣誓效忠，成為千古恨。這就是國民黨的一人獨裁政黨所造成。

為什麼同樣是列寧式政黨，國民黨會由盛到衰氣數已盡，而中國共產黨却在國際共產黨陣營紛紛崩解之下，一枝獨秀呢？掌握了唯物辯証法的螺旋上升嘛。
我已多所敘述，不再贅言了。

中選會昨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已舉行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了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並宣告罷免案將於6月6日舉行投票。另一方面，韓國瑜認為「罷免連署偷跑」，罷韓活動在市長任職未滿1年時即開始進行宣傳並簽署罷免提案書，違反選罷法，已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實質上是要求補正連署)，也在昨天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聲請。雖然韓的律師表示將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告，在目前綠焰沖天之下，大概沒人會認為最高行政法院有可能同意停止執行罷韓案，看來罷韓案就是要投票了。

筆者不是「韓粉」，也不是高雄人，不知道罷韓投票會不會通過，但是我擔心罷韓案再次撕裂台灣社會。台灣每兩年就有例行的選舉，每兩年社會就撕裂一次，還不夠嗎？還要另加額外的撕裂嗎？年初的總統大選，雖然蔡總統獲得871萬的高票，韓國瑜也獲得了552萬票(得票率38.6％)，蔡總統要與這552萬人絕裂嗎？蔡總統公開說，民進黨沒有權利介入罷韓運動，然而罷韓運動的領導者都明顯有綠營背景，蔡總統和民進黨故作中立狀，騙得了誰？蔡總統即使沒有發出罷韓指令，也是綠營支持者體察上意，跟蔡總統自己發令沒什麼區別。

蔡政府別小看了社會撕裂的代價。以韓國瑜總統大選時的動員能量，韓粉的人數應當在百萬以上，若韓被罷免，那是逼迫韓和韓粉們上梁山啊！他們即使不暴動，他們隨時隨地有能力號召幾萬，甚至幾十萬，群眾上街遊行示威抗議，台灣恐怕再無寧日了。百萬韓粉若心存怨恨，有意報復，即使每人只做一點小破壞，就足以讓社會承受不起也防不勝防。這些都是蔡總統想要的嗎？

選舉會導致社會撕裂，本就是選舉民主的重大弱點，因此在優良的民主國家，互相競爭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都會在選舉之後盡量彌合社會的裂痕。例如，敗選者公開認輸並盡快致電勝選者向其道賀，而勝選者則稱讚及禮遇敗選者。這不僅是政治人物表現風度，更是為了彌合双方支持者之間的選舉裂痕。

年初的總統大選，韓國瑜在確定敗選的第一時間就公開認輸，並致電蔡總統向她道賀；不僅如此，大選至今3個多月，不時有人在網路上質疑綠營在大選時大規模「做票」，韓本人卻從未提出質疑。韓國瑜這樣盡力彌合社會的選舉裂痕，更該在乎社會裂痕的主政者蔡總統卻暗中指使或故意放縱支持者罷韓，逼迫韓和韓粉們上梁山，蔡總統覺得台灣社會的撕裂還不夠嗎？妳以為追殺韓能夠鞏固妳和綠營的執政優勢，卻恐怕毀了台灣啊！

甘冒大不韙，藉此版將心裡話跟「中華民國派」抒發：

1. 劉家昌的「中華民國頌」改成「中國頌」或「中華頌」不是更為適切嗎？
2. 資深報人黃年的「杯子理論」，萬言論述「台灣是水，中華民國是杯；杯在水在，杯破水覆。」我本人越看越糊塗，有欲蓋彌彰、治絲益棼之疑。北京和台獨也許反駁，中國大陸是水還是杯？1949年中華民國玩完了，大陸又怎麼樣了？覆了嗎？
3. 當年老蔣總統和國民政府及百萬軍民遷台，跟明末鄭成功率軍民來台延續南明政權香火，有何不同？明鄭沒有外國勢力相助，而中華民國有，僅此差別不是嗎？
4. 位處邊陲，面積廣袤，文化、歷史、語言、文字自成一體系的西藏，他的長期政治、宗教領袖達賴率眾出走，寄居印度、尼泊爾各地成立政府，舉世同情、支助，達賴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對藏民也有特殊待遇，通過移民法接納他們。但是，跟著達賴的藏民，這輩子活著要回到故鄉是何等的艱難與不可能，他們要求的只是自治，應該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但是共產黨在西藏搞得好好的，這些當年出走的想回來，應該是聽聽北京提出的條件能不能接受，而不是自己提出要求而要北京接受吧。
5. 港民動則幾十萬、百萬上街和平、暴力雙管齊下示威，港府讓步了嗎？港民聲嘶力竭提出的五大訴求還有美、英等外國勢力在旁敲邊鼓，港府只答應一條不是嗎？其實那一條也是另有考量才答應的，並不是屈服於港民的群眾示威行動。
6. 「中華民國派」最啟人疑竇，最令中國同胞和政府困惑的是，你們愛「中國」嗎？
7. 現在台獨的「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施行「去中國化」，要稀釋、扭曲，甚至割斷「中華民國」跟中國的血脈關係，甚至憑藉外力處處與對岸「中國」過不去， 耍小動作。聯合國世衛組織早已公告，並要求不得以國名、地名甚至人名、動物名來給疫情、病毒取名，對岸十四億同胞跟他的政府也憤慨表示不能接受此歧視性名稱，但全世界只有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跟媒體，就偏偏以「武漢病毒」代替「冠狀病毒」來大肆傳播訊息。
8. 「中華民國派」，您在哪裡？您愛中國較多，還是愛已扭曲變質，回不了頭的中華民國較多？我陷入沉思。

立委李慶華在國會殿堂，問擔任阿扁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長的唐飛，「你是不是中國人？」我相信全國的觀眾都豎耳聆聽，預期這位江蘇出生的空軍一級上將可能的回答。唐幾秒鐘的猶豫後，囁囁嚅嚅的回：「我是中華民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跟國籍身份有關的新名詞。當時我瞪著眼、張著嘴，驚訝極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

第二次是聽國民黨青壯派的洪孟楷，也在電視上坦然而自然地說出這個「中華民國人」的名詞。最近，新當選的國民黨江主席和洪前主席的兩人見面談話，江說了一句軟綿綿的「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後半句有點模糊，也有點猶豫，不是很乾脆，但還是能聽清楚。

在東吳大學曾擔任學生會會長的周士恒學長 (我是當年他任命的總幹事) 在我的版上提出「末代中國知識分子」。我不明就裡問他何意？他的說法令我陷入沉思，無言以對。「我們所認識的、抽象的、被教育的、也就是說被培養出情感的中國！在我們消失後，不就沒有了嗎！所以是『末代中國』的知識份子！」

二蔣時代，提到中國與祖國，義正詞嚴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每到十月旗海飄揚，普天同慶，四海歸心，全球華僑如倦鳥歸巢般的飛回自由祖國，與我們分享中華民國的榮景。當大會國歌聲起，全場民眾肅立致敬，宏亮的歌聲響徹雲霄，感動的淚水含滿眼眶。

如今榮景不在，何故？是中共所逼嗎？外交友邦斷到不忍卒睹，也是中共打壓？
全球的瘟疫也是「中國」武漢病毒造成，我們不是中國人，所以與我們無關？
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的罪過！中共成了我們的替死鬼，這顆棋子還真好用啊！
為什麼二蔣時代與現在的人民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
國人有深切檢討嗎？
以色列受到周邊阿拉伯異教徒國家的包圍，處境比我們更艱危，他們不是傲然挺立嗎？

自辱然後人辱，自尊然後人尊。自己都內爭不斷，相互撻伐、殘害，自己不站起來，仰賴虎視眈眈的狼犬虎豹的保護求生存，反而與自己的骨肉同胞砲口相對，狐假虎威，怎能不亡？
自己都不承認中華民國了，反而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自己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竟以日本為祖國，還要怪大陸同胞歧視我們，合邏輯嗎？合理嗎？

我在民國72年便為文在中華日報文化版刊出《注意正名》。
當時發現有媒體公然稱國家為「台灣」，就怕久而久之成為風氣，但是人微言輕，未起效用，今天果然約定俗成，不只積重難返，已被日殖竊國政權刻意操縱成獨立台灣國。

現在熱愛中國的大陸同胞看見祖國的台灣深入險境，能不出手嗎？如果讓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而視而不見，將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永揹歷史罵名。

許劍虹：
您敢在經國先生時代這樣說嗎？

杜敏君：
您是媒體人，而且是有風骨的媒體人，受我尊敬的媒體人，所以新帳號才加您進來。
但是您這話差矣！您的想法，經國先生是不講是非的殺人劊子手嗎？或是面善心惡的假道仙嗎？
都不是。在我心中，經國先生是正義懍然的親切、自然、大方、毫不做作的鄰居伯伯。

我被文大總教官公報私仇。竟因我拒絕上部頒軍訓課本的反共八股內容，自編馬克思理論講義授課，這才能讓學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老總竟然在我的安全資料記我黑資料，說我思想有問題。
是主任看不慣而告訴我真相，在那個戒嚴時期，是什麼後果？您應該知道。
老總竟然未經本人同意，建議軍訓處將我下調事少、錢多、離家近的專科學校。
系主任、副校長均出面慰留，仍堅持調我。

當初考教官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的志向，婉謝各級長官的提拔，我堅持退役從教，長官強烈慰留，我不得不以教官為跳板，從未看重自己的名利。
因此於春節期間親至教育部申訴，未料官官相護，仍將我下調專科。
基於軍人的服從武德，我先行報到，然後每月一信，向軍訓處、教育部、國防部總政戰部申訴，這些單位均互踢皮球。軍訓處承辦主管非常困擾，不斷安撫。我不為所動，相信中華民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絕對不會越級報告，而是層層上報，最後只好向總統府申訴。當時是三月份，經國先生正忙著總統選舉事務，不到一個月便傳來好消息。我平反回輔大，第二學年度的軍訓課程整個重新修訂，匪黨理論批判改為認識敵人，並由輔大擔任教材編輯。編輯小組修訂內容為馬克思理論之簡介，本人並擔任課程示範。
並奉新處長之命至政戰學校大專教官班擔任課程示範講座，並至專科學校演講。

我並未被經國先生拉到馬場町吃花生米呀！
如果是蔡氏倭奴集團，就很難說了！

PS：
由個人的經歷讓大家知道一個領導者的風格。除了有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影響最深的還是教育環境。
共產黨出身的領導人物都有共同的特質：
親民、深入基層、清廉、沒有官僚、外柔內剛、具領導魅力。
國民黨教育下的領導人物的共同特質：
官僚、虛偽、勢利、貪腐、搞派系、好鬥、變形蟲、牆頭草、欺善怕惡。

先父於抗戰期間，潛伏於淪陷區。久了亦受到共黨領導特質很大的影響，從他的行誼中感受到父親受部屬敬重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官僚氣息，視部屬如己出，公私分明，絕不容許貪瀆。執行公事毫不苟且，私下相處和藹可親，談吐風趣幽默，獅面佛心。
我們子女都很敬愛爸爸，在學業上他從來不給壓力，反而在他身教重於言教之下，讓我們個個都成為品學兼優的模範生，連傳三代。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