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竟有6人參選，包括張亞中、蔡志弘、羅智強、郝龍斌、鄭麗文、卓伯源等。其中最特別的是張亞中教授，已經第三次參選黨主席，前两次在2019年和2021年。張教授上次參選黨主席得票率32.59%，僅次於勝選的朱立倫得票率45.78%，因此這次參選之初他的聲勢不小，然而多家民調結果卻顯示，他不在領先群，幾乎無望獲勝。為何如此？

先看上次黨主席選舉，為何張亞中表現好？上次選舉有4人參選，除了張、朱，還有江啟臣和卓伯源。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選民（黨員）雖然不很多，卻分佈在全台各處，因此是全台大區域的選舉。卓雖曾擔任彰化縣縣長，卻缺少全台知名度，因此在上次黨主席選舉吊車尾（這次也不會太好）。在張、朱、江三人中，朱、江屬於當權派/建制派，而張屬於非當權派/建制派，當時（2021）國民黨的狀況很差，一年前蔡英文高票連任總統及韓國瑜被罷免市長，很多黨員因此不滿當權派/建制派，而投票給張教授。

這次黨主席選舉與上次大不同。民進黨政治迫害柯文哲，推動大罷免大失敗，其防災救災的工作也荒腔走板，因此國民黨現在的狀況比上次主席選舉時好多了，黨員於是對當權派/建制派較少不滿；即使仍有不滿，鄭麗文也屬於非當權派/建制派，卻比張亞中更言辭犀利、更活躍而吸引人，勢必搶走很多張上次的支持者。

張亞中有一最大弱點，他多次參選國民黨黨主席，卻不曾參選國家公職（曾想要參選總統但未獲國民黨提名，不能算參選國家公職），更不曾擔任國家公職。台灣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已經很多年，政治行情幾乎完全取決於在公職選舉中拿到多少選票，政治人物只有在公職選舉中，擊敗敵對政黨的候選人才會受到擁戴，而能更上層樓。韓國瑜、侯友宜、盧秀燕等都是實例。早年國民黨內的黨職很有影響力，現在只有市長、立委才有光環。張教授雖有全黨知名度，只擔任黨內孫文學校總校長，因此並不被一般人視為政治大咖。但黨員傾向選出一大咖擔任黨主席。

張亞中對黨内當權派/建制派有不少批評，如主席職位私相授受、人頭黨員之類。這些指控似乎是捕風捉影，不太可能成立。黨主席選舉由所有黨員投票選出，根本無法私相授受。這屆國民黨黨主席不可能參選總統，多半領不到薪水（因財務困難，前例多如此），而且立刻損失1千萬參選主席保證金（黨主席有募款責任額，這錢被充做為黨的募款）；這樣的職位似乎不值得撒錢搞人頭黨員。張既不被視為政治大咖，他的指控大約沒多少人聽信也少有影響。

筆者不認識張教授，但大致贊同他的政治理念，因此很惋惜他的一路走來。他雖有政治抱負，約50歲才開始參與實際政治，或許因此缺失參選國家公職，成為他的弱點。張教授現在70歲，恐怕是老驥伏櫪，為時已晚啊！

龍應台在聯合報發表文章，為何我們今天要談和平，呼籲和平，且將兩岸政府的作為等量齊觀。她說的有道理嗎？ 

一

台灣海峽到現在仍然是和平的，關鍵在於中共的克制，或者說，在於中共的「高瞻遠矚」，不願意以武力破壞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環境。

但是，國家統一，是任何一個中國政府不可能丟棄的責任。（很不幸，在臺灣的中國政府卻背叛了他應該負擔的責任。）如果你是大陸領導人，你該怎麽辦？如何同時完成「和平」和「國家統一」這兩個責任？

除了用絕對高端的軍事威懾以達成「以武迫和統」的效果外，還有沒有其他兼得之法？

不難想到，以絕對優勢的經濟發展來「誘和統」，也不失為是一種好方法，雖在「必然性」上或略低於「以武迫和統」，但在攏絡人心上則可能更具優勢。且此法與「以武迫和統」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很明顯，目前中共的做法，就是二者兼行，所謂的「兩手策略」（鄧小平説：「兩手都要硬」），正是如此。

如果你是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你身上同時有「國家統一」和「維護和平」兩個責任，除了上述的方法外，你還能做什麼？有人說，還可以搞民主改革以爭取台灣人的認同啊！民主改革能不能帶來認同還在未定之天，但民主選舉一定會毀掉現在的和平。想想看，如果大陸出現了民主投票的選舉，則政黨之間為了爭取選票，必然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層層加碼，結果必然是競相走向武統。全世界的民主都在走向民粹，難道中國14億人會出奇的理性而冷靜？

只要多想想，睜眼看看現在的世界，破除對民主神話的迷信與幻想，就知道現在不民主的中共，才是台海至今可以維持和平的主要穩定力量。所以，客觀來講，任何人在中國執政，都很難比現在的中共做得更好了。這句話，對臺灣人來說很不中聽，但大家仔細想想，是不是事實？

台灣當局一直拿「共機繞台」來說事，認為是對岸製造兩岸緊張，破壞和平。但事實上，所謂的「共機繞台」，也是台灣首先片面毀棄九二共識而逼出來的。不正視事情的因果而空談和平，無異於在偷襲別人得逞之後，就大喊和平冷靜，是極為虛偽而不負責任的。

正本清源，不客氣地說句實話：今天出現的台海危機，一切的總根源，在於臺灣的中國政府背棄了國家統一的責任。只要在臺灣的中國政府恢復自己的憲法責任，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二

自李登輝主政以來，台灣不分藍綠，就流行一種論調︰「中共必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這是個事實，承認這個事實，才有談判的基礎。」看起來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其實卻是大有問題，根本站不住腳。

要知道，中共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如同我們不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是同一個道理。（到目前為止，台灣在法律層面，並未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且中共亦從未要求我們承認。）

這道理何在？就在於從法理的層面來說，中國目前處於內戰狀態︰一個國家有兩個主權政府，各自宣稱代表全中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宣布承認對方的合法性；如果承認，那就是兩國論，統一就不是必然。只有各自都堅持自己代表全中國，且都願意不必以武力消滅對方，才有可能談判解決統一問題。

現在的事實是，臺灣要求對方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兩國論），其實質就是想要脫離中國而獨立；此要求一旦得逞，則事實就從「內戰」變為「兩國」了，這樣統一或獨立皆是選項，統一不再是法理上的必然。這一點。老共當然不會上當。就中華民國自己來說，這個主張（互相承認對方政權）也是違背憲法的。除非修改憲法，否則承認對岸政權的合法性，那就是叛國。（目前民進黨已經實質叛國了，但他不敢修憲法，也不敢在法律層面觸及主權問題。）

所以，問題的核心是，目前中國處於內戰狀態，要解決，不是打就是談，沒有別的。除此之外，扯什麼「先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都是想要「暗渡陳倉」的鬼扯。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就是要自成一國，我想獨立，不跟你玩內戰遊戲了。這當然也可以。問題是，你得有實力做得到。只要做得到，一切的法律不過就是薄薄的幾張紙，不值一哂。但若你沒有實力，做不到，則所有圖謀都只能依照目前的法理框架來進行，則這個主張（自成一國）本身並沒有合理性，且不符合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巧言令色、強辭奪理是沒有用的。

為今之計，如果想要和平，則回到「九二共識」是最好的選擇。「九二共識」就是互不承認主權，但也互不否認治權。或說主權重疊但擱置爭議，治權則互相尊重現狀。這是目前兩岸可以和平共處且最切合實際的立場。（所以叫做「定海神針」）離開這個立場，不是修憲宣布獨立，就是要不惜動武以統一對方。對兩岸來講都是如此，沒有別的選擇。

堪稱川普最親密最信任的盟友，31歲的查理·柯克9/11遇刺殞命，可視為當前美國乃至世界局勢非常重要的指標性事件。那麼，它的指標性在那裡？

當然就在點出兩極對立的矛盾弔詭，而值得全世界人從此切入，深刻省思。

這對立的兩極當然非常複雜，但其核心（尤其對美國局勢而言）則可簡化為極左的自由主義與極右的保守主義兩端。川普與柯克當然就是後者，他們正在向盛極而衰的自由主義進行反撲。

我們在此不妨先問：柯克以31歲之齡（其實從18歲就開始了），為何能以其言論，打動並凝聚廣大人心，以致成為川普當選的重大助力？並非僅靠邏輯清晰、口才便給，而是他的言論正打中自由主義的軟肋。

原來自由主義秉承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精神，標榜客觀理性、價值中立、不涉主觀感情，數百年來，開啟了自由民主、開放進步的主知潮流，達致近代西方的盛世。但其流弊，則是有一自私自利的魔性隱於其中，抵暇蹈隙，趁機滋長，這就是西方的優越自大、爭霸思維、殖民主義、掠奪行徑。即因價值中立使神性（價值根源）不彰，導致魔性趁虛而入也。

這在宗教改革初期，人心中的神性信仰尚可與魔性構成爭持性平衡（馬克思韋伯亦云是新教倫理支持了資本主義的運作），但隨著基督信仰的衰退與異化（出現許多異端邪教），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漸成為新的信仰，而（姑以美國為例）社會結構與風氣也逐漸走向自我中心與放任邪僻；雖以多元、平等、包容（DEI）為名，而拜金、消費、享樂、吸毒、濫交、虚無亦隨之滋長，終形成美國當前的社會亂象，亦引發保守右派人士的憂慮、反感與反撲。

於是川普與柯克之流崛起，宣言要讓美國再度偉大，廢除多元、平等、包容（DEI）政策，反毒品、反移民、反擴張。而柯克即在言論層面為之包裝與宣揚，而其打動人心之處，即在抨擊自由主義將價值平面化為所謂的多元，而主張要回歸真善美與上帝信仰、社會秩序、家庭價值。這正好碰觸到美國人心深處的虚無，擊中自由主義的軟肋，遂掀起社會的巨大風潮。

但柯克乃至川普的言論理念雖然不錯（正填補了自由主義的空檔），實質卻仍然空洞虛無：所謂真善美只是口號，上帝信仰也顛倒為不是我站在上帝那邊而是宣稱上帝站在我這邊（如川普遇刺逃過一刼，遂宣稱一定是上帝需要他去完成某種使命），而變成實質上是我說了算的獨裁；於是社會秩序變成可以濫用國民兵去干涉各州施政與逮捕驅逐移民，家庭價值也變成婦女應該回歸家庭去專責生孩子。這實質上是假借上帝與道德之名而行的專制威權獨裁，而非出於自由自覺自律的真道德。

柯克歡迎大家來「證明我錯了」的溝通辯論也實質是早已預設立場與答案，徒憑口才便給邏輯清晰以取勝的說服而已。就更不用說川普以種種軍事外交經貿手段（例如對等關稅）去玩弄霸凌世界各國包括盟友了！總之，極端保守主義的反撲只是以理想的虛無對抗極端自由主義的現實虚無，而徒然釀成兩極的互相對立、指責、批判、傷害，終致於以仇恨動員引生暴力行動與社會撕裂而完全無助於社會人生問題的解決。這就是當今世上到處可見的民粹風潮，而美國只是其中的核心著例而已。

那麼真正的解題之道何在？核心要義無非就是扭轉兩極對立為兩端互動、真誠對話、有效溝通、善意和解、和平融合而已。簡言之就是以神取代魔、以愛消除恨，以王道翻轉霸道，以同情彌縫撕裂而已。

若回應本文開頭提到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其具體做法不是用極端保守主義去反撲自由主義，而是當從保守主義這一端出發，往自由主義那一端審慎地邁出每一步，庶幾能實踐地斟酌權衡找到兩端之間，每跨出一步的平衡點（當然從自由主義那一端起步也一樣）。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是矛盾的兩極，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乃至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族群的互相歧視、排斥、對立、鬥爭、撕裂也都一樣），而其具體的實現之道，則有待兩端都放下自我的偏執相向以行，此即所謂辯證思維，或王船山所謂的「兩端一致之道」也！當然，此中妙義，非片言可盡，更非分析性思維可解，也只能在此略為指點，以供參考，亦以待有心人之自悟而已。

昨〈8/17〉讀到藍營朱主席與綠營賴總統關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的文章；讀來覺得該兩文章各有方向，可說都寫得真是不錯；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教師，不能不指出他們都有相當嚴重的問題。以下，就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兩位大文中，至少有這樣幾個問題──

一、關於「抗日八年」，或者「抗日十四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在1937年面對日軍砲打宛平縣城，史稱「蘆溝橋事變」之後；在「廬山談話」中向我全民宣布了正式展開了抗日戰爭；這就是八年抗戰的由來。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軍方對於我國早已經展開了多次的侵華行動，甚至該類史實，甚至應該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只是由於在近代國際關係正式成形上，因「國際聯盟」曾經認證日本為侵略者的基礎上，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而，今日乃有關於抗日十四年的觀點。哪一個觀點比較正確嗎？

或者，應該自1895年算起？因為我們中國人那時有了孫中山革命派與維新派的分別，一路走來，實在值得慘痛的永遠紀念──尤其，兩位領導人如今都身在我們台灣島上？

二、關於「光是國軍的傷亡人數就是320萬人」，這「國軍」的意義為何？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對外可以籠統稱之「國軍」；但是，對內的話，可能是否還值得詳實思考？其實，藍綠都值得在這個問題上思考？

回看，1930年，剛剛經過著名的「中原大戰」，雖然經過「編遣會議」，全國的軍隊似乎停止了衝突，但是「桂系」「滇系」「湘軍」「川軍」「東北軍」等，仍然隱隱；這是當年楊永泰建議削藩，也是當年日軍侵華的重要背景。也因此，抗戰八年之後，我國近現代史中，國府之下還有桂系、滇系之名？如此抗日戰爭的國軍，真不全是國民黨的政府的軍隊，卻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軍隊？

而由當年啊，到今天兩岸的軍隊；我島上是義務役，對岸是志願役；義務役即是徵兵制，是男性人人及齡就有資格的體制，在維基百科上有俗稱「不願役」之說；相對於對岸的志願役即募兵制，通常募兵制的士兵水準較高，待遇較佳；對於兩岸的現實言，對岸的國力，雖然其國界明顯也比此岸較長，且鄰國較多，仍是明顯不對稱；應該值得大家長期關注。

三、關於所謂的「抗日的主體」，誰「領導抗日」的？

以抗戰八年的觀點看，國共兩黨合作在當時的國府之下，共同抗日；從此中國人的抗日形勢進入了新階段。故所謂「抗日主體」，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就像當年毛澤東確實曾經跟著蔣委員長喊口號，應該沒有人能否定那段史實；然而，個人研究台灣史多年，曾查看到在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竟然奉國府之命到我島上來參加台灣總督府的「始政40年的慶祝會」，真是讓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那是怎樣「弱者就要捱打與屈辱」的「抗日主體」啊！

我是由這個角度研究時，不能不追索，發現了國府當年曾經公開發表「睦鄰令」，禁止我們中國人民間的各種反日情緒的表達；大約要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當時「抗日主體」的情懷，才能得到真實的發揮。

另，我也追索到我們當年島上的同胞們的主體性，那些反日的思想與行徑，即使只是公共廁所中，鬱卒的反日文字，所幸還有當年中國人的左翼團體領導著抗日巨潮，可以紓解或鼓舞他們澎湃的情懷。

個人的理論能力不夠，如前所及，我見過毛呼口號的影像，似乎很是真誠，那麼政黨的所謂「抗日主體」就必然充分等於「領導人民抗日」嗎？是否值得深思？

對於當年歷史的真相如何，綠營有嘲笑國共雙方，夾纏不清者，然而，那真是值得嘲笑的問題嗎？竟然沒有人想到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如此，沒有能力處理這類辯證問題的高官，最多只能成為媒體上一時似乎光鮮的政客，將永不可能成為承擔時代使命的政治家？

四、對於綠的「終戰、民主」與藍的「自由與民主」觀批判

賴總統今日身居本島的領導人，身分地位動見觀瞻，但前面三個問題，由於其所屬政黨與藍營不同淵源，並且深究起來，可能這方面有根本認知問題，都可以推托給其當年學校教育中藍營長期壟斷下的問題，因而，其人雖然勤學苦讀，曾獲得了相當耀眼的成績，但是當年教科書中確實沒有教過，在前述各方面就可說自己只是廣大的受害者中無奈的可憐一員；種種乃都可推說是藍營所害的。

不過，綠營這個聚焦於「終戰與自由民主」的問題與藍營強調「抗戰與自由民主」問題，頗有某種類似性。請看其所高調的「和平無價，戰爭沒有贏家」、「團結必勝、侵略必敗」與祈願般極幼稚的所謂「讓自由民主長存」；完全沒有指涉人類社會中的真實事物，只有幼稚而籠統的祈願式說詞，完全沒有就實際情況去考察、批判。

換言之，若是充分理解，兩次大戰爭中如美國，就是戰爭勝利的大贏家；甚至，自大戰後八十年來，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割韭菜與剪羊毛的戰術作為，美國更是唯一的大贏家。

至於，由最近馬斯克為世界所掀開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的民主開放基金會之類的黑手，讓我們更能考察美國在世界各個角落所曾掀起的種種血腥犧牲；細看當年能夠刊上世界媒體的殺戮事件，哪一件不是他們的代理人在其中？──「有錢能使鬼推磨」，然後就到處「鬼哭神號」！是否應該更是讓我們應該省思，當年日本所謂「終戰」的真正意義究竟為何？本來沒有戰爭，當初是誰野心起的戰端？戰後的真相，不過是由一個以所謂「神道」的狼心狗肺的侵略者轉手給另一個「上帝」的「自由民主」，那更為搞怪的惡質侵略者而已？

而我們島內的菁英們，竟然共同地仍然以長期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為神主牌。。。是否應該自我警醒？早日覺悟，不要等我們的家園成為當代殘破的烏克蘭或者加薩之後，就來不及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老蔣遺言，堅守民主陣容。那時台灣的世界名片叫做自由中國(Free China)。現在很多台灣人講到老蔣，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甚至連中國都不是了。自由民主都是用講的。我說我自由民主，你不自由民主。你說你自由民主，我不自由民主。

穆斯林沒有喝酒的自由，卻有娶四個老婆的自由。德國沒有宣揚納粹的自由，卻有高速公路不限速的自由。美國沒有反猶或支持賓拉登的自由，卻有擁槍零元購的自由。台灣沒有宣揚支持國家統一的自由，卻有殺人不償命的自由。

如果反共是真的，老美當年不該聯中制俄，現在不該拉越南搞小北約。大陸老共只存其名，早已不共了。若還真共，全世界有一半人想要跟他共產。所以許老爹歷農說「無共可反」。現在反共只是貼標籤愚弄土老百姓而已，還真有效。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存在於中國歷史階段的兩個政權，體制不同。更早階段的滿清政權，體制更不同。但都不失為中國的政府，不是外國政府。我們的祖父、曾祖父不是外國人。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府。

ROC與PRC互不隸屬，因為一個在1912-1971對外代表中國一甲子，另一個從1971迄今對外代表中國。兩個政府在不同階段對外代表中國，如同漢、唐互不隸屬。現在不能對外代表國家的是ROC。

對外不能代表國家的政府，國際上通稱「叛軍」。例如敘利亞戈拉尼政權在2024年12月取代阿薩德政權之前，就叫「叛軍」。敘利亞政府軍與叛軍13年的內戰造成50萬人以上死亡，以及數百萬的難民。

大陸老共不願見同胞相殘，故不以「叛軍」對台，反而處處讓利，冀於統一。台灣政客恃寵而驕，越扶越醉，視善意為統戰，拿客氣當福氣，一味倚外謀獨，分裂國土，是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還是驅民於水火？

老共讓國家強盛，人民有錢，老外不敢欺侮，百姓安居樂業。台灣相反，全球到處割肉放血，送錢老外。國人「普發一萬」？「大家應該不缺一萬吧」！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你要選哪個政府？

這真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公民團體是怎樣的接受著錯誤的教育？
他們以為自身是正確的抉擇，
其實它們會不會是被過分簡化的「民主」說詞欺騙了。。。

這些號稱『素人』的公民團體，在錯誤的公民教育之下，還是『素人』嗎？
最近這幾年世界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川普上台後，馬斯克所揭發的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的開放民主基金會之類的黑幕，如何掌控世界各地動亂的黑手之真相，都不知道嗎？

造成世界各地動亂，美其名為顏色革命，或是喇叭花、茉莉花、百合花、雞冠花。。。的人們，甚至製造當前「烏克蘭大悲劇」的，不都是各國的所謂「公民團體」嗎？結果。。。看看哪一個不是由美國在收割著動亂的成果。。。

所謂『民主』，很好聽，但是，是否來自西方的教科書中有告訴學生，民主是否需要其社會擁有充分的物質條件？否則只是一種人人自認為是「主人」的理想平等狀態；也就是當前時髦話所說的「理想可能很豐腴，但是現實很骨感，甚至很殘酷」；然而，踏實的思考，其實古語說的「倉廪實而後知榮辱」，也是這個意思；這就是中國古老傳統中強調「民本主義」，反對「獨夫」，而不會主張民主自由的空中樓閣。。。從不採用幼稚的民主與獨裁二分法考察問題的理由？

何以說「民主與獨裁的二分法」，是一種極為幼稚的認知態度？這是根據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上，很早就發現我們人類的心智發展，最早自我形成之後，出現的心智能力就是人我二分，也因此，學校教育之初，只能依此因勢利導，這就是我們小學低年級測驗時，往往多見到是非題，但是進入中年級之後才有選擇題，填充題，簡答題；高年級之後才有複選題、改錯題、問答題，甚至作文題。。。；這是心智成長的必經之路，我們的心智逐漸習得面對複雜社會的能力；二分法當然可以使用，但是那是對於缺乏面對複雜社會能力的孩童時，才適用的。否則怕都失之於過於簡化了。

最後，談談過分簡化。
它的問題通常出在應該理性面對的問題，由於過分簡化，容易激起情緒問題；尤其如果是外人別有用心，有錢有勢地帶動無限上綱的話；問題就可能變成很大條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都已經大罷免後第三天了，我在臉書看見支持大罷免的人普遍沒有反躬自省的意思，還是在批評反對大罷免的人如何「沒有水準」，諸如想拿錢、想放假或想被中共統治，就是沒有人提到，當權者或附隨者說什麼話或做什麼事已經太超過常道了。

不論是戰爭或競賽，輕視對手從來都是兵家大忌。台灣社會民智已開，為什麼大量的學者、作家、商人或藝人表態支持大罷免，卻被多數公民投票否決大罷免的正當性呢？因為這些人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反對大罷免就是在反對大獨裁的到來。

然而，支持大罷免的人只是想要打倒藍白多數民意，卻沒有想過自己的政治敘事已帶給多數人如何的反感，持續活在同溫層中高聲吶喊，卻不知道沉默的聲音同樣會適時表達自己的政治權利，這種偏見不肯更改，八月二十三日還會面臨大失敗。

支持大罷免的人總自認最愛台灣，可曾想過台灣已經是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人人會動腦想問題，政治訴求有沒有在講道理，沒有任何社會名流能輕易左右大家對時事的觀察，大家傾聽其說法，自己會思考與判斷，並用手上的選票來表達意見。

其實，支持大罷免的人反而應該要很高興：經過這些年的反覆洗禮，公民的眼睛變得極其雪亮，任何激情的口號都會被仔細檢視，反智的聲音在台灣社會已經沒有市場了。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經此役通過一塲大考驗，這是全體公民的福氣。

多數民意告訴我們，這不是反共與否的選擇，而是反智與否的選擇。多數台灣人民很理智，不想選擇戰爭，更不希望失去自己的民主生活，因此，大家反對抹黑與造謠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並希望政治能在妥協中成事，這才是主流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