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真的選擇越線，那麼對台灣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場具體衝突，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所依賴的國際秩序，是否仍然存在？

台灣長期處於國際政治的灰色地帶，但能夠生存至今，並非因為運氣，而是因為世界仍然存在一套最低限度的「行為邏輯」。強權之間或許競爭激烈，但至少在多數情況下，仍然願意為自己的行動提供正當性敘事。這種敘事本身，就是弱小政治實體最重要的緩衝空間。
一旦這層緩衝消失，局勢將完全不同。

一、台灣最怕的不是選邊，而是失去時間

台灣社會內部常把安全問題簡化為「親美或疑美」的選擇題，但這其實是一種錯置。真正的關鍵不在於站在哪一邊，而在於：是否還有時間與空間，讓台灣持續強化自身條件。
如果國際秩序仍然運作，台灣可以透過經濟、科技、制度與防衛能力的累積，逐步提高自身不可替代性；但若秩序瓦解，時間將成為最稀缺的資源，而不是最重要的盟友。

二、過度浪漫的信任，本身就是風險

在一個規則鬆動的世界裡，對任何單一強權的過度期待，都是危險的。不是因為對方一定會背棄承諾，而是因為對方的承諾本身，可能已不再受到制度約束。
這並不是反美論，而是一種成熟的小國現實主義。台灣必須理解：盟友的支持從來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戰略選擇。當大國重新計算成本時，情感與價值往往會讓位於現實。

三、最重要的戰略能力，是「自我約束」

在國際環境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下，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不是某一次激烈的表態，而是持續保持理性、不被捲入情緒動員的能力。
過度刺激、過度宣示、過度消耗國際耐心，短期內或許能獲得掌聲，但長期來看，只會壓縮自身的迴旋空間。真正有利於台灣的，是穩定、可預期、讓他國願意為台灣付出風險的形象。

四、拖過這個時代，本身就是勝利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處的階段，更像是一場耐力賽，而不是短跑。世界正在進入權力重組期，而這樣的時代，最忌諱的是誤判節奏。
對台灣而言，最好的戰略，不是成為風暴中心，而是撐過風暴本身。只要秩序沒有完全崩潰，只要台灣仍然存在於國際體系之中，那麼時間，依然站在準備最充分的一方。

結語：不是要贏，而是不要輸錯

當世界不再講規則，真正聰明的政治，不是賭誰會贏，而是避免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情境下，做出不可逆的選擇。
對台灣而言，活下來、站得住、拖得久，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成功。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討論格陵蘭問題，若只停留在美國與丹麥之間的雙邊衝突，其實是低估了這件事情的戰略層級。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美國「能不能拿下格陵蘭」，而是：一旦美國選擇越線，整個歐亞大陸的權力結構會如何變化？又是誰，會在這場制度性斷裂中獲得最大利益？
答案並不難猜，但其後果卻極為深遠。

一、北約一旦失效，誰是第一個戰略贏家？

如果美國對丹麥動武，北約在政治上將立即名存實亡。即使軍事結構暫時存在，但其核心精神──共同防衛與制度信任──將無法修復。這樣的結果，對誰最有利？
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毫無疑問是俄羅斯。

俄羅斯長期以來面對的最大壓力來源，從來不是歐洲單一國家，而是北約所形成的整體戰略框架。一旦北約在內部瓦解，東歐國家將陷入集體安全的不確定狀態，俄羅斯不必開戰，只要「等待」即可。這正是地緣政治中最理想的勝利方式：對手自毀制度，而你無需付出成本。

二、中國將如何看待這場制度鬆動？

對中國而言，這樣的情勢同樣具有高度戰略價值。長期以來，北京在國際政治中所面對的最大障礙，不是軍事實力不足，而是正當性敘事的劣勢。只要現行秩序仍被視為「規則存在」，中國的行動就必須不斷為自己辯護。
但如果美國自己公開否定這套秩序，那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處境將大幅改變。因為此時，問題不再是「誰違反規則」，而是「是否還有規則可言」。
這對中國而言，並不意味著立即得勢，而是意味著：戰略耐心將轉化為時間紅利。

三、歐洲的戰略困境：被迫長大，卻準備不足

在這樣的局勢下，歐洲國家將面臨一個極為痛苦的現實：必須為自身安全負起真正責任。馬克宏所謂「北約腦死」的判斷，將從政治語言，變成無可迴避的結構事實。
問題在於，歐洲是否已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角色？答案恐怕並不樂觀。軍事整合不足、政治意志分裂、內部經濟壓力沉重，都使歐洲難以在短期內建立真正有效的集體防衛體系。
在權力真空尚未填補之前，整個歐亞大陸將進入一段高度不穩定的過渡期。

四、對台灣而言，最壞的不是選邊，而是失序

從台灣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情境尤其值得警惕。台灣真正的安全來源，從來不只是某一國的承諾，而是國際秩序仍然存在最低限度的可預期性。
一旦強權不再自我約束，所有處於戰略邊緣的位置都將變得更加危險。不是因為戰爭必然爆發，而是因為每一次判斷，都必須在更少的規則下進行。

結語：最可怕的勝利，是不用出手的勝利

如果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選擇越線，那麼真正的勝利者，不會是任何一方的軍隊，而是那些長期等待制度崩解的戰略競爭者。
當秩序自行瓦解時，修正主義國家不需要進攻，只需要保持耐心。
這正是國際政治中最危險、也最沉默的一種勝利。

近日感冒，看似小病，卻比想像中的嚴重，尤其咳嗽難好。在家休息了近兩週。利用此空閒，看了四十集的「跨過鴨綠江」。

此劇拍的還算不錯，至少比相關的電影好，沒有那麼多的戰爭鏡頭。比較出戲的是外國演員；陸製的主旋律影視作品，裡面少不了要有史達林、杜魯門等等外國要角。找來的演員，多數不會演戲（可能是為了找「形似」的緣故），就是個背稿機器而已。此劇亦不例外，麥帥尤其令人難受。但相對來說，李奇威這個角色卻演得不錯，是唯一稱職的外籍演員。

言歸正傳，此劇幫助我對韓戰有一個比較整體性的了解。尤其發現之前未注意到的一點，原來韓戰中志願軍五次重要的大戰，都在入朝之後的八個月內就打完了。1950年六月韓戰爆發，十月志願軍入朝，到1951的六月，就在三十八度線展開談判了。然而，此一談判卻拖了兩年，只卡在「戰俘遣返」這一個問題上。（當然，史達林不願韓戰結束也是一個原因。史達林一死，談判就達成協議了。）中共要全數遺返，盟軍卻要讓戰俘自由選擇，相持不下，最後還爆發了名垂青史卻也慘絕人寰的上甘嶺戰役，雙方合起來死了上萬人，只因為戰俘遣返無法達協議這個「小問題」。（最後繞了個彎子，透過第三方，還是達到了盟軍要求的「志願遣返」。）

中共遲遲不同意，某個角度看，無非是面子問題。中共也知道，如依志願遣返，則有大量的戰俘不願回到大陸。為什麼？如依我小時候在台灣所接受到的教育，是因為這些軍人是被迫上戰場的，內心都「心向祖國（中華民國）」，仇恨中共。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那時的中共，「暴政」還沒開始，民間聲望正高，打土豪分田地，受害的是地主士紳，受益的正是這群來自農村的士兵，所以他們並不仇恨中共。那為何不願回去大陸？因為他們知道，回去絕沒有好日子過；中共對待被俘過的人，是非常不客氣，甚至是兇狠暴烈的。

這與西方對待戰俘的態度截然相反。戰俘獲釋回國，那是僅次於戰爭英雄的待遇。戰死固然了不起，被俘也仍然算是英雄；就算不全是，至少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恥辱。

中國與西方的不同，純粹只是文化差異嗎？是中共或中國文化比較不人道嗎？我想並不是。核心的原因是，你用「什麼」來打仗。如果你國力不如人，戰場上的火力、武器不如人，全靠「士氣」來打仗，那對「投降」絕對是零容忍，因為那太傷害士氣了。相反的，寧死不屈，力戰而死，那就一定要大加表揚，因為這可以激勵士氣。

老共在朝鮮戰場上，以遠遠不如美國的低劣裝備而能與美國打平手，靠的全是「士氣」。其實不止韓戰，歷史上，凡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者，都是靠「士氣」打仗。不論古今中外，打仗靠士氣，就一定要特別表彰英烈，就一定藐視投降。反之，近代的工業大國，打仗成了技術活，靠武力優勢來打，不再靠玩命，於是性命寶貴，能不死就不死，彈盡援絕被迫投降也不可恥；畢竟所有的戰爭的「技術」手段都用盡了，也算是盡到了軍人的職責，戰死沒有必要，所以被俘歸來仍可視作英雄。

所以，在換俘問題上，美國人可以大大方方地任戰俘自由選擇，中共卻不可以。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美國看來，你既然靠「士氣」贏了我，那我也藉你「士氣」之軟肋來羞辱你，這也是天經地義，一報還一報。對中共來講，也只能是啞吧吃黃蓮，莫可奈何。

只不過，為了這「區區小事」，就能使韓戰多延續了兩年，多死了上萬人。只能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了。

近來圍繞格陵蘭的爭議，被不少人當成川普一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政治噱頭來看待。但如果我們暫時放下對個別政治人物的情緒評價，而從制度與歷史結構來看，就會發現：格陵蘭問題並不只是土地歸屬，而是戰後國際秩序是否仍然成立的試金石。
換句話說，格陵蘭不是一座普通的島，而是一條紅線。

一、戰後秩序的真正核心：不是力量，而是「禁區」

今日的國際秩序，仍然深深植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建立的框架之中。雅爾達密約、波茲坦宣言，以及隨後的《聯合國憲章》，共同構成了一套看似理想化、實則高度現實的規則體系。

這套體系從來不否認強權政治的存在。事實上，它的設計初衷正是承認大國影響力，並試圖為其劃出最低限度的行為邊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

禁止大國以武力吞併小國，尤其是對盟友使用武力。

這條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並不建立在道德高度之上，而是建立在避免全面失序的現實考量之上。只要這條底線仍然存在，國際政治就仍然是一場「有圍欄的競技」；一旦這條線被跨越，世界便會迅速滑向赤裸的叢林法則。

二、北約不是軍事俱樂部，而是制度承諾

北大西洋公約（NATO）往往被簡化為一個軍事聯盟，但這其實是對它本質的嚴重誤解。北約的真正核心，不在於武器與兵力，而在於一個極其關鍵的制度性承諾：

成員國之間不以武力解決主權與領土爭議。

這個承諾，是北約得以存在的道德與政治基礎。一個允許核心成員對其他成員或盟友動武的聯盟，在邏輯上將立即自我否定。它不再是防衛體制，而會淪為權力不對稱下的支配工具。

如果美國真的對丹麥採取武力行動，那不只是「美丹衝突」，而是北約作為制度的即刻破產。因為這意味著：規則只約束弱者，不約束最強者。

三、為什麼「對盟友動武」是不可跨越的底線

歷史經驗反覆證明，一個國際體系的瓦解，往往不是來自敵對陣營的挑戰，而是來自內部原則的自我破壞。
一旦強權開始對盟友動用武力，所有依附於該體系的中小型政治體，將立即失去安全感。因為此時的問題不再是「站在哪一邊」，而是「是否還存在邊界」。
對台灣、對東歐、對任何處於地緣政治夾縫中的社會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對抗，而是秩序失效後的不可預測性。

四、聯合國憲章的象徵意義，仍然存在

有人會說，國際法本來就經常被違反，聯合國也無法約束強權。這樣的說法並非全然錯誤，但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
即使在違反國際法中，強權仍然努力維持「表面合法性」。

正是這種「仍需解釋、仍需辯護」的狀態，讓國際秩序沒有完全崩解。如果美國公開、直接、毫不掩飾地對丹麥動武，那將是對整個制度的公開否定，而非模糊操作。
這不只是一次行動，而是一個示範。

五、紅線一旦消失，世界不會更安全

對某些觀察者而言，或許會認為這樣的轉變能讓世界「回到現實」。但事實上，失去規則的世界，只會讓所有中小型政治體暴露於更高風險之中。
格陵蘭事件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美國是否「有能力」，而是是否仍願意為制度保留禁區。一個連禁區都不再承認的強權，將不再是秩序的支柱，而是秩序的終結者。

結語：紅線存在，本身就是安全的一部分

格陵蘭並不是戰略棋盤上的孤島，而是一條測試國際秩序是否仍有底線的紅線。
如果這條紅線被跨越，那麼接下來，世界將不再是「誰比較正當」，而只剩下「誰更敢出手」。
對所有仍希望生活在一個可預期世界的人而言，這都不是好消息。

世界離不開台灣？那只是台灣人彼此安慰的故事。

在藍綠長期宣傳教育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兩件事：
第一，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的公敵；
第二，台灣因為自由民主與半導體，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這兩個判斷，都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
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是市場、投資與供應鏈的一部分；
台灣則只是外交上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
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為了民主價值而集體行動的道德聯盟，國際政治只談利益與代價。

半導體確實重要，但這並不等於台灣重要到必須被保護。
大國真正做的不是「守住台灣」，而是「降低對台灣的依賴」──產線外移、供應鏈分散，正說明台灣的價值是功能性的，而非不可取代的。

至於所謂的國際支持，多半只是低成本的政治表態。
訪問不等於承認，法案不等於出兵，聲援不等於共擔風險。
這些行為的目的，是消耗中國、測試底線，卻不必承擔後果；
真正承擔風險的，只有台灣。
台灣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壓力，而是來自內部的集體幻覺：
高估盟友、低估代價，把口號當保證，把價值當護身符。

世界不是因為尊重台灣而靠近台灣，而是因為要對付中國，暫時用得上台灣。
如果台灣社會無法看清這一點，真正把台灣推向危險邊緣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以為安全的自己

委內瑞拉、伊朗都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多年，經濟瀕臨崩潰，委國總統馬杜洛已被美軍突襲逮捕，伊朗則在全國多地爆發激烈的民眾示威抗議，國家陷入動盪不安。委、伊都反美，但其國力薄弱，缺少自力更生的能力，結果反美不成，卻使國家破敗，人民苦不堪言。委、伊為何早不學學中國過去的「韜光養晦」？

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格格不入，又與美國打過慘烈的韓戰，因此中國傾向反美。但鄧小平在推出「改革開放」大戰略時，同時提出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強調不張揚、積蓄實力、不與美國對抗。 中國實行這「韜光養晦」戰略30多年，直到2010年代中國的實力已無法隱藏，也不怕美國的壓制，才改變戰略，開始與美國爭鋒。

委、伊都是以石油支撐經濟的產油國，油價高時很風光，一旦油價走低，經濟立刻疲弱。此外，委、伊只靠石油單項產品出口，美國很容易對其執行制裁，不論在海上攔截其運油船，或要求及掌控各國禁購其石油。所以美國的制裁能夠重創其經濟，並造成兩國的動盪。

委、伊反美的後果應該能夠預見，為何不能像中國一樣預先「韜光養晦」？不需要30多年，20年就很可觀，經濟總量和軍事力量至少倍增，產業不僅石油而能比較多樣均衡，國家因此可以穩定得多。這樣委、伊的國力雖然不可能追上美國，但不會被美國的經濟制裁搞垮，甚至美國需要酙酌執行經濟制裁的代價。

委、伊不能「韜光養晦」的主要原因是大型選舉（伊朗的最高領袖是宗教領袖，第二號領袖總統是由選舉選出）。兩國的人民多半早有反美傾向，因此反美能夠贏得選票，而候選人自然會宣傳反美，於是大型選舉越多就越反美，而當選人勢必要執行反美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國的政要得知委、伊選舉時的反美宣傳，自然更把兩國視為敵國。双方的對立於是愈趨尖銳，委、伊怎可能「韜光養晦」？

選舉民主不僅導致委、伊不能「韜光養晦」，也使國家不團結。委國的在野勢力獲得美國的支持，甚至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委、伊內部都（曾）有很多內奸被美國買通（伊朗的內奸有些是被以色列買通），對兩國傷害極大，這些內奸很可能屬於在野黨或有關聯；委、伊的經濟狀況極差，在野黨不跟外國勾結怎麼過活？過錯不能都怪罪在野黨，委、伊的執政者可能（像台灣一樣）操控司法，迫害在野黨。無論如何，若國家富強，實行選舉民主的問題較少；貧弱的國家實行選舉民主，容易被大國介入，也容易造成國家不團結。

鄧小平睿智，讓中國實行「韜光養晦」30多年，於是能與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委內瑞拉、伊朗實行選舉民主，既不能「韜光養晦」，國家又不團結，容易被美國介入收買，人民苦不堪言，要怪誰呢？

今天去內湖AIT參加抗議美國入侵委內瑞拉的聲援行動。AIT附近風勢很強，警方把我們圍在離AIT附近的巷口辦活動，冷風直灌，很不舒服。

美國入侵委內瑞拉綁走馬杜洛總統的行徑，在美國社會都出現許多人的強力批評，一百多個城市都有遊行抗議，但外交部發言人蕭光偉卻說：

「外交部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政經情勢，委國獨裁政權在國際毒品販運中的角色，以及威權統治造成人道危機，長期以來已對當地區域穩定造成重大衝擊。外交部持續關注相關情勢發展，隨時掌握狀況、適時因應，也期盼委國順利和平過渡到民主政體，並進一步促成雙邊關係發展；臺灣將持續與美國在內盟友合作，貢獻全球安全。」

民進黨政府完全站在美國這邊說話，與世界多數文明國家相悖離。

不過，藍白兩黨面對川普的暴力做法，也是顧左右而言他，不敢直接批判美國帝國主義。鄭村棋今天用了一個很好的比喻，民進黨面對美國是人家要五毛，他給一塊；藍白兩黨是人家要五毛，給四毛九，然後以此為傲來批判民進黨。

今天最有趣的是民視新聞也來做現場直播，不知道他們怎麼會對這樣「冷門」的議題感興趣，竟會來直播。難道是要讓AIT裡面的老大哥透過收看直播隨時掌握情況？台灣有權有勢的人都在討好美國！我們的社會如何可能進步？

民視的直播連結：
0110 民團為聲援委內瑞拉 集結AIT抗議美國政府

最近，唐納·川普再度成為國際輿論焦點。原因並不新鮮，卻足夠震撼——他公開表示，美國基於國家安全需要，理應取得格陵蘭，甚至不排除任何選項。此言一出，丹麥政府強烈反彈，歐洲多國表態力挺丹麥主權，丹麥首相更直言：若美國動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恐怕將就地解散。

表面看，這像是一場外交風波；但拉長時間軸，它更像是一個文明層次的警訊：不是美國不懂戰略，而是美國正在失去表達戰略的能力，也可說是美國霸權語言的退化。

一、格陵蘭真的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

先把情緒放一邊，冷靜說一句實話：美國重視格陵蘭，本身並不荒謬。原因很清楚。
第一，氣候變遷正在重塑世界地圖。北極航道逐步開放，使北大西洋、北冰洋、太平洋之間的距離被重新計算；原本邊陲的冰封之地，正在成為新的戰略中樞。
第二，俄羅斯早已在北極軍事化，中國也以科研、能源、基礎建設之名穩步進場。
第三，格陵蘭本身就是北美防空、反導與預警體系的前哨，美軍在當地的存在並非今日才開始。
換言之，從純戰略角度看，美國「想要更牢固地控制格陵蘭」，完全符合一個海權國家的安全直覺。

問題不在於想不想要，而在於怎麼說、怎麼做、什麼時候說。

二、川普的問題，不是野心，而是語言

川普的政治風格一以貫之：直白、交易導向、去修辭化。他習慣把複雜的國際政治，翻譯成房地產邏輯——我出錢，你讓利；我給保護，你交資產。這種語言在企業談判中或許有效，但一旦觸及主權、民族尊嚴與聯盟秩序，就會立刻失效。「買下格陵蘭」、「加拿大應該成為一個州」、「墨西哥也不是不能談」——這些話在他口中也許只是談判壓力，但在他人耳中，卻是帝國復辟的粗魯回聲。

對丹麥而言，這已不是一塊土地的問題，而是「小國是否仍有尊嚴」的問題；對歐洲而言，這是「美國是否仍尊重盟友」的問題；對北約而言，這甚至觸及「集體安全是否仍有道德基礎」。於是，一個原本可以低調操作、慢慢談判、逐步深化的戰略議題，被硬生生推高成一場公開的尊嚴對抗。

三、真正高段位的霸權，從來不是這樣運作

歷史其實早就提供過更聰明的範本。
十九世紀，美國以購買方式取得阿拉斯加，俄羅斯體面退出，美國低調擴張；
二十世紀，英國以「租借」方式取得香港新界，在法律、面子與實質控制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冷戰時代，美國在西歐與東亞，透過制度、投資、軍事存在與話語權，讓盟友「離不開它」，而非被迫臣服。
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只有一個：霸權的擴張從來不是靠喊，而是靠讓對方逐步喪失其他選項。

如果美國真想在格陵蘭取得長期優勢，並非沒有路可走。99年軍事與科研租借、主權不變但功能轉移、鉅額基礎建設投資、格陵蘭社會福利與教育全面美國化——這些方案，既保住丹麥的形式主權，也滿足美國的實質安全需求，還不至於撕裂北約。

但問題是：川普選擇了最容易談崩的方式。

四、這不是一場美國輸給丹麥的對局

嚴格說來，這一局，美國並沒有在實力上輸給丹麥。美國輸掉的，是未來十年的談判空間。在川普公開表態之後，丹麥幾乎失去了任何「私下協商」的政治可能；任何讓步，都將被解讀為屈服於霸權威脅。歐洲各國也被迫選邊站，否則自身的安全感將全面動搖。結果是，美國不但沒有更接近格陵蘭，反而把自己推到了「只能硬碰硬」的位置。
這對一個成熟霸權而言，是極其不划算的。

五、從格陵蘭，看見一個更大的問題

如果要從歷史的高度評價這件事，它真正暴露的，並不是川普個人的性格，而是美國霸權語言的退化。
冷戰時代的美國，擅長用制度說服、用聯盟包裝、用價值正當化自己的利益；而川普式的美國，則傾向用交易、威脅與直覺來處理一切。實力或許仍在，但處理實力的語言，卻越來越像一個不耐煩的富豪，而不是一個長線經營的帝國。

歷史會怎麼寫這一段？很可能會是這樣一句話：
他看對了方向，卻用錯了文明階段的工具。

結語

格陵蘭事件提醒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真正稀缺的已不只是資源與軍力，而是能讓他人心甘情願接受你存在的話語能力。
帝國不是靠「我想要」而成功的，而是靠「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長存的。
這一點，歷史反覆證明；可惜，有些人，始終學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