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互相徵收高關稅，貿易戰不僅不停歇，而頗有升高趨勢。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此刻出版《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該書雖僅有兩百頁，卻是劉院士多年來研究中美貿易關係的成果結晶，在有關中美貿易戰的書籍中，可說是最學術、最紮實的力作。

書中首先呈現了經濟分析的複雜。按美國的官方統計，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有3756億美元的逆差，服務貿易有402億美元的順差，商品和服務貿易合併計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354億美元。然而根據中國的官方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商品貿易有278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有550億美元的逆差，商品和服務貿易合併計算，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230億美元。3354億美元對比2230億美元，美國和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差異非常大。作者分析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並對統計數據做適當的調整，以呈現更公允的中美貿易狀況。

貿易戰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如何？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總值占中國GDP約3.4%，根據劉院士的研究，中國輸出美國商品的國內增加值占比(或稱自製率)只有將近25%，假設美國的高關稅使這些中國進口商品全部被他國(包括美國自製)商品取代，則中國GDP將直接減損0.85%(3.4*0.25)。但出口下滑會造成中間投入需求的減少，算上這些間接減損(間接減損有可能需時超過一年)，則中國GDP將減損2.24%(3.4*0.66)。以中國近年GDP年成長約6.5%，中國仍能保持4%以上的增長。以上是最壞狀況，目前美國僅對將近一半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25%高關稅，因此中國GDP的直接減損約0.43%(0.85/2)，算上間接減損，則GDP將減損1.12%(2.24/2)。(中國政府若投入一些經濟刺激計畫，GDP的減損當然可能減少)

除了估算貿易戰對中、美經濟的影響，如書名所示，劉院士從多方面陳述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強調双方合則兩利，而貿易戰是不會有贏家的。可惜美國總統川普顯然不接受他的忠告。

《共贏》書中仔細估算高關稅對出口國GDP的影響，但是沒有探討高關稅對進口國GDP的影響。川普總統提高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勢必造成美國商品價格的上漲，不利於美國經濟。美國商品價格上漲和GDP受影響的程度取決於中國進口商品的可取代性，即中國進口商品可被其他國家商品取代的程度，這取決於各別產業國際市場的競爭狀態，因此極難評估(或許現有技術根本無法估算)。這是川普總統一直猶豫提高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的原因。

從書中的參考文獻可知，劉院士和一些中國學者早在二十年前就開始研究中、美之間的双邊貿易，研究成果豐碩。劉院士，可能也包括這些中國學者，長期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決策者提供建議，中國有這樣堅實的研究團隊擔任參謀，相信必能對中美貿易戰應對適當，盡量減低中國經濟的損害。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總值占中國GDP的比例在2006年達到7.2%的高峰，此後即逐漸下降到2017年的3.4%，因此大幅減少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顯示中國經濟政策的正確。

中美貿易戰讓部份在陸台商準備把工業生產線移回台灣，能解決台灣長久以來的經濟困境嗎？蔡政府看來非常歡迎，似乎會放鬆一些環保要求，以爭取台商回流。考慮這個問題，應該先思考台灣長期經濟停滯的原因。

台灣已算是高所得國家，經濟成長因此而走緩嗎？這不成理由。新、港、南韓二十年前的經濟水準都與台灣相近，現在卻大幅領先台灣；此外，大陸沿海地區的經濟水準已很接近台灣，但其目前的經濟成長仍遠高於台灣。亞洲四小龍和大陸沿海地區天然環境相似，都得海運四通八達國際貿易之利，為何近年台灣獨憔悴？

台灣有海運之利，卻有地狹人稠的弱點，地狹人稠表示工業和環保很難兼顧。台灣因為地狹人稠，環保必須高標準，否則空汚水汚讓人活不下去。然而任何工業都難免製造空汚水汚，看花多少成本於防止空汚水汚，環保標準越高，需要投入越高的成本於防止空汚水汚，最後將使工業沒有利潤。換言之，台灣不可能不顧環保，無限度地發展工業。台灣近年發電和環保的矛盾已顯示工業和環保的難以兼顧。而政府企圖放鬆環保要求，以爭取台商回流，可以獲得短期的經濟好處，卻很可能造成未來大量的環保抗爭。

人口稠密的地方若要有高所得不能太偏重工業，必須靠高產值的服務業，如金融、法律、教育、軟體、通訊、醫療、娛樂、觀光等。服務業和工業很不同，工業產品時常是通用的，可以無遠弗界，也可以代工生產，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因此並不密切；對比之下，服務業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卻非常密切，生產者需要與消費者溝通，並博得消費者的好感，是高產值服務業的起碼要求，而且服務業多少有地域性，一個地方所提供的服務最容易吸引附近地區的人來消費。

經濟發展一般有其規律。先工業化的地方會聚集大量人口，而終達到環保所能容忍的上限(勞工工資也升高)，於是必須逐漸把工業轉移到鄰近人口較少而未工業化的地區，本身則轉向服務業，提供高產值服務給鄰近的逐漸工業化地區，而鄰近地區因工業化而所得成長，剛好有能力消費這些服務。例如，大陸正在經歷工業化從沿海地區逐漸轉移到內陸地區，而沿海地區則轉向高產值服務業，因此沿海地區雖達頗高所得，仍能保持高於台灣的經濟增長。

相對於其鄰近地區，台灣較早即完成工業化(僅次於日本)，也經歷了把工業移轉到鄰近的對岸的過程，本身卻沒轉型成為對岸高產值服務的提供者(台灣服務業不少，高產值的卻不多)，因為兩岸之間並不自由開放，甚至存有敵意(如上述，服務業的生產者需要博得消費者的好感，是起碼要求)。現在大陸沿海地區正在轉向高產值服務業，台灣看來已經錯過了發展高產值服務業的最佳時機，因此經濟長期不振，而且機會不再啊！

地狹人稠的台灣錯過了發展高產值服務業的時機，因此經濟長期不振，現在期待台商回流重振工業，是治標不治本，短期對經濟有益，長期只是增加環保負擔，導致未來的環保抗爭！犧牲環保換來的經濟成長，不可能讓我們生活得比較好。

郭台銘說：「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𨍭型」。能兌現嗎？

台灣獲利

在中美貿易磨擦的態勢下，不僅中國、美國，全世界的經濟貿易都要受損，台灣在大陸的工廠有的遷到越南，有的遷回台灣，目的在避開中美貿易磨擦互加關稅的傷害，只能說是避損。

台灣40％的貿易來自大陸，每年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來自大陸，實際上台灣是大陸巨大產業鏈的供應商，仰賴大陸產業鏈的最終產品出口美國，分得利潤。在中美貿易磨擦的態勢下，大陸產品出口美國受到關稅的壓制，作為大陸產業鏈供應商的台灣，無論遷廠越南、遷回台灣，遷移生產線都增加成本，仍然一起受損。請問郭台銘怎麼讓台灣獲利。

美國達標

中美貿易戰是美國發起，原本以為美國的目標是平衡貿易逆差，後來美國從科技封鎖，打擊中興、華為，禁止「中國製造2025」，不准國家鼓勵參與科技發展，一直到現在中美貿易談到第十輪了，川普和談判官員仍然不時叫囂新的要脅，譬如常設駐華機構，監督中國政府及廠商，如有違背協議，美國立即恢復關稅懲罰。

美國只想囂張跋扈，得寸進尺，沒有目標，無論中國怎麼退讓都不能滿足美國，中國只能死纏活談，誰不怕誰。請問郭台銘怎麼讓美國達標。

中國𨍭型

中國內部的銀行、金融、工業、商業、房地產、進出口貿易、股票、期票、關稅、 市場開放….. 每一項目都在努力轉型，力求進步，這都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國家發展崛起的自我要求。

以台灣僅僅占大陸 GDP 4％的微弱份量，請問郭台銘怎麼讓中國𨍭型成功。

台灣的政治人物習慣性的自我膨脹不自量力，譬如在沒有太空科技、沒有太空計劃的狀態下，冒然喊出「征服宇宙」，這是島嶼井底的環境使然。

 

 

摘要：《致命中國》一書可說是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指導思想，詳列了美國對中國在双方貿易上的各方面指控，本文對各種指控提出全面但簡潔的駁斥。

《致命中國：中共赤龍對人類社會的危害》的主要作者Peter Navarro (另一作者為Greg Autry) 目前擔任美國白宮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是美中貿易戰的主導者之一，因此此書可說是美中貿易戰的指導思想。此書的英文版《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出版於2011年，部份內容已有些過時，然而由於貿易戰的長期重要性，仍有必要予以辯駁。

《致命中國》全書分為5部分：第一部分指控中國大陸的產品多半劣質，甚至有毒致死。第二部分指控中國以不公平貿易手段：出口補貼、低估幣值、盜竊美國智財權、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出口限制(某些礦產)、壟斷聯盟(如稀土)和「保護主義長城」等，摧毀美國的就業機會，並殖民非洲、拉美。第三部分警告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主要針對海軍、間諜滲透、網路駭客和太空星戰。第四部分指控中共屠殺、殘害人民及迫害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少數民族。第五部分指責許多為中國辯護的美國人，並提出對抗中國的行動計畫，包括拒買中國產品。

對以上指控的駁斥

如書中所述，美國進口中國產品，其成本僅美國製商品的一半。一分錢一分貨，部份中國產品有瑕疵，甚至含毒，不算意外，進口商既獲得極大成本優勢，當然該負責檢驗商品，對商品品質把關，何能歸罪於中國產品？(書中所述為8年前狀況，現在美國進口更多中國產品，產品品質顯已改善)

出口補貼等於以低於成本價輸出，對中國何益？中國即使有出口補貼，也是極少數的暫時權宜手段，這種指控是無的放矢。

中國對美國有大幅順差，收入大量美元，如書中所述，中國若把大量收入美元兌換人民幣，人民幣相對美元自然逐漸升值；但是中國卻以大量美元順差購入美國債券而不兌換美元，因此能保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幣值。這是合法正常的金融操作和儲蓄，美國何能指控中國操縱滙率、低估幣值？

每個企業都該想方設法保護本身擁有的智財權，並在智財權受到侵犯時向司法機關提出具體控訴。籠統地指控他國盜竊智財權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壓低進口商品的產地價，以獲取高利潤，正是中國不得已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的原凶，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身受其害，美國何能指控中國破壞環境、不善待勞工？(所幸近年中國經濟發展有成，其自然環境和勞工環境已頗有改善)

中國大陸盛產某些資源(如稀土)，被作者指控「出口限制」、「壟斷聯盟」，難道中國非要大量開採到供過於求、市價大跌，才是公平的自由貿易？

根據世貿組織規定，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合法擁有某些保護本國產業的權利，美國何能指控中國有「保護主義長城」？

中國大力投資耕耘非洲、拉美，讓不少地區經濟頗有進展。中國的行動即使不盡完美，對比過去歐美佔領殖民，還從非洲輸出黑奴，中國是好太多了。美國指控中國殖民非洲、拉美，能不心中有愧嗎？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有不少政策失誤，但作者竟隨意指控「毛澤東殺死的人數卻從4900至7800萬人」，信口開河，莫此為甚。不算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古代曾屬於中國，這三地近代進入中國版圖之時大約正逢美國獨立建國，中國對待這三地的少數民族，似乎好過美國之對待印第安原住民。印第安人當年被迫離開長居的家鄉，搬遷到陌生的保留地，造成人口迅速大減，而中國的少數民族沒有遭受這樣的惡劣待遇。

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作者具有強烈的美國優越感：「沒有一個美國人應該懷疑下面這個經濟上永恆不變的事實：只要給予美國工人與中國或其他任何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公司和工人就足以與世界上任何人競爭。」作者的美國優越感遮蔽了他的理智，經濟上不變的事實是：像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若能保持穩定團結，當它逐漸學會工業化和現代的金融和商業制度，它比較已開發國家低的所得，即較低的勞工成本，使它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這才是美中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除了指控中國，作者在書中(第五部分)嚴厲譴責投資中國的許多美國企業家愚蠢、不愛國。部份美國企業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接受成立中美合資公司或以技術轉移交換一些投資優惠(如減稅、低價取得土地)，最後喪失了競爭優勢。以技術轉移交換投資優惠是合作双方的自願交易行為，對誰較有利取決於双方的智慧判斷，若談不攏，美國企業大可以不投資。作者不以技術轉移協議歸罪於中國，是可取的。然而貿易戰以來，美國卻以此指責中國，實在荒謬。

美國為了國家利益，企圖壓制中國崛起及掀起貿易戰，都可以理解而無可厚非，然而擺出憤憤不平、義正辭嚴狀，全面指控、抹黑中國，就令人噁心了。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滿40年，被視為大國崛起的成功案例，然而大陸近年經濟成長減緩，不久前的全國人大會議設定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在6%~6.5%之間，是多年來的最低成長目標。大陸經濟面臨什麼難處？

大陸經濟面臨的第一個難處是世界市場不夠大。資本主義和工業化能提升生產力及經濟成長，但是前提是要有市場，若沒有市場，工業化的投資會血本無歸。進一步看，僅有本國市場不足以支撑高經濟成長，因為多數人的消費需求，亦即本國市場，很少會短期內大幅成長。換言之，只有開拓出新的外國市場才足以支撑高經濟成長。世界市場有多大？相對於小國家，如台灣，世界市場足夠龐大，小國家只要提升生產力，不怕產品沒有國際市場；然而大陸太龐大，幾億人的生產力都已提升，世界市場幾乎容納不下他們所生產的大量產品，不論美國是否掀起貿易戰。

大陸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佳，已達已開發水準，但是廣大的內陸地區天然條件遠不及沿海地區，是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難處。19世紀以來，海運大興，沿海地區可以海運送貨到世界各海港，比內陸地區的陸運有極大優勢，即使大陸已逐漸完成高鐵路網。尤其大陸的西北和西南內陸多是沙漠和高原，天然環境相當困難。

由於上述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大陸目前的貧富差距大，加以「疆獨」曾發動不少恐怖攻擊活動，大陸因此需要花費大量資源於安全和「維穩」，是經濟發展的第三個難處。

大陸過去的高速發展部份得利於人口紅利，即充沛的年輕適於勞動的人口，近年大陸逐漸趨向高齡化，人口紅利不再，是經濟發展的第四個難處。未來大陸的發展只能依靠人口品質的提升，不能再依靠勞動人口數量的成長。

大陸雖然國土廣大，但因為人口太多，每人平均分配到的自然資源是相對稀少的(相對於多數國家)，這是大陸經濟發展的第五個難處。

中國整體雖然仍是開發中國家，但因為體量大，已經讓歐美等先進國家感到威脅，美國因此多方企圖壓制中國的發展，包括發起貿易戰，這是大陸經濟發展的第六個難處。

中國大陸有這麼多難處，近年還能保持優於大多數國家的中高速經濟成長，實屬難能可貴，這不得不歸功於中共政府的規畫和執行力。例如「一帶一路」計畫雖有執行風險，卻是緩解難處一和二的重要手段，既能擴大中國的國際市場，又有益於內陸地區的發展，因為「一帶一路」多半把內陸地區對接到鄰近的外國，以便双方共同建設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已七十多年，國際上雖有局部戰爭，大體還算和平，然而世界經濟的發展仍很不均衡，過去貧窮的大國多半依舊貧窮(大國多半都面臨難處一、二和三)，而在過去貧窮的大國中，中國可說是唯一成功發展起來的典範。中國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請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實踐顯示優於其他開發中大國幾乎都實行的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該要好好檢討了。

大國的發展比小國困難得多，例如台灣完全沒有難處一、二、三和六。有些台灣人以為大陸的崛起稀鬆平常，是不了解大國崛起的難處啊。

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四講中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因為他準確地抓到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問題，階級鬥爭，但卻因此而開錯了藥方，誤把這個問題當作文明邁進的動力。

Friedrich認為，老孫的這個評斷還是很精準的。其實，在整個大範圍內，所謂的左派，都有這個毛病，就是批判性強，也大致準確，卻無法提供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或者說，論述力強，但是執行起來卻難以落實，甚至根本窒礙難行。所以，各種左派中的修正主義就應運而生，成為一個特殊的現象。

但是社會主義真的錯了嗎？福山的文明與歷史的終結，甚至在90年代就判了社會主義死刑。余英時更是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都將在21世紀初徹底死亡。….

然而，2008到今天都還餘震猶存的金融海嘯，也已經等於赦免了社會主義了。全球化帶來的，並不是財富與各種便利，而是更多的區域衝突與劫貧濟富。伊斯蘭世界的動盪，歐洲整合的蹣跚，到美國竟然要去打壓完全照著他所制定的遊戲規則崛起的中國大陸，就知道當初馬克思的預言，很多還是對的，只是發作的晚一點罷了。

不過，Friedrich還是相信市場經濟。美國的打壓中國大陸，實際上是為了它的霸權，並不是反對這個體系下出現的成長。所以，它的打壓不會成功。

 

中美貿易戰打打停停快一年，美國採取攻勢，中國大陸採取守勢，但也有一些反擊。貿易戰還在膠著狀態，美、中的全面競爭態勢卻已很明顯，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的一些公開言論都挑明了這種競爭態勢。貿易戰尚未實質影響台灣社會，卻使反共反中勢力活躍，台獨名嘴、「民運人士」、綠營政客、偏綠的財經專家等，都在各種媒體歡欣鼓舞、唱衰中國，他們宣傳貿易戰美國必然大勝，中國必然大敗，而台灣能從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國際貿易是互惠的行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只是誰損失大一些，誰損失小一些。川普發起貿易戰，一下唱「黑臉」，一下唱「白臉」，邊打邊談，就是希望損人不損己，減少美國的損失，正顯示貿易戰不可能是一方大贏、一方大輸。因此反共反中人士的唱衰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無稽之談。

貿易戰以來，中國股市跌得比美國股市多，反共反中人士就認定中國輸了、美國贏了。他們忘了：中國股市比美國股市體量小，而中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GDP)中的占比也比美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小。換言之，中國股市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的影響不是那麼大。此外，中國股市已大跌一年，讓各行各業心生警惕而降低融資槓桿，有助於避免系統性危機，並不是壞事。(系統性危機，如2008年金融海嘯和2010年歐債危機，都因產業界過分樂觀，過高的融資槓桿導致。)

反共反中人士唱衰中國的另一理由是中國的高負債。這點是事實，但是不僅中國，美國、歐盟、日本，哪個國家不是高負債？美國若非高負債，怎會發起貿易戰，企圖平衡貿易赤字？怎會中東撤軍？又怎會逼迫盟國多付軍費？歐盟只為了支撐破產的希臘就達到高負債，何況還有其他的「歐豬國家」；而日本就是長期高負債，才會「失落二十年」。高負債是有爆發系統性危機的風險，並且極難預測。比較世界各國，中國雖然高負債，但是長期出超，累積大量外滙和美國債權，看來仍是主要國家裡狀況最好的。

一面發起貿易戰，美國副總統彭斯同時高聲指控，中國人民在共產黨治理之下是不自由的，他企圖以反共之名正當化美國的對抗行為，並削弱中國民眾對其政府的支持。然而美國的真正企圖太明顯，就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以保持美國的霸權，中國人哪會看不出來？共產黨領導中國大陸迅速崛起，近年又成功掃除貪腐、從嚴治黨，中國人當然支持自己的政府，對抗霸道的美國。只有原即反共反中的海外勢力才會幫美國搖旗吶喊、唱衰中國，是成不了氣候的。

中美貿易戰影響全世界，讓誰都沒好日子過，結果就是未來兩年的全球經濟景氣預測普遍都調降，中、美、台的經濟都不會好。韓國瑜的「韓流」顯示台灣人要經濟，不要意識形態。反共反中人士，包括一些偏綠的財經專家，卻仍以意識形態看經濟事務，實在是偏執、不理性，會害死台灣人啊！

 

筆者剛讀完Bill Emmott所著《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譯自《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作者曾擔任極受好評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總編輯十多年，其著述當然廣受重視。促使我思考，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作者當然是西方價值的堅強捍衛者，不過他不強調(但絕不貶低)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常見的說法，而特別著重「開放」和「平等」，「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目前西方仍保持其民主、憲政制度和自由、人權思想，西方遭遇的困難在於社會是否開放和平等。金融海嘯、歐債危機、歐美反移民風潮、歐洲民粹政黨興起、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總統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等許多事件，都不利於開放和平等(部份事件又肇因於不平等)，也不利於西方的未來。作者因此大聲疾呼，西方要為開放和平等而戰。

書中呈現許多西方衰敗的現象，綜合而言，民主制度常「作繭自縛」。各利益團體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推出利己的法案，並遊說國會通過，久而久之，造成許多不公平、不平等，因此民主國家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清除自縛的「繭」。作者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並舉出一些成功的例子，包括美國加州2010年以來的改革、英國柴契爾夫人在1980年代的改革、瑞典在1980、90年代的改革、瑞士在1990年代的改革等。作者以這些成功的例子，激勵西方人堅持開放和平等，雖然開放和平等不可能是絕對、全面性的。

---

作者觀察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弱點及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是很中肯的見解，然而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恐怕是太樂觀了。西方國家是有一些政革成功的例子，但是顯然是少數，否則就不會有「歐豬五國」，而作者也不會觀察到那麼多歐洲衰敗的現象。民主制度之下，各利益團體追逐自身的利益，是否能被遏止，是複雜的民意角力，各國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因此殊難定論，而且人性貪婪自利，期待民主的自我改正能力，恐怕是會落空的。

此書有一明顯的缺失，即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和東方世界著墨甚少。全書11章，只有第十章談論西方所面臨，包括中國，的外部挑戰，標題竟然是「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作者身為西方頂尖的知識菁英，竟然把西方之外全稱為野蠻人，這樣的傲慢心態如何能不衰敗？相對於Gideon Rachman提出，世界在朝向東方化的大趨勢(請參考《從西方化到東方化》)，本書全沒提及中國和東方經濟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對西方的影響。

中國大陸已經學到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訣竅，相鄰的東方國家也會逐漸學到，而中國和東方國家的勞工比西方勞工勤奮又工資相對低廉(貧窮通常必然勤奮)，西方在經貿方面如何競爭得過中國和東方？例如，資本家把生產事業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合理的經濟行為，因此西方難免面臨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而低經濟增長將使分配更困難，更容易造成不平等、民怨和封閉心態。西方將逐漸衰落而與東方的生活水準拉平，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東方的人口遠多於西方，生活水準拉近之後，東方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勢必逐漸超越西方。一些西方價值將會持續，但會被一些東方價值沖淡。

筆者在前文《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對決》裡指出中國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其特色是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可說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一般人多半認為國營企業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若這個說法正確，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比不上西方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經濟卻高速成長，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國營企業是利還是弊？國營企業是否一定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

一般人認為國營企業效率較低，大約有三個因素：其一，在國家的護持之下，國營企業不論賺賠，都能屹立不倒，因此缺少非力爭上游不可的危機感。其二，國營企業常有壟斷地位，缺少同業競爭，因此無法培養出競爭力。其三，國營企業的經營常受政治左右，而較忽略專業和績效。

上述國營企業效率較低的原因都不是一定成立的。國營企業並不是絕對不能倒的，若確實經營不善，就該讓它倒閉；其實倒閉的危機感並不那麼重要，國營企業只要以績效為目標，注重專業，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國營企業也能與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

國營企業的難處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遠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民營企業總有一群專業和經營能力都強的大股東，這些人是企業的主要擁有者，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大筆投資開玩笑，自然會把企業經營得高效率，而國家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對於國營企業，國家需要監督其經營績效及選派適任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這都是專業而不容易的工作(國營企業的大股東是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那樣的大股東，其經營完全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

國營企業的經營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因此國營企業的經營頗受政治的影響。在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國營企業多半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因為執政者選派國營企業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多半會考慮政黨利益超過經營專業，目前台灣綠營執政，選派的國營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幾乎全都親綠，就是例證。在中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執政者選派國企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不需考慮政黨利益，是其優勢。但是國營企業的經營極受政治是否清明的影響，若執政者貪腐、任用自己人主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自然也會貪腐、無效率；所幸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使國營企業的高階人事大多能用人唯才，這是大陸國營企業近年績效頗有改善的主要原因，甚至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不一定較沒效率，但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大陸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營企業，符合「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理想，但是讓國家不易管理，看來應該適度地縮減國營企業的數量，以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於是能專注於管理較少的國營企業，而更增進國營企業的效率。

前兩天美股大跌，道瓊指數兩天跌掉1300多點，跌了超過5%。美股體量大，影響力也大，美股大跌立刻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很多國家的股市體量遠不及美股，因此跌幅甚至超過美股。美股和全球股市大跌的主因當然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主要是對付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都因貿易戰而調低明後年的經濟成長預測，貿易戰對全球股市和經濟的衝擊逐漸顯現。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 美國猶豫》論述，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承受力較高的中高收入者，況且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因此美國總統川普顧慮較多。隨後川普的決定是從9月24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加徵關稅10%，而從明年起，這些商品的關稅將提高到25%。川普的如意算盤顯然是，目前發動較小幅度的中美貿易戰，以博得打擊中國的「美名」，但不要立即影響美國經濟，希望以此賺到最多的期中選舉選票。這兩天美股大跌，難免影響美國經濟和人心，川普的如意算盤恐怕是有點失算了，雖然結果要等期中選舉開票才知道。

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不僅想要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這不僅是川普的個人願望，也是多數美國人的願望，因此貿易戰看來不會短期結束，而是長期的全面競爭。中、美都有核子武器，美國怕核戰，不敢對中國發動真正戰爭，就只能發動貿易戰，與中國決一勝負。綜觀美國發動或參與過幾十起戰爭(維基百科：美國戰爭列表)，是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國家，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實屬「分內之舉」。

中、美都是龐大的經濟體，有充足的內需市場，貿易戰會壓縮經濟成長，但是都是可承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美國的經濟成長為2.5%，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1.5%；中國的經濟成長為6.2%，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4.6%。美國發動大幅度對中貿易戰，不過能使中、美的經濟成長差距從3.7% (6.2-2.5) 降到3.1% (4.6-1.5)，改變不了中國經濟總量逐漸超越美國的趨勢，而即使降到4.6%，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仍高於多數國家。

貿易戰對龐大的中國和美國影響有限，卻對其他較小型的國家可能衝擊較大。今年美國連續升息，吸引美元回流，已經造成許多新興國家，如土耳其、阿根廷等，資本大量外流，金融情勢不穩。貿易戰會造成供應鏈的調整和轉移，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等於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壓垮某些新興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這些國家遭受池魚之殃、人民受苦，美國是始作俑者，卻完全不會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