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

美國，你最近怎麼啦？中興是你的大客戶，他曾讓你賺得盤滿缽滿，你怎麼可以突然中斷供貨讓人家「休克」？以後誰還敢與你做買賣。不要忘記，你僅僅是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國，主動挑起與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貿易戰，有好結果嗎？

你不是標榜自由民主嗎？怎麼連最起碼的貿易自由都做不到，如何再可以領導自由世界一百年？中興僅僅是民間的手機生產商，又不生產核彈什麼的，能威脅你什麼？

美國人為什麼這樣做？

表面的藉口是中興把裝有美國產晶片的手機出口到伊朗，違反美國人什麼規定等等。手機而已，有那麼嚴重嗎？2016年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把最先進的客機賣給伊朗，難道飛機上就沒有一塊美國產的晶片？

大陸有學者認為，美國選擇對中興下手其實是想削弱中國在5G通訊方面的領先地位，好讓美國的公司後來居上。中興公司在全球通信設備中佔據10%的市場份額，在中國更高達30%。更重要的是它在5G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很有可能成為全球通訊產業的龍頭。美國人此時出手，扼住它的喉頭。

筆者認為，美國人的盤算不僅僅如此，應該有更深的憂慮。再過幾個月，即2018年底，中國的北斗導航衛星全部就位，開始向全球任何一個用戶提供高精度的導航服務，要是中國人把裝有北斗導航晶片的手機也大賣全世界，美國人的GPS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
筆者聽說，大陸打算用兩年時間發射108顆低軌道衛星，讓每部手機直接與衛星連接，連地面站都省了，那才是真正的5G，流量大，不受干擾，隨時隨地可用。到那時，什麼蘋果、黑梅等全部被邊緣化，美國人能不焦急嗎？

要知道，大陸在航太方面的晶片全是中國造，沒有一塊是美國及其二傳手設計或產生的。大陸另一家通訊設備生產商華為也基本上與美國或其二傳手絕緣。換言之，中國要組網可以很快，而且不受美國人控制。美國人要使壞，只好向裝有他們晶片的手機下手。

感謝你，及時提醒了我們

從商業的角度看，美國人此時對中興下手，選點很準，點中了中興的穴道。等中興自行解穴時，幾年過去了。

從戰略的層面看，我們非常感謝今天的美國人，是你及時提醒了我們，讓我們下定決心儘快補上這塊戰略不足。

經此一劫後，大陸學術界產業界很快會形成這樣的一個共識：撇開老美，堅定不移地發展自己的晶片產業，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軟體系統及標準。對此，我們不能有絲毫的猶豫，也不會再做任何讓步。

花重金拓展自己的晶片產業

自2013年起，大陸每年進口超過2000億美元的晶片，2017年更高達2700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市場，自己不把它吃掉才是最大的笨蛋。把它吃掉了，美國及其二傳手們就少了2700億美元的出口，而且利益與形象一起收縮。

事實上，大陸的晶片產業並非沒基礎，2003年時大陸的晶片業與美國的差距只有5年。之後受一些人的忽悠，暫緩而已，現在重新追趕也不遲。大陸的高鐵，其核心晶片全部中國造，水準高於美國。大陸軍工產品所有晶片也是中國造，可靠性先進性一點不差。今天欠缺的是市場化、平民化。要做到後面的兩化，必須下重手，拓展自己的晶片產業，同時堅定維護自己的晶片企業，決不能做第二個烏克蘭。

回想前幾年大陸晶片的龍頭老大—中芯國際被突然搞掉，自斷手臂，令人心寒。這次學術浪潮必然對此追究，刨根問源，臺灣的一些始作俑者恐怕難辭其咎。

重新重視原創科技

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極為重視科技的基礎建設，只可惜那時大陸的條件十分艱苦。在忽悠年代，老二老三很容易被人忽悠，就像看好萊塢大片一樣讓你永遠沉迷於市場，而忽視它的源動力。

關於當前大陸晶片產業的困境，大陸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大膽說出三大原因：資本不足、人才斷層和機制缺乏。資本不足，是國家投入的巨額資本沒有投向民間企業，而是流入了國企、科研院所等國有機構。這些機構拿到資金，但懶惰、繁雜、壟斷、缺少市場的驅動，轉化的速度和力度被美國的科技公司拋在後面。人才斷層是指大陸電腦人才培養存在“頭重腳輕”的現象，即大多數人才集中在技術應用上，僅極少數人潛心鑽研演算法等原創工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斷層。在大量廉價國外晶片衝擊下，沒有相應機制平衡把定，使得對外依賴不斷固化。

儘快削除機制內一些頑疾

大陸國有製造業高管們流行一段子：碰到某項新技術，首先問「國外有沒有」，「國外沒有，那肯定是騙人的」。此等思維模式，源於「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教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什麼都要經過檢驗，還有什麼原創？中國人的創新精神被這一緊箍咒壓制了幾十年，致使什麼科技創新都必須納入計畫，申請國家資金，走層層的專家評估審查鑒定程式。

原創者必有別人想不到的東西，必有遭層層專家或利益集團反對的東西。讓這些未經「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檢驗過的東西納入計畫、走完法定的程式，黃花菜都涼了。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中興會儘量利用別人成熟的東西。在今天中興的產品裡面，接近一半的晶片是美國製造。

國有企業（軍工企業除外）大都依賴壟斷為生，他們的投入能百分之百地轉化為市場收益，沒有風險。他們對科技的投入過半是上級考核要求，並非市場驅動。民營企業則不同，他們沒有壟斷，沒有國家資金的支持，他們對原創科技的投入，風險極大。不僅如此，每次試驗，其成本包括科研人員的勞動都被提前強徵16%（之前是17%）的增值稅。如果研發失敗了N次，你的總成本還要乘以失敗的次數，而美國的製造業企業則完全沒有這一負擔。這是一個極不平等的環境。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陸的民間企業儘量不去搞原創，因為原創的風險巨大。山寨最好，最穩妥，但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再過十年二十年，當我們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我們還能山寨誰？

2018年4月17日，美國人對中興下手。4月21日，習主席發出號召：「推動資訊領域核心技術突破」。幾年後，大陸的晶片產業必將迎來質變，中美在晶片上的較量將有一個結果。

 

 

在中美貿易戰之際，中美的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展開唇槍舌戰。

https://mp.weixin.qq.com/s/u7x4LLrmtLNnr6GYKpOIPw

英文原文因為是演說，淺顯易懂，十分精彩。
美國大使 Shea 的發言是典型的律師嘴臉，充滿攻擊性，強辭奪理，只在取勝。
中國大使张向晨不是省油燈，辯駁有力，還帶點對美國的批判。
再看中文翻譯，也非常精準厲害，顯然現在的中國大陸真是人才濟濟，不止是一堆工程師、科學家而已。

我的評論：

我可以斷言，這樣的 WTO 大使級的辯論對當前由美國川普片面發動的中美貿易大戰毫無影響，貿易戰繼續進行。

中美貿易大戰的原因：
川普片面發動的中美貿易戰一定有多元目的，即使白宮的主要成員都各懷各的鬼胎，我們那能知道什麽原因，只能綜合判斷：

為了扭轉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美國財政赤字太嚴重了）
為了維護美金世界貨幣的地位（利比亞、伊拉克、伊朗就是意圖改變石油美元計價而有現在的後果，如今中國也在蠶食美元地盤）
為了打擊中國的科技進步，尤其不爽「中國製造2025」，必須嚴格封鎖科技落入中國，打擊中國的科技產業。
為了全面打擊中國大陸(不管什麽原因)。

中美貿易大戰的預測：
貿易戰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不可能中國倒地療傷，美國哈哈大笑。

中國、美國、俄國、歐盟都是相當自给自足、產業齊全、不死耐打的國家，貿易戰打到底也只是帶來損失和不方便而已。

何況目前的貿易戰只是在打關稅而已，沒有說禁止貿易，頂多就是貿易商品加了稅貴一點，中國的豆漿不夠了，還是可以從美國進口大豆，貴25％而已。美國需要的東西還是可以從中國進口，貴10％而已，大家都不會死。

目前中美貿易的產業鏈被貿易戰局部破壞之後，產業鏈及貿易管道自然會逐漸調整適應，對產業鏈上的不同國家不同產業會有衝擊，有的失利有的獲利，但是過程是緩慢的，是漸漸過渡的。

由於現代化產業分工的結果，產業鏈及貿易管道非常複雜，失利的、獲利的產業和國家即使經濟學家一時也算不出來，目前的評論多半來自合理的猜測，最後只能等待時間證實。

最終失利的一邊撐不下去就開啟談判讓步，尋求解決。也可能加稅後的國濟貿易就變成了新的常態。

最後，對中國的嚴格科技封鎖不是從川普開始，早已行之多年，以前幾十年未能阻止中國科技的進步，今後更阻止不了中國科技的進步。

對中國的企盼：
希望這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第一次經濟體係的體格總檢查，看看經濟體系健不健康，耐不耐打，如何修補。
希望這能使部份中國的慕洋犬公知們覺醒，西方帝國主義亡華踹華之心永遠不死，中國人要團結努力。

大陸股市今年以來從高峰反轉，半年之間上證指數從3500跌到2700，跌了超過20%。有些人預測大陸牛市結束、熊市來臨，更有些人擔心可能發生嚴重股災，挫傷大陸和全球經濟。筆者不是股市分析師，不企圖預測股市的走勢(股市分析師也常看錯走勢)，只是基於一般金融常識，觀察、研判大陸股市的體質及其與經濟的關聯性。

不能只看大陸股市大跌，大陸股市是緩漲了兩年才跌的，上證指數在2016年初從約2600開始起漲，緩慢漲了兩年，到今年初達到3500，然後開始下跌，股市漲多回跌，算是很正常，現在上證指數2700比起漲點2600還高一些，不算太壞。

大陸股市逆轉的原因主要當然是中美貿易戰。貿易戰讓中、美的經濟都會受損，然而至今美國股市受到的干擾遠小於大陸股市，為何？部份原因是美國對大陸出口占其經濟總量(GDP)的比率小於大陸對美國出口的比率，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股市已很成熟，而大陸股市仍較不成熟，發展中國家較不成熟的股市容易大漲大跌、急漲急跌，二十年前的台股也常有這種現象。

現代的股市已經存在超過兩百年，例如倫敦證券交易所在1802年獲得英國政府批准營業。大陸股市卻是從1989年開始試點，1995年之後才算正式上路(台灣證交所成立於1961年)，至今不過二十多年，不僅金融機關對股市的管理經驗不足，參與的股民對於股市和財經的知識更是缺乏了解，大部份人只是因為親戚朋友在股市賺了錢，也就投入股市，因此傾向追漲追跌的「跟風」，他們易造成股市暴漲暴跌，是不足為奇的。

已開發國家的人民一般對財經和股市比較了解，了解股市的風險和高技術性，因而多委託專業投資法人代為操作股票，股市裡專業投資法人的比例於是較高，而個人股民的比例較低，股市因此比較成熟、理性，能反映國家的經濟狀況。大陸的股市經驗還太少，大部份民眾對股市和財經還相當陌生，而股市裡卻大多是這樣的散戶股民，專業投資法人的比例相對較低，股市因此不成熟、不理性，較不能反映國家的真正經濟狀況，因此即使有短期的股災，與大陸的經濟發展未必有多大關聯。

大陸的股市雖然仍不夠成熟，但是比起過去已經改善很多。下圖呈現的是大陸股市自2006年以來的走勢，2007年上證指數從6000多高點跌到2000以下，大跌超過2/3；2015年上證指數從5000多高點跌到約2700，大跌接近1/2；而今年至今跌幅約20%幾。綜合來看，2006年以來，大陸股市大漲大跌的幅度逐漸收窄，顯示大陸股市逐漸趨向成熟、理性，是好現象。上個月，大陸A股被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也確認了這個好現象。

中美貿易戰在双方談判妥協一段時間之後，川普14日重新批准了針對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祭出25%的懲罰性關稅。外電還報導，川普政府另有一份針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品開徵關稅的清單。中國的立即回應是，若美國祭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雙方先前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並且提出一份大約500億同等規模的美國進口貨品清單，將加徵報復性關稅。看來中美貿易戰是重新回到原點，而川普似乎真有心求戰，有好戲看了。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將如何？》指出美國向中國大陸出擊的目的，既要減少貿易赤字和廉價進口貨的競爭，又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計畫，要壓抑中國工業起飛追上美國。美國的優勢在於其經濟規模較大、出口占比較小，因此中美貿易戰對其經濟的影響較小；中國的優勢則在於其耐戰能力較強，習近平的威望高，而全大陸同仇敵愾、團結一致，又不須顧慮選舉的影響。中美双方是互有長短，誰也不怕誰，都不願做出太多退讓。

貿易戰會使出口減少、物價上漲，不利經濟發展。不過中、美的體量都非常大，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不算高，貿易戰雖損害經濟，不會至於經濟蕭條的地步。有些人擔心大陸的糧食自給率低，恐怕爆發糧食危機，是過慮了。貿易戰不同於真正戰爭或全面貿易制裁(如北韓、伊朗)，中國大陸不從美國進口糧食農產品，完全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糧食農產品，因此不可能爆發糧食危機。

世界第一的美國想要壓抑世界第二的中國，就美國利益而言完全合情合理，但是美國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以美國的龐大經濟體量，它和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單挑」貿易戰，它都有相當優勢，然而美國現在幾乎同時跟所有國家「單挑」，它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談「北美自貿協定」，它決定課徵歐盟、日本等多國鋼鋁進口稅，而且根據外電報導，美國還準備課徵歐盟、日本等國汽車進口稅。川普簡直像電影裡的葉問，要一個打十個，電影裡的葉問可以贏，現實裡的美國可能一個打贏十個嗎？

如上述，美國同時向許多國家發起貿易戰，這些國家勢必以高關稅回敬美國，例如歐盟已經宣佈對美高關稅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幾乎都仍支持自由貿易，彼此維持較低關稅。結果是，美國產品將在許多國家都面臨高關稅，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產品只在美國面臨高關稅。換言之，美國經濟將受害於多國的高關稅，而中國經濟則僅受害於美國的高關稅，因此加總起來，美國經濟的受傷程度應會高於中國經濟的受傷程度。美國塊頭雖大，真能一個打贏十個？大概沒人會相信吧。

川普冒然掀起多方貿易戰很可能是因為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非常好。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開始，美國的經濟在低檔調整了近十年，最近終於強勁復蘇，川普於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竟要一個打十個，多方掀起貿易戰，他若不趕快改弦更張，恐怕很快葬送得來不易的美國經濟榮景，更別提壓制中國了。

 

 

對抗經濟走弱，多數國家都會採行需求側的政策，如增加公共建設、寬鬆的貨幣之類，即實行所謂的凱因斯學說。中國大陸近年卻強調供給側的改革，簡單說，即致力於生產要素的提高與調整。

如前文《大陸經濟的新常態》所述，大陸的經濟發展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主要受益於「人口紅利」，即生產力和所得偏低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被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於是產生高經濟增長。大陸近年經濟不再能維持高速增長，則是因為人口紅利減弱所致。大陸因為生育率早已逐漸降低，而老年人占比增高，到2011年時勞動年齡人口就已達到峰頂，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即所謂的「未富先老」。大陸是否不再有人口紅利？

根據蔡昉教授的研究，勞動年齡人口雖然開始下降，人口紅利只是減弱，並未耗盡消失。這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到：大陸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占比多年來已大幅降低，但是比已開發國家仍偏高；大陸的農民工多在年輕時到城市務工，但是到了四十歲之後，常回鄉重新務農，未能發揮人口紅利的充分效益(正常工人一般工作到五十五歲左右)。因此供給側改革主要是以制度改革，來延長人口紅利。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優良的城鎮化和戶籍改革。城鎮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優良的城鎮化能促進產業聚集，人口、人才和創意的集中，以及高效公共服務的供給，成為創業和創新活動的平台，從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可持續性。戶籍改革針對農民工。農民工因為是農民戶籍而非城鎮戶籍，即使居住城鎮，在社會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未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樣既不公平，也降低農民工長期居留城鎮的意願。戶籍改革讓農民工具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能提高農民工移居城鎮的意願，有助於提高城鎮化及延長人口紅利。

相對於城鎮化，是農業進一步現代化。大陸的農業生產雖己相當程度機械化，但是因為農戶的人均土地規模小，其生產力受到制約。農業現代化主要在於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例如讓土地的經營權和所有權、承包權分開，而經營權可以流轉，因此能夠較集中。農業的經營規模擴大，不僅能提高農業生產力，也能釋出人口紅利。

除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供給側改革還包括「去產能」和擴大服務業。過去三十多年，大陸加速推進大量基礎建設，使工業產能大幅提高，但近年基礎建設漸趨完備，不再需要如此大量基礎建設，使部份工業產能成為多餘，因此需要「去產能」，即淘汰一些效能不佳的工業產能。「去產能」的同時，則以擴大服務業的產出來彌補工業減損的產出，而服務業的擴大也正是城鎮化的核心。服務業的逐漸成長使大陸經濟較少倚賴外貿，而更多取決於國內消費，使大陸經濟更健康而能夠持續。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直到2011年的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2012年起，經濟增長減速，到2015年之後，增長率降到低於7%。大陸經濟從10%的高增長轉軌到6、7%的中高速增長，並期待長期保持這樣的中高速增長，被稱為經濟的新常態。這是怎麼回事？經濟學家蔡昉教授在2017年出版《讀懂中國經濟：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簡體書），解開我的疑惑。

大陸的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45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隨後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是否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令人關心。「中等收入陷阱」是公認的經濟難關，很多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南非等，達到中等偏上收入之後，人均GDP長期無法突破1273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而人口上億的大國更沒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早發達國家除外)。

像大陸這樣原本的農業國家朝向工業化發展經濟，正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簡單說，農業國家有大量農業勞動者，但農地有限，因此農業勞動者的生產力和所得都很偏低，甚至可視為剩餘的勞動力，只要把這些剩餘的勞動力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就能達成高經濟增長。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起初很充沛，隨著剩餘勞動力一直導入非農業部門，同時經濟增長又造成生育率降低，人口紅利終將逐漸耗盡。

根據蔡教授的數據，2011年正是大陸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頂的時間，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這恰對應到前述經濟增長從高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的時間，人口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於是趨緩。當剩餘勞動力很充沛的時候，勞動者的薪資很難上漲；反之，當剩餘勞動力逐漸不足時，勞動者的薪資就會迅速上揚。大陸勞動者的薪資在2004年之後上漲很多，就反映這個現象，造成企業獲利減少而經濟增長趨緩。

蔡教授在書中清楚區別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由供給方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增長能力，與短期的需求變化沒有關係。」例如人口紅利減弱，潛在增長率就降低了。增加需求，例如大幅增加公共建設，可以使實際增長率高於潛在增長率，但多屬短期效果，並且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反之，若需求不足，則實際增長率會低於潛在增長率，可能導致失業增加的後果。因此，健康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讓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儘量保持一致。

大陸認清人口紅利減弱，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自然降低，於是不勉強追求高經濟增長，而努力於供給側改革(參見《大陸經濟的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其潛在增長率，期望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就是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大陸只要保持這樣的經濟新常態，不出十年，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我們最近看到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國家副總理劉鶴，他的翩翩風度、專業知識、談判技巧、英語流暢，真是令人尊敬，為中國慶幸有這樣的人才。

這次又是典型的一貫技倆，由美國無端挑起貿易糾紛，然後漫天要價威脅恐嚇，甚至殺雞儆猴使中興企業立即休克，希望在製造了這些情景之後，籌碼滿滿，討到大便宜。

但是中國大陸這次官員由下而上，態度強硬，奉陪到底，毫不懼怕。美國在第一回合派出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顧問……強大反華團隊來北京拋下八項難堪的最後通諜，中國不為所動，仍然奉陪到底。

在這樣的強硬反應的條件下，美國知道一貫技倆無法屈服中國，這才有國家副總理劉鶴前往美國開始第二回合的華盛頓談判，劉鶴固然是雄才大略的人才，背後國力的支撐和奉陪到底的國家意志，仍是主力後盾。

我們不知道談判的內容細節，只能從媒體得知中國大陸做了若干讓步，譬如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外界放寬金融、銀行、證券、保險產業進入中國，允許全部外資（不需合資）的企業進入中國，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等。以上是為了鍛煉提升這些國內產業，是中國既定的政策，其實與此次貿易糾紛無關。至於減少中美貿易的順差，最重要的是擴大進口美國天然汽、石油、高科技產品以及農產品等。這些並不損害中國太多的利益，只是這些產品的採購逐漸轉向美國，減少了向俄國、中東、日本、韓國、台灣、巴西、澳洲….地區的採購。

另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明白，今後電子、高科技的主要關鍵技術必須自己開發、生產、掌握，今後能源、糧食、原材料…..的進口必須來源分散，不能再受美國控制，因為美國明顯是不可信賴，而且處處扼制中國的敵對國家。受到這次的教訓，中國也增長了不少智慧。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最大的改變是從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轉變為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何為體、何為用的區別可能不重要，也難以區別。現在大陸的經濟體制與一般西方國家相當類似，但仍有一些獨特的地方。

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基本上是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共產主義是極端的社會主義，主張消滅資本家，並把所有土地、生產工具等都收歸國有，甚至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度。當時大部份大陸人都工作於大型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之中，而生活與工作結合，過著相當集體化的生活，只有都市、城鎮裡有一些小商家屬私人所有，是在集體生活之外。國家經濟則完全是計畫經濟體制，國營企業要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政府規畫，而人民要到哪裡工作、生活也多由政府分配安排。

「改革開放」是中國儘量對世界開放，引進外國的制度、資金、技術等來改變中國。在引進外國制度時，務實極為重要，須考慮到中國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和現有的制度和狀況，做適當的調整。若對於某些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則先在少部份地區試行，等到試行成功，再推廣到全中國。

大陸從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轉變為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社會，是浩大的工程，改革開放先從少數地方試點，然後逐步擴展到沿海各省，最後才推進到大陸全境。現在大陸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歐美、台灣幾乎沒有區別，既尊重私有財產，也重視資本家，例如共產黨已接受甚至歡迎資本家加入成為黨員。人民的生活基本上與工作分開，人民自行安排其工作和生活。

中國大陸的經濟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大陸仍有很大比例的國有企業，分別屬於中央或各地方。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私人企業逐漸增加，而國有企業的比重逐漸降低，根據2016年出版的《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台灣譯本：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著書當時大陸國有企業約貢獻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國內私人公司約貢獻GDP的60%，而外國投資人控制的公司貢獻其餘的5%左右。國有企業多半規模龐大、資本密集，而雇用的員工數相對較少，占都市就業人口的比率持續下滑，2013年只有17%。

大陸在2003年建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擔任國有企業的股東，負責指定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及要求他們達成投資報酬率和市場佔有率等營運目標。一個國有企業集團通常專注在單一的產業領域，但不是獨占事業。除了極少的例外，一個產業領域都有多個國有企業或私人企業彼此競爭。一個國有企業集團最上層是一個未上市母公司，由政府透過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母公司底下擁有多個它完全持有或持有多數股權的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可以在大陸或海外股市掛牌獲得融資。

中國模式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是相當獨特的，因此被中國官方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前大陸的經濟體制，私人企業的比重已經大幅超過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的占比仍遠大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看來頗符合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提倡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大陸的黨、政和國有企業幾乎是一體的，人員常能彼此流通，因此很多官員有經營國有企業的經驗，對企業經營不陌生。大陸仍有很多國有企業，顯得習近平的「反腐打貪」格外重要，能杜絕貪腐，才能用人唯才，能用人唯才，國有企業也能跟私人企業一樣有效率。

3月29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的演講中，再次就中美貿易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將美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失落感歸結到中國，另一方面也提出中國應著重應對的一些措施，包括如何引導國內輿論正確看待此事，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按照自己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避免片面否定，有理有據反駁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原文如下：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部分並不來自中國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貿易開始有逆差，現在，中國占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從1985年的0.3％，到現在的40%多，表面上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事實是，美國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從亞洲的經濟體來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是從日本進口，對日本有逆差，後來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始轉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如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對亞洲四小龍就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那麼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就轉移到了中國內地上來。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對美國出口越來越多，確實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的比重越來越多，可是，如果把東亞（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作為一個整體，美國在90年代對外的貿易逆差中有超過80%以上都是來自東亞，甚至最多的時候199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100%都是來自東亞，那麼現在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降低到了50%，實際上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中國。

為什麼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美國是七十年代後貿易逆差才變得越來越大，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時，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進入了金融自由化，從而讓銀行放貸增加，這些貸款有的就被拿去支持消費，隨著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儲蓄的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其他國家如果貿易逆差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一些金融經濟危機，為什麼美國能從70年代一直維持貿易逆差呢，這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有關，他可以增發美元來購買國際上的產品。

原因不在中國，特朗普為何以此發難？

從個人動機來看，美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已經有四十多年不上漲了；美國中產家庭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種狀況下，很多美國普通百姓就有失落感。但是，這種失落感造成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一是，隨著美元和黃金脫勾，金融自由化後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金融創新，財富則大量集中在金融行業；二是，矽谷高科技的創新，誕生了很多如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技術創新天才，讓財富又往矽谷集中。那麼，一般家庭不在金融業，也不在高科技企業，收入就很難有變化；而隨著這兩塊財富的集中，中等家庭成員的收入也隨著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一般人有失落感，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財富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政客把矛頭指向中國。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一般選民的這種失落情緒，把中國當作替罪的羔羊。

但是，美國的傳統精英是知道真正的原因的，而他們的解釋一般選民基本聽不懂。特朗普把所有的困難都歸咎於中國反而會很容易得到一般選民的認同，這是他當選很主要的原因。特朗普競選時曾說，要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現在他履職一年多，2018年美國還要進行中期選舉，為了防止選輸，特朗普政府要履行諾言，對中國500多種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期選舉最直接的體現是對總統任期內政績的一個反饋。有媒體分析若是2018美國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所在共和黨未能取得多少席位，那麼特朗普其後的醫改、基改等政策措施都將受阻。）

中美貿易摩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一些從戰略思考的人想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301調查中，涉及600億美元的稅收，以及500種商品，但這些商品並不是美國主要進口的部分，而是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其實這些商品對中國來說，附加價值是不高的，因為在中國主要是勞動加工的部分，而芯片等關鍵部件，中國是進口的。

其實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並不能解決他的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一般居民的收入問題。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特朗普政府是為了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利益，以及從戰略層面遏制中國崛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定力，我們還是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按照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步伐來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開放；

二是，對特朗普採取的這些措施，我們也該有些必要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後，他的一般選民購買這些商品要支付的價格就會變高；而我們對美國進口的商品也適度的徵收一些關稅，那麼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的少了，他們的公司產值也會相應的受到損失，這些措施可以讓其選民蒙受其弊，這樣，特朗普的政策就不會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

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們還是要站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角度，同時按照WTO框架，針對美國的301調查進行抗訴；國內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應該保持定力，按照我們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但是，也應該避免片面的下否定結論。也應該對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進行仔細的分析，來證明其很多時候是不正確的，這樣才能很好的引導國內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