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產業又爆雷：碧桂園的公司債券爆發違約停牌，前已爆發債務危機的恆大集團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而中融國際信託驚傳部份理財產品到期未兌付，據傳是因為投資房地產產業失利所致。

債務危機導致的經濟或金融難題似乎是屢見不觧，今年上半年美國的銀門銀行、矽谷銀行、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等四家銀行在兩個月間先後倒閉，主要原因是無法適應美國短時間內大幅升息，造成資不抵債。

面對債務危機，中美處理的方式很不同。中國政府不願大量撒錢消除債務，而傾向以較長時間慢慢消化債務；美國政府則傾向積極介入，大量撒錢消除債務，債務危機自然迅速解除。譬如：恆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已經超過兩年，中國政府並未積極介入協助償債；上述的美國四家銀行倒閉，其存戶的存款幾乎都立即獲得政府的全額保障；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撒出將近5兆美元（參見《美國亂印鈔票將如何？》），既救濟低所得的民眾，也支援受到疫情重創的很多企業。

資本主義鼓勵競爭和貪婪，市場上的贏家都是野心勃勃之輩，他們持續追求更大的收益，終必超出市場上的需求而使產品滯銷，因此不時會產生債務危機。面對債務危機，政府的底線是不造成系統性金融危機，即不要有大量民衆擠兌和倒債的連鎖反應（一個企業倒債，造成其債權企業倒債，而這債權企業倒債，又造成它的債權企業倒債，如骨牌一般）。

美國傾向大量撒錢以消除債務危機，假使倒債的企業或銀行是所謂的「大到不能倒」。這做法很有效，但是有兩大缺點：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和不公平。如上述，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撒出將近5兆美元救經濟，雖然避免很多企業的倒閉和倒債，卻導致至今未完全解決的高通膨（高通膨的另一原因是俄烏戰爭）。撒錢支撐大到不能倒的企業或銀行，就是支撐經營失敗，甚至是犯錯的資本家和高階經理人，當然是非常的不公平。美國大量撒錢以解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在這方面受到很多批評。

撒錢消除債務危機會導致高通膨和不公平，損害普羅大眾。中國雖然引進了類似美國的市場經濟，仍保有社會主義照顧普羅大眾的理想，因此不願接受高通膨和不公平，也就不願大量撒錢消除債務危機，而傾向以較長時間慢慢消化債務危機。這多少增加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過由於中國的國企占比高而其金融業又多屬國營，使政府有強大的掌控能力，因此中國應該不至於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

中國大陸現在的通膨很低，甚至有通貨緊縮之虞，因此仍頗有餘裕處理債務危機。中國大可適度的撒錢消除債務危機，包括已在做的調降利率。適度的撒錢能產生一點通膨而避免通縮，有益於經濟發展。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輿論戰是歐美獲取利益最高性價比工具
最近中國第二季度GDP增長6.3%
歐美媒體評論的雙標令人歎為觀止
比如下圖

他們把美國經濟二季度預測增長1.1%
叫做“美國經濟顯示出驚人的活力”
2023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6.3%
他們評論是“中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還有人專門統計了歐美日媒體對中國二季度增速
很多都是用低迷、乏力、停滯的詞語
雖然二季度中國GDP沒有大家預估到的7%
但是6.3%仍然是遙遙領先西方國家的
那西方媒體為什麼喜歡以詆毀中國經濟發展為樂呢？
主要是這是他們獲取經濟政治利益的最佳工具
通過媒體的輿論造勢拿到他們利益
下面通過四個方面來說說他們的手段

第一，通過持續唱衰中國經濟
讓歐美不敢投資中國
達到打壓中國經濟
讓製造業離開中國等不可告人目的
比如中國6月出口
以美元計價同比降12%
進口降6%
貿易順差706億美元
以人民幣計價
中國6月份出口同比下降8.3%
6月份進口同比下降2.6%
貿易順差4912億元人民幣
中國外貿是下降了
但是對比印度6月份出口同比暴跌 22%
金額為329.7 億美元、跌至8個月低點
進口下降 17.5%，至 531 億美元
貿易逆差201億美元
無論哪個數據看
中國外貿資料都遠遠優於印度
但是你看歐美媒體口中的印度：
都是印度一片欣欣向榮
印度製造業馬上要代替中國
成為歐美新的製造業基地的氣勢
實際上卻打臉了

第二，對中國產品造謠污蔑
道德化綁架西方消費者
讓其不願購買中國產品
最明顯就是新疆棉花
他們對中國這個世界級優質農產品進行絞殺
一方面打擊中國的紡織品和農產品
擾亂中國就業和社會穩定
另一方面則間接提升了美國棉花的競爭力
在他們造謠洗腦下
歐美日的民眾不僅僅不敢買相關產品
歐美紡織品公司也得聲明不含新疆棉花

第三，煽動人心，千方百計讓中國投資黃了
讓投資者不敢參與中國股市、外匯等
比如，2023年上半年
中國全社會用電量累計4.31萬億千瓦時
同比增長5%，增速較去年提高3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比2019年增長了23.9%
也就是說，平均每年增速約5.5%
這個發電量和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吻合度很高
但是西方媒體、特別一些帶路黨
卻不斷莫須有的造謠中國統計資料品質
有趣的是，2019年上半年美國的總發電量為19690億千瓦時
2022年上半年發電量為20602億千瓦時
2019年到2022年這4年漲了4.5%
但今年前4月美國人用電量卻下降2.7%
相當於4年漲1.8%左右
也就是基本上同期這幾年美國用電量基本不變
可笑的是美國的GDP卻增長了20%多
但是歐美主流媒體卻沒有人基於用電量
質疑美國經濟資料的可靠性
我就不信今年和去年美國經濟要素發生巨變
乃至可以達到美國經濟增長2%
用電量卻下降2.7%地步
這是美國人唱衰中國、唱多美國
打壓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伎倆

第四，用媒體顛覆對華友好的政權
他們對一些島國、非洲國家施壓
乃至明目張膽扶植反對派是明目張膽的
西方通過輿論霸權直接干預發展中國家
尤其對華友好國家選情
扶植反華政客靠民粹主義上臺
很多反華政客上臺往往就停掉中國合作項目
但是被事實打臉後又再求中國
不斷折騰，打亂中國一帶一路專案節奏
總體上，西方媒體是最有政治正確的群體殺人不見血
幸好他們吹太多
目前反而是西方一些自媒體對他們開始制衡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4月底預測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5.2%，大幅高於歐美的成長率。然而中國4月的城鎮失業率是5.2%，而16至24歲城鎮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達20.4%。此外，媒體呈現出一向雇工極多的富士康鄭州廠有不少廠房已空置，也顯示經濟狀況不佳。這些經濟數據和現象很不一致，為什麼？到底大陸經濟如何？

大陸解封約半年，比歐美晚了約半年，還在疫後的恢復期。大陸嚴格封控防疫，使得染疫死亡和重症人數比歐美少得多，但是對經濟的損害相當大（恐怕跟歐美差不多），尤其去年病毒的毒性已減弱而傳播力增強，使疫情變得防不勝防而封控必須更嚴格、更損害經濟。

疫情損害經濟，全球皆然，但大陸有一獨特的不利因素，它有較多的外資企業。外資比本國投資沒有在地的忠誠度，當疫情挫傷企業的收益，並且使外籍員工無法定期回鄉探望家庭時，外資企業比本國企業更傾向削減投資，甚至完全撤資；而且當疫情消退時，撤資的外資比本國投資更不容易迅速回歸大陸。這是大陸城鎮失業率較高的最主要原因。

除了疫情影響之外，大陸經濟不如以往的兩個較次要原因是：美國自2018年對中國發起高關稅貿易戰，使一些生產線移出中國，以及大陸這两年刻意戳破其房地產泡沫，不再以房地產泡沫支撐經濟。後者是短空長多的政策。這些都造成工作機會的減少，並且總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最受害，因此年輕人的失業率特別高。

上述都是不利於大陸經濟的因素，但是大陸經濟也有高度樂觀的一面。今年1至4月，中國汽車出口金額2045億人民幣，尤其達到120%的年成長率；中國汽車出口的增長中，尤其以新能源汽車為主軸，占乘用車出口量的31%；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一般俗稱的「新三樣」，皆有極大幅度的成長，且已廣為對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參見《中國服務業消費及出口轉型的影響（劉憶如）》）。這是大陸能有約5%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中國汽車出口金額2045億人民幣，在所有機電產品金額4.44兆人民幣和出口總值7.67兆人民幣中似乎占比不高，卻正表示仍有極大的增長空間。汽車工業曾是工業化時代的代表產業，現在世界的產業雖更多樣化，汽車工業的產值和重要性仍是舉足輕重的。中國搶下新能源汽車這塊大餅，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大陸還在疫後的恢復期，防疫的封控和中美貿易戰造成部份外資的撤出，使大陸的城鎮失業率升高，所幸蓬勃發展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能夠填補這部份的空缺，並且後勢被看好，大陸正從為西方代工逐漸轉向自主研發的產業升級。

可能大多數台灣人不知道淄博在哪裡。它在山東省的中部，膠濟鐵路的中心點，過去是煤礦與工業中心，是清朝末年德國人建造出來的城市。

大家都比較知道青島，一般都忽略了青島只是出海口，而工業生產中心在淄博。因為環境的污染，以及生產成本的不敷，這個城市的重工業在這個世紀之後逐漸走向沒落。所以，這個城市跟大多數的北方城市一樣，慢慢淡出大家的眼光。

這一次淄博燒烤會在短短幾天之內大紅，原因眾說紛紜。最浪漫的說法是有一群大學生放假到那裡窮遊，被當地的老百姓招待吃烤肉，覺得暖暖的人情味，所以把這個城市在網路上好好宣傳了一番，尤其是烤肉，結果意外大紅，一時之間成了中國烤肉中心。必須要稱讚淄博的領導群。他們敏銳的嗅覺抓住了這次的機會，橫向聯繫大量的網紅，製作各種視頻以及節目，把這個城市的烤肉好好介紹了一番，結果就造就了中國新烤肉之都。

更重要的是領導班子好好整頓了烤肉產業。這個整頓不像過去一樣干涉這不行、那不行，做什麼都要提心吊膽，而是加強輔導各烤肉攤的服務態度、肉類品質、以及推出各種新的口味花樣。這段時間去過的人告訴筆者，整個城市彬彬有禮，包括各烤肉攤以及大多數的酒店，服務態度都非常好，這一點跟過去比較粗獷的北方城市完全不一樣。而且，完全沒有像過去大陸一些知名的景區一樣，紅起來之後就任意宰客人，弄各種的坑讓客人上當花錢，而是繼續保持平價的水平，大家來到這裡，坐在露天的烤肉攤，或者是邊走邊吃一串，享受著晚風，看著抖音上面的相關節目，幾乎去過的人都說彷彿回到了那個二十幾年前樸實無華、上進的大陸，大家又想起了那一段奮發向上的時光。

其實烤肉並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幾乎只要準備一些工具，人人都可以做。所以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產業，但是仍然可以透露出三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一個平淡無奇的烤肉怎麼會大紅？很簡單，就三個字，不折騰。大陸最近這七八年，政府越管越多，可是越管越不到位。事實上，中國老百姓有一種能力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就是會把自己的生活過好，不需要給予太多的幫助或管制，就讓老百姓自己打算自己搞，很快就能夠立竿見影。可是最近這幾年剛好相反，擺攤不准，小生意限制，銀行裡提款稍多一點就還要經過審核，疫情之下這不准去那不准許，現在連公務員跟老師只要出這個城市都要事先報備申請。請問這樣子搞下去，市場經濟要怎麼活絡得起來？這一次，淄博的市政府頭腦清醒了，順著現在工作不好找的趨勢，就讓老百姓的燒烤攤來替這個城市做新的招牌，政府只提供各種的幫助，而不是去管這不行那不行。果然，效果非常可觀，成為全國消費的焦點。

第二，平價的燒烤大紅，這有什麼意義在裡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大陸，要上高檔的飯館才有面子，中國人的面子工程在大陸過去至少20年中可說是淋漓盡致。所以穿衣服要名牌，開車要高檔，身上必須珠光寶氣，房子必須五房三廳起跳。去路邊吃燒烤？那完全是農民工的行為，其實有點丟臉，所以實在不值得宣揚。而現在經過疫情三年，目前經濟的元氣還很虛弱，但是卻在觀念上讓許多人清醒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買大房子？生活開心就好為什麼非開名牌車？如果生病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有小錢就先享受。其實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代表大陸人的觀念往後現代靠攏了。

第三，所以衍生出來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窮了，所以去吃燒烤嗎？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錯，但是不要被表面所誤導，這是許多台灣人在評價大陸事物的時候常犯的錯誤，就是總是拿台灣的概念來想當然爾。沒有錯，大陸官方都自己公布這一次五一長假，全國旅遊的人數比起2019年疫情之前實際上還增加了20%，但是每個人平均消費卻減少了將近一半。這代表什麼？代表大家口袋裡的錢的確變少，但是即使如此也都願意花錢出去玩。不一定要住高檔的酒店，也不一定要花大錢享受，家人朋友在一起，每個人十幾串烤肉，喝兩瓶啤酒，一樣是一個溫馨時光。所以，消費力比較弱，是疫情之後所造成的結果，也是消費者心裡已經改變了，經濟總是起起伏伏，這種心態才是最重要的，未來中國的產業必定會有一番新的震動。

看台灣新聞，真是讓人吐血：因為大家吃烤肉，所以中國的經濟不行了？那筆者就請問，台灣連續兩季經濟負成長，這樣的經濟很行嗎？核心產業都被挖走了，大陸的貿易優惠也快要停了，台灣以後怎麼活下去？好像自己很厲害一樣。

筆者對大陸的經濟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憂心，尤其是在產業的結構以及製造業的外移問題上，但是對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從來不會有什麼疑問。過去含辛茹苦存錢就為了買房買車的這種消費已經過去了，大家手上有點錢就吃吃喝喝，過好日子，這樣的平民消費型態將成為主流。總體來看，真的不需要對中國的經濟太過悲觀，未來依舊可期。

馬前總統您好，我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台胞中醫師。2008年及2012年曾回台投票給你。

我自幼生長在台灣，四十歲後才來到上海，至今十餘年。

在這裡，我參觀過洋山港不止一次，也搭乘高鉄數次，深知它們的便利。如我這一代民國五十多年出生的台灣人都該很清楚，這其實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鉄路網」的計劃。我人住在浦東，每天劃一劃手機，就能買到東北産的大米或山東的花生油，不消幾天就能送上門。這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説的「貨暢其流」。

您現在也看過了洋山港，也搭乘過了大陸高鉄了，應該明白我的感受。

每當我前往上海市的孫中山故居時，都會在心裡默禱向他報告：「您老人家的夢想計劃，現在都實現了！」雖然，是用了跟當初預想的不大一樣的形式。數年前當我聽到習主席說出「我們是孫中山精神的正統繼承者」時，心裡真的很高興。

我從來沒入過任何黨，充其量只是個欽佩孫中山先生的仰慕者。

在台灣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分裂出新黨，然後又分出了親民黨。雖説是分家，但也沒有敵對到不能談和合作的地步。
畢竟原本都是一個團體，景仰追隨過同一位精神領袖。
回顧歷史，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人微言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
但幾百萬藍營選民裡，有類似我這種看法的，肯定也不會少。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