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媒體唱衰中國經濟 | Jun Huo

輿論戰是歐美獲取利益最高性價比工具
最近中國第二季度GDP增長6.3%
歐美媒體評論的雙標令人歎為觀止
比如下圖

他們把美國經濟二季度預測增長1.1%
叫做“美國經濟顯示出驚人的活力”
2023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6.3%
他們評論是“中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還有人專門統計了歐美日媒體對中國二季度增速
很多都是用低迷、乏力、停滯的詞語
雖然二季度中國GDP沒有大家預估到的7%
但是6.3%仍然是遙遙領先西方國家的
那西方媒體為什麼喜歡以詆毀中國經濟發展為樂呢?
主要是這是他們獲取經濟政治利益的最佳工具
通過媒體的輿論造勢拿到他們利益
下面通過四個方面來說說他們的手段

第一,通過持續唱衰中國經濟
讓歐美不敢投資中國
達到打壓中國經濟
讓製造業離開中國等不可告人目的
比如中國6月出口
以美元計價同比降12%
進口降6%
貿易順差706億美元
以人民幣計價
中國6月份出口同比下降8.3%
6月份進口同比下降2.6%
貿易順差4912億元人民幣
中國外貿是下降了
但是對比印度6月份出口同比暴跌 22%
金額為329.7 億美元、跌至8個月低點
進口下降 17.5%,至 531 億美元
貿易逆差201億美元
無論哪個數據看
中國外貿資料都遠遠優於印度
但是你看歐美媒體口中的印度:
都是印度一片欣欣向榮
印度製造業馬上要代替中國
成為歐美新的製造業基地的氣勢
實際上卻打臉了

第二,對中國產品造謠污蔑
道德化綁架西方消費者
讓其不願購買中國產品
最明顯就是新疆棉花
他們對中國這個世界級優質農產品進行絞殺
一方面打擊中國的紡織品和農產品
擾亂中國就業和社會穩定
另一方面則間接提升了美國棉花的競爭力
在他們造謠洗腦下
歐美日的民眾不僅僅不敢買相關產品
歐美紡織品公司也得聲明不含新疆棉花

第三,煽動人心,千方百計讓中國投資黃了
讓投資者不敢參與中國股市、外匯等
比如,2023年上半年
中國全社會用電量累計4.31萬億千瓦時
同比增長5%,增速較去年提高3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比2019年增長了23.9%
也就是說,平均每年增速約5.5%
這個發電量和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吻合度很高
但是西方媒體、特別一些帶路黨
卻不斷莫須有的造謠中國統計資料品質
有趣的是,2019年上半年美國的總發電量為19690億千瓦時
2022年上半年發電量為20602億千瓦時
2019年到2022年這4年漲了4.5%
但今年前4月美國人用電量卻下降2.7%
相當於4年漲1.8%左右
也就是基本上同期這幾年美國用電量基本不變
可笑的是美國的GDP卻增長了20%多
但是歐美主流媒體卻沒有人基於用電量
質疑美國經濟資料的可靠性
我就不信今年和去年美國經濟要素發生巨變
乃至可以達到美國經濟增長2%
用電量卻下降2.7%地步
這是美國人唱衰中國、唱多美國
打壓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伎倆

第四,用媒體顛覆對華友好的政權
他們對一些島國、非洲國家施壓
乃至明目張膽扶植反對派是明目張膽的
西方通過輿論霸權直接干預發展中國家
尤其對華友好國家選情
扶植反華政客靠民粹主義上臺
很多反華政客上臺往往就停掉中國合作項目
但是被事實打臉後又再求中國
不斷折騰,打亂中國一帶一路專案節奏
總體上,西方媒體是最有政治正確的群體殺人不見血
幸好他們吹太多
目前反而是西方一些自媒體對他們開始制衡

看清大陸疫後經濟 | 郭譽申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4月底預測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5.2%,大幅高於歐美的成長率。然而中國4月的城鎮失業率是5.2%,而16至24歲城鎮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達20.4%。此外,媒體呈現出一向雇工極多的富士康鄭州廠有不少廠房已空置,也顯示經濟狀況不佳。這些經濟數據和現象很不一致,為什麼?到底大陸經濟如何?

大陸解封約半年,比歐美晚了約半年,還在疫後的恢復期。大陸嚴格封控防疫,使得染疫死亡和重症人數比歐美少得多,但是對經濟的損害相當大(恐怕跟歐美差不多),尤其去年病毒的毒性已減弱而傳播力增強,使疫情變得防不勝防而封控必須更嚴格、更損害經濟。

疫情損害經濟,全球皆然,但大陸有一獨特的不利因素,它有較多的外資企業。外資比本國投資沒有在地的忠誠度,當疫情挫傷企業的收益,並且使外籍員工無法定期回鄉探望家庭時,外資企業比本國企業更傾向削減投資,甚至完全撤資;而且當疫情消退時,撤資的外資比本國投資更不容易迅速回歸大陸。這是大陸城鎮失業率較高的最主要原因。

除了疫情影響之外,大陸經濟不如以往的兩個較次要原因是:美國自2018年對中國發起高關稅貿易戰,使一些生產線移出中國,以及大陸這两年刻意戳破其房地產泡沫,不再以房地產泡沫支撐經濟。後者是短空長多的政策。這些都造成工作機會的減少,並且總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最受害,因此年輕人的失業率特別高。

上述都是不利於大陸經濟的因素,但是大陸經濟也有高度樂觀的一面。今年1至4月,中國汽車出口金額2045億人民幣,尤其達到120%的年成長率;中國汽車出口的增長中,尤其以新能源汽車為主軸,占乘用車出口量的31%;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一般俗稱的「新三樣」,皆有極大幅度的成長,且已廣為對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參見《中國服務業消費及出口轉型的影響(劉憶如)》)。這是大陸能有約5%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中國汽車出口金額2045億人民幣,在所有機電產品金額4.44兆人民幣和出口總值7.67兆人民幣中似乎占比不高,卻正表示仍有極大的增長空間。汽車工業曾是工業化時代的代表產業,現在世界的產業雖更多樣化,汽車工業的產值和重要性仍是舉足輕重的。中國搶下新能源汽車這塊大餅,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大陸還在疫後的恢復期,防疫的封控和中美貿易戰造成部份外資的撤出,使大陸的城鎮失業率升高,所幸蓬勃發展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能夠填補這部份的空缺,並且後勢被看好,大陸正從為西方代工逐漸轉向自主研發的產業升級。

從淄博燒烤看大陸經濟 | Friedrich Wang

可能大多數台灣人不知道淄博在哪裡。它在山東省的中部,膠濟鐵路的中心點,過去是煤礦與工業中心,是清朝末年德國人建造出來的城市。

大家都比較知道青島,一般都忽略了青島只是出海口,而工業生產中心在淄博。因為環境的污染,以及生產成本的不敷,這個城市的重工業在這個世紀之後逐漸走向沒落。所以,這個城市跟大多數的北方城市一樣,慢慢淡出大家的眼光。

這一次淄博燒烤會在短短幾天之內大紅,原因眾說紛紜。最浪漫的說法是有一群大學生放假到那裡窮遊,被當地的老百姓招待吃烤肉,覺得暖暖的人情味,所以把這個城市在網路上好好宣傳了一番,尤其是烤肉,結果意外大紅,一時之間成了中國烤肉中心。必須要稱讚淄博的領導群。他們敏銳的嗅覺抓住了這次的機會,橫向聯繫大量的網紅,製作各種視頻以及節目,把這個城市的烤肉好好介紹了一番,結果就造就了中國新烤肉之都。

更重要的是領導班子好好整頓了烤肉產業。這個整頓不像過去一樣干涉這不行、那不行,做什麼都要提心吊膽,而是加強輔導各烤肉攤的服務態度、肉類品質、以及推出各種新的口味花樣。這段時間去過的人告訴筆者,整個城市彬彬有禮,包括各烤肉攤以及大多數的酒店,服務態度都非常好,這一點跟過去比較粗獷的北方城市完全不一樣。而且,完全沒有像過去大陸一些知名的景區一樣,紅起來之後就任意宰客人,弄各種的坑讓客人上當花錢,而是繼續保持平價的水平,大家來到這裡,坐在露天的烤肉攤,或者是邊走邊吃一串,享受著晚風,看著抖音上面的相關節目,幾乎去過的人都說彷彿回到了那個二十幾年前樸實無華、上進的大陸,大家又想起了那一段奮發向上的時光。

其實烤肉並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幾乎只要準備一些工具,人人都可以做。所以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產業,但是仍然可以透露出三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一個平淡無奇的烤肉怎麼會大紅?很簡單,就三個字,不折騰。大陸最近這七八年,政府越管越多,可是越管越不到位。事實上,中國老百姓有一種能力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就是會把自己的生活過好,不需要給予太多的幫助或管制,就讓老百姓自己打算自己搞,很快就能夠立竿見影。可是最近這幾年剛好相反,擺攤不准,小生意限制,銀行裡提款稍多一點就還要經過審核,疫情之下這不准去那不准許,現在連公務員跟老師只要出這個城市都要事先報備申請。請問這樣子搞下去,市場經濟要怎麼活絡得起來?這一次,淄博的市政府頭腦清醒了,順著現在工作不好找的趨勢,就讓老百姓的燒烤攤來替這個城市做新的招牌,政府只提供各種的幫助,而不是去管這不行那不行。果然,效果非常可觀,成為全國消費的焦點。

第二,平價的燒烤大紅,這有什麼意義在裡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大陸,要上高檔的飯館才有面子,中國人的面子工程在大陸過去至少20年中可說是淋漓盡致。所以穿衣服要名牌,開車要高檔,身上必須珠光寶氣,房子必須五房三廳起跳。去路邊吃燒烤?那完全是農民工的行為,其實有點丟臉,所以實在不值得宣揚。而現在經過疫情三年,目前經濟的元氣還很虛弱,但是卻在觀念上讓許多人清醒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買大房子?生活開心就好為什麼非開名牌車?如果生病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有小錢就先享受。其實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代表大陸人的觀念往後現代靠攏了。

第三,所以衍生出來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窮了,所以去吃燒烤嗎?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錯,但是不要被表面所誤導,這是許多台灣人在評價大陸事物的時候常犯的錯誤,就是總是拿台灣的概念來想當然爾。沒有錯,大陸官方都自己公布這一次五一長假,全國旅遊的人數比起2019年疫情之前實際上還增加了20%,但是每個人平均消費卻減少了將近一半。這代表什麼?代表大家口袋裡的錢的確變少,但是即使如此也都願意花錢出去玩。不一定要住高檔的酒店,也不一定要花大錢享受,家人朋友在一起,每個人十幾串烤肉,喝兩瓶啤酒,一樣是一個溫馨時光。所以,消費力比較弱,是疫情之後所造成的結果,也是消費者心裡已經改變了,經濟總是起起伏伏,這種心態才是最重要的,未來中國的產業必定會有一番新的震動。

看台灣新聞,真是讓人吐血:因為大家吃烤肉,所以中國的經濟不行了?那筆者就請問,台灣連續兩季經濟負成長,這樣的經濟很行嗎?核心產業都被挖走了,大陸的貿易優惠也快要停了,台灣以後怎麼活下去?好像自己很厲害一樣。

筆者對大陸的經濟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憂心,尤其是在產業的結構以及製造業的外移問題上,但是對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從來不會有什麼疑問。過去含辛茹苦存錢就為了買房買車的這種消費已經過去了,大家手上有點錢就吃吃喝喝,過好日子,這樣的平民消費型態將成為主流。總體來看,真的不需要對中國的經濟太過悲觀,未來依舊可期。

中國制度的系統性優勢 | 劉過

制度的系統性顛覆,這是歐美心中的臆想還是夢魘?如果看美國、歐盟、德國等政客發言,就會看到他們經常說中國是合作夥伴、競爭對手和系統性對手,有的說得比較隱晦,美國人基本上則毫無顧忌。那什麼是制度性對手呢?

就是在經濟體制上有差異。中國已經有成熟的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也是以公有制為底座的市場經濟。為什麼說中國有成熟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而歐美他們宏觀調控做不好呢?因為中國的經濟底座是公有制的。

一、作為經濟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國土和礦山的公有制底座,讓中國的基建更加高效和便捷。在2022年,高速公路美國為10.6萬公里,我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經達到了17.1萬公里,考慮到中國的車道數量和品質,中國現在高速公路流量是美國兩倍還多。全世界10個地鐵最長的城市有9個在中國。全世界10大集裝箱碼頭有7個在中國,而中國高鐵則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來都多。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建。

二、同樣作為經濟三大要素的資金,中國最大的銀行、證券和保險公司都是國有為主的。一聲令下、考核指標一下,銀行就需要有效的支援中小企業等等,乃至降息/加息的規矩執行。這讓中國金融風險低,避免美國人這十多年來就冒出兩次金融危機的問題。

三、中國均衡的普遍服務,比如電網的村通、電信的村通、公路的村通,水電氣和電信在城市不會因為富人或者窮人就給你差別對待,實行的是普惠均等型服務。雖然一些國企壟斷、世襲和裙帶等被詬病,但是在做普遍和靠譜服務他們是給力和用心的。

四、糧食存儲、能源、鋼鐵、鋁、黃金、軍工等經濟命脈形企業也是國企為主。外面煤炭和油氣貴了,國家讓國內不要過分漲價,外面鋼鐵便宜了,國家讓不要太多產能、壓產能等。這些辦法讓經濟不會大起大落造成巨大的波動,減少控制CPI和經濟發展的難問題。歐美為什麼難以宏觀調控,沒有這些基礎性企業怎麼調控?我們說電費、油費、電話費多少就多少,歐美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

五、巨大的市場能力,將爆發巨大能量。美國人這絞殺中國,那絞殺中國,但是發現中國企業基本不會像其他國家一樣,都是立馬跪倒求饒,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市場就是個巨大的市場,沒有美國市場大不了活差點,但是不影響獨立自主。這大為減少歐美他們那種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的態度。

六、中國有一個巨大而獨立的產業鏈,這個產業鏈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以前歐美就是靠市場和科技產品出口這兩個大棒來嚇住發展中國家。但是有了中國這個資源巨大的購買方和工業品的供給,歐美對很多國家開始發現力不從心,比如對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的絞殺,對方就是抗到底。

七、中國有統一高效的管理系統。歐美發現越來越難以和中國競爭了。他們內部的擰麻花是個高成本系統,有他們的長處,但是弊病也越來越明顯。比如美國軍工聯合體把美國送上好戰必亡的路子,互相否決造成一事無成等。而中國在新世紀冒出的新產物都抓住了機會,比如新能源、新能源車、移動互聯網、移動商務、5G、AI、雲計算等。

對方眼睜睜看中國高速前進而望塵莫及,那種恐慌是發自內心的,因為他們終將失去那種恃強凌弱、盛氣凌人的權力,乃至靠剪刀差過舒服日子還到處當教師爺的生活。這就是在美國人操縱下G7想方設法要阻攔中國發展的根源,但是大潮是擋不住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非他們所能控制。

矢內原忠雄拆掉日本的假面具~以酒類專賣為例! | 賈忠偉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給馬前總統的一封公開信 | 談璞

馬前總統您好,我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台胞中醫師。2008年及2012年曾回台投票給你。

我自幼生長在台灣,四十歲後才來到上海,至今十餘年。

在這裡,我參觀過洋山港不止一次,也搭乘高鉄數次,深知它們的便利。如我這一代民國五十多年出生的台灣人都該很清楚,這其實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鉄路網」的計劃。我人住在浦東,每天劃一劃手機,就能買到東北産的大米或山東的花生油,不消幾天就能送上門。這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説的「貨暢其流」。

您現在也看過了洋山港,也搭乘過了大陸高鉄了,應該明白我的感受。

每當我前往上海市的孫中山故居時,都會在心裡默禱向他報告:「您老人家的夢想計劃,現在都實現了!」雖然,是用了跟當初預想的不大一樣的形式。數年前當我聽到習主席說出「我們是孫中山精神的正統繼承者」時,心裡真的很高興。

我從來沒入過任何黨,充其量只是個欽佩孫中山先生的仰慕者。

在台灣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分裂出新黨,然後又分出了親民黨。雖説是分家,但也沒有敵對到不能談和合作的地步。
畢竟原本都是一個團體,景仰追隨過同一位精神領袖。
回顧歷史,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人微言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
但幾百萬藍營選民裡,有類似我這種看法的,肯定也不會少。


你知道「土地銀行」為什麼會取名「土地銀行」嗎?| 賈忠偉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悲情城市…一個媚俗、沒有考據歷史的聲光煙花秀 | 賈忠偉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中國崛起是如何辦到的?(紀念剛辭世的朱雲漢院士) | 郭譽申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很多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爭相研究中國是如何辦到的。中國的發展龐雜多端,要掌握到重點頗為不易,中研院院士朱雲漢出版《高思在雲》([1]),在書中簡潔清楚地指出中國成功的三個主要因素,非常中肯,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朱院士不愧是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

中國能夠迅速崛起,最獨特的優勢是它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從1949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土地和工業資本都國有化或集體化,這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資本。一個貧窮的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金,窮國的人民只能勉強糊口,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餘錢可以投資基礎建設。中國因為都市土地都是國有,地方政府靠「土地批租」,即轉讓土地使用權,就能籌措到發展基礎建設的資金,而且隨著都市的發展繁榮,土地批租的價格會水漲船高,於是能籌措到更多的資金,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此外,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能夠把資源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目標上,而其政治體制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可以達到社會最底層,因此執行力非常強。

中國非常大,大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也可以是巨大的優勢。中國善用它地大人多的優勢,是它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首先,大才能夠有「規模經濟」,有些關鍵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例如台灣不可能建立高鐵產業,中國有市場和規模,已經打造出世界一流的高鐵產業,近年開始外銷到其他國家。其次,大市場有磁吸效應,世界的前五百大企業幾乎都搶著進入中國,希望搶占成長市場的有利位置,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有談判籌碼,要求外資答應某些對中國有利的條件,例如移轉某些技術或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等。其三,因為大,中國產業可以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內部就能形成「垂直分工」,先利用沿海的有利條件,等沿海的成本升高,再遷向內陸,像接力賽一樣,延長經濟成長的高峰期。

中國快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充分掌握「後發優勢」,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先進國家的資本,採用和借鑒先進國家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但可以視情況跳過先進國家當初發展的某些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因此進步可以非常非常快。例如,在一些偏遠地區建置有線電話可能很困難,於是一舉跨入建置無線與數位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服務業還沒有充分市場化,但是網路金融卻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中國一開始是模仿,現在逐漸能夠創新,掌握後發優勢和全球化,先成為「世界工廠」,現在再成為「世界市場」。

雖然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仍低於美國,其每年的經濟增量已經超越美國,取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上述的三項優勢仍然持續,因此中國被看好,還會繼續中高速成長相當長的時間,成為所謂的「新常態」。

[1]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遠見天下文化,2015。

                                                                                     

“中國式現代化”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 謝芷生

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歷經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努力,不斷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道。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足資後人緬懷效法。

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了豐厚的資金與技術,他們挾其船堅炮利到處掠奪、擴張。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同受西方強權威脅,於是雙雙尋求自救之道。日本1868年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隨1889年頒佈君主立憲的憲法後,遂告一段落。明治維新後,日本前後於1894-1895年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中國與俄國,奠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較之日本,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尤其歷史文化悠久深厚,要實施現代化,必須固有文化、制度騰出空間來,接納新的文化、制度進入中國。

筆者經常思索,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努力,卻一再失敗呢?其中固有種種因素,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不如日本歷史文化淺,包袱輕,要放下,吸收新事物不難。是重要原因。

中國從1894/95年甲午戰爭起,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止,被現代化後的日本,整整欺負了五十年。而今日本雖已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侵犯中國,但借助美國的勢力,仍在釣魚島,甚至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蕞爾小國的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扮演著中國的小徒弟,竟敢爬到師父頭上來“拉屎拉尿”,此令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能不奮發圖強,加速致力國家的現代化嗎?

談到現代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仿效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這個觀念,長期以來無人提出過異議。中國從清末起,就不斷有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戰前主要是歐洲的德、法等國和近鄰的日本,戰後則漸改為去美國留學為主。基本上哪個國家富強先進,就往哪個國家去學習。日本雖不如歐美先進,但因文化相近,距離不遠,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學的人也不少。臺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幾乎一半以上都去了美國。

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幾乎是整個民族的共識,無人會提出異議。然而最近中共在其二十大上卻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不但提出了現代化,還強調了中國式,而非西式,更不是日式、美式的。這有何新意呢?既然如此,中國還需要再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嗎?學術,尤其是自然科技,本無意識形態、國界的區分,在誰手裡就為誰服務。然則何以還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呢?

戰後美國,通過吸納外國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政策,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國最尖端的人才,為美國的發展、富強效力。人才比金子還珍貴。文革後的大陸提出,科技是最大的生產力,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此不但吸引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回國,還吸引了不少外國科技人才到中國服務,這頗像美國戰後“楚材晉用”的做法。

科技猶如工具,本無意識形態與國界的區分。戰後的美國就是利用了此一觀念,吸收各國人才為其效力,出謀獻策。通過此一政策,美國確實快速地強了大起來。不幸的是,美國強大後,尤其成為超級獨霸後,卻利用其實力欺壓剝奪較落後的國家、地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留在美國,為美國服務的外來族裔的國家和地區。

最後,容筆者嘗試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下個定義。首先,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是帝國主義的,那是有害無益,不足取的。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與國情,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其次,它是為世界和平,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