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軍旅生活之與經國總統的兩次意外接觸 | 賈忠偉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大陸推出龐大財政計畫,經濟將如何? | 郭譽申

中國大陸自2022年底解除防疫封控,至今經濟復甦不如預期,不少人於是看衰中國經濟。9月底,中國的股市突然一反頹勢,急遽大漲,至今在高檔大幅震盪,讓分析師意見分歧。大陸的經濟其實是好壞並陳,政府最近推出金額龐大的「財政增量」計畫,應該如何解讀其影響?

大陸經濟壞的一面已是衆所周知:房地產業的債務和爛尾樓仍未解決,三年疫情造成地方債務偏高,外資撤出造成工作職缺減少,尤其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消費不振而有通貨緊縮之虞,人口負成長加劇消費不振等等,因此官方公佈/期待的今年經濟增長保5(5%)不容易達成。

大陸經濟好的一面也很突出:今年的外貿表現不錯,至8月底的出口比去年增長6.9%;大陸在新能源汽車以及相關的電池產業的產量和出口量都已是世界第一;華為自去年回歸手機市場,已推出幾款產品,其功能足以與蘋果的手機產品抗衡,顯示中國已大致突破美國對其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封鎖;中國商飛生產的C919客機已載客飛行一年多,在穩定增加產量中,是商用客機產業的重大進展;遊戲科學公司開發出《黑神話:悟空》大賣,有望打開3A級電玩遊戲的市場。

大陸經濟好壞並陳,因為中國崛起的時間尚短,雖然有不少能力頂尖的菁英,但是一般人營商的經驗是不足的。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幾乎不曾遭遇逆風,但商人不遭遇逆境,是難以成長的;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檢驗出誰真有競爭力。譬如:房地產業的泡沫,當然與中國人普遍的「有土斯有財」觀念有關,但更關鍵的是,開發商貪婪而不曾遭遇經濟逆風,因此誤判市場總有房地產的需求;大陸迅速網路化,一些網路化落後的廠商在經濟好時還能得過且過,一旦遭遇經濟逆風就撐不住了。

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現況與1990年代初的日本類似,有可能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假使只看中國經濟壞的一面,中日確實有不少相似處,然而中國經濟好的一面,如上述,包含許多技術創新和產業突破,卻是日本1990年代至今少有的。此外,中國仍有很多落後的邊疆和內陸地區,是日本少有的,這些地區的天然條件雖然不佳,在交通狀況改善下(如高鐵),其經濟應能逐漸增長。所以,中日有很多不同,中國絕不會像日本一樣陷入長期經濟不振。

大陸經濟好壞並陳,由好的一面可看到技術創新和產業突破的活力,因此其經濟復甦不如預期主要是因為債務偏高,尤其地方債務偏高,就好像一個優良企業一時的周轉不靈。前兩天,大陸財政部推出規模加總超過人民幣4兆元的「財政增量」計畫,目標包括去化債務、增資銀行、護房價及支持社會弱勢和刺激消費的補貼等,看來是有對症下葯,能夠直接拉動大陸的經濟增長。大陸沒有通膨,財政擴張應屬適當。

中國儲蓄率高的利弊 | 郭譽申

中國大陸自2022年底解除防疫封控,至今經濟復甦不如預期。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應該增加消費、降低儲蓄,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形成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双循環)。中國能夠做到嗎?中國的儲蓄率確是高於多數國家和地區,對經濟的影響如何?有何利和弊?

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定義/公式:
國內生產(GDP)= 民間消費+政府支出+國內投資+出口-進口
國內消費= 民間消費+政府支出
國內儲蓄= 國內生產-國內消費-政府收入(稅)
國內消費是GDP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增加國內消費,確能增加GDP。
儲蓄是消費的反面,消費也是儲蓄的反面。因此降低國內儲蓄,就相當於增加國內消費,確能增加GDP。

儲蓄率= 國內儲蓄/GDP。
根據 [1] 和 [2],中國大陸2014和2021年的儲蓄率分別是46.0%和46.2%,變動很少,都非常高。這樣的高儲蓄率造成國內消費不足,確實不利於GDP的增長。

國內消費= 民間消費+政府支出
由於民間消費一般大於政府支出,增加民間消費更有助於增加GDP。
有些人認為,大陸儲蓄率高、民間消費不足是因為醫療和失業保險的保障不足,造成民衆不敢消費而盡量存錢,以備不時之需。
其實保障不足的影響遠比不上華人節儉文化的影響,如 [2] 所指出:「存錢可說是華人根深柢固的金錢觀,節儉的文化習慣,更讓存錢成為一種美德。」比較台灣和大陸的儲蓄率更能明瞭: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两倍多,醫療和失業保險的保障自然遠勝大陸,根據 [1] 和 [2],台灣2014和2021年的儲蓄率分別是36.3%和42.9%(因疫情而升高),在世界都名列前茅,比大陸低不了太多。

中國大陸的儲蓄率高、民間消費不足,主要是華人的節儉文化所致,不容易改變。這不利於GDP的增長,是其缺點,但也有優點,儲蓄率高較能承受經濟逆風。Covid-19疫情造成世界各國都經濟不振、債務大增,而中國更面臨房地產的大量債務,幸而儲蓄率高讓中國的金融穩定,並有儲蓄可以逐漸償還債務(但償債不算入GDP),不像美國儲蓄率低(美國2014和2021年的儲蓄率分別是18.7%和17.8%),有利於GDP的增長,卻持續累積國債,已突破34兆美元的驚人數字。 

[1] 維基百科/各國儲蓄率列表 

[2] 全球儲蓄率最大戶不是兩岸華人,而是這一國!

笨蛋,問題在經濟 | 管長榕

奇怪,老川,一個受你保護的傢伙,居然能搶走你的東西,還能搶得你唉唉叫,那還需要你的保護嗎?你居然還想提高保護費!真是傻子多到騙子缺貨,需要你重出江湖粉墨登場嗎?

老川沒有中國文化,不懂窮寇莫追。明明老拜已經退選,老川還要窮追猛打,要求即刻下台,這將有利賀錦麗凝聚反川力量。應該會有人提醒川,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提醒也沒用。況且美國文化沒有見好就收這回事,看北約就知道,一向是得寸進尺,打死為止。這樣下去,若是挑動了還未完全泯滅殆盡的人性,選戰可能顛倒勝負了。賀凍蒜,川會亂。果如此,那是天意,非人力可以造成。(附記:才不過一週,果然開始黃金交叉了。范死絕對是川的負分,不會給川增加半張票,所有的范票早就是川粉了)。

川、賀都沒有治國能力。賀不必說了,川口口聲聲要把製造業拉回美國,這是對的。但如何拉回,卻不是靠關稅、制裁、命令等手段可以辦到的。這樣拉回的製造業,最後還是死。你得先回顧當初製造業是怎麼跑掉的。

當初製造業不是被中國偷走或搶走的,而是被美國自己的菁英連根挖走,帶到國外,硬塞給中國的。因為這樣可以讓美國獲得更大的利益。看看比爾蓋茲如何推崇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吧!只是那更大的利益都集中在菁英口袋裡,美國中產階級以下都被架空了。

菁英們說,這叫產業升級。美國掌握產品的設計、研發、品牌,就能分到最大一塊蛋糕,製造業只是蛋糕剩下的碎屑,交給二三流國家去做就好了。事實也是如此,只是留下了兩個問題。

一是美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以下的製造業不能升級,演變成就地失業。二是這種因產業移轉而產生的巨大利益,沒有分配到產業移轉的受害者身上。理論上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確實可以做到較為妥善的分配,多少能夠解決第二個問題。但美國制度設計掌握在資本主義菁英手上。從雷根到老川的減稅政策,減的是誰的稅?窮人根本就無稅可減。

整體美國人勤奮度不如中國人,於是效率較低。但福利度高於中國人,於是成本較高。此為當初美國製造業跑掉的原因,也是張忠謀到亞利桑那設廠的躊躇。如今這兩點即使想盡辦法改善,也贏不過中國人,最後只有靠補貼來拉回製造業。把徵收來的高關稅拿來補貼國內企業產品,買一台美國自產的電動車,政府補貼一萬美元。

不知道老川身旁的經濟大老是什麼學派的。據潘華生專欄,美國政府必須彌補在美國與海外生產成本35%到45%的差距,才能克服比較利益的劣勢。蘋果庫克說,外資來中國,不是因為中國的人工成本,而是中國擁有全球遙遙領先數量的工程師,能夠滿足企業在設計、技術、產品更新等方面的需求,儒家文化也體現出組織管理大規模生產的優勢,這是世界最大製造工業國贏得比較利益優勢的基礎。

看來川、賀都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大陸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 Friedrich Wang

歷史的垃圾時間,有這個概念存在嗎?這,成為最近大陸的一個風起雲湧的議題,從去年夏季開始在網路上流行,許多新媒體博主相繼討論或者引申。結果,最近終於連續遭到新華網與人民日報的點名批判。

何謂歷史的垃圾時間?來自體育賽場的觀念。就是在比賽中兩邊已經差距過大,就像是籃球到了第四節一方已經領先30分,所以都派上板凳球員,而落後方再怎麼拼命都無法逆轉,敗局已定。又或者棒球賽的後面幾局,有一方領先10幾分,比賽其實已經形同結束。簡單說,人們能做的只有靜待塵埃落定而已。

那麼,到底有沒有歷史的垃圾時間?筆者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黃仁宇先生的巨著《萬曆十五年》所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垃圾時間。他在該書的結論中談到,雖然距離大明王朝的滅亡還有將近60年,但是這個王朝的文明已經趨向死亡,無論皇帝、大臣、官僚、將領、學者,到底是奮發、是創新、是保守、是協調、是袖手旁觀,是逃避、是清廉、是貪腐…..都已經無關緊要,沒有任何的生命力,起不了作用,完全一攤死水。只有靜待努爾哈赤白山黑水的興起,子孫入關建立新王朝而已。

其他的朝代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失敗,財政與軍事的危機無法解除,黨爭激烈,等於也宣告進入垃圾時間,情況與明朝很類似,故50年後金人攻下汴京。大清王朝也是,1895甲午戰敗,威信盡失,瓜分開始,歷史的垃圾時間開始,往後庚子新政、立憲運動與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都無法挽救王朝的墮落,17年後被武昌的槍聲所顛覆。中華民國在七七事變爆發,與日軍全面開戰,將自己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全部在生死存亡的戰役中燃燒殆盡,也等於宣告進入垃圾時間了。

當年思宗勤勉,只能煤山上吊;光緒變法,最後病死瀛台;老蔣將自己的黃埔子弟數十萬犧牲慘重,前仆後繼,也無法逆轉這個垃圾時間。所以,每個時代都給予各朝代機遇,但是在改革失敗,無法從思想到制度、器物等層面力挽狂瀾,將社會階級流動重新激活,那麼垃圾時間就開始了。

節點已過,過了就很難逆轉?歷史的垃圾時間有沒有可能絕處逢生?也不是完全沒有。大家可能感覺這不是與筆者前面的論述相悖?其實也不是。因為,歷史結構主義有其侷限,而人類是活的,永遠不會被結構所侷限。所以,上述的北宋在垃圾時間的清算後,竟然出現了岳飛、韓世忠等等一批良將的奮戰努力,守住6成國土,宋朝僥倖逃走的一個王子在江南重建政治核心,150多年間又創造輝煌的城市文明。1949年,在那幾乎絕望的時刻,古寧頭奇蹟般的勝利,朝鮮戰場石破天驚的爆發,終於讓美國政策大轉彎,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得以絕處逢生,直到今日。歷史是人類的活動紀錄,而人可以有無限的可能。

那為何中共的官媒注意到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話題,而加以點名批判呢?很簡單,這些大陸的論者在以古諷今,被中共的宣傳喉舌給看明白了。

大陸在2018年之後,一方面遭到歐美日韓的聯合抵制、圍堵,二方面本國的經濟遭到疫情重創,導致消費力下降,青年失業率上升,房地產泡沫破滅,使得許多家庭與個人破產,股市一落千丈等等,各種危機似乎湧現?這些都給人一種感覺:改革開放後的繁榮已經到頭,中國沒有過去左右逢源的優勢;更重要的是,共產黨龐大的官僚體系失去革新的可能,只能做做文章,朝令夕改,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民間創造力枯竭,社會氣氛低迷,躺平成為最好的選擇。所以,這種歷史垃圾時間的理論,也開始瀰漫開來。

那今日中國,真的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嗎?筆者認為有端倪,但還沒有,就像是一個人開始鼻塞咳嗽喉嚨痛,但距離肺炎到病入膏肓還遠。中共這幾年也努力激活大陸的產業,所以提出所謂新質生產力的主張,期盼能夠再度創造技術上的革新,帶動整體的升級。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給予歐美日144小時的免簽,都是為了再度加強與世界接軌,讓投資重新進入中國內地。另外,市鎮重劃,加強二三四線小城鎮的建設,重新調查與規劃農村土地利用等等,都試圖將上述的結構性問題加以克服。

但,仍不容易。中共官僚體制的腐敗、臃腫、低效,地方幹部漸漸黑幫化、世襲化,加上生育率快速下降,連帶使得消費力不斷下降,青年不婚、不生、不工作、在家啃老,學術自由受到壓縮,大學逐漸官僚化等等,都預示著如金觀濤先生在其80年代的著作《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所言的無組織力量日益蔓延,終究造成失控,而導致危機發生。這些,都使得今日大陸如履薄冰。

總之,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概念用在今日中國為時尚早,還不能成立。但是,面對上述的難題與挑戰,中共光靠提升生產力,創新產業技術,以及整頓小市鎮、農村就可以扭轉嗎?只有留給時間來回答。這,考驗著中共領導集團的決策眼光與智慧,更是歷史的垃圾時間是不是真的將來臨的關鍵。

「中國崩潰論」隨時推陳出新! | 郭譽申

自從美國轉向開始打壓中國,筆者就觀察到「中國崩潰論」的重出江湖,當時認為中國已經崛起,因此「它流行不了多久,過幾年又要消聲匿跡了」(參見《「中國崩潰論」死灰復燃?》)。我顯然錯了,中國崩潰論已成為綠營認知作戰的一部份,隨時都會推陳出新!

網路上的中國崩潰論多半零碎片斷,《失速中國》([1])可算是其合集。疫情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書名裡的「失速」幾乎可適用於所有國家,但書首「自序」的標題「從漸進式衰敗,到終極崩潰的失速中國」清楚點出中國崩潰論。

全書可以大致分為兩部份,對習近平「個人」和「政策」的各種批評。對習個人的批評包括:權威型人格、偏執頑固個性、自我崇拜、死亡本能(對仇恨、暴力、控制等等負面力量的崇拜)、小學程度、避難和攬功、陰謀害死李克強等等。這些沒有證據的人身攻擊只顯示作者的偏頗,不值一駁。

對習近平政策的最主要批評是抗疫時的「動態清零」政策,不僅列舉十項網路上傳聞但無法證實的「清零荒唐事」,還聲稱解封後,大陸「集體染疫,醫療崩潰,甚至病屍成堆,火化無門」。病毒一直在變異,變得致死率和重症率逐漸降低;大陸大約比歐美晚半年解封,病毒已變異得致死率和重症率都大幅降低,因此解封後染疫者幾乎都是輕症,根本不可能「醫療崩潰,病屍成堆,火化無門」。作者完全是信口開河!

平心而論,「動態清零」並不完美,對中國經濟損害頗大,但確實拯救了幾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假使中國以歐美的方式抗疫,染疫死亡的比率大致會與歐美相當,那就是幾百萬人啊!

習的重要政績,打擊貪腐、從嚴治黨、依法治國,很得民心;書中卻指責:「以『反腐』為名而肅清政敵和打擊敵對派系的政治鬥爭。」政治鬥爭一般只需要打擊居高位、有威脅的政敵,但習的打擊貪腐卻廣泛得多,因此不是政治鬥爭。李尚福、魏鳳和都是習所提拔曾擔任國防部長,一旦涉及貪腐,就被開除黨籍並追訴罪責,可見習的大公無私、不建立自己派系。

房地產業崩盤損害中國經濟不小,書中卻輕描淡寫未多著墨。大約作者知道,房地產業泡沫不是由習近平吹起,而習主動戳破房地產業泡沫是有功無過的。

對習政策的另一主要批評在於,中國反美仇外,牽手俄羅斯,自找孤立及自絕於世界,因此自斷發展機遇。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與美國相當友好,直到中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導致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中國人才轉向反美,何能怪罪於習?至於中國牽手俄羅斯,實由於美國同時逼迫中俄所致,卻頗有益於中俄經濟。作者還活在過去美國一呼百諾的世界,其實現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多於與美國友好的國家,而且很多美國的盟國並不願意聽從美國制裁中國,因為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國不會孤立及自絕於世界。

[1] 完稿於2023年底,當時中國大陸已完成三項有廣大潛在市場的科技突破:電動汽車及相關的新能源產業、被美國制裁的華為公司推出新手機Mate 60系列、C919客機完成首次商業載客飛行(參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書中完全不提這些科技突破,只為了欺騙世人中國終將崩潰!

[1] 宋國誠《失速中國:政大國關中心中國專家四大面向剖析,一窺中國失控、全球遭殃的燃點!》今周刊,2024。

經濟發展需要一條新路-教育 | 譚台明

大陸放寬了購房的政策,可見經濟景氣不好,還是一大問題。習近平打房,坦白說,基於社會主義,絕對是合理的。而且,空房過多,有錢人不斷買房保值,結果堆高房價,窮人(一般人、年輕人)愈發的買不起(台灣情況相同)。但這一打下來,加上外部環境不好,整體經濟就受影響。畢竟房地產是火車頭產業,可以帶動許多產業與大量的就業。房地產弱了,內需與就業就出現問題。

現在大陸的造車業很火,據新的資料,已佔到GDP的11%(據說幾年前,房地產佔到17%)。但汽車工業帶動的就業比較有限,主要是大量用了機器人。(所以成本低,售價才有競爭力。但不會擴大招工,對就業幫助就減低了。)所以,從數字看,大陸的經濟還不錯,但從就業看,可能就不行。從大陸現在又放開購房條件,就可以看出來,還是想要靠房地產業來救經濟。

好消息是,歐洲降息了,美國高息可能撐不久,有助於減低其他國家(主要就是中國)的資金壓力。國際經濟若好轉,大陸出口一定會增加,對經濟有益。

以台灣作對比,台灣房價高漲,薪水多年不漲,與大陸有相似的問題。但台灣有「小確幸」,有大量年輕人可以啃老(上一代有房),這就是富裕數十年的優勢,大陸不具備。且拜中美之爭與大陸惠台所賜,台灣外貿仍十分暢旺。

兩岸都有房價的問題,不免想到美國,美國的經濟支柱產業是什麼?因為房屋稅高,(這一點,比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合理),所以炒房不像中國那樣瘋狂。而美國的經濟主要靠內需。內需就是買買買,除了愛買汽車,就是愛購物。(美國人的生活環境,容許他們這樣幹,說白了,就是浪費。別國就不可能。)愛消費帶動服務業大量就業。當然,最大的優勢,還是美元的特權,有危機可以印鈔票。這一點,就不多說了。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長遠角度看,工業化之後,「就業」成為傳統農業經濟中不曾出現的問題。現在普遍生產過剩,靠鼓勵大量消費來支撐經濟。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不道德;與「節儉」的道德教訓相悖。而且,我認為,節儉成為德目,並非因為貧窮時代導致,而是本身是有道德意義的,因為地球資源有限。

所以,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學創造必須發生,否則現在的經濟運作方式不能持續。這裡面,中國哲學其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但沒人重視。那就是孔子「庶矣、富之、教之」的經濟發展三部曲。

「富之」會帶動經濟活動,創造景氣,這沒問題。但「教之」呢?如何把教育變成可以投資的標的(或債信),我認為以現在的經濟學能力,應該有可能辦得到。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從不會往這個方向想(所以西方的教育貴的要命,根本就成為階級劃分的工具)。而中國的經濟學,一如其他的學科,還在以西方學問馬首是瞻,自身創造性不足。

現在的教育體系,是工業化之後的產物,目的在適應工業社會的需求。但今後的教育體系一定不是這樣的,那該是什麼樣?我想,必定要回歸到「人的自我實現」(而非只是㝷求就業技能),有點像古典時期的貴族教育。教育在經濟活動中佔更大的比例,不但學校教育的體制要更靈活多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還應有各種創新的非學校教育的形式,讓教育成為一種生活「享受」。

總之,對「教育」的認知要擴大,要活化;且要把教育變成一個可以促進資金流動的產業。這需要更多的想法、創造與嘗試,這樣,才能合理地消化過多資金,並且真正提高人的素質與幸福。

中美關係的演變-習近平加速美國轉向壓制中國? | 郭譽申

2012年習近平上台開始主政,不再奉行自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政策。大約同時間,原來友好的中美關係逐漸轉壞,美國終轉向在經濟、科技、政治等多方面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不好過。有些人於是把美國的加速轉向壓制中國歸罪於習的主政,這有道理嗎?或是無端的指責?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講座教授孔誥烽的《帝國爭覇》([1])不針對上述問題,卻回答了問題。書中呈現自1990年代至今的中美關係,從友好逐漸轉壞的過程,並探討其原因。

〈圖一〉歸納出自1990年代至201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包括企業的態度和外交政策菁英的態度。企業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外交政策菁英也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當中國被視為合作夥伴,中美的關係傾向友好;當中國被視為競爭對手,中美的關係傾向不友好。

〈圖一〉

1990年代,美國企業界視中國為合作夥伴,而外交政策菁英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當時主要的議題是,是否提供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外交政策菁英主張須以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為前提,而企業界主張不須有這前提(中國大力遊說)。結果企業界的主張獲勝,中國得到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並且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是中美關係最友好的時期,因此有「中美國(Chimerica)」的說法。這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美國的在華企業獲利豐厚,而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沼,需要中國合作。

201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轉向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轉向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在華企業與當地的中國企業競爭加劇,產生不少糾紛和訴訟,涉及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等等,而美國企業認為中國政府和司法常偏袒中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的營商環境,如〈圖二〉向美國國會遊說,於是美國企業從中國的「代理說客」轉為「反華起義」。

〈圖二〉

〈圖一〉中有一格(美國與歐洲)與中美關係無關,顯示美國企業界視歐洲為競爭對手,而外交政策菁英視歐洲為合作夥伴。這是因為美歐有相近的意識形態,但美中不曾如此。

作者顯然不欣賞習近平,然而書中的研究顯示,中美關係在2010年代轉壞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很快學會了美國在華企業原來領先的工商業能力而與之競爭,不論是否使用盜竊之類的非法手段,使得美國在華企業頗多抱怨和遊說,如〈圖二〉。這與中國在習主政下的態度是「韜光養晦」或「戰狼」少有關聯。有心人指責習只是為了打擊中國大陸。

 [1] 孔誥烽(Ho-fung Hung)《帝國爭覇:從「中美國」到「新冷戰」》左岸文化,2023。(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 2022)

大陸經濟遭遇逆風,誰之過? | 郭譽申

抗疫解封一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復原不如預期,包括:房地產業的債務和爛尾樓仍未解決,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地方的債務偏高,股市一再下跌,消費不振而有通貨緊縮之虞等等,官方公佈的經濟增長5.2%因此受到質疑。大陸經濟確實遭遇逆風,是中國模式出錯嗎?會如一些唱衰者所期待的從此一蹶不振嗎?

經濟本就有起有落,甚至不時有風暴。譬如:2020-2022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走弱、2008年起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拉丁美洲國家常有債務危機等等。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幾乎是一帆風順,這是極少有的例外,現在偶然遭遇挫折,實屬平常。

大陸經濟遭遇逆風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業多年生產過剩,造成房產滞銷和龐大的債務。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商人貪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其實與中國模式少有關聯。

資本主義主張,市場裡自由競爭、優勝劣敗,既能提高效率,也有益於消費者。實際上沒那麼簡單完美。若優勝者能夠做正確的決策,則繼續優勝,一切都好;反之,若優勝者做出錯誤決策,則自己將變成劣敗者,而且因為優勝者有強大影響力(譬如銀行和金主樂於提供貸款),市場和消費者可能受到重傷害。房地產業的不少巨頭,如恆大、碧桂園,都是過去的優勝者;它們多年來因為貪婪而誤判市場需求暢旺,持續生產大量不符需求的房產,終於造成房地產業的大泡沫,害己也害人。

房地產業產生泡沫,也因為中國人自古就很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富有者特別喜歡投資於房地產,既把房地產的價格炒高,使窮人買不起,又使科技創新無法獲得充裕的資金支持。

大陸主動戳破房地產業的大泡沫,既避免危機更擴大,也要改變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促使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有前途的科技產業。這一兩年,房地產業的困境雖然仍未解決,但是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科技產業已逐漸實現,促進了新能源汽車、半導體、商用客機等重要產業的突破性進展,很有益於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參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房地產業的發展有其極限,而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日新月異,沒有上限的。

經濟本就有起有落,大陸經濟偶然遭遇逆風,實屬平常。大陸的經濟逆風曝露了資本主義的缺點,資本主義歌頌私人企業有衝勁有創意,但是也常伴隨著過度的貪婪,房地產業的泡沫就根源於此。大陸主動戳破房地產業的泡沫,可說是中國模式的優點,既避免危機更擴大,也要改變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促使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科技產業,加速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當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能夠成功,還怕什麼經濟逆風?經濟逆風造成物價和工資不漲,甚至使科技產業更有競爭力。

大陸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 | 郭譽申

中國大陸正在工業化,其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當然十分相關。《威權演化論》是一學術論文集,主題是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書中有三篇論文([1])探討大陸一些地方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的演變狀況,時間到2018年。本文主要取材自這三篇論文。

這些研究的主要關注地點在廣東珠三角,特別關注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和2014年的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富士康和裕元都是台商,被歸於外資),及其後的影響。研究方法包括蒐集數據和訪談,訪談很多企業員工(包含農民工)和地方官員。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勞動法》,2007年6月再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兩部相關法律,使勞動者獲得法律的保障。同時中國建立起一套勞動爭議解決體系,主要是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相關的,中國自1998年開始,逐步開始要求企事業單位給員工繳納保障性待遇“五險一金”。“五險”是指五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是指住房公積金。

「整體而言,這些法律似乎改變中國勞資之間的正式關係,使得中國的勞動標準可以和許多歐洲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提並論。」這樣的高勞動標準若確實執行,必定大幅增加企業的成本,是企業一時間承受不起的,因此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初幾年都並未確實執行這些法律和社會保障(譬如“五險一金”的覆蓋率偏低),而是逐步的提高勞動標準。尤其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利益比較一致,更傾向減少提高勞動標準。

另一政策轉變特別提高外資企業的成本:「2008年1月,中央政府實施新的稅法,把外資的所得稅率從17%提高到25%,而將本地企業的所得稅率從33%降低到25%。」大約同時,大陸開始在珠三角推動「騰籠換鳥」政策,即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而把珠三角留給技術密集產業,因為珠三角的勞動成本已高,使勞力密集產業變得沒有競爭力。

作者林宗弘主張,中共刻意使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藉此成功驅使富士康把大部份工廠從廣東深圳轉移到内陸的河南、四川、重慶、湖北等地。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和相關法律實施後,勞工的勞動意識逐漸提高,2014年裕元鞋廠大罷工的目標就是爭取“五險一金”的勞動者保障。這類罷工事件迫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逐漸提高“五險一金”的覆蓋率。

中國大陸推動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雖然獲得部份的成功(如富士康),難免有一些外資就出逃了。譬如2018年時裕元的生產比重,中國已落後於越南和印尼,居第三位。

[1] 徐斯儉、 蔡欣怡、張鈞智(編者)《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左岸文化 ,2023。(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2021)
第四部 經濟與勞動治理
第八章 分權與差序型勞動政策治理:中國《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的實施情況/鄭志鵬
第九章 以工人之名治理外資: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後的黨國與勞資關係/林宗弘
第十章 政府強化勞動立法的非意圖性結果/方琮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