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馨月：
杜先生，您的年齡完全就是我的長輩。我關注您的主頁已經很久了，你的每一個政見發表我都有仔細的看，也都會點贊表示我的認同，能夠明白您對台灣現政局哀其不爭氣的悲憤。
關於「西式民主」，不用看台灣，即使在美國以及最為成熟的英國，現在都走入了無解的困境。以後會如何發展，能否自我糾錯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坦白說全世界的政治家們都還沒什麼好的解決之道，我等小輩就更無什麼見地發表了，只能保持客觀的靜觀其變。畢竟旁觀者清，關注時局的變化還是可以做到的。

對於大陸的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式的管理模式，說實話，我還挺有信心能夠繼續一邊改革一邊保持著走下去的。
因為信任共產黨？並不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共產黨的產物，也不是從所謂俄國共產學來的，而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留下的產物。因為曾經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所以就是落後並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的？我私以為不能這樣來看。西方民主制度最長的也無非英國實施了百多年，而中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管理卻歷經改朝換代行使了幾千年。
那麼在這幾千年裡，除了拒絕進行工業革命的晚清以外，歷史事實證明，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其實這是個可以被探討的很大的話題。
無非現在就是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古代的皇帝，現在的領導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而非過去皇室貴族優先，再次才是人民和國家。

這些無需去過多表述，其實我覺得終將統一的兩岸人民都應該去好好思考的反而是將來，我們如何在實現民族、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更好的去追求和完善「民權」。
現在的兩岸，台胞把民權限定在了選舉權裡是非常狹義的，而在我眼裡，從國家如何更好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是最虛無的權利。而大陸呢？說實話，在長久的集權統治下老百姓對民權是麻木的，很少人會思索民權到底是什麼？也很少有人會想我擁有什麼民權了，我又缺失什麼民權了……
只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民權上越來越有覺醒有追求，並且努力去行動，我們才會迎來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不是黨爭，而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啊。

最基本的民權：不受威脅的生存權、吃飽喝暖的權利、取得和維護個人利益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太多太多了，可能很多台胞覺得我說的這些追求都太低了吧，大陸這都滿足不了？

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生命不受威脅的生存權放在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的年代就是天大的民權，放在現在炮火紛飛的國家裡也是他們奢求的。國家提供給你的這一切不要覺得理所應當，換句話說，萬一在美國的故意操控下，在蔡的錯誤引導下，將來在台灣爆發了戰爭，到那時再去談這些基本民權就為時已晚了。
要珍惜，不要狹隘的把民權等同選舉，這非常不智。

杜敏君：
梁馨月 ，妳好棒的敘述，足見妳是作了功課的，身在共黨的教育下，對三民主義有這樣的認知，很不簡單，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們已不懂何為三民主義了。
妳提到的最精彩的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制已行之有年，就是秦始皇首創，中國廣土眾民，若不實施中央集權、選賢任能，根本無法號令一致，如何統一？如何發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這個。
給妳100分。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很多人在網路上把蔡英文總統罵得很難聽，或者給她取一個諧音而侮辱性的名字。而過去馬英九擔任總統時，也常受到類似的侮辱，當然開罵的是另一批人。很多台灣人認為我們可以公開辱罵總統，而大陸人不可以公開辱罵他們的國家元首，因此我們有自由、人權，而大陸沒自由、人權，並且顯示我們的政治和法治勝過大陸。是這樣嗎？

首先須釐清，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所推出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意指沒有合理的理由，就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而後者則針對特定的政策，並且提出明確的、不滿政策的理由。

無端侮辱(即誹謗)一般人是有罪的，然而罰則通常很輕。台灣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若控告辱罵他/她的人，因為罰則輕，沒有多少嚇阻作用，反而可能招致以大壓小的惡名，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因此沒有意願以法止謗，導致很多台灣人肆無忌憚地公開辱罵總統，並習以為常。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分歧，藍營支持者不認同民進黨籍的台獨總統，而綠營支持者不認同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

侮辱國家元首不是好事。國家元首總有不少支持者，他們把國家元首當偶像來崇拜，當國家元首被反對者侮辱時，他們感同身受、非常痛恨，這必然激化國家元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立。多年來台灣已經嚐到這樣的苦果。

有些國家不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就像國旗、國歌，被視為國家的象徵或代表，受到特別的尊重，於是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中國大陸沒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但是在一般誹謗罪裡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由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不像侮辱一般人是告訴乃論的(即受辱人必須主動提出控告才有可能成立誹謗罪)，因此對侮辱國家元首者多了實質嚇阻作用。當然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有罪而後者是無罪的。

台灣人可以侮辱國家元首，大陸人不可以。哪邊的制度較優良？筆者以為對岸的制度較優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愛國心，尊重國家元首和國旗、國歌，都是國民愛國的表現，也能團結所有的國民，而國民團結，國家才能進步。這是大陸迅速崛起的部份原因。台灣人常肆無忌憚地辱罵總統，既顯示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也擴大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增加國家內部的裂痕。侮辱國家元首，這點口頭上的自由，所得者極少，而所失者頗多，實在不值得擁有啊。

李建堂：
哈哈，對岸就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嘛，中共做到啦！

杜敏君：
不對，差別很大，中共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權利機關是黨的全代會。民意透過基層的黨組織，逐步向上層黨委會反映，到了中常會作成決議，再頒布下去由黨部基層黨員討論學習，然後動員民衆全力推行。
所以黨的領導不是個人專制，而是中常委的委員共治。如果未能貫徹黨的決策，仍然會受到檢討而被拉下馬來。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下情可以上達。若有違民意，人民可以上訪。我說的是制度如此，但是執行的是人，若是因為人的因素而有所偏差，共黨是有檢討機制的，會遭受批判，甚至在組織會議中，由被檢討者先行自我批判，如未能虛心檢討，將會被黨紀處分。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集中起來，作成決議後貫徹下去。共產黨員是經過組織層層考驗，合格通關後，再加以組訓和思想教育，期間要研讀多少黨的理論著作，要完成多少讀後心得報告，及格後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因此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代表人民的意見，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不瞭解共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台灣以個人主體意識的偏差民主觀念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有誤解的。
所以對年前人大決議習近平任期的延長，是恢復了帝制，認為是皇帝，完全錯誤。

習近平上任後，全力改革，並一日千里的快馬加鞭以科技為基礎，發展國防、經濟並注重民生的提升及兩岸關係的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亞太經濟區域的共榮，並要面對美、日兩霸的蓄意挑戰，其壓力千百倍於彈丸之地的台灣，看看台灣，搞成什麼樣子，想想大陸崛起的盛況，如果半途而廢，所有建設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習近平的延長任期是中共全代會公意的推進，不是習近平的戀棧權位。

而蔡英文兩年來的吃香喝辣，酬庸親密，掏空國庫民財，中飽私囊，如過街老鼠，以帶刀拒馬、鐵網高牆拒絕民意，地方選舉大敗，民調至個位數，仍執意連任。
台灣海峽兩岸誰獨裁？誰民主？能相提並論嗎？只有天淵之別可以形容。

 

共產黨已經領導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些台灣人卻仍視共產黨為「共匪」，筆者只能感嘆：幾十年的「洗腦」真是有效啊！當年國民黨政府和媒體為了「反共」，把共產黨稱為「共匪」，雖然最近二、三十年不再這樣稱呼，不少台灣人的心中卻仍盤踞著「共匪」陰影，揮之不去。共產黨真是「匪」嗎？讓我們回顧一點歷史。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民國初年極重要的新文化運動關係密切。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涵蓋了民初在北京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

陳獨秀是與胡適齊名、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發起者，曾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類似於現在的文學院院長。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催生者，並成為初生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1921到1927年)。陳獨秀這樣的頂尖文化人怎會是「匪」？(不僅陳獨秀，毛澤東當年也是文化人。) 共產黨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追求社會的普遍平等。雖然如何才是普遍平等，難有定論，更極難達成，社會主義無疑具有博愛的崇高理想，有崇高理想的共產黨怎會是「匪」？

文化人建立的共產黨怎會走向武裝革命？1923年孫中山先生實行「聯俄容共」，歡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協助國民黨準備北伐。1925年孫逝世後，國民黨內大致分為支持聯共的左派和反對聯共的右派，而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到1927年，當北伐軍克復上海、南京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斷然以武力「清黨」，殺害了許多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蔣從此成了國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而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暴力奪取政權之路。「清黨」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誰對誰錯難有定論，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幾乎是被「清黨」逼上「梁山」啊！

雖然共產黨幾乎是被逼上「梁山」，筆者並不站在共產黨一邊(國共的是非複雜難判)，只是指出共產黨不是「匪」，而是有理想的政治組織，就像國民黨、民進黨一樣(可惜各政黨的理想性似乎都越來越少)。國民黨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共產黨把蔣介石稱為「蔣匪」，就像國民黨和民進黨總把對方抹得烏黑一樣，抹黑永遠是政黨對抗的基本手段。現在台灣民眾逐漸能看穿藍綠兩黨的抹黑手段，也該去除心中的「共匪」陰影，才能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地面對中共和大陸啊。

最近筆者去北京旅遊，在一個台灣人的晚宴上，初次接觸到「國台辦海峽兩岸交流中心」的苗副主任。苗副主任看來四十多歲，身形微胖，似乎是典型的中級官員。他致詞時，從熱烈歡迎，說到期待兩岸合作，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卻未引起我的注意。國台辦本就是對台灣的統戰單位，他的致詞大約是千篇一律、老生長談嘛。然而當他說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很多有關兩岸的法律都是他在進入「兩岸交流中心」之前參與制定的，立刻引起我的關注。

隨後苗副主任歡迎與會的台灣人對關心的「國台辦31條惠台措施」提問，他即席回答了許多問題，都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釐清提問者的疑惑。他還簡單剖析了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法律、條例的位階關係。最後，他提到參與了廈門供水金門的籌辦會議，金門代表提出需要修改台灣方面三項法律才能實現供水，而修法非常曠日費時，當時的他以其法律專業背景，當場回應金門可以制定供水的專法，專法優先於一般法，就不需要修改舊法了，因此加速實現了廈門供水金門的善政。

苗副主任不僅有豐厚的法律學養和經驗，也很接地氣。在晚宴的後半娛興部份，他唱了一首常聽到的台灣歌，內容包括「乎乾啦」之類的。他的籍貫是哪裡，筆者不記得，但是絕不是台灣或福建，他唱台灣歌，當然是為了刻意拉近與台灣人的距離。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中級官員，假以時日，很有潛力成為棟樑之才啊！

台灣很少有像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因為擁有博士學歷者很少願意擔任常任文官。在台灣，擁有博士學歷的專業人才若對政治有興趣，一般有兩條路：其一，在正常工作之餘，參與藍或綠的政治活動，並對政黨提供支持，例如在媒體替政黨或政策背書、幫腔，等支持的政黨獲得執政權，就有可能被延攬進入中央政府的大內閣或地方政府的小內閣。其二，不論是否加入政黨，直接以高學歷的專業形象參與選舉，例如先參選地方議員，再參選立委、縣市長等，而逐漸升級。無論採取哪條路，高學歷專業人才的從政之路多缺乏紮實的施政實務經驗。

台灣很少有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顯然因為台灣區別負責決策的政務官和負責執行的常任文官。常任文官除非被選舉獲勝的執政者延攬入閣，不可能成為政務官，而永遠要聽命於政務官，因此常任文官雖算得上「鐵飯碗」，是沒有政治前途的，高學歷的專業人才自然不願屈就。

大陸不區別政務官和常任文官，官員只要表現好，都有機會升上高階決策階層，因此很多高學歷人才都願意擔任文官，循序漸進，累積施政實務經驗，終能成為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政治幹才，難怪大陸一直在快速進步。對比之下，台灣官員很少兼具學養和實務經驗，內閣閣員多有高學歷，卻缺少施政實務經驗，因此施政常荒腔走板，搞得民眾怨聲載道，內閣於是經常異動，這樣國家如何能上軌道啊？

筆者在前文《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對決》裡指出中國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其特色是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可說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一般人多半認為國營企業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若這個說法正確，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比不上西方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經濟卻高速成長，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國營企業是利還是弊？國營企業是否一定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

一般人認為國營企業效率較低，大約有三個因素：其一，在國家的護持之下，國營企業不論賺賠，都能屹立不倒，因此缺少非力爭上游不可的危機感。其二，國營企業常有壟斷地位，缺少同業競爭，因此無法培養出競爭力。其三，國營企業的經營常受政治左右，而較忽略專業和績效。

上述國營企業效率較低的原因都不是一定成立的。國營企業並不是絕對不能倒的，若確實經營不善，就該讓它倒閉；其實倒閉的危機感並不那麼重要，國營企業只要以績效為目標，注重專業，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國營企業也能與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

國營企業的難處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遠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民營企業總有一群專業和經營能力都強的大股東，這些人是企業的主要擁有者，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大筆投資開玩笑，自然會把企業經營得高效率，而國家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對於國營企業，國家需要監督其經營績效及選派適任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這都是專業而不容易的工作(國營企業的大股東是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那樣的大股東，其經營完全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

國營企業的經營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因此國營企業的經營頗受政治的影響。在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國營企業多半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因為執政者選派國營企業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多半會考慮政黨利益超過經營專業，目前台灣綠營執政，選派的國營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幾乎全都親綠，就是例證。在中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執政者選派國企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不需考慮政黨利益，是其優勢。但是國營企業的經營極受政治是否清明的影響，若執政者貪腐、任用自己人主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自然也會貪腐、無效率；所幸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使國營企業的高階人事大多能用人唯才，這是大陸國營企業近年績效頗有改善的主要原因，甚至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不一定較沒效率，但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大陸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營企業，符合「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理想，但是讓國家不易管理，看來應該適度地縮減國營企業的數量，以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於是能專注於管理較少的國營企業，而更增進國營企業的效率。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