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很多中國企業也成功崛起，憑什麼？市場不開放、政府補貼、仿冒、侵犯人權、破壞環境、人口紅利，多數的西方政客、專家、媒體會列舉這些負面理由，好像中國企業一無是處。《中國為何創新崛起？》（[1]）的作者撇開這些負面理由，觀察到中國的一些成功企業擁有關於創新的九大長處（被稱為催化因子），是這書的主題。（作者是專業經理人，專長於全球市場和行銷。）

催化因子一：解決創新的兩難，實現雙元創新
兼顧「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
案例：字節跳動（TikTok）
字節跳動的「探索式」創新：AI推薦系統演算法
字節跳動的「開發式」創新：利用growth hacking加速擴增使用者

催化因子二：當個造橋人
為電商造橋
案例：阿里巴巴（淘寶、支付寶）
社交電商
案例：小紅書

催化因子三：像未來主義者一樣思考
案例：大疆創新的無人機
案例：喜茶的新式茶飲
案例：新型態的網紅（包括虛擬網紅）

催化因子四：建立新的價值星系
透過垂直整合，以及建立合作關係和協作網路，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形成價值星系。
案例：阿里巴巴、微信（堪稱全球最強大的價值星系）
案例：盒馬鮮生―建立強大的新價值星系和新零售

催化因子五：擁抱「小s」策略
「大S」策略是從宏觀到微觀，屬於由上而下的戰略。
「小s」策略著重於營運靈活性、系統支持、日常流程。
案例：海爾―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家電公司

催化因子六：促進逆向創新
逆向創新是針對低階市場，展開創造或創新，提供簡化或夠好，又價格低廉的產品。
案例：小米―智慧型手機和智慧生活
案例：比亞迪―中國電動車正要稱霸全球
案例：拼多多―農業也參與數位革命

催化因子七：加速數據化，刺激企業發展
案例：元氣森林―科技公司或飲料公司？
案例：百勝中國―讓速食變得更聰明
案例：SHEIN―快時尚走向即時零售
普遍實現快速到貨

催化因子八：縮短開發時間
案例：華為的手機
案例：蔚來的電動車

催化因子九：善用融合，解鎖新潛能
案例：逸仙團隊/完美日記―融合美妝和科技，改變產業遊戲規則。

[1] 的英文原版出版於2024年初，寫作時間應該是在2023年，至今不到3年。當時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AI）和機器人產業還不成氣候，書中也沒有提及，但3年後的現在，中國的AI和機器人產業蓬勃發展，已能與美國爭鋒，即使其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無理制裁，再度確證了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1] Joanna Hutchins《中國為何創新崛起？九大催化因子改寫全球競爭力，其他國家如何趕上？》啟動文化，2024。（Chinafy: Why China is leading the West in innovation and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catch up, 2024）

今年，我們迎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100周年。百年前，黃埔子弟整裝出征，縱橫南北，統一分裂的中國；那場歷史性的軍事與政治行動，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也為全民族的現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礎。

近日，因賈永婕身世而引發的歷史討論，再次提醒台灣社會：對北洋政府及民國初年的歷史認識，仍存在不少斷層。長久以來，「北洋政府」被簡化為軍閥混戰、黑暗腐敗的象徵，但歷史從未只有單一版本。北洋政府雖然政局動盪，但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憲政嘗試、國會運作、新聞自由及思想開放，為後來的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這段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與進步性。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達成「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合作不僅是革命力量的整合，更是全民族對抗地方軍閥、追求統一與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國共兩黨共同建立黃埔軍校、推行軍隊黨化與政治教育，不僅強化了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力，也培養了後來抗戰與建國的儲備人才。可以說，這段合作為中國抵禦外侮、實現民族自強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北伐的成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它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全民族追求統一、政治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歷史性嘗試。北洋政府的憲政探索、國會運作，國共合作的政治整合，都是後來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重要準備。理解這一歷程，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的複雜性：沒有簡單的黑與白，只有多元力量互動下的歷史脈絡。

今年的賈永婕事件，反而成為台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化、理解北洋政府多面性以及國共合作歷史意義的契機。它提醒我們，歷史教育不是選擇性地記憶，而是要直面真實、承認複雜、從中汲取智慧。

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歷史，認清多元而進步的歷程，才能在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保持定力。北伐百年、北洋憲政、國共合作，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核心經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回望過去，汲取力量，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與科技的崛起，更是歷史自覺、文化承接與民族凝聚力的綜合實現。百年北伐的精神、國共合作的進步性，仍將激勵我們邁向民族復興的光明彼岸。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場域裡，「攤牌」這兩個字經常被提起。有些人主張早日攤牌，認為模糊只會讓風險累積；也有人主張堅持現狀，認為時間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冷靜思考：攤牌究竟是什麼？延後攤牌又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這樣一個小型政治體而言，攤牌從來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結構問題。如何在「生存」與「尊嚴」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不對稱力量的現實下爭取最大空間，這是一場長期的歷史考驗。

一、什麼叫做攤牌？

攤牌，並不一定等於戰爭。
攤牌的本質，是把模糊狀態轉化為不可逆的明確狀態。
兩岸目前的局面其實是一種高度模糊的結構：
• 主權問題未解，但實質分治已久；
• 國際地位半明半暗；
• 安全承諾存在，但刻意保持戰略模糊；
• 統一與獨立都不是立即選項。
這種模糊狀態並非軟弱，而是一種刻意維持的戰略空間。一旦攤牌，模糊將消失，局勢會迅速進入不可逆的軌道。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失去模糊空間，往往意味著失去彈性。

二、情緒化攤牌與制度化攤牌

歷史上的衝突，多數發生在情緒與誤判交織之下。民族情緒高漲、領導人權威需要鞏固、國內壓力尋求出口，這些因素都可能推動快速而激烈的決策。這種攤牌往往是軍事化的、短時間的、成本不可控的。

相對地，制度化攤牌則完全不同。
它意味著，即便未來要解決問題，也必須透過長期政治框架完成：
• 多層級協商
• 民意授權
• 制度設計
• 國際環境配合
• 風險可估算的過程
制度化並不保證完美，但它降低了不可控性。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是「是否攤牌」，而是「在什麼條件下攤牌」。如果攤牌發生在軍事最不對稱的時刻，那將是災難；若攤牌發生在政治條件成熟、成本可估的環境下，則至少保有談判的主動性。
因此，延後攤牌本身，並不是逃避，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三、小型政治體的生存邏輯

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大國擁有塑造秩序的能力，小國則擁有調整時間與空間的能力。
小國的優勢從來不在於硬實力，而在於：
• 彈性
• 韌性
• 時間管理
• 場域轉換

台灣的戰略核心，不是擊敗對岸，而是改變決策發生的時間與場域。只要能把重大決定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台灣就保有生存空間。
時間並非中性的。時間會改變人口結構、經濟實力、科技形態、國際聯盟與權力平衡。延後十年，可能意味著更成熟的產業布局、更穩固的防衛體系、更明確的國際支持網絡。
這種延後，本質上是在等待結構改變。

四、生存與尊嚴的雙重命題

台灣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同時維持生存與尊嚴。
只談生存而忽略尊嚴，會讓社會長期處於心理壓抑狀態；
只談尊嚴而忽略生存，則可能導致不可逆的風險。
真正困難的戰略，是既不屈服，也不冒進。
這種平衡，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足夠的防衛能力。
防衛不是為了打贏，而是為了讓對方知道成本不可承受。只要戰爭成本被普遍認知為過高，衝突就會被壓低到政治層面。

第二，穩定的內部制度。
民主社會的優勢，在於決策可修正、權力可更替。只要制度運作穩定，外部壓力就不易轉化為內部失序。

第三，克制的政治語言。
政治動員若過度民粹化，將提高誤判風險。成熟社會的特徵，是在強烈意識形態中仍保有理性空間。

五、北京的結構考量

若從對岸的角度觀察，其實同樣存在延後攤牌的誘因。
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經濟轉型、人口結構變化與地方財政壓力。這些問題需要穩定環境。對外高風險軍事行動，並非必然選項。
若北京將重心放回內部治理與民生改善，對台政策自然會偏向長期競爭，而非短期決戰。
冷和平的可能性，並不來自善意，而來自成本計算。
只要戰爭風險大於政治收益，理性選擇便是延後。

六、美國因素與戰略收縮

美國未來十年的角色，也是一個重要變數。
即使美國進行全球戰略調整，其影響力未必消失，而是轉化為槓桿式存在：在關鍵時刻介入，但平時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
這意味著，台灣更需要自我韌性，而非單純依賴外部保護。
外部支持永遠不會完全等於安全保障。
真正的穩定，來自自身制度與防衛能力。

七、延後攤牌是否等於問題不解？

有人會質疑：延後十年、二十年，問題難道會自動消失？
答案是：未必消失，但性質可能改變。
歷史上許多主權爭議並非被徹底解決，而是在時間中被轉化。經濟整合、制度演變、國際秩序變動，都可能重塑問題本身。
延後攤牌，不是凍結歷史，而是給歷史更多變數。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時間本身就是資源。

八、我們正在寫歷史

台灣所處的位置，確實罕見。它既不是典型的大國附庸，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小國，而是一個高度經濟發展、制度成熟、卻面臨主權爭議的政治體。
如果能在長期壓力下維持穩定、避免戰爭、守住制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經驗。
也許未來的人會回頭看這段時間，認為這是一種少見的文明韌性實驗。

結語：真正的勝利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勝利，不是擊敗對岸，也不是在國際舞台上宣示情緒性的立場。
真正的勝利，是讓重大決定發生在自己準備充分、成本可控、制度穩定的時刻。
延後攤牌，是一種風險管理；
把攤牌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是一種智慧；
在生存與尊嚴之間取得平衡，是一種成熟。
歷史不一定會給我們理想答案，但它會給我們時間。
而對小型政治體來說，時間，就是最大的戰略資產。

海外（含台灣）的愛國人士都反台獨、愛中國，但其中有不少人覺得習近平很糟，覺得大陸經濟不行，社會危機重重，政治在崩潰的邊緣。與台獨和反賊不同的是，他們憂心忡忡（而非幸災樂禍），但對現實的認知卻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認知是從那裡來的？顯然不是從反賊或台獨的宣傳來的，因為他們也討厭台獨與反賊。他們如此認知，多半是他們在中國國內的朋友告訴他們的。而他們的朋友又是誰？多半是大學教授、中級政府官員、成功商人等。總之，就是他們這幾十年來所來往的政商名流、社會精英。簡而言之，就是他們的朋友圈，異口同聲，使他們相信這是大陸真實的狀況。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的這些朋友，都是習近平反腐打貪的受害者。
中級政府官員，不用說，恨死習近平了。不但難以貪污受賄，就連灰色收入都沒有了。雖然加了薪，但那一點點「養廉銀」，杯水車薪，根本就是個笑話。但他們總不能說「習打貪太壞了」吧？只好拐彎抹角找各種理由說習的壞話，包括「小學生」之類的。
與之相同的是中間等級的商人。以前與官員勾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營商環境更公平了，但問題是，他們是「不公平」的受益者啊！他們喜歡這個「公平」嗎？這不是很容易理解嗎？
最後，就是知識分子。問都不用問，知識分子（教授、記者、文藝工作者等等）肯定都討厭習。坦白說，如果我生活在大陸，在大陸的大學教書，說不定我也討厭習，因為習收緊了言論尺度。但你想想，習為何這麼做？那還不是因為反腐！反腐真的太難了，這點就不多說了，不明白的人，我只能說你歷史書讀得太少。反「反腐」的力量無比強大，而他們當然不會明目張膽說「我要腐」，而是利用反腐輿論來個「把水攪渾」。也就是漫天造謠，破壞反腐節奏，讓你疲於奔命，讓民眾真假莫辨。為了對付這群人，只好「管制言論」。那麼首先受傷的，就是知識分子。（當然，應該管得更細緻，而不是「一刀切」；但這說來容易做來難。）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這三類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習的好話？

那麼，該怎麼判斷大陸經濟好不好呢？當然，不是很好，但與世界各國相比，也不是很壞，遠遠沒有到要造反，要改朝換代的地步。

首先看各種數字，GDP、股市、進出口、採購經理人指數、還有「李克強指數」等，以及基尼係數，綜合判斷，就知道經濟不算太差。房價當然是個大問題，在高點買房的人，我不相信他們不恨習近平。但你有統計過房價平穩的城市與腰折或六、七折的城市各有多少嗎？新聞只會報後者，不會報前者。你要實地探訪，或閱讀真正可靠的研究分析資料，才能得知實情。只看新聞，會有以偏概全的偏差。

有人透過在大陸搭計程車的經驗來看大陸經濟。但計程車、網約車司機一旦知道你是海外來的，那肯定對習也沒好話，因為他們知道要迎合客人的胃口。但你不但要聽他們抱怨的是什麼，還要自己去想有什麼是他們沒抱怨的。後者也同樣重要，卻是很難抓到的部分。

要知道，學生很少不罵老師的，因為罵老師可以顯示學生的厲害，當乖乖牌豈不是太沒有意思了？但學生罵老師，就真的代表這老師不好？你得會聽，自動補足他沒有說的部分。之前有學生在網路上罵我，說我的考題居然考「某某詩句是出現在課本的第幾頁？」你看了是不是覺得這個出題老師簡直是個神經病？但學生沒有告訴你的是，我的考試是開書考試，沒帶課本的還允許借。有課本在手，這樣的題目就是再簡單不過的送分題；但就是有人連某某詩在課本何處都找不到，故而上網罵我。

過去貪腐盛行，但經濟高速發展，錢好賺，人人充滿希望；現在經濟發展趨於平穩，錢不怎麼好賺了，人們自然易有怨言。但如果再加上貪腐情況和過去一樣，那局面會如何？你想過嗎？而經濟發展趨於平緩，是因為習打貪之故？還是說，經濟在高增長之後必然趨向平緩，而習的打貪是及早化解了一場大危機？你認為哪個對？（當然，還有打房的問題。習打房對不對，這是更難討論的問題；但不論如何，你都不能說他犯了幼稚的低級錯誤。）

道隱於無名。老子說，反者道之動；應於無聲之處聽驚雷。在看得見的枝枝葉葉上品頭論足，已落入下乘。更何況，追本溯源都接錯了線，尋錯了根脈，那判斷就完全失準了。

中央軍委從七人變到只剩二人，這是習權力穩固還是不穩固？智者自知，就不再討論了。當然，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含藏危機，這也是肯定的。唯此中因果，不能顛倒。

個人淺見，在習任上，中國應是穩定向好發展的局面，應無疑問。比較有疑慮的，還是「接班」問題。習在此問題上是否有所「制度創新」？此事還在未定之天。若能有一個制度性的設計，並且能平穩運行，則其功當不在「國家統一」之下。畢竟全世界古往今來的「非民選」制度中，都還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至於言論自由云云，我想只要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在習卸任的前後，一定會放寬的。

地理大發現使歐洲的進步逐漸加速，終於迎來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的大突破，導致全球富（強）國與窮（弱）國長期明顯的區隔。直到21世紀，很多窮國逐漸脫貧，現在中國和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於是大幅縮小了。

二戰後，富國形成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如G7、北約；冷戰後，窮國大致以中俄為首，卻沒有形成明顯的集團。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導致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

富國的經濟成長停滯因為其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而人力成本高於窮國。然而富國的政客為了選票，不願承認經濟停滯的真正原因，而總歸咎於窮國的不公平競爭、來自窮國（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搶走工作等，富國因此加緊壓制窮國，使窮國更加艱苦，而不得不勉強反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或鬥爭於是加劇。富國加緊壓制窮國的實例包括：以北約東擴逼迫俄羅斯，造成俄烏戰爭；企圖壓制中國的半導體和電動車產業等。

川普也有上述的富國思維，但又認為美國可以獨大，及很多富國長期占美國的便宜，他因此對很多富國課徵高關稅，逼迫富國增加軍費自我防衛，並聲稱要併吞加拿大、格陵蘭。川普的言行當然破壞美國與富國的關係，使部份富國轉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如最近有多位富國元首造訪北京，而富國集團的壓制中國電動車產業出現不少破口，如中國電動車在歐洲的銷售超過預期、加拿大開始進口中國電動車。難怪中國大陸網友笑稱川普為「川建國」。

美國與富國集團的裂痕會持久和擴大嗎？應該不會，最多只是在川普的任期內。富國集團形成於二戰後，已歷時80年（部份富國甚至在二戰前即已結盟），受到美國的支助而能在戰後很快復興，又在美蘇冷戰時與蘇聯集團對抗並獲勝。這長期合作的經歷使富國集團不太可能瓦解，至少在川普卸任後就會重歸於好（但未必事事聽命於美國），富國集團容忍美國對以色列的袒護和對委內瑞拉、伊朗的不當行為，就是徵兆。

川普使富國集團離心離德，確是「川建國」。近幾年中國大陸面臨房地產崩盤、外資大量撤出和工業產品削價競爭，正是最脆弱的時候，川普暴走造成富國集團不團結，未趁機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有了喘息和恢復的時間，因此能夠度過難關，浴火重生。

富國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導致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這狀況特別考驗各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富國大多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國家由富裕轉為不富裕，容易滋生民怨、貧富不均、政黨惡鬥、民粹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等等，使富國的國家治理非常困難，民主制度甚至瀕臨失敗（美國為例）。對比之下，中國的經濟雖然不如以前強勁，卻穩定增長，社會也相當安定，其國家治理看來優於富國，並且很可能長期持續。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嚴重動蕩了大半年，導致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通過《香港國安法》。這法律實施以來香港如何？黎智英剛被依此法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巨浪後》（[1]）是一本論文集，包含序論和十篇論文，探討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主要是有關反共反中、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也包括已離開香港的原香港人。

不僅《國安法》，還有香港立法會2024年3月通過的《國安條例》，以彌補《國安法》的不足。《國安條例》就是《基本法》23條的立法，2003年曾嘗試立法但未成功，這時迅速通過。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有反共反中傾向的主要媒體大多經營不下去，而很多公民社會組織也被迫或主動解散。另一方面，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等則順勢興起，相當程度扮演起過去主要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角色。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都可說是小衆媒體，前兩者立足在香港當地，也有聯繫志同道合者的功能，最後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透過網路傳播到香港。這類小衆媒體可以刊出政府不允許的內容，卻不容易被政府查禁，但多有收入有限，營運不穩定的難處。

書中回顧了2010年代的香港在野勢力，分為「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泛民主派大多是成年人，主張溫和路線和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大多是年輕人，主張激進抗爭路線，強調香港人身份，並追求香港自決乃至獨立。這兩派在《國安法》出台以前不時彼此對抗，《國安法》出台後双方才趨向和解，一起對抗中港政府。

書中的主調是反共反中，但一位香港在地的作者馬嶽指出：「個人的觀察是，香港政治和社會事件受海外傳媒報道時，不成比例地是負面和自由受損的個案和新聞，因而海外人士對香港現況的觀感都會很差。不過，對在香港每一天生活的人來說，這些事件發生的頻率並不高，因而感受和體驗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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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國安條例》的實施壓制了香港反共反中的勢力和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這些異議人士或沈潛於社區報、獨立書店之類的小衆媒體，或離開香港，受到一些外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1] 的出版也是台灣政府的一種支持），他們繼續與中港政府隱然對抗，顯示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也顯示《國安法》《國安條例》對香港的安定和安全似乎確有需要。

香港的在野勢力，早期主要是「泛民主派」，能被中港政府所容忍。2014年雨傘運動後「本土派」興起，主張香港自決乃至獨立，抗爭活動愈來愈激進，終造成反送中運動的嚴重動蕩，中港政府於是不再容忍。國民黨像「泛民主派」，民進黨像「本土派」，香港「本土派」激起中共「收復」香港，民進黨執政恐怕也會同樣激起中共收復台灣！

[1] 梁啟智、吳介民（編者）《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左岸文化，2025。

北京以可能影響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對美國軍售台灣提出了質疑。
大陸官方媒體含蓄的說明，習近平希望川普謹慎對台軍售，但沒有提到這會影響川普訪問大陸的規畫。

美中對軍售問題沒有共識，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美方後來根本不遵守《八一七公報》的精神，北京也就認為，既然你不仁不義在先，我照我自己意思搞，也是可以的。

不過，美國總統對於訪問中國大陸，因著個人不同，就會有著某種奇特的情結，因為那象徵某種外交成就。競選時，宣稱當選後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的雷根，不僅食言，還去了中國大陸訪問，同時奉送台灣一個《八一七公報》。

1990年代的柯林頓，不是一位擅長外交的總統，巴爾幹半島的亂象，部分起因於柯林頓政府對於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問題不夠謹慎，造成南斯拉夫內部尋求各自獨立，讓某些國家當成是鼓勵與認同，結果就造成了巴爾幹半島多年的戰亂。

不以外交見長的柯林頓，為了訪中，最後與江澤民在上海演出了一場「新三不」（即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狠狠的打了李登輝一巴掌。

如果美國軍售立場堅定，北京推遲或取消川普訪問大陸，這不是不可能，北京斷然不會把話說死，可能暗示、影射，讓川普感到有壓力，只有白宮、國務院能夠對於川普訪中的問題，有最後的影響力，但以川普過去的習慣，最終還是他自己的決斷。

有两個可能，一個是藉口台灣在野黨反對特別預算，就順勢賴給台灣在野黨，然後進行某些調整，讓川普好對北京有所交待，這樣也能化解他訪問大陸的阻礙。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川普不去大陸了，但這位經常模仿雷根的人，難免還是會有些虛榮，想要到北京去走走。

從這個事件看來，台灣就是兩大之間的籌碼，美國玩台灣，北京也玩台灣，拿台灣逗弄川普。最好笑的是，台灣當家的人卻甘於被人玩弄，而不能思考如何開展自己的迴旋空間。
太過依賴美國，就被華府與北京玩到死。

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