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幅升息，把其高通膨分攤到全世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是美國很大的優勢。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共識。另一方面，[1] 指出美元也是美國的弱點，卻很少有人提及。這主張不算是該書的主要重點，但筆者卻認為這大約是書中最值得的部份。

美元是唯一的世界貨幣，使美國幾乎能掌控全球的金融業，長臂管轄所有的金融機構，並且對敵對的國家實行金融制裁。任何兩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即使與美國無關也要換滙美元才能交易，等於被美國課徵了交易稅。美國擁有美元的發行權，因此金融操作的空間非常大，幾乎不用操心償還不了債務，也不用操心沒有美元無法購買外國的商品。美元的價值在世人心中已相當根深蒂固，有助於世人接受美國霸權。因此美元是美國的巨大優勢。

美元也是美國的弱點，因為世界各國，包括政府和個人，都買入大量的美國金融商品，如債劵、股票、共同基金、衍生性金融商品等等。這聽來有些奇怪。大部份的國家都很歡迎外資，最歡迎外資投資於實體經濟，如生產事業，也歡迎外資投資於金融商品。為何外國大買美國的金融商品，反而成為美國的弱點？簡單說，一般的國家都是資金不足，因此外資的投資是助益。然而湧入美國購買金融商品的外資卻是太多太多了，讓美國難以承受。

各國政府大買美國的金融商品，主要是為了保留外滙存底，有美元才能進口外國的商品及償還外債。各國的個人大買美國的金融商品則是因為，如上述，美元的價值在世人心中已根深蒂固。這兩者構成強大的美元需求。

美國對世界，尤其中國，長期有貿易逆差，照理美元會自然貶值以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而逐漸達成外貿的平衡，然而由於上述強大的美元需求，美元並不貶值，因此使貿易逆差長期持續。這導致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低廉，而大部份的美國製造業無利可圖而外移；加上外資對美國金融商品的強大需求，使美國的金融業一枝獨秀，排擠其他產業，美國的實體經濟於是幾乎被淘空了。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是美國金融業過分興旺的結果。美國金融業為了滿足内外資對美國金融商品的強大需求，降低了金融商品的安全標準，終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購買了很多美國金融商品的歐洲隨後爆發歐債危機。現在美國的金融商品是安全多了，但美元的需求仍然強勁，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仍將持續，而製造業是難以回流的。

作為唯一的世界貨幣，美元是美國很大的優勢。然而世事有一好、沒兩好，美元也是美國的弱點。美國政客因為牽就華爾街的巨大勢力，對其美元和金融業的弱點幾乎始終因循苟且、無能為力。看來這弱點還會長期糾纒美國，成為美國的沈重負擔。

[1] Matthew C. Klein,  Michael Pettis《貿易戰就是階級戰：日益惡化的階級不平等，如何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引發國際衝突》（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最近讀了社會學者藤田孝典所著的《棄民世代》（[1]）。幾年前，藤田出版了很受關注的《下流老人》（[2]），指出日本近年來出現了大量過著中下階層生活的可憐老人。「棄民世代」，還不是老人，照理應是現在社會的中堅，但是他們自就業之初就一直過得很不好，看來是比「下流老人」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日本在1986年簽下廣場協議，日元迅速的大幅升值，形成巨大的經濟泡沫，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爆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不振，被稱為「日本經濟失落的10年或20年」。1993-2005年間泡沫經濟破滅後，是就業最困難的時期。這時期初進入社會就業的年輕人一般被稱為「就職冰河期世代」，日本政府把他們稱為「人生再造第一世代」，作者則稱他們為「棄民世代」。

「從1993年至2003年左右約十年的時間，失業率持續急速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後，年輕男性的失業率大幅地提高。2003年…達到…最高值11.6%。」不僅失業率升高，即使能就業，擔任非正職員工的比例愈來愈高。「日本1985年制定的《勞動派遣法》，一開始只許可13項專門業種的勞動者能夠派遣，但是1996年卻將許可業務放寬至26項業種。甚至到了2004年，因應產業界要求將人事雇用的成本極低化，更急速放寬範圍，也對製造業的派遣予以解禁。」

棄民世代剛進入職場就遇到高失業率和正職職位減少的双重不利環境，很多人因此長期輾轉於失業和擔任非正職員工，直到30多歲的後半才終於成為正職員工，等於起步就晚了10幾、20年。很多棄民世代於是收入低、儲蓄少、難以成家、也無法期望老後的收入（無年金或低年金）。

棄民世代的問題長期被忽視，直到2019年日本政府才設立了「就職冰河期世代支援推進室」，其核心工作包括：其一為「從諮詢、教育訓練到就職，無縫接軌的支援」，其二為「配合個人狀況，給予更貼心的陪伴支援」。譬如政府提供「試用僱用補助金」，若企業把非正職員工轉為正職員工。不過這專案被作者批判為效果不彰，因為「邊緣型正職員工」的狀況比非正職員工好不了多少。

解決棄民世代問題，作者的建議包括：普遍提高各地方的最低薪資、以共享降低支出、形成勞動合作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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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民世代中最年輕的人已將近40歲，要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困境確實很不容易。這本書因此呈現相當悲觀的調子，有一章的標題是「棄民世代將使日本走向滅亡」，並提問：「棄民世代的犯罪量增加？」雖無具體的統計數據予以證實，然而在本書出版之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個案，首相安倍晉三被兇手山上徹也所槍殺，兇手就屬於棄民世代。

日本有「棄民世代」和「下流老人」，難怪其經濟長期不振。現在日本的人均GDP（PPP）已低於台灣，而日本的GDP（PPP）只有中國大陸的20%。

[1] 藤田孝典，《棄民世代：當國家拋棄我們，我們該如何面對未來？》，如果出版，2021。

[2] 藤田孝典，《下流老人：即使月薪5萬，我們仍將又老又窮又孤獨》，如果出版，2016。

英國女王逝世，連日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幾乎遮蔽了關於英國的另一更重要新聞。印度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淪為第六大經濟體。現在GDP排在印度前面的只有德、日、中、美四國，這如何影響世界局勢？

其實印度GDP超過英國是大家早已預期的，只是現在被確認而已。假使考慮另一個重要的經濟指標GDP/PPP，印度的GDP/PPP不僅超過英國，也超過德、日，僅低於美、中，是世界第三。

GDP/PPP是經購買力平價（PPP）調整的GDP。GDP計算一個國家的產出，但同一產品在不同的國家的價格可能不同，計入GDP時於是有不同的數值，物價高的國家因此有較高的GDP，而物價低的國家GDP就較低。這不大合理，經濟學家於是設計出GDP/PPP，是經物價水準調整的GDP。GDP/PPP似乎比GDP更能呈現一個國家的真正產出。

印度的GDP低於德、日，但其物價水準遠低於德、日，使其GDP/PPP反而高於德、日。類似的，中國的GDP低於美國，但其物價水準遠低於美國，使其GDP/PPP反而高於美國。印度的GDP只有中國的16.6%，但其物價水準遠低於中國，使其GDP/PPP達到中國的39%。我們不能小覷印度，雖然它跟中國還有相當大差距。

印度經濟近年持續增長，原因很明顯。印度的人力成本遠低於中國，而美國為了壓制中國，很樂於支助印度，印度因此獲得很多外資的進駐。此外，印度裔在美國有不小的影響力，也是印度的助力。這些優勢仍將持續一陣子，因此印度經濟仍被看好。

美國極力拉攏印度對抗中國，印度會倒向美國對抗中國嗎？印度當然會藉此從美國得到一些好處，但應該不會真倒向美國。中、印雖然有邊界爭議，以及印度支持西藏流亡政權造成的心結，双方都知道對抗無益而頗自制。事實上，印度一向不結盟，在冷戰時在美、蘇間保持中立立場，而現在則在美、俄間保持中立立場。印度過去向蘇聯和俄羅斯購買很多武器，由此可見，印度與俄羅斯的關係可能超過與美國的關係。現在中、俄的關係升級，多少有益於中、印的關係。

印度跟隨中國逐漸崛起，預示了歐洲列強將逐漸走下世界的主要舞台。英國，以及德、法，能成為強權，都因為科學和工業革命，也因為當年交通不便利、世界交流少、很多國家不重視科技，使歐洲的先進科技不會很快被學走。歐洲因此領先世界兩三百年，造就了英、德、法等列強。現在交通便利、世界交流多、各國都重視科技，因此拉近各國的科技能力。在此狀況，英、德、法等國當年科學和工業革命時的科技優勢不可能再現，世界自然逐漸回到傳統上由廣土眾民的大國，如中、印、美、俄，主導的時代。

中美達成重要協議，中概股退市風險暫時解除 / 深圳衛視 

廢話說了那麼多，我看就是以下的簡單事實：

1）中國在紐約上市的公司共有200多家。

2）中國公司在紐約上市的意義就是：
1. 中國公司在美國募集資本。
2. 美國的資本有了投資的出路。
3. 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有服務的傭金收入。

3）無知的美國政客只看到中國公司在美國募集資本，見獵心喜，就要藉審核基本帳務資料找中國公司的麻煩，強迫中國公司退出紐約交易所。

4）有不少家規模較小的中國公司被迫退出了紐約交易所（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無知的美國政客歡天喜地，以為計謀得逞。

5）中國忽然決定讓在紐約上市的最大的五家中國國營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中國鋁業以及上海石化），主動申請退出紐約交易所。

6）這一舉動嚇到美國，因為美國的資本少了投資的出路，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少了傭金收入。

7）中國決定破釜沉舟，將來200多家公司會全部退出美國的資本市場，解除兩國的資本掛勾。

8）受驚的美國的資本及華爾街的金融機構不甘損失，壓迫美國政府，重啟審核基本帳務資料的談判。

9）談判結果，依據香港的審核基本帳務資料的標準，在香港進行審核，不接受美國的故意刁難中國公司。

10）現在達成了協議，中國公司不再退出紐約交易所，維持以前的正常狀態，讓無知的美國政客學會尊重自由市場的經濟運作。

結論

對盎薩美國的鬥爭就是不能軟弱的呼叫「合則雙贏，鬥則兩輸」，而是拿出鬥爭到底，不要雙贏，不怕兩輸，破釜沉舟的決心。

當年許文龍是對的，看清產業未來發展趨勢。2009年11月，鴻海集團的群創光電宣布與奇美電合併，群創為存續公司，更名為奇美電，奇美許家與鴻海集團為大股東。2019年7月，奇美集團認賠賣出19.6萬張群創股票，處分金額僅14.35億元，實際認列損失高達32.35億元。

中國大陸從輕工業、重化工業到高科技產業的幾乎所有民生產業，掌握托拉斯經營思維，先以國家資本集中補貼重點初創產業的研發生產環節，並提供國內市場保護措施形成良性孵化循環，再藉由舉國之力助推一帶一路大戰略，佈局海外市場准入破口，逐步以「價格破壞」提供高性價商品的方式，蠶食鯨吞國際市場橫掃全球，用白菜價搶進原有高端科技產品市場份額，不斷擠壓先進和中端國家同業的生存空間。臺灣、日、韓的面板產業存亡史，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2021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但是中國大陸的面板產業卻一路扶搖高歌，收入規模創下了歷史高位。尤其在上半年，顯示面板的市場供不應求，價格也持續上漲，以至於全年整個行業的收入規模高達1366億美元，增長了18.2%。

2021年也為大陸面板產業的持續突破奠定了根基。根據統計顯示2021年，大陸本土企業的面板出貨量佔據了全球60%的市場，台灣、韓國和日本的出貨量分別是21.4%、11.5%和6.3%。

更重要的是，面板行業的收入規模排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陸本土的京東方以2193億元的收入位居全球第一，TCL華星光電的營業收入達到881億元，位居全球第四，排在三星顯示和LGD之後。台灣的友達和群創分別排名第五和第六，收入分別是835億元和789億元，這也是TCL華星光電首度超越友達和群創。

這意味著，大陸的面板雙雄，已經全面超過了台灣的面板雙雄，對台灣的面板產業完全形成了規模壓制。

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上應該頒發给他的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對世界經濟活動及狀況有偉大貢獻的人。但是實際上都是頒给了在圖書館、書房、辦公室研究經濟學的枝節理論的蛋頭學者，只是在學理上作出了特出細微的填補，對世界經濟活動幾乎並不相關，完全脫節；比起物理、化學、醫學的得獎人，嚴重遜色。

【廿年的紀錄】

諾貝爾經濟學獎多半是三兩個人合得，為了簡化，以下是首位得獎人的名單及他們的研究主題。

2000 James Heckman 詹姆斯·赫克曼 美國 芝加哥學派 微觀計量經濟學用于個體和家庭行為的理論和方法。

2001 George Akerlof 喬治·阿克洛夫 美國 凱恩斯學派 資訊不對稱的市場理論。

2002 Daniel Kahnemam 丹尼爾·卡尼曼 美國 新興古典學派 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分析。

2003 Robert Engle 羅伯特·恩格爾 美國 新興古典學派 時間變化和共同趨勢的分析。

2004 Finn Kydland 芬恩·基德兰德 挪威 新興古典學派 總體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

2005 Robert Aumann 罗伯特·奥曼 美國 耶路撒冷大學 賽局理論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2006 Edmund Phelps 埃德蒙·费爾普斯 美國 哥倫比亞學派 總體經濟跨期决策權衡。

2007 Leonid Hurwicz 里奥尼德·赫维克兹 美國 明尼蘇達大學 機制設計理論的基礎。

2008 Paul Krugman 保羅·克魯格曼 美國 凱恩斯學派 經濟活動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2009 Elinor Ostrom 埃莉諾·奥斯特羅姆 美國 新制度學派 經濟治理對普通民眾的貢獻。

2010 Peter Diamond 彼得·戴蒙德 美國 MIT學派 市場搜尋理論。

2011 Thomas Sargent 托馬斯·薩金特 美國 哈佛 新古典學派 總體經濟學的成因及效果。

2012 Alvin Roth 阿爾文·羅思 美國 史丹佛學派 穩定分配與市場設計。

2013 Eugene Fama 尤金·法馬 美國 芝加哥學派 資產價格的經驗分析。

2014 Jean Tirole 讓·梯若爾 法國 MIT學派 市場力量和監管的分析。

2015 Angus Deaton 安格斯·迪頓 英國 劍橋學派 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

2016 Oliver Hart 奥利弗·哈特 英國 普林斯頓學派 契約理論。

2017 Richard Thaler 理查德·塞勒 美國 芝加哥學派 行為經濟學。

2018 William Nordhaus 威廉·諾德豪斯 美國 MIT學派 氣候變化與總體經濟。

2019 Abhijit Banerjee 阿巴希·巴納吉 美國 哈佛學派 全球解決貧困的實驗。

2020 Paul Milgrom 保羅·米爾格羅姆 美國 斯坦福 學派 拍賣理論的新方法。

2021 David Card 戴維·卡德 美國 普林斯頓學派 勞動經濟學。

【近親繁殖地域限制95％盎猶】

這22屆經濟學得獎人，集中在美國，多半出身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集中隸屬於資本主義主體的芝加哥學派、斯坦福學派、普林斯頓學派、新興古典學派、MIT學派、凱恩斯學派，95% 是盎猶白人，對於廣大的世界各國學者，不屑一顧。

【中國卅年來的經濟奇蹟視而不見】

中國自1970年以來的經濟奇蹟，從微不足道的經濟小國，GDP連續以19.30%、7.83%、13.43%、14.72%、 14.23%、7.04%、4.4%，從GDP世界排名第7，世界佔額3.09%，直升到2021年GDP世界排名第2，世界佔額18%，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左右。

這樣一件人類社會歷史的經濟奇蹟，可見中國國內的優秀的群體經濟學家，主導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隨便舉例便有劉元春、溫鐵軍、林毅夫、彭文生、黃奇帆、沈建光、周小川、易綱、龍永圖、戴融、余永定、海聞、劉世錦、張維迎、鄒恆甫、吳敬璉、李稻葵，多到不勝枚舉。主導中國經濟的優秀人才，至少也有三、五位夠格得獎，竟然廿年來沒有一個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挪威、瑞典那幫目光如豆的蛋頭經濟學獎委員，哪有高格的境界來頒經濟學獎？

【俄羅斯央行行長經濟學家納比烏利娜】

俄羅斯“鷹派女行長”埃爾維拉·納比烏利娜(Elvira Nabiullina)，自克里米亞事件後，她便力推盧布在貨幣市場實現自由流動，成功應對盧布匯率腰斬的困局。事後在她的帶領下，俄央行積累出了位列全球第四、高達6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把美元外匯降至16.4%，提高黃金儲備達到2271.2噸，佔比22%，清空美國國債，提高人民幣儲備到13%。耗時8年精心準備，打造出俄羅斯金融堡壘。

雖然俄羅斯減少了美元儲備，但是美元、歐元和英鎊仍佔其總儲備量的50%以上。2月26日，美國、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大國突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禁止俄羅斯的幾家主要銀行使用SWIFT國際結算系統，凍結俄羅斯存放西方國家銀行外匯儲備的美元、歐元、日幣和英鎊，約值3000億美元。當天俄羅斯的盧布對美元匯率從73:1落到136:1，拜登羞辱普京要把盧布貶成廢紙。

納比烏利娜馬上宣佈採取以下對策，挽救了盧布：
1）不友好國家必須用盧布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及石油。
2）盧布和黃金掛勾，5000盧布無限制兌換1公克黃金直到6月30日。
3）因為海外外幣儲備被歐美凍結，俄羅斯將以盧布支付對外的到期債務。
不到38天盧布對美元匯率從136:1漲回72:1，略高於戰前。

對這樣高智慧、高魄力、高膽識、雄才大略的經濟學家，如果納比烏利娜沒有得到202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經濟學獎委員，真沒有資格來頒經濟學獎了。

美國未能選擇正確的防疫政策，一般人認為是國情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制度是為了人的幸福而存在，不是人為了制度的運作而存在。」應該是顛撲不破的。所謂「生活的意義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而非只增進部分人類之生活，卻要犧牲或剝削另一部分人類。

新冠疫情初起，大家都以為這是個暫時現象，「等疫苗出來就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那麼，我們就應當有一個覺悟︰假裝病毒不存在，強行恢復舊秩序（目前的所謂「共存」）是不合理也是不人道的，何況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懷疑「共存」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助益。因此，我們的思路，應從「回到流行病前的世界秩序」改成「建立更能適應流行病長期存在的世界秩序」。

這個新秩序，顯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醫療體系軟硬體的建設。這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資金；比如說，是否能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世衛組織與紅十字會等已有的全球性機構，而更為有力地協助各國做好疫情防治管控。這是一件明顯可以做的事。但問題是，資金需求極為龐大，而投入的資金有沒有回報呢？沒有回報誰來投入？這就不能不碰觸到更為根本的「社會體制」問題。

其實現代社會早就進入一個資金過剩的時代，但仍然有許多該做的事情因缺錢而不做。教育、醫療以及許多窮困社區、窮困國家的基礎建設等等。資金為什麼不進入這些缺錢的地方呢？因為沒有回報。所以大量的資金寧願變成熱錢去炒作金融，也不願意去做實際有益於全人類幸福的事情。這似乎印證了「資本是逐利的」這句話。

如果強行改變資本逐利的本性，這勢必是天翻地覆的變革；但想方設法改變種種產業之間的連結，把不能獲利的投資改為某種形式的獲利（儘管可能是長期且微利），則未必是不可能的；這很考驗人類的創造性。

這種涉及「體制改革」的事當然很難，且非一蹴可幾；但並非絕無可能，更非不能有所嘗試。所以應該成為一個值得探討、實驗的重大課題。何況新冠疫情的長期化，更是給出了一個迫切而鮮明的需求，因而這更應該成為各方關切的熱門顯學。

如果領導世界的大國，能認真面對這樣的問題，而體認到「體制改革」是有必要的，那麼，人類文明是可能以新冠為契機，而開啟一個新的全球治理且和諧互助的新時代。但目前趨勢顯然並不是這樣；西方大國仍然一味地宣揚「歷史終結」，以為現在西方的體制就是最好的體制，凡與此不同就是邪惡的，將其妖魔化，製造對立，再裹脅全球共同圍剿，甚至不惜訴諸戰爭，務求去之而後快。這種褊狹的心態，是徹底的不思進取，故步自封；是先將體制封聖，然後再以人服務於體制；而非理性地看待體制，靈活改造利用以求服務於全體人類。這不是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而是懷有只想「增進部分人類之生活」的私心；其不可取、不足以開啟一個新時代，是很明顯的，也因此令人覺得可悲！

而且，非常不幸的，由於我們已進入一個全球分工、聯動緊密的全球化時代，所以所有變革的嘗試，若不得領袖國家的倡導或至少是默許，是無法展開的。因為在現有體制之下，你不遵從領袖國家的意志，將會失去應得之資源分配，從而削弱國力，而更不可能從事改革。

新冠疫情未來會如何？不得而知。但可相信，即便此波既平，恐不久它波又起。歷史發展弔詭的很，總在你以為萬事大吉之時，適時地給你新的難題；無非上帝在倒逼人類扣問良知︰你是要順慣性、吃老本、規避問題、貪圖享受呢？還是要恢復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德性（關愛他人而非自私自利）與主體性（四傍無依，壁立萬仞；敢於創造而非依賴既有）去直面自我，應對挑戰，以維護人性尊嚴，創造適應環境的新時代？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時代豈不是正在呼喚我們要「明於庶物」（科學地、理智地看待問題）「察於人倫」（明白人性尊嚴與人我相安之道），秉於內在之仁義本心去改革、創新（由仁義行），而非以為外在的制度就是仁義，因而死抱不放（非行仁義也）。

深盼有權有勢者（民主社會，人人皆是有權有勢者）能明白此理，應對上天的考題，交出正確的答卷，將人類的文明順勢再上推一個台階；否則，不進則退，不僅原地打轉，找不到出路，且混亂的局面與錯亂的價值觀將層出不窮，勢將危機四起，舉世不安。果如此，豈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