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剛讀完Bill Emmott所著《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譯自《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作者曾擔任極受好評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總編輯十多年，其著述當然廣受重視。促使我思考，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作者當然是西方價值的堅強捍衛者，不過他不強調(但絕不貶低)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常見的說法，而特別著重「開放」和「平等」，「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目前西方仍保持其民主、憲政制度和自由、人權思想，西方遭遇的困難在於社會是否開放和平等。金融海嘯、歐債危機、歐美反移民風潮、歐洲民粹政黨興起、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總統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等許多事件，都不利於開放和平等(部份事件又肇因於不平等)，也不利於西方的未來。作者因此大聲疾呼，西方要為開放和平等而戰。

書中呈現許多西方衰敗的現象，綜合而言，民主制度常「作繭自縛」。各利益團體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推出利己的法案，並遊說國會通過，久而久之，造成許多不公平、不平等，因此民主國家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清除自縛的「繭」。作者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並舉出一些成功的例子，包括美國加州2010年以來的改革、英國柴契爾夫人在1980年代的改革、瑞典在1980、90年代的改革、瑞士在1990年代的改革等。作者以這些成功的例子，激勵西方人堅持開放和平等，雖然開放和平等不可能是絕對、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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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觀察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弱點及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是很中肯的見解，然而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恐怕是太樂觀了。西方國家是有一些政革成功的例子，但是顯然是少數，否則就不會有「歐豬五國」，而作者也不會觀察到那麼多歐洲衰敗的現象。民主制度之下，各利益團體追逐自身的利益，是否能被遏止，是複雜的民意角力，各國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因此殊難定論，而且人性貪婪自利，期待民主的自我改正能力，恐怕是會落空的。

此書有一明顯的缺失，即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和東方世界著墨甚少。全書11章，只有第十章談論西方所面臨，包括中國，的外部挑戰，標題竟然是「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作者身為西方頂尖的知識菁英，竟然把西方之外全稱為野蠻人，這樣的傲慢心態如何能不衰敗？相對於Gideon Rachman提出，世界在朝向東方化的大趨勢(請參考《從西方化到東方化》)，本書全沒提及中國和東方經濟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對西方的影響。

中國大陸已經學到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訣竅，相鄰的東方國家也會逐漸學到，而中國和東方國家的勞工比西方勞工勤奮又工資相對低廉(貧窮通常必然勤奮)，西方在經貿方面如何競爭得過中國和東方？例如，資本家把生產事業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合理的經濟行為，因此西方難免面臨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而低經濟增長將使分配更困難，更容易造成不平等、民怨和封閉心態。西方將逐漸衰落而與東方的生活水準拉平，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東方的人口遠多於西方，生活水準拉近之後，東方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勢必逐漸超越西方。一些西方價值將會持續，但會被一些東方價值沖淡。

達賴轉世不是單純宗教問題

達賴喇嘛在2018年11月5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的繼任者將是一名『高僧』，或者是『20歲左右』的僧侶。」並且表示一個由高僧組成的委員會最早將於11月29日開始聚會，達賴此說等於表示尋找他死後的轉世靈童傳統將在他終止。這是達賴喇嘛最近一次對繼任人選方式的表達，之前他曾說過要轉世為蜜蜂、金髮女郎、外星人或不轉世等等，這一次由高僧組成委員會討論繼任者的說法應該不再是綺語娛眾了。叛逃後的達賴喇嘛，隨著中國國力日漸強大，他的剩餘利用價值越來越低，歲月無情，盡早為身後事打算是應該的。

歷史上並沒有達賴喇嘛或其他活佛轉世在非喇嘛教教區外的先例，達賴喇嘛也很難指定轉世在藏人稀少的流亡地達蘭沙拉，因為極可能發生弊端或爭執(詳喇嘛說)，會毀掉寄人籬下的「流亡政府」，即使是順利產生了一位印度籍或難民身分的轉世靈童，那也只會讓人充滿疑慮。身前即表明不再轉世，達賴只是意圖否定在中國藏區依照傳統定制所選出的第15世達賴喇嘛之正當性，為此達賴喇嘛屢屢嘲諷中共試圖控制他的轉世，他說，無神論的中國當局「假裝」比他這位達賴喇嘛更懂得藏傳佛教的「轉世制度」。

達賴之言吸引許多西方「異教徒」為他鼓掌叫好，達賴曾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領導人，了解達賴所屬格魯派取得政教合一大權的過程，與轉世之世俗意義，就知道達賴所言是否合理。

政教合一的血腥過程

吐蕃自松贊干布死後，喇嘛教與苯教有極大的利益衝突難以化解，各自有貴族支持，甚者相互殺伐，末代贊普朗達瑪因抑制喇嘛教高漲之權勢，被喇嘛拉隆·貝吉多傑刺殺後王朝覆亡，這是「佛教」傳播至世界各地唯一的血腥特例，顯然喇嘛密教並沒有帶給藏區安樂，藏區從此進入各教派、寺廟、莊園各恃武力各自為政，相互兼併或對峙之局面，莊園的傳承沿襲父死子繼，教派與寺廟的傳承以「傳賢」、「傳能」的方式延續，總會發生爭執，活佛轉世方式應運而生，但多數時間是由攝政把持權力，活佛往往自身難保，如第九世達賴喇嘛九歲夭折，第十世得年21歲。第十一世15歲夭折，第十二世14歲夭折…。

倒退回部落政治的西藏，一個教派的成立就意味另一個教派的衰落，一座寺廟的新建就是一個山頭勢力的崛起，較大的藩王往往要依附蒙古王公支持，達賴喇嘛這個封號就是由蒙古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封給索南嘉措(此封號與修行成就無關)，索南嘉措自居第三世達賴喇嘛，追認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為第一、二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死後俺答汗曾孫雲丹嘉措任第四世達賴喇嘛，為唯一的蒙古籍達賴喇嘛，此政治操作不言可喻，第五世達賴之前，格魯派勢力受到喀爾喀蒙古支持的藏巴汗藩王丹迥旺波壓制，五世達賴就向青海和碩特蒙古求援，一番腥風血雨之後，藩王被殺政權滅亡，受藩王保護的噶舉派第十世噶瑪巴(大寶法王)逃亡康區，從此藏區再也沒有俗人藩王，五世達賴重建布達拉王宮，成為藏區政教合一領袖至1959年。

政權伊始，五世達賴為了政治權力穩固，先派伊拉古克到盛京輸誠，順治九年（1652年）達賴親赴北京，清廷封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金冊金印，從此達賴在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領袖地位得到確保。

清朝諸帝只因政治攏絡喇嘛

關於活佛轉世制度，乾隆皇帝親撰《喇嘛說》文中有：「…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黃教就是達賴所屬之格魯派，《喇嘛說》提及轉世弊端為「…呼必勒罕(轉世靈童)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大活佛)，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為此乾隆立下金瓶掣籤決定呼必勒罕人選，自第九世達賴喇嘛開始，呼必勒罕之選出就依此定制，中國政府為安廣大藏民信仰，勢必沿襲清制以金瓶掣籤，從數位候選兒童中，抽籤決定呼必勒罕人選，此為必然之事。

附註：佛教是無神論

佛教主張眾生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否認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準此佛教為無神論。除有國教之國家外，各國政府對於宗教皆應持中立立場，中國為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政府對於宗教亦持中立立場，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無異，達賴以「無神論」為道德指標批評中國當局，這種批評，等於達賴認同有上帝的存在，這是否定佛教教義，否定自己信仰，不應是佛教義務推廣人該有之言論。

 

筆者在前文《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對決》裡指出中國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其特色是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可說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一般人多半認為國營企業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若這個說法正確，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比不上西方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經濟卻高速成長，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國營企業是利還是弊？國營企業是否一定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

一般人認為國營企業效率較低，大約有三個因素：其一，在國家的護持之下，國營企業不論賺賠，都能屹立不倒，因此缺少非力爭上游不可的危機感。其二，國營企業常有壟斷地位，缺少同業競爭，因此無法培養出競爭力。其三，國營企業的經營常受政治左右，而較忽略專業和績效。

上述國營企業效率較低的原因都不是一定成立的。國營企業並不是絕對不能倒的，若確實經營不善，就該讓它倒閉；其實倒閉的危機感並不那麼重要，國營企業只要以績效為目標，注重專業，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國營企業也能與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

國營企業的難處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遠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民營企業總有一群專業和經營能力都強的大股東，這些人是企業的主要擁有者，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大筆投資開玩笑，自然會把企業經營得高效率，而國家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對於國營企業，國家需要監督其經營績效及選派適任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這都是專業而不容易的工作(國營企業的大股東是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那樣的大股東，其經營完全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

國營企業的經營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因此國營企業的經營頗受政治的影響。在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國營企業多半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因為執政者選派國營企業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多半會考慮政黨利益超過經營專業，目前台灣綠營執政，選派的國營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幾乎全都親綠，就是例證。在中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執政者選派國企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不需考慮政黨利益，是其優勢。但是國營企業的經營極受政治是否清明的影響，若執政者貪腐、任用自己人主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自然也會貪腐、無效率；所幸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使國營企業的高階人事大多能用人唯才，這是大陸國營企業近年績效頗有改善的主要原因，甚至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不一定較沒效率，但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大陸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營企業，符合「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理想，但是讓國家不易管理，看來應該適度地縮減國營企業的數量，以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於是能專注於管理較少的國營企業，而更增進國營企業的效率。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前兩天美股大跌，道瓊指數兩天跌掉1300多點，跌了超過5%。美股體量大，影響力也大，美股大跌立刻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很多國家的股市體量遠不及美股，因此跌幅甚至超過美股。美股和全球股市大跌的主因當然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主要是對付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都因貿易戰而調低明後年的經濟成長預測，貿易戰對全球股市和經濟的衝擊逐漸顯現。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 美國猶豫》論述，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承受力較高的中高收入者，況且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因此美國總統川普顧慮較多。隨後川普的決定是從9月24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加徵關稅10%，而從明年起，這些商品的關稅將提高到25%。川普的如意算盤顯然是，目前發動較小幅度的中美貿易戰，以博得打擊中國的「美名」，但不要立即影響美國經濟，希望以此賺到最多的期中選舉選票。這兩天美股大跌，難免影響美國經濟和人心，川普的如意算盤恐怕是有點失算了，雖然結果要等期中選舉開票才知道。

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不僅想要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這不僅是川普的個人願望，也是多數美國人的願望，因此貿易戰看來不會短期結束，而是長期的全面競爭。中、美都有核子武器，美國怕核戰，不敢對中國發動真正戰爭，就只能發動貿易戰，與中國決一勝負。綜觀美國發動或參與過幾十起戰爭(維基百科：美國戰爭列表)，是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國家，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實屬「分內之舉」。

中、美都是龐大的經濟體，有充足的內需市場，貿易戰會壓縮經濟成長，但是都是可承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美國的經濟成長為2.5%，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1.5%；中國的經濟成長為6.2%，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4.6%。美國發動大幅度對中貿易戰，不過能使中、美的經濟成長差距從3.7% (6.2-2.5) 降到3.1% (4.6-1.5)，改變不了中國經濟總量逐漸超越美國的趨勢，而即使降到4.6%，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仍高於多數國家。

貿易戰對龐大的中國和美國影響有限，卻對其他較小型的國家可能衝擊較大。今年美國連續升息，吸引美元回流，已經造成許多新興國家，如土耳其、阿根廷等，資本大量外流，金融情勢不穩。貿易戰會造成供應鏈的調整和轉移，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等於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壓垮某些新興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這些國家遭受池魚之殃、人民受苦，美國是始作俑者，卻完全不會放在心上。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

范冰冰是筆者知道的少數大陸演藝明星之一，算得上是超級巨星。她因為「陰陽合同」等逃漏稅的不當行為，而消失了四個月，造成許多揣測，最近稅務機關的調查結果出爐，同時范冰冰發出道歉信，整個事件終於明朗，就是一個金額龐大的逃漏稅案件。

在范冰冰消失期間，各種傳聞、小道消息不斷，甚至說她與黨政高層有特殊關係，已靠特殊關係出亡海外；而一心反共者則總牽扯人權，渲染成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都沒有人權。現在看來整起事件就是正常的法律案件，大陸稅務和檢調機關依法拘捕涉嫌人進行稅務調查，在調查結果出爐前，不適合公開案情(類似於台灣的偵查不公開)。范冰冰的家屬其實知道她的下落和被調查的狀況，但是不願對媒體公開，以免傷害范冰冰的形象，更怕因為回答媒體的追問，而曝露或增加范冰冰的罪責(在大陸，認罪會輕判；不認罪、狡辯會重判)。

范冰冰逃漏稅案顯示大陸的法治觀念還較薄弱。中國人傳統上總覺得，殺人放火會傷害人命，才是重罪，逃漏稅、商業犯罪等則不是那麼嚴重，因此逃漏稅和商業犯罪比較普遍。這種觀念一定要改，對於現代化的國家，稅收、商業都極重要，沒有合理的稅收和公道的商業環境，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以范冰冰逃漏稅幾億人民幣來說，這金額足以養活多少殘疾人一輩子？國家少了這些錢，沒法照顧這些殘疾人，這些殘疾人可能就會沒命！

范冰冰案的處理對中國大陸無疑是件好事。習近平上台前，大陸的黨政軍界貪腐相當嚴重，上樑不正下樑歪，社會各界的逃漏稅、商業犯罪等自然相當普遍。近幾年，習大力打擊貪腐、厲行法治、從嚴管黨，上樑正了，就可以導正下樑，依法處置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頗有殺雞儆猴的效果，能讓法治較快地深入人心，有了法治才能成為現代化國家。

與范冰冰案同時發生、似有關聯的是大陸演藝明星的「限薪令」。大陸因為市場龐大，市場競爭之下，少數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高得驚人(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支出常達全部演藝製作費用的一半以上)，既造成一般人的嫉妒不平，也不利影視產業的發展。大陸的根本思想是社會主義，演藝明星的適度限薪符合社會的普遍期待，這恐怕是講究自由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做不到的。

范冰冰曾自述不嫁豪門，自己就是豪門。以其身家財力確算得上豪門。台灣對這樣的豪門很少動用司法，即使動用司法，豪門總能動用其人脈及律師團，長期抗辯纏訟，而很難被定罪；大陸司法竟只花四個月就讓范冰冰認罪認罰，兩岸的司法和稅務真是大為不同，而大陸似乎有其可取之處。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利帝王統治，過早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多元燦爛的文化，實非中國之福，尤其是喪失了法家的思維，更非中國之福。

中國人尤其是國民黨這一支今天溫良恭儉讓的奴婢像、無能像、內鬥像，對日寇的以德報怨像，我感覺和獨尊儒術十分相關，國民黨這個溫奴的政黨必然鬥不過狼性的共產黨，敗退台灣之後也鬥不過狗性的民進黨。

即使我們慶幸毛主席終於揪集了一批少見的狼性中國人，組成了強大的共產黨，帶領著走上民族復興之路，但是仍然露出儒術溫奴的尾巴，譬如：
有了核子武器為什麼口口聲聲「絕不首先使用」？
為什麼口口聲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雖不犯我，但是人若討厭、人若擋路、人若罵我、人若辱我 ….怎麼辦？同樣要揍。
中美貿易戰川普擺明了要搞死中國，除了積極備戰已無退路，為什麼口口聲聲「中美和則利，鬥則損」？這和蔣介石在日本叫囂「三月亡華」之後，還在喊「中日同文同種，和則利，戰則損」如出一轍，誰和倭寇同文同種？求和就是示弱。

大陸有一個笑話。習主席慷慨激昂的宣佈「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祖先留下的一寸不可少」之後，普京勸告習主席，你以後要學我們俄國人這樣說，「南海今天是中國的領土，從此就一寸不可少」，和自古不自古 ，祖先不祖先，毫無關係。領土不限自古，國土不限祖先。
可見共產黨的狼性還是不夠，仍然受到溫奴儒術的影響。
可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非中國之福。

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每次遇到中國遊客在外國行為不當，遭遇當地警方執法處分，中國大陸就會形成兩種輿論，一派強調外國辱華，一派鞭打中國遊客丟人現眼。說說我的看法：

外國警方執法動用過當暴力已經是常有的陋習，美國尤其如此，歐洲也不遑多讓，尤其是對待非白人族群，中國遊客去到外國要特別小心，不要以為外國警察像中國警察一樣好欺負。

中國遊客容或有壞習慣，到不到丟人現眼的地步值得討論，我們未必需要再度鞭打。其實中國遊客的品質比起白人並不算差。根據泰國統計，許多白人遊客來到泰國，就是毫無羞恥的嫖妓、嫖雛妓、嫖人妖、包妻、租妻，其中以澳洲、瑞典、英國名列前矛，早已超過有名的日本嫖客買春團。中國遊客的那點不良行為真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再就中國遊客的那點不良行為來看，外國白人遊客也不輸中國人，我們不要總是見到白人就當爹拜，看看白人遊客在中國長城上的行為。我們的公知到今天仍然見了白人當爹拜，見了華人當狗打，而看不到白人的劣質不堪。

我們的媒體到今天仍然鬆軟無力只會抗議，針對瑞典電視台的辱華影片節目，我們的CCTV馬上可以收集資料圖片，製作一套教訓瑞典的影片節目，把瑞典遊客毫無羞恥的嫖妓、嫖雛妓、嫖人妖、包妻、租妻，在中國長城大小便的行為，利用CCTV強大的力量公諸世界。

中國政府的旅遊相關單位到今天仍然鬆軟無力，政府可以利用數量龐大的中國旅客，杯葛世界上假藉中國遊客不良行為來羞辱中國人的國家和地區，我手頭上就有台灣（辱罵中國遊客）、香港（踢打中國遊客）、瑞典（警察暴力對待中國遊客）三個名單，把它們列入警戒地區，列入不開放旅遊國家和地區。

最後來檢討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有點小錢就騷包得成群結隊的瘋狂出國旅遊，搶購名牌皮包、手錶？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不到10,000美金，仍然是中等收入國家，許多錢應該用來改善生活品質、生活環境，而不是不成比例的騷包。台灣、香港、瑞典都是侮辱中國遊客的地區，能不能不要再去這些地方旅遊，讓它們見識中國人的血性和團結。

針對瑞典以中文畫出不准大便的標誌，我們的國際機場能不能也用瑞典文字畫出不准嫖妓的標誌？Ej tillåtet prostituerade（不准嫖妓）。溫良恭儉讓已經害死中國人幾個世代了，以前沒力氣反擊就算了，現在有了力氣還在溫良恭儉讓，只讓人更瞧不起。

 

西方化簡稱西化，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像歐美一樣，達到工業化、現代化，過去的一、两百年，全世界幾乎都在追求西方化。東方化這個詞還比較新穎，當然是相對於西方化，表示東方或亞洲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逐漸超越西方或歐美，世界將可能越來越趨向東方。

知名的新聞工作者、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國際事務評論員Gideon Rachman在2016和2017兩年連續出版兩本書，《Easterniz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和《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書名的主標題都是Easternization，即東方化。世界從西方化逐漸轉向到東方化，越來越成為公認的趨勢。

東方化最主要當然是因為經濟實力的變遷，雖然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看，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經濟學家更看重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的國內生產總值，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報告，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目前世界前四大經濟體有三個在亞洲，中國第一，美國居次，印度和日本分居三、四名。另外一份澳洲政府的報告，估計到2020年，亞洲的經濟產出將追上歐洲和北美的總和。亞洲的經濟成長潛力明顯高於歐美，而中國大陸是領頭羊。

經濟實力的變遷當然影響國際政治權力，東方化表示歐美西方的政治權力在下降，而亞洲東方的政治權力在上升，實例不勝枚舉。美國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幾乎拖垮，歐巴馬政府不得不灰頭土臉撤軍，至今美國不敢再派地面部隊進入中東；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正表示美國在走下坡，因此想要重振聲威；一向是美國小弟的菲律賓，在總統杜特蒂上台之後，極力親近中國，是典型的從西方化轉向東方化；歐盟的經濟幾乎被金融海嘯摧毀，多個國家靠大筆金援才免於破產，加上移民負擔、英國脫歐、民粹崛起等，歐盟早己今非昔比、欲振乏力；冷戰之後，曾經向西方靠攏的俄羅斯為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與西方絕裂，大幅傾向東方；在歐亞之交、地位重要的土耳其曾力圖溶入歐洲陣營，在總統艾爾多安上台之後，大幅恢復其伊斯蘭教傳統，而與西方價值保持距離。

東方在經濟實力上逐漸追上西方，但西方仍掌握支撐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大部份重要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等等，並有較被接受的法治體系，因此西方仍擁有不少優勢，東方化將是一個確定但逐漸演變的過程。另一方面，東方化導致中國和美國競爭世界盟主，而崛起的亞洲諸國也彼此競爭激烈，相當程度都影響世界的穩定。

東方化是世界的大趨勢，但是仍有少部份人想要逆勢而行。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想要遏制中國的崛起，雖然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但違逆東方化的大勢，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台灣島內，執政者一方面「去中國化」，另一方面大力擁抱美、日和西方價值，違逆大勢換來的是政黨惡鬥、社會分裂、經濟停滯等惡果，令人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