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美國猶豫 | 郭譽申

中美貿易戰在進行中,自7月6日和8月23日起,美國分別對從中國進口的340億和160億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關稅,中國也在同一天對從美國進口、同規模的商品徵收報復性高關稅。此外,美國揚言將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另外2000億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關稅,並在8月底已完成聽證程序,照理應該很快宣佈即將實施的日期,前天美方卻伸出友誼之手,邀請中方重啟貿易談判。這是怎麼回事?

貿易戰小幅開打至今約兩個月,中、美的實質經濟數據尚無多大變化,但是美國股市維持高檔,而中國股市跌幅不小,是否美國占了上風?筆者在前文《大陸股市反轉的觀察》論證中國股市與實質經濟關聯度低,因此股市走跌並不表示中國經濟受挫。在此則主要探討面對貿易戰的美國經濟。

經濟的榮枯總是反覆循環,供給低於需求時,廠商增加供給以滿足需求,於是經濟高增長;經濟高增長一段時間,供給已高於需求,於是廠商減少供給,造成經濟的低增長;經濟低增長一段時間,供給逐漸低於需求,於是又有一波經濟高增長。美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經濟長期不振,供給因此大幅低於需求,加以川普總統減稅,美國經濟因此迎來一波高峰,是經濟循環的正常現象。川普總統趁著經濟高峰,發起貿易戰,可算聰明,但是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絕無好處,美國正該居高思危,小心經濟高峰遲早會反轉。

貿易戰小幅開打至今對中、美的影響都不大。若美國進一步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另外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將如何?中國沒從美國進口那麼多商品,因此無法對同規模的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關稅,目前尚不知中國將如何報復,在此就假設中國並無報復行動吧。

美國目前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都是經挑選出的半成品,不直接面對消費者,因此對消費者物價少有影響。若美國進一步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這些商品多半是消費品,直接影響消費者物價,而且購買這些商品的消費者多半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因此,美國若對從中國進口的消費品徵收高關稅,必然提高消費者物價,減少買氣,不利美國經濟,尤其會傷害廣大的中低收入者。這是美國猶豫再對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而重啟貿易談判的主要原因。

觀察中國方面,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關稅,中國直接受損的是出口到美國的廠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廠商多半體質較好、過去獲利較高(相對於其他廠商),而其出資者(包括不少美國廠商)和員工較多屬於中高收入者,有較高的損害承受能力。

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見前文《中美貿易戰將如何?》),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中高收入者,因此在政治上美國並不占優勢,貿易戰甚至可能有益於中國縮減貧富差距呢!

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目前小幅開打的貿易戰對川普總統相當有利,既贏得打擊中國之名,而尚無損於美國經濟,因此能獲得最多的選票支持。川普推遲貿易戰的下一步,以免立即損害美國經濟和他的共和黨選票,是他的小聰明。貿易戰未來將如何,且看期中選舉的結果如何再說吧。不過川普行事衝動,常不按牌理出牌,也可能有意外之筆,誰知道?

學者反對普選民主 | 郭譽申

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從南台水災追究人禍的根源 | 郭譽申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

中國大陸的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 | 郭譽申

一般都說中國自秦始皇起就中央集權,現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中央集權嗎?首先要釐清中央集權的意思,當我們說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意在區別於貴族、諸侯分封的制度,中國自古由中央派遣官員治理地方,官員不像貴族、諸侯能世襲、自主,因此被稱為中央集權,以此角度看,現代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地方的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派任。

現代已少有貴族、諸侯,中央集權的意思變得比較模糊,大家在乎的不是由官員治理地方,而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現代中國的中央有高度掌控地方的施政嗎?中央集權讓人們容易以為省級和地方政府都會完全遵守中央的政策和決定,其實不然。當北京中央宣佈新政策或決定時,各省政府一般都會和中央協商政策的調整,以適應各省不同的情況,及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而各省的領導人,省級的黨委書記,具有部長級的位階,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換句話說,中國實質上有充分的地方分權,這符合中國傳統所謂的「天高皇帝遠」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省級和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對中央施政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另外一些省分則較多仰賴國營企業。例如浙江溫州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其他地方還實行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鼓勵支持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溫州如今的私人企業佔比高達75%,對比之下,東北遼寧省的國營企業則佔比75%,私人部門只佔比25%。

地方政府不只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時甚至在對外國的關係上也與中央政府不同調,雲南省和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雲南和緬甸之間已開通由雲南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和天然氣管道,雲南企業界大筆投資緬甸,並與緬甸少數民族和對抗政府的叛軍有個人、種族和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北京中央則希望與緬甸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緬甸政府希望北京強迫雲南停止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是雲南仍相當程度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是動態的,双方隨時在拉鋸調整之中。1980年代主要實行「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年之後,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一些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徵稅納為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國家政體的分類一般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表面上看中國屬於單一制,即中央集權制,但實際上地方卻有很大自主性,即所謂的地方分權,中國極為龐大,各地的差異也大,地方分權是必需的。中國能既中央集權又地方分權,是因為中國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屬共產黨,因而易於動態協商合作。這在多黨體制是難以做到的,中央和地方可能屬不同政黨,其關係和權限必須在憲法中明定以免爭執,就成了聯邦制。

中國屬於單一制,卻有許多聯邦制的分權特徵,顯示單一制和聯邦制的二分法是不充分、過分簡化的。有些人認為中國龐大,應該改實行聯邦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中國地方分權之實,而只拘泥於聯邦制之名,實在沒有必要。

沒有真相 何來轉型正義?| 郭譽申

支持西方民主人士聲稱,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有助於國家社會追求公平正義。轉型正義是對民主化以前,政府或有公權力者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做適當處置和善後的工作。台灣已經民主化很多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兩年多,在立法院立法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聲稱要實現轉型正義。台灣有可能實現轉型正義嗎?西方民主真能獲得轉型正義嗎?

轉型正義包含兩部份,首先,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其次,對受害者平反並予以補償及對加害者給予懲罰或至少譴責。由於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久遠,受害人和加害人多已不存在,補償和懲罰常難以真正實現,因此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還世界一個公道。台灣能做到這點嗎?

台灣離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歷史真相還差得很遠,以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為例,根據綠營的版本,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死難者多達數萬人,而造成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是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另一方面,藍營則認為二二八起於一些日本皇民和親日者的挑撥甚至領導,當時政府只是不得已使用武力平息暴亂,死難人數不及千人,而處理二二八若有失當是當時的地方官員,與遠在南京的蔣介石無關。藍綠兩營的二二八差距如此之大,都各有許多支持者,一般人要相信誰?大家心目中的真相差距如此之大,就表示沒有獲得真相,何來轉型正義?沒有真相,政府對於二二八受害人的一些賠償措施就只是政治妥協,無助於追求公平正義。

為什麼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事件難有真相?二二八距今七十一年,當時的史料現在都還查考得到,即使不是非常完整,缺漏並不多,為何藍綠的說法大不同?原因很簡單,綠營為了政黨利益和打擊國民黨,刻意曲解二二八,誇大二二八的傷亡數字,把所有錯誤歸於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根據至今申請二二八賠償的確實案件來看,藍營的版本是比較接近真相,然而一般人不是歷史學家,不可能親自去查考成千上萬的歷史證據,只會人云亦云,於是藍綠就各說各話、各自宣傳,使一般人對二二八的認知不取決於事實真相,而取決於宣傳甚至洗腦。在政黨激烈競爭,綠營的話語權壓過藍營之下,二二八當然難有真相,何來轉型正義?

從台灣的例子看,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是沒有根據的,除非國民黨泡沫化變得無足輕重,民進黨不再需要打擊國民黨,否則民進黨會繼續曲解及宣傳二二八,以獲取選票,為何不?這樣好的提款機!這不只適用於台灣,應該適用於所有向西方民主轉型的國家。除非民主化以前長期執政的政黨變得無足輕重,否則政黨政治的競爭就足以形成各說各話、歷史真相的曲解和轉型正義的落空。

轉型正義最成功的例子首推二戰之後的德國(包括東西德),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自1933至1945年長期執政,造成二次大戰的浩劫,戰後德國能全面清理二戰時所犯的錯誤並誠心認錯,是因為盟軍在戰後實行「去納粹化」,拘捕了二十多萬納粹黨人,把納粹黨解散並宣布其為非法,納粹黨因此完全消失。若戰後納粹黨仍合法存在,以其曾有的龐大勢力,必仍有相當話語權,在政黨各說各話之下,德國恐怕難以達到充份的轉型正義。

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不同,美國並未像「去納粹化」全面清除發動戰爭的右翼勢力,此後右翼勢力就潛伏在自民黨的大傘之下,持續影響、操控日本政治,因此至今很多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日本始終無法達到全面的轉型正義。

比較德國和日本的例子,要達到轉型正義,不只要民主化,還要能全面清除過去長期執政的勢力,除非有類似二戰這樣的重創和劇變,一般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換句話說,民主化不見得能獲得轉型正義,別高估了西方民主的好處。

中國大陸過去曾有不少政治運動和事件,造成不少可能含寃的案件,有些已經獲得平反,有些則未能平反,很多人認為大陸應走向西方民主,以獲得轉型正義,才能全面清理及平反過去的寃案。由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上述的分析,這樣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大陸若實行多黨政治,共產黨無疑仍會是一主要政黨,屆時為了政黨競爭,攻擊共產黨和廻護共產黨的言論必然各說各話、互不相讓,既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就難以公正地全面清理、平反寃案,這大約是西方政黨政治無可避免的侷限。

 

中國成立金融法院 | 盛嘉麟

中國大陸首家上海金融法院掛牌成立,意義非凡。

隨著國家社會的進步,現有的法院系統已經不足以審理複雜萬分的金融案件,重大金融案件往往落入知識不足的一般法官手中,遭遇到胡亂判決、不公判決或者外行判決的下場,社會上叫罵恐龍法官的現象愈來愈多。

上海金融法院八月廿日正式掛牌成立,這是全國首家金融法院。金融法院的設立,將為健全完善金融審判體系,營造良好金融法治環境提供重要的保障,意義非凡。

新成立的上海金融法院設院長1名、副院長2名。工作人員共計66名。其中具有金融相關的博士學位的法官有6名,碩士學位以上的法官有26名,他們長期從事金融審理的工作,曾經審理過跨市場金融衍生品的內幕交易,確算投資者的損失,以及內幕交易行為之黑幕欺詐等等,同時處理過為中小投資者對於證券投資商的許多起訴案件,得到了金融業界與金融監管部門的高度認可和贊同。

上海金融法院有先進的數位平台,法院官方網站令人耳目一新,網站設有新聞中心、審判研究、司法公開和訴訟服務四大板塊,可以網上立案、網上查詢案件進度、網上申請閱卷,而且審判流程網上公開、庭審活動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全方位公開上海金融法院各項工作情況。

同時,網站中英文版俱備,英文網站參照國外法院網站模式設計,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良好的金融法治環境。

今天早晨有位律師帶著厚厚一堆材料,成為金融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案件,案件涉及金額超過了人民幣1億元。金融法院審核完律師遞交的材料後,立案庭法官當場向代理律師送達了金融法院第一份案件受理通知書。希望金融法院這樣的專業法院的金融審判品質超過一般的地方法院,上海金融法院首個工作日受理案件20起,意義重大。

中國成立金融法院

CCTV 央視網新聞http://m.news.cctv.com/2018/08/22/ARTICpGVLq0Fl9maG0C9sCPF180822.shtml

 

中國最新的創造 江海直達船 | 盛嘉麟

航行內河及遠洋的船隻面對不同的水域,設計大不相同。

當然以前也有歐、美、日帝國主義的軍艦橫行在長江上,那只是中小型的軍艦,江海兼用,只考慮順利航行作戰,不計較載重及效率。

商用船隻要考慮最大載重、江海安全(內河最淺吃水,海上最大穩定)、航行成本等,江海無法兼用,必需分別設計。

但是來自長江經濟帶的報導,在浙江舟山群島,很多島嶼都分佈在長江出海口的外延。從海入江、從江出海,貨物轉運以往都得經過船舶轉載,非常不方便,成本又高,但現在卻發生了新變化。

如今要把2萬噸鐵礦石從浙江的舟山運到安徽的馬鞍山,以往要轉幾個碼頭,從海船再轉載到江輪,至少需要三天半時間。但現在,只要三十多個小時就可以一輪直達,因為有了一種最新的船舶叫“江海直達船”。

詳細報導請看:

http://m.news.cctv.com/2018/08/14/ARTIzAxSluUUJ7VqCOt7Fv80180814.shtml

江海直達船

 

 

中美晶片大戰的結果 | 陳永明

美國,你最近怎麼啦?中興是你的大客戶,他曾讓你賺得盤滿缽滿,你怎麼可以突然中斷供貨讓人家「休克」?以後誰還敢與你做買賣。不要忘記,你僅僅是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國,主動挑起與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貿易戰,有好結果嗎?

你不是標榜自由民主嗎?怎麼連最起碼的貿易自由都做不到,如何再可以領導自由世界一百年?中興僅僅是民間的手機生產商,又不生產核彈什麼的,能威脅你什麼?

美國人為什麼這樣做?

表面的藉口是中興把裝有美國產晶片的手機出口到伊朗,違反美國人什麼規定等等。手機而已,有那麼嚴重嗎?2016年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把最先進的客機賣給伊朗,難道飛機上就沒有一塊美國產的晶片?

大陸有學者認為,美國選擇對中興下手其實是想削弱中國在5G通訊方面的領先地位,好讓美國的公司後來居上。中興公司在全球通信設備中佔據10%的市場份額,在中國更高達30%。更重要的是它在5G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很有可能成為全球通訊產業的龍頭。美國人此時出手,扼住它的喉頭。

筆者認為,美國人的盤算不僅僅如此,應該有更深的憂慮。再過幾個月,即2018年底,中國的北斗導航衛星全部就位,開始向全球任何一個用戶提供高精度的導航服務,要是中國人把裝有北斗導航晶片的手機也大賣全世界,美國人的GPS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
筆者聽說,大陸打算用兩年時間發射108顆低軌道衛星,讓每部手機直接與衛星連接,連地面站都省了,那才是真正的5G,流量大,不受干擾,隨時隨地可用。到那時,什麼蘋果、黑梅等全部被邊緣化,美國人能不焦急嗎?

要知道,大陸在航太方面的晶片全是中國造,沒有一塊是美國及其二傳手設計或產生的。大陸另一家通訊設備生產商華為也基本上與美國或其二傳手絕緣。換言之,中國要組網可以很快,而且不受美國人控制。美國人要使壞,只好向裝有他們晶片的手機下手。

感謝你,及時提醒了我們

從商業的角度看,美國人此時對中興下手,選點很準,點中了中興的穴道。等中興自行解穴時,幾年過去了。

從戰略的層面看,我們非常感謝今天的美國人,是你及時提醒了我們,讓我們下定決心儘快補上這塊戰略不足。

經此一劫後,大陸學術界產業界很快會形成這樣的一個共識:撇開老美,堅定不移地發展自己的晶片產業,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軟體系統及標準。對此,我們不能有絲毫的猶豫,也不會再做任何讓步。

花重金拓展自己的晶片產業

自2013年起,大陸每年進口超過2000億美元的晶片,2017年更高達2700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市場,自己不把它吃掉才是最大的笨蛋。把它吃掉了,美國及其二傳手們就少了2700億美元的出口,而且利益與形象一起收縮。

事實上,大陸的晶片產業並非沒基礎,2003年時大陸的晶片業與美國的差距只有5年。之後受一些人的忽悠,暫緩而已,現在重新追趕也不遲。大陸的高鐵,其核心晶片全部中國造,水準高於美國。大陸軍工產品所有晶片也是中國造,可靠性先進性一點不差。今天欠缺的是市場化、平民化。要做到後面的兩化,必須下重手,拓展自己的晶片產業,同時堅定維護自己的晶片企業,決不能做第二個烏克蘭。

回想前幾年大陸晶片的龍頭老大—中芯國際被突然搞掉,自斷手臂,令人心寒。這次學術浪潮必然對此追究,刨根問源,臺灣的一些始作俑者恐怕難辭其咎。

重新重視原創科技

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極為重視科技的基礎建設,只可惜那時大陸的條件十分艱苦。在忽悠年代,老二老三很容易被人忽悠,就像看好萊塢大片一樣讓你永遠沉迷於市場,而忽視它的源動力。

關於當前大陸晶片產業的困境,大陸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大膽說出三大原因:資本不足、人才斷層和機制缺乏。資本不足,是國家投入的巨額資本沒有投向民間企業,而是流入了國企、科研院所等國有機構。這些機構拿到資金,但懶惰、繁雜、壟斷、缺少市場的驅動,轉化的速度和力度被美國的科技公司拋在後面。人才斷層是指大陸電腦人才培養存在“頭重腳輕”的現象,即大多數人才集中在技術應用上,僅極少數人潛心鑽研演算法等原創工作,久而久之形成了斷層。在大量廉價國外晶片衝擊下,沒有相應機制平衡把定,使得對外依賴不斷固化。

儘快削除機制內一些頑疾

大陸國有製造業高管們流行一段子:碰到某項新技術,首先問「國外有沒有」,「國外沒有,那肯定是騙人的」。此等思維模式,源於「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教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什麼都要經過檢驗,還有什麼原創?中國人的創新精神被這一緊箍咒壓制了幾十年,致使什麼科技創新都必須納入計畫,申請國家資金,走層層的專家評估審查鑒定程式。

原創者必有別人想不到的東西,必有遭層層專家或利益集團反對的東西。讓這些未經「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檢驗過的東西納入計畫、走完法定的程式,黃花菜都涼了。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中興會儘量利用別人成熟的東西。在今天中興的產品裡面,接近一半的晶片是美國製造。

國有企業(軍工企業除外)大都依賴壟斷為生,他們的投入能百分之百地轉化為市場收益,沒有風險。他們對科技的投入過半是上級考核要求,並非市場驅動。民營企業則不同,他們沒有壟斷,沒有國家資金的支持,他們對原創科技的投入,風險極大。不僅如此,每次試驗,其成本包括科研人員的勞動都被提前強徵16%(之前是17%)的增值稅。如果研發失敗了N次,你的總成本還要乘以失敗的次數,而美國的製造業企業則完全沒有這一負擔。這是一個極不平等的環境。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陸的民間企業儘量不去搞原創,因為原創的風險巨大。山寨最好,最穩妥,但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再過十年二十年,當我們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我們還能山寨誰?

2018年4月17日,美國人對中興下手。4月21日,習主席發出號召:「推動資訊領域核心技術突破」。幾年後,大陸的晶片產業必將迎來質變,中美在晶片上的較量將有一個結果。

 

 

民意如流水 民心才是千秋 | 王永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從中美世貿大使的交鋒談起 | 盛嘉麟

在中美貿易戰之際,中美的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展開唇槍舌戰。

https://mp.weixin.qq.com/s/u7x4LLrmtLNnr6GYKpOIPw

英文原文因為是演說,淺顯易懂,十分精彩。
美國大使 Shea 的發言是典型的律師嘴臉,充滿攻擊性,強辭奪理,只在取勝。
中國大使张向晨不是省油燈,辯駁有力,還帶點對美國的批判。
再看中文翻譯,也非常精準厲害,顯然現在的中國大陸真是人才濟濟,不止是一堆工程師、科學家而已。

我的評論:

我可以斷言,這樣的 WTO 大使級的辯論對當前由美國川普片面發動的中美貿易大戰毫無影響,貿易戰繼續進行。

中美貿易大戰的原因:
川普片面發動的中美貿易戰一定有多元目的,即使白宮的主要成員都各懷各的鬼胎,我們那能知道什麽原因,只能綜合判斷:

為了扭轉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美國財政赤字太嚴重了)
為了維護美金世界貨幣的地位(利比亞、伊拉克、伊朗就是意圖改變石油美元計價而有現在的後果,如今中國也在蠶食美元地盤)
為了打擊中國的科技進步,尤其不爽「中國製造2025」,必須嚴格封鎖科技落入中國,打擊中國的科技產業。
為了全面打擊中國大陸(不管什麽原因)。

中美貿易大戰的預測:
貿易戰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不可能中國倒地療傷,美國哈哈大笑。

中國、美國、俄國、歐盟都是相當自给自足、產業齊全、不死耐打的國家,貿易戰打到底也只是帶來損失和不方便而已。

何況目前的貿易戰只是在打關稅而已,沒有說禁止貿易,頂多就是貿易商品加了稅貴一點,中國的豆漿不夠了,還是可以從美國進口大豆,貴25%而已。美國需要的東西還是可以從中國進口,貴10%而已,大家都不會死。

目前中美貿易的產業鏈被貿易戰局部破壞之後,產業鏈及貿易管道自然會逐漸調整適應,對產業鏈上的不同國家不同產業會有衝擊,有的失利有的獲利,但是過程是緩慢的,是漸漸過渡的。

由於現代化產業分工的結果,產業鏈及貿易管道非常複雜,失利的、獲利的產業和國家即使經濟學家一時也算不出來,目前的評論多半來自合理的猜測,最後只能等待時間證實。

最終失利的一邊撐不下去就開啟談判讓步,尋求解決。也可能加稅後的國濟貿易就變成了新的常態。

最後,對中國的嚴格科技封鎖不是從川普開始,早已行之多年,以前幾十年未能阻止中國科技的進步,今後更阻止不了中國科技的進步。

對中國的企盼:
希望這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第一次經濟體係的體格總檢查,看看經濟體系健不健康,耐不耐打,如何修補。
希望這能使部份中國的慕洋犬公知們覺醒,西方帝國主義亡華踹華之心永遠不死,中國人要團結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