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第四講中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因為他準確地抓到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問題，階級鬥爭，但卻因此而開錯了藥方，誤把這個問題當作文明邁進的動力。

Friedrich認為，老孫的這個評斷還是很精準的。其實，在整個大範圍內，所謂的左派，都有這個毛病，就是批判性強，也大致準確，卻無法提供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或者說，論述力強，但是執行起來卻難以落實，甚至根本窒礙難行。所以，各種左派中的修正主義就應運而生，成為一個特殊的現象。

但是社會主義真的錯了嗎？福山的文明與歷史的終結，甚至在90年代就判了社會主義死刑。余英時更是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都將在21世紀初徹底死亡。….

然而，2008到今天都還餘震猶存的金融海嘯，也已經等於赦免了社會主義了。全球化帶來的，並不是財富與各種便利，而是更多的區域衝突與劫貧濟富。伊斯蘭世界的動盪，歐洲整合的蹣跚，到美國竟然要去打壓完全照著他所制定的遊戲規則崛起的中國大陸，就知道當初馬克思的預言，很多還是對的，只是發作的晚一點罷了。

不過，Friedrich還是相信市場經濟。美國的打壓中國大陸，實際上是為了它的霸權，並不是反對這個體系下出現的成長。所以，它的打壓不會成功。

 

中國崛起之路，既是步步驚魂也好戲連台。毛澤東完成土地改革，擺平了四野八方、美、俄、印、越的問題，再解決了內部路線之爭，更進一步開創了「第三世界」大戰略，硬是以弱國之勢，在美、俄超級兩強之間打出一個分庭抗禮的局面，讓當年的中國，在西方完全封鎖的艱困情況下，爭取到一個建設的環境，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自主的科研系統，為下階段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鄧小平緊接著推動改革開放，開始全方位的突圍，又為中國全球化領袖地位，建立了盤根錯節的各項條件。習近平再接再厲，以全球化戰略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舊勢力的挑戰，不斷現代化，扶貧創富。如今中國後來居上，完成了工業現代化，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科技升級快速，民族復興勢頭銳不可擋。

反觀美國為霸權掙扎，無所不用其極，四處退群要錢，甚至為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竟然已顧不上形象，採用下三爛手段綁架華為的副董，越來越沒信心與中國平等競爭，中美格局變化驚人。

如今，中國的科技業翹楚華為，正在引領世界快速進入 5G AI 新世紀。不論西方如何打壓做怪，中國都不會停下它快速的脚步，挾其優越效能的「中國治理模式」，中國終將傲視群倫，成為全球化唯一的終極領航員。福山所謂的歷史之終結論，實為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也 。

其實華為之戰跟亞投行之役，如出一轍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殖民難敵中國全球化凌厲的突圍攻勢，古老的殖民經濟思維已經過時，終究要被唾棄，美國要求世界故步自封，跟随美國鎖國，抗拒 5G 更是沒有市場。今日世界各大電信營運商，不顧美國勸阻，與華為合作者比比皆是，中國大有成為引領世界完成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隊。

美國發起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鼓舞了台灣的反共反中勢力(參閱《貿易戰鼓舞反共反中勢力》)，不少親綠的媒體名嘴於是趁機對大陸的新疆政策，如「再教育營」，大肆批評，等於在聲援「疆獨」。這些媒體名嘴大約和筆者一樣，不曾去過新疆，就算曾去旅遊幾天，也看不到多少實況，他們看來不了解新疆和「疆獨」，僅僅根據網路上一些無法證實的訊息就隨意大放厥詞，實在不負責任。

筆者寧願聽聽真正疆獨的說法，因此仔細讀完《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一書 (2016年在台灣出版，維吾爾人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此書寫於約十年前，講述新疆從古至今的歷史，直到十年前當時的狀況。(此書的作者自承堅決主張疆獨，為了避免受到大陸迫害而使用假名。) 此書缺少近年新疆的狀況，是一遺憾，但無論如何是疆獨者的坦白陳述。

1759年新疆地區維吾爾人的和卓汗國被清朝大軍攻滅，新疆進入中國版圖。但是部份維吾爾人一直反抗、追求獨立建國，在民國以前，發生三次重大戰爭，最嚴重的是第三次，1866年阿古伯建立「哲德沙爾國」，到1881年才被左宗棠率大軍剿滅。為了防堵俄、英的勢力逐漸進入新疆，新疆在1884年被設為省。民國之後，部份維吾爾人仍持續反抗、追求獨立，發生多次武裝衝突，包括1933年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受到英、日的支持，被新疆總督盛世才在蘇聯的軍事支援之下剿滅。1944年再次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先受蘇聯支持對抗國民黨，到1949年中共席捲大陸，中、蘇聯手再次消滅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中共建政之後，雖然維吾爾人不曾再在新疆建國，但是海內外疆獨運動不斷，並發生許多恐怖攻擊和暴動事件，使部份疆獨組織被國際公認為恐怖組織。

根據本書，新疆的維吾爾人處境很不好，讀來令人心酸。新疆已經歸屬中國超過250年，部份人一直想要獨立建國，甚至使用暴力恐怖方式，中共則以接近軍管方式因應，成立「新疆農墾建設兵團」，是一種準軍事體系，口號是「一手拿鎬，一手拿槍，保衛邊疆，建設新疆」。在這樣狀況，維吾爾人覺得沒有自由，受到壓迫和迫害，更想要獨立，產生更多恐怖暴力，中共自然更加收緊控制，以保安定，形成惡性循環，維吾爾人的處境自然不會好。

作者列舉一些統計資料，顯示維吾爾人的就業狀況遠遜當地漢族，認為是種族歧視所致。另一方面，作者和多數維吾爾人都非常反對學習漢語漢文，認為會消滅維族語言文化。然而多數新疆企業由外地漢族投資，其生意對象也必定多為外地漢族(維吾爾族僅有約一千萬人口)，維族拒絕漢語漢文，當然不利就業，恐怕不能怪到種族歧視。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使用者少，先天不利，少數民族必須學習双語，才能既有競爭力又保持傳統文化。現在新疆的「再教育營」竭力教導維族漢語文，就是要提高維族的競爭力，以脫離貧困，進而促進漢、維融洽，其用心無疑是好的，維族是否樂意接受，可能各人各不相同吧。

作者以不少篇幅批評漢族民族主義，認為維族歷史比漢族光榮，而漢族民族主義造成種族歧視。其實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光榮感，沒什麼好比較，與種族歧視未必有關。中國大陸有55個少數民族，絕大部份少數民族都不覺得受到漢族歧視而與漢族相處融洽。維族是極少數的例外，因此不能把漢、維的不融洽都歸罪於漢族或中共。

作者反覆強調維族有「民族自決」的權力，但是國際上也非常尊重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獨立或統一從來沒有公認的標準。筆者以為統獨本身不是最高價值，統獨的抉擇應以民族的幸福為依歸。部份維吾爾人追求獨立多年不成功，造成漢、維難以相處，而維族處境困苦，現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而新疆的漢族人口已接近維族，疆獨已越來越不可能實現，維族應該認清現實，放棄獨立立場，與漢族共同發展、共存共榮，才是維族的長遠幸福。

 

這是針對網上一篇轉貼文的批判──

該文可見於──https://kknews.cc/history/2vr94ae.html?fbclid=IwAR0xvARML25pJbKH8keJZIyEa0_Wkjkfgr5yp0oo-V0LTEol4qtoi-aQ1V0

『美國人和庚子賠款：為什麼說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

「說謊者往往並非說謊，只是他們故意地沒有把全部的真相都說出來」

要理解美國與中國庚子賠款運用的關係，首先要理解鴉片戰爭以來的中美關係；沒有整個歷史地理解，並且和盤托出，就像是西方大哲康德所說的，
「說謊者往往並非說謊，只是他們沒有把全部的真相都說出來」。

藏曆起源於公元1027年，藏曆紀年和內地的天干、地支紀年基本一致。天干往往與陰陽五行共同表示，其配伍方式如下：

甲為陽木，乙為陰木，

丙為陽火，丁為陰火，

戊為陽土，己為陰土，

庚為陽金，辛為陰金，

壬為陽水，癸為陰水。

這種配伍方式並非虛構，在中醫針灸學上，有實際上的五臟六腑(陰陽五行)生剋應用，且臨床效果非常顯著，屬於古法針灸，藏醫學也將此法收入其中，至今仍然在臨床上使用。

地支則往往與生肖共同表示，配伍方式如下：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12地支應用在人體經絡，配以六陰六陽12經脈，發展出子午流注(正法)、靈龜八法(奇法)等，且與陰陽五行(五臟六腑)相關，同樣為針灸學上不可或缺的基礎元素，藏醫學同樣將此收入應用。

天干與地支組合，60一輪，稱為六十甲子，次序與列表如下：

01 甲子      11 甲戌     21 甲申     31 甲午     41 甲辰     51甲寅

02 乙丑     12 乙亥    22 乙酉     32 乙未     42乙巳     52乙卯

03 丙寅     13丙子     23 丙戌     33丙申     43丙午     53丙辰

04丁卯     14丁丑      24 丁亥     34丁酉     44丁未     54丁巳

05戊辰     15戊寅      25 戊子     35戊戌     45戊申     55戊午

06己巳     16己卯      26 己丑     36 己亥    46 己酉    56己未

07庚午     17 庚辰     27庚寅     37 庚子     47 庚戌    57庚申

08辛未     18 辛巳     28 辛卯     38 辛丑    48 辛亥    58辛酉

09壬申     19壬午     29 壬辰     39 壬寅     49 壬子    59壬戌

10癸酉     20癸未     30 癸巳     40 癸卯     50 癸丑    60癸亥

近代中國的一些事件，我們往往會用當年的干支紀年來冠於該事件，例如：甲午戰爭，庚子賠款，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等。

漢地所用干支紀年，在藏地稱為繞迥，第一繞迥從公元1027年開始，當時農曆(舊曆)是丁卯年，藏曆稱為陰火兔年，丁為陰火，卯為兔，今年農曆是己亥年，藏曆為土豬年，己為陰土亥為豬，所以藏曆實際上是以干支為基礎，藏曆與舊曆兩者實一非二，只是稱呼不同。

今年藏曆新年與農曆新年同一日，但有時會差一日，有時差一月，差一日是因為經度不同，所依朔望不同而有一日之差，差一月則是置閏月不同而有一月之差。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很多人在網路上把蔡英文總統罵得很難聽，或者給她取一個諧音而侮辱性的名字。而過去馬英九擔任總統時，也常受到類似的侮辱，當然開罵的是另一批人。很多台灣人認為我們可以公開辱罵總統，而大陸人不可以公開辱罵他們的國家元首，因此我們有自由、人權，而大陸沒自由、人權，並且顯示我們的政治和法治勝過大陸。是這樣嗎？

首先須釐清，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所推出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意指沒有合理的理由，就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而後者則針對特定的政策，並且提出明確的、不滿政策的理由。

無端侮辱(即誹謗)一般人是有罪的，然而罰則通常很輕。台灣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若控告辱罵他/她的人，因為罰則輕，沒有多少嚇阻作用，反而可能招致以大壓小的惡名，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因此沒有意願以法止謗，導致很多台灣人肆無忌憚地公開辱罵總統，並習以為常。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分歧，藍營支持者不認同民進黨籍的台獨總統，而綠營支持者不認同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

侮辱國家元首不是好事。國家元首總有不少支持者，他們把國家元首當偶像來崇拜，當國家元首被反對者侮辱時，他們感同身受、非常痛恨，這必然激化國家元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立。多年來台灣已經嚐到這樣的苦果。

有些國家不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就像國旗、國歌，被視為國家的象徵或代表，受到特別的尊重，於是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中國大陸沒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但是在一般誹謗罪裡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由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不像侮辱一般人是告訴乃論的(即受辱人必須主動提出控告才有可能成立誹謗罪)，因此對侮辱國家元首者多了實質嚇阻作用。當然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有罪而後者是無罪的。

台灣人可以侮辱國家元首，大陸人不可以。哪邊的制度較優良？筆者以為對岸的制度較優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愛國心，尊重國家元首和國旗、國歌，都是國民愛國的表現，也能團結所有的國民，而國民團結，國家才能進步。這是大陸迅速崛起的部份原因。台灣人常肆無忌憚地辱罵總統，既顯示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也擴大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增加國家內部的裂痕。侮辱國家元首，這點口頭上的自由，所得者極少，而所失者頗多，實在不值得擁有啊。

我們談過很多次中國大陸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並且讚美有加，從未想過參與偉大建設的勞工（多半是農民工），以及受到影響的農家住戶，他們在中國這一波進步發展腳步中的遭遇。

年輕的記錄片作者、攝影及導演張贊波出面談談他的社會正義及深層感觸，張贊波是影藝大學畢業，年輕帥哥，能言善道，值得我們花時間看看這三段影視。

「大路朝天」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Rh6MfVMI4&t=1829s

訪問作者導演 張贊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3oG9bIKGJc

東海大學「大路朝天」電影座談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N4QeueQSU

我的感想十分複雜：

1. 中國大陸肩負復興中華民族的重任，面臨四面環敵的壓力，快速建設發展，儘快厚植國力是必需的手段。在快速建設的過程中面臨一些障礙、弊端、不公、殘酷….在所難免。過程中的議題需要有張贊波這樣優秀的記錄片製作人來揭發，有益於社會的改善進步。但是以這一點農民工及受到影響農民遭遇的弊端不公，想要挑戰或質疑中國快速建設的國家發展策略，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2. 任何批判中國社會或國家作為的作品、書籍、影片，都立即成為台灣以及西方國家的新寵，雖然台灣及西方國家本身沒有急速建設發展的經驗，但是批評分析起中國卻頭頭是道。張贊波也樂意來到台灣討好台灣的教授，自稱不懂更不關心中國的「一帶一路」，批評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都是歌功頌德遠不如港、台，對中國宏偉的國家發展策略不置一詞。希望他不會落入以譭謗中國取悅洋人、外人、台灣人，換得知名度的窩臼。

3. 張贊波這一類對特殊議題有興趣的記錄片製作人來說，他可能認為對農民工及涉入農民的公平正義是天大的事，重要性遠超過中國的國家發展策略，他忽略了幾億中國人已經濟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幾億中國人已經擺脫貧窮，他忽略了不建立國防、不發展科技、不進入太空，中國怎麽有復興崛起的希望。所以像張贊波、陳光誠、劉曉波、柴靜….之類對單項議題的執着，進而否定整體國家的進步，是非常危險有害無益的。譬如東海大學參與討論的教授，竟然否定都更計畫，認為是危害人民居住的權益，在讚揚為自己理想而奮鬥的人物的時候，竟然舉出鄭南榕及洪仲秋為模範，真是幼稚可笑的教授。

4. 電影中所描述的受到粗暴對待的歐婆婆、老樟樹以及菩薩像，最後政府替歐婆婆蓋了新屋，老樟樹在苗圃等待買主，菩薩像有了新廟，可見沒有張贊波，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也在努力改善進步中。沒有柴靜的「穹頂之下」，難道中國社會、中國政府不知道努力改善空污嗎？是不是張贊波、陳光誠、劉曉波、柴靜….之類的人士誇張了他們的見識及判斷。

5. 我提到過的，為了減少佔用民地農地，中國的高速公路、鐵路已經採取高架跨越地面的施工方式，這部電影中的漵懷高速公路所採取的正是全面高架跨越地面，在地面上的施工只是挖深洞做高架的墩基，想不到即使只是挖深洞做橋墩，還是涉及許多民地農地，以及農民工的複雜問題，所以在建設發展的國家巨輪之下，必然輾壓了許多人間的是非糾紛。作者及座談的教授都不懂工程，所以沒有人看到高架跨越地面的進步施工方式。

6. 台灣導演楊佈新拍的記錄片「黑貓中隊」，它沒有張贊波「大路朝天」交織出的深度，「大路朝天」一面有農民工的苦難及農民的哀怨，另一面有高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苦難中帶着驕傲。「黑貓中隊」如果同時也插播大陸那邊的空防部隊如何為了捍衛祖國的領空，付出極大的努力，枕戈待旦、守株待兔的擊落了來犯的美國U2偵察機，將能讓觀眾進入一種複雜糾纏的全面思考，而不要只為替美國人刺探祖國情報的「黑貓中隊」感動涕零。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