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5年，新特首上任，習也到了香港發表講話。回看過去幾年，香港人，香港知識分子，忙了老半天，是在幹嘛？他們當時是怎麼想的？能想到今天嗎？

2019反修例，香港黑暴上街，反抗行動到了高峰。幕後支持或精神支持的這些高端港人港知，他們在期望什麼？他們明知港府不可能去改變體制，所以，合理的推測是，他們期望解放軍入港鎮壓，但他們也很明白，解放軍不敢也不可能大規模關殺，最多是六四的規模，那港知們是經受得起的，多數的港高港知生命財產都不會受影響，但中共國際地位大壞，西方會全面干預；在西方的高壓與制裁之下，中共可能會放寬對港高港知的某些要求，如直選之類的。

這個訴求現實嗎？如要實現，關鍵在逼解放軍入港。要軍隊出動，一定要癱瘓港府；要癱瘓港府，就要衝破警察這一關，佔領行政機關。但這，始終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癱瘓不了政府，就癱瘓掉社會。這就是我們在兩年多前看到的情景。但「社會」太大，備多力分，要全面癱瘓社會，並不比佔領港府容易多少。

假設港府被佔領，政府真的癱了，成了無政府狀態，中央若仍不介入，那「港高港知」就可名正言順地「順應輿情」出來搞個「維持會」之類的臨時政府，實質接管香港，再與中央談判。但很難想像中共會接受這個情況，所以，中央一定會介入。但中央要介入，就很難不動武。一動武，那怕只死一個人，只要武裝軍人一上街，那場面出現，效果有了，西方在全世界的宣傳就可以鋪開，一如六四坦克，全球焦點，制裁等等，逼中共讓步。如此，中共不但很難穩定局面，而且自己都要被拖入渾水，惹一身腥不說，而且是引火上身，腹背受敵。這對中共，顯然是個敗局。而香港可以有臨時政府之類，就算仍屬中國，不獨立，但可以要到更多所謂「民主」一類的東西。

港知的設想，建立在中共不敢真的大開殺戒、大搞暴力鎮壓這一點之上。這個假設，看來沒錯。但他們為什麼沒成功呢？主要是衝不破港警這一關。為何衝不破？因為動員起來的人不夠多。（如果像90年代的東歐，怎麼可能衝不破？）如果從媒體看，那聲勢真是浩大，但這基本上都是媒體上的叫喚，真正的港民，如《讓子彈飛》裡的群眾一般，都在等待，「誰贏幫誰」，並不下場。

參與的人不夠多，敢打敢衝的不夠多，衝不破港警的防線，啦啦隊再多也沒有用，這是根本的原因。群眾革命能不能成功，最關鍵的就在這裡。

結局就不用說了。港知想拿的拿不到，原有的倒是失去不少。「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一群懷惠的小人，不敢犧牲，只想收割，叫別人去衝，別人是傻子？傻子當然有，可惜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凡事總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像港知這樣膚淺幼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一廂情願，能有今天的下場算不錯了，而且靠得還是中共的理性。這些殘餘的港知們，就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了。

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25週年，當初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現在剛好一半。任何稱維持現狀不變的，永遠都只是一個美麗的想法而不可能真正實現，因為變與不變都不只是一種主觀的期盼，還必須配合外在客觀的環境。

這25年來世界局勢不斷發生轉變。從全球化的高峰走到今天接近瓦解，中國大陸從1997年經濟規模進不了世界前12到今天的第2位，整個中國海岸線原本沒有一座合格的深水港，到今天北從天津，南到湛江都已經是優質的港口。也就是說香港原本的轉運以及金融中心地位在大環境中逐漸動搖，所以原先的50年不變的目標自然不太可能維持得下去。

2019年的動亂實際上對香港而言是得不償失。筆者不必幫北京說話，這場動盪只是給了北京一個最好的機會，將原本香港內部的外國勢力做一次徹底的清除，也將香港的上層結構置換為符合北京標準的一群人。所以2019年的事件除了給了北京最好的機會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

隨著新特首的上任，香港的政治或許可以穩定，但是原先想要達成的改革目標將更加遙遠。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的立法會選舉雖然不讓人滿意，但是總比港英時代完全由倫敦當局任命的狀況要好得多。香港人應該在這樣的體制下，先把原先的遊戲規則玩好，然後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之下，向全世界證明香港人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當年英國人從大憲章之後，也是經過了400多年的努力與演進才得到光榮革命，確立了民主議會政治。所以民主從來不是一蹴可及的，是需要在不斷地實踐當中逐漸去加以完善。2019年的動盪完全違反歷史經驗，所以不可能給香港帶來什麼實質的好處。

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就不太可能再有過去那一種特殊的地位，成為兩岸三地之間的金融轉口以及各種情報交換的中心。港人也必須要認知到這一點：香港今後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與所有其他中國人民的利益休戚與共。

筆者對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小時候跟著母親去香港遊玩都感覺非常開心，台灣的七零後基本上是看著港片，聽著香港歌手演唱長大的一個世代。希望香港能夠逐漸找到自己的定位，讓社會結構更加穩定、合理，相信未來仍然是一個繁榮的港都。

共產主義由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創立，也稱為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1917年俄羅斯爆發革命，192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使馬克思主義的浪濤席捲全球。在二戰期間，蘇聯以死傷慘重的犧牲，奮力擊敗納粹德國的進攻。二戰後，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集團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對抗，有分庭抗禮之勢。

然而到1980年代，蘇聯卻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1991年解體，使馬克思主義進入非常黯淡的境地。可是不過20年後，另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美國的最大勁敵，於是馬克思主義又翻紅了。

馬克思主義一時爆紅，一時黯淡，現在又翻紅，百多年來是起起伏伏。怎麼會這樣？簡單說，資本主義是基於私有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和經驗，因此雖有不少弊端，卻是容易運作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強調平等、主張公有制，是馬克思和一些思想家近代從無到有的創新，從抽象的思想創新到具體的社會實踐，難免需要經過一些實驗試錯的過程。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社會的演進有五個階段：
原始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時的世界不再有階級、國家和政府，公有制獲得高度發展，而社會有極高的生產力，因此人人自由富足。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人人自由富足，這些太美好了，跟現在的世界天差地遠，恐怕幾百年、上千年都不可能實現，因此共產主義社會應該只是馬克思心中不可及的烏托邦。

然而蘇聯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或許是急於求成，也或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都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例如搞人民公社、集體農場及全面的去私有制等等。這樣的冒進路線等於是揠苗助長，終造成蘇聯的經濟崩潰和解體，以及中國當年的一窮二白。

中國大陸幸運，在經濟崩潰之前及時改弦易轍，實行改革開放，即回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能扭轉頹勢而迅速崛起，也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翻紅。

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容易讓人誤解為當下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因此是不大恰當的名稱。不過這樣的稱呼已行之有年，是不可能改了。筆者寧願稱呼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紀念悲天憫人、偉大的馬克思(參見《如何評價馬克思？》)。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 [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美國《紐約時報》在盤點太平洋島國這些年搭中國發展快車發生的變化後問道：“在這場太平洋影響力爭奪戰中，為什麼中國遙遙領先？”
從山東一個省，讀懂中國、南太如何走近。

因“火”結緣，靠“海”走近

據說山東與太平洋島國“結緣”離不開“火”。太平洋島國土著普遍有“火崇拜”，如跳火把舞慶豐收、辟邪。1985年9月，巴布亞新幾內亞（簡稱巴新）舉行獨立十週年慶典時，濟南魔術雜技團應外交部、文化部要求派團赴當地“助興”。中國演員精湛的表演，特別是帶有東方神奇的“噴火”特技表演征服了對“火”素有崇拜的巴新官員和民眾，山東與島國的互利合作從此“紅紅火火”。

此後，巴新首都莫爾茲比港市同東賽皮克省官員和民眾熱情要求與濟南和山東結為“姊妹”城市和省州。據官方統計，中國和島國之間已結成22對友好省市，這其中，山東共與巴新、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斐濟、湯加、吉里巴斯、所羅門群島等6個太平洋島國建立了8對友好省州、城市和友好合作關係。

在經濟領域，沿海的山東省與太平洋島國存在天然的契合性。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很多島國守著豐富的漁業資源卻難以實現“豐產”和“增收”。薩摩亞國立大學一位常務副校長曾來山東考察，當地發達的海上養殖業讓他連呼“奇蹟”，於是建議山東幫助島國發展漁業養殖和深加工。雙方的合作由初期山東省僅向一些島國地區派遣作業船隊，發展到現在在該地區建設大型漁業專用港口和捕撈、存儲、加工、運輸、銷售一體化的現代化綜合漁業生產園區。目前，山東有近十家漁業公司和船隊在太平洋島國地區作業，在斐濟、瓦努阿圖、薩摩亞、湯加等島國建有大型現代化漁業綜合園區。

青島、煙台等山東沿海城市與島國漁業合作更為密切。瀚洋水產養殖公司是湯加首個大型漁業養殖項目，已獲批准成為湯加唯一一家海參養殖出口公司，公司的管理層和幾位業務骨幹都來自煙台。這些在國內有著豐富經驗的老漁民無不驚嘆於湯加優質的天然海產養殖環境，他們很快帶領當地居民養殖海參等海產品。

從修路到種菜，中國至關重要

就像對很多其他國家，中國也幫助南太搞基礎建設。此外，農業是山東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的另一個重點領域。島國民眾的飲食以高脂肪為主，主食是以澱粉為主、熱量值很高的根莖作物，過去沒有吃蔬菜的習慣。並且受殖民宗主國影響，太平洋島國民眾大量食用“快餐式”食品，致使該地區居民的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疾病的患病率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新世紀以來，他們開始逐漸摒棄食用高熱量、高糖分食物的習慣，於是請求中國提供教育和農業技術援助，希望通過引進蔬菜種植技術改善本國民眾健康狀況。山東的先進農業技術立刻幫了大忙。

太平洋島國在掙脫殖民主義的枷鎖後，一直渴望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走上繁榮富強的發展之路。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是國際政治領域還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很多太平洋島國被邊緣化了。這讓一些島國的政府和有識之士意識到，與中國等亞洲國家實現“互聯互通”的重要性。

一些太平洋島國的政界、學界、工商界人士都提及中國對島國的平等相待，並強調中國參與的多是通往偏遠鄉村的初級公路和農業種植技術培訓站等“接地氣”的項目。而與中國相比，西方國家總是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說教“普世價值”、“民主”和“良政”，而對島國的國計民生和社會發展鮮有實質性“貢獻”。

一個民族是否有所謂的民族性，是爭議的話題。不過，日本的思想家似乎普遍認為，日本人有共通的民族性，一種邊陲心態。日本人的邊陲心態源於日本的地理位置處於東亞的邊陲，與東亞的中心中國能夠交往卻也頗有阻隔。因此日本雖然吸收很多中國文化，卻也能自行取捨，而保留日本的特色。譬如，日本接受了很多漢字和中文書籍，卻沒有接受宦官和科舉制度。(本文主要取材自 [1]。)

『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同時又受到某種文化自卑感的糾纏。它與現有文化水準的客觀評價無關，一直控制著全體國民的心靈；類似一種陰翳。我們認為真正的文化是由某個他方建構的。無論如何，自己就是矮人一截。我想，恐怕這就是兩種民族的差別所在：一個始終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來發展文明，另一個則是位於該偉大文明周邊的諸民族之一。』日本文化缺乏原型，因此日本人永遠在問，何謂日本文化？

『日本社會的基本原理與基本精神，並非「從理性出發，相互獨立的平等個人」，而是「存在整體的和諧之中…保持一體的大和 (為了全體，犧牲個人的獨立、自由)」。那就是「渾然一體的和諧」。換言之，個人在「和的精神」乃至原理所形成的社會團體下，彼此並沒有很明顯的區別，而是漠然地融為一體。』

自認邊陲，日本人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其他人可能要考慮值不值得學，教師的能耐如何之類，譬如歐美大學都會列出課程的課綱，供學生決定是否要修課。日本人不會事先確認要學習的事物是否適當，也不會追問學習後能獲得什麼好處，而更重視學習的心態，因此日本人把張良幫黃石公撿鞋的故事視為學習的典範，而掃廁所也可以是一種學習。『弟子有能力學到老師無意教的事，才是學習最玄妙的地方』。

日本在古代對中國及二戰後對美國，都曾陽奉陰違、佯裝無知，以獲取政治利益。『我們…自我設定在邊陲，以確保宇宙秩序上的安全感。同時卻又翻轉此一劣勢，配合自身處境行事。…這種陽奉陰違的做法正是邊陲民顯著的精神特徵。』

日本的明治維新遠比同時間中國清末的洋務運動、變法維新成功，因為日本人有邊陲民急切學習的心態，不像中國人很以中國文化為榮，花很大功夫爭論是否該學習西學以及該學習哪些西學。

日本學習西學，領先中國。中國人初引入西學時，頗受益於日本，採用了很多日本人對西學名詞的漢文翻譯。

陽奉陰違是日本這邊陲國家的特徵，中國人須時時警惕日本人的陽奉陰違。另一方面，若中國愈來愈富強，日本也可能對美國陽奉陰違，轉而逐漸倒向中國。

[1] 內田樹，《日本邊陲論》，立緒文化，2018。

張維迎：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進步是一日千里，不過有些人仍不滿意，還是覺得西方的月亮比較圓、比較亮，北大的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可說是代表人物之一。筆者完全贊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但是對張教授迷信「自由」和西方文化實在無法苟同。

一、（政治社會的）自由，不是「有與無」的問題。是「多與少」的問題。這是最基本的認識，而這位老兄忽略了。

二、在科學方面，過去500年，中國人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多與少，不是用國家來比，是用文化體系來分。歐美都是一個文化體系，在近代為世界貢獻了科學；但中國這個文化體系，則為世界貢獻了偉大的哲學與不依賴「神」的理性宗教精神。這一點，因近代西方人的自傲與中國人的自卑，被多數人忽略了。

三、中國用40年的時間，走過西方400年的路（略有誇張），與我們用3個月，搞懂牛頓30年的發現，不是一個概念。後者，是純個人思維活動，前者，是社會變化，所以不能類比。社會變化，有一定的適應期，一定的反應規律，不是想縮短就能縮短的。中國能縮短，雖然是有「前例」可循，可以少走彎路的關係，但還是很了不起。其他非西方民族，沒有一個可以縮短的。唯一可以的，就是日本。但日本規模小，且在文化與民族精神上向西方投降了。

四、中國在近二、三百年，科學確實落後。但這因素很多，並非單一的「自由」問題。否則，民國時期，在某些人眼中，不是比現在自由嗎？（報紙、出版，都沒有管制）科學又好在那裡？

五、如果中國現在就如歐美一般自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是開心了，但學痞與文痞更開心。你想到嗎，不夠自由（再強調，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不是「有與無」的問題，不要偷換概念）雖然壓制了好人，但也限制了壞人。等你所希望的自由降臨，是好人得利，還是壞人更得利？請看台灣便知。

六、回到現實，中國如果現在就像歐美一樣自由，則必定社會動蕩。所有對中共毛時代的新仇舊恨，全部總爆發。請看一個死了二千人（姑從眾）的228，就可以把台灣撕的四分五裂，則反右、文革死了多少人？爭論起來，中國至少三、五十年不得平靜；再回到左右對立的動蕩時代，不是不可能。

七、更多的自由不是一定不好，而是要看到，在不同的環境下，更多的自由可能更壞。沒有這個「大局」的認識，只知一味要求更多的自由，則是執一廢百，為一時之快而壞國家民族（也就是所有中國人）的百年大計。

八、當外國「先進」力量再不能夠干擾中國社會的發展時，即中國的國力強於歐美時，中國人必定可以享有比現在更多的自由。不必急。

九、如果現在就實行與歐美一樣的社會政治制度，則中國文化就死絕了，頂多就是博物館的標本，如古埃及一般，不可能再在精神價值方面走出一條新路。則世界文化不再多元，走向單極。這對全人類來說，也不是好事。雖然在某些人眼裡，「中國文化」是死不足惜的。但凡有良知血性與對中國文化有真知實感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十、西方文化，因宗教精神的衰落及科技瓶頸等限制，正走向集體衰落。此時向西方靠攏，是自尋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