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很多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爭相研究中國是如何辦到的。中國的發展龐雜多端，要掌握到重點頗為不易，中研院院士朱雲漢出版《高思在雲》（[1]），在書中簡潔清楚地指出中國成功的三個主要因素，非常中肯，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朱院士不愧是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

中國能夠迅速崛起，最獨特的優勢是它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從1949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土地和工業資本都國有化或集體化，這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資本。一個貧窮的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金，窮國的人民只能勉強糊口，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餘錢可以投資基礎建設。中國因為都市土地都是國有，地方政府靠「土地批租」，即轉讓土地使用權，就能籌措到發展基礎建設的資金，而且隨著都市的發展繁榮，土地批租的價格會水漲船高，於是能籌措到更多的資金，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此外，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能夠把資源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目標上，而其政治體制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可以達到社會最底層，因此執行力非常強。

中國非常大，大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也可以是巨大的優勢。中國善用它地大人多的優勢，是它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首先，大才能夠有「規模經濟」，有些關鍵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例如台灣不可能建立高鐵產業，中國有市場和規模，已經打造出世界一流的高鐵產業，近年開始外銷到其他國家。其次，大市場有磁吸效應，世界的前五百大企業幾乎都搶著進入中國，希望搶占成長市場的有利位置，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有談判籌碼，要求外資答應某些對中國有利的條件，例如移轉某些技術或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等。其三，因為大，中國產業可以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內部就能形成「垂直分工」，先利用沿海的有利條件，等沿海的成本升高，再遷向內陸，像接力賽一樣，延長經濟成長的高峰期。

中國快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充分掌握「後發優勢」，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先進國家的資本，採用和借鑒先進國家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但可以視情況跳過先進國家當初發展的某些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因此進步可以非常非常快。例如，在一些偏遠地區建置有線電話可能很困難，於是一舉跨入建置無線與數位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服務業還沒有充分市場化，但是網路金融卻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中國一開始是模仿，現在逐漸能夠創新，掌握後發優勢和全球化，先成為「世界工廠」，現在再成為「世界市場」。

雖然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仍低於美國，其每年的經濟增量已經超越美國，取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上述的三項優勢仍然持續，因此中國被看好，還會繼續中高速成長相當長的時間，成為所謂的「新常態」。

[1]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遠見天下文化，2015。

                                                                                     

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歷經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努力，不斷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道。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足資後人緬懷效法。

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了豐厚的資金與技術，他們挾其船堅炮利到處掠奪、擴張。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同受西方強權威脅，於是雙雙尋求自救之道。日本1868年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隨1889年頒佈君主立憲的憲法後，遂告一段落。明治維新後，日本前後於1894-1895年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中國與俄國，奠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較之日本，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尤其歷史文化悠久深厚，要實施現代化，必須固有文化、制度騰出空間來，接納新的文化、制度進入中國。

筆者經常思索，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努力，卻一再失敗呢？其中固有種種因素，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不如日本歷史文化淺，包袱輕，要放下，吸收新事物不難。是重要原因。

中國從1894/95年甲午戰爭起，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止，被現代化後的日本，整整欺負了五十年。而今日本雖已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侵犯中國，但借助美國的勢力，仍在釣魚島，甚至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蕞爾小國的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扮演著中國的小徒弟，竟敢爬到師父頭上來“拉屎拉尿”，此令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能不奮發圖強，加速致力國家的現代化嗎？

談到現代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仿效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這個觀念，長期以來無人提出過異議。中國從清末起，就不斷有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戰前主要是歐洲的德、法等國和近鄰的日本，戰後則漸改為去美國留學為主。基本上哪個國家富強先進，就往哪個國家去學習。日本雖不如歐美先進，但因文化相近，距離不遠，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學的人也不少。臺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幾乎一半以上都去了美國。

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幾乎是整個民族的共識，無人會提出異議。然而最近中共在其二十大上卻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不但提出了現代化，還強調了中國式，而非西式，更不是日式、美式的。這有何新意呢？既然如此，中國還需要再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嗎？學術，尤其是自然科技，本無意識形態、國界的區分，在誰手裡就為誰服務。然則何以還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呢？

戰後美國，通過吸納外國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政策，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國最尖端的人才，為美國的發展、富強效力。人才比金子還珍貴。文革後的大陸提出，科技是最大的生產力，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此不但吸引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回國，還吸引了不少外國科技人才到中國服務，這頗像美國戰後“楚材晉用”的做法。

科技猶如工具，本無意識形態與國界的區分。戰後的美國就是利用了此一觀念，吸收各國人才為其效力，出謀獻策。通過此一政策，美國確實快速地強了大起來。不幸的是，美國強大後，尤其成為超級獨霸後，卻利用其實力欺壓剝奪較落後的國家、地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留在美國，為美國服務的外來族裔的國家和地區。

最後，容筆者嘗試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下個定義。首先，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是帝國主義的，那是有害無益，不足取的。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與國情，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其次，它是為世界和平，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的。         

中共的二十大剛閉幕，世界各地跟中國有關的股票多有不小的跌幅。如何解讀？二十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都與習近平關係密切，被稱為習家軍。習家軍應該會比現在的執政團隊更忠實地執行習的意志，而習被評斷為重視國家安全超過經濟，因此中國未來的經濟不被看好，導致中國概念股大多下跌。習家軍真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嗎？

習被評斷為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大約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習堅持動態清零和封城的抗疫政策。動態清零比全面躺平抗疫哪個對經濟傷害大，很難說。對於被封城的城市，其經濟損失是很大，但需要封城的城市總是少數及短時間，而其他的大部份地方，大部份時間都少有疫情，經濟活動可以正常運行，因此總的看，動態清零未必比躺平抗疫對經濟傷害大（更別提後者的很多染疫者可能有後遺症，影響其生產力）。譬如台灣現在是躺平抗疫，每天仍有幾萬確診染疫，自然造成很多人不敢上餐廳聚餐，難免影響經濟；而大陸沒封城的大部份地方，確診染疫數極少，人們自然可以正常上餐廳聚餐。

躺平抗疫與動態清零可說是自由與生命的取捨。除了中國實行動態清零抗疫，所有其他國家幾乎都實行躺平抗疫。美歐先進國家已經染疫死亡太多人了，非要在經濟上扳回顏面不可，因此堅稱，動態清零比躺平抗疫對經濟傷害更大。但經濟數據卻不支持這說法，譬如：中國今年前三季的經濟增長是4.8%、0.4%和3.9%，美國前三季的經濟增長是 -0.9％、-1.6%和2.6%，而美國的通膨比中國高得多。

其二，習近平信仰社會主義，實行共同富裕、消除絕對貧窮、戳破房地產泡沫、打破網路平台壟斷市場等等干涉自由經濟的政策。美歐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比社會主義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因此不看好習家軍未來的經濟政策。其實自由經濟會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習以社會主義政策，調整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短期雖然不利於大企業和股市、房市，長期卻有利於均衡穩定的經濟發展。美歐的批評真是短視啊！

其三，習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國家安全多於經濟發展，因此習家軍被評斷為不重視經濟。獨霸世界多年的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等，企圖全面壓制中國的崛起。中國面臨這樣巨大的威脅和挑戰，習著重國家安全是必然的，卻不表示他不重視經濟。影響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因素不就是經濟實力嗎？有經濟實力，才能有軍事實力，才能有國家安全。習家軍怎會不重視經濟？

美、台媒體宣稱，習家軍不重視經濟、搞不好經濟，大半是例行的唱衰中國，加上一向偏愛資本主義而看扁社會主義。這能造成中國概念股的短期下跌，卻改變不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

自4月中起，大陸河南省的4家村鎮銀行的一些存戶發現，他們從線上存款通路無法提款，他們不是河南居民，想到河南當地去抗議及提款，卻發現其健康碼無端變成「紅碼」而無法自由行動。事情於是爆發成為令人矚目的新聞。

另一方面，最近大陸至少有20個省的150個預售屋建案淪為中途停工的「爛尾樓」，導致很多購屋民眾集體拒絕繼續繳付工程款 (有些媒體稱此為停繳房貸是不準確的，房屋完工交屋後才有房貸)，對銀行和房地產商形成巨大壓力。

河南村鎮銀行和爛尾樓停繳款，這兩事件有多嚴重？是否可能危及大陸的金融穩定？

首先，河南村鎮銀行事件當然有嚴重的弊端，銀行多半已被掏空才會付不出存戶的提款；村鎮銀行屬於金融，跟防疫用的健康碼管理風馬牛不相及，竟有辦法更改存戶的健康碼，這當然是濫權，表示村鎮銀行與防疫單位有勾結。村鎮銀行屬於縣市層級，受省的監督，四家村鎮銀行發生這樣的弊案，河南省難辭其咎，必須追查到底。

河南村鎮銀行事件是弊案，但是影響不大。村鎮銀行是農村的社區銀行，規模相對小，旨在為當地(縣)的農民或企業工廠提供金融服務，以促進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大陸的村鎮銀行達1641家，覆蓋1306個縣（市、旗）。河南的4家村鎮銀行出事，只占很小比例，應該只是個案。自7月15日起，河南省已經開始墊付5萬元(人民幣)以下小額存戶的提款。此事件看來不需中央介入就能逐漸平息。

爛尾樓停繳款事件比河南村鎮銀行事件嚴重得多，不過不是新案，是去年中爆發的，包括恆大集團在內的一些房地產商的債務危機的延續 (參見《中、美有債務危機？恆大如何？「現代貨幣理論」解惑》《恆大危機溯源》)，因此不必大驚小怪。這些房地產商的債務相對於其資產是太高了，形成有危害的經濟泡沫，大陸政府因此對這些房地產商收緊銀根，不再放貸，以避免它們繼續擴大債務。這些房地產商急需現金償債，於是挪用了其預售屋建案的購屋民眾的繳款，但是卻不繼續其建案，而形成爛尾樓。這樣當然損害購屋民眾的權益，導致他們拒絕繼續繳款並群集抗議。

爛尾樓停繳款事件同時發生在20多個省，表示大陸的預售屋建案的資金管理有漏洞，而必須加以改進，以保證預售屋的建造與購屋民眾的繳付工程款同步進展，而不能任意挪用購屋民眾的繳款。所幸這次事件，在有關部門和房地產商等的迅速處理下，多個呈現停頓的預售屋建案，有的已經恢復施工，有的則迎來復工的消息 (參見《淡化爛尾樓風暴 中國央行官媒：多個樓盤復工》)。看來事件應該能夠逐漸平息，就算有部份房地產商撐不下去而倒閉也不是壞事。

像恆大這類債台高築的房地產商，過去一年已賣掉不少資產，並且勉強償還了不少債務。這對於企業本身和一些利害關係人，包括購屋民眾，都不好過。然而這是消除經濟泡沫的必然過程，並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經濟泡沫消除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才能更健康、更上層樓。

當年許文龍是對的，看清產業未來發展趨勢。2009年11月，鴻海集團的群創光電宣布與奇美電合併，群創為存續公司，更名為奇美電，奇美許家與鴻海集團為大股東。2019年7月，奇美集團認賠賣出19.6萬張群創股票，處分金額僅14.35億元，實際認列損失高達32.35億元。

中國大陸從輕工業、重化工業到高科技產業的幾乎所有民生產業，掌握托拉斯經營思維，先以國家資本集中補貼重點初創產業的研發生產環節，並提供國內市場保護措施形成良性孵化循環，再藉由舉國之力助推一帶一路大戰略，佈局海外市場准入破口，逐步以「價格破壞」提供高性價商品的方式，蠶食鯨吞國際市場橫掃全球，用白菜價搶進原有高端科技產品市場份額，不斷擠壓先進和中端國家同業的生存空間。臺灣、日、韓的面板產業存亡史，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2021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但是中國大陸的面板產業卻一路扶搖高歌，收入規模創下了歷史高位。尤其在上半年，顯示面板的市場供不應求，價格也持續上漲，以至於全年整個行業的收入規模高達1366億美元，增長了18.2%。

2021年也為大陸面板產業的持續突破奠定了根基。根據統計顯示2021年，大陸本土企業的面板出貨量佔據了全球60%的市場，台灣、韓國和日本的出貨量分別是21.4%、11.5%和6.3%。

更重要的是，面板行業的收入規模排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陸本土的京東方以2193億元的收入位居全球第一，TCL華星光電的營業收入達到881億元，位居全球第四，排在三星顯示和LGD之後。台灣的友達和群創分別排名第五和第六，收入分別是835億元和789億元，這也是TCL華星光電首度超越友達和群創。

這意味著，大陸的面板雙雄，已經全面超過了台灣的面板雙雄，對台灣的面板產業完全形成了規模壓制。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