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內有(中共)政黨組織,如何? | 郭譽申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

美中貿易戰如何?會經貿脫鉤嗎?影響中美如何? | 郭譽申

2018年美國對中國開啓貿易戰,短期的目標是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長期的目標可說是美中經貿脫鉤,即減少美國對中國的經貿依賴。美中貿易戰已進行四年,狀況如何?美中經貿是否脫鉤?影響中美如何?

美中貿易戰曾使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稍降,但是隨即碰上新冠疫情,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美國去年(2021)的貿易逆差創下歷史新高,達8591億美元,比前年增加27%。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不減反增,擴大為3553億美元,比前年增加14.5%,為三年來的新高。美、中的經貿關係不僅未脫鉤,反而更加緊密相連,使貿易戰幾乎白忙一場。此外,跟貿易戰有些相關的高通膨已經持續快一年,讓美國頭痛不已。

這些數據給美國上了一課,單邊的懲罰行動,如增加關稅,其脫鉤效果不明顯,還帶來「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副作用。於是美國逐漸轉向「精準脫鉤」,即脫鉤的範圍要盡可能小,只要在關鍵技術領域和中國脫鉤,而其他領域仍然可以正常往來。這是中國在5G如華為、人工智慧如曠視科技、無人機如大疆創新等具有技術優勢的公司,紛紛受到美國「重點制裁」的原因。

精準脫鉤、重點制裁,似乎是蠻厲害。譬如華為,幾乎被迫放棄整個手機市場,而其5G設備則被阻擋在美歐市場之外。不過,美歐也不是只賺不賠的,華為放棄的手機市場有部份被中國其他的手機品牌補上,而美歐購置華為之外的5G設備,需要付出更多的經費,才能達到同樣的功能。

更重要的,中國非常龐大,精準脫鉤、重點制裁雖能打擊少數特定的中國企業,但不過是九牛之一毛,並無法影響、改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局。中國201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大約是美國GDP的67%,兩年後的2021年,中國的GDP已經達到美國GDP的77%。這經濟數據雖然很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有些不尋常,但是仍顯示,增加關稅的全面脫鉤和重點制裁的精準脫鉤,都阻擋不了中國的崛起,而且美中的經貿脫鉤頗難實現。

除了中國的GDP追近美國,下列兩經濟數據顯示,美國已經愈來愈沒有實力對中國進行貿易戰和經貿脫鉤:

2021年,中國前三大貿易夥伴依次為東盟、歐盟和美國,對這些貿易夥伴的進出口總值分別為5.67、5.35和4.88兆元人民幣(參見《陸去年貿易進出口總值年增21.4%,再創新高》)。美國已落居中國貿易夥伴的第三名,美中經貿在中國經貿中的占比在減少,因此美中貿易戰愈來愈傷不了中國。

中國的全球進出口總值自2017年起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其2021年的進出口總值更超過美國達29% (中國6.05兆美元,美國4.69兆美元)。這表示中國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已明顯超過美國,若美中經貿完全脫鉤,各成隔絕的體系,多數國家應該會西瓜偎大邊,靠向與其貿易額較大的中國,而不是美國。

台灣的經濟學者和官員大多預期/期盼,美中貿易戰能導致美中經貿脫鉤,因此削弱大陸的經濟([1] [2])。四年來的實況顯示,美中經貿難以脫鉤而大陸將繼續崛起。這些學者和官員都是一廂情願,心中只有政治正確,而沒了經濟專業。

[1] 朱敬一,《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2021。

[2] 陳添枝,《美中貿易戰,戰什麼?:大國崛起與制度之爭》,2021。

大陸、台灣的經濟新局面 | Friedrich Wang

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在去年底達到17.7兆美元,已經接近美國的80%。地球上有第二個國家達到這樣的程度,對美國來講是將近100年來沒有過的狀況。以前筆者就多次說過,中國在人類文明發展中長期領先,所以未來經濟規模超越美國只是拿回了本來在歷史上就有的地位。

不過,我們仍要注意規模並不代表一切,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比英國要大。所以要注意的是產業的內容以及技術發展水平。當年乾隆送給英王喬治三世的禮物是絲綢、瓷器、茶葉,而喬治三世給乾隆皇帝的是手槍、鐘錶、船隻模型。這充分反映了兩個國家在產業內容上的差異,中國雖然經濟規模很大,但是只是一個農業以及手工業國家,而英國此時歷經工業革命已經蛻變成一個工業強國。

今天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非常龐大。但是我們要注意在關鍵技術以及零組件上仍然非常依賴歐、美、日,甚至於韓國、台灣。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在許多關鍵性技術以及零件上面的封鎖,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雖然,美國也沒討到什麼便宜。

大陸的政府從去年開始對房地產以及網路等產業進行強力的整頓,也不再允許虛擬貨幣的交易。這個龐大的國家已經不再將重點放在向上成長了多少,而是希望資源能夠產生水平滾動效應,藉此一定程度上來消除社會的矛盾以及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這是一場重大的人類文明史上的實驗:有沒有可能透過一個強勢的政府的手段,來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因為,過去的市場經濟信仰者總是強調不要跟市場對著幹。

總之,今年對中國大陸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年份。這並不是空話,而是這一次調控是否有效將會在今年逐漸顯現出來。現在的領導班子將在今年底邁入第三任,如果調控的效果不好,勢必將影響到政治穩定。最近習不斷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絕不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中美貿易戰一定程度上讓台灣得利。台灣最近三年經濟數字坦白說表現不錯,但是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卻也更深,這代表了中國大陸面對歐、美、日的各種抵制,對台灣在整個供應鏈上的角色難以割捨。台灣就在這種既參加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又受利於中國大陸市場需求的弔詭中生存。只能說民進黨政府很幸運,加上宣傳策略得宜,在野黨是一群廢物,所以即使有各種貪污腐敗的行為,應該仍很有機會持續執政下去。

疫情終究會過去,但是全球化的腳步不會停止。RCEP已經是既成事實,而台灣卻在這之外,未來只能是對中國大陸的市場依賴更深。但是台灣內部卻對中國大陸的疏離甚至於仇恨更深。兩相激盪,未來的發展就有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發展中大國的都市化不容易-中國如何? | 郭譽申

現代化是從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逐漸發展工商業、服務業,由低價值產業,持續往高價值產業演進發展的過程。現代化必定伴隨著都市化,即農村人口逐漸被吸引集中到都市,因為都市更適合工商業、服務業,而有較高的所得。都市化對農村也有好處,使農村人口減少,每個農民分攤到的耕地增加,於是適合農耕機械化,可以增加農民的生產力和所得。

都市化對於較小的國家幾乎不成問題。以台灣為例,台灣人口少於上海市的2780萬,多於北京市的2090萬,換言之,即使台灣的人口全集中在台北、新北、桃園(當然只是假設),而形成一個大都市,其擁擠程度就跟上海或北京差不多,還算可行。這表示小國少有都市過分擁擠的問題。

然而中國大陸這樣的大國,都市化就不容易,有不少難處。上海、北京已經是人口超多的大城市,而其他的重慶、天津、廣州、深圳等等人口都超過千萬。都市化要讓人口集中到都市,但是人口太多可能超過都市的負荷,而拖垮一個都市。人口應該如何分布在各個都市、農村,是大國都市化的難處。

事實上,工業先進國家很少有人口超多的大城市,而發展中大國常因為都市化不成功,而形成擁擠雜亂的超大城市 (參見《2020全球城市規模排行榜公布!》)。一些中等收入大國,如墨西哥、巴西,就因為都市化不成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致長期無法晉升為已開發國家。

發展中大國的都市化時常不成功,因為大都市的生活機能較佳,工作機會較多,而勞工工資亦相對較高,自然會吸引大量農村居民加速移入,於是容易在大都市裡形成許多低所得、環境髒亂、治安不佳的貧民窟,造成都市社會的不穩定、不安全,最後拖垮原本生產力高的大都市。

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機制能影響農村居民的加速移入大都市,中國大陸卻有戶籍制度能夠調節農民工的移居都市,農民工是已在都市工作的原農村居民。中國自古就有戶籍制度,戶籍記錄一個人的長期居住地。大陸一向根據每個人的戶籍,由當地政府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和福利,如醫療保險、公立學校就學等等。

大陸的戶籍區別農民和都市居民,近年都市已開放接受農民工的入籍轉為都市居民。愈擁擠的都市,如一線都市,對入籍農民工的要求愈高,而愈不擁擠的都市,如二、三線都市,對入籍農民工的要求愈低。這樣政府就能適度調節農民工的入籍都市,讓已經很擁擠的都市不會超過其負荷能力,而較不擁擠的都市獲得人口的補充。可以想見,這樣的政策大致能保證優良的都市化,及促進地區均衡發展,比任由農民工大量移居少數大都市為佳。這是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大國發展得好,並可望晉升為已開發國家的原因之一。

歐美一般沒有戶籍制度,一些學者專家於是傾向把中國的戶籍制度污名化([1]),農民戶籍被視為歧視,而農民工被視為受剝削的犧牲品([1] [2])。本文駁斥了對於戶籍制度的污名化。筆者已在另文指出,農民工不是受剝削的犧牲品,請參見《評《尋租中國》-看清大陸的發展之路》。

[1] Dexter Roberts,《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2020)。

[2]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2019。

中國獨特的建國方針 | 張自立

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跟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形成相當獨特的建國方針:

1,一黨主政,政局安定

不浪費精力在選舉上,國家政策可有穩定的長期連貫性。對比之下,民主是靠選舉,而選舉很容易造成不同意見的嚴重對立和製造民粹,在台灣有藍綠的對立,在美國,有民主黨和共和黨嚴重兩極化的對立。以我在美國的感受,目前這種對立日趨嚴重,而且看不出短期內有化解或緩和的可能。但是一黨主政有一個致命的危機,就是不能失敗。中國政府深刻了解亡黨亡國的危機,其施政佈局正如兵法所云,置於死地而後生。

2,土地國有

非常高效率的支持城市發展和基礎建設。對比其他的國家,要建鐵路、公路或任何公共設施,徵地就是一個非常繁煩的事情。印度要建高鐵,2014年和日本談好,預訂2021年完工,結果到現在還沒開工,因為徵地太困難。

3,中國的行政不接受外國政府的干預

舉幾個反例吧,南韓的軍隊是受美國指揮;大量的美軍駐紮在日本,日本的政治、經濟、國防均受制于美國;2009年10月,陳水扁向美國軍事上訴法庭請願,主張自己是美國委託在台灣治理的「實質民政首長」,他主政時,按美政府命令行事,經常接受美在台協會主席的指示;再看看今天的台灣,政府有膽子做任何美國反對的事嗎?

4,中國國家政策不受任何財團或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

眾所周知,美國國策受軍工複合集團的長期影響。

5,政策不受任何宗教團體的影響

看看世界上那些回教國家是怎麼治國的,印度受印度教的影響,世界上每個國家,當一個宗教的教徒數量達到一定的比例時,這個國家的行政必然受到這個宗教的影響。

6,國家重視民意,但國家政策不盲從民意

民間崇尚快意恩仇,而政府卻必須深謀遠慮。民主國家的政客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絕對不敢違背民意,不惜用人民的生命、國家的前途,做賭注來冒險,台灣與美國皆如此。親美反中,真的是台灣最佳的選擇嗎?可是現在台灣的民意,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目前兩岸關係惡劣,大陸民間的武統聲音不斷,中國政府此時,對武統發出「不得妄議,國之大事」,這就是政策不盲從民意的一個例子。李光耀曾經說過,政府政策有時候可以一時不被公眾理解,但是終應該通過落實政策的成效,來贏得公眾的認可和接受,中國的武漢封城又是一個例子。

歐美困於對全球化的反抗,唯中國得利 | 郭譽申

全球化利於世界經濟,加速世界的進步,卻也衍生很多難解的問題。甚至可說,現在世界上大部份的問題都源於全球化,或是因全球化而加重。很多人於是加入反全球化的行列,著名的新聞工作者Nadav Eyal因此出版 [1],詳述全球化導致的各種難題,以及反全球化的各種現象。

簡單說,全球化讓貿易、資金、人員等在全世界移動,達到最高效率的配合,因此有利於世界經濟,及加速世界的進步。但是全球化同時助長了剝削,包括對勞工的剝削和對自然環境的剝削,後者導致氣候變遷、物種滅絕等損害。

伴隨著全球化,美國以其軟、硬實力強力推廣其意識形態、文化等,導致穆斯林基本教義主義的猛烈反撲,以及很多中東、北非國家的內部衝突,甚至內戰。前者製造許多恐怖攻擊事件,包括九一一恐攻,而後者造成大量的穆斯林難民、移民流入歐洲。

有些類似歐洲近年穆斯林難民、移民的大量增加,多年來的全球化造成美國的有色族群持續增加。這些現象讓主流的白人族群感受到威脅,歐美因此興起排外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極端者甚至會對境內的穆斯林、有色族群發動恐怖攻擊。

全球化導致,歐美富裕國家裡的很多中低階工作轉移到開發中國家,擴大了歐美內部的貧富差距。此外,全球化使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迅速擴散到全球,尤其造成歐債危機;對這金融危機的處理凸顯了全球化世界的不公平、不正義,少數頂端菁英幾乎只享厚利卻不須負責,而多數中產階級則每況愈下。這些造成歐美民眾對其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擴大為不信任任何權威和科學,使國家治理愈益困難。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崛起很受益於全球化。不過 [1] 很少提及中國,僅提到全球化造成中國自然環境的大量破壞。是的,幸而近年中國已普遍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使環保問題頗有改善。除此之外,[1] 裡所述的各種全球化難題可說並未降臨中國。

現在的全球化始於二次大戰的結束,主要由美國規畫和推動,過去的效益相當顯著,有助於美國的長期保持世界最大經濟體,以及西歐、日本的戰後迅速復興。然而如 [1] 所述,近年的全球化卻造成歐美很多的困擾。為何早年的全球化頗有益於歐美,而近年則反之?[1] 並未涉及這問題。

筆者推測,由於中國的強大競爭力,使歐美從全球化的獲利大減,再也無法彌補全球化對其所造成的損害,因此全球化的各種難題顯現,而很多歐美民眾愈來愈反全球化。(但全球化仍將持續,參見《疫情後的世界將如何?Zakaria的觀點》。)

[1] Nadav Eyal,《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Revolt: 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 2021)

明代以來的一些改革有共通性 | Friedrich Wang

早上抓住時間看看明清史上的一些改革,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

明代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是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大事。這代表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人口資源的解放,以及政府稅收結構開始大幅度轉變。過去左派史學家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期。一條鞭,簡單說就是承認過去戶口與田土登記的虛化,不把人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進入市鎮從事工商經營或者進入工坊。政府開始加強對商業與手工業經營者課稅,而慢慢降低對田賦的依賴。

一條鞭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的戶籍與土地登記已經失靈,地方政府沒有賴以徵稅的依據,或者甚至根本抽不到稅。朝廷也一樣,國庫因此而走向空虛,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明朝來說可謂生死交關。

一條鞭改革是從張居正主持朝堂後才開始的嗎?完全不是。事實上,在嘉靖、隆慶時期的嘉興、松江、寧波等地方政府已經默默實行,甚至是冒著被朝廷降罪的風險開始試辦。各種不一樣的名稱,如鞭法、一串鈴法等等,而且慢慢收到效果,農村、城鎮、地方政府、朝廷可說四贏。江南地區的水稻農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與勞力成本投入,所以佃戶特多,這種稅法也代表了朝廷的力量持續由地方基層撤退,讓農村秩序重整,真正形成地主主導經濟的局面。

張居正深知晚明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所以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希望有所挽救。他用朝廷的名義正式承認既成事實,將這套稅法頒布天下,全國一致通行。這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帝國開始了數十年的迴光返照。這樣民間冒險先行,朝廷後來跟上的方式,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這固然反映了官僚集團部分的僵化,但是也側面證明了民間活力的充沛以及部分地方官僚願意有所變通。

當年滿清統治台灣的模式,其實與上述也很類似。滿清政府收台灣入版圖後,一開始的確將這裡視若邊陲省分,類似像雲南、新疆的狀態,所以比較消極。但是因為朝廷沒有積極管轄,反而讓閩粵地區的移民在這個島上迸發出甚大的活力。台灣就在這些充滿著粗俗、野性、但是積極進取又時常強搶豪奪的羅漢腳手上逐漸開發完成,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竟然成為中國的東南穀倉,一個新移民開墾下的成功案例。

台灣成功的關鍵,反而是朝廷的消極以對。若積極管轄,給予各種限制,那是否有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未知數。今天台灣的主流觀點竟然以清朝對台灣長期消極以對為理由,來側面證明大陸無愛於台灣。那可以反問,若朝廷給予種種管轄與限制,今日是不是又要說,朝廷的專制荼毒所以影響了台灣開發?

到了近代,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當年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讓中國大陸民不聊生,民間活力徹底窒息。1978年,本來年年吃不飽的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與村幹部,冒著被鬥死的風險,按下18個血手印,將整村的田地按照各戶的生產力平分,所謂的「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改革就此到來。這與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對著幹,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一年後,該村的農產量激增5倍,全村吃飽外還可以幫忙旁邊的幾個村。消息傳出,其他各村紛紛仿效,並且震撼了全中國大陸。農村在短時間內真正獲得了溫飽,這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第一聲胎音。

還好鄧小平已經完全地當權,所以拍板定案,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整個社會奄奄一息的狀況立刻扭轉,中國的命運就此發生改變。其實這就是把人民由公社鬆綁,開始可以追求自己的財富與前途。而小平先生,與當年的張居正的角色其實沒有兩樣。這讓中國開啟了幾十年的榮景,中國人的智慧與勞動力得到解放,取得驚人的成果,否則當然就沒有今日的中國。

我們讀歷史要懂得辯證地去看問題。官僚與人民並不一定絕對對立,在一定的條件與狀態下,官僚與人民可以互相照應,歷史進程的推動就是這樣逐漸完成。

大陸努力全面脫貧 | 張自立

2015年全中國有12.8萬的貧困村,2949萬的貧困戶,832個貧困縣,5630萬的貧困人口,這些調查與核實的結果,登記在國家的資料中心,目標訂於2020年底,全面脫貧。

大陸的脫貪,絕不是發發錢了事,1986年5月,政府爭取在"七五計劃"解決絕大多數貧困地區人民溫飽問題,徹底改變單純"救濟扶貧"的辦法,實施新的經濟開發方式。

政府脫貧的目標是,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收入的目標2015年是9000元人民幣一年;二不愁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是,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脫貧的最終目的是:
1. 要讓脫貧的百姓,心理上建立強化的自願脫貧的動機。
2. 教育脫貧、職涯規劃和發展計畫。
3. 要就業自立、助學脫貧、免收學雜費、供工讀生。
4. 鼓勵存款。

2015年22個省區向中央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以軍令狀方式層層簽署到基層,中國脫貧的做法是:

1. 以發展比較好的省份或直轄市,對口西北和南方艱苦的省區,提供資金、專業技術與人員的協助,例如北京對口內蒙古,江蘇對口陜西,浙江對口四川,福建對口寧夏等等。最近中國拍了一個電視連續劇"山海情”,就表述出福建支持寧夏扶貧的一些實際發生的故事,其中一個村子就叫"閩寧村(福建支援寧夏)”,從1997年人均500元到2019年1.4萬元。

2. 對於一些貧困地區交通不便,能修路就修路,不能修路就搬村,到2020年,搬遷的貧困人口共有981萬。所謂要想富,先修路,路通了,人可以走得出去,貨也可以運得出去。

3. 每一個貧困地區都有扶貧專員進駐,長達數年之久,要為這個貧困地區解決困難,想出出路。

4. 網路一直通到到窮鄉僻壤,讓這些貧困人民可以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而且網路可以直銷,把村子的生產銷到全國。

5. 扶貧中另外一個重點是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希望貧民的下一代,不再是貧民。

從2015年脫貧攻堅開始,到2020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全國全部脫貧。中國目前和以後會不會有窮人?當然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總有一部份人,不願意工作,不知道努力,不知道量入為出,註定還會變為窮人。中國的全面脫貧,只是國家努力完成了對全國人民脫貧的處理,不可能完美,但很少國家能這麼做。

解讀恆大地產危機 | Friedrich Wang

很多人對於最近恆大地產的危機都有解讀,但是多數沒觸碰到重點,原因是對於中國大陸政經體制的不了解。這場地產集團的危機與當年美國雷曼風暴,或者幾年後的歐債危機可說完全不同。

簡單說,中國大陸的憲法明白規定土地國有。所以這20年蓬勃發展起來的地產與建築業,基本上是建立在官商合作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地方政府藉由開發的名義,將土地出售給地產商,然後各種建案得以動工上馬。當然,這中間就是地方官僚、財團、建商,三位一體下的利益共生結構。這,自然衍生出許多的問題,也製造了腐敗現象。而這種官商利用開發名義的合作,與上面雷曼風暴或歐債在結構上不可劃歸一類。

當房地泡沫開始湧現,銀行爛頭寸越來越大,中央再出手整治炒房,這就使得恆大急速墜落,終於一夕崩潰。所以,這與上述歐美金融危機的第二個不同點在於,這是北京中央主動打房政策下的產物。簡單說,這個經濟大泡沫是共產黨主動去刺破的。

那為什麼要主動去刺破泡沫?就不怕引發系統性危機嗎?風險的確是存在。但是對中共政權來說,若繼續放任財團的肥大,壟斷社會資源與財富,那最後的結果就是引發社會更大的危機,甚至於動盪。中共的思考,永遠都以維護政權的永續存在為第一,所以其必須下這個狠手,冒這個風險。

當然,中共應該有評估過後果與執行的步驟。我們接下來,就看看這場大戲最後會牽連多廣,會有多少不良金融機構與地產商勾結的地方官員會因此下馬或法辦。8月底,杭州市委書記就被停職查辦,而杭州在這20年的房產突飛猛進,已經是比美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了。

大陸不僅在整治房地產業,也包括金融業。前幾天習近平已下令徹查25家重要的金融單位,是否與大型民營企業(包括恆大)有不當的利益關係。這樣的發展到明年約11月的中共二十大(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陸領導人換屆,將可以看出端倪。

恆大危機溯源 | 郭譽申

大陸的恆大集團面臨可能倒閉的危機,前兩天其主要子公司恆大物業被香港證交所無預警停牌,即暫停股票交易,同時媒體報導地產巨頭合生創展在洽談收購恆大物業51%的股份。合生創展趁恆大危機低價併購恆大物業,屬於正常的商業行為。看來恆大崩潰易主,已成定局。恆大怎會走到這地步?與大陸的經濟發展有何關聯?

恆大的核心業務為房地產開發,但是近年實行多元化經營,亦發展新能源汽車、旅遊、體育、金融、健康養老等許多領域。恆大的多元化經營有些幾乎是肯定會失敗的,如新能源汽車。汽車工業正在大轉型,需要新能源、自動駕駛等許多創新的技術,與恆大的本業房地產開發風馬牛不相及,恆大若有多餘資金投資於有技術、有前途的汽車製造企業,是可以的,但是自己搞新能源汽車製造,憑甚麼?

恆大的子公司恆大財富銷售不少理財商品,然後不顧金融業的規範,把客戶的理財資金任意投入恆大集團的關係企業,現在造成理財客戶的群集要求兌付金融商品,但是可能血本無歸。這是金融業的大忌,金融公司應該與其他企業有區隔,以免資金的私相授受,不受金融監管機關的監理。這裡的問題可能是金融法律不周延,也可能是恆大遊走法律邊緣或根本違法。

恆大從過去的大肆擴張到今天的倒閉危機,可說是大陸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吹起的經濟泡沫終於破裂了。金融海嘯前,大陸的外貿金額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0%,金融海嘯造成大陸外貿的大幅衰退,很可能使大陸的經濟增長大幅減緩,中共因此推出兩年內4兆人民幣的振興方案。這樣的強心針雖然暫時維持其GDP增長在10%上下,卻製造出嚴重的經濟泡沫。恆大與很多其他企業一樣趁機大肆擴張,雖然表面風光,卻多屬於低效率甚至失敗的投資。近年資金不再如當年寬鬆,恆大未能加速調整其體質,終於面臨倒債危機。

金融海嘯後中共推出4兆人民幣的振興方案是經濟泡沫的禍首,大陸當時為何需要這麼做?當年大陸官僚貪腐嚴重 (參見《評《尋租中國》-看清大陸的發展之路》),高經濟增長是中共執政的正當性的主要來源,中共承擔不起官僚貪腐加上經濟走弱所引起的民怨民憤,因此不得不推出極為龐大的振興方案,即使明知會形成經濟泡沫。

現在的大陸與2008年時大不相同,習近平打擊貪腐,對抗新冠疫情,抵抗美國的貿易戰、科技戰,都相當成功,使中共執政的正當性確立,大陸因此完全承擔得起一些經濟的波折。看清這差異,恆大的倒閉危機可說是中共有意的戳破經濟泡沫所導致的,讓低效率甚至失敗的投資退出市場,才能以高效率的投資取而代之。經濟泡沫的破裂,短期雖然造成一點金融和經濟震盪 (參見《中、美有債務危機?恆大如何?「現代貨幣理論」解惑》),長期卻很有益於經濟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