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島內，藍色變色蟲，綠蛙新笑匠：于北辰——愚蠢的愚，白癡的白，蠢貨的蠢——笑匠愚白蠢。
藍軍叛徒、綠營臭嘴、小島笑匠而非少將愚白蠢（于北辰）。
這個蠢貨，只圖嘴巴痛快。隔岸叫囂，要與解放軍個對個、現比現、拼老命。突顯瘋狂獨。
其搶當台獨犯，自尋死路，只增笑料，不必議。
其倒是說出了一個和平解決台事的妙法子：
兩岸統獨擂臺賽。在下高贊且附議：
地址：金門或廈門。
流水賽。
一個一個來，生死各管個、不死不休止、拼到無人時。
如此，台獨上場有幾人？
如此，台事瞬間可了之。
如此，臺灣免了城鎮戰。
如此，台民放心過日子。
如此，笑匠或進島安祠。
島安祠注：
笑匠領獨拼老命，
先死想成台獨神。
台獨盡進垃圾堆，
孤魂嫋嫋墳難尋。
好事婦人碎碎念，
此蛙安台有奇勳。
引著獨獨死光光，
島內獨盡才安生。
於是，島安祠外、垃圾堆裡，餘灰作泥塑其像——藍軍叛徒、綠營臭嘴，算術不好、軍事不好、常識不好、卦算不好（民初自宮做公公， 四五年半當漢奸）、只剩獨毒、小島笑匠——愚白蠢。
附舊帖：
《三個七十二百一，這個少將二百五，一群小丑滿島歡》
如果最後大法官解釋的結果，國會改革法案違憲，那結果會怎麼辦？結果大概只有三種。
首先，朝野鬥爭開始邁向新的巔峰，一發不可收拾。在野黨藍白聯手，將預算案全部擱置，讓整個綠色政府癱瘓，或者將司法院的預算全部刪除、凍結。綠色的鬥雞個性，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然後就是不斷地罷免、重選，讓台灣的政局沒有寧日。
另外一種，就是在野黨認輸妥協，講一些場面話，然後就罷手承認解釋結果。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那綠色就是大獲全勝，而且從此建立了一個慣例：只要國會通過的法案，政府不想接受，那麼就讓自己提名的大法官來做解釋，推翻一切。這結果，就是一場恐怖的憲政危機，將台灣推到綠色獨裁的萬丈深淵邊緣。
第三種，就是朝野妥協，部分違憲，部分接受。如果是這樣的話，哪些部分要接受？肯定很難談得攏，所以爭鬥會繼續，也引發憲政危機，並且不知何時伊於胡底。
如果是正常的民主國家，那麼現在的賴政府就應該接受國會經過民主程序所通過的法案；並且展現總統的高度，發表聲明表示自己並不認同，但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只能接受，希望在野黨謹守分際，不要將法案內容操作到極致，而以台灣內部的和諧以及國家的前途做考量。如果這樣，那就是建立了最好的範例，而且讓在野黨明顯在高度上輸了一截。
問題是：連選前自己對全台灣老百姓親口說願意接受憲法規範到國會報告，以及賴皮寮將會交付信託，這樣的承諾都敢公開違背，也不在乎自己還有沒有最基本的信用的人，還會在乎國家是否安定？這當然是緣木求魚。
所以，基本上未來這2-3年，台灣是不會有安寧的日子，政治混亂、社會激盪、能源不足，貧富差距加速擴大等等，上面這些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不可能在體制內獲得解決，因為這個體制只製造問題，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最近大陸司法相關的兩院三部聯合發佈《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是一份基於已有的法律，執法懲治台獨分子的實行細則。賴政府回應，中共的法律與規範對台灣民眾毫無拘束力，更無權制裁或跨域追訴台灣民眾。大陸的公權力現在確實管不到台灣，因此沒有影響嗎？
上述的《意見》相當詳盡，內容也很嚴厲，其中提到，台獨最重者可判處死刑，還可以缺席審判，並且終身追責。
另一方面，《意見》也有寬大的部份，台媒卻很少報導：
15. “台獨”頑固分子主動放棄“台獨”分裂立場，不再實施“台獨”分裂活動，並採取措施減輕、消除危害後果或者防止危害擴大，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一款規定的，可以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多項不起訴。
大陸的公權力現在管不到台灣，《意見》將主要用於實現兩岸統一之時和之後。統一之後的中國，第一要務是清除殘留的台獨思想，當然包括依據《意見》懲治台獨頑固/首惡分子。
在實現兩岸統一之時，如進行台海戰爭，寬嚴相濟的《意見》可說是對台獨分子的「招降書」，假使台獨分子及時悔悟，放棄台獨分裂立場，不再實施台獨分裂活動，就可以依據《意見》獲得免罪或減輕其罪；否則將可能被判處死刑，並且終身追責。
習近平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優先於兩岸統一，因此不急於實現統一。這樣《意見》本無急迫性，然而美國或賴清德有可能跨越對岸的一中紅線，逼迫習提早實現統一，因此大陸未雨綢繆，及早制定《意見》是合理的，也是給賴壓力。
有些人認為，《意見》的制定傷害台灣人的感情，使台灣人更厭惡中共，因此不利於兩岸和平統一，也不利於比較親善大陸的藍營政治人物未來的選舉。可能是，但影響應該很小。中共一向堅決反對台獨，《意見》只是反對台獨的法制化，並無太多新意。台灣自两蔣時代就堅決反共，而教育體系和媒體環境一直延續反共的意識形態，因此台灣人大多很厭惡中共，而難以更加厭惡中共！所以《意見》的影響很小。
大陸制定《意見》，表示已對和平統一不抱多少希望，而在準備武力統一或以武迫統。綠營高層已在吃香喝辣，不會被《意見》嚇倒，而會有好處趕快撈。有台獨傾向的年輕人，和他/她的父母和長輩，可要多想想。年輕人支持台獨，參與台獨活動，要能升上高層吃香喝辣，還要好些年，很可能正碰上對岸的武力統一或以武迫統，以及依據《意見》懲治台獨分子。支持台獨的年輕人還是早點懸崖勒馬吧。
一、老人因為年輕人不讓座而開罵，這本是極個別的事件，不應上升到社會議題。（只因有了手機與網路，雞毛蒜皮都可成為大事件。）
二、既上升為社會議題，很不幸的是，又搞錯重點。「敬老愛幼、扶助弱小」，這個原則一點問題都沒有，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問題只在於，敬與愛，都必須出於自由而不能強迫。旁人只能提醒、勸誘，但不能要求。只有法律才可以要求，美德只能是自發的。
三、所以，博愛座的設置，是一種誘導與提醒，而無法律強制性。
四、結論是，年輕人最好能有愛心，願讓座，但不勉強。老人不應強迫要求別人讓座，應尊重別人不讓的自由。（不讓的人，亦必定有各式各樣合情合理的原因。）
五、回到事件本身，老人對他人之讓座應感謝，對他人不讓座，亦無資格強求。年輕人被老人要求讓座，可衡諸現場實況做決定，具實以告即可；當然，不理會也是個人自由，受法律保障。真正問題比較大的是第三者，見老人強迫他人讓座，應曉之以理，而非指責怒罵。
六、今社會議論完全忽視第三者之介入方式不當，而只聚焦於老人蠻橫要求讓座一事上，（背後預設的邏輯是︰你既然無禮，我就可以罵人。這其實是荒謬的。）甚且擴大到是否該廢除博愛座。此亦足見社會輿論之整體理性在下降。這才是真正的可憂之處。
七、媒體只顧博眼球，蹭流量，只嫌事小不怕事大，社會責任喪失殆盡，這才是我們社會多年來最大的問題。
夏至前的某個午後，我正要離開診室，湊巧在電梯遇上了老闆，找我跟新來的經理一起喝茶。
在充滿了文青氣息的茶室裡，老闆突然被一通電話叫走了，只剩我跟新任的經理喝茶…
經理：「談醫生你來自台灣嗎？我也去過台灣，我好喜歡那裡！」
我：「哦（笑笑）」
經理：「台灣社會有一股這裡沒有的鬆弛感！這裡的內捲太嚴重了！」
我：「…妳是指？」
經理：「你也看到了吧？我們這裡爲了給孩子進好大學，拼得亂七八糟的。太不正常了！」
我：「…可是在台灣，要進大學不難，要進好一點的大學也得很努力啊…」
經理：「但是台灣很多元化啊，不一定要唸好大學才有出路，孩子想做啥就做啥，行行出狀元。我們這邊內捲太嚴重了！」
我：「…四十年前我在台灣考大學的時候也是很捲的。」
回家的路上，我百感交集。
爹娘逼孩子進好大學，跟自古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一樣的心理。
爲了翻身。
半個世紀前，某家三級貧戶的孩子能夠靠努力讀書進台大，甚至多年後當選領導人。他的支持者還把這成就經常掛在嘴上，大吹特吹。
靠努力讀書能翻身，三級貧戶的孩子能當上領導人，多美好啊。
往上爬才有機會，誰不想？
就內捲嘍。
然後某個學位論文封印起來不准查的大小姐上台了，教育也成了多「元」入學：
義務教育的內容儘是些不紥實的東東，想學有用的，除非爹娘口袋裡有很多的「元」給你去課外補習，否則想捲也捲不動。
有資源的家庭能讓孩子更能向上爬，沒資源的家庭讓孩子認命，反正行行出狀元嘛，科科。
就是這股鬆弛感，就是這個味兒。
生存競爭是不會從這世上消失的。不過你可以選擇把頭埋進砂裡不要看。
最近大陸上最火爆的教育話題，是江蘇中專女孩姜萍在阿里巴巴數學競賽初賽中擊敗一眾學霸晉級決賽，北大數學碩士趙斌出來質疑這位中專女孩作弊的事情。趙斌也曾經參加過這項比賽，獲得過很好的成績（我沒興趣去找出他到底得第幾名）。他以過來人的身分，認為姜萍肯定是作弊，不然就是有團隊在後面幫她運作等等一系列的質疑。我覺得質疑沒有問題，學術之所以進步就是因為有懷疑的精神，但質疑要求證，要合乎邏輯，不然就是偏見。沒錯，我就是認為趙斌之流有偏見。
這個世界是多元的，就表示這個世界上的優秀也是多元的，但考試制度追求的是一個平均值，也就是盡可能普遍的公平，對於某些特別的人來說，普遍公平的制度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世界上就是有一種人偏科偏得非常厲害，導致在為普羅大眾設計的制度中，會處於弱勢，綜合成績不盡理想，有可能成為普遍大眾設計的制度下的遺珠之憾，這樣的制度缺陷，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好在有類似阿里巴巴數學比賽，給這些人一次綻放光彩的機會，而姜萍就是這樣的人。
我可以接受當這種超乎常理的人出現時，針對他的成績進行嚴格的審查，而事實上針對任何人都應該嚴格審查他們的成績，並不是針對這種特殊案例才需要嚴格審查，可是先入為主的否定，這就不是嚴格而是歧視。
先表態，趙斌的行為讓我覺得非常噁心。如果趙斌質疑姜萍根本連題目都看不懂，姜萍就在江蘇，你可不可以透過媒體，邀請姜萍面對面，哪怕以最嚴苛的態度當面對質，這都不會讓我覺得反感，但趙斌用的方式，卻是直接否定，認為姜萍連題目都看不懂。請問身為一個數學學霸，你應該知道驗證的重要性，在沒有對質的前提下，你是怎麼判斷他看不懂題目的？通靈嗎？
現在不光是針對姜萍的數學成績產生質疑，這兩天又有一個中專生，柯嘉瑋，用七年的時間考上華僑大學會計專業碩士研究生。他高中的時候其實僅十分之差沒考上高中，中專求學過程中一直名列前茅，也進入了泉州職業技術大學，大學期間一直按部就班的學習，本科畢業後一次就考上了研究所。
我的人生經歷就跟他們很像，初中時偏科非常厲害，國文、歷史、物理、化學特別強，但其他的科目非常糟糕，我甚至連健康教育都能不及格，更不要說數學，自初中之後，我的數學就沒看過30分以上的成績。由於民族意識過於強烈，對英文也很排斥，不能說很糟，但也只是在及格分數徘徊。高中落榜，五專考到末尾的學校，但公立高職聯招時，考上台灣高職的第一志願，可因為家人都覺得我喜歡畫畫（對了，我的繪畫與音樂天賦也很高），所以最後選擇念台灣最好的美工專業學校，復興美工。念復興的時期，根本就沒有人在唸書，一直在畫畫，根本沒有人在意學科成績。
復興快畢業的時候，因為我熱衷政治，於是決心全力以赴考歷史、政治、公共行政與哲學這幾個專業的大學學系，所以放棄自己擅長的美術，用兩年的時間考上大學。但中間還是有一些小插曲，第一次考大學聯考的時候，我的初戀女友考上了師大美術系，然後在我快考大學聯考前五個月跟我分手，導致我當時嚴重失常，當時台灣大學聯考總分550，在被分手前，我的成績已經穩定維持在360左右，並且持續進步中，有望挑戰400公立大學的最低標準，可因為失戀的關係，最後大學聯考成績不到170分。
念大學之後，我很早就立定目標，決定要念到博士，並且經過多方分析後，針對輔仁大學哲學所準備，最後在2003考取輔仁大學哲學碩士班，2016年取得博士學位，同時很榮幸的成為當年輔仁大學哲學博士的斐陶斐學會榮譽會員（有興趣的人可以查一下這個會員的要求，我記得我應該是當時全台灣哲學、工學、理學三個門類的前10％）。
我常跟我的學生說，「在座的各位同學，哪怕都是二本院校的學生，但比起當年的我來說，你們起點都比我強，因為我原本是一個學渣，只是因為我有一個目標，原本是想成為台灣唯一的統派政治家，後來投入中國哲學的研究後發現，成為唯一的國學學者比起政治家有意思，所以我嚴格的要求我自己，最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如果曾經是學渣的我，都可以實現這個目標，經歷過大陸高考洗禮的同學們，必定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成績。」其實我並不是學渣，只是應試的教學不符合我的學習模式，所以我也算是為普羅大眾設計的制度下的特殊案例。
最後，我談一下大陸目前正在形成的階級意識。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發展進程中，有一個現象，當一個政權執政約70到100年間，會產生第一次的既得利益階級集團，如果在這時候執政者經過改革，能讓整個階級流動通道暢通，那麼這個政權就能繼續延續下去。我原本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希望打破這一個規律，但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完全擺脫，並且跟歷朝歷代的狀況差不多，都是士人集團壟斷社會的資源。只是這一個士人集團換了一個模式，不是家族、鄉黨，而是985、211，趙斌就是這個集團的一份子。
可是我對共產黨的治理又不會這麼悲觀，因為我發現現在的教育政策上，有想要排除985、211的菁英集團壟斷的可能，所以現在教育改革方針中，要準備提高中專、職技術大學的地位。這就是有人懷疑姜萍的事件，是政府在為中專、職校分流所安排的一個樣版。可真是想太多了，用這一兩個案例就想改變中專、職業技術大學地位，那還不如從國營企業、公家單位的招聘制度中，直接設計針對中專、職業技術大學學生的晉升管道，這樣可比這種流量炒作有用多了。畢竟共產黨不是民進黨，也不是國民黨，只會玩這種不入流的手段。
這世界本來就有人擅長實踐，有人擅長抽象思維，偶爾出現一兩個兩者同時擅長的人，也不必太意外，況且不論是姜萍還是柯嘉瑋，他們只是不擅長考中考與高考，不代表他們不會唸書，或者沒有唸書的天分，唸書與考試本來就是兩回事。
我記得以前在準備考大學時，有一個老師分享他同學的奇幻故事。他的這位同學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這個人有一種超能力，非常會做選擇題，不論是單選還是多選題，就算他亂猜都能百分百猜中答案。所以他一直到念大學之前，成績都名列前茅。可是進入台大醫學院後，大多數的考試都是實驗與實際操作，所以進入大學後，成績一落千丈，勉強從台大醫學院畢業。畢業後他深知自己不可能當一個好醫師，所以就去考高考，當一個普通的公務員。結果沒想到，高考、特考等考試，又都是以選擇題為主，於是他很輕鬆的就考上公務員，成為當年公務員考試前幾名。這種人在大陸應該也是985、211的一份子，但他比姜萍或柯嘉瑋會唸書嗎？答案應該很明顯。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
我與台民講理統系列
死刑高張儆賴皮，
和平融合奔復興。
動粗只為捕罪犯，
抗霸全因護台人。
兩院三部紅線劃，
各回各屋自寬心。
手挽著手發財去，
笑對著笑享太平。
中華文明五千年，
豈因外祟總內爭。
排除台獨拒幫獨，
共和統一共尊榮。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台事中的首要問題。
過往，總是心太軟，總是太顧後，總是投鼠忌器，軟的未盡軟，硬的從未硬，軟硬皆失誤，台獨更囂張、幫獨無所忌。
而今，賴皮公然獨，拜登明顯幫。逼得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
於是，不再猶豫不決，不再瞻前顧後、不再理會島內選票資料了，
於是，對台民軟的更軟，對台獨硬的更硬，真正落實到位、真正操之在我了。
兩高三部發文懲治“台獨”分裂犯罪，最重可判死刑，對台工作新進展、好態勢，我點贊。
大約十四、五年前，我在批判陳菊勾聯“熱比婭”為疆獨張目的文章中提出三點建議：
１. 效仿當年抗日除奸作法實行“統獨紅黑點制度”，將死硬台獨分子的重大惡行在網路登記，定期評議、公佈。
２. 依據兩岸“一中”憲法、刑法，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對黑透了的分裂國家、撕裂族群、危害和平的極獨現行犯定期進行網路類比審判。
３. 對極獨分子予以孤立、抵制、和“打七寸”。
此後，我一直呼籲國家細化《反分裂法》、訂定“破壞統事、迫害統派罪”、頒發“擊獨令”，對台獨首惡實施缺席審判，終身究刑、秋後算帳，必要時實施以色列式全球追凶、美國式定點清除。
現在， 兩院三部意見出臺，終於等到對台獨硬，硬到讓其痛讓其怕讓其危的時候了。
我點贊！
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
日本東芝在1985年11月推出了9英寸液晶單色顯示屏的T1100 Dynabook筆記型電腦，這T1100 Dynabook是世界首台廣泛銷售於市場的筆記型電腦。
在筆記型電腦之前，可𢹂帶外出使用的電腦，稱𢹂帶型電腦（Portable computer)，尺寸比筆記型電腦大一點，可在膝上使用的電腦，稱膝上型電腦（laptop computer）。在台灣第一家膝上型電腦的生產廠商是郭家電子，老闆郭滄隆是光華商場名人，我們彼此認識。
台灣第一家生產筆記型電腦的廠商是永吉電腦，我就是這家的老闆，可說是台灣筆記型電腦發展史上的最大苦主，故事繼續說下去。
1985年，東芝T1100 Dynabook的功能包含可充電電池、LCD 螢幕、3.5吋軟碟和IBM相容性等。
約1989年我們著手開發的筆電，已經隔了一代，3.5 吋硬碟機已經問市，我們筆電的功能包括3.5吋硬碟機，SHARP的LCD螢幕，Oki的鍵盤，我們的3.5吋硬碟採外接式，所以尺寸較小，比A4紙略大一點，是當時尺寸最小的筆電，也是筆電史上，第一台不內含軟碟的筆記型電腦。
我們會開發筆電，有二個原因，第一，我們當時是台灣工業電腦CPU卡的主要廠商，台灣四層電路板雙面SMD，我們也是領先廠商，所以把電腦系統的PCB縮小，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第二，我們筆電在充電方面的功能，取得台灣及德國的專利。
當時筆電，在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的顯示並不完善，有改進的空間，所以我們設計一套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顯示的系統，我們在電池組之中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以及電池溫度感應器、電池電壓感應器，我們在筆電內也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兩個處理處器可以互相溝通。當時的電池是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另外我們系統會計算電池內有多少電力，並顯示在筆電上，但每隔一段時間要把電池內的電，全部使用完，這樣我們重新計算電池內的電力才能準確。
當時我們專利到手，包括宏碁電腦在內，台灣沒有廠商開發筆電，於是我們組織一個四人研發團隊，電機博士、碩士、學士各一人，加上我。
1990年，就是因為「當時台灣沒有人開發筆電」，於是工研院籌組了一個「筆記型電腦聯盟」，結果工研院招來47家廠商參加，工研院提供相同的筆電機殼，相同的筆電主機板。47家付百萬加盟的廠商，其中量產慢的廠商就立刻降價求售。幾十家外觀相同功能相同的筆電，又都在台北電腦展展出並殺價。以下是工研院的文獻記載：
「整個聯盟展現的迅速動作和浩大聲勢，確實令美、日、歐等國廠商矚目。」
這場台灣筆電的瘋狂殺價，當然影響日本筆電的出口，於是日本通產省禁止「LCD螢幕」出售給台灣廠商。
這下慘了，我們昂貴的筆電機殼已開發成功，打様也成功了，試產用300台OkI鍵盤買了，試產很貴的3.5吋硬碟機，買了100多個，3.5吋軟碟機好買，也買了一些，結果SHARP的LCD螢幕怎麼買，都買不到，我們只能停產，賠掉幾戶房子，回去幹老本行。
以下是天下雜誌的文獻記載：
「去年由工研院、電工器材公會與四十七家廠商籌組的筆記型電腦聯盟，原本被視為台灣產業聯手挑戰高科技的象徵。然而一年過去，聲勢浩大的結盟行動卻形同解體，聯盟瞬間的起與落，暴露台灣產業界那些問題？
有如慶典中的高空煙火，象徵台灣產業挑戰高科技的第一代筆記型電腦共同開發聯盟，瞬間沖起，火花迸放，卻又迅速消逝。」
後記：
後來，既有的生意忙，沒空理「電池充電」這一塊，專利中的以下部份：
「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
被原單晶片代工廠私下拿去用，賣到台灣市佔率有七成，賺了幾戶房子。
之後一次酒敍，代工廠寫單晶片韌體的工程師阿超告訴我：
我們公司用你的充電程式流程圖，都沒改過，一次成功。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