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仍住在距離景女不遠的文山區，常常會看到若干黃衫客的身影。
景美女中，過去曾是前三志願的女校；我們家三兄弟與我家的兩個兒子，都是男生；自然我們跟該校難有啥關係；但是，我們家的五個男丁，都是自景美女中隔鄰的初中/國中畢業的；所以，人不親土親，自然有一份親切。

尤其是我，我是個喜歡大自然、喜歡足球與釣魚的男孩；個人讀那裡時，是我島還有初中的時代，也正值該校正式動工之際；我們同學都注意到不遠的田間，如何樹立起一個頗新穎的建物，聽說是個留學返來叫做修澤蘭的女建築師設計的。

很難描述當時的景觀，附近只有幾間農舍點綴的平疇，綠色一直延伸到道南橋；夏天的颱風暴雨，每每給我們的校舍牆上留下幾道淹水的水漬線；但是我們的操場上每天下午都會出現滿天的蜻蜓，各式各樣的。而那棟白色似乎象徵著生命的活力與花朵將綻的建物，就逐漸在我們校舍不遠的綠野中完成。

尤其，當夏日的雨後，我最喜歡透過蜻蜓的羽翅與耳邊那精靈振翅的聲音，欣賞田野中那時未完成的、整個校舍的建物啊；另有不可忘記而應該提起的，是天空往往竟然還有雨後的霓虹高高出現啊；是在那樣的情境中，那棟某種理性與感性、自由與自制兼具的建物，當年給一個年輕人的想望。

後來，看到公車上出現黃衫客，相對於綠衫客，我這個喜歡自由與理想的青年，就別有一種理性與感性交融的欣然；那樣的，該校名列第三志願，不是很自然合理的嗎。真沒料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狀況出現，據稱這是當前補習界的落點資料。

讀者們，可以想像七十六歲的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筆寫作這篇文字的嗎？實在對於這個學校有著某種特殊的感情啊。

網路與媒體上，談起它時，只見到美女校友；是的，我當然也注意過，她們是景女出身、燦爛光彩的；但是，我不免遺憾，那應該不能代表其全部──如前述，景女應該是擁有許多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英雌的群體，不應該只是某些由於坊間流行缺乏生命張力與韌性的「小確幸」，於是年輕人就失去了抗擊命運、堅持理想的心臟與肩胛？

我所知道的景女，至少有兩位校友，值得在此處提起；都不只是以感性的美女校友身分登台而能有一番事業的。

一位是莊淑芬女士，根據《維基百科》稱──其略歷是：
「莊淑芬（1951年—），生於臺灣，台灣實業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資深廣告人。她是奧美廣告大中華區的執行長。2013年，她被富比世亞洲稱為 “Women in the Mix"。
其簡要學歷是：
「1969年景美女中畢業，1973年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學校畢業後曾從事貿易工作、當過記者，在台灣廣播公司做過國外部的英文助理及AE。也曾在聯廣、博達華商廣告、國泰建業廣告等台灣本土廣告公司工作。……」

個人很欣賞她對於「言論自由」所說的，「我們要學習不被自由綁架」，以及「創意人才，一定要混血」之說。她差一點就轉業進入政治圈，成為台北市的副市長。是否可能更適合感性與理性兼具的理想校友特色？

另一位是紀欣女士，雖然，我認識她很早，是在她的景女時代；當時是透過校刊的走訪而認識的；但是交往不多，認識也不深。其事蹟在維基百科無專條；其略歷，經過網路搜尋，可說是特立獨行的我島政治邊緣的統派要角──

「紀欣 1952年高雄出生，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1979年4月在美國受邀參訪大陸，後來她拿到美國法學博士在加州成為執業律師，當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她曾返台觀察。1987年正式返台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並投入婦女運動，1994年成立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創會理事長。1996年代表新黨當選第三屆國大代表；2003年進《海峽評論》；2005年出任新黨任務型國大、2009年出任統盟主席，現在是統盟執委、《觀察》雜誌社發行人。」

透過她所描述的──
「對於投入兩岸和平統一工作的原因，紀欣表示，1979年4月她在美國留學受邀赴大陸參訪。當時她立了二個志願，一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富強，二是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她所學不在理工科，無法參與國家富強，卻因法律、史學背景，讓她認為做為一個知識份子，至少可以寫寫文章、宣揚兩岸和平發展，從此投入相關工作。」
「她指出，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後，曾返回台短暫觀察後返美，1987年台灣解嚴，隔年她正式返台任教並投入婦女運動，後來因為新黨邀她參選國大，她才因為從政的緣故，告別社會運動領域；在新黨全盛時期擔任國大代表期間，受到很多從政上的歷練，有助於她日後擔任統盟主席，如今轉戰傳播界，也希望獲得支持儘快站穩腳跟。」

顯然，紀欣與莊淑芬是兩類的不同人物，然而，應該都不是以美女校友型態來表現自身的例子；關於所謂第三志願與第二十八志願之差別，真的值得討論嗎？在我們這個確實社會已經相當多元化的時代。

該校校長以純女性的結構與交通問題為理由，個人以為能考上第一志願者，通常原本分心少，才有機會，第三志願分心者較多，似乎很自然；而在真實的多元分趨下，第三志願者分心的機會更大；此外，確實如其校長所言，單一性別的學校，可能對於青春期前後的考生言，是少了些吸引力。

但是，是否另外還應該加上「小確幸」的社會風氣下，年輕人可能喜歡一動不如一靜，那不爭先恐後的心態，卻可能使得交通便利難免成為學生考慮的因素。或者這個流俗的因素更為重要？
但是對於不同於流俗而有相當主見的女青年來說，則未嘗不是一個能夠充分尋求自我成就的難得機會？

年輕的黃衫客們，不要被坊間的標籤輕易聳動了您們的心靈，激盪起您們的意志，您們將比任何其他學校更能迎向多元時代的挑戰，祝福您們。

憲法法庭判定死刑「有條件合憲」，因此設定判死的七條件/關卡，等同於「實質廢死」。台灣多年來的多次廢死民調，反對者都超過八成，憲法法庭顯然違反台灣民意。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做主，即政府應該遵照民意施政。憲法法庭違反民意，因此是司法侵害民主，也是司法侵害立法權，因為廢死涉及修法，應屬於民意機關立法院的權責。

「實質廢死」不是司法侵害民主的首例，2017年大法官釋憲認定《民法》未讓同性建立婚姻關係違憲，也是類似情況，蔡政府跳過立法院的民意討論和立法/修法，通過大法官釋憲，直接強制人民接受同性婚姻等同異性婚姻。

眾所周知，廢死和同婚都是歐洲價值，是由歐洲帶起來的「人權」風潮，但未普及全球。大法官和政府不遵從台灣民意，卻去遵從歐洲民意，真是奇怪！去過歐洲的人大概都知道，歐洲的大部份國家不如台灣治安良好，不大不小的違法案件相當多。我們幹嘛學治安不如我們的歐洲司法？

台灣的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得連任，是愚蠢的設計，導致現任的大法官全由蔡英文提名，因此完全傾向民進黨和賴清德，而毫無公正客觀中立可言（如阻擋「國會改革法案」）。大法官堅持「實質廢死」，違反民意，侵害民主，人民應該把罪責歸於大法官背後的民進黨和賴總統。

對於廢死和同婚，两岸的民意大致類似。自詡民主的台灣違反民意，達成實質廢死和同婚合法；而被視為不民主的大陸卻遵從民意，不搞廢死和同婚合法。這真是相當諷刺！

不久前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大肆搜索和迅速羈押，也是執政者利用司法侵害民主的案例。台灣的檢察系統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法務部的政務官是所有檢察官的長官，能決定檢察官的升貶，因此檢察官聽命於執政者，乃是人之常情。北檢在似乎未查到金流下就大肆搜索柯的住處和辦公處所，隨後並在偵訊中加以逮捕和羈押，看來就是缺少證據、押人取供、程序不合法，卻有效地重挫柯和民眾黨的支持度。執政者這樣迫害在野黨，當然是侵害民主，不論柯未來是否被法院判決有罪。

現代的獨裁者都知道要和顏悅色地呈現親民愛民的形象，同時要掌控司法，利用釋憲建立「合意的」法治架構，並利用司法「合法地」處置異議者和在野黨。賴清德雖主政不久，看來頗有當獨裁者的天賦能力（參見《賴政府的百日「政績」》）！

憲法法庭判決「死刑合憲」，但是設定判死七關卡，等同「實質廢死」。其背後理念就是李念祖律師所說，沒有人有殺別人的資格。以此理由「實質廢死」，正是保障了那些惡人「有殺別人」的資格。

我們說，你不可闖紅燈，因為會被開單。你不可搶銀行，因為會被關。你不可殺人，因為會被判死。現代刑事學已經摒棄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主義，但仍不得不就每一犯罪行為定其負面價值，而讓行為人買單，以維護整體價值與秩序的運行。刑罰只是犯罪人就其行為付出的代價而已。

你有沒有聽過，每年開出上千萬乃至上億的紅單，還是有人超速闖紅燈，證明開單效果不彰，所以應改弦更張，不開紅單了。

你有沒有聽過，小偷進進出出監獄好幾回，照偷不誤，證明入監效果不彰，所以別關了，開放「零元購」反而能有效減少竊盜案。

誰告訴你死刑不能遏止犯罪就該廢死？

主張廢死者大概認為，沒有一種犯罪的負面價值大到必須判死。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包括殘酷剝奪他人的生命，都無須以犯罪者之生命來買單。

李念祖表彰的並不是「沒有人有殺別人的資格」，而是「惡人有殺別人的資格，好人沒有」。小朋友問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政府官員說，兩者我都可以開課教學，而且都可以引經據典。我想李念祖和憲法法庭也可以，這就是律師和台灣司法。

9月9日美國蘋果（Apple）公司推出其最新的手機iPhone 16，中國華為公司幾乎在同一時間（北京時間9月10日）也推出其最新的Mate XT三摺疊手機，挑戰蘋果的味道很明顯。美國自2019年就對華為開啟技術封鎖的行動，後又聯合其盟國，技術封鎖中國的整個半導體產業。在這樣不利的環境，華為竟還能挑戰蘋果的手機霸權！

美國的技術封鎖曾使華為受傷不輕，但華為自去年已重回手機市場，開始挑戰蘋果的霸業。華為2023年9月推出Mate 60系列，2024年4月推出Pura 70系列，都是與蘋果的iPhone 15系列（2023年9月上市）、iPhone 16系列（2024年9月上市）同等級的產品。

華為的Mate系列向消費者傳遞出高效、穩定的商務形象，適合在職場上奮鬥的商務人士，而Pura系列則迎合年輕人對個性化和時尚設計的追求。這樣的雙系列戰略，似乎比蘋果的iPhone單一系列更能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

目前摺疊手機的市場占整個智慧型手機市場不到1.5%，然而摺疊手機展開的螢幕是一般手機的兩三倍，能克服手機螢幕小的弱點，當然是值得追求的重要功能；又由於摺疊螢幕現在售價高、易損耗、維修率高，正是技術競爭的熱點。華為的Mate XT是全球首款的三摺疊手機，售價高達19999到23999人民幣，正是對創新者的獎勵。據說Mate XT的預購量遠超過華為的備貨量，因此Mate XT最終會賣出多少頗難預估，但是無疑展現了華為在手機領域的先進性，至少能贏得市場上的聲望。

根據蘋果官宣，iPhone 16系列比iPhone 15增加的主要功能是AI（人工智慧）。AI是技術而不是使用者能直接使用的應用軟體，iPhone 16裡並沒有什麼應用軟體因AI而了不起，因此其AI功能對使用者是空洞的，不能成為亮點。

iPhone曾是智慧型手機的第一領導品牌，但是近年似乎頗有持盈保泰的老大心態，既缺少創新的亮點，技術進步也顯得遲緩，其在全球市場的占比和聲望於是有下降的趨勢。相比之下，華為手機的晶片運算力受限於美國的技術封鎖，卻能以其他方面的創新彌補運算力的弱點，而仍能挑戰iPhone的霸權，真是不簡單！

智慧型手機之外，蘋果和華為都投入電動車領域，企圖以其專業能力，既促進電動車的機電系統的最佳化，也推進電動車的無人駕駛和全面資訊化。蘋果的電動車計畫投入了十年的努力，耗費十億美元資金，今年卻決定失敗放棄。華為則推出DriveONE智能電動車平台，並且在8月與北汽集團聯合發布了其首款電動車—Stelato S9，前途不可限量。

華為勇於挑戰市值巨大的蘋果公司，還居於上風，真不愧是中國之光！

1964年9月，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聲稱「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呼籲台灣人民團結起來，推翻蔣中正政府並建立新國家。

最近賴清德出席〈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六十週年活動，讚揚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在六十年前「專制、獨裁、戒嚴的黑暗年代」推動自由、民主、人權；賴清德也說，六十年前他們揭穿了「反攻大陸的騙局」，六十年後必須揭穿「共產主義的騙局」。

無論是「台灣人民自救運動」的發起者還是賴清德本人，他們既曲解了戰後台灣的發展歷程，也不明白國際政治局勢的演進。

賴清德經常說兩蔣時代是「專制、獨裁、戒嚴的黑暗年代」。但賴清德沒有提及的是，台灣實施戒嚴，是在美蘇冷戰和國共對峙的背景之下，兩大陣營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互相對抗，都希望掌握第一島鏈以取得競爭優勢。為了防範中共滲透，避免當時大陸激進的政治運動影響台灣發展，於是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戒嚴以整肅共黨人士；特別是1949年到1950年代是台共活動的高峰，台灣隨時有被中共拿下的可能，當時政府對此相當敏感。

今天來看，當時非共黨人士的冤案必須要被平反，但也須正視有相當大比例是共諜的情形；民進黨政府一邊反共，一邊不分青紅皂白地為過去的共諜平反，相當矛盾，如何說服民眾拒絕「共產主義的騙局」？

與此同時，兩蔣時代並不是台灣的「黑暗年代」，而是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政治上，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了日據時代的差別待遇政策，大幅提升台籍人士在公務部門中的比例；在實施戒嚴的同時，也從1950年起實施地方自治選舉，使台灣人得以選舉縣市、鄉鎮長和地方民意代表。在教育上，大幅提升台灣人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在經濟上，從資源委員會修復台灣工礦業開始，經過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科學園區一連串的措施和建設，使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大幅提升，奠定今天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至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聲稱的失業人口「至少在一百萬人以上，約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支出超過產業投資等說法，實在是缺乏可信的統計數據。

蔣中正的反攻大陸，屢次受制於美國的阻撓而沒有成功，這是事實，但〈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的建立台灣新國家可行嗎？該宣言聲稱許多國家都開始接受「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實際上後來1971年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議中，美國提案的「兩個中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提案的「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皆被壓倒性多數否決，2758號決議已經確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同。

台灣所謂的抗中保台，只有美國及其少數盟友會支持，俄羅斯和大部份亞非拉國家多半支持中國大陸，甚至民進黨政府積極援助的烏克蘭官方，也聲明支持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抗中保台顯然是行不通的。由此可以看到，更需要被揭穿的，反而是「台獨的騙局」。

沒人喜歡戰爭，但若台海戰起，我倒真想看看在沒有強制軍令下，有幾個人會自告奮勇拋頭顱灑熱血執干戈以衛社稷。抗戰時期，中國人前仆後繼，壯懷激烈，因為面臨國家社稷生死存亡。台海戰爭是屬於同一個國家社稷的內戰，沒有國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權力爭奪的問題，與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無關。

真正會走上戰場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真正把形式上的台灣獨立視為追求的理想。但這種想法一點也不實際，追求形式上的獨立並沒有造福群體的實質意義，卻保證帶來群體滅頂的災難（參見《民族復興是實質的，台灣獨立是形式的》）。這種反智的理想性不會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既不具有對外號召力，也不能讓自己堅持到底。我相信台灣人絕大多數都不會像烏克蘭人一樣執迷不悟，甘願拿身家性命與子孫福祉為政客而戰。

另一種人可能會堅持到底，因為已無路可走。那就是上了終身究責黑名單的台獨頑固分子。這些人多是既得利益者，為逞其割據一方之私利而驅民於水火，傷天害理，罪無可逭，天涯海角，無處可藏，恰如過河卒子，只有向前。所有綠營政務官及側翼工作者都要注意了，老共《懲獨意見22條》的14、15條遞出的橄欖枝是最後的救贖。一旦進入台獨頑固名單，如吳釗燮者，大奸巨惡，回頭無路。

海峽河口水漫漫，一片白旗掛滿山。
四百年來初夢醒，玉山高處有龍盤。

美蘇冷戰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是人們大多仍記憶猶新。現在美歐日與中俄對峙，甚至衝突，是否又一次冷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Michael W. Doyle出版《冷和平》（[1]），區別熱戰、冷戰、冷和平和暖和平，並主張新冷戰正興起，因此提出建議，以避免新冷戰，趨向冷和平。

「戰爭」是為了削弱敵對方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和平」則是相互接受彼此的政治獨立和領土主權；「冷」意指非武裝衝突，「熱」則是武裝的動態衝突。
「冷戰」不直接使用武力，而主要通過政治和經濟行動、宣傳、間諜活動或代理人戰爭來實現目標。
「冷和平」是簽訂協議/妥協方案，建立一個禁止使用武力的體系，體系之中的各方能確保基本合法性，儘管其合法性仍存在重大差異。不像冷戰，冷和平不包括代理戰爭、祕密破壞等。

作者提出的俄烏戰爭停火後的妥協方案主要包含：
在國際監督下舉行克里米亞公投，以決定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或俄羅斯。
烏東的頓巴斯地區屬於烏克蘭，由當地的自治政府治理。
美歐將解除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烏、俄及北約建立一賠償委員會，評估民眾和民用建築的損害，並安排由俄羅斯支付賠償。

作者提出的對台海两岸的妥協方案主要包含：
中國和美國共同公開承認台灣領土地位的「建設性模糊」，亦即雖是中國的一部份，卻保持自治的現狀。
中國明確保證，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中國將不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美國、中國和台灣將禁止海軍船艦及軍用飛機進入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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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出的妥協方案，如上述，顯然大有利於美歐日而不利於中俄，是不可能被中俄所接受的。雖然在談判前提高自己的要求條件，在談判中等對方慢慢殺價，是常見的談判策略，面對這樣一廂情願，只顧美歐日利益的要求條件，中俄根本不可能坐上談判桌。作者期盼避免新冷戰，趨向冷和平，因此完全是空談。

其實新冷戰根本是美國挑起的，譬如：美國主導北約一再東擴，威脅俄羅斯的安全；美國聯合其盟國封鎖中國獲得半導體產業的先進製造設備；美國制裁很多的中俄企業；美國多方妖魔化中俄政權。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得寸進尺，中俄不得不互相合作、奮起對抗，於是形成令世界不安的新冷戰。

美國挑起新冷戰，顯然因為它想要保持它的長期全球霸權。這動機難免很強烈而不易改變，因此新冷戰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雖然美國口頭上總說無意進行新冷戰。就像美蘇冷戰，新冷戰大約會持續很多年，比一般的熱戰長得多，直到美歐日與中俄有一方倒下為止。

[1] Michael W. Doyle《冷和平：冷戰、熱戰之外的第三條路，台灣該如何選擇？》明白文化 ，2024。（Cold Peace: Avoiding the New Cold War,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