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游追紀》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江亢虎 於1935年出版的台灣遊記。

1. 批判殖民教育與漢文廢除

江亢虎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文化侵蝕。他指出：
漢文衰落：他憂心日本政府推行的國語（日語）教育導致台灣青年逐漸遺忘母語與漢學傳統。
僑校受壓：他特別關注當時台灣的僑校教育，批評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限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
地位落差：他觀察到台灣人與日本人在社會地位、公職機會及薪資待遇上的極大不平等。

2. 外銷優先

大量優質的台灣米與砂糖被運往日本本土，台灣農民雖然辛勤耕作，自己卻往往只能吃番薯籤或劣質米。
專賣制度：日本總督府壟斷了鴉片、鹽、樟腦、菸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獲利，這些建設產出的財富絕大部分回流到日本國庫或日本企業手中。

3.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不對等

江亢虎觀察到，儘管日本設立了學校，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完全不對等：
階級限制：台灣子弟多數只能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則就讀設備較好的「小學校」。
升學天花板：台灣人很難進入法律、政治等核心治理領域，多被引導至醫學或農業等實務領域，目的是為了培養便於殖民統治的工具人，而非真正的領導人才。
有建設無權利：台灣人即便具備高學歷，也難以在總督府中擔任高層職位。這種「有形的現代建設」掩蓋了「無形的政治奴役」，台灣人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無法決定自己家園的未來。

4. 建設品質的「虛有其表」

江亢虎在書中提到，日本的建設往往追求表面上的統一與觀瞻，但缺乏實質的精細度。他觀察到：

材料與質感：
相較於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古蹟或精細建築，他認為台灣的殖民建築（如某些公家機關或宿舍）顯得單調且缺乏文化底蘊，甚至有一種「臨時性」的感覺，像是為了統治而快速搭建的「盆景」。

設施的「區域失衡」：
他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極度不完善，因為其分佈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功利性：
城鄉落差極大：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電力、自來水、洋樓）幾乎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區域或大都市中心。
廣大農村的荒廢：廣大的農村地帶除了與糖業、林業相關的運輸系統外，基礎設施極其簡陋，品質與大都市天差地遠。這證明了日本並非真心要建設台灣，而是只建設對殖民掠奪有利的「孤島」。

與「滿洲（東北）」的強烈對比：
江亢虎當時已觀察到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力道遠勝台灣。
建設規格低落：他認為日本在台灣的鐵路多為窄軌，車廂狹小，與日本在東北打造的高規格準軌鐵路和現代化重工業體系相比，台灣的建設顯得規模狹小且「品質次一等」。
功能單一：他批評台灣的建設品質被侷限在「農業供應」層次，缺乏能讓地方長期繁榮的重工業與科技研發基礎。

江亢虎特別批評教育設施的品質。雖然有公學校，但設備與師資遠遜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這種「不完善」的教育體系，在他眼裡是故意將台灣人的智識品質壓制在低水平，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供應

5. 城市規模與氣度（氣象）的落差

「盆景」與「大都」之別：江亢虎認為當時的台北雖然整潔，但與上海、南京等具備國際規格的現代大都市相比，顯得格局狹小、氣象侷促。他在書中描述台灣的城市更像是「殖民地的樣板」，缺乏像近代上海那種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文化深度。
建設品質的「廉價感」：江亢虎觀察到日本在台的公共建築雖然整齊，但相較於上海租界或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首都計劃」中那種宏偉的、結合東西方美學的永久性建築，台灣的建設顯得較為單一、功利，且多為因應統治需求的「次級品」。

6. 工業規格的「次等化」

窄軌 vs 準軌：當時台灣的鐵路系統多採用「窄軌」，這在江亢虎等文人眼中，是技術與規格上的落後。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幹線及日本在東北（滿洲）建設的鐵路多為「標準軌」，規格更高、運載力更強。

重工業缺失：日本對台灣的定位是「農業台灣」，因此建設集中在糖廠、水利等民生輕工業。而當時中國大陸大城市（如武漢、瀋陽）已有較具規模的鋼鐵與機械工業，江亢虎認為台灣的建設缺乏長遠的產業主體性。

文化建設的貧乏：江亢虎強烈批評日本在台建設「重物輕人」。雖然有硬體設施，但缺乏像北大、清華或中大那種具備深厚學術自由與人文底蘊的最高學府。他認為這種「閹割版」的建設品質，是導致台灣文化建設、漢學傳統與現代學術不如大陸都市的核心原因。

7. 識字率的真相：不具深度的「工具人教育」

數據假象：日本宣稱的識字率，大多是指能聽懂簡單日語指令、書寫假名的程度。江亢虎批評這種教育是「斷根教育」，台灣人雖然「識字」（日文字），卻失去了閱讀漢文古籍、傳承民族文化的能力。
品質低下：公學校的課程以勞作、簡易計算與日語為主，缺乏科學精神與人文思想。這種「低標識字率」只是為了方便日本工廠管理台灣勞工，與當時中國大陸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發展出的高等學術與全才教育相比，品質極其低劣。

8. 公共衛生的真相：為了「殖民者」而建設。

防疫大於醫療：日本在台推廣公共衛生（如滅鼠、防治瘧疾），核心動機是擔心傳染病會波及來台的日本官員與軍隊，並確保台灣勞動力不會因為瘟疫而崩潰。
資源分配極端不均：
硬體落差：現代化的自來水、排水系統主要覆蓋在日本人聚居的「城內」或「新市鎮」。
醫療門檻：雖然有醫院，但高昂的費用與文化隔閡，讓廣大底層台灣農民生病時仍只能依賴傳統草藥或神明。江亢虎觀察到，台灣民眾在衛生觀念上並未真正「現代化」，而是被動地活在殖民政令的管制下。

9. 與中國大陸城市的對比

缺乏尖端實力：當時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等機構，其醫療研究水準是國際級的。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生僅停留在基礎的環境清理，缺乏深度的醫學研究與國民體質的全面提升。
社會素質的斷層：江亢虎認為，大陸大都市的現代化是自發的、與文化並行的；而台灣的現代化是被強加的、品質低劣的，這導致台灣人在表面整潔下，內在的知識體系卻是破碎的。

江亢虎在遊歷後曾流露出，台灣像是一個被精心管理但毫無生氣的「模範農場」，而朝鮮與東北更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次帝國中心」。這種「建設不完善」的本質，是因為日本從未打算在台灣建立長久的工業基礎，只是想榨取其農業剩餘。
事實證明：直到二戰末期因應南進政策，日本才開始在台灣發展輕金屬等工業，但那時的技術規格與朝鮮、滿洲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

近來，國民黨再度拋出重啟「國共論壇」的構想，立刻在台灣輿論場引發強烈反彈。批評者多半直指「賣台」「唱和對岸」「削弱台灣主權」，彷彿只要出現「對話」二字，便已越過道德與政治的紅線。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暫時放下情緒，回到冷靜的戰略分析，就會發現：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喜不喜歡國共論壇」，而是「在當前兩岸的高風險時代，台灣是否承受得起完全沒有對話管道的風險」。

一、當制度性協商全面中斷，「能談」本身就是安全機制

目前兩岸關係的現實是殘酷而清楚的。
官方協商中斷、軍事互信不存在、危機管控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軍演、法律戰、輿論戰與高度對立的政治動員。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誤判、擦槍走火，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演變成不可逆的危機。

從國際政治的基本邏輯來看，真正危險的狀態，不是衝突本身，而是「完全沒有溝通的衝突」。因此，哪怕是非官方、非制度性的對話管道，只要是可預期、可回溯、可被觀察的，都具有實質的戰略價值。

國共論壇的功能，並不在於能談出什麼突破性成果，而在於它至少保留了三件事：
第一，北京可以清楚看見台灣內部並非單一聲音；
第二，台灣仍然保有一條非軍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
第三，在突發危機時，仍然有人能夠「說話」。
在高度緊繃的區域政治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裝置。

二、為什麼反而是「在野黨身分」最適合出面？

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是國民黨？
但恰恰相反，正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它此刻反而具備較大的操作空間。

在野黨不具備政策決定權，不涉及主權承諾，也無法對外代表國家作出正式讓步。這使得它能進行的對話，天然就被限制在「交流、溝通、觀察」的層次，而非實質談判。
在外交實務中，這種角色被稱為「第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冷戰時期，美中關係的破冰，最早也不是從白宮開始，而是來自學者、智庫、退役官員與非官方交流。
換言之，在野黨出面，反而降低了政治敏感度，提高了容錯空間。這不是漏洞，而是一種戰略設計。

三、「和戰兩手」不是投機，而是小國的基本理性

台灣公共論述中，長期存在一種危險的簡化思維：
只要談，就是軟弱；只要不談，才是堅定。

但任何熟悉戰略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成熟的戰略，從來不是單選題。
所謂「和戰兩手」，不是今天談、明天投降，也不是一邊談一邊出賣，而是：
在準備最壞情況的同時，盡力避免最壞情況；
在強化防衛的同時，保留對話空間；
在不放棄任何盟友的同時，也不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方向。
小國最忌諱的，正是一次性押注。無論是過度倚賴任何一個大國，或徹底切斷另一方的所有溝通管道，歷史都反覆證明，那不是勇敢，而是賭命。

四、為什麼反對聲音如此激烈？因為它動搖了單一敘事

國共論壇之所以引發高度情緒反彈，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破壞了一種簡化而舒服的敘事：
台灣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種道德正確；
只有一種政治立場。
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如此運作的。一個成熟社會，應該允許多重路徑的存在，並且有能力同時處理防衛、對話與風險管理。
把「對話」本身妖魔化，其實不是對中國的不信任，而是對台灣社會理性能力的不信任。

五、國共論壇不是不能談，而是「不能亂談」

當然，這並不表示國共論壇毫無底線。
它至少必須清楚遵守幾個原則：
不涉及主權承諾；
不取代民選政府職權；
過程必須透明、可被社會檢視；
不能成為任何一方的政治背書工具。
只要守住這些界線，它就不是賣台，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

結語：真正危險的，不是有人去談，而是只剩下不能談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戰爭往往不是因為談太多，而是因為最後沒有人能談。
在制度性協商中斷、區域風險升高的時代，保留一條低敏感度、非官方、可被觀察的溝通管道，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這不是顏色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
而是台灣如何在高風險環境中，為自己多保留一點空間的問題。
有些門，一旦關上，就很難再打開；
而能不能留一扇半掩的門，往往決定了未來還有沒有選擇。

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深？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約60公尺，最深處約150公尺。的確，台灣海峽過淺，本來就不適合潛艦長時間部署，但這不是海鯤號可以不用具備深潛能力的理由。

深度50公尺是什麼概念？
定置漁網大家都知道吧？定置漁網通常設置於水深約20至60公尺的沿岸海域，網具垂直架設，長可達數百公尺，依靠海底地形與等深線配置。

這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艘潛艦的有效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在水下幾乎沒有任何機動縱深。它會長時間處在：
．海底地形限制
．漁具與障礙物密集區
．反潛聲納最容易掌握的水層
．水面與海底雙重夾制的區域
換言之，問題根本不是「會不會卡到漁網」，而是這種深度，根本不具備現代潛艦應有的生存條件。如果一艘潛艦的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幾乎沒有任何水下機動縱深，不但容易受海底地形、漁具、反潛障礙物限制，也極容易被聲納與反潛手段掌握行蹤。

潛艦從來不是在台灣海峽作戰，這是多數討論最大的誤解。
既然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適合潛艦攻守部署，那中華民國海軍的潛艦戰略又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的核心任務從來就不是在台灣海峽活動，而是守護關鍵補給線。
例如：
．東部太平洋航道
．巴士海峽通道
這些才是維繫能源、物資、盟友支援的生命線。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目的正是確保來自與那國島、宮古島方向，以及雅米島、菲律賓方向的交通線安全。
海軍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戰術目標是迅速進入深水海域活動，而不是在淺水區與對手糾纏。
花東外海，才是真正的潛艦戰場。

而花東外海的水深變化有多劇烈？
花東海岸屬於陡降型大陸棚，離岸數百公尺水深即可達數十公尺，離岸約1公里水深可達百公尺以上，數公里外即迅速進入數百至上千公尺的深海區域，並直接銜接黑潮主幹道深水帶。
也就是說，潛艦一旦出港，很快就能進入具備完整戰術縱深的深水海域活動。在這樣的海域中，潛艦若沒有足夠的下潛深度，就等於主動放棄最重要的隱蔽優勢。
如果海鯤號的最大潛深不足400公尺，那未來它在這種深海環境中的戰術生存能力與隱蔽能力，勢必會受到極大限制。

再回頭看看中華民國現役潛艦。
海獅、海豹於1973年服役，屬於美國茄比級潛艦，是目前全球服役時間最久的現役潛艦之一，公開推估的安全潛深約在200至300公尺區間。
海龍、海虎於1987、1988年服役，屬於荷蘭劍龍級潛艦，最大潛航深度超過300公尺，經升級後其耐壓與性能均有所提升。

海鯤號公開資料中，預期最大潛航深度為350至420公尺。
但真正關鍵的不只最大潛航深度，還包括：
．水下自持力
．靜音能力
．電池效能
．戰鬥系統整合
．長時間潛伏能力
常規動力潛艦依賴電池與柴油機，水下續航通常為4至7天，低速巡航可延長至10天以上；若具備AIP系統可達2至3週。這些都是潛艦是否真正具備戰力的核心指標，而不只是「能不能下潛」。

所以真的不用太著急。
「台灣海峽很淺，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這句話，從戰術到戰略都站不住腳。
正因為海峽太淺，潛艦才必須在深水區作戰；正因為任務在深海，潛艦才更需要深潛能力。潛艦不是看宣傳，而是看最終測試數據與服役表現。
就讓時間來證明，海鯤號是否真正達到一艘現代潛艦該有的水準。時間，會給出答案。

此劇評兼論藝術創作與史實辯證。

一、歷史背景的再詮釋：從戲劇張力到文化隱喻

《太平年》以「納土歸宋」為核心事件，卻將時間軸從宋太宗（978年）移至宋太祖（960-976年）時期，此舉雖有戲劇衝突強化之嫌，卻意外揭露了五代十國末期至北宋初年「統一合法性」的複雜性。劇中錢弘俶（白宇 飾）與趙匡胤（朱亞文 飾）的雙雄對峙，實則是「武力征伐」與「仁政安民」的價值辯證——趙匡胤代表中原正統的「天命所歸」，錢弘俶則象徵江南文明的「以柔克剛」。這種敘事策略，將歷史事件提升至文明選擇的層次，與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隱性呼應。

二、劇情亮點：考據級的歷史肌理與戲劇化改編的平衡

1. 制度復原的細節：劇中對「納土歸宋」過程的呈現，參照了《宋史·錢俶傳》中「獻十三州、八十六縣」的記載，並細緻刻畫了吳越國「獻土」儀式中的禮器陳設（如秘色瓷、海浪紋玉佩），暗喻文化歸屬的象徵意義。

2. 人物塑造的突破：錢弘俶從「漁賬子」到君主的蛻變，被賦予「少年天真的滅國者」與「中年悲憫的獻土者」雙重弧光。劇中他目睹契丹屠城後的「血淚抉擇」，既符合史實中吳越國「保境安民」的治理邏輯，又透過戲劇強化「人性超越權力」的主題。

3. 技術賦能的沉浸感：8K攝影還原了雷峰塔青苔、汴京虹橋的木紋肌理，甚至戰場血跡的氧化層次，讓歷史「可觸可感」。這種「考古級視覺呈現」，使觀眾在審美體驗中無意識接受史實熏陶。

三、文化意義：宋代的「現代性」基因與當代啟示

1. 理學思想的視覺化：劇中錢弘俶「捨名節保百姓」的抉擇，呼應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觀。此處將抽象哲學轉譯為「以民為本」的戲劇衝突，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內化為中國政治傳統的基因。

2. 城市文明的雛形：汴京的「早市燈籠」與臨安的「絲竹畫舫」，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寫照，更隱喻市場經濟體制的文化根源。劇中錢弘俶推動的「博易務」商業改革，可視為「一帶一路」的歷史預言。

3. 和平統一的全球話語：「納土歸宋」被提升為「和合代替征伐」的東方智慧，與當今國際關係中「非零和博弈」理念形成互文。這種改編雖有「以今度古」之嫌，卻成功賦予歷史事件現代意義。

四、爭議與反思：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辯證

1. 時間錯位的雙刃劍：將「納土歸宋」置於宋太祖時期，雖強化了趙匡胤「仁君」形象，卻弱化了錢弘俶在宋太宗時期「自請獻土」的歷史主動性。此舉可能誤導觀眾對「統一過程」的認知，需透過史實補充說明。

2. 人物扁平化的風險：為凸顯戲劇衝突，劇中將趙匡胤塑造成「治國者的清醒」，略去其「杯酒釋兵權」的權謀本質。這種「去複雜化」處理，雖有利於觀眾理解，卻犧牲了歷史人物的多維性。

3. 文化符號的過度渲染：劇中大量使用「草木染」服飾與「唐風建築」，雖強化了時代質感，卻可能將「宋代審美」固化為單一圖騰。實際上，五代至北宋的藝術風格具有顯著流變性，此處的「復原」更接近創作者的審美偏好。

五、總結：一場值得讚賞的「歷史冒險」

《太平年》的價值不在於史實復刻，而在於其文化考古學野心——它將「納土歸宋」轉譯為「中華文明如何選擇和平共融」的精神圖騰。從錢弘俶的「良田不可毀」到今日「一帶一路」的共榮理念，劇中隱含的「以柔克剛」智慧，正是中國文化基因的核心密碼。儘管存在時間線爭議，但其對「大一統」內涵的現代詮釋，仍為歷史劇創作樹立了新標杆。

評論摘要：

「《太平年》：一場跨越千年的『太平』對話」
五代十國的烽火與北宋的盛世，如何鑄就今日中國的「大一統」基因？
白宇飾演的吳越王錢弘俶，面對「兵戈」與「民心」的抉擇，揭開「納土歸宋」背後的文明智慧。
8K畫面重現秘色瓷紋理、汴京虹橋盛景，歷史細節考據堪稱「穿越級」震撼！
程朱理學如何影響現代價值觀？看「以民為本」如何從古貫今。

註：史實補充

納土歸宋真實時間：978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弘俶上表獻土，吳越國滅亡。
趙匡胤與錢弘俶關係：趙匡胤逝世於976年，未親歷納土歸宋；劇中雙雄對話屬藝術虛構。
（本文評論基於《宋史》《吳越備史》及劇組公開資料，部分觀點參考學者田浩《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型》）

中國大陸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和討論。這是因為，張是僅次於習近平，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而且習還有黨、政和國際的重要工作，張甚至可能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若這樣看，則張的地位極重要，而張的落馬影響極大。是否如此？

張又俠有多重要？首先，他絕不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解放軍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在習近平推動下進行了自1949年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軍事改革。核心目標為「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致力於從「大陸軍主義」轉向聯合作戰體系，調整指揮體制，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 這麼深廣的軍事改革只有最高領導人習才能夠推動執行，當時協助習的主要是現已退休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范長龍，還輪不到張（只是中央軍委委員），現在軍事改革已接近完成，張只是蕭規曹隨而已。所以習是親自掌管軍事改革和軍事實務的，而中央軍委是其參謀和助手（「軍委管總」正是此意）。

張又俠不那麼重要，也因為中國大陸一向奉行「以黨領軍」或「黨指揮槍」的原則（始於毛澤東在1938年寫成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以黨領軍」是指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解放軍實行絕對領導的政治制度，該制度透過團級以上有黨的政治機關、各級政委制度（政委負責政治工作，與軍事主官同級）及中央軍委掌握最高軍權，確保軍隊忠誠於黨國。中共曾有短時間的黨內分裂，卻不曾出現過軍隊奪權，可見「以黨領軍」的功效。

軍中的政委，雖然名義上與軍事主官是同級，卻更受重視（這很合理，因為軍事行動本質上是達成特定政治目標的手段），譬如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革命時期的高階政委，不是軍事主官。軍事主官若能勝任政治工作，也可以轉任政委，則有更大發展空間；但張又俠在其五十多年的軍旅經歷中幾乎不曾負責政治工作，是他的弱點，因此限縮他的影響力。

張又俠落馬事件引起許多意見和討論，有些人甚至認為會延遲或加速對岸統一台灣的軍事行動。筆者的研判是，雖然張是僅次於習，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他沒有那麼重要，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不是中國極重要軍事改革的主要協助者（習是主導者），也缺少「以黨領軍」制度下的政治工作資歷。張的落馬幾乎毫不影響中國的軍事發展和政治決策。

民國52(1963)年，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塬的村民在土崖上勞作時，意外刨出了一件布滿綠鏽的銅器。起初，它被當作普通容器用來盛放糧食，後來甚至以30元人民幣賣到了廢品回收站。幸運的是，寶雞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廢品站中慧眼識珠，驚訝地發現這竟是一件造型古樸的無價之寶！經過清理研究，民國54(1965)年確認這是西周早期的青銅酒器，成為當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然而，它最驚世的價值還要等到十年後。民國64(1975)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在器物底部發現了鏽跡掩蓋下的秘密——122字的珍貴銘文。其中，赫然出現了「中國」二字！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實物證據。這件被命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也因此從鎮館之寶升華為名副其實的「鎮國之寶」。

時光倒流三千年。剛剛繼位五年的周成王姬誦，在叔父周公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為了實現父王周武王鞏固江山的遺志，他們在距離當時王都鎬京（今西安附近）三百多公里外的洛邑（今洛陽）營建新都，作為統御四方的中心。

同宗貴族「何」為了紀念父輩功業和新王的偉績，將這段歷史和周王的訓誡鐫刻在青銅尊上：武王滅商後，告祭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宅茲中國」——居住在這天下C位。我要居住在這天下的中心，由此統治民眾。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國」的意涵遠非一成不變。隨著朝代更迭，這個詞彙不斷被賦予新的生命。它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的狹義概念，逐漸衍生出更為核心的「文化中心」的含義，並成為歷代王朝宣示正統性的標誌。直到明清時期，「中國」作為國名的使用在官方文書中日益頻繁。

從《尚書》《詩經》到何尊銘文，「中國」名號源於西周已無可置疑。但其內涵，早在先秦時期就經歷了深刻的演變。最初的「中國」，主要指以新都洛邑為核心的「王畿」「京師」之地，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政治地理中心。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原本分封的諸侯國日益強大。有趣的是，這些諸侯國，無論地處中原還是邊緣（如楚、秦、燕），都開始自認或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搶著領中國籍。

因此「中國」一詞次數出現最多的概念，是指「諸夏列邦這個總體及活動的全部區域」。在秦漢以前，中國這個意涵已經擴展為列國全境的稱號。與現代民族國家明確劃界不同，當時區分「中國」與「四夷」的核心標準，並非絕對的疆界或血統，而是文化。

大家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那誰更有資格說是中國？答案是看誰有文化。好比，誰會背《詩經》《周禮》，誰就可以拿到中國身分證。

文化高的諸侯國，往往帶有一種優越感，視邊緣地帶為蠻夷，不承認外圍的諸夏國家為中國。南宋洪邁就指出，春秋初年，吳、越、楚、秦、燕等國常被視為蠻戎，不被核心諸夏完全認可。楚武王甚至曾公開說「我蠻夷也」。

先秦典籍中，不乏諸侯自稱蠻夷或指責他國為蠻夷的記載。於是，後世有些搞不清楚狀況的、或者是惡意的人，就開始翻找這些斷簡殘篇，斷章取義地說「你看它不是中國，秦朝不是中國，秦朝是外來政權，中國被外來政權統治就滅亡了」。這種講法，就是神經病發作的邏輯。

文化的高低並非絕對，因此「中國」所涵蓋的成員也非固定不變。邊緣的諸侯國隨著疆域擴展和文化提升（吸收中原禮樂文明），逐漸被接納為「諸夏」的核心成員，也逐漸成為「中國」的指涉範圍。整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地域範圍和文化圈層顯著擴大的時代。使用「中國」一詞時所流露的，是相對於「四夷」的文化自信與自豪感。齊、晉等老牌強國固然自詡為「中國」正統，但也會吐槽「你們吳、楚都是南夷好嗎？」，不過奮力提升文化的吳、楚等後起之秀最終也融入了這個文化圈。最終，「中國」成為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及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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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扯「中國」是1949年以後存在，古代無中國的、扯元清非中國的，多是無知或者別有居心的台獨人士。
以上文章摘錄自今年侯漢廷預計出版的新書《以中華之名：從文明與歷史，找回台灣人的脊梁》第一章。

西方國家，最近不與美國同步，尋求改善與北京的關係。
某些觀點就認為這會造成台灣的孤立；又或者批評，改善與北京的關係，卻沒有促成北京對於人權等議題的立場有所改變。
在2026年的現在，還存在這種幼稚的國際關係論點，非常好笑。

1949年之後，那些先後承認北京的國家，有哪一個國家是為了改變中國大陸的內部情勢，才決定與台北的國民黨政府斷交，轉移到北京政府呢？一個都沒有。

中國大陸內部的環境如何，那是北京當局自己要面對的問題，他國就算有看法、有態度、有意見，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的內政情況，更不是兩國建立關係的主要考慮。

美國近代最無能，與軍火商、大企業勾結利益最深的艾森豪總統，他在任內與北京展開接觸，雙方開始波蘭會談，這時候的大陸情況如何呢？那麼華府為何仍然要與北京接觸，因為美國有自己的利益考慮。

尼克森與季辛吉打開北京的大門之前，大陸的文革都還沒有結束咧，他們仍然去了，因為這有助讓美國的防衛前沿，推進到中蒙邊境。利益之所在，決策之所在。

從來沒有國家為了他國內部如何，就與這國家如何如何，美國在1950年代以來，藉著軍事與經濟援助，干涉中華民國內政，扶持反對國民黨勢力，又拉又打，那是為了控制台北的國民黨政府為其所有，就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

西方國家不與美國的立場完全一致，這跟孤立台灣有什麼關係，早在1971年10月那次聯大表決（2758號決議）之後，台灣就是孤立了，因為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反對北京，美國的IQ案（重要問題提案，中國的代表權需要2/3贊成才通過）未能過半，已經證明美國的主張，不具有普遍原則，許多歐洲國家只好棄權，或者躲起來不投票。

台灣的孤立，其實是兩岸分裂使然，這不能在國際社會找到辦法，但台灣可以自己營造和平空間，不能用民進黨台獨那套。

2008年到2016年，台灣與大陸關係和睦，在國際社會的現實當中，仍然不會有西方國家對中華民國提出外交承認，可是中華民國的護照，可以獲得許多的外交便利，方便國民免簽旅行，當時西方國家與北京的關係穩定，台灣仍然未能單獨以一個國家身分進入國際社會，但是台灣的狀況比今日要好太多了。

西方國家與北京改善關係，並不會損及台灣利益，台灣的利益只有在兩岸關係穩定，雙方能夠在共識下對話，才能夠存在，當台灣無視於兩岸關係的優位，天天夢想華府的白宮才是救世主，那是癡人說夢。

國際秩序並不是只有圍繞著美國的利益，就是正確的，把美國的利益當成普遍原則，這是從頭開始就是錯誤的論點。
倚美謀獨，是不會有未來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產階級相信一個近乎道德律令的公式：
努力、守規則、累積專業，人生就不至於失序。

這個公式不一定讓人富有，但足以換來穩定、尊嚴與可預期的未來。它支撐了戰後世界的教育體系、公司制度與家庭結構，也讓中產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緩衝層——不上不下，卻穩定整個系統。

然而，近十餘年來，這套公式正在失效。
不是因為人變懶了，也不是因為技術不再重要，而是因為風險的來源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中產不再主要輸給市場，而是輸給權力；不再主要輸給能力，而是輸給制度與關係。

這種轉變，對長期依賴「專業換安全」的人而言，格外殘酷。
首先是職場風險的質變。過去，一個高管被裁撤，往往意味著公司經營不善或個人績效問題；但現在，越來越多案例顯示，裁員的真正原因，與景氣關聯有限，而與權力重組高度相關。組織進入存量競爭後，清場、換血與派系調整，往往先於理性評估。
在這樣的環境裡，你可以稱職，卻未必安全；你可以無過，卻仍然出局。

其次是合夥關係的脆弱化。合夥制度原本建立在共同願景與互信之上，但當收益停滯、外部力量介入，或資源重新分配時，信任往往迅速蒸發。留下的，不是理念，而是對控制權的爭奪。
這並非人性突然墮落，而是誘因結構改變後的必然結果。當風險上升、未來不確定，理性行為會變得短視，制度漏洞會被迅速放大。

最具爭議、卻也最現實的，是婚姻風險的放大。婚姻在現代社會不只是情感結盟，更是一種法律與財務高度綁定的共同體。在高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綁定一旦解體，成本往往超出當事人事前的所有想像。
於是，許多中產開始發現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人生中最致命的打擊，往往不是來自失敗，而是來自失控。
你沒有做錯什麼，但規則換了；
你仍然努力，但賽道被改寫；
你守住專業，卻被迫參與一場從未選擇的權力遊戲。

這正是當代中產恐懼的核心——不是貧窮，而是努力與結果之間的斷裂。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並非第一次。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小資產階級、冷戰結束後的蘇聯技術官僚、九〇年代後的日本白領，都曾在結構轉換期經歷類似的失序感。不同之處在於，這一次的轉換是全球性的，沒有明確的「避風港」。

因此，生存策略也必須隨之轉型。
第一，降低槓桿。不把人生壓在單一職位、單一制度或單一關係上。槓桿在繁榮期看似聰明，在動盪期往往致命。
第二，分散現金流與身分。多重收入不只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在某一條路斷裂時，仍能保有行動空間。
第三，謹慎對待不可逆承諾。合夥、投資、婚姻，都應在情感與理想之外，誠實計算最壞情境的退出成本。這不是冷酷，而是對現實的尊重。

中產階級並未消失，但它已不再自動安全。今天的中產，更像是在風浪中維持平衡的技術船員，而不是搭乘穩定航線的乘客。
能意識到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遲來卻必要的清醒。

後記｜我的位置

寫下這些，並不是站在高處評論別人的命運，而是誠實地記錄自己所處的年代與位置。我這一代人，曾經相信專業、相信制度、也相信努力可以換來長期穩定。直到近幾年，看見身邊許多能力不差的人，在人事鬥爭、制度變動、疾病與家庭破裂中接連倒下，才逐漸明白：這不是個別失誤，而是結構轉向的徵象。

沒有婚姻與子女，讓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低槓桿，也相對安全；同時，也讓情感與責任更集中地落在自己身上。這不是優越，也不是缺陷，只是一種選擇後的現實。
我不期待奇蹟，也不幻想回到舊時代。能做的，只有把步伐放穩，維持健康，保留彈性，在制度尚未塵埃落定之前，盡量不讓自己成為被犧牲的那一個。

這篇文字，既不是控訴，也不是勸世，只是一個中產世代的紀錄。
在變動的年代裡，清醒本身，或許已經是一種不小的幸運。

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