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書被封。據說今年在台灣就增加了1百萬的用戶，筆者也是在今年夏天才開始玩，而且並不常用。小紅書，這個媒體平台表現出的自信超過了抖音，因為它連海外版都沒有，可以說完全對全世界開放。這幾個月偶爾刷的結果，感覺主要是以文化、電影、旅遊、影劇等等內容為主，在政治性上遠比抖音要低。

那為什麼綠色政府還是要把這個給封了？前天在歷史哥的節目，筆者給的答案：恐懼。因為對岸已經敢用自己的軟實力來接觸全世界，相反的過去以自己軟實力為榮的台灣，卻已經被遠遠拋到後面去了，這讓綠色人無法接受。

這些人的悲哀就在於：發現自己不如人，不是去改進，而是乾脆與世界隔離。

據說理由是小紅書上有詐騙。台灣現在一年的詐騙金額已經超過80億台幣，實際上可能更多因為許多人根本沒報案。而小紅書不過2億多，實際上各種詐騙案件最多的是臉書，佔了3分之2以上，為什麼沒人敢去動呢？這個大家就心照不宣了。另外，手機App的Line，也是詐騙重災區，相信很多朋友都遭受過類似的狀況，何時看過政府出來處理？

這個時代把媒體平台給封鎖，其實就跟1980年代把一間報社關掉是一樣的。民進黨所標榜的百分百言論自由，恐怕他們自己都已經忘記了？或者從來就是個謊言？

小紅書在台灣的用戶，絕大部分都是3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所以，民進黨這樣做，可能沒有考慮到這個風險：等於向台灣的青年族群宣戰。上一次選舉大量的青年票已經跑到白色，這些人到底還有什麼自信8年級以後的一定會投給他們呢？在下次選舉我們就可以驗證一下。

荒謬的年代，我們什麼現象都會看見。

我使用小紅書超過三年，一直覺得這裡是兩岸和諧得不可思議的地方。其他的網絡平台，比如微博，動輒充滿了謾罵了戾氣，在小紅書上則到處都是兩岸網友互相分享真實的生活樂趣，與政治絲毫無關。

即便是現在民進黨禁封了小紅書，大陸人也沒有謾罵民進黨，而只是關心台灣朋友的心情，分享「翻墻」的攻略，依然看不到戾氣。這麼充滿人情味的場景，就是民進黨所害怕的：「你們都沒有情緒，我怎麼操控政治炒作啊！」

民進黨再也沒有一絲絲的資格批評大陸的民主自由，他們自己就是最短視最專制的。沒關係，反正台灣下載VPN是自由的，民進黨禁得了網絡，禁不了人心。這裡有最有用的各種生活攻略，以及真實友善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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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這個當局在想什麼鬼點子，什麼不禁，竟然去禁小紅書？經由學生推薦，我買個VPN就立馬回來了，註冊、繳費到連線，前後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但，正就是這三分鐘，讓我對你心灰意冷到極點，你說這裡詐騙多，但我怎麼至今沒有被騙，反而在臉書，我竟然已經幾度網購買精裝書卻收到影印書？

你說這裡充滿著危險，我卻在這裡感受到來自人的溫暖與關懷，我在這裡看見的知識訊息量有如宇宙大爆炸，但我在臉書常看見充滿偏見與對立的訊息。

我無意做比較，但我不得不說，你的作風很反智。世間始終最禁不住的就是人心，當我們都要突破城牆才能看見世界的樣子，其實兩岸已經實質統一了。

你讓我喜歡的社會變成笑話，然而，小紅書中卻沒人笑話這件事，我只看見很多人在幫忙想辦法。你活成自己最討厭的樣子，這是我沒有辦法幫你的事。

1. 台灣公共衛生建設歷史沿革的一個重要概括，特別強調了戰後國民政府建立專業衛生體系所帶來的顯著成果，例如根除瘧疾。

這段文字總結了幾個關鍵歷史事實：
日據時代的體制：公共衛生業務當時由警察體系兼管，被認為效率不高。
戰後體制的建立：1949年後，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化、專業化的「一條龍」衛生行政體系，包括省衛生處、縣市衛生院/局、鄉鎮衛生所。
重大成就：光復後二十年內成功根除瘧疾，並獲得聯合國認證。

2. 日據時代下水道並沒普及

日據時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為了改善環境衛生和預防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由英籍技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等人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水道，包含自來水與部分排水設施。然而，這些建設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都市，如台北、基隆、高雄等，且普及率相對較低。到1930年左右，下水道（含雨水與污水）的普及率才接近百分之十。

兩蔣時期及其後：戰後，尤其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都市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才逐漸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內政部營建署（現為國土管理署）自民國81年（1992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這時期的建設規模和普及速度遠超過日據時代，儘管過程緩慢且需投入龐大經費，但至近年普及率已顯著提升。

總結來說，日據時代奠定了現代水道建設的基礎，但下水道真正開始大規模普及則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人口增加，以及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的兩蔣時代後期及解嚴後時期。

3. 大陸地區基本上並不落後，同時有中醫跟西醫

西醫的傳入：西方醫學傳教士在中國設立醫院和醫學堂，培養了一批本地醫護人員，並逐漸展示了西醫在手術和治療傳染病方面的優勢。

檢疫制度的建立：瘟疫流行（如 1873 年的霍亂和 1894 年的鼠疫）促使清政府在海關和口岸開始引入檢疫、隔離、清潔和消毒等現代防疫措施。

官方醫療和公衛體系的建立：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立北洋海軍時，開始配套建設西醫學堂和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出現。

標誌性事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並成功控制疫情，這不僅展示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也推動了公共衛生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

為什麼公知都相信美國是「善霸」？（有良心的公知，也不好否認美國是一「霸」。）因為美國的政策，是符合公知的根本需求的，那就是「言論自由」。因為公知與普通人不同，他們是靠講話吃飯的。不能暢所欲言，那就是要了他們的命。

美國為什麼鼓吹言論自由而中國為什麼限制呢？因為美國政權的由來與維護，就靠強大的言論場。而中國政權的由來與維護，則基本靠一些與民生有關的實事。這二者有衝突嗎？有的。

當你有一個言論自由的大環境背景，做事情就首先注重利益均衡分配，因此就千難萬難。看看美國今天的基建與製造業，可思過半矣！但美西方早年為什麼不受此限？那是因為地廣人稀（美國），且有帝國主義的紅利（西方）。而且，美西方都是在剝削完成之後，才建立起人權的壁壘（用言論自由來建立），於是堵死別的國家仿效美西方的「剝削」式的發展之路。美國對外要主張人權外交，基本思路如此。

公知們不懂嗎？有些傻公知確實不懂（像龍應台），但像王志安這麼聰明，怎麼可能不知道？但對公知來說，這個不重要，言論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義無反顧地支持美西方。對他們來說，言論自由就是「善」，所以美國是善霸。那怕這個「善」在實質上是堵死別人的進步與發展，但不管。誰會為還沒有的東西（尚未開發出來的繁榮）叫屈呢？不會，也不可能。但對眼前的「不公」叫屈，則太容易了。這就是公知自以為正義的地方。將自己的利益與「正義」結合，分不清是為了正義還是利益，真是可悲！不是公知可悲，而是人性的可悲！

可悲，是以悲憫心看待世界的意思，不同於公知以批判心看待世界。（很多愛國黨也是以批判心看世界，我以為也是錯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批判之外，要有悲憫。更何況真正的批判，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畫腳地批評，而是「斟酌衡定」的意思。這是牟宗三說的。

晨起閱報看到清潔隊員因熱心，將資源回收僅值32元的電鍋轉贈拾荒老婦，卻遭判刑，後續更可能因此遭免職而損失退休金；同日報導中油天然氣接收站工程爆發採購浮報百億弊案，據說有政治人物介入。

兩案當然不能直接比較，一案一審判決，另一案則有可能是冤枉的；不過，想到曾經有政治人物在高鐵上遺失300萬現金引發貪汙行賄爭議，卻全身而退，更有前國家領導人雖是貪汙弊案纏身，則依舊悠遊法外指點江山，就感到小民百姓的遭遇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想到《莊子》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意思是說，偷腰帶帶鉤的人要被誅殺，但篡國奪權的人反而能成為諸侯。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意思說白了就是，越是出大事越沒事，越是出小事越有事；但這話的重點並不在嘲諷，其核心意義在於，因為制度與權力的不對等，使得罪行的判斷並非取決於行為本身，而是取決於身份與利益結構。

或有曰，現代社會法律制度講究人人平等，小民百姓當然也是保護對象，遠非戰國時代可比，但現在跟戰國時期這2500年的距離真有那麼遠嗎？越是出大事越沒事，越是出小事越有事的底層邏輯在於：

首先，案件定罪的證據門檻有別；小案往往從人、事、時、地、物到證據都清楚分明，容易獲得；而大案則往往籠罩著層層迷霧，需從金流、帳務、標案規劃、關係人、會議紀錄、口供等等層面切入，要穿透披著諸如合約、變更設計、程序文件等合法外衣，或是不合法的洩密、密室協商等層層的阻攔中找出決策脈絡或弊病，很難定罪。

其次，小案案情單純，也經常是個別的小民百姓所犯，罪責分明，無從推諉；而大規模的貪汙，或大型工程弊案則常常牽涉廣泛，集體決策，個人責任被稀釋，同時也可能出現「你簽我核、我核你辦」的分工，讓究責更難。

再者，因為權力與資源的不對等，小偷小摸的小案被抓到也就被抓到了，一翻兩瞪眼，沒啥可說；大案則可能出現律師團的動員，媒體的操作，政治力的影響，人脈網絡的掩護等等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外人根本難窺其豹，真相都模糊不清，更談不上破案了。

換句話說，有罪無罪先不談，光是制度與現實因素的存在就會讓一些大案不容易有結果。
更何況，大人物權力在手，即便貪腐，也往往因為與立法、監察與司法體系有連結而獲得保護，或是因利益牽動太廣，反而形成大到不能倒，或是不便查、不敢查的困境；小人物則一抓一個準。

再回到32元回收電鍋的案子來。
法律當然要守，但在小額、無獲利動機，或具明顯善意的情境中，司法體系更應善用比例原則做出裁量。
畢竟，執法不是只為了遵循法條規定，而是為了完成正義。

不止牟宗三，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老一輩學人，基本都是反共的。他們為什麼反共？胡適，很明顯，他主張英美式的民主，與親俄的中共水火不容。牟宗三，明顯是反對胡適的，但他也反共。但所謂新儒家學人，未必全都反共，如梁漱溟，牟的老師熊十力等，都不反共。那麼，牟（以及唐、錢、徐等）為什麼反共？

一九四九年前後，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際的選擇，真是一門大學問。政治上左、右派（或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英美與蘇聯）不同陣營，選擇自然很明顯。但作為中間派，比如新儒家，自我定位並不在這左右兩邊上，那麼他們是如何選擇的？就很值得探究。

熊、梁自有其對共產黨的判斷，姑不論。錢穆反共，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以俄為師；從思想到制度，完全跟從蘇聯的那一套。錢也反胡適，對英美無好感，但至少這個環境中還有自由，可以不崇美。（相對的，在共黨之下，則無不崇俄的自由。）牟先生呢？除了可能與錢同樣的原因之外，還有來自哲學上的認識。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說過，共產黨以階級性取代普遍的人性，這是最不能接受的。錢、牟都不會反對此說。但牟先生更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平等之名鼓動人性中「見不得別人好」的劣根性（這裡的人性當然不是嚴格意義的），形成了作為綱領性質的「階級鬥爭」觀念，且不斷突出、強化，這點是牟最反感的，也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意底牢結」（ideology）之魔性最核心的特徵。

歷史已經為他們的選擇作出了裁判。錢、牟、唐等人的見識與選擇，比起梁、熊、陳（寅恪），顯然是正確的多。但若回到當初，他們誰也不會料到，之後在中國大陸會上演如此的戲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發揮到極致，其所顯現的恐怖效應，使得牟先生等人的反共如同先知一般，成了能「預見未來」的睿智。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其絕對極左信仰下的賣力演出，印證了唐、牟、錢等海外新儒家反對「階級鬥爭」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

以上所要強調的是，牟宗三等人的反共，關鍵並不在於中共民主與否，而在於中共尊奉的馬列主義中的階級畫分，尤其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事實上，牟先生在上課或演講中，雖也同情那些在大陸上被批鬥的文化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師友），但也不忘嘲諷他們當年受中共之迷惑，熱中於「民主」，為之搖旗吶喊，結果是自取其辱。牟在大陸時期（49年之前）就反對共黨「新民主主義」，認為區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極其荒謬的。他認為他的一些師友們居然看不明此點，以致受了中共的蠱惑，結果就是上了大當；無怪乎會遭到毛的羞辱。換言之，牟認為，那些心中只有民主而不能肯定人性之普遍性與文化之獨特性的人，雖貴為大學教授，但都是見識太差，沒有真學問。

牟當然不反對民主，但他既反毛，也反對提倡民主最力的胡適。在牟看來，毛的民主在於虛偽，因為民主與階級性根本不相容。胡的民主則在於無根，因為胡的民主要抹去人性中的文化之體，一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牟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自由」，認為民主要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去開展而出，才能立於有文化之根的人性之上。

以上所說十分粗略，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大體不差即可。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牟之反共，並不在於共產黨之不民主，而在於共產黨之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何以說牟並不在乎民主與否？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一樣是不民主的。所以，以民主為由而反共者，在台灣或海外，一樣會對國民黨蔣氏政權表示異見；如胡適、雷震等。即與牟學術路線較為接近的張君勱，因為對蔣之獨裁懷有不滿，而終身未到台灣。同樣對蔣之獨裁不滿並一度與牟為同調的學者勞思光，在離開台灣之後，亦不再親蒞此土，直到解嚴之後。而牟的好友徐復觀先生，多有文章批評蔣之不民主，而牟則無。如果牟與張、勞一樣在乎民主與否，則他大可以留在香港，而不必回到台灣。而在事實上，牟不但常住台灣，並曾受國民黨之邀而在其機關內演講。且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後，牟氏亦未對蔣在台之「不民主」有所批評，即便只是在口頭上的；且牟氏晚年，亦未曾對台灣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撰文表示支持（可與勞思光、余英時作對比），一如他在大陸時期十分冷靜地看待時髦學者對民主的熱捧。可見在牟氏心中，民主與否，根本不是他評價一個政權的核心關懷。

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牟先生反共不假，但他反共是在反什麼？主要是在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

曾與朋友討論，如果牟先生今天健在，他還會反共嗎？牟先生在世之時，大陸已改革開放，鄧小平明確宣佈不再提「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此時牟先生仍然是反共的，即便大陸邀請，他仍拒絕赴陸。而此時之大陸，雖然沒有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但仍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可見「階級畫分」仍然根深柢固。之後又有八九年的民運，一度有開倒車的跡象。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而此時距離牟先生之離世，只有三年的時間。

直到牟先生去世五年之後，公元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以工農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為一個全民政黨。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了中共黨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此時距牟先生逝世已將近十年了。

以事實而論，今天的中國大陸，「階級鬥爭」確實已從各級政府的文件中與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消失了。現實上，也看不到制度性的階級區分與差別待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已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了。國家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皆與牟先生在世時不可同日而語。想想牟先生當年對國民黨政權的接受程度，再對照今日的共黨政權，您覺得牟先生還會反共嗎？

牟先生的一些香港弟子（可以李瑞全教授為代表），一直以「牟先生反共」為名，認為《鵝湖月刊》應該反共。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極其荒謬的，不像是一個哲學學者所應有的見識。牟先生反共，是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反嗎？是反共黨之名，還是反共黨之實？是反馬克斯思想中的不合理的部分，還是凡馬克斯思想都要反？若說牟先生支持民主，那請問牟先生為何不支持胡適？而今天香港民主派與台灣民進黨所謂的民主，是接近胡適的民主呢？還是接近牟先生「開出說」的民主？作為一個自詡為牟氏弟子的人，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能區分，我認為他是沒有資格講述牟先生之學問的。

最為可笑的是，牟先生因為反共，終身拒絕進入大陸。而牟氏的反共弟子們，則毫不避諱地到大陸接受學校黨委書紀的招待，公款旅遊吃喝，然後大言要繼承牟氏的反共。與牟先生言行如一相對照，簡直是不知羞恥為何物。有弟子後學若此，牟門群英真該鳴鼓而攻之。